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7、刻骨铭心的岁月

　　唐思齐

　　人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多如过眼云烟般忘却了，消失了，唯有知青岁月的情景，四十多年了，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那么刻骨铭心。

　　糊里糊涂下了乡

　　我是在姑妈家长大的。1954年到我姑妈家时，姑父还在关押之中。姑父在读书时集体加入国民党，1950年就被逮捕，罪名是军统特务，被关押了七个月之后，无罪释放。后来成为西南贸易部的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姑父遇见川大同学×××。这位先生在校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曾经追求过才貌双全的姑妈。姑父遇见他时，他是西南贸易部人事处处长。为了公报私仇，他利用手中权力，篡改姑父的档案，诬告姑父在川大时，受国民党指派监视共产党进步学生。姑父于是再次被捕入狱。这一去就被关押了五年多，直到他去世，这个问题都没得到澄清。

　　我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1959年因莫须有的罪名（20世纪40年代报考了公费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1957年他发表同情“右派”言论）被关押。姑妈的长女，表姐唐小宁从小与我生活在一起，情同亲姐妹。1964年8月就读于姑妈任教的重庆市第一中学，品学兼优的表姐唐小宁因姑父所谓的历史问题考不上高中，经历了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后，她毅然决定去了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的柏桠寺林场。

　　1965年7月，我初中毕业，也尝到了落榜的滋味：绝望、黯然无光，经历着天地之大无处容身的日子。班主任曾万伦老师一直盯住我和同学谢于坤（谢的父母1949年去台湾时，她才几个月大，她也和我一样跟着自己的姑妈长大）三番五次动员我俩下乡。我俩的父辈同属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不下乡谁下乡？留在城里找工作也无望，加之表姐唐小宁已经在通江农村，到她那里姊妹之间也许可以相互关照。这样，我懵懵懂懂，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了通江柏桠寺林场。

　　来到林场，才知表姐信中描写通江林场如何美好，统统是怕姑妈担心而编造的谎言，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我是最后一个去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此前已来了两批知青，加上我共有45人。我们中绝大多数成分都不好。在阶级斗争被“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那个时代，成分不好的人在中国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不会大有作为的。林场另外还有三户本地农民。所谓林场其实就跟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差不多。知青跟农民一样，每天扛锄头出工、开荒、种粮食、记工分（一个劳动日几分钱）国家第一年给知青发基本生活费，一年后就不再管了。

　　林场是伙食团集体开伙，红苕从地里挖回来，一开始是吃挖烂了的。整天吃红苕胃里直冒酸水，一直到红苕吃完都有一股烂苕味。另外就是老包谷籽，头天晚上就掺水煮，第二天煮开花了，放些油、盐，每人分得到一碗。老包谷籽连皮嚼把牙都嚼软了，太阳筋嚼得绷起、发痛。晚上深夜还要点马灯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下雨天“扎雨班”，可以打打乒乓球。但夜深人静时常听到有人哭啼喊妈妈，要回家，那凄凉无助的声音伴随着一天的劳累渐渐变小、消失而进入梦乡。当时林场的生活非常清苦，我们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缺油少肉，不少女生月经紊乱……痛经，男生大多瘦骨嶙峋。

　　当时农村非常贫苦，照明的煤油、食用的盐巴都买不起。冬天晚上睡觉烧火取暖……并借用火光纳鞋底、宰猪草……不但用钱紧张，分的粮食也不够吃，除了过年能吃上一两顿白米饭，一年到头顿顿是红苕、洋芋和缺油少盐的南瓜、萝卜充饥……既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长身体，知青的饭量都大得惊人，吃不饱饭而饥饿、心慌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柔弱的生命

　　农村缺医少药，贫困落后，就在我下乡的生产队，贫困和疾病几年时间里就夺去了好几个年轻人甚至小孩的性命。我们同院子周钦先的三儿子才六七岁，大家都叫他宁娃，他刚满月母亲就死了，是吃百家奶、米羹羹喂养大的。他长得十分乖巧，说话声音悦耳，见我们挖洋芋，就跑来指点道：“姑姑，把碗豆大的洋芋留下来推粉。”我们挖了红苕背回家，他又跑来说：“姑姑，把好红苕放进苕窖，先吃挖烂了的。”那口气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在给我们提供生活经验，稚嫩的语调里居然透露出盘算生活的老成，逗得我们发笑，大家都喜欢他。没想到一次他摔跤后，肚子上划了一条大口，一直未愈合，我给他打过几次针、送过药，总不见好转。他天天睡在火坑旁边大板凳上，没钱上医院医治。

