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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鲍姆特遣队
3月24日，巴顿命令他的第四装甲师渡过莱茵河。目前，在攻占了雷马根桥的威廉・霍格的指挥下，第四师已向下一道障碍――美因河――急速前进了二十五英里。与此同时，A战斗部队计划进驻法兰克福以东的哈瑙，B战斗部队则驻在东南方向约二十英里开外的阿沙芬堡。
第十二兵团的指挥官曼顿・埃迪少将打电话给霍格，给他下达了一项奇怪的任务：巴顿希望派一支特遣队深入敌人防线后方六十英里处，去解救汉默尔堡战俘营里的“九百名美国战俘”。霍格觉得这个任务很古怪，但是未予置评。
当天晚些时候，巴顿亲自打电话给霍格。他比平时拔高了嗓门，说道：“这将使麦克阿瑟奇袭卡巴纳端的行动不值一提！”霍格没对巴顿说什么，但他告诉埃迪，他并不喜欢这个主意。派一支特遣队去东面，只会进一步分散他这个师的兵力。第四师的战线已经铺开了二十英里，而且他们的任务是在渡过美因河后向北挺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什么要冒这种险？战俘营有许多个――汉默尔堡何以如此重要？埃迪说，他会再同巴顿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汉默尔堡是一座相当大的城镇，位于蜿蜒曲折的弗兰肯萨勒河畔，距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仅五十五空英里远。再往东二十空英里，就是施魏因富特，著名的滚珠轴承生产中心。XIIIB战俘营坐落在一座陡峭小山顶部的碟形高地上，往南三英里就是汉默尔堡。在其中一个营区里，关押着1941年一次小型战役后被俘的约三千名南斯拉夫皇家军队的军官。这些南斯拉夫人――他们喜欢叫自己塞尔维亚人――身着破旧但却合体的制服，神色傲慢，面容黝黑，性情反复无常。他们对1945年1月来到这里的八百名美国军官格外友善慷慨，一致决定把一百五十袋食品捐给他们的盟友。
大部分美国人在阿登战役刚一开始就被迫投降了；因此，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部队而感到自豪，对高级军官也不那么尊重。除了星期日的宗教活动外，战俘营内几乎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活动。和萨岗战俘营不同，这里没有田径、音乐或戏剧活动。几乎没有人想逃跑，因为显然战争只能再持续几个月。红十字会的包裹每个月只分发一次――因此，尽管不时补充一些战俘营里的佳肴，比如炖猫肉，但仍难以改变经常性的食物匮乏状况。很多人都患上了流行性感冒和肺炎。几乎所有人都闹肚子。
总而言之，整个营区的状态混乱不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3月8日。这一天，由保罗・“波普”・古德统领的四百三十名美国战俘从波兰的斯措宾来到这里。这位中年上校曾任西点军校的教官，在艰苦的跋涉之后，他筋疲力尽，很不舒服。但是，当他背着他珍爱的风笛踉跄地走进战俘营时，他那疲倦的脸上满是目中无人的表情，阿登战役的战俘们顿时感到一股自豪的浪潮涌上心头。
一夜之间，古德和他能干的参谋长约翰・奈特・沃特斯中校就恢复了营内的秩序和规矩。对于那些厌恶营内过去状态的年轻军官来说，“波普”成了一个神奇的名字。他们洗净了军装，擦亮了皮鞋，理了发，刮了胡子。集会变得更军事化，房间也更干净了。接着，古德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战俘营的德国指挥官冈特・冯・格克尔身上。于是，伙食得到了改善，风雨天的点名也取消了，战俘营里的现有设施得到了更好的利用――而“波普”・古德则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几个憎恶他那专制作风的人。
3月25日，巴顿的副官之一亚历山大・斯蒂勒少校突然来到霍格的司令部。斯蒂勒以前是一名得克萨斯骑警队队员。他沉默寡言，总是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巴顿将军参谋部里的一名中士。斯蒂勒简洁地宣布，他是来“支持”汉默尔堡特遣队的。霍格大吃一惊：他本以为这个行动已被搁置了。于是，他再次向埃迪提出反对意见。埃迪告诉他不要担心着急；他会应付乔治。
第二天早上，巴顿乘飞机前往埃迪的司令部。他刚走进去，参谋长拉尔夫・卡奈因准将便告诉他，埃迪出去了。
“给比尔・霍格打电话，”巴顿不耐烦地说，“告诉他渡过美因河，攻占汉默尔堡。”
“将军，马特走之前告诉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如果您到这里叫我下这样的命令，我就得回答您，我不会下这个命令。”
巴顿没有对这种违逆表示丝毫的愤怒。“给我接通霍格，”他平静地说，“我亲自告诉他。”过了一会儿，他命令霍格“执行计划”。而霍格说，他一个人或一辆坦克都抽不出来。
“我保证，我会给你补充损失的全部人员和车辆！”巴顿哄骗道。
霍格窘迫不安，巴顿的语气几乎是在恳求。他带着一脸为难转向一旁听着的斯蒂勒。斯蒂勒低声解释说，“老头子”已经下定决心要解救汉默尔堡的战俘――并透露说，约翰・沃特斯，巴顿的女婿，也在这批战俘中。
霍格被迫服从了巴顿直接下达的命令。他不情愿地把副师长W。L。罗伯茨准将派到了克莱顿・艾布拉姆斯中校那里。艾布拉姆斯的B战斗部队刚刚攻占了美因河上的一座铁路桥。当得知要他派一支特遣队前往汉默尔堡时，艾布拉姆斯打电话给霍格，肯定地说，一个加强连孤军深入，一定会被歼灭。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应该派出整个独立团。霍格告诉他，埃迪已经拒绝抽调一个战术小组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但命令仍未改变。
3月26日下午，亚伯拉罕・鲍姆上尉正靠在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的车篷上睡觉，这时，有人叫醒了他，叫他立即去B战斗部队总部报到。鲍姆曾经是一家上衣厂的裁剪工，现在则是第十装甲步兵营的情报军官。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四肢瘦长，和他的团长一样，他也非常好斗。他那小平头、小胡子，以及嘴角总是挂着的冷笑，更加渲染了他那本已过分自信的外表。
走进指挥所时，鲍姆还在打哈欠。但是，当艾布拉姆告诉他，要带领一支特遣队深入敌后，救出九百名美国战俘时，他立即振作了起来。艾布拉姆斯没有给他任何理由，而鲍姆也并不需要。他只是转向营长哈罗德・科恩中校，开玩笑地说：“想把我甩了可没门儿。我会回来的。”
他奉命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晚上七点，鲍姆特遣队整装待发：全队三百零七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筋疲力尽，但都斗志昂扬。队伍中包括十辆“沙曼”式坦克和六辆轻型坦克，三门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突击炮，二十七辆运送战俘的半履带式装甲车，七辆吉普车和一辆医用两栖军车。
鲍姆仔细分析了一番他的任务。他将凭一支侦察部队深入敌后六十多英里。这样一支部队不足以抵挡任何一次重击，而部队在强行军通过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时，必然会造成混乱――而他甚至连敌人设防的位置都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要深入一片未知的土地，与天晓得是什么样的人作战，回来时还要带着九百名额外的旅客。
鲍姆已经对这整个行动感到焦虑不安了。这时，艾布拉姆斯告诉他，一位斯蒂勒少校将参加这一行动，这让他更为震惊。“为什么？”鲍姆怀疑地问。艾布拉姆斯向他保证，说斯蒂勒只是一个观察员，并没有指挥的职能，并推测说，巴顿也许是想给斯蒂勒“灌输”战斗思想。然而，只须看一眼斯蒂勒就足以明白，这个人根本不需要灌输什么。有一次，巴顿曾哭丧着脸告诉科德曼上校，他非常希望能有阿尔・斯蒂勒那样一副真正的战士的脸。
和霍格一样，艾布拉姆斯也知道斯蒂勒此行的真正目的。尽管斯蒂勒曾告诉科恩和其他几人：“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吓唬自己玩玩。”但是，他刚刚却秘密地对艾布拉姆斯承认，“我认为巴顿的女婿就在这些战俘中。”当然，鲍姆的人对此毫无所知。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要深入到敌后去解放一座战俘营。
艾布拉姆斯让鲍姆特遣队闯过敌人薄弱防线的计划很简单。B战斗部队强行通过刚刚夺取的铁路桥，扫荡对岸的那座小城。然后，鲍姆将迅速挺进他们打开的缺口，偷偷赶往六十英里外的汉默尔堡。3月27日午后他们就能到达那里，幸运的话，当晚即可返回。
