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6节 襄樊疑云

　　襄樊之战谁之错

　　关于襄樊之战是刘备授意（或授权）关羽发动的，还是关羽擅自发动的，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证据。后世历史学者存在两派相反的意见。

　　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和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代表一种意见，认为，襄樊之战是刘备授权，至少是刘备授意关羽发动的。战争发动之后，刘备既不对关羽进行指导、约束，也不进行增援、救援，任凭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关羽胡来。刘备，甚至诸葛亮，应对襄樊之战的失败负责。

　　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和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代表另一种意见，认为，襄樊之战是关羽擅自发动的，但刘备至少没有反对。襄樊之战的失败，由关羽负责，刘备充其量负领导责任，诸葛亮则不负责任，因为此时诸葛亮还未进入决策中枢，又远在成都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

　　首先，我们厘清一句古话的含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句话的意思是，将领领兵在外，君王（或军事首脑）的命令有时是可以不听的，必要的时候可以擅自做主。

　　任何一个词，任何一句话，都有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所谓内涵，是指这个词或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外延，就是这个词的含义的界限或这句话的使用、适用范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的外延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领兵在外的将领，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听君主或军事首脑的命令，可以擅自做主，擅自行动？

　　第一，情况危急或联络断绝，来不及或不可能请示。刘备于五月占领汉中，七月在汉中称汉中王，襄樊之战也是七月开始。此时的形势，汉中、巴蜀、江陵都被刘备占据。西边称王，东边开战，这个战役，显然不是在危急情况下开打。汉中到江陵的道路，畅通无阻。

　　第二，君主或军事首脑的命令错误，执行会造成重大损失，在外之将明知要承担政治责任，还是断然拒绝执行命令。

　　第三，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权变处置。

　　当时的关羽存在上述几种情况吗？没有。也就是说，关羽没有“君命有所不受”的理由。

　　我们假定，刘备没有授权关羽开战，那么，不管关羽怎么桀骜不驯，即使他决意要打这一仗，哪怕象征性地，总要请示一下最高领导刘大哥吧？只要得到了关羽哪怕是象征性的请示、报告，刘备又不同意开战的话，刘备会坚决制止。开不开战这样的军国大事，刘备不可能任老二胡来。

　　《三国志·费诗传》有一段记载：“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这个费诗，就是组织部派去宣布关羽任职，并给关羽做思想工作的，因为关羽对黄忠与其同列，很是不满。

　　刘备派费诗赴荆州，有没有别的任务呢？比如，传达刘备的开战命令和具体指示，史书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备的使者与关羽有过接触，而且，费诗到达荆州，肯定在关羽开战之前，说刘备不知情，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即使刘备没有明确指示开战，既然刘备知情，这一仗打不打，最终还是刘备说了算——指示开战或同意开战。

　　更重要的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外延，还有第四种情况。根据我的军事常识，所谓的“君命有所不受”，不适用于战争和战役的开战和终战。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的开战和终战，古代由君主决定，现代由国会或人大决定，而不是由将领决定。将领擅自开战、停战、终战，那是要进军事法庭的。

　　通常的情况是，“君命有所不受”适用于战术行动。战斗怎么打，将领有权决定，主将不宜干涉，君主就更不应干涉。将领也可完全不听君主或主将的，不听命令的结果，最多回去挨个处分，穿双小鞋。“君命有所不受”可适用于战役，但仅仅适用于战役发动后，将领有权随机处置意外、突发情况。

　　古今中外的军队，将领都无权发动和主动结束（战败属于被动结束）一个战役，在这个问题上，“君命必须接受”。

　　我们再来明确一个概念：襄樊之战是一个战役，而不是一次战斗。

　　这就很明白了，别说刘备、关羽是结拜兄弟，就是亲兄弟、亲父子，关羽也无权发动襄樊战役。没有君主的授权、授意，发动一次战役，不管输赢，对将领本人来说，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关羽确实很狂，确实很傲，但他并不蠢，更不可能蠢到没有一点政治和军事常识的地步。

　　用不着什么证据，凭常理就可以断定，襄樊之战是刘备授权，至少是授意关羽发动的。

　　要讲证据，也不是一点没有。《三国志·廖立传》记载了廖立对李郃、蒋琬讲的一段牢骚话，作为诸葛亮废廖立的证据。这段话很长，摘录其中几句：“昔先帝（指刘备）不取汉中……既亡汉中……后至汉中，使关侯（指关羽）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

　　廖立这段话把汉中争夺战、关羽败亡、孟达反叛三个事件相关联。“刘备）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一个“使”字，把关羽的败亡直接归罪于刘备。廖立同时也指出，关羽在行军布阵上的意气用事，任性妄为，是战场失败的原因。如果关羽擅自发动襄樊战役，与刘备无关，廖立再无聊，也不至于当着李郃、蒋琬的面胡说八道，把关羽身败名裂的责任推给刘备吧？

　　廖立是刘备集团的高级干部，亲身经历蜀汉建国前后的内政外交，他的“反动言论”，应该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能，姓廖的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经常说些不该说的话，才被诸葛亮削为平民。

　　至此，如果硬要去划分责任的话，刘备和关羽都有责任，刘备负政治责任，关羽负军事责任。至于责任的比例，则无法划分，因为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做加减法的。诸葛亮呢？应该不负责任。当时法正、许靖、刘巴等“政治局常委”都还在世，诸葛亮充其量只是个“政治局委员”，还没有进入核心决策圈，他的主要工作，也主要在行政方面。

