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

22.西线的胜利

　　盟军几乎是恣意地在整条战线上向前推进。在北面，蒙哥马利稳步向汉堡进攻，沿途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他最主要的障碍是由冈特・布鲁门特里特统率的一支部队。布鲁门特里特决定从容不迫地向后撤退，因此，双方都只蒙受了最少的伤亡。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布鲁门特里特已同英国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甚至派一名联络官去警告敌方，有个地区埋有毒气弹。

　　在蒙哥马利的右翼，布雷德利的三个军进展得更快。巴顿和霍奇斯差不多已经到了易北河。而已经在河对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的辛普森，离德国总理府的距离已不足七十五空英里。然而，这并没有让希特勒恐慌不安，因为他已制订了一个计划，不但可以粉碎辛普森部，而且可以拯救鲁尔地区的莫德尔部。这需要用到他刚建立的一个军，第十二军。这个军的指挥官是尚未从一场严重车祸中完全恢复健康的瓦尔特・温克。

　　仍然裹在紧身军装里的温克只有一个参谋部、几张地图、二十万士兵――纸上的数字――以及希特勒给他下达的从辛普森的桥头堡地区发动强大反攻的命令。他应该打开一条两百英里长的走廊，穿过辛普森的桥头堡，一直攻到鲁尔袋形阵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援救陷入重围的莫德尔的B集团军，并同时将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分裂开来。

　　4月13日，希特勒召来莫德尔年轻的作战官冈特・赖希海尔姆，告诉他，他现在是温克的参谋长了。“第十二军应该在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直抵B集团军。他们应该一直打到莱茵河！”对于一个刚刚亲眼见过鲁尔袋形阵地上绝望情景的人来说，这个计划无比荒唐。不仅如此，元首继续说道，他想从俄国人那里学习一个计谋。“他们曾在夜里溜过我们的防线，不带装备，只有少量的弹药。”他命令赖希海尔姆集中两百辆大众汽车，趁夜色潜过敌人阵线，在敌人的后方竭力制造混乱，以使第十二军进行全面的突破。

　　莫德尔根本就没把元首关于新的第十二军的乐观计划传达给他的部下。他知道，温克不可能打到他这里来。B集团军的三十万人现在被困在一个直径仅有三十英里的地区，弹药和粮食最多只够再用三天。局势如此令人绝望，因此，莫德尔的新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将军催他要求最高统帅部准许他们投降。由莫德尔这样忠诚的战士提出要求，可能会影响最高统帅部去结束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我很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莫德尔回答说。仅仅想到投降就让他反感。但是，到了傍晚，很明显，投降已经不可避免了。在柏林和他被围困的部队之间，三个最为重要的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马格德堡――都落入了美国人手中。莫德尔用瓦格纳几乎没听出来的声音说，拯救他的部队是他的责任。因此，他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要下令解散B集团军，使其免受投降之辱。不过，他首先指示瓦格纳马上遣散最年轻的和最老的士兵，让他们回家去做平民百姓。七十二小时后，其他的人将面临三种选择，回家，以个人身份投降，或者尝试突围。

　　第二天，即4月15日，盟军把鲁尔袋形阵地一分为二。当希特勒得知此事以后，他命令两部分部队重新靠拢。莫德尔仅仅瞥了一眼这封电报，根本不打算去传达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命令。它毫无用处。薄暮时分，东半部袋形阵地陷落了。

　　第十八空降兵团的李奇微将军刚刚派他的副官F。M。布兰茨特德尔上尉打着白旗来到了莫德尔的司令部。上尉带来了李奇微将军的一封有骑士风度的信件。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莫德尔，那么，必属它无疑。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军人的职业中，没有人比美国的罗伯特・E。李将军具有更崇高的声誉、更显赫的战功，并且更忠于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八十年前的这个月，他被压倒性的军队完全包围，他忠实的部下只余寥寥几人，无法再继续进行有效的战斗，于是，他选择了体面地投降。