3月26日晚上九点，B战斗部队渡过了美因河。虽然情报部门曾预计那里不会有多大的抵抗，但艾布拉姆斯马上就碰到了麻烦，不得不在最终为鲍姆打开通路之前，便把他手中的全部兵力投入了战斗。午夜时分，比计划提前了几个小时，鲍姆特遣队终于隆隆驶过了铁路桥――步兵们坐在坦克上，半履带式车辆装载着备用燃料――向东挺进。那天夜里，天气干燥而温暖，高空中阴云密布，看不见月亮。部队急速驶过头几个村子，出人意料，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坦克横扫一切可能的目标，步兵则向门窗里面投掷手榴弹，以便制止狙击手的射击。
但是，直到此刻，德国第七军只知道一支装甲部队――很可能有一个师那么多――突破了防线，并且猜测指挥官是巴顿。由于巴顿善用大胆而出人意料的战术，所以大多数德国战地指挥官对他比对其他任何美国指挥官都更为敬畏。鲍姆特遣队沿途的村镇纷纷接到警告，并且奉命拦截这支部队。然而，鲍姆的行动如此迅疾凌厉，以至于尽管他们在每个实行灯火管制的村镇都遭遇了轻武器和反坦克火箭筒的狙击，却只损失了寥寥几人。
在前进了二十五英里之后，黎明前夕，特遣队咆哮着冲进了勒尔市。当轻型坦克遇到设在大路上的路障时，就暂时先躲开，让“沙曼”式坦克碾过去。一支德国铁拳在近处开了火，击中了一辆“沙曼”式坦克，但是坦克里的人员换乘了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整个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与一支正从东面进入勒尔城的毫无准备的德国车队迎面相遇。美国人没有停顿，一边前进一边用机枪向德国卡车扫射。当一名年轻军官看到被击毙的有一些是身着军装的姑娘时，忍不住呕吐了出来。
入侵者们转向东北方，沿着曲折的美因河左岸前进。途经一列沿河行驶的高射炮火车时，他们击毁了机车，把手榴弹扔向上面那二十毫米口径的多管防空炮。黎明到来不久，特遣队来到了格明登附近。这是美因河畔的一座山城，位于辛河和萨勒河的交汇处。在鲍姆看来，这里似乎正是设伏的完美地点。他发回命令，不得使用无线电，甚至不得讲话。
6点30分，全队滚滚驶进格明登。坐在后面一辆坦克里的唐纳德・约克惊讶地看到，一些德国兵正手拿公文包漫不经心地走在马路上。和其他城市不同，这座城市似乎根本不知道一支美国特遣队已经大摇大摆地开进来了。在大路的右侧，约克看到一辆从调度站开出来的列车正向他这个方向驶来。在他身后那辆坦克里，弗兰克・马林凯一炮就击中了机车，接着开始对车厢连连炮击。突然，一节弹药车厢爆炸了。烟雾散去之后，约克看见，只剩下四个车轮还留在铁轨上。前面很远的地方，轻型坦克已经将河里的数艘船打得着了火，一支客商混合船队被拦腰斩断。这时，“沙曼”式坦克向前冲去，又击毁了十几辆火车，破坏了整条运输线。一个德国师碰巧刚下了火车，官兵们乱成了一团。
鲍姆指示威廉・纳托中尉派他的“沙曼”式坦克驶进市区，边走边扫射马路两边。两个排的步兵徒步跟在一旁。然而，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步兵刚踏上市中心的一座桥梁，桥就爆炸了，两人当场阵亡。“沙曼”式坦克原地打转，被同后面的队伍隔开了。德国人开始用铁拳从窗户和房顶开炮。鲍姆和纳托正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讨论作战计划。一听到前面战斗的嘈杂声，两人便奔向被炸毁的桥梁，刚好看见一辆“沙曼”式坦克转动着炮塔，似乎是在试图赶走攀在上面的数名德国人。突然，一枚铁拳爆炸了，将鲍姆和纳托抛到了鹅卵石路面上。纳托眼前一阵发黑，用手紧紧捂住了胸口；他的腿也受了伤。鲍姆觉得右手和膝盖疼痛难忍，血从裤管里渗了出来。他大声喊道：“赶快跑！”然后率领全队匆匆撤退。
通向汉默尔堡的大路被切断了，鲍姆迅速地选择了一条新路线。他绕到北面，沿着辛河西岸前进，想找一个可以渡河的地点。上午八点三十分，他发出了第一封电报：要求派空军轰炸格明登调度站。
德国第七军刚刚得知勒尔和格明登遭到了破坏，立即命令所有可用的部队拦截这支横冲直撞的美国部队。然而，帮助鲍姆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的，却是一个德国人：一名在家休病假的伞兵。他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于是主动透露说，渡过辛河的最佳地点是格明登北面八英里处的布格辛。
继续前进一英里之后，美国人俘获了另一名更为重要却没什么用处的德国人――一名身穿皮衣的将军。他的大众汽车误入了美军的队伍。当他戴上白手套趾高气扬地向前走时，鲍姆问道：“你这家伙究竟是谁？”他开口用德语解释，但鲍姆打断了他，“把这个婊子养的扔进半履带式装甲车里。我们继续前进！”
队伍渡过辛河，然后沿着一条坎坷的山路向东南方向行进。道路起伏不平，林木丛生，但地面却相当坚实，可以通过坦克和其他车辆。几分钟后，一队约有七百人的前去修路的苏联俘虏迎面走来。一看到对面是美国坦克，他们立即跳向押送他们的德国兵，缴了他们的武器。约克看到一个俄国人挥舞着刺刀在林中追赶一名德国兵。鲍姆把之前救下的两百名俘虏交给了俄国人。俄国人向他保证说，他们将继续在这一带打游击，直到美国部队打过来。
接下来，特遣队渡过了弗兰肯萨勒河。离目的地只有五英里远时，一架德国联络飞机开始在头顶嗡嗡作响。鲍姆命令部队停下来。在相对的安静中，他可以听到不远处有装甲车辆滚动的声音。躲藏已经没用了，于是他决定转向东北，直驱汉默尔堡。其后不久，他看到了第一批德国坦克――只有两辆，随便开了几炮，它们就开走了。鲍姆知道，其他的德国坦克也不会很远。下午两点三十分，汉默尔堡终于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范围。离城郊的房屋还有半英里远时，这支美国部队离开大路，开始攀登通向战俘营的那座陡峭山冈。
突然，一辆德国坦克在前方的拐角处探出了头，接下来是另一辆，又是一辆。鲍姆命令剩下的六辆“沙曼”式坦克发起攻击，并通过无线电命令查尔斯・格雷厄姆升起他那三门自动牵引大炮。攻占XIIIB战俘营的战斗打响了。
战俘们听到了远处那最初几声坦克的短促交火，于是纷纷拥到战俘营边缘带刺的铁丝网前，古德上校也跟着跑了过去。第一零六师的耶稣会牧师保罗・卡瓦诺神父看到，在吃草的羊群点缀其间的田野对面，有两个排的德国卫兵正在向沿山顶修建的工事爬去。与此同时，整整一个连的德国兵也匆匆进入了通向汉默尔堡的大路两旁的工事。路边还有两门四十毫米口径的“博福斯”式高射炮。
战俘们等待了半个小时；然后，突然之间，机枪、铁拳、步枪、迫击炮一齐响了起来，在草原上交织成一种刺耳的杂响。“神父，坦克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古德上校说，“这声音我听多了，所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巴顿将军的人正在接近――德国人就要把我们从这儿转移了。”他说，他今天上午已经设法拖延了格克尔两次，希望可以拖住他，直到美国人打进来。
枪炮声越来越响，几个战俘离开栅栏，想到厨房里砸开柜子，取出储存的食品，最后“大餐”一顿。另外大约一百人则朝着卡瓦诺神父的木板屋走去，神父将在那里倾听弥撒前的忏悔。下午三点五十分，战俘营内响起一阵断断续续的警报，门窗外传来命令：“全体人员都待在板屋里，原地不动！”几个落在后面的人连忙穿过营区去参加弥撒。
“既然再没人可以来了，”过了一阵，卡瓦诺神父说道，“我马上就开始做弥撒，在领圣体前给你们赦罪。”在穿法衣时，他把掉在身边的几块美国炮弹碎片藏进了储藏室里的一个纸盒。他匆匆来到圣坛前开始祈祷――圣坛是一张桌子。他很害怕，但希望不要被大家看出来。
正当神父朗读福音书时，又一颗炮弹落在了附近，所有人都趴在了地板上。等了一会儿之后，卡瓦诺从圣坛下爬了出来。尽管他感觉自己并未给大家作出好的表率，却仍要大家保持冷静，继续跪在地上。“如果发生什么事，你们就趴到地板上。现在我要给你们赦罪了。”他用颤抖的双手朝着跪伏着的人们画了个十字。“孩子们，保持冷静。为了使大家都能领到圣体，我将尽可能地缩短弥撒的时间。”他转向圣坛，开始祈祷，“主啊，我们恳求您息怒。”这段经文从未像今天这样意义深刻。“惠然收纳，您的仆人和您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您拣选的人群中，因我们的主基督。”
外面这场战斗的目标，约翰・沃特斯，此时正从古德大本营的底层观察着战事。沃特斯三十九岁，来自巴尔的摩，是一位美男子。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过两年书，主修艺术和科学。后来，他转学到西点军校。1931年，他作为一名骑兵少尉毕业了。沃特斯不爱说话，声音柔和，是一名才能出众的战士。1943年2月在北非被俘时，他是第一装甲团的主任参谋。
沃特斯可以看见几辆美国坦克正驶过田野，向塞尔维亚人的营房开火。正在这时，冯・格克尔将军闯了进来。他说，他现在已是古德的俘虏了，战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他问是否有哪个美国人自愿出去，叫对方停火。显然，攻击者把南斯拉夫人错当成了德国人，因为他们穿的是德国军服。