　　襄樊之战谁之过

　　襄樊之战为什么失败，并且败得如此之惨、如此之快？

　　关于襄樊之战，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在他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专门立了一个小标题：“关羽倨傲，为国招祸。”言下之意，襄樊之战的失败及其对蜀国国运造成的后遗症，责任全部应由关羽承担，而且，用“关羽倨傲”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概括了襄樊之败的全部原因。

　　柏杨先生的历史著作，不乏真知灼见。但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对关羽明显是不公道的，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也是不准确的、不全面的。

　　上文已经论证，发动襄樊之战的政治责任，不是关羽的。襄樊之役发动之后，军事行动本身的失败以及此后既有荆州的丢失，也不是“关羽倨傲”一句话那么简单。关羽的失荆州，并不是全中国人民认为的“大意”两字所能概括，其原因，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关羽倨傲轻敌

　　战争层面，除非具备四个条件，弱小的民族或集团，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民族或集团。

　　在战役层面，弱小战胜强大的战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史料俯首即拾。

　　战役层面的以弱胜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弱小的一方，集中优势兵力，选准时间、地点、对象，狠狠地打，玩命地打，不顾一切地打，通过战斗的优势来弥补战役的弱势，并将数个战斗的优势转化为整个战役的优势。兵法上有所谓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说。也可以说，伤其十指难，断其一指易。既然断其一指易，何不一指一指地断？把他的十指都一个一个地断完了，敌人不也就完了么？

　　第二，强大一方的兵力被分散，被牵制。

　　第三，弱小一方的天才指挥，或强大一方指挥的低级错误。

　　第四，不可抗力的影响，如气候突变、洪涝灾害等。

　　第五，速战速决。如果拖延不决，综合实力强大的一方，必定而且能够动员更强的兵力反击。

　　用上述几点取胜要件，对照襄樊战役的形势，不能说，关羽没有一点取胜的把握。

　　尽管魏国的总兵力比蜀国强，但在襄樊战场则未必。曹操在西边，为防范已夺取汉中的刘备，关中必须保持强大的实力。东方，孙权随时可以、可能进攻合肥，牵制了曹操的相当一部分兵力。曹操同时在应付三个战场，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荆州的关羽。徐晃的援军，就是从汉中战场抽调而来，而且大部分是新兵。

　　关羽自从赤壁之战后，一直在休养生息，演兵讲武，整整十年有余。倾其全力，在单个战场上，与曹操一较高下，完全是有可能的。

　　还有不可抗力。的确，战事刚开始，关羽的运气出奇的好。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溢出堤外，于禁的数万部队成了虾兵蟹将。老天确实是在免费地帮关大爷的大忙。

　　战役目标的最初设置——占领襄阳、樊城，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能达成取得东路北伐根据地的战役意图。

　　当洪水退去，曹仁、满宠坚守危城，关羽久攻不下，樊城的援兵源源而来，这就犯了综合实力弱小一方对强大一方发动进攻战役的致命伤——拖延不决。于禁全军覆没后，徐晃的兵力增至于禁的近两倍，说明随着战役的推进，曹操逐渐以战争的高度来应对这个战役，也显示出魏国的强大。

　　此时的关羽，只能靠抽调大本营的老本，来跟徐晃玩命。实际上，鉴于襄、樊两城对魏国的重要，曹操已经把襄樊战役转化为蜀魏战争。一句废话都不用说，把襄樊战役当成蜀魏战争来打，关羽就算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也必输无疑。

　　这是关羽的军事理论水平问题。

　　说来说去，还是书读得少啊。我们可以扳着脚指头数一数，刘备集团中，有几个科班出身的读书人？以战争的现代观念来衡量，刘备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有几个真正弄清楚了战争、战役、战斗这几个生死攸关的基本概念？

　　如果关羽有足够的军事敏锐性，具备基本的军事素养，就应该修正战役目标，在久攻不下、师老兵疲的情况下，放弃襄、樊，回头保住自己的老巢江陵和公安，以图后举。

　　《三国演义》描述，关羽整天手里拿着一本《春秋》之类的古书，不知关老夫子读懂了没有。在我看来，关羽就是，也仅仅是，一介武夫而已。

　　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羽的家庭出身和少年经历未做详细的介绍，开篇只有一句：“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河东郡，今陕西省南部运城地区）解（县）人也，亡命奔涿郡。”

　　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关羽的名和字，是有了地位以后取的，原来叫做“长生”来着。给儿子取名“长生”的父母，估计是没什么文化的贫下中农。年纪轻轻就杀人亡命，大约关羽出生于受剥削、受压迫、苦大仇深的一个阶级。

　　如此看来，关羽没多少文化，也没有进过少年军校，更没有受过士官训练，其军事理论素养可想而知。

　　至于说关羽喜爱读《春秋》，恐怕是罗贯中的附会。即使关羽成天拿着一册《春秋》，能否读懂也难以肯定。《三国志》说他“善待伍卒而骄于士大夫”。关羽凭什么“骄于士大夫”？十有八九是自己没文化，对有文化的士大夫自卑、嫉妒的缘故。

　　以上说的是关羽的理论素养和军事水平，现在来看看他的军事能力。能力与素养、水平不是等同的概念。有的人，理论素养、理论水平不行，但悟性特好，能力特强，如蜀汉帝国后期的名将王平。

　　相反，马谡指点江山，夸夸其谈，理论水平很高，把诸葛亮忽悠得团团转，深得诸葛亮的赏识，打仗却一塌糊涂。街亭一战，牛刀一试，却成了终身的“滑铁卢”。

　　关羽独当一面的能力如何？翻开《三国志·关羽传》仔细看看就知道，关羽独自领军作战并且达到战役的层次和规模的，只有一次——襄樊之战。五十多岁的人了，好不容易成了方面军司令（实际上是兵团司令），铁树开花，大器晚成，大干一场，没想到……

