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木全
1964年9月9日,我和五百多名一二十岁的青年,乘坐二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离开了重庆,奔赴四川北部的大巴山区。老实说,当时重庆于我而言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一是因为我在重庆生活的时间太短,二是因为父母双亡,无家可归。我迫切需要出去闯荡,改变现状。那年,我刚好十八岁。几经辗转后,我和十几个年轻的伙伴来到四川省万源县白沙区曹家公社大沙坪药场。
药场生活拾零
药场建在名叫大沙坪的一片荒山上。
我们的劳动生活与当地农家没有多大区别,早晨,两人扯猪草,两人扛烧柴,其余的下地干农活。和生产队一样,药场也凭劳力大小记工分,本地场员劳动一天记十分,男知青记八分,女知青分别记六至七分。
药场刚开办什么基础也没有,连吃饭都成问题。煮饭由本地场员陈定国的父亲承担,年轻个矮、结实的陈定国负责挑水。九点左右是早饭时间,午饭在下午一点半左右,天黑了吃晚饭是常事。
知青刚到的一年里,公社粮站按上级指示供应知青每人每月三十五斤大米、四两菜油。可是药场除了重庆知青之外,还有好几个从几个生产队抽调来的本地场员……他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口粮是包谷。由于知青和本地场员在一起吃大锅饭,所以每顿饭都掺和着磨碎了的包谷米。一些知青,特别是几个女知青吃了这种饭不消化,肚子痛,很不情愿吃。但不吃饭呢,肚子又饿,所以常常是端起碗就掉泪……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过来。几个月之后,我们倒吃不惯“精白米”饭了,因为它容易消化,不经饿。
最困难的是冬天没有蔬菜吃,我们经常吃米汤煮的干萝卜缨子(即萝卜叶)当地农民们常常用它喂猪。此外还有一种本地农民叫“酸菜”的萝卜缨子。酸菜的做法是将新鲜的萝卜缨子用开水烫过,然后放到木桶里加凉水完全浸泡,萝卜缨子的上面用石头压实。一个多月后,绿色的萝卜缨子经过发酵变成了黄色,产生一种独特的酸味,它是当地人过冬时的家常菜。
到药场没多久,知青们个个变得饥不择食,不管饭菜好吃不好吃,只要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男知青们轻轻松松地可以吃八九两米煮的饭。为了充饥,知青经常在本地场员的指导下采集一些野生果木,为此也招惹过麻烦。
药场附近长着一些漆树。五月初,漆树绽开红色的嫩芽,看上去跟香椿芽一模一样。上顿下顿都吃干萝卜缨子和空心萝卜的我们,听说漆树芽也可以吃,立即爬上几棵漆树,摘来许多漆树芽,用开水汆一下,伴上坛子里的酸盐水,做成一道佳肴,吃起来竟然十分鲜美,也没任何怪味。不料当晚就出现了问题:知青个个觉得身上奇痒难耐,早上起来,发现到处是红斑,一些人的脸也肿了。尤其尴尬的是肛门附近好像有虫子在爬,只好躲在无人处挠。
漆树芽与香椿芽最大的区别是香椿芽的断口处没有任何黑色物质,而漆树芽的断口处由于流出的树液接触空气而变成黑色。不过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初到大沙坪时,不少人因水土不服生病。我们虽名曰身处“药场”,但在那缺医少药的边远山区,每逢生病,也只能求助于当地的草药先生。有的知青家长因此不时用包裹寄一些药来,我们下山到白沙或曹家沟街上时也常常买些治疗风寒感冒的常用药品。当然外伤用药如消炎粉、油膏、纱布之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劳动中这里划条口子、那里碰破一块皮是很常见的。我的“连二杆”(即小腿前内侧)就因在坡地挖土的时候多次被滚落下来的石块砸伤,而且常常是旧伤口还未愈合又被砸得鲜血直流。
挖天麻
洋芋、包谷、四季豆这些“进口货”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早已是五月份了。既然是药场,药材是必须要种的。我们一帮重庆知青到达之前,二大队曾派两个人在此栽了两分地的玄参、几十棵大黄、几棵黄柏。除玄参、大黄用分蔸繁殖外,药场又在供销社购回党参、黄连、大力子等种籽,对这些药材进行人工培育。黄连的生长对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半阴半阳的地方才能生长良好,一般要生长五六年才能长成“鸡爪黄连”。我们费了很多心血栽种了一大片地的黄连,指望靠它卖一笔大钱。三年过去,药场始终没有办成。但俗话说,“靠山吃山”,几年间我们不经意地也淘到了一些生存的本事。