“好吧，我出去。”沃特斯说，“我们应该挂出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白旗，那么，他们就不会向我们开火了。”接着，他跨出了大门，从雄伟的哨所前走过。在他身边的是德国翻译富克斯上尉。后面不远跟着另外两名美国志愿者，一个举着美国国旗，另一个用一根木棍高挑着一条白床单。他们打算沿着战场边缘行进，从侧面接近美国部队。
鲍姆特遣队正越过山脊，径直向德国卫兵藏身的高地冲来。刚刚在山冈上进行的坦克战时间不长，却非常激烈。鲍姆损失了五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和三辆吉普车，但他那六辆“沙曼”式坦克却摧毁了三辆德国坦克和三四辆弹药车。
在滚滚的浓烟中，沃特斯一行继续向鲍姆特遣队走去。在距离集中营大门约半英里的地方，他们来到了一个围着板条栅栏的畜棚。五十码开外，一个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向他们跑来。沃特斯不能确定他是个德国人还是穿着伞兵制服的美国人，于是喊道：“美国人！”
那是一名德国兵。他冲向栅栏，把枪伸了进来，还没等富克斯解释就开火了。沃特斯感觉好像是被人用棒球棍敲了一下，不过，很奇怪，一点也不痛。他躺在自己刚刚掉进去的沟里，心里想：“他妈的，你葬送了我最后的机会！”
德国兵跳过栅栏，把富克斯逼到了棚子边，并叫嚷着他要开枪――富克斯费力地花了几分钟才使他明白，他们是军事谈判代表。于是，巴顿的女婿被裹进一条毯子，抬回了集中营。
木板屋里，美国人聚集在窗户后面欢呼着，就像是在观看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一颗流弹射穿了玻璃窗，大家立刻趴到了地上。但是，他们随即又回到了窗前。集中营的外科医生，第二十八师的阿尔伯特・伯恩特少校从医务室的二楼向外眺望，只见“沙曼”式坦克正在往高地上攀爬。突然，五十毫米的机关枪子弹撕裂了屋顶。他担心对方会对这个没有红十字标记的美国医务室发起攻击，于是匆匆跑到了古德的办公室，建议由一组医务人员在房子的另一头建立第二个急救站――一堵隔墙把房子一分为二，不出去就无法从一头到另一头。古德同意伯恩特这么做，但他决定等到外面激烈的炮火平息以后再行动。半个小时以后，古德得知第二个急救站还没有建立，就派人把伯恩特找来了。伯恩特解释说，他认为派手下冒着炮火出去太不明智。对于古德来说，这显然是违抗命令。他责备伯恩特不服从直接下达的命令。“我要因此撤销你集中营外科医生的职务。”
正在这时，门咣的一声开了，沃特斯被抬了进来。
卡瓦诺神父正在让大家领圣体。他颤抖的双手让他害怕自己会把圣体掉在地上。当最后一个人领完圣体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自发的欢呼声。
神父转向圣坛，结束了弥撒。然后，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神父，我们自由了！我们被解放了！”冯・格克尔将军已向古德投降。
“真是太好了！”弗雷德・奥泽特少校惊叹道，“我们正在做弥撒，就被别人解放了。你不再是俘虏了，神父。”
身上还披着法衣的神父抬头向窗外望去。他看到一辆美国坦克缓缓停了下来。战俘们挤在坦克旁，试图摸一摸他们的这位“解放者”。卡瓦诺神父注意到，这些新来者和面容憔悴的战俘们对比是那么强烈。神父缓缓地脱下法衣，把它叠好――这是最后一次，他想道――然后收进纸盒里。当他走出房门时，看见每扇窗前都挂起了白床单。美国人和塞尔维亚人都疯狂地欢呼着，互相握手拥抱。
正当战俘们吃着自从进入XIIIB军官战俘营以来最为丰盛的晚餐时，古德传下命令，要大家准备行装。薄暮时分，美国人背着毯子和奇形怪状的一包包监狱生活纪念品，分成五路纵队行进在赫尔曼・戈林广场上。卡瓦诺神父用一条面粉口袋――一个塞尔维亚人给他当毛巾用的――装满了袜子、毛衬衫、浴巾、祈祷书和几磅重的食物。一些人甚至背着他们的“冒烟的乔”――用马口铁罐头做成的炉子。
路边，一幢房子正在熊熊地燃烧着。在火光的照耀下，美国人耀武扬威地从夹道欢呼的塞尔维亚人面前走过。他们从鲍姆的坦克在铁丝网上撕开的大缺口鱼贯而出，穿过空岗哨外面的一片田野。离开集中营一英里之后，他们同驻扎在黑暗的高地上的鲍姆别动队主力会合了。在天幕的映衬下，坦克的轮廓好像是一只只巨大的野鸭。
战俘们被白天的兴奋与登山的劳累弄得筋疲力尽，这时，他们作为自由之身坐在这片寒冷潮湿的土地上。他们大声笑着，开着玩笑。突然，传来两声枪响，紧张气氛又回来了。命令传开了：“不准抽烟，不准引火。”将近两个小时，他们都瑟瑟发抖地坐在那里。与此同时，月亮飞快地在云层里钻进钻出。古德同鲍姆交谈着。鲍姆已经惊讶地得知，战俘不是九百名，而是一千二百九十一名。太多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带回去。鲍姆沮丧地转身看向坐在山上这些渴望返回家园的人。他告诉古德，他只能带走那些体力尚能经得起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颠簸的人。
古德向他的等待着的手下走去。他告诉他们，他们将被分成三队：一队是愿意自己逃走的人；一队是可以乘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一路打回去的人；一队是认为自己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应该返回战俘营的人。“我们解放了，我们自由了。”他说，“但是，在返回美国战线以前，每个人都得独立自主。六十英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程――没有食物，也没有物资供应，而且我们的身体都很虚弱……你们觉得怎样最好，就尽可以怎样办。”
当他们得知这支部队并不是巴顿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只是刺进敌人防线，如今又试图打回去的精疲力竭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时，实在深受打击。不过，至少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机会。大约七百名战俘已经在队伍中来回走动，寻找甚至争抢车上的空位子。为了腾出更多的座位，个人的行李和额外装备都被扔掉了。正在安排这些人上车并给他们分发武器时，一队德国兵从黑暗中溜了出来，发射了几枚铁拳。一辆坦克燃起了火焰。鲍姆更为严格地控制着这支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土路边上重新整起了队。
有些战俘尚未拿定主意，在田野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谈论着到底该怎么办。随军牧师布鲁斯・马修斯走到他以前的团长特奥多尔・西利上校身边，问他是否有什么指示。
“没有，神父――每个人都得独立自主。”
“您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神父。”
“您介意把您的打算告诉我吗，长官？”
“我要回去，神父。”说着，西利向集中营走去。
“谢谢，长官。”马修斯边说边爬上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的左挡泥板。在这寒冷刺骨的夜里，发动机的热量让人感觉很舒服。
第一零六师师长的儿子小艾伦・琼斯中尉坐在一辆坦克顶上。他很高兴能够有车坐，因为从阿登搭乘冰冷的货车来这里的途中，他的脚被冻坏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坦克指挥官认为某些乘客妨碍了炮盘左右转动，于是琼斯和其他几人被赶了下来。琼斯一瘸一拐地离开坦克，独自穿过高地，按照星星的指示向西走去。
另外几百人已经组成逃亡小队，也消失在黑夜里了。小琼斯的亲密朋友，第八十四师师长亚历山大・R。博林的儿子小亚历山大・“巴德”・博林中尉和另外三个人一组，一同下山向西走去。他们听到了犬吠声，敌人的追击已经开始了。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既不能行军也不能战斗，他们缓缓地向集中营走回去。卡瓦诺神父也加入了这个忧郁而安静的撤退队伍。午夜刚过，他又一次从塞尔维亚人营区附近那个铁丝网上的大洞穿过去。几个小时前曾热烈地欢送过美国人的塞尔维亚人，垂头丧气地默默望着这支返回的队伍。
当神父走进他的木板屋时，有人对他说：“神父，我们还没有自由。”
“好吧，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休息片刻吧。”他回答说，然后转身躺到了他的床铺上。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大声叫道：“德国人重新接管了集中营，叫我们离开这里！十五分钟之内准备好！”
