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8、“团长”、“连长”与“排长”

　　王令福

　　这里讲的并非军人的故事，而是关于几个本地场员。1964年四川省达县地区在各个人民公社创办社办林场接纳重庆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教知青学会做农活……每个林场都派入了几个本地农民，他们必须是贫下中农，一般都比较年轻，男性。我们林场的几位本地场员待我们真有兄长之谊，他们是值得记忆的。

　　“团长。”

　　我们刚到新农公社五一林场的时候，龙光辉还没来。他是1965年秋天奉命抽调到林场来的，那时候又有一批重庆知青共16人来到林场不久。说是来协助场长彭顺财管理知青的，但是又没有宣布任何职务；据说是共产党员，四大队的大队干部……我们凭借下乡一年来的阅历，猜测此人可能犯了点错误――当然不能犯大了――被贬到林场来的。譬如说，贪污――将扶贫款装了一些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返销粮有百拾斤进了自家的粮缸；腐化――同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睡过觉。

　　本地场员背底里叫他“团长”。他在一次填火药的过程中不慎将雷管引爆，左手只剩下拇指，其余四根指头齐掌根炸没了，于是手就变得团团的了，这就是“团长”的由来。

　　可是残废的左手似乎一点也没妨碍他干农活。照样挖地，只不过锄把加工得扁平一些，便于残存的拇指与手掌扣住；照样犁田，只不过用右手扶犁。他似乎显得比别人的手还灵巧哩。谁都赶不上他的背篼编得好，方方正正、板板扎扎的，既好看，又耐背，而且不硌背。知青回重庆探亲，爱捎点山货回去，托他编只背篼……他是不会拒绝的，回答说：“空了来。”――你就放心地等着吧。于是某一天中午，便看见他砍来两根赤竹，在晒坝上支了根板凳，坐下来，破竹，起篾，编织……不到一个钟头的工夫，经纬交错中一只散发着新竹光泽与香味的背篼就编成了……

　　我喜欢看手艺人做手艺。龙光辉残缺的手还如此能干，更令我好奇。看见他那残疾的手居然能做出我们所不能做出的物件来，我遐想他健全的时候该是何等能干呵！

　　我没看见彭顺财场长编过背篼什么的，他也许根本就不会。

　　我们林场距山顶不远，一排平房紧挨着一座四层的土坯岗楼。据说这里以前是监督犯人劳动的一个住地。彭顺财场长住在岗楼的第三层，第二层住着会计杜国典……是彭顺财从本大队带上来的。知青们都住在平房里。彭顺财只需站起身来，往岗楼四壁墙上都有的外阔内窄的枪孔里探头那么一瞅，我等的行状便一目了然了……

　　龙光辉没能住进岗楼里去。

　　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还不能息，夜间在煤油灯下一边掰着包谷籽一边“学习”――听彭顺财训话。有两桩事情翻来覆去地讲。

　　――桂华堂他爹，一辈子勤扒苦做，把钱财一颗一颗地往屋里头捡，儿子却用铁锹往外面掀……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

　　――吴熙古不仅有田，还开铁厂，还在大码头有商铺。土改开始时他还算个开明士绅，每次斗地主他都坐在台上。土改快结束时，一次斗争大会上，突然有人跳到台上高呼道：“还有一个最大的恶霸地主没有揪出来，你们说是谁？”台下齐声呼应道：“吴熙古！”台上问：“把他啷个办？”台下吼道：“枪毙！”于是三五个小伙子跃上台去，将吴熙古拽了下来，拖到河边，“嘭”的一声就崩了。

　　最初听到还觉得新鲜，日复一日翻来覆去地讲，终于弄得来一听到就心里发毛。

　　彭顺财“后三十年睡不着”，而我们却“前三十年睡不醒”，常常在他的絮絮叨叨中打瞌睡。

　　龙光辉来了后情况悄然变化。

　　“桂华堂他爹……”――彭顺财又开始讲那个勤扒苦做的典故了。

　　龙光辉插话道：“人家桂华堂兄弟读书出息了，谁还稀罕回到这山旮旯里的穷家……”