挖天麻算是其中之一。大沙坪遍山都有野生的党参、泡参、柴胡、防风以及天麻……当地的农民常常利用工余时间外出采药,晾干后卖给当地的供销社,换一点油盐钱。这些野生药材中,最名贵的可能要算天麻。当地农民说起挖天麻这个行当常常有几分神秘色彩:挖天麻要凭运气,天麻埋在地里自己会跑掉,等等。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这帮小青年心里痒痒的,总想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刚好药场附近有一家姓覃的农民,父子几个都是挖天麻的能手,我们决定慕名前往,跟他们学挖天麻的手艺。
一个星期天,我和朱四明、罗润生、邓福彬、马仕渝从药场出来,过一道湾再上一道梁,来到覃家父子的住处。覃老汉老伴已去世,留下三个儿子。大儿子覃兴荣四十多岁,已经结婚,但未分家,一米七八的个子,瘦削的脸上有一块伤疤;二儿子覃兴元结婚后分家在一边居住,房子离覃老汉家不远;三儿子覃兴华尚未成家,与父亲和大哥住在一起。
我们知道覃兴荣挖天麻最有办法,就死搅蛮缠地央求他带我们去挖天麻。他磨不过我们只好答应了,提出条件是要我们帮他割牛草。这还不容易,山上到处都是牛草,我们一口答应。协议既已达成,他拿着一把锄头出了门,我们背上背篼。
拿着锄头跟着他朝屋后的山坡走去。走着走着,他随手一指路边说:“这里就有天麻!”我们几个连背篼也顾不得放下,急忙开挖。一阵乱刨,挖出一个抢一个……看着每个人不论大小、抢得慢的手里也拿三四个的时候,他笑着说:“没有了……没有了,前面还有!”又走了十多米远,他停下来随手挖翻一个树桩,里面又滚出五六个天麻来,我们又一拥而上乱抢起来。他站在旁边扶着锄头大笑说:“莫抢了,前面有的是!”于是我们继续簇拥着他往前而去。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几个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后来,通过翻阅资料,我终于弄清楚了天麻的生长习性。原来天麻这种在中医里镇惊息风的药物是一种依靠吸取密环菌作营养而生长的植物,密环菌没有了,天麻个体哪怕还很小也会迅速抽苔开花、结籽,以传播后代;如果密环菌丰富,天麻的个体会长得很大也不会抽苔开花。农民在没有了解天麻的生长习性情况下,挖来野生的天麻种在自留地里,由于没有密环菌不能存活而烂掉了,使得农民误以为它跑了。天麻密集生长的地方,可以闻得到一股马尿味。覃老大之所以达到指哪里哪里就有天麻的水平,说明他对天麻的生长环境了如指掌。真是“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啊!只是可惜在那些年头里,曹家山上再多的天麻也没有改变那里的农民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
炸鱼乐
曹家公社前面流着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里的浅滩上经常能看到一群群当地人叫做“洋鱼”的鱼游来游去;而另一种全身带麻点叫做“土鱼”的鱼则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洋鱼是一种高山冷水鱼类,全身密生细小鳞片,鱼肚白色,身躯长圆形……肉质极为鲜嫩,最大的可达三斤左右,四十来厘米长,喜欢生活在深潭阴河或洞穴中,食物以水草、青苔、水虫为主。
先前,曹家沟会往水里钻的人只有学校里的两三个老师。当农民们晓得知青里有些好水性的人时,就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跟我们合伙炸鱼。我们没有炸药、雷管,而农村兴修农田水利就有这些东西,搞点炸药、雷管易如反掌。于是上至钢厂河坝的龙滩子绿阴潭(此潭上部有一个两米多高的瀑布,水流湍急而使洋鱼无法逾越而到此为止)下至手爬岩河坝,到处都留下了我们一群炸鱼人的足迹。
