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6、人猴之间

　　卢晓蓉

　　偶然翻看《汉语成语词典》，查“杀鸡儆猴”这个成语的含义，上面没作具体解释，只是引用了《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的一段文字作了间接说明：“俗话说得好，叫做‘杀鸡骇猴’，拿鸡子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但凡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或被儆戒过的猴，对此类意思，想必都有切身体验。

　　40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在火车上摇摇晃晃硬坐了两天两夜之后，来到了河北地界。这时，广播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吼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就跟着毛主席，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还配合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乐曲，似乎有大事要发生。接着就听见播音员郑重宣布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通知，勒令车上的“黑五类”分子及其“狗崽子”必须在火车进入北京城之前下车，以保障首都的纯洁安全。

　　不一会儿，只见十来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推搡着一个被揪出来的女人，从另一节车厢挤进了我所在的车厢。女人约莫四十来岁，原先的短发被剪成了阴阳头，身上的衣服也被扯烂。幸好是深秋天气，里面的衣衫尚未撕破，还能蔽体。脖子上挂着一个箱子，记不得是皮的还是纸的，里面装满了乱七八糟的物品，还有女人的内衣什么的。押解女人的红卫兵用话筒向旅客们喊话，说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却想蒙混过关，现在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这就是隐瞒成分不滚蛋者的下场。还说她箱子里竟藏有罐头，这不是地主过的日子是什么！那女人举止斯文，像个知识分子。此时苍白着脸，低垂着头，在车厢里跌跌撞撞地前行。

　　红卫兵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落实“勒令”而“杀鸡给猴看”。围观的群众有的兴奋莫名，有的推波助澜，有的害怕，有的漠然，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那是1966年10月，我受所在社办茶场知青们的委托，到北京上访。

　　尽管此后我还在各种不同场合见过这样的场面，有的甚至更吓人，但这一次的印象却特别深刻，几乎成了我对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记忆，原因在于我当时就是一只隐藏在旅客中观看杀“鸡”的“猴”。我所在的位于大巴山深处的社办林、茶场……主要就是用来安置那些被重庆市各级学校不予录取的“黑五类”分子子女的，尽管这样的“分子”绝大多数的帽子都是错戴的，但当时离平反昭雪还有一段天涯路。社办场兴建于1964年。两年后“文革”爆发。我们以为有了机会申诉我们所遭遇的不公，于是满怀希望想去北京讨个说法。没想到刚上路就遭遇了上面那一幕。我躲藏在围观的人群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忐忑不安。在前面临近的车站下车吧，知青们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回去如何交代；继续待下去吧，又担心露出猴子“尾巴”，步那位地主子女的后尘。虽然我最后还是成功隐瞒身份，混在旅客中到达了目的地……但第一次近距离亲临杀“鸡”现场的恐惧、矛盾和无奈，从此便像紧箍咒似的……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开局既然如此不利，上访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又过了两年，社办林、茶场受到“文革”洪流的冲击而自动瓦解。我们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回城的机会，而是和其他大批新知青一样，被安排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地处偏远山乡的农民对我们的身份比较陌生，最普遍的认识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所以，我们不仅享有和贫下中农一样的劳动工分，一样的粮食分配……一样可以参加“早请示，晚汇报”，队里有些称斤记账又轻松的活路，还常常让我们去做，因为我们“有文化，而且信得过”。这样的平等待遇，不仅对于农村的“分子”及其子女来说是非分之想，就是对于上学时期的我们来说，也属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白日梦。那时的界限是分得很清的：上课，出身好的坐前边，我们坐后边；老师开“小灶”，他们在里边，我们在外边；考试，他们开卷，我们闭卷；毕业，他们上大学，我们下农村。故此，插队落户的日子虽苦，我们却如释重负。