　　“文革”武斗期间，我回重庆探亲去了，但心里一直挂念着那可爱小家伙，在重庆梦里还梦到他已经好了，活蹦乱跳地在院坝里玩耍。一个多月后我回到下打磨溪，迫不及待地问：“宁娃呢？”“死了。”“怎么死了？”周钦先说：“后来没钱打针，伤口感染了，肚子里长蛆呢……”听后，我难受得哭出声来。宁娃到这个世界才短短的几年，一个小小的外伤居然要了他的性命。

　　宁娃去世一年，周钦先又结婚了。又隔了一年，一天清早，周钦先突然急匆匆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找我（我已是公社卫生院的一名医生了）说妻子预产期已到，肚子痛了三天，都没生下来。当时农民生小孩除非遇到难产，迫不得已才请医生的。我检查了她的胎位，诊断她怀的是双胞胎。周妻个子小，又是初产妇，我再三叮嘱周钦先必须马上抬到医院做手术，这样才能确保母子安全。

　　几天后我看见周钦先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地在公社办事，我急忙问他：“是不是双胞胎？母子还好吗？”他声泪俱下地给我述说在区医院发生的事情：“当天我们抬到区医院已下午五时了，×医生检查后也说是双胞胎，并说晚上八点动手术……谁知晚上区上放电影《红楼梦》，医生又说看完电影动手术。电影结束后已十一点多了，医生改口说现在太迟了，干脆明天上午八时做手术……我在旁还说：‘医生，她痛得很厉害哪，她不只下腹疼痛，上腹部也疼痛，像有东西钻顶心口……她能不能熬到明天上午啊？’……”

　　周妻又剧烈地疼痛了两个多小时，大汗淋漓，辗转不安，犹如五内俱焚，痛哭流涕地大声惨叫，脸部表情变得扭曲、可怕。凌晨二时痛死在区医院，嘴巴、鼻孔爬出若干条蛔虫，让人心惊胆战……单一的蛔虫钻胆，痛起来都让人死去活来。

　　万箭穿心，何况是快分娩的初产妇！三条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见死不救、缺乏职业道德的医生手中！

　　张成金是盐井公社大梁层大地主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就像“五朵金花”演员杨丽坤一样，弯弯的眉毛下面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光彩照人。丈夫艾春华原是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接班人。他俩的婚事公社是坚决反对，千方百计刁难、阻止，施加压力，艾春华不顾撤职处分，仍然一往情深、坚定不移地要同张成金结婚，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家喻户晓。张成金暗自高兴，以为今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1967年结婚（张成金才17岁）婚后，艾春华也贬成了农民。

　　大巴山封建贫困、重男轻女，媳妇清早起来就像机器开动了一样，一整天都不停地转：地里、家里、猪、小孩……夜深人静才能入睡，吃的是残汤剩饭……张成金生了第三个小孩后，在月子里感冒了，咳嗽不止，婆婆偏要认为她患的“月假痨”，强迫她喝药酒，结果咳嗽加剧，痰中带血，白天仍得干活，晚上照顾婴儿……艾春华对她也不关心体贴，没钱上医院检查、治疗，偶尔吃几副中药。由于长期劳累，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肺部感染扩散，几个月后诊断为肺结核。去世前已骨瘦如柴，面如死灰，双颊深陷，与病前判若两人，一双无神无光的大眼睛……更显凄凉悲切，美丽的花朵来到人间没得到应有的珍惜、呵护，26岁就早早凋谢了。

　　那些年头，莫说山里的农民，连我们知青的命也不值钱。1968年夏天，我公社知青汪家福因涨大水过河淹死。1969年7月，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孙京郑又病故。孙京郑1964年初中毕业。他父亲在新疆劳改，家中有母亲和妹妹，家庭比较困难，1965年5月就到了通江。他喜欢唱歌，也唱得很好。他患有风湿心脏病，有次下河游泳，刚下水全身发抖，四肢僵硬，是几个男知青揉、推、捏，用了30分钟，才将他身体及四肢恢复正常。临死前一天在高家梁知青家，大家都对回重庆感到渺茫，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我清楚记得他说过：“我就不信到了50岁还回不成重庆……”――他对回重庆的渴望，最终望穿秋水也没等到。当时我还在想：“50岁才能回重庆，我都成了老太婆，太遥远了……”第二天，就听到赶场知青讲孙京郑死了，估计是心肌梗死发作，无钱医治！

　　现在我才想起，他当年怎么不办病残呢？心脏病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根本不能干重体力活啊！汪、孙两位的坟都在我们生产队，我们出工路过时常常看到他们的坟墓，心头总是感慨万千。他们都那样年轻，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却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木，被无情的狂风给吹断了。写到这里，联想起我家去世的亲人……脆弱的生命可以随时消失，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存在的。