　　同样的抉择如今摆在您的面前。为了一个战士的荣誉，为了全体德国军官的声誉，为了贵国的未来，立刻放下武器吧。您挽救下来的德国人，将会为恢复贵国人民的社会地位作出贡献。您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是贵国人民要实现幸福安宁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布兰茨特德尔带回了莫德尔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并带来了一个口信：由于将军曾亲口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受其束缚，他不能投降。即使只是考虑一下李奇微的建议，他的名誉都会受到玷污。

　　在东面大约二百英里处，辛普森正在他位于易北河附近的战地司令部制订攻占柏林的最后计划。这时，有电话找他：布雷德利希望他立即飞往威斯巴登的第十二集团军战术指挥部。辛普森猜测，布雷德利是想知道第九军何时能向柏林进发。在去见布雷德利的路上，他又一次检查了自己的计划。四十八小时后，第二装甲师和第八十三步兵师将一同沿着高速公路向柏林发起进攻。等他一回去，他就要下达最后的命令。

　　当他在威斯巴登走下飞机时，布雷德利正在等他。两人握了握手，布雷德利张口便说：“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的部队应就地止步，不能再往前走，你必须撤过易北河。”

　　“该死，究竟是谁下的这种命令！”辛普森目瞪口呆，“再过二十四小时，我就可以到柏林了！”

　　“艾森豪威尔刚刚告诉我的。”

　　辛普森坚持说，易北河对岸几乎没有什么抵抗。他认为，通往柏林的道路畅通无阻，他可以迅速靠近柏林，直到城郊附近才会遇到真正的防守。但是争辩没有用，他郁郁不乐地飞回了他的司令部。“好吧，先生们，事情是这样，”他对等在那里的记者们说，“我接到命令，要原地止步。我不能继续向柏林挺进了。”

　　“简直太丢脸了！”一名记者惊呼道。

　　辛普森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命令如此。”他镇定地说，“我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在3月底，促使艾森豪威尔决定绕开柏林的原因之一，是俄国人离这个城市较近，肯定会先抵达柏林。两个星期多一点之后，辛普森和朱可夫距离德国总理府几乎同样远。辛普森曾宣称，他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抵达柏林，这并不纯粹是吹牛。除了几支孤立的德国部队外――而且其中大部分只会稍作抵抗甚至毫不抵抗――在他和希特勒之间，除了艾森豪威尔从中作梗，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力量。

　　在莫斯科，哈里曼大使实践了他很早之前就对上级推荐过的办法。他和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哈里曼借机抗议了一百六十三名美国飞行员在波尔塔瓦被强制迫降一事。而这仅仅是因为其他一些美国人行事有些鲁莽。比如，一名美国飞行员搭载了一名自称是他的老乡的波兰人；还有一次，一架受损的美国轰炸机降落在波兰的一个机场进行维修，后来未经许可便起飞了。斯大林宣称，这些事例证明了迫降是合理的，美国人“正同波兰地下组织密谋反对红军”。

　　“您这是在怀疑美国最高统帅部的忠实性，我不允许这种做法！”哈里曼激动地回答。赫尔利试图制止他，但哈里曼继续谴责斯大林“实际上是在怀疑马歇尔将军的忠实性”。

　　“我可以用性命担保，我信任马歇尔将军，”斯大林回答道，语气有所缓和，“我不是说他，而是一个年轻军官。”

　　赫尔利紧张地把话题转到了中国问题上。他说他已着手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谈判，并声称他们双方有着同样的目标：“打败日本，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政府”。赫尔利说，罗斯福指示他，要让中国在自己人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授权他就此事同丘吉尔商量。首相和艾登已经签字同意让中国自己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和民主的政府，从而联合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打败日本。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给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元帅非常满意，表达了合作意向。他说，鉴于总的形势，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获得他的完全支持。他将立即采取行动，以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他说他完全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总之，斯大林完全赞同在会谈中向他概述的美国对华政策。