　　“吴熙古土改刚开始时还算个开明士绅……”

　　龙光辉接嘴说：“人家就是一个开明士绅嘛，同王维舟还拜过把子哩，把家里的钱财都支援给川东游击队了……”

　　我们乐于看见他们之间争论，至少不像一个人讲那样沉闷。后来彭顺财就不那么爱讲他那通大道理了，我们乐得早点躺在床上。

　　这两个人掰着手腕哩，谁能赢呢？龙光辉可是有后台的――他弟弟是公社副社长。

　　我们等着看戏。

　　正如他悄悄地来，龙光辉也悄悄地去了。有几天没看见他同我们一起做活路了。

　　“龙光辉到哪里去了呢？”

　　“他不会再回来了。”――彭顺财答非所问地大声说道。

　　彭顺财又开始讲那些桂华堂他爹之类的故事了。还好有火，我们围坐在火塘边上打瞌睡。

　　“连长。”

　　黄贞道两三岁时在火塘边摔了一跤，右手伸进火石里去了，大人们听见哭喊声赶过来将他拉出火塘，烧伤治好后，无名指和小指就打不伸展了。平时无事他总是将右手插进裤袋里，但总得拿出来，一拿出来就有些像小孩子玩“官兵捉强盗。”

　　那样将手扮成手枪状。据说部队里官阶到连长才能佩带手枪，本地场员就叫他“连长”。我们知青不这样叫――这未免太残忍了――我们叫他贞道。

　　贞道是孤儿。父母亲过世得早，是被长他七八岁的哥哥拉扯大的。

　　他哥哥是从朝鲜战场凯旋回来的复员军人。据说长得十分高大，干活一顶仨，不过吃饭也差不多一顶仨。这就为难了。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全劳动力每天评10个工分，不可能给你评30分，连11分都评不上――凭啥？可是吃饭却是吃自己的。

　　别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春夏三顿秋冬两顿，瓜菜代粮……勉勉强强从年头拖到年尾，贞道他哥却时常断炊。20世纪60年代初灾荒年来临，更是饿得嗷嗷叫，估计熬不过去了，不如省一点粮食下来给弟弟。一天，趁贞道不在家，贞道他哥从墙上取下火药枪来，仔仔细细往枪管里填满火药和铁砂子，口含枪口，右脚的大趾头按下了燃着的纸媒子――“嘭”的一声，越过苦海去了。

　　贞道幸而不像其兄那样高大。

　　山区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当地农民常常依鸟儿的叫声给鸟儿取名。有一种鸟儿叫“不够”，我以为就是“布谷”，农民们长年累月对粮食的不够有太痛切的感受……因此就这么叫它。有一种鸟儿叫“快快下种”，点小麦时叫得最欢。还有一种叫“几磕钻”（大人勾起食指敲在小孩头上叫敲磕钻）个头很小，叫声却十分清脆，十分活泼，飞行时一栽一栽的，爱与人搭腔――确切地说是爱与贞道搭腔。

　　我们在地边歇晌，传来零星的“几磕钻”叫声，贞道嘴唇一撮，也“几磕钻，几磕钻”的叫起来。渐渐地“几磕钻”的叫声热闹起来，地边树丛里十来只“几磕钻”在枝头上欢快地叫着，不停地蹦来蹦去，贞道乐得嘻嘻地笑，又黑又亮的小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彩。

　　这年夏天，彭顺财叫我进山去管一座煤厂。我问：“为啥叫我去？”彭顺财说：

　　“一个鸡蛋，我们得找一个安稳的榻榻放。”这话感动了我，便卷起铺盖卷，带上几本书，去了。

　　所谓煤厂，不过是两眼狭窄的煤窑。雇了两个啄匠（挖煤的）和两个拖匠（运煤的）我只负责卖煤，卖得的钱按四六开与挖煤人分。挖出来的煤夹灰多，质量不好，来买的人少。

　　一天午后，百无聊赖。贞道却提着一个竹笼来了，笼里有一只鸟，我认得那是一只野鸡，雌的。此前贞道曾给我许过愿，要带我去捉野鸡，我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这样的机会。

