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粗浅地研究三国历史以后,产生一种“力微不敢忘老魏”的“豪气”,总是试图考证魏延之冤,但苦于找不到证据。
找来找去,功夫不负苦心人,虽找不到确切证据,但依据还是有的。
这里要明确一个概念,依据不等于证据。在强度上,依据弱于证据;就范围而言,依据宽于证据;依据可以是理论上的,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证据包括物证和人证两大类,可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种。
用直接证据证明某一结论的过程叫做实证,根据经验法则和有限的证据,以逻辑推理的方法证明某个结论的过程则叫做论证。今天要实证“魏延谋反”是冤案,是不可能的。诸葛亮、杨仪、魏延等当事人早已作古,已无人证。杨、魏斗争的现场、物件以及蜀国的相关档案也早已湮灭,已无物证。就是那些言之凿凿的历史记载,其实也是漏洞百出,彼此之间、前后之间相互矛盾,充其量是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
既然对“魏延谋反”之冤不能实证,那么,能否进行论证呢?论证还是有可能的。
说诸葛亮突然死亡,杨仪捏造诸葛亮遗命,置魏延于死地,理论上并非说不过去。毕竟,杨仪所说的“丞相遗命”口说无凭,杨仪派费祎给魏延传达的“丞相遗命”,也口说无凭。
我认为,这种说法,不仅仅“并非说不过去”,应该可以成立。现在,我们用经验法则来论证诸葛亮得急病而死,死前并未召开过“秘密榻前会议”,也没有什么抛弃魏延的决定这一观点。
所谓经验法则是指,在相同条件下,事件或行为发生的重复性具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在统计学(统计学是经验法则的数学表达)上,这种重复发生的可能性至少要大于95%。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不可能抛弃魏延的经验法则。
一、如果诸葛亮病重时确实召开过“秘密榻前会议”,为什么不让魏延参加?我们看看《三国志·魏延传》里的一句话:“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北出谷口,(魏)延为前锋。出(诸葛)亮营十里,(魏)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
《三国演义》记载,魏延做此梦的次晨,请行军司马赵直解梦,赵直解梦后辞别魏延,正巧碰到前来探听魏延意图的费祎。如果《三国演义》这个情节真实的话,魏延做梦是在诸葛亮去世的当夜。
如果魏延做梦是在诸葛亮去世的当夜,《三国志·魏延传》又有一句“出(诸葛)亮营十里,(魏)延梦头上生角”,串起来理解,魏延于诸葛亮死亡之日的白天还去过诸葛亮的大本营。做梦,当然是在睡着了的时候。魏延睡觉,当然睡在他自己的军营里,不可能骑马到遥远的野外去睡。既然魏延在睡觉,说明当时没有战斗。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魏延的军营离诸葛亮的大本营不过十华里之遥,骑马往来也就一顿饭的工夫。不让魏延参加会议,不是距离问题,也不是魏延脱不开身。况且,白天魏延还到过诸葛亮的大本营,并没什么异常情形。这也就是魏延拒不从“命”的依据。
那只能是,魏延离开大本营以后开的会,开完会诸葛亮就去世了,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如果真的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诸葛亮在玩阴谋,而且这个阴谋太过于神神鬼鬼。魏延白天来过大本营,诸葛亮不开会,老魏一离开,就开起秘密军事会议来,开完会马上就死掉。
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更有悖于情理的是,诸葛亮要在会上作出撤军,并让魏延断后的决定,既然魏延能参会,让魏延亲自到会,当面布置,不是更有效力吗?万一魏延不服从命令,在中军大帐中解除他的武装,宣布他谋反,再派个人(比如姜维)持魏延的头颅去招抚他的部队,说句“魏延谋反,首恶已办,其余不问。”不是安安稳稳、妥妥帖帖吗?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
二、诸葛亮死前能召开并主持“榻前会议”,说明诸葛亮此时神志是清醒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否则,他不可能召开会议,即使“召开”会议,所作的决定也是无效的。