　　不过，哈里曼却认为，赫尔利太相信斯大林表面上的诚恳了。他报告说，斯大林“很可能不会同蒋介石合作。万一俄国卷入远东冲突，他会充分利用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另外一位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乔治・凯南，非常熟悉俄国人的做法。他也不同意赫尔利信中的说法。他同样报告说，在他看来，只有在得到满洲里、蒙古和中国北部的支配权以后，俄国才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在这个当口，如果我们一心想支持苏联，再加上斯大林那令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言辞，以及他那小心谨慎的和蔼态度，从而使我们错误地相信，苏联会支持和默许我们争取实现在中国的长远目标，这将是一个悲剧……

　　在过去的三天里，杜鲁门感到总统这副担子“令人难以置信地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参加完罗斯福的葬礼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准备第二天下午将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当晚临睡前，他祈祷自己可以称职地完成工作。第二天，即4月16日一大早，他阅读了哈里曼最新报告的摘要。报告驳斥了“斯大林关于波兰委员会工作的一些说法”，并建议“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立场，不能接受为华沙政权粉饰过失”。

　　上午，艾登和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到了。三人开始润色他们各自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最后的联合电文措辞客气，但坚持主张应不顾华沙政府的反对，邀请米科拉伊奇克和另外两个伦敦的波兰人前往莫斯科共商大计。杜鲁门通过无线电把电报发给了哈里曼，叫他立即亲自去交给斯大林。

　　艾登因他同杜鲁门的初次会晤而“深感振奋”，他致电丘吉尔说：

　　这次会晤给我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担的新职责，但并未被其所压倒。他提到您时非常热情。我相信他会成为我们忠实的合作者……

　　下午一点零二分，杜鲁门走进众议院大厅时，所有人都起立欢呼。他骄傲地抬起头，看了看旁听席，最终找到了杜鲁门夫人和玛格丽特。

　　“议长先生……”他开始了。

　　“等一等，哈里，”雷伯恩低声说，“让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你。”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我的朋友们，同事们。”杜鲁门总统开始对全国发表第一次演说。“悲剧性的命运加诸我等以重任。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已逝的领袖从不曾回望。他始终目视前方，始终大步向前。那将是他的期望，也是美国所要采取的行动……”

　　他保证继续奉行罗斯福制定的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要求联合国的人民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定要惩罚战犯。

　　“联合国的主要战争战略已经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已故最高司令的远见卓识……

　　“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一方针必须并将会――不加改变，不受约束！”

　　他还向大家表明，罗斯福制定的外交政策也将继续下去。“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各国要继续合作，集中必要的力量挫败轴心国统治世界的阴谋。”

　　在号召全体美国人给予支持之后，他说，“此时此刻，我心怀祈求。既然我已担起了肩头的重任，那么，我谨以所罗门王之言，谦恭地恳请万能的上帝：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我只求成为上帝与人民的忠实可靠的仆人。”

　　很明显，这个忽而骄傲忽而谦虚，身材短小精干的中产阶级分子，因个人和政治上的联系，与罗斯福制定的所有政策紧紧捆在了一起。比如，虽然他想对俄国表现得更坚决一些，但却很难做到。美国人民压倒性地支持罗斯福的友好政策。总统给斯大林、丘吉尔和哈里曼的最后几封电报事实上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态度：他告诉丘吉尔，要尽可能地把苏联问题大事化小，因为像“纵横字谜行动”之类的情况似乎“每天都在出现，而其中大多数都可以解决”。他还指示哈里曼说，“要把伯尔尼（阿斯科纳）的误解当成一件小事”，并且警告斯大林，“这样的小误会今后不应再发生”。

　　不过，这些电报并没有显示出罗斯福日益增长的要坚决与丘吉尔联手反对斯大林的决心。这一决心只在给首相的电报结尾略有流露。他写道：“然而，我们应该强硬起来。迄今为止，我们的方针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新总统来说，这一方针太微妙了。