　　然而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贫困恶劣，大巴山的农民都安于现状，从不抱怨。当时一年每人供应六尺布票，能穿一件粗布衣裳就很不错了。人们的衣裤都是补丁重补丁，邻居们见到我和小宁姐穿了一件灯芯绒衣服，个个都来摸摸，表情里透露出惊讶、羡慕：“娘哇！她们穿的是灯芯绒，我这辈子能穿上一件灯芯绒衣服，死了眼睛闭得梆紧……”意为穿件灯芯绒，死了都情愿。中国农民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好农民啊！他们承受苦难的韧性和逆来顺受的善良本性，宽容了解放后国家政策的失误带给他们的种种灾难。

　　田明惠发疯

　　1966年，我们林场周围的田地生产的粮食不够吃了，公社在五大队给我们划拨了几座山，在山间平坦地带搭建了一座约六十平方米的草房，将树木砍成三四米长……一根根捆成排，搭平整，上面铺满了稻草当做床，搭了两层，并在外面搭了简易厨房和厕所，上层是男寝室，下层是女寝室，没有门，就像餐风宿露一样。由汪家福、秦宗碧带队，一共去了15个人。

　　天刚鱼肚白就吃早饭开工了，每人手上拿一把弯刀，从山下往山上砍，杂草、杂刺、小树、大树，统统砍掉。有的刺一长串，砍起来很不利索，常常将手、脸。

　　脚划一道道血痕，甚至鲜血长流，不擦药也不感染。每天收工后人就像散了架一样，全身疼痛，真想美美地睡几天，第二天天泛白又精力充沛地迎接战斗。大家都这样任劳任怨地生活着，虽然劳累、艰苦，环境条件恶劣，感觉却充实愉快。

　　砍完一座山后，将山之间连接交界处砍净，用土隔开，以防烧山时，引燃另一座山林。然后将树棒堆起、交叉起，点火烧，只见整个山上烈火熊熊，红光映照，浓烟滚滚，大家的心情莫名的兴奋，好像打胜仗一般，欢呼、跳跃……烧尽后还得检查一下有无火星，会不会死灰复燃。与周围绿葱葱、生机蓬勃的山脉相比，这座山成了一片黑沉沉焦土，一幅焦头烂额、面目全非、不忍目睹的荒凉景象。

　　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就在“战天斗地”的革命口号下从事这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

　　我们干得很欢，根本没有保护环境、生态的意识。经过我们毁坏的山林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

　　播种玉米了，用一种尖锄头，身上挎一小竹篮，装满了玉米种子，隔两尺的距离……用锄尖啄一个坑，抛上三四粒种。有的岩石陡壁上比较难种的都是男同学去播种，稍不留意就可能摔下来，农民就发生过摔成残疾，甚至死亡的悲惨结局。四个月后，包谷成熟了，就要专人看守了。一座山要搭三个窝棚，防火、防盗、防野兽偷袭，而且整晚不停地敲木梆子和吆喝，守了一个多月就开始收玉米了。

　　第一年是丰收年，好的一棵玉米要结三四个包谷，长的有一尺，颗粒也饱满。三四年后土壤营养耗尽，就放弃这座山，另开一座山。就这样，祖祖辈辈，反反复复，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是这样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玉米收获后，山上就没事可干，只留下两名女生看房，守农具。田明惠、胡梅英她俩胆大，都单独一个人在上面守过；我同胡梅英守过两晚上。一到深夜，山林里野兽怪叫，山风呼啸，吓得人心惊胆战的，一夜未曾合眼。

　　几年后才听说田明惠一个人在守窝棚时，被不知名的当地人强奸了。田明惠是1965年5月29日到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与她一起来的共29人，都是从土湾街道来的……她生于1948年，小学文化程度。中等个子，身体好，结实；模样一般，皮肤较白，圆脸，眼睛不大，鼻翼较宽，嘴唇厚，笑起来声音特别响亮，眼睛眯成一条缝，开心十足时尤显憨厚。她性格豪爽，讲义气，却孤僻，没有朋友，不爱讲话……尤其从不谈及家庭，大家只略知她的继母、父亲待她不好。她力气大，做事麻利，泼辣，是劳动能手，样样农活都干，就像当过农民一样。她到林场一周左右……急性阑尾炎发作，是几个男知青连夜抬到沙溪区医院动的手术，术后恢复还好……