那么,神志清醒、精神正常的诸葛亮能作出让魏延进退两难,实际上抛弃魏延这样的一个糊涂甚至愚蠢的决定吗?他可以诛杀魏延,也可将魏延贬为平民,或将其投入监狱,唯独不会对魏延不管不问,任其漂移不定。如果魏延无奈之下举兵投降司马懿,调转枪头并带领魏军进攻蜀军,后果将会是如何?这不是不可能的,狗急了也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何况大将魏延乎。
三、发病后、死亡前,如果诸葛亮神志清醒、精神正常的话,他肯定能认识到,若要除掉魏延,应该在自己生前而不是死后。杨仪手无缚鸡之力,姜维资历太浅,只有诸葛亮镇得住魏延,也只有诸葛亮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杀得了魏延。
须知,此时魏延的身份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假节。也就是说,魏延是蜀汉帝国少数几个最高级别的爵爷之一,同时还是北伐军副统帅、总参谋长、先锋司令,握有皇帝授予的尚方宝剑。
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恐怕诸葛亮要杀他,也得先捕后杀,经过一定的审判程序。而诸葛亮做事是比较讲规矩、讲程序的。
何况,诸葛亮要杀魏延,要什么样的理由找不出来?随便编一个就是,只要诸葛亮没死,道理总是在诸葛亮一边。
四、魏延是北伐军的总参谋长,事实上的副统帅,他掌握着国家和军队的最高机密,在国内和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万一他叛变,蜀国损失的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政治损失和政治后遗症是不可估量的。
万一魏延叛变,诸葛亮真的能在阴间地府里点燃一支烟,潇洒地挥挥手,神情笃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五、诸葛亮作出抛弃魏延的决定时,并未剥夺魏延的兵权。令魏延断后,当然不是魏延单枪匹马断后,而是带着他的先锋部队掉头断后。诸葛亮抛弃的并不是魏延个人和他的几个儿子,而是魏延和他的先锋部队。
此次诸葛亮带十万军队北伐,魏延的前锋部队至少应该有一万人吧,而且是北伐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当时蜀国的总人口不足一百万,军队外出打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掳掠人口。
一万青壮年男人对于蜀国的战斗力、生产力而言,是什么概念?那是占总人口1%以上,精精壮壮,能种地,能打仗,还能生孩子的数以万计的男人。神志清楚、精神正常的诸葛亮可能会抛弃魏延,但他怎么可能会抛弃(很可能送给魏国)这一万精壮男丁?
六、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诸葛亮在“秘密榻前会议上”已决定撤军,为什么不立即撤而拖延撤,不生前撤而要死后撤呢?连我这么笨而又丝毫没有军事经验的外科医生都知道,撤军最忌的是军心不稳,秩序混乱。军心不稳、秩序混乱的撤军往往成为溃逃,溃逃的结局往往是被歼灭。
诸葛亮的死对蜀军来说,如一群羊突然失去了牧羊人,肯定会造成军心震撼,甚至生出许多变故。既然要撤,不是早撤早好么?神志清楚、精神正常的诸葛亮会如此糊涂吗?
如果诸葛亮决定撤军,而又拖延至自己死后撤军,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坚决地要死在前线,以一条老命为自己的理想殉葬。撤退涉及北伐军的安危,恐怕诸葛亮不会如此“徇私”。
七、《三国志·魏延传》记载:“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意思是说,诸葛亮刚去世,杨仪就派费祎到魏延营中打探魏延的意图。
这就怪了,如果有什么会议决议,你费祎光明正大地传达就是,把红头文件拿出来就是,听不听是他魏延的事。你拿出丞相生前命令魏延撤军、断后的如山铁证来,想必魏延是不敢公然反抗的。
如果魏延在红头文件面前公然反抗,倒是坐实魏延谋反,不是正好收拾他,还鬼鬼祟祟去打听什么意图?就算没有什么红头文件,你揣张丞相的撤军手令抖给魏延,他不能说反就反吧?如果诸葛亮开了“秘密榻前会议”,而又故意不形成会议决议,那就说诸葛亮故意逼魏延谋反。
上文说过,逼魏延在自己死后谋反的代价实在太大,诸葛亮不至于这么蠢。费祎不同意与魏延联名夺取军权,骗魏延说,自己回去再与杨仪商量商量,魏延也没对费老弟怎么样。请看,费祎出了魏延军营,慌里慌张地飞马而去,是不是心里有鬼?