　　详细了解关羽襄樊之战之前的军事生涯，应该看《三国志·先主传》。

　　关羽随刘备参加镇压黄巾军，作战对象是民兵，而不是正规的训练有素的国防军。与拖家带口的乱民作战，也谈不上什么水平问题。因为这些乱民作战，本身就没什么水平可言。

　　关东军阀混战时，随刘备（刘备随田楷）救孔融，支援徐州牧陶谦。在徐州的反复争夺战中，两次与刘备分兵守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市，徐州东南屏障），一次败于吕布，另一次败于曹操。

　　降曹后，参加官渡之战（公元200年），为张辽的副先锋，亲手击斩袁绍大将颜良。

　　刘备依附刘表（公元201年）后，关羽改版转行，开始带水军。赤壁之战，真正与曹操作战的是东吴水军，关羽出了多少力，正史没有明确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赤壁之战时的关羽，充其量是周瑜的马前卒而已，战前谋划、战场指挥没他的份。

　　赤壁之战后，关羽、刘备分头略定江南四郡（今湖南省），刘表旧部虽然也得到了曹操（即中央政府）的封号，基本上是望风而降，遇到过几次小打小闹的战斗。比如在长沙攸县，与老将黄忠真刀真枪地干了几下。

　　赤壁之战至襄樊之战的十一年间，对刘备集团而言，基本上“东线无战事”。自然，在这段时间里，关羽最多搞搞演习性质的围猎行动，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一句话，关羽在襄樊之战前，参加过很多次战役，也指挥过很多次战斗，但肯定没有独立指挥过战役层次的军事行动。

　　有些历史学者说，刘备要么不分兵，要分兵，则关羽别领一军。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传给别人的意思是不准确的。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没有弄清战争、战役、战斗这几个基本概念。

　　关羽“别领一军”的“一军”有多少人数？军事行动达到哪个层次？只要是带了一帮人，独立行动，无论是带三十人还是三十万人，都叫“别领一军”。无论单独带三十人参加一次战斗，还是单独带三万人进行一次战役，或者单独带三十万人进行一场战争，都叫“别领一军”。

　　话说回来，关羽的武艺的确不错，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连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和程昱，都称“关羽、张飞万人敌”。其实，就是这种不错的武艺，也要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关羽武功天下第一，可能是罗贯中封的。

　　罗贯中给了关羽武功天下第一的桂冠，却又弄得不能自圆其说。《三国演义》描述，关东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有一个戏目叫“三英战吕布”。刘、关、张三兄弟同时上阵，轮番出手，仅仅与吕布打了个平手，可见三兄弟的武功如何。

　　关羽在长沙初战黄忠，大战一百余合不分胜负。此时的黄忠已年过花甲，体力肯定大不如往昔，关羽一个壮年人竟然与一个老头子大战一百余合而不能胜，武艺可想而知。

　　陈寿在《三国志·关张黄马赵传》中对黄忠的记载是“勇毅冠三军”。这个“三军”，当然包括关羽，看来，陈寿的意思，关羽的武艺倒在黄忠之下了。

　　第二，关羽不守规矩，搞突然袭击。

　　关羽的玩法是，对方（比如颜良）还没排阵势，还没准备好开打，他就冲了出去，根本就没有通报姓名之类的过门套路。

　　古代打仗，两将相遇，先是通报姓名，必要的时候，还要将对方声讨一番，对自己的参战人员进行一下政治动员。关羽是不讲究这一套的，上来就开打。

　　第三，赤兔马的爆发力和速度，让对方措手不及。

　　关羽的突袭让对方的将领在刹那间错愕失神，赤兔马疾如闪电，对方将领没有回过神来，稀里糊涂脑袋搬家。同样，对方的将士们在错愕中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救援，赤兔马像一阵风似的飘来忽去，关羽拎着敌将的首级全身而退。

　　正史没有记载关羽的坐骑是不是赤兔马。赤兔马是吕布的，正史是有记载的。公元198年吕布败亡后，赤兔马被曹操缴获是肯定的，至于曹操有没有将赤兔马送给关羽，不得而知，但总是有可能的。即使关羽得到了赤兔马，襄樊之战中骑的也不是赤兔马。

　　马的平均寿命是30～35岁，服役年限是15～20岁，满3岁可以开始服役。吕布是于公元189年得到赤兔马的，就算当时赤兔马5岁，到襄樊之战时已35岁。关羽随曹操参加官渡之战时（公元200年），骑着赤兔马斩杀袁绍大将颜良，完全是有可能的。

　　野史、小说、电视剧、电影中，关羽在襄樊之战中仍起着赤兔马威风凛凛，真是老人骑老马了，难怪关羽打不赢。

　　冷兵器时代，指挥一场战斗，指挥员的武艺可能是决定因素。指挥一次战役，像关羽一样，既是总指挥，还要亲自打头阵，一场大戏，自编、自导、自演，怎么看都不像那么一回事。

　　还有关羽的兵器——青龙偃月刀，也不符合力学原理。正史里没有记载关羽使用什么兵器。在《三国演义》里，关羽的一把青龙偃月刀，比九九八十一斤还重一斤，在他手中竟然虎虎生风。我没有兴趣将汉代的八十二斤折合成现在的重量，总之那是很重的一把刀，刀柄很长，刀头沉重。握在前面的那只手是杠杆的支点，支点远端的重量明显大于近段。