3月28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这五百名体质虚弱，无法长途跋涉走向自由的美国人被四十个德国卫兵驱赶着在赫尔曼・戈林广场上排好队，接着被一起赶出了大门。他们的衣袋里塞满了集中营里剩下的唯一食物――土豆。当这支心灰意冷的队伍踏上通向汉默尔堡那条蜿蜒的道路时，空气中薄雾蒙蒙，潮湿而冰冷。在黑暗之中，他们可以分辨出大路两边各有几伙德国士兵静静地等在那里。几分钟后，一队德国摩托兵过来了，战俘们躲到一旁，让他们过去。几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卡瓦诺神父听到车里的士兵同卫兵们在低声嘀咕什么。
精疲力竭的鲍姆特遣队沿着一条小路从山冈的另一侧缓缓向下走去。大车在路面上轧出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鲍曼的手下已经行军作战了将近二十四小时，而现在，他们面对着返回美军战线这一更为艰难的旅程。小路越来越窄。最后，打头的三辆中型坦克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只好掉头后退了一英里，找到了另一条通往西面的小路。坚硬的地面上有很多细微的痕迹，表明侦察坦克正是走的这条路。
正当主力部队摸索着在这条小路上前进时，他们碰到了返回的侦察坦克。侦察小组组长带回了好消息：这条小路几乎可以一直通到汉默尔堡―维尔茨堡大道旁的赫塞多夫市。此刻，鲍姆特遣队又一次隆隆前进，尽管不时要停一停，等待后面的车辆跟上队伍，却仍走得很快。
队伍开进赫塞多夫时，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了。在城市广场附近，队伍被两辆废弃的德国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些前战俘们跳下坦克，把卡车推到了一旁，于是队伍继续隆隆前进。这阵喧嚣声把城里的百姓吓坏了，门窗里纷纷挂出了白旗。队伍在黑暗中转来转去，最后向北面的汉默尔堡走去。此时，鲍姆上了主干道。他可以按原路返回，但他知道，那里可能是一个马蜂窝。于是，他决定向西北方向前进，直到同第四装甲师联系上为止。
他的推论不错，但德国人正在前方一英里处的下一个城市等着他。在霍尔里克的郊区，打头的一辆坦克吱地停住了，它差点撞上一道路障。突然，大路两旁的探照灯一齐发出刺眼的光芒。与此同时，铁拳猛烈攻向这辆停下来的坦克，坦克的指挥员和一个战俘当场丧生。被探照灯照得头晕眼花的炮手用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盲目地向街上扫射着。
其他铁拳像致命的罗马焰火筒一般喷出了火舌。一个抓着第二辆坦克的炮塔的前战俘被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蜷缩在甲板上的其他几人也受了伤。疲惫不堪的美国人过了好一会儿才作出反应。汉默尔堡的战俘纷纷跳入沟渠，而坦克兵则用机枪向路障和路两旁的田野猛烈扫射。
当红色和黄色的曳光弹划过夜空时，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混战。接着，战斗就像突然开始时那样突然地结束了，只能听见马达的空转声和伤员的哭喊声。在鲍姆看来，继续穿过这座黑暗的城市无异于自杀。于是，坦克和其他车辆都笨拙地倒向了那条狭窄的小路，直到可以安全地掉头。几分钟后，队伍离开道路，来到一座居高临下的山冈上进行整顿。狼狈的战斗让那些前战俘们很是激动，纷纷急切地向坦克手提出各种建议。鲍姆疲惫的手下则对他们破口大骂，叫他们“滚蛋”。许多人愤怒地朝大路走去。
鲍姆清点了一下兵力。出发时，全队共有三百零七人，现在能战斗的只有一百人了，而他本人的手和膝盖也受了伤。他还有六辆轻型坦克、三辆中型坦克、三门突击炮和二十二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他下令将八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里的汽油抽出来装到坦克的油箱里；然后，他通过无线电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简单地说他已完成了任务，即将返回。
不能使用的半履带式装甲车都被点燃了。伤势严重的伤员被抬进一幢石头房子，并在墙上画上了红十字的标志。然后，鲍姆集合起剩下的人，告诉他们所要面临的形势。他们将穿越田野返回，必要的时候，就用半履带式装甲车架桥过河。鲍姆可以听到远处传来了坦克和其他车辆的滚动声，这是敌人从东面追上来了。他简短地说了几句鼓舞士气的话，然后大吼一声：“前进！”
鲍姆特遣队几乎已经被包围了。在南面和东北方向，自动牵引大炮正向他们开来；两个步兵连和六辆坦克则正从东南方向步步逼近；而北面的六辆“虎”式坦克和西北方向的一个装甲车队也正扑过来。
鲍姆刚跳上吉普车，他所听到过的最快的自动坦克的连续齐射就开始了。正在熊熊燃烧的半履带式装甲车让特遣队成了一个完美的射击目标。这时，轻武器的猛烈炮火从黑暗中射了出来。鲍姆的三门大炮喷出了烟雾，徒劳地设起了一道保护屏。然而，德军的齐射式攻击仍旧以极端的准确性继续着。两门突击炮、一辆轻型坦克和几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都被炮弹直接击中了，随之而来的火光吸引了来自三个方向更多的毁灭性炮击。
第七装甲师的唐・博耶少校操控着一辆坦克上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他不住地破口大骂。自从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痛痛快快地战斗。但是，仅凭勇敢是不够的。鲍姆特遣队即将被一股看不见的敌人打得全军覆没。仅仅十五分钟之后，所有的美国车辆就都着了火。德国坦克和步兵开始逼近。鲍姆的坦克都完蛋了，他自己向丛林跑去，在那里把残部重新组织了起来。有那么几次，他试图带领大家冲回战场，看看是否能从烈火中抢救出些什么，但每次都被击退了。
“四人一组，快跑！”鲍姆喊道。他迅速地下达了指示，然后便同一个战俘以及斯蒂勒少校一起跑了起来。斯蒂勒少校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虽沉默寡言但却骁勇善战的战士。三人试图藏进一个小松树林，但几分钟后就被军犬追上来了。在随之而来的搏斗中，鲍姆的腿被击中了――这是他两天以来第三次受伤。
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鲍姆只得赶快把身份牌扔掉，以免被德国人发现自己是犹太人。当他和另外六人一起被一个德国兵赶向一个谷仓时，鲍姆摘下了钢盔，打算向这个毫无防备的德国人头上打去。这时，斯蒂勒抓住他的手臂，阻止了他。
鲍姆的手下和汉默尔堡的战俘被分开了，随之立即进行了审问。但是，几个战俘都告诉德国兵，鲍姆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于是，德国人允许他加入返回集中营的战俘的行列。在斯蒂勒和另一个人的搀扶下，他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天边的第一缕光芒照亮了一座山冈。山冈上到处都是正在冒烟的被毁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周围的树木要么被炮弹击断，要么布满了弹痕。那个画着红十字的谷仓变成了一堆废墟。这里便是鲍姆特遣队的墓地。
汉默尔堡行动彻底失败了。但是，这支英勇的特遣队却完成了某些特别不同寻常，并且甚至比巴顿的意图更为重要的任务。鲍姆特遣队一路行军，一路破坏。它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都陷入了混乱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德国第七军团司令部至今仍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抽调了相当于几个师的兵力去保卫交通要道和桥梁；与此同时，又调动了一支大部队带着军犬搜查那些山冈，企图围捕被解救出来的上千名美国和俄国战俘。
代价委实不小。不仅鲍姆特遣队自己损兵折将，绅士派头的巴尔的摩骑兵，巴顿的女婿“小B”，约翰・沃特斯，也身负重伤，正躺在汉默尔堡的医院里。子弹从他的右大腿进去，左臀部出来。一位南斯拉夫医生，拉多万・达尼希上校――他仅有的医疗设备是纸绷带和一把菜刀――熟练地给沃特斯做了伤口引流手术。
第三军的新闻发布官只告诉随军记者损失了一支特遣队，而没有介绍细节。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渐渐被泄露了出来。于是，巴顿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们，直到鲍姆到达汉默尔堡九天之后，他才得知他的女婿也在这批战俘中间。为了证明他的言辞，他展示了自己的官方和私人日记，并说道：“我们试图解放这个战俘营，是因为我们担心美国战俘会被撤退的德国人屠杀。”