第一次炸鱼点导火绳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手不停地发抖,火柴都划了小半盒也还没点着。躲在大石头后面的知青们几次探出头来问:“啷个搞的,得不得行?”我回答道:“得行。”又划了几根火柴终于点着了,带着浓烈硝烟味的火苗子“哧”的一声冒了出来,我赶紧把手中的一管炸药扔进水里,后退几步看着那不断咕噜噜冒着硝烟气泡的水面。几秒钟后,只听“轰”的一声,被炸起的水柱冲起四五米高,躲在石头后面的知青们纷纷脱去衣裤,跳到水里抓鱼。
炸鱼的次数多了,经验也丰富了,点燃导火绳只需一根火柴就足够了。又比如我们了解导火绳的长短取决于水的深浅,最好是让炸药在快沉到或刚沉到水底时爆炸;如导火绳过长,鱼闻到硝烟味会逃远就炸不死。到后来,鱼少的地方我们每次能炸到三四斤鱼,多的地方可炸十多斤,无论多少,绝没有空手而归的。
捡鱼的时候,先把浮在水面的鱼捡完。一般情况下,水面上的并不多,因为洋鱼喜欢在深水里活动。鱼鳔里没有多少空气,被炸后就沉下了水底,浮上来的是在浅水活动的鱼,鳔里空气较多。水面的鱼捡完了就钻入深水里去捡。说是绿阴潭……由于水质特别纯净透明度高,没被污染,所以躺在水里三三两两或是一小堆一小堆的鱼看得清清楚楚。有岩石的地方更是容易,站在高处可以借助惯性,猛吸一口气,双手合十,头朝下,一使劲就钻下去了。较浅的地方只需划一两下手,就是八九米深的潭底,也只需划四五下就到了。双手各抓起一条鱼,口一张,把两只鱼头轻轻咬住,两只手再各抓起一条鱼,然后浮出水面,脚不停地踩水,先把手中的鱼扔上岸,再把口里的鱼扔上去。岸上的女知青或水性较差的男知青负责把鱼集中起来。
女知青们有时也参与炸鱼,她们是不下水的,只在岸上观战或协助捡鱼。我们却不愿意她们来,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赤条条的,这样方便、省事,除非在大路边的水潭里抓鱼才穿条短裤。
洋鱼不能长时间存放,上午炸的中午吃,下午炸的晚上吃。由于洋鱼的鳞极细,根本用不着刮鳞。烹饪洋鱼不需多少油,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采用水煮的方法,只是象征性地放点油,再加上葱花,只要有盐就行。其实在那机关单位每月都只供应四两菜油的年代,我们也不可能有多少油。大盆的水煮鱼依然香气四溢,鲜嫩无比,那鲜味是今天市场上出售的人工饲养鱼所绝对没有的。
下水抓鱼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哪怕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经常梦中钻到水里去抓鱼,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打猎
木桥洞有个农民叫付经成,他黑脸膛,矮个子,四十七八岁,长得獐头鼠目。他家里喂有一大一小两条狗,尤其擅长打猎撵山。付经成不仅是打猎的好手,而且很看得起我,每当外出撵山时总要喊我同去。
一次,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三大队一队一个社员来找付经成,说是他们队的包谷被野兽咬倒了一大片。午饭后,付经成带着两只狗来喊我一同去。在路上,我问他为什么不背猎枪,他说:“这回用不着。”其实他心里已有把握了。他向我介绍了两条狗的特点:大黑狗,粗壮,五短身躯,擅长追撵野兽;小黄狗,身体细长,擅长钻洞。
来到三队的地里,察看了被咬的包谷秆后,付经成肯定地说,这是刺猪咬的。原来,刺猪偷吃包谷有它独特的习性:它先靠近地面将包谷秆咬断,包谷秆如果顺山倒,它就接着去咬第二棵;如果是朝山倒,它就顺着包谷秆找到包谷棒子开吃……并且只啃吃露在地上部分,朝地下一面不吃;然后,再咬第三棵。所以,刺猪的危害特别大,一条刺猪要填饱肚子,至少要咬断一分地面积宽的包谷。包谷灌浆的时候被刺猪糟蹋,无法再食用,只能拿去喂牛,农民因此特别痛恨刺猪。
刺猪的牙齿非常锋利,包谷秆的断口处如刀割一般,付经成从脚印和包谷秆的鲜活程度判断是前天早晨发生的。正说着,大黑狗已闻出刺猪的踪迹,跟了过去,小狗也紧跟着去了。付经成赶紧叫我下到大路上去“望红”,自己也跟着狗去了……所谓“望红”就是观察狗追踪野兽的情况,及时向在后面追赶的人报告方位,因为人是跑不过狗和动物的,加之山梁山湾的阻隔和密密的山林遮挡,远远落在后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狗和野兽的情况。