　　关羽打仗是骑马的，骑者上半身用力时马镫是会晃来晃去的。关羽能把这样的一把不符合力学原理的青龙偃月刀用得如臂使指，的确是神人了。

　　关于关羽的军事能力，可以打个比方说，在现代军队里，其水平、能力，充其量做个不错的师长、军长。做个合格的兵团司令甚至方面军司令，是难以胜任的。

　　说关司令是一介武夫，包括他政治上的极端幼稚。做个军长、师长，可以是个职业军人，可以不问政治；一旦做到方面军司令，如果还停留在职业军人的层次，不懂政治或不问政治，非进地狱不可。

　　看看关羽，被“盟军”将领、晚生后辈、白面书生领陆逊一餐忽悠，自尊心便极度膨胀，竟然对潜在的敌人——“盟军”——彻底放松了警惕。

　　一个稍有政治常识的将领，都应该对“盟军”保持最低限度的警惕，留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连曹营里的司马懿、蒋济都断定“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关大将军又落入这个老套路。

　　关羽的水平问题，还体现在对情报的疏忽。纵观整个战役，好像就是关羽兵团一家的事，关司令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他的对手、他的敌人，想什么、干什么，统统可以忽略不计。在后方，吕蒙装病，陆逊装孬，孙权磨刀，关羽浑然不觉，可能关羽从来不知有间谍这回事，从来不去搜集情报。在前线，徐晃增兵至六万人，关羽还稀里糊涂，还要死缠烂打，不知关羽的兵团里有没有侦察连或侦察排。

　　为了某种需要，作为文化现象，把关羽捧得再高，无可厚非，也不去说它。问题是，今天还有一些读历史甚至一些靠写史书扬名发财的人，非要说关羽是武圣，看了实在让人堵心。

　　什么是武圣？武字的含义是“戈止”，圣是指在某个行业、领域的水平达到最高境界、出神入化、超凡脱俗者。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兵不血刃而达成和平者，才是武圣。关羽一战而自毁长城，叫什么“圣”？还真是不好说，充其量只能是武痴——痴呆的“痴”。

　　还有关羽的性格。

　　根据心理学、行为学的基本理论，结合史料对关羽行为的描述，可以认为，关羽的个性属于权威个性，也称为专制个性。

　　这种个性，由对现状和权威的非理性崇拜而产生，表现为极力维持现状和权威，并伴随着一种惩罚现状反对者、权威挑战者的强烈愿望。这种个性的本质，是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的混合物，表现为极度的爱慕虚荣。这种爱慕虚荣，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不如自己的人恭维、迎合自己；另一方面，对于胜过自己的人，则横眉冷对，不屑一顾。这就是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心理学基础。

　　专制个性是一种综合性的病态个性。专制个性者，并不反对，而是自觉地服从自认为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威；甚至受到权威的作践、虐待，也毫无怨言，绝不反抗。但是，对于下属，则要求毫无例外地服从自己的权威，稍有不顺从，则辱骂、威胁、惩罚。专制性格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对同一层级的同事，一味地排斥，不上心，不上眼。

　　关羽曾经投降曹操，曹操对他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封侯拜将，不能动其心；金钱美女，不能毁其节。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义无反顾地追随一无所有、柳絮般飘零的刘大哥而去，而且终生不渝。刘皇叔、刘大哥，也只有刘皇叔、刘大哥，才是他心中的红太阳。别的王侯将相，都是狗屎、人渣。诸葛亮还凑合，是因为诸葛亮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事，但诸葛亮特会做人，马屁拍得梆梆响，让关老爷心里舒坦。

　　马超人才了得，武艺了得，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无处可去的时候，投效刘备，关羽不服气。黄忠勇冠三军，老当益壮，斩了夏侯渊，刘备自封汉中王后被拜为后将军，关羽与不上眼的马、黄同列，勃然大怒，说什么“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伍”。

　　其实，关司令实是在说自己的笑话，你关大爷不就是老兵一个么？而且还是个杀人亡命之徒。非要诸葛亮、刘备连哄带骗，才肯屈就，才肯与马超、黄忠同列，真搞不懂关将军是自尊还是自卑。

　　赤壁之战之后，孙权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对刘备“进妹顾好”，把年轻漂亮又会几手拳脚的妹妹嫁给整整大三十岁的刘备，做第N任老婆。又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之女求婚，《三国志》的记载是“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孙）权大怒。”据说，关羽骂的是“虎女焉能配犬子”，侮辱人格。

　　尽管，这些都是政治婚姻，而那个时候的政治婚姻，就如今天买大白菜一样的稀松平常。不管如何，孙权态度是诚恳的，动机是善良的。不同意也罢，关大将军为何要出言不逊呢？就凭你是刘皇叔的拜把子兄弟吗？何况，既然是政治婚姻，即使不答应，也应该用政治方式或外交语言来拒绝。孙权是什么人？一方诸侯，天下公认的枭雄。孙权不大怒，不恨得咬牙切齿才怪。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南郡治所），将军士仁（即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一方面，要靠糜、傅二位供军饷，守后方，稍不如意，就威胁秋后算账。这无异于在自家大院里放火，把同志往敌人阵营里赶。

　　《三国志·张飞传》说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是关羽个性的真实写照。关羽的“骄于士大夫”，可能是心理自卑的表现。士大夫都是有文化的，关羽却没读过什么书，所以也要整天拿一本《春秋》，装模作样地看。如果关羽真的整天在看《春秋》，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看，那些士大夫算什么！俺关大爷不是也挺有文化么？《春秋》这么深奥的玩意，在我眼里还不是小儿科。