霍格、艾布拉姆斯和斯蒂勒所知道的事实与之不同。但是，好战士就要保持缄默。斯蒂勒一直到死也没有披露事情的真相，而另外两位则一直缄默了将近二十年。
第十二兵团的指挥官曼顿・埃迪少将打电话给霍格，给他下达了一项奇怪的任务：巴顿希望派一支特遣队深入敌人防线后方六十英里处，去解救汉默尔堡战俘营里的“九百名美国战俘”。霍格觉得这个任务很古怪，但是未予置评。
当天晚些时候，巴顿亲自打电话给霍格。他比平时拔高了嗓门，说道：“这将使麦克阿瑟奇袭卡巴纳端的行动不值一提！”霍格没对巴顿说什么，但他告诉埃迪，他并不喜欢这个主意。派一支特遣队去东面，只会进一步分散他这个师的兵力。第四师的战线已经铺开了二十英里，而且他们的任务是在渡过美因河后向北挺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什么要冒这种险？战俘营有许多个――汉默尔堡何以如此重要？埃迪说，他会再同巴顿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汉默尔堡是一座相当大的城镇，位于蜿蜒曲折的弗兰肯萨勒河畔，距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仅五十五空英里远。再往东二十空英里，就是施魏因富特，著名的滚珠轴承生产中心。XIIIB战俘营坐落在一座陡峭小山顶部的碟形高地上，往南三英里就是汉默尔堡。在其中一个营区里，关押着1941年一次小型战役后被俘的约三千名南斯拉夫皇家军队的军官。这些南斯拉夫人――他们喜欢叫自己塞尔维亚人――身着破旧但却合体的制服，神色傲慢，面容黝黑，性情反复无常。他们对1945年1月来到这里的八百名美国军官格外友善慷慨，一致决定把一百五十袋食品捐给他们的盟友。
大部分美国人在阿登战役刚一开始就被迫投降了；因此，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部队而感到自豪，对高级军官也不那么尊重。除了星期日的宗教活动外，战俘营内几乎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活动。和萨岗战俘营不同，这里没有田径、音乐或戏剧活动。几乎没有人想逃跑，因为显然战争只能再持续几个月。红十字会的包裹每个月只分发一次――因此，尽管不时补充一些战俘营里的佳肴，比如炖猫肉，但仍难以改变经常性的食物匮乏状况。很多人都患上了流行性感冒和肺炎。几乎所有人都闹肚子。
总而言之，整个营区的状态混乱不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3月8日。这一天，由保罗・“波普”・古德统领的四百三十名美国战俘从波兰的斯措宾来到这里。这位中年上校曾任西点军校的教官，在艰苦的跋涉之后，他筋疲力尽，很不舒服。但是，当他背着他珍爱的风笛踉跄地走进战俘营时，他那疲倦的脸上满是目中无人的表情，阿登战役的战俘们顿时感到一股自豪的浪潮涌上心头。
一夜之间，古德和他能干的参谋长约翰・奈特・沃特斯中校就恢复了营内的秩序和规矩。对于那些厌恶营内过去状态的年轻军官来说，“波普”成了一个神奇的名字。他们洗净了军装，擦亮了皮鞋，理了发，刮了胡子。集会变得更军事化，房间也更干净了。接着，古德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战俘营的德国指挥官冈特・冯・格克尔身上。于是，伙食得到了改善，风雨天的点名也取消了，战俘营里的现有设施得到了更好的利用――而“波普”・古德则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几个憎恶他那专制作风的人。
3月25日，巴顿的副官之一亚历山大・斯蒂勒少校突然来到霍格的司令部。斯蒂勒以前是一名得克萨斯骑警队队员。他沉默寡言，总是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巴顿将军参谋部里的一名中士。斯蒂勒简洁地宣布，他是来“支持”汉默尔堡特遣队的。霍格大吃一惊：他本以为这个行动已被搁置了。于是，他再次向埃迪提出反对意见。埃迪告诉他不要担心着急；他会应付乔治。
第二天早上，巴顿乘飞机前往埃迪的司令部。他刚走进去，参谋长拉尔夫・卡奈因准将便告诉他，埃迪出去了。
“给比尔・霍格打电话，”巴顿不耐烦地说，“告诉他渡过美因河，攻占汉默尔堡。”
“将军，马特走之前告诉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如果您到这里叫我下这样的命令，我就得回答您，我不会下这个命令。”
巴顿没有对这种违逆表示丝毫的愤怒。“给我接通霍格，”他平静地说，“我亲自告诉他。”过了一会儿，他命令霍格“执行计划”。而霍格说，他一个人或一辆坦克都抽不出来。
“我保证，我会给你补充损失的全部人员和车辆！”巴顿哄骗道。
霍格窘迫不安，巴顿的语气几乎是在恳求。他带着一脸为难转向一旁听着的斯蒂勒。斯蒂勒低声解释说，“老头子”已经下定决心要解救汉默尔堡的战俘――并透露说，约翰・沃特斯，巴顿的女婿，也在这批战俘中。
霍格被迫服从了巴顿直接下达的命令。他不情愿地把副师长W。L。罗伯茨准将派到了克莱顿・艾布拉姆斯中校那里。艾布拉姆斯的B战斗部队刚刚攻占了美因河上的一座铁路桥。当得知要他派一支特遣队前往汉默尔堡时，艾布拉姆斯打电话给霍格，肯定地说，一个加强连孤军深入，一定会被歼灭。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应该派出整个独立团。霍格告诉他，埃迪已经拒绝抽调一个战术小组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但命令仍未改变。
3月26日下午，亚伯拉罕・鲍姆上尉正靠在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的车篷上睡觉，这时，有人叫醒了他，叫他立即去B战斗部队总部报到。鲍姆曾经是一家上衣厂的裁剪工，现在则是第十装甲步兵营的情报军官。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四肢瘦长，和他的团长一样，他也非常好斗。他那小平头、小胡子，以及嘴角总是挂着的冷笑，更加渲染了他那本已过分自信的外表。
走进指挥所时，鲍姆还在打哈欠。但是，当艾布拉姆告诉他，要带领一支特遣队深入敌后，救出九百名美国战俘时，他立即振作了起来。艾布拉姆斯没有给他任何理由，而鲍姆也并不需要。他只是转向营长哈罗德・科恩中校，开玩笑地说：“想把我甩了可没门儿。我会回来的。”
他奉命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晚上七点，鲍姆特遣队整装待发：全队三百零七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筋疲力尽，但都斗志昂扬。队伍中包括十辆“沙曼”式坦克和六辆轻型坦克，三门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突击炮，二十七辆运送战俘的半履带式装甲车，七辆吉普车和一辆医用两栖军车。
鲍姆仔细分析了一番他的任务。他将凭一支侦察部队深入敌后六十多英里。这样一支部队不足以抵挡任何一次重击，而部队在强行军通过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时，必然会造成混乱――而他甚至连敌人设防的位置都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要深入一片未知的土地，与天晓得是什么样的人作战，回来时还要带着九百名额外的旅客。
鲍姆已经对这整个行动感到焦虑不安了。这时，艾布拉姆斯告诉他，一位斯蒂勒少校将参加这一行动，这让他更为震惊。“为什么？”鲍姆怀疑地问。艾布拉姆斯向他保证，说斯蒂勒只是一个观察员，并没有指挥的职能，并推测说，巴顿也许是想给斯蒂勒“灌输”战斗思想。然而，只须看一眼斯蒂勒就足以明白，这个人根本不需要灌输什么。有一次，巴顿曾哭丧着脸告诉科德曼上校，他非常希望能有阿尔・斯蒂勒那样一副真正的战士的脸。
和霍格一样，艾布拉姆斯也知道斯蒂勒此行的真正目的。尽管斯蒂勒曾告诉科恩和其他几人：“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吓唬自己玩玩。”但是，他刚刚却秘密地对艾布拉姆斯承认，“我认为巴顿的女婿就在这些战俘中。”当然，鲍姆的人对此毫无所知。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要深入到敌后去解放一座战俘营。
艾布拉姆斯让鲍姆特遣队闯过敌人薄弱防线的计划很简单。B战斗部队强行通过刚刚夺取的铁路桥，扫荡对岸的那座小城。然后，鲍姆将迅速挺进他们打开的缺口，偷偷赶往六十英里外的汉默尔堡。3月27日午后他们就能到达那里，幸运的话，当晚即可返回。
