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2节 北伐为什么

　　打仗这种既花钱又要死人的事情，不是出国旅游这样的职务性消费，可以凭发票报销，一报了之。诸葛亮总是要给他的同志们一些说法的。

　　理想之战

　　这是诸葛亮自己说的。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他北伐的理想体现在《前出师表》中：“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

　　青年诸葛亮的理想则体现在《隆中对》的最后一句：“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也就是辅佐刘备图霸业，兴汉室。

　　诸葛亮自始至终是有理想的，这一点似乎不用怀疑。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魏王朝建立，东汉王朝灭亡。当然，刘备建立的王朝也叫汉，刘备又是东汉王朝皇室远支，说复兴汉室，也勉强说得过去。只是诸葛亮这时拼了老命去实现扭曲了的理想，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

　　《隆中对》中的图霸业、兴汉室，是说诸葛亮北伐，为理想而战。第二次北伐的时候，诸葛亮就不谈什么理想了，直通通地摆事实，讲道理。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第二次北伐前上给后主）有一句话：“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意思是说，不打汉贼曹魏帝国，我们也注定要灭亡，与其坐以待毙，何如铤而走险？不惜鱼死——即使网不破。

　　请注意“不伐贼，王业亦亡”这句话中的“亦”字。这个“亦”字隐去了前面一句话：“伐贼，王业必亡”。那么，“不伐贼，王业亦亡”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伐贼，王业要亡；不伐贼，王业亦亡。看看，刘备、诸葛亮君臣辛辛苦苦，玩命建立起来的蜀汉帝国，是怎样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刚刚建立，它的创立者和掌舵人心里就像明镜似的：必亡。

　　既然知道自己刚建立的政权必亡，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打仗应该是为求生存的，难道世上有为灭亡而打仗的么？

　　刘备君臣的这个政权就是为灭亡而建立的。恐怕这是古今中外最没意思的一个政权。

　　既然巴掌大的蜀汉都保不住，怎么去恢复东汉王朝这个已经解体的庞然大物？问题是，诸葛亮先前说过，北伐是为了实现他和刘备的伟大理想——复兴汉室。现在又宣称这个理想早已破灭，但北伐还是要搞下去。

　　这个“搞”字，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品，建议“申遗”。

　　比如在我的老家，这个“搞”字就很有意思。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每次回去与老同学、老朋友（男）吃饭喝酒，都要问问他们升官几许，发财几何。每每听到的是“我现在搞个副局长”、“我现在搞个副县长”之类。

　　我就觉得好笑，搞什么搞！如果领导赏识你，让你当个妇女主任或妇联主席，难道你也说“我现在搞个妇女主任或妇联主席”么？

　　拿现在的北京话来说，“搞”就是混。拿现在的上海话来说，“搞”就是捣糨糊。拿现在的香港话来说，“搞”就是无厘（通缠）头。拿我老家的客家话来说，“搞”就是当什么官。

　　真不知道诸葛亮的北伐还要“搞下去”的“搞”是什么意思。

　　这倒是有点像台湾的陈水扁，一方面以台湾之子、“台独”旗手自标榜。不知哪一天谁说阿扁玩的“台独”是空手道，这可惹恼了阿扁，他竟然蹦出一句狠话：“台独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我不可能李登辉也不可能。”

　　诸葛亮的思维是比较缜密的。可他没想到，两千年后，一个偶尔钻空子的外科医生，用他正式文件里的一句话，将他北伐中原的崇高理想捅了一个透明的大窟窿。看来外科医生不仅会玩刀，还会玩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福不能至，愿许诺之。诸葛亮的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还于旧都，大概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

　　诸葛亮自己说的北伐理由过于空洞，只是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后世之人，也可能觉得说不过去，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也就根据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加上自己的理解、推理甚至杜撰，煞费苦心地、身临其境地为诸葛亮的北伐找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说，以攻为守。

　　以攻为守

　　以攻为守是一种攻防策略，这种策略可以是战略，也可以是战术，视不同情况而定。诸葛亮到底是把以攻为守当成保家卫国的战略呢，还是当成具体军事行动中的战术？

　　我们先来弄清楚相互联系的两组概念。第一组：战争、战役、战斗；第二组：战略、战术。

　　根据《辞海》对相关概念的解释，战争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一场战争往往由数个战役组成，一个战役则由大大小小的战斗组成。