　　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山路前行。这天天气晴朗，苍翠欲滴的群山一览无余，山谷里弥漫着淡紫色的雾霭，影影绰绰地显露出鸟巢般的农舍，漫山遍野碧绿的白夹竹随风摇曳，“哗哗”地低语着，仿佛大山在述说着什么。

　　路过一片松树林，贞道说：“采一些菌子烧汤喝吧。”我们钻进林子里，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雨，松针下的泥地还十分潮湿，零零星星的一些黄褐色的松菌，顶着松针，从腐叶中探出头来。我们边摘边放进卷起来的衣襟里，走出这片松林时，两人的衣襟里都塞满了香喷喷的松菌，足够我们饱餐一顿了。

　　贞道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沿着山崖上的灌木丛搜索。我问：“找什么？”“八月瓜。”贞道回答道，并回过头来冲着我嘻嘻地笑。――又是那种淫亵的笑。当地有谚云：“八月瓜，九月�（音zh，张开之意）”

　　贞道从攀援在山崖上的一簇藤蔓中摘来两只八月瓜，扁平，微长，黑褐色，表皮覆盖一层灰白的绒毛，自蒂至尖有一道微凹的缝。我很难想象此东西可以与彼东西联系起来，以至当地人一提起便会发出那样暧昧的笑；也很难想象这东西能吃……只见贞道两只拇指顺凹缝轻轻地那么一掰，立刻显露出金黄色的瓜瓤来，异香扑鼻，其味甘美，至今还两颊留香。

　　终于来到一块平地。贞道砍来一些竹枝，张罗开一张网，从竹笼里取出雌雉，放置在网下，用麻绳的一端拴住一只雉脚，另一端固定在灌木枝条上。布置停当后……贞道从裤袋里掏出一把碎米，撒在网下雌雉周围的地上，然后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叫我一起蹲下。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冉冉升起，冰凉的月光洒在坪地上……雌雉悠闲地踱来踱去，漫不经心地啄食着脚边的碎米粒。“咕，咕，咕――，咕……咕，咕――”贞道撮着嘴唇，不紧不慢地叫唤起来。雌雉停止了啄食，抬起头来……顾盼了一阵，“咯，咯，咯……”低声地回应着。隔了一会儿，贞道又咕咕地唤着，雌雉又咯咯地应着……终于，对面山坡的树丛里传出“咕，咕，咕――”的叫声。“来了。”贞道小声说。我们屏息静观。雄雉的叫声越来越近，一会儿，便听见噗噗噗翅膀拍打的声音，一团黑影翩然而至，落在坪地上。雄雉收归好羽翼，踅向雌雉。雌雉却避开了。雄雉又逼近，雌雉又避开……两只鸟在坪地上你来我往地兜着圈子，叫声却分明急迫着。我望了贞道一眼，贞道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轻微地摇了摇头，全神贯注地盯着坪地上的两只鸟。

　　“噗噗噗”又一阵强健的拍翅声骤然响起，又一只雄雉降临到坪地上。两只雄雉立刻在坪地上扑打起来。后者分明大了一围，凶悍得多，斗了四五个回合，前者便只剩招架之功了，且斗且退，终于悻悻然飞离了这块是非之地。胜者理了理翅羽，气宇轩昂地啼叫了几声，然后径直扑向雌雉。此时雌雉似乎吓住了，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雄雉拍打着翅膀，跃上雌雉背，猛啄雌雉的头部，雌雉两脚发软……蹲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贞道猛地拉动了绳索，灌木枝上的网哗地坠落下来。

　　当夜我们吃到野鸡炖鲜蘑。

　　社办场瘫痪后，贞道是最后一个离开林场的本地场员。临走时向我辞行，希望我到他那里去玩。

　　说实话，我很快就将他淡忘了。往后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倒时而想起他来。――依旧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又黑又亮的小眼睛，腼腆憨厚的笑脸。