　　和之前的所有副总统一样，杜鲁门没有插手过总统所面对的那些可怕问题――比如，在罗斯福去雅尔塔之前，他一直不知道白宫秘密地图室的存在，而直到现在，他还没去那里看过。因此，这位新总统对于如此繁重的职责准备得不够充分。他只能靠自己敏锐的头脑和务实的判断力，才能防止在今后犯下严重的错误。

　　4月17日早晨，杜鲁门举行了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出席的记者人数创了纪录，大约有三百五十名。报纸、电台和杂志记者都试图挤进他的办公室，但许多人仍不得不待在大厅里。他用他典型的直率而又和蔼的态度，或是明确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或是根本不予理睬。

　　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想会晤其他盟国领导人――斯大林和丘吉尔。

　　“如果能与他们会晤，包括蒋介石司令，我将十分高兴。”他回答说，“还有戴高乐将军，如果他想见我，那我也会很乐意见到他。我希望会晤所有的盟国政府首脑。”

　　4月18日，杜鲁门初次得知了德国占领区的事。这时，丘吉尔给他发来了一封电报，敦促他们的军队尽可能向东推进，并且牢牢守住攻下的地盘。这是杜鲁门知之甚少或者说毫无了解的一个棘手问题。“在我担任总统的前五天中，我感觉好像是活了五辈子……当一个人毫无征兆地被迫从副总统的位置登上总统宝座，这个飞跃实在太大了。”

　　当晚，他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妹妹：

　　……在宣誓就职之前，我不得不作出两个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的决定――继续进行战争，继续在旧金山举行和平会议。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花在了已故总统的最后告别仪式上。星期一，我向国会讲了我的打算，这花了我整个星期日下午和半个晚上的时间，一直到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才准备好讲稿。不过，我猜其中的确有些启示，因为很明显，它博得了国会和整个国家的认同。星期一下午，我接见了很多人，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决定，每一个都涉及几百万人。星期二上午，全城的记者以及更多来自外地的记者都来向我提问。他们让我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十五分钟，但是，即使是这种考验，似乎结果也很成功。

　　今天的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准备对战场上的男女战士们发表五分钟的广播讲话。直到凌晨一点多，我才上床休息。这又是忙乱的一天。现在我要去睡了，但我想最好还是给你们写几句话。愿你们身体健康。

　　致以无尽的爱。

　　哈里

　　杜鲁门从莫斯科召回了哈里曼，要同他私下谈谈。4月20日中午，两人会面了。总统急切地想知道大使对于俄国人的直接印象。

　　在哈里曼看来，苏联认为可以同时成功地奉行两种政策：同美英合作，同时通过独立行动，扩大苏联对其邻国的控制。斯大林的一些顾问误认为美国的宽宏大量以及合作的愿望是软弱的表现。“我认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同美国决裂，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进行重建。”他说。因此，他推断，美国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而不会招致严重的危险。

　　接着，哈里曼指出了一些具体的困难，但杜鲁门打断了他。“我不怕俄国人，”他说。他打算表现得强硬些，但是会公正处事。“无论如何，俄国人需要我们多过我们需要他们。”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欧洲遭到野蛮入侵的局面，”哈里曼警告说，“我们必须决定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他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是悲观主义者，还是能够和俄国人找到一个可操作的行动基础的。“但这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按照世界其他地区所奉行的原则行事，必须放弃任何此类幻想。”

　　杜鲁门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交易。他不会期盼斯大林把他所要求的东西百分之百地给他。“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哈里曼问道，与旧金山会议以及美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相比，总统认为波兰问题有多重要。杜鲁门当即回答说，除非波兰问题能够按照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方式得到解决，否则，参议院决不会批准美国参加任何所谓联合国之类的组织。“我就打算这样告诉莫洛托夫，”他加重语气说道，“我准备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时采取强硬态度。”