　　可见，战争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战争的目标是推翻或建立一个政权或长期占领某一区域。例如，公元1937—1945年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武装斗争在中国称为抗日战争，在日本叫做大东亚圣战。公元1946—1949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共产党称为解放战争，国民党称为戡乱（战争）。

　　战争是要达到根本性、全局性目标的整体军事行动。战役是为达到战争的局部性目标或配合全局性目的而在较短时期内、一定空间内展开的军事行动。战斗是敌我双方为达到具体的、特定的目标而进行的攻防行动。

　　依据上述几个概念的含义，根据《隆中对》的规划，刘备集团要进行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为建国战争，第二场战争是蜀汉帝国立国以后，为了“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争，学名应该叫“复兴战争”，也就是诸葛亮的理论上的北伐战争。

　　鉴于孙权称帝时（公元229年），吴蜀再次结盟，已在地图上瓜分了魏国的领土，兖、冀、并、凉四州归蜀，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司州每家各半。那么，刘备和诸葛亮的“复兴战争”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吴蜀再次结盟时约定的归蜀国的魏国领土。这个阶段，大约由两大战役组成：西方战役（占领今西北地区）、东方战役（占领今华北地区）。第二个阶段蜀吴对峙（理论上，吴国应解决魏国的其他领土），消灭吴国，统一中国。

　　根据上述分析，诸葛亮实际进行的北伐之战，只不过是他和刘备规划的“复兴战争”第一阶段的“西方战役”。无论依据概念理解，还是从实际出发，诸葛亮的北伐军事行动只能是战役，而不是战争，是从属于“复兴战争”第一阶段的一个战役。至于诸葛亮的北伐有五次之多，也不能否定它的战役性质，怎么也达不到战争的程度和高度。只不过这个战役拖的时间长；由于主管和客观的原因，断断续续地打。

　　我们看看，第一次北伐，在街亭打一仗，失败，班师；第二次，围陈仓，不克，班师；第三次打下两个小县城，放弃，班师；第四次，围祁山，敌人不配合，班师；第五次，带了十万兵马，浩浩荡荡，准备大干一场，敌人又不配合，只好边抓革命，边促生产，不幸……总司令过劳死。

　　没错吧？从这个简单而全面的罗列，可以说，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其实就是在八年内，打了五次战斗的一次战役。

　　根据《辞海》对相关概念的解释，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属于战争的策略性问题，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综合力量对比来决定的。战术是具体军事行动（战役、战斗）的方法和技巧，属于战斗、战役的技术性问题，是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以及双方所处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具体条件来决定的。

　　战斗属于战役的范畴，战役属于战争的范畴。攻、防是具体军事行动的方法和过程。战略是与战争对应的一个概念，战术是与战斗或战役对应的一个概念。

　　进行一场战斗，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一个战役有时也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战争是根据事先拟定的战略进行的，而不是根据战术进行的。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战争中，只能说采取什么战略，不能说采取什么战术。反之亦然，在战役、战斗中，只能说采取什么战术，不能说采取什么战略。

　　上文说过，“以攻为守”可以作为战略，也可以作为战术，这个说法仍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政治战略上，可以韬光养晦，也有以攻为守一说。军事战略上，从来没有什么“以攻为守”。

　　在军事战略上攻击敌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国家，我看是说不过去的，除诸葛亮以外，也没听说哪个这样玩过。

　　如果军事战略上真的有什么以攻为守，如果“以攻为守”真的是什么好战略，像毛泽东这样高明的战略家，为什么不也来个“以攻为守”，建议国民政府组织一支远征军，或者干脆将他手下的八路军改编成远征军，叫朱德打到日本列岛去？御敌于国门之外，决胜于国门之外，免得本国的老百姓遭殃，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还要打持久战？