3月26日晚上九点，B战斗部队渡过了美因河。虽然情报部门曾预计那里不会有多大的抵抗，但艾布拉姆斯马上就碰到了麻烦，不得不在最终为鲍姆打开通路之前，便把他手中的全部兵力投入了战斗。午夜时分，比计划提前了几个小时，鲍姆特遣队终于隆隆驶过了铁路桥――步兵们坐在坦克上，半履带式车辆装载着备用燃料――向东挺进。那天夜里，天气干燥而温暖，高空中阴云密布，看不见月亮。部队急速驶过头几个村子，出人意料，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坦克横扫一切可能的目标，步兵则向门窗里面投掷手榴弹，以便制止狙击手的射击。
但是，直到此刻，德国第七军只知道一支装甲部队――很可能有一个师那么多――突破了防线，并且猜测指挥官是巴顿。由于巴顿善用大胆而出人意料的战术，所以大多数德国战地指挥官对他比对其他任何美国指挥官都更为敬畏。鲍姆特遣队沿途的村镇纷纷接到警告，并且奉命拦截这支部队。然而，鲍姆的行动如此迅疾凌厉，以至于尽管他们在每个实行灯火管制的村镇都遭遇了轻武器和反坦克火箭筒的狙击，却只损失了寥寥几人。
在前进了二十五英里之后，黎明前夕，特遣队咆哮着冲进了勒尔市。当轻型坦克遇到设在大路上的路障时，就暂时先躲开，让“沙曼”式坦克碾过去。一支德国铁拳在近处开了火，击中了一辆“沙曼”式坦克，但是坦克里的人员换乘了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整个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与一支正从东面进入勒尔城的毫无准备的德国车队迎面相遇。美国人没有停顿，一边前进一边用机枪向德国卡车扫射。当一名年轻军官看到被击毙的有一些是身着军装的姑娘时，忍不住呕吐了出来。
入侵者们转向东北方，沿着曲折的美因河左岸前进。途经一列沿河行驶的高射炮火车时，他们击毁了机车，把手榴弹扔向上面那二十毫米口径的多管防空炮。黎明到来不久，特遣队来到了格明登附近。这是美因河畔的一座山城，位于辛河和萨勒河的交汇处。在鲍姆看来，这里似乎正是设伏的完美地点。他发回命令，不得使用无线电，甚至不得讲话。
6点30分，全队滚滚驶进格明登。坐在后面一辆坦克里的唐纳德・约克惊讶地看到，一些德国兵正手拿公文包漫不经心地走在马路上。和其他城市不同，这座城市似乎根本不知道一支美国特遣队已经大摇大摆地开进来了。在大路的右侧，约克看到一辆从调度站开出来的列车正向他这个方向驶来。在他身后那辆坦克里，弗兰克・马林凯一炮就击中了机车，接着开始对车厢连连炮击。突然，一节弹药车厢爆炸了。烟雾散去之后，约克看见，只剩下四个车轮还留在铁轨上。前面很远的地方，轻型坦克已经将河里的数艘船打得着了火，一支客商混合船队被拦腰斩断。这时，“沙曼”式坦克向前冲去，又击毁了十几辆火车，破坏了整条运输线。一个德国师碰巧刚下了火车，官兵们乱成了一团。
鲍姆指示威廉・纳托中尉派他的“沙曼”式坦克驶进市区，边走边扫射马路两边。两个排的步兵徒步跟在一旁。然而，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步兵刚踏上市中心的一座桥梁，桥就爆炸了，两人当场阵亡。“沙曼”式坦克原地打转，被同后面的队伍隔开了。德国人开始用铁拳从窗户和房顶开炮。鲍姆和纳托正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讨论作战计划。一听到前面战斗的嘈杂声，两人便奔向被炸毁的桥梁，刚好看见一辆“沙曼”式坦克转动着炮塔，似乎是在试图赶走攀在上面的数名德国人。突然，一枚铁拳爆炸了，将鲍姆和纳托抛到了鹅卵石路面上。纳托眼前一阵发黑，用手紧紧捂住了胸口；他的腿也受了伤。鲍姆觉得右手和膝盖疼痛难忍，血从裤管里渗了出来。他大声喊道：“赶快跑！”然后率领全队匆匆撤退。
通向汉默尔堡的大路被切断了，鲍姆迅速地选择了一条新路线。他绕到北面，沿着辛河西岸前进，想找一个可以渡河的地点。上午八点三十分，他发出了第一封电报：要求派空军轰炸格明登调度站。
德国第七军刚刚得知勒尔和格明登遭到了破坏，立即命令所有可用的部队拦截这支横冲直撞的美国部队。然而，帮助鲍姆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的，却是一个德国人：一名在家休病假的伞兵。他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于是主动透露说，渡过辛河的最佳地点是格明登北面八英里处的布格辛。
继续前进一英里之后，美国人俘获了另一名更为重要却没什么用处的德国人――一名身穿皮衣的将军。他的大众汽车误入了美军的队伍。当他戴上白手套趾高气扬地向前走时，鲍姆问道：“你这家伙究竟是谁？”他开口用德语解释，但鲍姆打断了他，“把这个婊子养的扔进半履带式装甲车里。我们继续前进！”
队伍渡过辛河，然后沿着一条坎坷的山路向东南方向行进。道路起伏不平，林木丛生，但地面却相当坚实，可以通过坦克和其他车辆。几分钟后，一队约有七百人的前去修路的苏联俘虏迎面走来。一看到对面是美国坦克，他们立即跳向押送他们的德国兵，缴了他们的武器。约克看到一个俄国人挥舞着刺刀在林中追赶一名德国兵。鲍姆把之前救下的两百名俘虏交给了俄国人。俄国人向他保证说，他们将继续在这一带打游击，直到美国部队打过来。
接下来，特遣队渡过了弗兰肯萨勒河。离目的地只有五英里远时，一架德国联络飞机开始在头顶嗡嗡作响。鲍姆命令部队停下来。在相对的安静中，他可以听到不远处有装甲车辆滚动的声音。躲藏已经没用了，于是他决定转向东北，直驱汉默尔堡。其后不久，他看到了第一批德国坦克――只有两辆，随便开了几炮，它们就开走了。鲍姆知道，其他的德国坦克也不会很远。下午两点三十分，汉默尔堡终于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范围。离城郊的房屋还有半英里远时，这支美国部队离开大路，开始攀登通向战俘营的那座陡峭山冈。
突然，一辆德国坦克在前方的拐角处探出了头，接下来是另一辆，又是一辆。鲍姆命令剩下的六辆“沙曼”式坦克发起攻击，并通过无线电命令查尔斯・格雷厄姆升起他那三门自动牵引大炮。攻占XIIIB战俘营的战斗打响了。
战俘们听到了远处那最初几声坦克的短促交火，于是纷纷拥到战俘营边缘带刺的铁丝网前，古德上校也跟着跑了过去。第一零六师的耶稣会牧师保罗・卡瓦诺神父看到，在吃草的羊群点缀其间的田野对面，有两个排的德国卫兵正在向沿山顶修建的工事爬去。与此同时，整整一个连的德国兵也匆匆进入了通向汉默尔堡的大路两旁的工事。路边还有两门四十毫米口径的“博福斯”式高射炮。
战俘们等待了半个小时；然后，突然之间，机枪、铁拳、步枪、迫击炮一齐响了起来，在草原上交织成一种刺耳的杂响。“神父，坦克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古德上校说，“这声音我听多了，所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巴顿将军的人正在接近――德国人就要把我们从这儿转移了。”他说，他今天上午已经设法拖延了格克尔两次，希望可以拖住他，直到美国人打进来。
枪炮声越来越响，几个战俘离开栅栏，想到厨房里砸开柜子，取出储存的食品，最后“大餐”一顿。另外大约一百人则朝着卡瓦诺神父的木板屋走去，神父将在那里倾听弥撒前的忏悔。下午三点五十分，战俘营内响起一阵断断续续的警报，门窗外传来命令：“全体人员都待在板屋里，原地不动！”几个落在后面的人连忙穿过营区去参加弥撒。
“既然再没人可以来了，”过了一阵，卡瓦诺神父说道，“我马上就开始做弥撒，在领圣体前给你们赦罪。”在穿法衣时，他把掉在身边的几块美国炮弹碎片藏进了储藏室里的一个纸盒。他匆匆来到圣坛前开始祈祷――圣坛是一张桌子。他很害怕，但希望不要被大家看出来。
正当神父朗读福音书时，又一颗炮弹落在了附近，所有人都趴在了地板上。等了一会儿之后，卡瓦诺从圣坛下爬了出来。尽管他感觉自己并未给大家作出好的表率，却仍要大家保持冷静，继续跪在地上。“如果发生什么事，你们就趴到地板上。现在我要给你们赦罪了。”他用颤抖的双手朝着跪伏着的人们画了个十字。“孩子们，保持冷静。为了使大家都能领到圣体，我将尽可能地缩短弥撒的时间。”他转向圣坛，开始祈祷，“主啊，我们恳求您息怒。”这段经文从未像今天这样意义深刻。“惠然收纳，您的仆人和您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您拣选的人群中，因我们的主基督。”
外面这场战斗的目标，约翰・沃特斯，此时正从古德大本营的底层观察着战事。沃特斯三十九岁，来自巴尔的摩，是一位美男子。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过两年书，主修艺术和科学。后来，他转学到西点军校。1931年，他作为一名骑兵少尉毕业了。沃特斯不爱说话，声音柔和，是一名才能出众的战士。1943年2月在北非被俘时，他是第一装甲团的主任参谋。
沃特斯可以看见几辆美国坦克正驶过田野，向塞尔维亚人的营房开火。正在这时，冯・格克尔将军闯了进来。他说，他现在已是古德的俘虏了，战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他问是否有哪个美国人自愿出去，叫对方停火。显然，攻击者把南斯拉夫人错当成了德国人，因为他们穿的是德国军服。
“好吧，我出去。”沃特斯说，“我们应该挂出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白旗，那么，他们就不会向我们开火了。”接着，他跨出了大门，从雄伟的哨所前走过。在他身边的是德国翻译富克斯上尉。后面不远跟着另外两名美国志愿者，一个举着美国国旗，另一个用一根木棍高挑着一条白床单。他们打算沿着战场边缘行进，从侧面接近美国部队。