　　关羽这种人，还没做的甚至做不到的事，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说出来。这种人和老古我一样，注定成不了大事。所谓的政治家，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做了坏事，永远不说；做了好事，该说的时候再说。

　　其实，孙权对关羽的恨，并不是他背后捅刀的根本原因。驻守公安的傅士仁，留守江陵的糜芳，毫不抵抗，望风而降，关老爷平时对他们的苛刻、鄙视、威胁可能只是主观原因。他们投降的真正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也可能，根本的、客观的原因，是他们无兵可战。因为，主力部队已经被关羽抽调到北方作战，糜芳、傅士仁战与不战，公安、江陵都是同样的结局。

　　当然，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一枪不放，连象征性的一丁点抵抗也没有，怎么也说不过去。不过，好死不如赖活，是可以理解的，除非对于少数贞女烈士。

　　不少学者认为，发动襄樊之战，是因为关羽好大喜功；相持不下而又不肯退却，是因为关羽自视太高；孙权背后捅刀，糜、傅不战而降，是因为关羽树敌太多。一句话，襄樊之败，从头到尾，彻头彻尾，败在关羽本身，败在关羽的性格。

　　这种认识难免流于肤浅，难免显得狭隘。关羽的性格，对襄樊之败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上面已说的、下面还要说的，性格之外的诸多原因。

　　孙权背信弃义

　　关羽要占领襄阳和樊城，不是不可能，问题是曹操和孙权会不会答应。对曹操来说，襄阳、樊城一旦失守，黄河以南也就岌岌可危。

　　鉴于襄、樊的重要，曹操会不惜血本保卫，一旦曹操以战争的高度来应对一次战役，关羽就是玩命也达不到目的。于禁失败后，徐晃的援军源源而来，这个时候的关羽，应该速战速决。在这种久拖不决的情况下，迅速撤军，保住自己的老巢江陵和公安，是唯一的活路。

　　本来，这个结局是能达成的。这个次一等的结局却被两个因素破坏。

　　其中一个因素，是关羽自视太高，又狐疑不决，死缠烂打，错过了撤军的最佳时机。

　　另一个因素是孙权的背后捅刀。当孙权的黑刀从背后伸过来的时候，关羽想速战速决也来不及了。

　　而且，孙权背后捅刀对关羽的败亡，起的作用更明显。

　　孙权为什么要这么做？

　　古往今来，善男信女都异口同声地说，孙权背信弃义。其实，孙权背信弃义的说法，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

　　此说可以成立，是因为，在别人看来，孙刘两家是“盟友”。既然是“盟友”，就不应该眼前撒沙子，背后捅刀子。此处的盟友和上文的盟军，都打上引号，是因为，这个盟友有点不明不白，有点说不清楚。

　　赤壁之战后，鲁肃“借”荆州，刘备“赖”荆州，孙权逼刘备“还”荆州，发展到公元215年的孙刘“抢”荆州、“分”荆州，此后两家“扯”荆州，直至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两家“拼”荆州。

　　从这些瓜瓜葛葛可以看出，孙刘联盟是临时的，而非长久的；是权宜之计，而非正式结盟。从史料也找不到两家正式结盟的依据，只是说到，公元215年，诸葛瑾到刘备处谈判。不像公元229年，孙权称帝那一年的结盟，那是有正式盟约的，并且在盟约上瓜分了魏国的领土。

　　至少，站在孙权的立场上，这不叫背信弃义，因为，两家之间没有盟约，甚至口头协议都含糊其辞，可当做外交辞令处理。孙刘之间的联盟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

　　别的人站在道义的立场看，孙权是理亏的。但我们不要忘了，那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生存就是硬道理，胜利就是硬道理，用什么方法，使什么手段，是不在乎的。白虎黑虎，抓到水牛，就是好虎；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更何况，背后捅刀子这样的龌龊事，刘备干得还少吗？可以这样说，刘备的天下，就是靠玩这一手得来的。

　　如今，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刘老大也被孙晚辈从背后捅了一刀，血流如注，立马失血性休克，呜呼。

　　孙权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不是“背信弃义”一词可以概括。决心下定之前，坏事干完之后，孙权肯定知道，自己要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驱使他这样做的，是利益，是形势。什么利益？政权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什么叫形势？“形”，是一种状态；“势”，是由这种状态决定的态势和走向，同时也是引起变化的能量。

　　如果关羽占有襄阳、樊城，孙、刘两家各自会从此“态”转化为彼“态”。“彼态”又隐含着另一种“势”，必然会引起致命性的连锁反应。上文说过，三国的分布和态势，像一个畸形的品字。如果关羽占有襄、樊，这个“品”就会严重向右下角倾斜，上部这个“口”的重量就会全部压向右下方的“口”，最先被压碎的是右下角的“口”（东吴）。

　　公元219年下半年的形势，刘备集团已占有今天的云南、四川、陕南、重庆以及湖南、湖北两省的西半部，我们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就知道，刘备已占领了广大的领土，连成一片。退，自保有余；进，可兼并天下，至少可以单独或联合曹魏兼并东吴。

　　如果关羽再占领襄、樊，孙权集团已然成了最弱小的一角，无论曹操、刘备怎么玩，最先玩完的肯定是自己。孙权当然不干，打死也不干。

　　孙权想背盟毁约，背后捅刀，正中老曹下怀。当初，鲁肃把“荆州”借给刘备，消息传到时，曹操正在写字，震惊之下，竟然毛笔也掉到地上。刘备有了立足之地，孙刘联手，鼎立之势已成，怎能不让曹操心惊肉颤。如今，他们之间要狗咬狗了。正要瞌睡，有人递来枕头，岂不大大的好事？曹操立即答应，并承诺孙权把刘备赶走后，割江南之地给孙权。