　　诸葛亮将战术上的以攻为守应用到战略上，是原则性错误。即使在战术上，我看诸葛亮也有些糊里糊涂。

　　他的每次战斗意义上的北伐，都是进攻。进攻的一方，总是主观上希望并要求速战速决。只有坚守的一方，才作长期准备。如果进攻的一方不能做到速战速决，说明没有足够的实力，没有足够的准备，或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就不应该进攻；或者，进攻不成，则应及时撤退，守住自己的老巢为妙。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自以为准备是充分的，把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也想到了，如魏军坚守不战。为了解决军粮不继的问题，在渭水南岸军屯，以为持久之计。

　　心急火燎地攻，同时又慢慢地攻，持久地攻，攻不成或攻不下，等自己种的麦子熟了，吃饱肚子再攻，实在是让人费解。

　　打仗这玩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守，守不住就降，不能降就死。天下通理，古今皆然。

　　诸葛亮的仗却打得有些特别，打不赢要打，打赢了也撤，撤回家再去打，而且慢慢地打，边种粮边打。

　　诸葛亮打的是明白仗还是糊涂仗，只有他老先生自己清楚。至于把诸葛亮捧成智圣、战神，更是莫名其妙。诸葛亮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的智，而在于他的慧——情商高，会做人。像诸葛亮这样糊里糊涂地打仗，恐怕不是战神，而是战鬼——把自己战成死鬼。

　　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可能他老人家自己也觉得有些勉强。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为守的一种策略，在冒险中相机而动，寻找战机，诸葛亮听了这种说法，可能也会高深莫测地笑笑——呵呵，各位，告诉你们，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你若再问诸葛亮到底为什么要北伐，他还是高深莫测地笑笑……天机不可泄露。

　　那么，什么是诸葛亮北伐之战的“天机”呢？

　　该死的政治

　　这个问题，可能只有诸葛亮和老古之类的几个聪明人弄得清楚。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政治的延续，任何战争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考察北伐之战，首先要考察北伐是不是蜀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政治上不需要的战争，或者与现实政治相反动的战争，是发动不了的，或持久不了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位中国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知是不是诸葛亮“安内必先攘外”的反版（不是翻版）。如果是的话，可谓是死学活用的典范。

　　什么是诸葛亮的“安内必先攘外”呢？“攘外”的“外”是指国家的敌人，即曹魏帝国。北伐之战（对外战争），与国家的敌人不停地打仗，是手段。“安内”是对国内统治集团的敌对势力和异己分子进行控制，是目的。

　　当然，诸葛亮自己是不会这样说的，这样说就泄露天机了。隐藏天机是诸葛亮这样成功的政治家玩政治的基本功和基本套路之一。

　　曹魏取代东汉后，蜀、魏两国间的战争，表面上、理论上看起来是国际战争，其实是国（已灭亡的东汉帝国）内战争，更不是涉及亡国灭种的民族战争。蜀汉帝国、曹魏帝国、东吴帝国只是三个利益集团分别建立的三个政权，而不是三个民族国家。

　　易中天先生有个形象的说法，魏、蜀、吴三国，就像三个亲兄弟，他们都住在老爹遗留下来的一栋大房子里，各有各的房间。本来，兄弟仨一奶同胞，没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在老爹弥留之际要争夺老爹遗留下来的整栋房产；即使占不了整栋房产，也要占几个房间。

　　所以，几兄弟打起架来，不会太玩命，只要赢了的答应给另两位至少一个房间住，输了的立马停手。后主刘禅的投降魏国以及此后孙皓的投降晋国，即是明证。

　　可以说，对蜀汉帝国来说，曹魏帝国这个敌人，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是真是假，视政治形势和客观需要而定。

　　在某种意义上，北伐之战是一种需要，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种需要是政治需要，这种政治需要又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北伐是国内政治的需要；第二个层次，北伐是国际政治的需要。

　　从国内政治来看。首先，是蜀汉帝国（核心是荆州集团）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其次，是蜀汉帝国国内政治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两者是纠缠、交织在一起的。

　　说北伐之战是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涉及组织使命这一概念。

　　所谓使命，是指个体或组织赖于存在的理由，也是他/它存在的责任和目的。比如说，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生物个体（包括最高级的人类）的使命，在于让种族得以延续，也就是传宗接代。拿人类来说，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有性生殖的两性个体之间的性吸引（性爱）在心理、精神层面的表现（情爱），只不过是性成熟之后的个体性激素在体内燃烧的火焰。