鲍姆特遣队正越过山脊，径直向德国卫兵藏身的高地冲来。刚刚在山冈上进行的坦克战时间不长，却非常激烈。鲍姆损失了五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和三辆吉普车，但他那六辆“沙曼”式坦克却摧毁了三辆德国坦克和三四辆弹药车。
在滚滚的浓烟中，沃特斯一行继续向鲍姆特遣队走去。在距离集中营大门约半英里的地方，他们来到了一个围着板条栅栏的畜棚。五十码开外，一个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向他们跑来。沃特斯不能确定他是个德国人还是穿着伞兵制服的美国人，于是喊道：“美国人！”
那是一名德国兵。他冲向栅栏，把枪伸了进来，还没等富克斯解释就开火了。沃特斯感觉好像是被人用棒球棍敲了一下，不过，很奇怪，一点也不痛。他躺在自己刚刚掉进去的沟里，心里想：“他妈的，你葬送了我最后的机会！”
德国兵跳过栅栏，把富克斯逼到了棚子边，并叫嚷着他要开枪――富克斯费力地花了几分钟才使他明白，他们是军事谈判代表。于是，巴顿的女婿被裹进一条毯子，抬回了集中营。
木板屋里，美国人聚集在窗户后面欢呼着，就像是在观看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一颗流弹射穿了玻璃窗，大家立刻趴到了地上。但是，他们随即又回到了窗前。集中营的外科医生，第二十八师的阿尔伯特・伯恩特少校从医务室的二楼向外眺望，只见“沙曼”式坦克正在往高地上攀爬。突然，五十毫米的机关枪子弹撕裂了屋顶。他担心对方会对这个没有红十字标记的美国医务室发起攻击，于是匆匆跑到了古德的办公室，建议由一组医务人员在房子的另一头建立第二个急救站――一堵隔墙把房子一分为二，不出去就无法从一头到另一头。古德同意伯恩特这么做，但他决定等到外面激烈的炮火平息以后再行动。半个小时以后，古德得知第二个急救站还没有建立，就派人把伯恩特找来了。伯恩特解释说，他认为派手下冒着炮火出去太不明智。对于古德来说，这显然是违抗命令。他责备伯恩特不服从直接下达的命令。“我要因此撤销你集中营外科医生的职务。”
正在这时，门咣的一声开了，沃特斯被抬了进来。
卡瓦诺神父正在让大家领圣体。他颤抖的双手让他害怕自己会把圣体掉在地上。当最后一个人领完圣体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自发的欢呼声。
神父转向圣坛，结束了弥撒。然后，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神父，我们自由了！我们被解放了！”冯・格克尔将军已向古德投降。
“真是太好了！”弗雷德・奥泽特少校惊叹道，“我们正在做弥撒，就被别人解放了。你不再是俘虏了，神父。”
身上还披着法衣的神父抬头向窗外望去。他看到一辆美国坦克缓缓停了下来。战俘们挤在坦克旁，试图摸一摸他们的这位“解放者”。卡瓦诺神父注意到，这些新来者和面容憔悴的战俘们对比是那么强烈。神父缓缓地脱下法衣，把它叠好――这是最后一次，他想道――然后收进纸盒里。当他走出房门时，看见每扇窗前都挂起了白床单。美国人和塞尔维亚人都疯狂地欢呼着，互相握手拥抱。
正当战俘们吃着自从进入XIIIB军官战俘营以来最为丰盛的晚餐时，古德传下命令，要大家准备行装。薄暮时分，美国人背着毯子和奇形怪状的一包包监狱生活纪念品，分成五路纵队行进在赫尔曼・戈林广场上。卡瓦诺神父用一条面粉口袋――一个塞尔维亚人给他当毛巾用的――装满了袜子、毛衬衫、浴巾、祈祷书和几磅重的食物。一些人甚至背着他们的“冒烟的乔”――用马口铁罐头做成的炉子。
路边，一幢房子正在熊熊地燃烧着。在火光的照耀下，美国人耀武扬威地从夹道欢呼的塞尔维亚人面前走过。他们从鲍姆的坦克在铁丝网上撕开的大缺口鱼贯而出，穿过空岗哨外面的一片田野。离开集中营一英里之后，他们同驻扎在黑暗的高地上的鲍姆别动队主力会合了。在天幕的映衬下，坦克的轮廓好像是一只只巨大的野鸭。
战俘们被白天的兴奋与登山的劳累弄得筋疲力尽，这时，他们作为自由之身坐在这片寒冷潮湿的土地上。他们大声笑着，开着玩笑。突然，传来两声枪响，紧张气氛又回来了。命令传开了：“不准抽烟，不准引火。”将近两个小时，他们都瑟瑟发抖地坐在那里。与此同时，月亮飞快地在云层里钻进钻出。古德同鲍姆交谈着。鲍姆已经惊讶地得知，战俘不是九百名，而是一千二百九十一名。太多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带回去。鲍姆沮丧地转身看向坐在山上这些渴望返回家园的人。他告诉古德，他只能带走那些体力尚能经得起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颠簸的人。
古德向他的等待着的手下走去。他告诉他们，他们将被分成三队：一队是愿意自己逃走的人；一队是可以乘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一路打回去的人；一队是认为自己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应该返回战俘营的人。“我们解放了，我们自由了。”他说，“但是，在返回美国战线以前，每个人都得独立自主。六十英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程――没有食物，也没有物资供应，而且我们的身体都很虚弱……你们觉得怎样最好，就尽可以怎样办。”
当他们得知这支部队并不是巴顿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只是刺进敌人防线，如今又试图打回去的精疲力竭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时，实在深受打击。不过，至少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机会。大约七百名战俘已经在队伍中来回走动，寻找甚至争抢车上的空位子。为了腾出更多的座位，个人的行李和额外装备都被扔掉了。正在安排这些人上车并给他们分发武器时，一队德国兵从黑暗中溜了出来，发射了几枚铁拳。一辆坦克燃起了火焰。鲍姆更为严格地控制着这支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土路边上重新整起了队。
有些战俘尚未拿定主意，在田野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谈论着到底该怎么办。随军牧师布鲁斯・马修斯走到他以前的团长特奥多尔・西利上校身边，问他是否有什么指示。
“没有，神父――每个人都得独立自主。”
“您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神父。”
“您介意把您的打算告诉我吗，长官？”
“我要回去，神父。”说着，西利向集中营走去。
“谢谢，长官。”马修斯边说边爬上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的左挡泥板。在这寒冷刺骨的夜里，发动机的热量让人感觉很舒服。
第一零六师师长的儿子小艾伦・琼斯中尉坐在一辆坦克顶上。他很高兴能够有车坐，因为从阿登搭乘冰冷的货车来这里的途中，他的脚被冻坏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坦克指挥官认为某些乘客妨碍了炮盘左右转动，于是琼斯和其他几人被赶了下来。琼斯一瘸一拐地离开坦克，独自穿过高地，按照星星的指示向西走去。
另外几百人已经组成逃亡小队，也消失在黑夜里了。小琼斯的亲密朋友，第八十四师师长亚历山大・R。博林的儿子小亚历山大・“巴德”・博林中尉和另外三个人一组，一同下山向西走去。他们听到了犬吠声，敌人的追击已经开始了。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既不能行军也不能战斗，他们缓缓地向集中营走回去。卡瓦诺神父也加入了这个忧郁而安静的撤退队伍。午夜刚过，他又一次从塞尔维亚人营区附近那个铁丝网上的大洞穿过去。几个小时前曾热烈地欢送过美国人的塞尔维亚人，垂头丧气地默默望着这支返回的队伍。
当神父走进他的木板屋时，有人对他说：“神父，我们还没有自由。”
“好吧，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休息片刻吧。”他回答说，然后转身躺到了他的床铺上。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大声叫道：“德国人重新接管了集中营，叫我们离开这里！十五分钟之内准备好！”