　　会晤结束时，哈里曼推心置腹地说道，他急于回华盛顿的原因之一，是担心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坏他们达成的协议。“我更怕您抽不出时间来读最近的电报。不过，我必须说，当我发现您已经全部读过了，并且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时，我感到非常宽慰。”

　　与此同时，正像原来预计的那样，欧洲的战斗到了白热化阶段。4月17日早晨，莫德尔的独特计划开始实施。他大笔一挥，B集团军的余部便不复存在了。鲁尔袋形阵地的战斗结束了。这位骁勇善战的小个子元帅转向他的参谋长，说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证明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已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作为一名战败的指挥官，给他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会儿。他接下来的话不仅回答了这一问题，也暗示了他本人的命运。“古时候，他们都会服毒自杀。”

　　关于温克，莫德尔的想法是对的。新成立的第十二军不可能突破敌人防线，抵达鲁尔地区。事实上，温克根本就没有发动这一毫无希望的攻势。他尽他的全力坚守着易北河战线，而他的左翼已经受到了霍奇斯的稳步前进的威胁。温克命令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坚守哈雷和莱比锡，以保护其左翼。然而，4月17日，霍奇斯攻下了哈雷，并将莱比锡孤立了起来。

　　莱比锡是一座历史名城，同时也是德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在宏伟的圣―托马斯教堂第一次布道――也正是在这个教堂里，巴赫奏了整整二十七年的管风琴，并且最后就长眠在此；而瓦格纳也是在这里受洗的。这里还有德国最令人敬重的纪念碑之一――民族大会战纪念碑。纪念碑高达三百英尺，是为了纪念在1813年击败拿破仑一战中阵亡的将士而立的。德国统计学家曾仔细地作过计算，认为修建这样一座纪念碑所需要的石头和水泥如果用货车来运，车队将长达三十四英里。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垒而不是纪念碑，事实上，几天后它就会成为一座堡垒。

　　该城那可怜的防守部队由汉斯・冯・庞塞特指挥，其中包括第一零七摩托化步兵团的七百五十人，以及作为后备力量的一个摩托化营的二百五十人。除此之外，还有第十四防空师的几支部队，人民冲锋队的几个营和该城的警察头目，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将手下的三千四百名警察。

　　格罗尔曼是一名警察，而不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坚决反对把人民冲锋队的年轻人投入到一场无望的挣扎中。他说，这等于是屠杀儿童。“警察归我指挥。”他告诉庞塞特。而他不打算把他们交给其他机构去干其他事情。“我们自己的部队太薄弱了，不能进行真正的抵抗，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重武器了。”因此，他解释说，为保卫城市而作出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只会愚蠢地将七十五万居民暴露在危险之中。

　　当霍奇斯正在指挥第二和第六十九美国步兵师包围该城时，格罗尔曼和庞塞特却继续各行其是。庞塞特上校指挥他的主力部队在市政厅区域设立了路障，接着又派三百名最精干的手下秘密占领了那座庞大的纪念碑；而与此同时，格罗尔曼却在准备投降。

　　4月18日，格罗尔曼通过广播宣布他已接管了指挥权，并将尽其所能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下午四点，他设法与第二师的瓦尔特・罗伯逊少将通了电话，提出愿将莱比锡拱手相让。

　　罗伯逊说，格罗尔曼应诱使冯・庞塞特放下武器。接着，他通过无线电将此事告知了他的指挥官，第五军的克拉伦策・许布纳。许布纳随即又打电话给霍奇斯，告诉他自己将就莱比锡投降的问题去进行谈判。霍奇斯回答说，他只接受无条件投降。此时，格罗尔曼终于打通了庞塞特的电话。庞塞特与他的部下正驻扎在纪念碑里，不过格罗尔曼对此全然不知。“我根本不打算投降。”说着，庞塞特挂上了电话。

　　不过，格罗尔曼还是派自己手下的一名军官前往最近的美国军队驻地，再一次提出有条件投降。黄昏时分，这个军官被带到了查尔斯・B。麦克唐纳上尉的指挥所。麦克唐纳只有二十二岁，是第二师第二十三团G连连长。