　　同理，组织，下至黑社会团伙，上至国家，它的存在必须有依据、有理由，这就是这个组织的使命。组织的使命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行将消亡，组织架构必将解体。

　　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的使命是什么？这是刘备和诸葛亮规定的：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也就是在洛阳或长安，复兴或重建东汉王朝。

　　既然刘备规划的蜀汉帝国的使命是复兴或重建东汉王朝，这样，蜀汉帝国就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

　　现实的情况是，政治方面，刘备去世前，东汉王朝已被曹魏篡夺。军事和经济方面，蜀国国小民穷，关羽又丢了“荆州”。撇开别的不谈，按照刘备和诸葛亮对他们建立的政权的使命定义，在政治上，曹魏帝国是蜀汉帝国的真正敌人，这就是诸葛亮说的“汉贼不两立”。如果蜀汉帝国不伐魏，蜀汉帝国就有辱于自己的使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既然蜀汉帝国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东汉王朝是被曹魏帝国篡夺的，曹魏帝国就是蜀汉帝国的最大敌人。杀父之仇，亡国之恨，不能不报。报得了报不了，是另一回事。

　　因此，蜀汉帝国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必须不停地伐魏。不管打得赢还是打不赢，不管是今年打还是明年打，不管是大打还是小打，都必须不停跟曹魏帝国打。至于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诸葛亮自有安排。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与曹魏帝国开战，这个以汉帝国法统继承者自居的“国家”，对自己无法交代，对人民无法交差。

　　一句话，蜀汉帝国的政治使命决定了，诸葛亮必须不停地进行以卵击石一般的北伐。即使不以卵击石，这个“卵”也会被人踩碎。这就是诸葛亮说的“不伐贼，王业亦亡”。那就干脆不停地以卵击石吧，虽然一篮一篮的鸡蛋是打破了，至少把石头弄个大花脸。

　　除了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外，北伐之战还是蜀汉帝国国内政治现实的需要。

　　蜀汉帝国内部，存在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三大利益集团。

　　益州集团是刘焉入益州前的土著上层——当地的世家大族。刘备建立蜀汉帝国以后，益州集团在政治结构上处于蜀国统治阶级的最底层。这个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精英分子被安排在橡皮图章式的机构里领薪水，坐冷板凳，自然没什么话语权，还要承担北伐浩大军费的大部分，对荆州集团的统治最不满。

　　东州集团主要是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的外来势力（主要是关中和荆州逃来士人），他们根基没有益州集团深，虽有少数人做了高官，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益，在益州集团与荆州集团的夹缝中求生存，像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比如李严的处境和下场，就是典型的例子。

　　荆州集团是指以刘备为代表的最新外来势力，是蜀汉帝国统治阶层的核心，也是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心目中的“入侵者”。

　　政治上，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受荆州集团的控制。经济上，益州集团受到盘剥，东州集团受到平抑。屡次战役的巨大耗费，也主要由这两个集团承担。如果东州集团还算统战对象，在政府官职和经济利益上有所照顾的话，益州集团则成为主要的压榨盘剥对象。

　　这三个利益集团之间，尤其是荆州集团与东州、益州集团之间矛盾重重，难解难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蜀汉帝国是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恐怕这不是事实，而是在帮诸葛亮抬轿子。事实是，自刘备占有荆州以后，地方上叛乱频频，政府内摩擦不断，社会上谣言四起。

　　荆州集团占领益州之后，尤其是建立蜀汉帝国之后，怎么来治理在平衡木上建立的国家，控制各派势力，制服形形色色的离心分子、敌对分子，突出地摆在前期以刘备为代表、后期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帝国统治者面前。

　　在传统的专制体制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治“艺术”，这种“艺术”无外乎两种：分权制衡、声东击西。

　　这样说来，我们遥远的先辈玩的东西，不是比美国佬当今那一套玩意还先进么？“分权制衡”，多么美好的字眼。可惜，中国古代的分权，是三权分裂，而不是三权分立；三权分裂的目的，是便于掌权者挑动干部玩干部，发动群众斗群众，最终分而治之，分而制之。而不是让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以达到权力不被滥用的现代政治理念。