　　不料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队长的老婆突然凑到我耳朵跟前问我：“你们城里的资本家和我们农村的地主有什么不同？”我一时语塞，继而脸红得像猴子P股。看来她已听到了我祖父是资本家的传闻，毕竟我的履历表总是这样填写的……面对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要回答这个社会发展史学上的问题本来就很难……加上我祖父并非资本家，他自己没钱，只不过是利用社会集资为社会做了许多事情，即使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钦定的标准，他也绝对戴不上“资本家”这顶帽子。可是这样去对她解释，只会越搅越乱，落得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下场。她见我面有难色，口张不开，就岔开了话题，不再追问。我却从此心里明白：“紧箍咒”还在头上悬着哪，尾巴还得夹紧才是。

　　我们队里有两户地主一户富农――严格说来是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子女――因为当家的早都死了，由老婆和子女继承他们的剥削阶级成分，这样生产队也就有了儆猴的“鸡”。但因为我们的队长比较务实，向来认为“多生产点粮食比开那些莫名堂的会强”，所以这些“鸡”只是关在“笼子”里，没有试过“刀”。但是邻近那些没有“鸡”的生产队，却要到我们生产队来借。队长老实，不敢不借。三户“分子”中，有一家是独子，还当过几天乡村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扫地出门，回乡务农，但“臭老九”的眼镜还始终架在鼻梁上；另一家是独女，三十多岁了还没出嫁，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却招不来女婿上门。队长显然想给他们留一点面子，所以每次出借的任务就必然地落到了张姓地主家。张姓地主早死，其老婆带着三个儿子住在生产队边上一座破房子里。当时大儿子已经四十多岁，没讨到老婆。小儿子不到二十岁，也是单身。唯有二儿子结了婚，老婆却有些智力残障。三个儿子平时只知道埋头干活，从不敢乱说乱动，连农民习以为常的打情骂俏，他们也绝不敢沾边。即使如此，也难逃当“鸡”的命运。而每次出借的往往都是张家的大儿子，因为二儿子有老婆、有孩子；小儿子还有希望讨媳妇，不能破相。对此，队长心中自知不公，所以每次出借之前，他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儿子：在批斗会上放“老实点”，“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不伤皮肉，骂几声算不了什么。大儿子也总是顺从地点头唯唯。尽管这样，他还是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回来。队长见状只能叹气。我虽然对他也动过恻隐之心，但不敢说出口，有时还暗自庆幸自己当“猴”总比当“鸡”强。

　　以我当时的见地，参加镇上的公判大会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在我看来，公判对象都是以身试法，罪有应得。于是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参加公判大会有一种向往，似乎只有在那种时候，自己才能晋升为猴王，摇身一变进入做人的境界。有一次，镇上召开公判大会，我自然没有缺席。其中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犯的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路线罪。他把关乎上千万知识青年命运的那块语录牌从墙上摘下来，放到了我们平时赶场的马路边，还将一封用红笔写的信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面。信中竟敢公开对抗最高指示，竭力动员我们尽快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去……不要再在农村搅扰农民安宁。有此明显物证，公安局很快就破了案。据说罪犯原本就在押，最近才越狱外逃。过去犯的什么罪不清楚，单凭现在这宗罪，就足以再判他20年徒刑。未等台上的宣判完毕，台下的群众已经义愤填膺，声讨的口号此起彼伏：“×××，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读‘qie’音，当地方言‘吃’的意思）”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声音。此时只见一个农村青年急步跨上宣判台，使足全身的力气，当胸就给罪犯一拳，鲜血顿时从他的口鼻处流了出来。这一拳无疑又把我打回了猴的原形。本来嘛，“杀”这样的“鸡”，不正是给我这样的“猴”看的么！

　　“鸡”被杀了仍然是鸡，可“猴”被骇得丢了魂，还能算猴吗？

　　作者简介

　　卢晓蓉，女，1946年生，重庆人。1965年高中毕业下乡，历时13载。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经济专业。1982年本科毕业，先在大学任教，后来“下海。”

　　……参与多家企业的创办并担负高层管理工作。现任香港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副研究员。香港作家协会永久会员。著述甚丰，其中《青春有价》获得冰心文学奖散文大奖；《香港的速度》获得《中华散文》和《人民日报》（海外版）

　　征文三等奖；《母亲的搬家生涯》获得2003年冰心文学奖。已出版散文集《水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