　　“他知道我只是一个上尉吗？”麦克唐纳问翻译，“他要向一个上尉投降？”

　　对方的回答热情洋溢。“愿意！很好！”一个小时后，麦克唐纳的吉普车行驶在了莱比锡的街道上。一路上，震惊的市民们要么纳闷地盯着看，要么就兴奋地向他挥手。在警察局，麦克唐纳遇到三位打扮得整齐干净的德国军官。他抓了抓自己浓密的短胡子，突然意识到已经两天没洗过了。他在心中暗暗思忖，是否应该行礼？为了安全着想，他举手行了礼，然后学着德国人的样子将两个脚跟咔嗒一靠。

　　麦克唐纳被带到了格罗尔曼的办公室。将军迎上前来，向麦克唐纳伸出手。他一只眼睛上戴着单片眼镜，红润的圆脸庞容光焕发。在麦克唐纳看来，他和好莱坞电影中那些高级纳粹党人一模一样。喝了一杯法国白兰地之后，两人开始会谈。格罗尔曼说，他将高兴地率领全部警察部队投降。但是，当麦克唐纳要求所有的武装部队同样放下武器时，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我根本控制不了冯・庞塞特上校，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指挥所设在哪里。”不过，他认为，大部分武装部队已经离开了该城，庞塞特不会惹什么麻烦。然而，美国第六十九师的发现却完全相反。这个师刚刚从东南方向进了城，充当其先头部队的是兹韦尔中校的装甲特遣队。

　　当兹韦尔特遣队接近纪念碑时，藏在里面的庞塞特手下开火了。本来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前进的兹韦尔的坦克开足马力，以三倍于此的速度在通向市政厅的大街上急驰起来。几乎每次转弯时，都有步兵从坦克上摔下来。来到市政厅前的最后一条街上时，兹韦尔从一个意大利难民口中得知，这个地区至少有三百名党卫队士兵。他带领剩下的六十五名步兵――大约有一百六十人不是在急驰中从坦克上掉了下去，就是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明智地挖下了战壕，准备躲过这一夜。

　　黎明时分，第六十九师的一个步兵连试图攻打华而不实的市政厅大楼，但很快便被打了回来。于是，兹韦尔调遣他的几辆坦克和反坦克炮去支援他们。

　　当兹韦尔特遣队驶近一个十字路口时，加布里尔・赫尔贝纳和她的一个女朋友正站在那里。她们以为这些装甲车都是德国的。这时，一辆坦克放慢了速度，里面的一个人叫道：“停一下，小伙子们！”

　　一名坦克手从炮塔探出头来，说道：“到掩体或地下室里去吧。市政厅就在广场尽头，我们不得不进攻了。”他笑了笑，然后缩了进去。很快，他拿了些糖果又出来了。他把糖果扔给两位姑娘。两位姑娘不知所措，连忙钻进了一个掩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呢？

　　兹韦尔把部队分成两路纵队，和步兵连一起对市政厅发动进攻。然而，美国人又一次被德军的铁拳、机枪和步枪拦住了。九点左右，在另外两次进攻被打退之后，灰心丧气的兹韦尔决定采用智取而非强攻。他说服了一名德国消防队长，如果他能把最后通牒送进市政厅，就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最后通牒内容如下：除非指挥官立即投降，否则，二十分钟后，美国人便会用重炮、火焰喷射器和一整个师的步兵发起进攻。

　　几分钟后，一百五十名德国人高举双手涌出了大门。美国人在楼里发现了弗赖堡市长、他的副手，以及他们家人的尸体。他们都自杀了。

　　现在，莱比锡剩下的唯一顽强抵抗就是纪念碑那里了。此时，庞塞特已经擒获了十七名美国战俘。八英寸的炮弹对这座建筑轰炸的效果甚微，有些甚至一接触到花岗岩就弹跳了开来。这似乎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围攻。第二七三团的审讯员汉斯・特雷福斯上尉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告诉团长C。M。亚当斯上校，他认为他可以“说服”庞塞特投降。特雷福斯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36年同他的父母逃到美国，六年后作为优等生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