　　声东击西是古代军事上的三十六计之一，运用在政治和行政上，就是掌权者以动听的理由，打着高尚的旗号，达到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目的。政治上有一条规则：能说的往往是不能做的，能做的往往是不能说的；越是不能说的，越是能做的；越是做到底的，越是不能说的。

　　诸葛亮声东击西的具体做法是，开动宣传机器，制造一个假想敌，然后大张旗鼓地、郑重其事地对假想敌开战。当所有人的注意力乃至生命财产都集中在、倾注在假想敌身上的时候，掌权者则悄悄地调转枪头，对准统治集团的或他自己个人的敌人狠狠地放几枪。真正的敌人应声而倒，统治者迅速擦干手上的血迹，转过身来大声疾呼，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该班师回朝了！

　　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攫取了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益州，这两个集团是心怀不满甚至心怀怨恨的。一切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尤其是集团的利益。当入侵者与被入侵者的利益无法调和、矛盾无法缓和的时候，诸葛亮便制造、放大一个假想和真实混在一起的敌人——曹魏帝国，并不停地对这个敌人开战。

　　一方面，利用对外战争转移、缓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利用战争，使国家的中枢神经绷紧，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解决不同利益者、不同政见者、不同立场者与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纷争。

　　比如李严（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被废（公元231年），诸葛亮说他假传圣旨，令北伐军班师，以推卸粮草不继的责任。我看这件事《三国志》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

　　最可能的原因，是李严不满于诸葛亮的威权，向诸葛亮的权威挑战，诸葛亮便找一个两可之间的理由，解决李严这个政敌。不然的话，诸葛亮为什么让李严的儿子李丰接替他老子的职务？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清除自己权威的挑战者，又不至于引起东州集团的过度反弹。

　　在和平年代，这种事做起来是很棘手的，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不好交差，而在战争状态下，就轻而易举、理直气壮了。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战争的胜利，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这是多么美妙又多么无可奈何的手段——安内必先攘外。刘备和诸葛亮马背上得益州，只能在马背上治益州。荆州集团乘着战车进入益州，这辆战车就再也停不下来，只能滚滚向前，直至坠入万丈深渊。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建立必须有法理依据，否则，会被视为割据政权或叛逆集团。

　　刘备的立国依据是他的皇族身份，所以公元219年他自封为王的时候，就叫汉中王。只不过，这个时候东汉王朝名义上还存在，他不敢自封为汉王。当公元221年刘备称帝的时候，他的国家就毫不客气地叫汉帝国了，因为这个时候东汉王朝已被曹丕篡夺。

　　这样，理论上，在刘备君臣的心目中，他们的蜀汉帝国就是合法的、正统的了；而且曹丕是篡逆者，曹魏帝国是非法的、叛逆的，是贼。既然曹魏帝国是贼，当然就要不停地讨伐他，否则不能显示自己的正义。至于成败利钝，则在所不问。

　　再思索下去，北伐之战，除了政治的需要，有没有别的需要？

　　我帮诸葛亮找了北伐的另一条理由。

　　讨厌的生活

　　我的这个观点，现在的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不知道诸葛亮老先生同意不同意。

　　通读《三国志》，总觉得蜀汉帝国这个国家真的有些怪里怪气。比如，兴师动众的北伐“战争”。再如，从刘备开始，历任的实际掌权者都不是长期住在京城，都死在外地。

　　夷陵之战后，刘备在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一病不起。可能是无颜见蜀中父老，竟不回成都，将诸葛亮招来，托孤于诸葛亮，然后病逝于白帝城。有人认为，刘备临死驻白帝城，是为了防备东吴。其实，东吴军队在猇亭大败刘备后，追到宜都即自动停止进击，用不着刘备用自己的老身残躯亲自阻挡。

　　诸葛亮掌权后，经过短暂的准备，即进行南征，南征的征尘未退，又进行北伐。北伐则以汉中为大本营，很少回首都处理政务，而是遥控指挥，直到死于北伐前线。

　　诸葛亮形式上的继任者蒋琬，先是屯驻汉中六年，后屯驻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直至去世（公元246年）。