　　“排长。”

　　大概是挟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雄风，各生产大队组建或重建基干民兵。按当时的说法，社办林场与生产大队同级，那么我们也将组建基干民兵？也将配置七八条枪？――我在公社武装部见过这类枪，有日本造三八大盖……有汉阳兵工厂造步枪，都已破旧得令人怀疑子弹上膛之后真能开得了火。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男生来说，若能挎着这样的枪，而不是提着一把砍刀……巡山护林，当然胆壮得多，也威风得多。因此心里真的就有所期盼。但是，按政策，只有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才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们林场只有六七个本地场员与一两名知青够资格。没想到若干月以前，出身不好使我们失去读书的机会，在城市无立锥之地；如今逃到山沟里来，这阴影继续地笼罩着我们，不由得悲戚起来。

　　幸而上面有文件下来，知青一律按贫下中农对待，可以当基干民兵。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党的政策真是英明伟大啊！我还被指任为新农公社五一林场基干民兵排排长哩――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朋友相聚时，竟然没有人记得我曾经是他们的长官……不过回忆起来，似乎也没有行使过什么职权，大概在组建之初喊了几趟操，随彭顺财场长到县城去开过一次会，随行的还有知青副场长周玉如，有三个人当时的一张相片为证。

　　林场基干民兵排副排长是黄德开。他可是正宗的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

　　他好像对我们怀着几分敌意。

　　他是唯一一个会对我们大声呵斥的本地场员。

　　初学做农活，难免笨手笨脚，黄德开就会给我们示范应该怎样做，还哇哇啦啦地说着。这本是抽调当地贫下中农社员到社办场来的目的――教我们做农活，当然也帮助我们改造思想。不过其他本地场员不怎么教我们，他们认为手上活路，一看就会。这倒也是实情。他们也压根儿没想到来改造我们的思想。他们其实是相当谦卑的。他们对城里来的能识文断字的知青有几分敬畏，也有几分怜悯――这么小就离乡背井，到这个穷山沟里来同他们一起吃苦受累。

　　即便我们已经学会在坡上做农活了，黄德开有时也会突然蹿到我们几个小男生前面，大声呵斥道：“手搭硬点！”抬起锄头频频地铲，扬起的泥土扑打在我们脸上，使我们自尊心很受不了。

　　有人说黄德开像二郎神杨戬那样有第三只眼――他的两眉之间的额头上情绪激动时就会出现一道竖直的暗红色的杠。我想那可能是一道过去落下的伤疤吧，同他在一起混了好几年也没能弄明白。他在呵斥我们的时候，这“第三只眼”就会显现出来，仿佛用它看清楚了我等剥削阶级子女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怀念父辈不劳而获的生活、妄想旧社会复辟等等劣根性来。

　　有一次黄德开又这般呵斥我们时，周伟业挥动着锄头迎了上去，两只锄头相磕，铿铿锵锵一阵乱响，惊得坡上的人都停止了手里的活，看着他俩。只见周伟业瞪圆了眼睛，怒视着黄德开。

　　那时候周伟业已经习得一手好农活，无论手上肩上腰上腿上，没有哪样功夫比黄德开差。黄德开讪讪地笑了，那“第三只眼”也渐渐地隐去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长大了。这以后黄德开再没有呵斥过我们。

　　他为什么对我们有敌意呢？他长我们不过六七岁，解放那年仍是一个孩子。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下大雨，没有出工。黄德开蹲在门坎上看一本小人书。我凑了过去，虽然书已相当破烂，但从那些熟悉的画面上我立即认出这是连环画《半夜鸡叫》，心里不由得一震。这是我孩提时代的阶级斗争启蒙教材之一，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没有不熟知的，几乎是它第一次使我对地主阶级的贪婪、狡诈和残酷剥削农民有了相当形象的认识。不过稍稍长大，我便想到地主和长工都不至于愚蠢到装鸡叫和听不出是假鸡叫吧，作者高玉宝该是在编故事吧。下乡若干年后，我也看不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有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而贫下中农里，老实说吧，有的人却不敢恭维。这念头当年只能搁在肚里。黄德开不识字，难道他从《半夜鸡叫》的画面上得到与我孩提时代相同的对剥削阶级憎恶的体认？