　　孙权集团的核心利益，是孙权背后捅刀的内在需要。曹操的配合，是孙权“背盟”的外部条件。这就是形势，可惜刘备君臣不去分析，或不会分析。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主和派、联刘派鲁肃还在，东吴就不会干出如此肮脏的活计来。

　　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形势比人强，形势逼人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联刘也好，吞刘也好，根本上是形势决定的。鲁肃可以主战，吕蒙也可以主和，那得看什么形势。即使善良的鲁肃还在，孙权也绝不会让刘备拥有整个荆州。最多，好好先生鲁肃的做法稍有不同而已，关羽个人的下场不那么悲惨而已。

　　在东吴的某些“有识之士”，比如周瑜、吕蒙看来，这背后的一刀不仅应该捅，而且还要早捅、狠捅。

　　赤壁之战结束之后，周瑜建议孙权，绕过江南的刘备，进据益州，并已着手准备，只是去世太早（公元210年），壮志未酬。

　　吕蒙接替鲁肃（公元217年）之后，与孙权讨论过调整基本国策的问题。吕蒙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刘备君臣反复无常，毫无信义，不可以心腹待之。

　　第二，如果东吴向西推进至白帝（今重庆市奉节县），向北推进至襄、樊，据有荆州的西、北天险，真正保有荆州，则进可兼并天下，退可据长江自保。其实，荆州的重要，对刘备也是如此。只要占有襄、樊，还怕什么曹操，还靠什么孙权。英雄所见略同。

　　第三，进攻曹操的徐州（今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南角），虽然容易得手，但难以固守。因为徐州为平原，无险可守，又适合北方骑兵作战，故扩张领土，应以西进而不是北伐为先。吕蒙的看法是，应将军事重心放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与强大的曹操徒耗力量。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分分合合，中间还有长时期的大分裂，但最终还是保持大一统的状况。

　　大一统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哲学思想。

　　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哲学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头脑，近一两个世纪又引进阶级斗争的学说。因此，一些学者解剖历史的时候，要么用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来解释，要么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解释。

　　其实，当时的当事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作出自己或集团的行为选择的时候，头脑中的思维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层次。历史人物当时的行为，往往甚至仅仅基于利益、地缘、情感、个性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况。

　　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主要的就是基于地缘。

　　比如上文所说的吕蒙之谋，是干掉或撵走关羽，彻底驱逐刘备在荆州的存在，将刘备集团关在四川盆地这个笼子里。吕蒙当时的考虑，不是什么大一统，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只是战争地缘学。

　　吕蒙的计谋是高明的，也是恶毒的。历史上，关在四川盆地的政权，没有一个是有作为的，最后的命运都一样——被盆地外的政权吃掉。孙权没有立即实施吕蒙之谋，是在等待时机。如今机会送上门来，孙权不冷笑才怪。

　　孙权笑关羽？不，笑刘备。

　　刘备糊涂颟顸

　　整个襄樊之战，看起来就像关羽一个人在玩过家家。战前，刘备君臣没有运筹帷幄；战中，让关羽孤军决胜千里；战败，让关羽自生自灭。至少，史书上没有刘备指挥、调度、干预襄樊之战的证据。于是，大多数历史学者便认定，襄樊之战是关羽发动的，刘备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君臣打的都是糊涂仗。

　　上文已论证，关羽没有权力发动一场战役。其实，襄樊之战不仅是刘备授权、授意关羽发动的，而且是刘备的系列军事行动。

　　我们读史，要把琐碎的历史片段，用常理这根线串联起来，对历史事件才能有一个粗略的脉络。以这个观点来考察襄樊之战，也是如此。

　　关羽在樊城苦战的时候，他的不远处，就有一位蜀军大将孟达。

　　《三国志·刘封传》记载，当初，刘璋派法正为正，孟达为副，各领兵二千，迎接刘备入川（公元211年）。刘备令孟达兼领法正之军，驻江陵（一年前，鲁肃已把江陵“借”给刘备），法正则随刘备入益州。

　　刘备据有益州（公元214年）之后，以孟达为宜都郡（今重庆市奉节、巫山、湖北省宜昌一带，长江三峡地区）太守。公元219年，刘备命孟达从秭归进攻房陵（今湖北省房县），杀中央政府的房陵太守蒯祺（诸葛亮的姐夫）。孟达下一步的目标是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

　　此时，刘备派其义子刘封从汉中出沔水，与孟达会于上庸，曹操的上庸郡太守申耽举众降。关羽围樊城时，已占领今天湖北省的中、北部，刘封、孟达已占领今天湖北省的西部和重庆市的东北部。也就是说，关羽与刘封、孟达之间，已连成一片，这已经不是能“遥相呼应”的问题，而是能“近相呼应”了。

　　关羽围樊城，久攻不下，曾多次向刘、孟求救，刘、孟以新占之地民心未附为由，拒不发兵相救。当然，这确实是个理由。另外，可能也有他们的私心作怪。刘封年轻气盛，刚猛强梁，统领孟达之军后，凌辱孟达，把孟达的仪仗队也夺了过去。刘备收刘封为义子时，据说关羽曾表示反对，说的话很难听。孟达杀了诸葛亮的姐夫，心怀恐惧。