　　下午三点，特雷福斯在该团主任参谋乔治・奈特中校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国战俘陪同下，爬上了纪念碑后部的纪念品商店门前的台阶。庞塞特和另外两名德国军官走了出来，与这几位谈判者见面。

　　特雷福斯告诉庞塞特，抵抗是愚蠢的。“你们不可能打赢。战争已经输掉了。聪明的话，最好立刻投降，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伤亡。”

　　“我本人接到了元首下达的命令，不准投降。”庞塞特回答说。他还拒绝释放那十七名美国俘虏，也拒绝用他们来交换德国俘虏。不过，双方同意停火两小时以撤退伤员。

　　美军医务人员开始转移十几名伤员，特雷福斯则继续同庞塞特在纪念品商店前争论着。五点左右，他终于说服了庞塞特，允许自己到纪念碑里去继续谈判。

　　在莱比锡的其他地方，战斗已告结束，只是偶尔会有人放几下冷枪。美国部队相互簇拥着穿城而过。大兵们乘着吉普或卡车在街道上来回奔驰，手里挥舞着纳粹的旗帜。一个站在卡车上的美国大兵用黑刷子做成希特勒式的小胡子，高唱着《霍斯特・韦塞尔之歌》。见此，就连德国人都哄笑了起来。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应该是多年来第一次放声大笑。

　　午夜时分，特雷福斯和庞塞特还在争论。“如果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庞塞特说，“那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谈话。四年之后，我们会在西伯利亚见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雷福斯说，“现在牺牲这些可以用来对付俄国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吗？”

　　“是的，但我接到了不准投降的命令。”

　　“我相信你肯定熟知霍姆堡亲王的故事，”特雷福斯提到了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的一出戏，“他没有服从命令，却因此为选帝侯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过了一会儿，特雷福斯告诉庞塞特及其军官们，师部刚才作出了一个决定：如果庞塞特自己走出纪念碑投降，就允许他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庞塞特接受了。4月20日凌晨两点，他大步走出了纪念碑大门。纪念碑的战斗结束了。

　　但是，正当特雷福斯准备释放其他的德国人时，奈特上校说，这里面有一点误解。师指挥官埃米尔・F。莱因哈特只允许释放庞塞特，其他的德国人应该暂时被关在纪念碑里。特雷福斯回到其他德国军官面前，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新的条件。他劝诱说，如果他们答应不逃跑，他将为他们争取在莱比锡四十八小时的行动自由。只有一名德国军官坚持原来的条件，特雷福斯很快就放了他。不管上级有何命令，特雷福斯觉得自己不能食言。接着，他劝说奈特批准四十八小时的行动自由。“但是，”奈特说，“那样我们就必须在不让莱因哈特知道的前提下，让这些人进出纪念碑。”

　　德国士兵被解除了武装。与此同时，特雷福斯鼓励大约十五名德国军官离开纪念碑，回家去了。四十八小时后，他回来接他们，这时，所有人都在那里等候着。只有一名军官没来，留下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

　　整条西线上，此类奇怪的投降方式遍地开花。比如，很多时候，一个美国人简单地拿起电话，便和下一座城市的市长安排好了该城的和平投降。

　　从所有讲求实际的方面来说，西线的战争都已经结束。但是，凯塞林认为，他仍旧应该尽全力守住首都前沿的易北河一线，这样，希特勒就可以将柏林的全部兵力投入到与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搏中。

　　然而，防守这一战线的指挥官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在没有接到命令，甚至没有请示元首指挥部的情况下，瓦尔特・温克将军便命令他的第十二军掉头后退。他的手下转身背向美国人，开始向布尔什维克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