八、《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记载,诸葛亮病重期间,后主派尚书李福到军中探望,并询问诸葛亮身后事的安排,诸葛亮让李福带回自己的临终遗表(相当于今天的政治遗嘱)。遗表的内容有两段:“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第一段)。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第二段)。”
《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蒋琬传、费祎传都没有李福探病的记载。《三国演义》里提到的政治遗嘱,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也只有《三国演义》中记载的第二段,没有第一段,而且是在叙述完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后补记的:“初,亮自表后主曰……”
这个“初”在古代汉语中,起补叙的作用,相当于电视剧的镜头回放,说明这个表章早就上给了后主,而不是临死前上的。正史上怎么也找不到诸葛亮临死前政治活动和政治安排的记载。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死前的政治遗言和政治安排,应是罗贯中的穿凿附会。既然这些所谓的诸葛亮死前的政治安排是附会的、事实上不存在的,那就提示诸葛亮死前,没有生病——加重——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
九、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诸葛亮料定自己死后魏延必反。这就怪了,哪有料定魏延必反,等他的克星——诸葛亮自己死后再让他反的?何况,魏延的反,不是一个团长连长造反,那是国家的副统帅、军队的首席战将造反,那是什么概念?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料定魏延不会叛蜀,而是继续北伐。这也说不通,魏延带着他所属的万把人,如何北伐?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即使留下来屯垦,也会被司马懿的大部队包了饺子。
一句话,无论诸葛亮料定魏延反还是不反,这种“料定”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诸葛亮对魏延的性格品行再了解不过,犯上作乱的事,魏延不是没做过。
“诸葛一生惟谨慎”是历史的公认,无论诸葛亮生前料定魏延反还是不反,抛弃魏延,让魏延自寻死路还是自谋生路,对于谨小慎微的诸葛亮是不可思议的。
十、有一种说法,诸葛亮死前上表给后主,指定、安排蒋琬为自己的接班人,然后让魏延、杨仪狗咬狗,一石二鸟而手不沾血,为蒋琬顺利接班铺平道路。
这种说法能成立吗?《三国志·蒋琬传》有一段记载……八年(指蜀汉建兴八年,即公元230年),(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数外出,(蒋)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每言:“公琰(蒋琬字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诸葛亮)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在《三国志·蒋琬传》的这段记述中,并没有说明诸葛亮推荐蒋琬接班的具体时间。蒋琬任丞相长史至诸葛亮去世有四年的时间,不能肯定推荐信是诸葛亮死前写的。
最大的可能,诸葛亮给后主的推荐信是蒋琬刚任丞相长史时写的。诸葛亮推荐蒋琬任丞相府秘书长,就决定蒋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个时候,诸葛亮就已经在作身后的人事安排。
在三国那个礼乐崩坏、纲纪坠隳的年代,诸葛亮至少在表面上,为人是光明磊落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在政权内部玩什么阴谋诡计,他的废李严、废廖立,都是光明正大、依法办事,而且实行温和的人道主义,从不赶尽杀绝。
诸葛亮治蜀,奉行的是“依法治国”,处置作奸犯科者时,是重程序、重证据的。“二桃杀三士”这种阴谋诡计,与诸葛亮的政治性格(性格和品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行政风格是格格不入的。诸葛亮这个人不喜欢走极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让自己的左膀右臂家破人亡,恐怕做不出来。
更重要的是,让魏延、杨仪火并,无论是白狗咬死黑狗,还是黑狗咬死白狗,或者同归于尽,对北伐军和整个蜀国的命运的影响实在太大,这个赌局结局的不确定性太大,风险太大。谨小慎微的诸葛亮不可能让国家和军队去冒这个险。
基于上述十个经验法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演绎推理。
大前提:神志清楚、精神状态正常的诸葛亮不可能作出抛弃魏延及其先锋部队这样不合常理的决定。
小前提:已经作出了这个不合常理的决定。
结论:这个不合常理的决定不是诸葛亮做出的,至少不是在诸葛亮神志清醒、精神状态正常时做出的。
事理,事理,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说,有理可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依据;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理由,这就是事情的常理。所谓常理,就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如此做的一般规律。如果说诸葛亮死前曾召开过“秘密榻前会议”,作出过抛弃魏延的决定,太不符合常理,太不符合经验法则。
所以,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诸葛亮病重时的“秘密榻前会议”。即使有所谓的“秘密榻前会议”,也是在诸葛亮处于昏迷状态或诸葛亮死后,由杨仪召开并主持的。这是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帮”捣的鬼,他们三人联手炮制榻前会议决议的目的,是杜撰诸葛亮遗命来对付魏延,如果魏延不服从安排,则除之而后快。
得出上述结论,是基于推理。论证与推理不同,多少总得有些证据。可惜古人写史,惜墨如金,对历史人物死亡状况的记述甚少,最多来一句“吐血三升”之类,更无病历档案保存。
我根本不相信,打死也不相信,诸葛亮在神志清醒、精神正常的状态下会作出抛弃魏延的愚蠢决策。因此,总想在历史著作中找出诸葛亮死前没有召开过“秘密榻前会议”的证据来。
这就要回到诸葛亮的死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