　　无巧不成书啊，孟达恨刘封，刘封恨关羽，孟达又对诸葛亮心存疑惧。关羽盼水救火，刘、孟扯来扯去，干脆就让关羽独自玩去好了。

　　刘备刚刚占领汉中，牵制曹操的一部分力量，关羽攻襄、樊，刘封、孟达攻房陵、上庸，很明显，刘、孟之军就是策应关羽之军的。能说刘备对关羽不管不顾吗？

　　只不过，有几件事情，老谋深算的刘备没有料到：一、孙权的背后捅刀。二、刘封、孟达的见死不救。三、襄、樊战场速胜、速败之间的剧烈转折。人算不如天算，这不是刘备错不错的问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打仗不是高中生做小学算术题，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清清爽爽、有板有眼。有时候，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襄樊之战后，孟达投降曹操，受到优荣，也劝刘封如法炮制，到中央政府去混碗饭吃，否则必有后患。刘封没有听从孟达的劝说，回到成都即被赐死。一年半以后，刘备不顾一切，发动对东吴的最后一击。可见，刘备对孙权的背后捅刀以及刘封的见死不救，心里有多恨——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那么，刘备有没有错？当然，刘备肯定有错，而且不是一般的错。

　　首先，他没有对襄樊之战的战役目标做出明确的指示，或者做出的指示太过死板。也没有派出像法正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钦差大臣，去约束关羽，并给关羽当军师，致使关羽进退失据，举止无章。

　　其次，刘备过高估计他二弟的能力，用人不当。在此之前，关羽根本就没有指挥过像模像样的战役，个性上刚愎自用，虚荣心太强，得罪同僚。这样至关重要的一场战役，放手让关羽去做，关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却不胜任。

　　再次，想不到孙权背后捅刀，是不应该的；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应该，而是绝对的不应该。《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春，（孙）权令都尉徐祥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关羽的襄樊之战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即公元219年秋。也就是说，两年半之前，孙权就已经和曹操眉来眼去，“暗度陈仓”，订立了友好条约。

　　更早的公元215年，孙、刘平分荆州江南四郡的时候，孙权派诸葛瑾与刘备谈判，和平解决荆州领土问题。此时的孙权，有无撕毁与刘备的和平约定（有无条约不得而知，故只好说约定），不得而知，至少是脚踏两只船。作为一个政权的首脑，对这样的政治形势判断不明，有什么好说呢？

　　刘备君臣对孙权完全丧失警惕，不作任何防备，实在是难以理解。此时的孙权，即使不是自己的敌人，至少也不是自己的朋友。对不是朋友的人，又在战争年代，多少总要有所防备吧？可能，刘备真的是老了，老得脑子一桶糨糊，连一丁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要么，刚刚当上汉中王，叫花子捡了元宝，高兴得昏了头；要么，刘备从来就不搞什么情报工作，连曹、孙结盟的爆炸性旧闻也一无所知。

　　这实在是个低级错误。当然，行家里手犯的一般都是低级错误，要犯高级错误也难。

　　话又说回来，也有可能，刘备对上述问题已有考虑和部署，只是关羽的盲目乐观、一意孤行，造成此战的最后结局。如果关羽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如果关羽对敌我力量对比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如果关羽不是那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最后的结局也不至于如此的不堪。

　　单有刘备的错或关羽的错，事情都不至于糟到这个程度。刘备的错，是前半；关羽的错，是后半；两兄弟的错，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铸成一个完整的错。

　　什么叫难兄难弟？这可能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注释。

　　公元201年，刘备最困难的时候，降曹后的关羽回到了身边，为刘备以后的得荆州和益州，为刘备的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公元219年，刘大哥最得意的时候，关二弟永远离他而去，还弄丢了“荆州”。

　　可以说，决定刘备此生失败的，是关羽的襄樊之战，尽管，襄樊之败，不是关羽一个人的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呜呼！

　　关于刘备的责任问题，吕思勉先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摘录他的《三国史话》中的一段：“这件事情，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实在是失败的原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以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致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予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作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

　　吕先生的意思是，关羽出兵襄、樊，仅仅是为减轻汉中压力，而在荆州牵制曹操的兵力。在我看来，关羽攻襄、樊，的确有牵制曹操兵力减轻汉中压力的战役意图。但关羽出兵的目的，又不仅仅于此。

　　吕先生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当初刘备入川后，老老实实地替刘璋北攻张鲁，就不至于有今日的荆州之失。公元211年，刘备入川后，如果攻汉中，的确易如反掌，因为张鲁根本就没有正规的军队。

　　但我们要替刘备想想，刘备进了汉中，关羽、张飞、诸葛亮在荆州，中间隔着巴蜀，这个弱小的、刚刚有了立足之地的集团，兵分两处，恐怕很快就会被别人包了饺子。奸诈的、反复无常的刘枭雄，不可能像历史系教授那么忠厚。如果刘备是忠厚老实之人，他就会安安稳稳地在曹操手下做他的左将军，也就没有三国鼎立，也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这次襄樊之战。

　　按照吕先生的观点，刘备君臣应该感到悔不当初才对。

　　襄樊之战为何而战

　　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什么疾病需要手术治疗，是有讲究、有规定的，这叫作手术指征。

　　所谓手术指征，是指某种疾病进行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手术指征相对应的概念，叫手术禁忌症。所谓手术禁忌症，就是手术的反指征，即哪些情况下不能手术、不应手术。