一会儿工夫,狗就发出了急促的叫声,表明狗已接近刺猪,闻到它呼出的热气了……由于密林的遮挡,我只能听到狗的叫声,随着叫声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我也在大道上跑来跑去,不断向付经成报告狗的方位。在一块空地上,我终于看到狗已与奔跑着的刺猪并肩在跑,狗不断地转过头撕咬刺猪的身子,刺猪身上的硬刺由于剧烈的奔跑互相撞击,发出稀哗稀哗的响声。不等付经成赶出密林,狗又追着刺猪钻进林子里了。等刺猪再次跑出林子,速度已经大减,两条狗趁机一拥而上……把刺猪扯翻在地。
黑狗追赶刺猪相当有经验,它赶上刺猪后并不急于下口,而是再紧跑两步与刺猪并肩后,再扭头咬住其腰部的硬刺将其拔掉,那里的刺较短,狗不容易被刺伤。
尾部的硬刺长而粗,足有十五厘米左右。几口之后,刺猪的肠子掉了出来,就再也跑不动了。这条刺猪足有三十来斤重,尖尖的嘴,样子非常难看。
半个月后,付经成又受到邀请,到五大队一队去撵拱猪。
第二天,我们赶到那里,拱猪已没了踪影,于是我们一人带一只狗从半山腰向山顶搜寻。我快要爬上山顶时,发觉跟着我的小狗已经不见了。怎么办?没有狗,我就成了瞎子。于是我又折回去找狗,找了几个湾、几匹梁也没见狗的影子,我只好抄斜路去找付经成。翻过两道山梁远远听见了狗的叫声,我急忙赶过去,付经成正趴在一个岩洞口往下张望。大黑狗在洞口跑来跑去,小狗已经钻进洞去了……洞里发出狗和拱猪的撕咬声。洞的上口是坚硬的岩石,下面是泥土,洞口斜着向下,隐约可以看到狗的尾部。
付经成分析说,肯定是拱猪头朝洞口,P股坐在洞底,一时把它弄不出来。他叫我从附近农家借来一把锄头,用它挖洞口下部的泥土。坡比较陡,挖出的泥土大多滚到坡下去了。没有多久,洞口就扩大了,付经成费了很大劲才把小狗唤出来……他说只有用一根木棒来先把拱猪捅死,再继续扩大洞口把拱猪拖出来。话才说完,拱猪好像已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呼”的一声,一团黑影从洞口飞出,很快钻入坡下一个柴堆里面去了。两只狗连跑带滚地追将过去。我和付经成爬到柴堆上,看到两只狗一前一后堵着咬,拱猪咬前面的狗时,后面的狗就咬它的P股;拱猪转过身子咬后面的狗时,前面的狗又咬到它的身子。我们把木柴掀开一个洞……付经成钻下去用弯刀背打死了拱猪,这才结束了战斗。
这只拱猪有十四五斤重,身上黑白色的杂毛,嘴短,爪子锋利。它的肉经过烹调……细嫩鲜美,肥而不腻,最适合红烧,加燕麦粉清蒸也是很美味可口的山珍。
认“家门。”
1968年底,药场树倒猢狲散,我只好插队落户。我插队所在的小坪溪有位与我同姓的妇女,按当地习俗非要认我这个外乡人作“家门”。她有四十来岁,把我喊作“弟娃”,我也就入乡随俗,叫她姐。所谓认“家门”就是指那些不在同一地居住,又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人因偶然的机会聚集在一起时,通过“认家门”,“通喊叫(认辈分)”,互认为同族。这种风俗在川北、陕南、鄂西等地十分流行。
那是个大雪初霁的早晨。吃过早饭,我坐在火坑(即火塘)边烤火,姐推门进来了。“弟娃,起床了没有?”我连忙站起来招呼姐坐下烤火。
“还没吃饭?”姐问道。
“刚吃过。”我回答说。
“这么冷的天,还习惯吧?”
“下乡都三年多了,山区的气候已适应了。”
自从认了家门后,姐对我挺关心的,平时嘘寒问暖,遇有客人到来杀鸡煮肉时,都要请我去陪客坐席,自小失去母爱的我从中得到了许多温暖。
“弟娃,这雪天没事干,光是在屋里烤火也没有多大意思,出去走几天要不要得……”
姐的话有道理:大巴山上的农民11月底前就收完地里的庄稼,12月中旬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地坝里已堆放起许多过冬柴火,人们窝在家里烤火、打草鞋、抽叶子烟和闲聊,就是北方农民说的“猫冬”。直至过完大年,土地开冻,山民们又才开始出门干活。
“三九四九,冻死老狗。这么冷的天,到哪里去?”我问道。
“到小中河去,娘家来人接我回去耍几天,我专门来请你一同去。”我听说过小中河,那是流入陕西境内的任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在城口县境内,靠陕西省边界……
“远不远啊,我去怕不合适吧!”