　　那一年秋天，田明惠从山上回到林场没几天就“疯”了，她用弯刀将自己食指几乎砍断，只剩一层皮相连，鲜血直流。我们大家都吓得不知所措，她却哈哈大笑……黄天华、文光颀是场干部，又是大姐姐，她们遇事比较冷静，马上用纱布将整个食指包好，立即送她去区医院缝合、包扎，她“疯”后常哭喊：“梅英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一个人在山上怕不怕啊！”

　　为了病残回重庆，田明惠竟然选择了自残方式来达到目的，多么无奈和可怜啊！

　　十指连心疼痛起来那是无法忍受的，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然而……她虽然付出血的代价，却没有达到回重庆的目的。不久，她就失踪了，至今也无任何音讯。

　　有关她被强暴一事，郑尔兴最先听到社员讲。郑尔兴插队在五大队六队――当年开荒的生产队。我们窝棚对面山上住有两兄弟，社员讲是他俩兄弟中一人干的，这事一直无法落实，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三十几年，知青当中没有人再看到田明惠，她究竟生活怎样？我们大家仍很想念她，知青聚会时大家也常谈及她。

　　胡梅英在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谈及她一人守窝棚时的事情。有天晚上，我们喂的狗朝着对面树林一直不停地叫，梅英估计有人在那躲藏。她声音好，是女高音，手上拿一把弯刀，扯起嗓子吼：“如果是人就站出来！我不怕你，我要和你拼了……”吼了好一阵，狗才不叫了，那人也走了。

　　卫生院见闻

　　1978年，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开展起来了，工作需要经常下乡，使我更广泛地接触，更深入地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任人摆布。他们对医生十分尊敬、友好，如果医生治病化险为夷，药到病除，他们就感激不尽奔走相告……如果庸医误诊，坐失良机，致人死亡，他们就认命，宽宏大度不去理论。最让我触目惊心、刻骨铭心的是一次计划生育剖腹、取胎、结扎术，那可以说得上是惨不忍睹，惨无人道。

　　在手术的前几天，公社、大队、生产队大肆宣传，动员的对象是家中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现在且又怀孕的妇女。动员说：区医院医生到我卫生院动手术，医生手术高超、安全，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手术的前一天，全公社来了二十多个妇女……她们怀孕都是在五个月以上的，有几个已经要到预产期，马上就要瓜熟蒂落了……本来可以先引产，再结扎，这样孕妇就安全，风险小，痛苦少，需要一周时间……为了节省时间一步到位，取胎、结扎同时进行。在简陋的卫生院房间里消了毒……烧了两盆炭火，火盆上放着装满水的茶壶，旁边放着装了半桶水的木桶，两张方桌拼搭起一张床，铺上棉絮、手术单，孕妇们就睡在上面接受手术。

　　主刀的杜医生是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而他的助手邓步棋医生却是中专医校才毕业一年、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从没进行过外科手术的进修和培训，居然第一次就在鲜活的人身上实践。两天后杜医生有事回区医院了，就由邓医生主刀，我院侯盛德医生当助手。七八个月的胎儿从母亲子宫里取出，生命鲜活（还来不及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就因他们是多子女）用一纱布块塞进嘴里，丢入桶中……

　　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多，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罪该万死”。

　　社员陈新仁的妻子的胎儿取出后个头特大，发育良好，乌黑的头发，有七斤重，取出后被丢入桶中，只听到桶里发出“呼……呼……”声，一直持续十几秒。只见那妇女眼泪长流，不敢吭声。侯医生示意我几次，我明白是要我将煮沸的水倒入桶中。我当时虽然麻木不仁，但无论如何也不敢、不愿、不忍心这么做，婴儿的肌肤娇嫩得像纸一样薄，怎容得下烧热的水更何况是沸水啊！侯医生只好放下手中器械，用戴着胶手套、沾满鲜血的手，毫无表情地将水倒入桶中……

　　手术后有人问邓医生怕不怕？他说：“怕啥？简单得很，就像杀猪一样，有次我用力过猛，一刀划下去，将子宫划穿了，差点将胎儿头皮划伤了……”

　　手术一年多后，陈新仁的妻子和四五个做了结扎术的妇女又怀孕了，她们欲哭无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天啊！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们啊！”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精神上、心灵上、身体上遭受了多么巨大的创伤。伤口还没有愈合，又在上面撒盐！难道中国人口多就应当让她们受到非人的待遇吗？

　　户口与婚姻

　　1968年12月，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新高潮。社办林场被砸烂了，我们全部到生产队插队落户。老知青的回城梦更是遥遥无期，悲观。