3月28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这五百名体质虚弱，无法长途跋涉走向自由的美国人被四十个德国卫兵驱赶着在赫尔曼・戈林广场上排好队，接着被一起赶出了大门。他们的衣袋里塞满了集中营里剩下的唯一食物――土豆。当这支心灰意冷的队伍踏上通向汉默尔堡那条蜿蜒的道路时，空气中薄雾蒙蒙，潮湿而冰冷。在黑暗之中，他们可以分辨出大路两边各有几伙德国士兵静静地等在那里。几分钟后，一队德国摩托兵过来了，战俘们躲到一旁，让他们过去。几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卡瓦诺神父听到车里的士兵同卫兵们在低声嘀咕什么。
精疲力竭的鲍姆特遣队沿着一条小路从山冈的另一侧缓缓向下走去。大车在路面上轧出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鲍曼的手下已经行军作战了将近二十四小时，而现在，他们面对着返回美军战线这一更为艰难的旅程。小路越来越窄。最后，打头的三辆中型坦克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只好掉头后退了一英里，找到了另一条通往西面的小路。坚硬的地面上有很多细微的痕迹，表明侦察坦克正是走的这条路。
正当主力部队摸索着在这条小路上前进时，他们碰到了返回的侦察坦克。侦察小组组长带回了好消息：这条小路几乎可以一直通到汉默尔堡―维尔茨堡大道旁的赫塞多夫市。此刻，鲍姆特遣队又一次隆隆前进，尽管不时要停一停，等待后面的车辆跟上队伍，却仍走得很快。
队伍开进赫塞多夫时，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了。在城市广场附近，队伍被两辆废弃的德国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些前战俘们跳下坦克，把卡车推到了一旁，于是队伍继续隆隆前进。这阵喧嚣声把城里的百姓吓坏了，门窗里纷纷挂出了白旗。队伍在黑暗中转来转去，最后向北面的汉默尔堡走去。此时，鲍姆上了主干道。他可以按原路返回，但他知道，那里可能是一个马蜂窝。于是，他决定向西北方向前进，直到同第四装甲师联系上为止。
他的推论不错，但德国人正在前方一英里处的下一个城市等着他。在霍尔里克的郊区，打头的一辆坦克吱地停住了，它差点撞上一道路障。突然，大路两旁的探照灯一齐发出刺眼的光芒。与此同时，铁拳猛烈攻向这辆停下来的坦克，坦克的指挥员和一个战俘当场丧生。被探照灯照得头晕眼花的炮手用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盲目地向街上扫射着。
其他铁拳像致命的罗马焰火筒一般喷出了火舌。一个抓着第二辆坦克的炮塔的前战俘被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蜷缩在甲板上的其他几人也受了伤。疲惫不堪的美国人过了好一会儿才作出反应。汉默尔堡的战俘纷纷跳入沟渠，而坦克兵则用机枪向路障和路两旁的田野猛烈扫射。
当红色和黄色的曳光弹划过夜空时，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混战。接着，战斗就像突然开始时那样突然地结束了，只能听见马达的空转声和伤员的哭喊声。在鲍姆看来，继续穿过这座黑暗的城市无异于自杀。于是，坦克和其他车辆都笨拙地倒向了那条狭窄的小路，直到可以安全地掉头。几分钟后，队伍离开道路，来到一座居高临下的山冈上进行整顿。狼狈的战斗让那些前战俘们很是激动，纷纷急切地向坦克手提出各种建议。鲍姆疲惫的手下则对他们破口大骂，叫他们“滚蛋”。许多人愤怒地朝大路走去。
鲍姆清点了一下兵力。出发时，全队共有三百零七人，现在能战斗的只有一百人了，而他本人的手和膝盖也受了伤。他还有六辆轻型坦克、三辆中型坦克、三门突击炮和二十二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他下令将八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里的汽油抽出来装到坦克的油箱里；然后，他通过无线电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简单地说他已完成了任务，即将返回。
不能使用的半履带式装甲车都被点燃了。伤势严重的伤员被抬进一幢石头房子，并在墙上画上了红十字的标志。然后，鲍姆集合起剩下的人，告诉他们所要面临的形势。他们将穿越田野返回，必要的时候，就用半履带式装甲车架桥过河。鲍姆可以听到远处传来了坦克和其他车辆的滚动声，这是敌人从东面追上来了。他简短地说了几句鼓舞士气的话，然后大吼一声：“前进！”
鲍姆特遣队几乎已经被包围了。在南面和东北方向，自动牵引大炮正向他们开来；两个步兵连和六辆坦克则正从东南方向步步逼近；而北面的六辆“虎”式坦克和西北方向的一个装甲车队也正扑过来。
鲍姆刚跳上吉普车，他所听到过的最快的自动坦克的连续齐射就开始了。正在熊熊燃烧的半履带式装甲车让特遣队成了一个完美的射击目标。这时，轻武器的猛烈炮火从黑暗中射了出来。鲍姆的三门大炮喷出了烟雾，徒劳地设起了一道保护屏。然而，德军的齐射式攻击仍旧以极端的准确性继续着。两门突击炮、一辆轻型坦克和几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都被炮弹直接击中了，随之而来的火光吸引了来自三个方向更多的毁灭性炮击。
第七装甲师的唐・博耶少校操控着一辆坦克上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他不住地破口大骂。自从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痛痛快快地战斗。但是，仅凭勇敢是不够的。鲍姆特遣队即将被一股看不见的敌人打得全军覆没。仅仅十五分钟之后，所有的美国车辆就都着了火。德国坦克和步兵开始逼近。鲍姆的坦克都完蛋了，他自己向丛林跑去，在那里把残部重新组织了起来。有那么几次，他试图带领大家冲回战场，看看是否能从烈火中抢救出些什么，但每次都被击退了。
“四人一组，快跑！”鲍姆喊道。他迅速地下达了指示，然后便同一个战俘以及斯蒂勒少校一起跑了起来。斯蒂勒少校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虽沉默寡言但却骁勇善战的战士。三人试图藏进一个小松树林，但几分钟后就被军犬追上来了。在随之而来的搏斗中，鲍姆的腿被击中了――这是他两天以来第三次受伤。
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鲍姆只得赶快把身份牌扔掉，以免被德国人发现自己是犹太人。当他和另外六人一起被一个德国兵赶向一个谷仓时，鲍姆摘下了钢盔，打算向这个毫无防备的德国人头上打去。这时，斯蒂勒抓住他的手臂，阻止了他。
鲍姆的手下和汉默尔堡的战俘被分开了，随之立即进行了审问。但是，几个战俘都告诉德国兵，鲍姆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于是，德国人允许他加入返回集中营的战俘的行列。在斯蒂勒和另一个人的搀扶下，他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天边的第一缕光芒照亮了一座山冈。山冈上到处都是正在冒烟的被毁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周围的树木要么被炮弹击断，要么布满了弹痕。那个画着红十字的谷仓变成了一堆废墟。这里便是鲍姆特遣队的墓地。
汉默尔堡行动彻底失败了。但是，这支英勇的特遣队却完成了某些特别不同寻常，并且甚至比巴顿的意图更为重要的任务。鲍姆特遣队一路行军，一路破坏。它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都陷入了混乱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德国第七军团司令部至今仍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抽调了相当于几个师的兵力去保卫交通要道和桥梁；与此同时，又调动了一支大部队带着军犬搜查那些山冈，企图围捕被解救出来的上千名美国和俄国战俘。
代价委实不小。不仅鲍姆特遣队自己损兵折将，绅士派头的巴尔的摩骑兵，巴顿的女婿“小B”，约翰・沃特斯，也身负重伤，正躺在汉默尔堡的医院里。子弹从他的右大腿进去，左臀部出来。一位南斯拉夫医生，拉多万・达尼希上校――他仅有的医疗设备是纸绷带和一把菜刀――熟练地给沃特斯做了伤口引流手术。
第三军的新闻发布官只告诉随军记者损失了一支特遣队，而没有介绍细节。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渐渐被泄露了出来。于是，巴顿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们，直到鲍姆到达汉默尔堡九天之后，他才得知他的女婿也在这批战俘中间。为了证明他的言辞，他展示了自己的官方和私人日记，并说道：“我们试图解放这个战俘营，是因为我们担心美国战俘会被撤退的德国人屠杀。”
霍格、艾布拉姆斯和斯蒂勒所知道的事实与之不同。但是，好战士就要保持缄默。斯蒂勒一直到死也没有披露事情的真相，而另外两位则一直缄默了将近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