“半天就到了!小中河是我们这个姓的老家,他们都想看看重庆来的知青,欢迎你去。”
在山区,走半天路是很平常的事,我也早听说过城口县比万源县还要偏僻、还要贫穷,想去看个究竟,于是就答应了。
“好久动身?”
“立马就动身!我回去收拾一下就来。”姐说完就起身到她家的院子去了。
十多分钟后,姐一行三人来了,除了她十二岁的儿子外,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这姑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黑里透红的脸庞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乌黑的头发扎成两根一尺来长的粗辫子,身材匀称、壮实。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色咔叽布里套着棉衣裤,脚上穿的是双“解放鞋”。姐指着女孩介绍说:“这是我哥的女儿,叫文秀。”姐刚说完,文秀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大大方方地冲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叔”!
“我空着双手,什么礼物也没有,多不好意思呀!”说实在的,除了三十华里远的曹家街上有供销社外,附近根本没有任何店铺,拿钱也买不到东西,何况我们要去的地方跟曹家正好方向相反。
“这次是去认路的,以后又去时再带礼物吧。”姐说道。
“叔,你还客气!带礼物去就见外了。再说这么大的雪,带着东西也不好走路。”
“舅,我们快走吧!”姐的儿子巴不得早点到小中河,也来催促。
离开小坪溪不远就开始爬山。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竹棍,一是可以助力,二来可以探路。
大雪已经把蜿蜒崎岖的山路掩埋掉,许多路段还没有人行走过。文秀自告奋勇,走前头带路。二十多厘米厚的积雪在我们脚下发出唧唧喳喳的响声,稍不留神,就会滑下路边的深雪里。山崖上的瀑布已经冻成一块巨大的冰帘子,崖下的冰块堆砌成奇形怪状的许多小山峰,如同融化了的水晶浇铸而成,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潜藏在冰帘下的流水仍发出哗哗的声响,宣示自己并没有因严寒而退却。
翻过了两座山就进入了城口县地界。这里人烟稀少,往往走上十里八里看不到一户农家。山势越来越陡峭,一路羊肠小道也越来越险峻,文秀不断提醒我们踩着脚印走,以免滑倒而跌下峡谷。
我们走在一匹山的山路上,对面另一匹山上的农家却清晰可见,站在家门口的人可以大声和我们对话,因为两山之间直线距离不过三四百米。但如果要走到这户农家,就得花上一二个小时,因为中间有一条峡谷阻隔,只能通过山腰的小路绕行到两座山的结合处才能过去,这就是山里人说的“望到屋,走得哭!”
虽然朔风扑面,我们并不感到寒冷,反而因赶路发热还解开了外衣的纽扣,深吸气后从嘴里、鼻孔里喷出长长的白色水蒸气。我的胶鞋已经湿透了,鞋带头子因沾裹上冰雪而凝结成枣子般大小的冰坨子,随着脚步的移动而左右乱滚并互相碰撞着,发出叭叭的声响。
又翻过一座山峰,山势稍微平缓了一点。文秀指着山下隐约可见的房舍说,那就是她的家了。沿着之字形的山路,在山梁和沟谷间迂回向下行走,农家也三三两两的出现了。看家狗在汪汪地叫着,告诉主人有客人经过,姐和文秀不时停下来和从屋里钻出来的人们打招呼,时而指点着我悄悄说几句,估计是在向好奇的乡亲介绍我这个来自远方外乡人的情况。
又走了一阵,文秀突然兴奋地扬起手乱舞,向下面小溪边一座茅草房旁站着的几个人大声叫喊:“爸!姆!当地方言把妈称姆)我们回来了!”