　　绝望像利剑悬在我们头上。除了办病残，婚嫁成了许多女知青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

　　户口像无形的枷锁，控制着、指挥着、掌握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扭曲的婚姻。

　　不幸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普遍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为了一纸户口廉价出卖自己的青春，好多女知青对来谈婚论嫁的男方无论认识与否、了解与否，只要对方能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农村就行。如果不是那年代，很多知青都应该有更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场女知青杨均枝，在生产队实在待不下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幸福和一生作赌注，远嫁山西，与一个毫不相识的男人结了婚，条件只有“只要你对我好”。算她走运，遇到了好人，夫妻同舟共济，相守至今……儿孙满堂。每当提及当年冒险，她都禁不住感激上苍的眷顾。

　　女知青夏明芬也是通过结婚离开通江的，男方是北碚施家梁农民，那农民家贫如洗，住着简陋的茅草房。夏明芬在林场称得上吃苦耐劳，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她穿的鞋从来就是自己做的，身体也壮实，绰号“夏蛮子”。婚后七年，生下三个孩子，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又白手起家修起了砖房，由于操劳过度，终积劳成疾。1979年知青大招工时，张明利见到她已面黄肌瘦――白眼珠、颈项、手臂、腿全呈黄色，差点认不出来了，就送了几斤白糖给她，并提醒她去医院治疗。她还为自己马上能当工人、孩子户口可以农转非而兴奋。殊不知几天后她就丢下三个不省事的孩子，带着一身遗憾与世长辞了。

　　女知青×××在学校读书时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因父母是所谓“漏网地主”被遣返农村。在重庆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婚嫁西北妹妹那儿。短暂的接触被男方假象蒙蔽，婚后才发现男方心胸狭窄，猜疑心重，文化素质、人品太差，连女知青间的书信往来，也疑心是“恋人”。惹是生非、无理取闹，发展到大打出手，丧心病狂地动刀杀人，将×××砍成重伤，住院，最后离婚，留下心灵上的巨大伤痕。

　　一些深受家庭出身连累的女知青，为了下一代根正苗红，择偶专找贫下中农、共产党员。有的知青婚后工作、经济收入都不错，只是双方貌合神离，视而不见，行同路人；也有婚后双方通情达理，相濡以沫的和睦夫妻。

　　1968年4月，小宁姐和我在广州幺姑妈家探亲，幺姑爹是海员，老家是四川盐亭农村人，深知四川农民的疾苦，出于对我们的关爱，给我俩都介绍了他船上的船员……我俩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将婚姻大事看得很慎重，也知道，如果同意这门婚事，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我俩却拒绝了。

　　1972年小宁姐顶替回了重庆，我一个人孤独、寂寞、恐惧地度过每天的日子，出工、收工、砍柴、煮饭、洗衣，周而复始，机械麻木，毫无生趣。心情格外压抑……忧愁、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只有接到亲人来信，紧锁的眉头才能舒展。插队期间的日日夜夜，就是这么煎熬着、等待着、期盼着，不知命运之神何时光顾，前面将是什么。公社剩下的女知青只有我是单身了，每次独自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生怕丛林中蹿出什么坏人来。住房也缺乏安全感，半夜里多次被猫上楼的脚步声惊醒，只有虚张声势，恶狠狠问道：“哪个……”听到“咪――”的一声，才放下心来。

　　我们那年代的女孩子，将贞操和纯洁看得与生命一样宝贵，周边单身女知青遭欺负的传言更增加了内心的恐惧，只要风吹草动，莫名的声响，都会搞得我提心吊胆。惶惶恐恐地过着日子，那滋味至今想起都心有余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给我们这批人的父母和家庭带来了无可言说的灾难和痛苦。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人造的“自然灾害”；读书时讲“成分”无端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小小年纪下乡受到身体上、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工作时遇到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下岗分流……种种不幸都让我们这代人遇上了。究竟是谁造成这一切的？人生的大幕将徐徐降下，荒诞年月造就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平庸无成就、工资待遇低、没有医疗保障，甚至老之将至衣食不保、贫病交迫。尤其是破产企业和厂矿企业的退休职工，他们是社会的弃儿。

　　弱势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老知青虽然能够做到直面人生、宽容理解、安贫守困、气定神闲，但是为了后来人，却不该忘却那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作者简介

　　唐思齐，女，1949年4月出生，汉族。1965年7月重庆六十八中初中毕业；1965年9月上山下乡到通江县新民公社柏桠寺林场；1969年3月到新民公社二大队六队插队；1979年8月到通江县新民公社卫生院任助产师；1981年4月调通江县土产公司……1985年4月达县地区财贸中专学习；1991年8月任土产公司会计；1991年9月调大足糖厂；1992年10月调灯泡三厂分厂任会计。2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