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反反复复读《三国演义》,零零星星读《三国志》,孤立地考察诸葛亮及其北伐,看起来,那不是一般的而是相当的伟大、光荣、正确。现在想起来,年轻时自己头脑里的那些“诸葛形象”和“北伐观”,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
很多中国人跟我年轻时一样,把感觉当文化,把印象当真理。有了文化和真理,便理直气壮起来,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感觉、印象这种东西,属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这种东西,是浅层次的认识,是没有经过理性思辨的玩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年时,耐性比较好了,闲暇时间也比较多了,便把《三国志》《后汉书》《三国演义》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慢慢地读,细细地读,几本书串联起来读,各书前后连起来读,各章节穿插着读。读书之后,跳出蜀国看蜀国,远离诸葛亮看诸葛亮,撇开北伐看北伐,就有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味道了,还真有所“新”得。
要成为名垂千古的“思想家”,其实不难。把书读全,读精,读透。然后,把古人、今人,老师、学生,朋友、敌人,一句话,把所有别人的乱七八糟的想法,像和泥巴一样倒腾,闹腾出一个大一点、深一点、让人更难理解一点、让人更看不懂一点,同时表达得严谨一点,不那么乱七八糟的说法,就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说不定,活着的时候,弄个什么“古”贝尔文学奖;书籍出版后五十年内,自己和子孙还能吃版面费。就拿诸葛亮的北伐来说,经过我的读书、思考,参照古人、今人的心得,终于弄出一些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新发现。
首先,纠正一个错误说法,再抛出我的“正确”观点。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北伐,有“六出祁山”之说(可能罗贯中说的祁山,是指秦岭山脉,而不是指祁山山岭),很多人便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有六次之多。其实,诸葛亮的北伐,只有五次,真正的“出祁山”只有两次(第一次和第四次北伐)。
而我又认为,诸葛亮的北伐,的确有六次。但我说的“六次”,不是《三国演义》说的“六出祁山”或由此而来的六次北伐。
此话怎讲?
我将诸葛亮的北伐,分为三类:实质上的北伐、形式上的北伐、形而上的北伐。
“实质上”、“形式上”两个词,大家是很熟悉的。很多人不知“形而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形而上”是哲学上的一个名词。所谓“形而上”,意思是纯形式,为形式而形式,比形式主义还形式主义。
我的看法是,史书称之为“北伐”的北伐,或历史学者认定的“北伐”,都是形式上的或形而上的。在蜀汉帝国的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北伐,或者说实质上的北伐,只有一次——关羽的襄樊之战。
如果把襄樊之战也算作北伐的话,准确地说,这是刘备和关羽的北伐,而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鉴于北伐之战是为了实现《隆中对》的规划,《隆中对》是诸葛亮帮刘备定的,故,形式上,也出于遵循习惯,我们也可以把襄樊之战划入诸葛亮的北伐范畴。
如此,关于诸葛亮的北伐,分门别类的脉络就很清楚了。
实质上的北伐: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
形式上的北伐:史书所载的第一次(公元228年春)、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简称第一、第五次北伐。
形而上的北伐:史书所载的第二次(公元228年冬)、第三次(公元229年)、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简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北伐。
这是古氏北伐观。依此观点,诸葛亮的北伐有六次,历史学者和一般世人忽略了最重要的、实质上的一次北伐——关羽的襄樊之战。要了解襄樊之战,则要先了解荆州的地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