文秀的家人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屋内的火坑边坐下,姐把我介绍给她的哥哥一家。听说我是重庆来的知青,主人感到十分的惊奇。这也难怪,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对外界知之甚少,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走出过大山。前几年,城口县城修通了公路,通车典礼那天,许多人半夜打着火把走几十里山路去看热闹。第一次看到汽车这个庞然大物,大人小孩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有的人甚至还问汽车一天要吃多少斤草。司机突然按了一声喇叭,有胆小鬼吓得尿了裤子掉头就跑。
进了家门就得通喊叫,我跟着姐把文秀的父母叫哥嫂了。哥身材魁梧,粗眉大眼……浓密的络腮胡子,说话带着鼻音,艰辛的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条条皱纹,一条半新旧的白布帕缠裹在头上。嫂是一位极普通的山区农妇,脏而乱蓬蓬的头发上星星点点沾着燃烧后的柴火灰,一条破旧的白布帕子缠在头上。在川、陕、鄂边界……缠裹白布头帕的习俗据说起源于三国时期。相传诸葛亮死后,百姓头缠白布吊孝,天长年久成了山民们不可缺少的服饰之一。文秀有个哥哥,已经十八岁,最近就要入伍参军;还有一个小弟,十三岁。因为我和他们的姑的姐弟关系,他们对我以叔相称。
嫂拿出几双布鞋让我们换上,把湿透的鞋子放在火坑上面竹子编成的“炕笆折。”
上烘着。我注意到挂在火坑中央的火搭钩是用树枝做成的。山区绝大多数农家都使用铁制火搭钩,这种树枝做的火搭钩容易被烧坏,且不能挂较重的铁罐,这说明他们家境并不宽裕。
小侄子又在烧得很旺的火坑里添了两根木柴,我的半截湿润的裤子在烘烤下冒起阵阵水蒸气。哥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浓茶,用对待尊贵客人的方式,左手端着碗……右手帮扶着碗沿递了过来:“弟娃走累了吧,路可不好走哇!”我无意中注意到他的手:因长年累月的繁重劳动,那双手上的皮肤变得极其粗糙、布满裂痕。
“不累,我也经常走远路,已经习惯了。”
嫂把早己搓好的汤圆煮好了,我刚要起身去端,坐在我旁边的大侄子一把按住我……“叔,你别动,我给你端去!”
“真不好意思,还要你们端到手上来。”
“你是难得来的稀客嘛!”
我刚咬了一口汤圆,哥和嫂连忙解释道:“我们这里没有水田,用豆子在河坝(指沿河岸有稻田的农家)里换了些糯米掺上白包谷做的汤圆面。”这种汤圆外观和纯糯米做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稍硬一点,口感差一些,还带有浓浓的包谷味……里面包着一小块红糖。走了大半天的路,我已经饥肠辘辘,吃得津津有味。不等我吃完碗里的汤圆,嫂又用汤瓢舀了几个加到我碗里,我竟一口气吃了三十二个汤圆!
汤圆下肚后,我的裤子也烤干了。我从火坑边站起来,四下打量。哥嫂的家简陋贫穷,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具。墙壁用泥土抹平,房屋的进深约有四米,开间却有六七米,房间七八个。因为山地陡峭不能平整出更宽的宅基地……只好沿山修建,一米来宽的阶檐下就是陡坎,小小的地坝紧挨在房屋的山墙下……
走出房门四下一望,附近稀疏的农舍和哥嫂他们的房屋一样,也是用茅草盖顶。
片石砌墙(当地盛产一种厚度基本相同的碳酸钙片石,砌成墙后形同火砖一样整齐)
山上坡陡土少石头多,只有旱地种包谷、洋芋和豆类庄稼,山脚才有零星的小块稻田。猪、牛只能终身圈养,牛的功能退化变成制造肥料的工具。
三天后,我回到了小坪溪。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小中河。但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片贫瘠的山坡,那些简陋得近乎破败的农家,以及我那忠厚、质朴的“哥”。
“嫂”。
夜宿吴家院子
那年夏天的一个赶场天,我和强子从曹家回生产队途中,天气骤变。太阳迅速消失在黑云背后,一时天昏地暗。眨眼间,一道道刺眼的闪电把乌黑的天幕撕开一条条口子,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头顶上隆隆炸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打在地上溅起阵阵尘土。我和强子一阵猛跑越过了土垭子。
“强子,我们到那户人家去躲雨吧!”我指着百多米远的房屋说。
“算了,我们干脆到吴家院子五妹子那里去吧!”强子建议说,“趁这阵雨还不太大。”
有十几户农民居住的吴家院子就在离我们二百来米远的一大片松、杉林边的山坡上。五妹子是单个插队在这院子的女知青,她一米六五的个头,身材匀称,丰满壮实,粗眉大眼,缀有两个小酒窝的圆脸上时常写着浅浅的微笑,平添了几分妩媚,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在P股后头不停地甩动着。