　　我在乡下的那些年里，多次参加过公社、生产大队组织的批斗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大会。耐人寻味的是，上了点岁数在旧社会就已经长大成人的贫下中农往往并不作苦大仇深状，即便是发言批判，也显得温温吞吞；狠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大概是因为受过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训练吧；最狠的要算个别知青了，大概是因为不仅受过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训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操练了阶级斗争的文武全行吧。有一年大队开会批斗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富农分子”，另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他大概根本不认识这位富农分子吧――突然跃上台子……取下嘴里叼着的铜头旱烟杆，“砰砰砰”向富农分子的光秃秃的脑袋上猛敲：

　　“你还不老实交待！你还不老实交待……”一敲一个血疱冒起来，一敲一个血疱冒起来，鲜血顺着面颊缓缓地淌下来……看得我心惊肉跳。连主持批斗大会的贫协主任都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拽住了这个知青扬起的举着铜头旱烟杆的手。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都垂垂老矣，我偶尔见到这位仁兄，即刻想起这件事来，看来一辈子也忘不了。

　　有一天上山割竹笋（用于造纸浆舀纸）我拖着一捆二百来斤的竹笋最后下山，半山腰被一棵竹桩划穿胶鞋，在右脚掌上划出一道长约一寸的口子，鲜血直流。

　　幸而不十分深，我赶紧脱去鞋子，照当地农民所教授的，解开裤裆，屙了一泡尿冲洗伤口，干净后立即从衣襟上撕下一缕布条，将伤口紧紧缠住。平躺了一会儿……血似乎止住了，脚又塞回胶鞋里，拖起笋捆，一步一步地往下挪。艰难地挪了一段路，伤口痛得难耐，低头一看，血已经渗出来打湿了鞋帮。我只好躺了下来……将伤脚抬高，等着血小板凝结。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心里慌了起来，便弃下笋捆，一跛一跛地往山下移。伤口胀痛得厉害，脚一搭劲，伤口的疼痛直往上蹿，整条右腿都使不上劲了。我一下子涌出满脑门的汗来――今夜我怕是回不了林场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晃动着火把，来人是黄德开，背起我，噌噌噌地几乎跑着回到了林场。

　　我很感谢他。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照样不太答理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将彭顺财抓在台子上批斗。黄德开瞪大双眼，满脸错愕……“第三只眼”又显现出来了，但是仍然看不明白――秩序被上下颠倒了，他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本地场员中他最早离开林场回到他原来所在的生产队。他的哥哥害痨病（当地人这样称肺病）去世了，他得回去娶自己的嫂嫂为妻。贫穷山区娶妻不易，而娶自己的嫂子，简直就是拣了一个大便宜――不需要送彩礼，房子是现成的，也许儿子都是现成的。他的嫂子――应该说他的妻子――来林场帮助他收拾行李，接他下山。

　　她显得比他年长许多，且高大得多，似乎不太般配。

　　大约两三年以后，有一次赶新农乡场，见到黄德开，他比以前瘦得多了，面无血色，看上去很虚弱。万业权（与我搭伴的知青，他父亲是医生）说，可能传染上了肺病。我心里一惊：在贫穷偏僻的山区，这可是要命的病呀。

　　我被命运驱赶，在大半个中国闯荡十来年后回到重庆，万业权告诉我，当初生产队同院子的一位十分壮实的小伙子后来患肺病去世了。我很惊愕，随即就想到黄德开，但愿他并不如万业权所料想的那样患上肺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现在就还活着，当然老了。

　　作者简介

　　王令福，1964年9月下乡到宣汉县新农人民公社，1975年12月进昆明钢铁厂做工，1978年9月考入东北工学院读书，现在在重庆某高校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