　　蒋琬的继任者费祎上任后也出屯汉中，后驻汉寿（今四川省广元市），在汉寿被魏国降人郭循刺杀身亡（公元253年）。

　　姜维掌握军权之后，一直在外面折腾，要么打他几仗，要么屯田沓中（今甘肃省舟曲县）。

　　《三国志·费祎传》记载：“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意思是说，这些掌权者，虽身在外任，对朝中大事却拥有某种程度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这自然让人联想起清王朝的后期，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也是以某“洋”大臣的身份，不在北京，却遥制朝纲。不知道是不是清朝统治者向刘禅死学活用的结果，但这种状况总是有点不正常。

　　一个组织架构和权力结构正常、权力机制运转正常的国家，君臣之间不是如此相处的。这种现象，总是给人一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味道。

　　同时代的曹魏帝国和东吴帝国，文臣、武将各负其责，各尽其能，而蜀汉帝国的诸葛亮、蒋琬、费祎都是行政首脑兼军事首脑，他们身在军营，心在朝廷；职在军营，权在朝廷；一肩双职，一心两用。这几个人，都擅长行政而不是军事。如果自己坐镇中枢，用军事长才（如魏延、王平、马忠、姜维等）专务国防，不是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么？为什么要如此军政不分、内外不明呢？查遍相关史书，也找不到一个所以然的说法。

　　我推测，这是蜀国君臣的一种相处之道。诸葛亮的理想“复兴汉室”，不仅要恢复汉王朝的统治，还要恢复西汉王朝的统治方式，那就是虚君实相，削弱君权，充实相权，帝王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以丞相为首的管理层治理国家。

　　虚君实相，拿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管办分离。按照诸葛亮的这种理想，这些治理国家的朝臣，不能世袭，不能被士族垄断，要以才、以能取士，让真正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层。

　　其实，曹操就是这样做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废三公官，自任丞相，起用大批寒士。曹操掌权以后，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儒家和士族势力成为他的反对派、政敌，一直让曹操头疼不已，他的杀孔融、杀杨修，都与此有关，都是杀鸡给猴看。

　　曹丕接班后，反父道而行之，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承认儒家的舆论控制权以及士族的取士（做官）垄断权，才顺利称帝。

　　蜀汉帝国自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诸葛亮和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的施政方式倒是颇为相似，都采取虚君实相。其实，这个“实相”，不仅仅是丞相一个人要权。诸葛亮这个丞相，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寒族的。蜀国的统治核心，是荆州集团，荆州集团的核心，都是寒士，包括刘备，刘备这个没落贵族其实就是一介靠卖草鞋为生的平民。

　　如果把蜀汉帝国比作一家公司，董事长（刘禅）本来就慵懒好静，希望无为而治，总经理（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有点咄咄逼人；手下又有一帮能干的、起自基层的干部，总想折腾点什么。

　　刘董事长烦了，说，你们自己折腾去吧，离我远点，只要不造反就行，让俺老刘清净点。

　　于是，诸葛总经理便带着手下一干人马，在某个军事重镇安家落户，不时地打上几仗，权当军事演习。小胜或小败的间隙，则带着自己的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种地，养鱼喂猪，给士兵们改善伙食，增加营养。

　　刘董事长呢，则在自己的皇宫里左拥右抱，喝喝茶，听听戏，实在无聊，就去勾引大臣的老婆，倒也自得其乐。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混完这辈子拉倒。

　　这就双赢了，双赢才能和谐。

　　同时，这也是一种活法，没有什么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活法，三个国家，则有三个玩法。

　　当时的儒家和士族势力，就像橡皮筋做成的一张巨网，疏而不漏，弹性十足，挣不脱，撕不破。诸葛亮只好采取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与他的老板相处。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大动乱、大分裂的前夜。到了中国重新统一的隋朝，隋文帝才帮助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行政理想——实行开科取士（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资格考试）的科举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诸葛亮发动北伐，为了实现伟大理想，他自己心知肚明，我们不好强行否认。为了国家安全，肯定是表面上的理由。如果把以攻为守作为保家卫国的手段，则是将战争、战役混为一谈，战略与战术倒用的一种错误。

　　北伐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准确的原因，在于以“战争”这一手段来维护蜀汉帝国的统治合法性，控制、打击国内敌对势力，并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用上述四条理由发动的北伐，不失败就没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