当我们气喘吁吁来到吴家院子,狂风暴雨接踵而至。刚从地里收工回来的五妹子正在门口用毛巾擦着头上的雨水,看见我和强子突然到来非常惊喜,一脸灿烂的笑容。她一边问我们从哪里来,一边递过毛巾让我们擦水。
我有几个月没有见着五妹子了,她还是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笑嘻嘻地面对生活,少了些娇气,多了些老成。她上身穿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浅绿色的确良短袖衬衣……下穿蓝色斜纹布长裤,脚上是一双沾满泥浆的米黄色塑料凉鞋。
几句话工夫,天几乎完全黑了,大雨倾盆。五妹子把我和强子让进屋内,然后从墙角拿起搪瓷盆和拖鞋到外面洗脚去了。一只脚刚跨出房门,她又扭过头来说火柴和煤油灯就在桌子上。强子点燃了桌上用玻璃药瓶做成的煤油灯。这种极简易的煤油灯在山区农家很普遍,只需用一根装有棉线做芯子的铁管直接插在瓶里就成了。在摇曳着的昏暗灯光下,我打量着五妹子的家。这间约有十平方米的屋子原是生产队存放化肥和种子的仓库,四周是黑糊糊几乎看不出纹路的木板墙壁,三面都被农舍包围,所以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单开木门进出。门的正对面靠墙横放一张老式的双人旧木床,右边靠墙放着一张二尺来长、一尺多宽的破旧条桌和一根独凳,左边墙下码放着两只存放杂物的纸箱。我坐了凳子,强子只好坐在床沿上。
“你们还没吃饭吧?”五妹子进屋边放盆子边问道。
“我们已经吃过了。”强子和我异口同声说。
“走了这么远的路,再吃点吧!”
“不用,不用,你自己弄吃的吧!”
“我一个人好办,随便吃点就可以了。”说着,五妹子又出门去了。
我探头看了看门外,天已完全黑了,闪电、雷声没有了,暴雨依旧。“大雨不停怎么办?”我有些担心地向强子说。
“怕啥子!”强子笑嘻嘻地借用一句山歌词:“我是天上麻鹞子,哪里黑了哪里歇。”
知青们相互串门都比较随便,任由主人安排食宿。吃的东西好办,有啥吃啥。睡觉就不大好办了,特别是单个知青住的房子更小,只得借宿在农家。有时不麻烦别人,几个男知青就爬上农家的猪、牛圈,挤在四面通风的干草堆里过夜,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农民们把这叫做“冲壳子”。
五妹子端了一大碗没有一粒米的熟洋芋进来:“那你们就看着我吃了哟!”在山区,人们都是靠天吃饭、吃季节。正值洋芋收获结束,把洋芋当做主粮是很普遍的,只有极少数家境殷实的农家还有少量的稻谷或玉米可以掺和洋芋吃。天天顿顿吃洋芋也腻了,不吃吧又饿肚子,只好变着花样做洋芋餐:切片、煮汤、掺四季豆、囫囵煨烤、捣烂成泥……如此而已。
五妹子没有炊具,更没有火坑,借用隔壁农家的火坑做饭。因为同姓,淳朴憨厚的山民把她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经常同桌吃饭,自己动手煮饭的时候不是很多。五妹子就着几块泡咸菜很快吃光了碗里的洋芋,又在门外的水缸里舀了大半碗凉水,一伸脖子咕噜噜地喝了,然后用手抹了抹嘴,算是结束了晚餐。转过头问我们:“只顾自己了,我去烧点开水给你们喝。”
“不要烧水了,刚才我们已经喝过了。”我俩答道。
五妹子也觉得自己过于客套,不觉诙谐地笑了起来:“好吧,我是问客杀鸡哟!”
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知青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无法讲究营养、仅能果腹的粗糙食物和直接饮用生水。烧开水泡茶喝已成了一种奢望,好在大巴山的水是没有被污染的纯净水。
五妹子坐在床沿上和我们谈起了各自在劳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说到高兴处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到艰难困苦时都互相鼓励。我们最关心、谈论最多的是我们知青的前途和命运。当时国家都乱成了一锅粥,区、公社各级机关都瘫痪了,领导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了,大多数都躲在家里看时局的发展,新成立的革委会则忙于搞派性武斗。混乱时局中,农民们还有自留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们知青孤孤单单在这穷乡僻壤的山里,连一个像样的家也没有,就连起码的温饱也得不到保障,任凭青春被毫无价值地消磨掉。不过,尽管前途迷茫,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念:我们绝不可能在大山里待一辈子,走出大山是迟早的事!