　　世间做事，方法各异，道理相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我老是想，打仗这玩意，道理应该跟我做颅脑手术差不多，都是玩命的干活。只不过，做手术玩的是别人的命，打仗玩的是自己的命。别人的命和自己的命，一样重要。这就是“方法各异，道理相同”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用手术指征和手术禁忌症的概念，来说明襄樊之战该不该打。

　　首先，襄樊之战有战役指征吗？也就是说，襄樊之战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吗？我们来逐条分析。

　　第一，刘备刚占领汉中，立足未稳，民心未附，曹操亲自到了长安，随时有反攻的可能。必须开辟另一个战场，以转移曹操的注意力，分散曹操的兵力，阻止曹操在汉中的潜在反攻。毫无疑问，襄阳、樊城，最适合作为第二战场，无论是从牵制曹操兵力而言，还是就地缘战略、地缘政治而言。

　　第二，关羽一直局促在荆州的江陵（南郡的一小部分）和江南三郡，南郡的大部分，尤其是襄、樊两座军事重镇一直被曹操占领。不占领襄、樊，《隆中对》两路北伐的战略规划不可能实现。如果占领了南郡全部，则汉中、南中、巴蜀、荆州连成一片，三国这个“品”字，就向右下角倾斜，让右下角的“口”（东吴）去承受整个品字的压力。与其说，让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达到牵制曹操荆州兵力、减轻汉中压力的目的，不如说，刘备自己牵制曹操关中兵力，以达到让关羽占领襄、樊的目的。

　　第三，本年度，刘备已五十九岁，此生要完全实现《隆中对》的目标，是不可能了。垂垂老矣，来日无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抓紧点滴时间，至少在有生之年，完成《隆中对》的第一阶段任务，即完全据有益州和荆州，为北伐奠定基础。

　　除了形势以外，刘备的年龄因素对襄樊之战的发动是至关重要的。人到了老年，要么意志消沉下去，关起门来过安生的日子，像一个成语说的：含饴弄孙；要么，抓紧时间，拼上老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像曹操说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刘备属于后者。刘备一直拼杀到四十八岁，才有自己的立锥之地。这种人，意志的坚忍，追求的执著，非同于一般人。在三国名人中，刘备是真正的大器晚成者。这种人，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

　　第四，刘备占领汉中，蜀军士气大振。关羽已在荆州养兵讲武多年，巴蜀形势稳定，上庸一带又有刘封、孟达配合、策应。这样说来，这仗还是有得一打。

　　襄樊之战，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套用外科医生的行话，有战役指征。

　　有没有战役禁忌症呢？有，但不是绝对禁忌症，而是相对禁忌症。

　　外科手术的绝对禁忌症，是指存在绝对不能手术的情形。例如，一般患者得了肝癌，应该手术治疗，如果某位患者的肝癌是弥漫型的（除非切除整个肝脏，才能切除肿瘤本身），这就是肿瘤切除术的绝对禁忌症（但可作为肝移植的手术指征）。如患者诊断为肝癌，癌瘤包膜完整，适合手术切除，但患者年龄较大，这是相对禁忌症，通过支持治疗等措施，还是可以手术的。

　　如果把襄樊之战比成肝癌手术，这次手术是应该做、可以做的，但风险比较大，应格外小心，作好各种应急准备。

　　具体而言，在战役目标上，能占领襄、樊两座军事重镇最好，如果不能迅速达成战役目标，应退保江陵和公安。同时，对于骑墙摇摆的孙权，保持高度警惕，留有足够的防备力量。宁可不占有襄、樊，也不能失去江陵和公安，此次战役目标的底线，即在于此。

　　总而言之，根据当时的形势，此战必打，而且可打，但要冒相当的风险。不幸的是，由于战役发动者、战役指挥者的水平、能力、个性、情绪等问题，导致这次战役彻底失败，还赔光老本——丢失了江陵和公安。

　　结果的失败，不能反证动机的不应该。目的没有达到，不能说出发点错误。

　　现在，回到本集的主题。

　　真正的北伐

　　本集的上述内容，已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总结。

　　襄樊之战的战役目标是占有襄阳、樊城，其战略意义，是为《隆中对》第二阶段任务——北伐中原、统一全国，奠定基础。在《隆中对》中，刘备的战略规划，是占有、治理好荆州和益州全境，等待时机，两路北伐中原。

　　从赤壁之战至今，整整十一年，南郡的大部分，仍然在曹操手中。如今，在占领汉中的大好形势下，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然触手可及。只有趁热打铁，拿下襄、樊，才算基本达到第一阶段的目标。从战略意义的高度看，关羽的此次向北进军，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伐。

　　刘备发动襄樊之战，除了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奠定基础外，也是拼了老命，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从掌权者的个人动机来看，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伐。

　　两年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由于襄樊之战的失败以及“荆州”的丧失，刘备的帝国局促在益州一隅，伸展不开手脚，就像螺蛳壳里做的一个道场。

　　道场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其乐融融，但是，自始至终，就是螺蛳壳里方寸之地的热闹。什么布雨露于黎庶，扬国威于四海，都是螺蛳壳里的梦。

　　蜀汉帝国从诞生之日起，注定重复无数个蜀地割据政权的老路——坐等灭亡。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发动一次次飞蛾扑火式的“北伐”，其中缘由之一，可能是对这种宿命的心理反应和临床表现。由于襄樊之战的失败，诸葛亮的所谓北伐，其实都是徒然的挣扎，都是形式上的，或形而上的。

　　只有关羽的襄樊之战，才能算真正的北伐。可惜……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为诸葛亮写的这两句诗，献给关羽，可能会恰当一些。

　　§§第4章 诸葛亮的悲与苦——自杀的第三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