不知不觉已到深夜,煤油灯里的油也所剩不多了。我起身拉开门朝外看了看,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雨声虽然小了些,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转过身来对强子说:“怎么办?”不等强子回答,五妹子起身出门去了。“下雨天是留客天,老天要留我们,只好在这里住一晚了,”强子笑着,“她可能去安排睡觉的事了。”
不多一会儿五妹子回来了。她一进屋朝我们伸了伸舌头,轻轻地说:“他们都睡了。”
“那怎么办?”我有点着急了。
“我们凑合着挤一晚上吧!”强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无所谓,我早把你们当成是自己的哥哥了。”五妹子认真地说。不等我和强子表态,她已脱掉鞋子爬上床,面朝墙壁、蜷曲着身子和衣躺下了。
五妹子比强子略小点,也满了二十一岁。在我不知所措中,强子也在床的另一头面朝外睡下了,“睡吧!只要行得正坐得端,怕啥子!”强子催促我道。在我二十二岁的生涯中,除了孩提时代躺在母亲身边睡觉,从未有过与异性同床的经历……何况我们现在都正是血气方刚、青春勃发的年龄,即使是亲兄妹也得回避一下吧。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和羞涩。
“你先睡吧,我看一会儿书。”不出两分钟,他们两人都轻声打起呼噜来。我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随意地翻了几篇,眼皮沉重得使劲睁也睁不开,太疲倦了。我也不忍心把瓶里少得可怜的那点煤油烧完。武斗期间,日用品很难运进山里来,煤油、食盐、肥皂等都奇缺。雨还在下,又没有做火把的材料,即便有材料也早被雨水湿透了,何况山洪暴发也根本过不了河,这时即便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床上的两人P股对P股睡得正酣,留给我的一点地方是五妹子睡的这头。没办法……睡就睡吧!只要心中无邪念一切皆可行,我在心里鼓励自已,顿时觉得坦然多了。我吹灭了灯,紧挨着床沿躺下。由于不通风,煤油燃烧后的烟味弥漫在小屋里,呼吸感到有些急促,过了好一阵才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一下惊醒了。浑身大汗淋漓,燥热难耐。暴雨并没有使屋内的温度降低多少,三尺多宽的床上挤着三个年轻人,不热才怪呢!我再也无法入睡,悄悄地下了床,摸索着拔开了门闩。门还没完全打开,一阵凉风扑了进来……太爽了!正想出门透透风,院子里的狗就向我发出了咆哮声,我连忙紧紧地关上房门。我不想再回到床上去挤,只得趴在桌上睡了。
在雄鸡一遍又一遍的鸣叫中,天终于亮了,一道道光线从木板墙的缝隙挤了进来……我站起来,一边活动麻木的腿脚和僵硬的身子,一边朝床上望去,只见五妹子和强子两人仍然睡得很香。五妹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翻过身子侧躺着,她那发育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脯轻轻地靠在仰睡着的强子的小腿上。
我推醒了强子,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嘟哝道:“你起来多久了?”
“刚起来。”我应付道。
“你们不要走,就在这里玩,我还有一块腊肉。”五妹子也醒了,挽留道。
“你都舍不得吃,我们怎么好意思吃,留着吧。”我答道。
“过河注意点!以后常来。”五妹子见我们执意要走就不再挽留,刚坐起来的身子又躺下了,“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告别了五妹子,在离开吴家院子的时候,有几个起早床的人见我和强子从五妹子房里出来,大惑不解,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盯着我们并互相窃窃私语。我和强子相视一笑,大步向曹家沟走去。
一抹金灿灿的阳光已把山尖染成了金黄色,尽管河谷里还有些昏暗。清新、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崇山峻岭格外苍翠,天是那么格外的蓝。
作者简介
简木全,1946年8月出生于重庆。1964年9月上山下乡到万源县白沙区曹家公社药材场,1972年5月参工在万源县白沙粮站,1999年9月在万源市粮食局退休。1965年加入共青团,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管委会委员、分配员、会计员、粮站站长、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