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两茫茫
诸葛亮9岁丧母,12岁丧父,后随叔父辗转漂浮,寄人篱下。他叔叔寄寓刘表,诸葛亮依靠叔叔,其实是寄人篱下的寄人篱下。少年时目睹父母的死;颠沛流离的途中,经历尸骨蔽于野的触目惊心。这一切肯定在少年诸葛亮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早慧的诸葛亮应该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过深沉的思考。
诸葛亮进行过哪些思考,我们不得而知,但可在史书中寻得蛛丝马迹。《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意思是说,叔叔诸葛玄去世后,青年诸葛亮要自食其力。劳作之余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诗。诸葛亮身材高大,经常以战国时名相管仲、乐毅自诩,只是当时之人不认可。
诸葛亮喜欢吟诵《梁父吟》,应该与这首诗的内容有心灵感应,诗以寄情,诗以吟志么。《梁父吟》是怎样的一首诗呢?据有关学者考证,《梁父吟》全诗为: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咏史诗,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葬歌。我看两种说法都对,古代的诗是可以吟唱的,诗也就是歌。《梁父吟》可能是一首以历史事件为内容的葬歌。这首诗流行于东汉时期的齐鲁(泰山之北为齐,泰山之南为鲁)一带,讲的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二桃杀三士”讲的是,春秋时齐景公年代的齐国,有三个智勇双全的勇士:力搏猛虎的公孙接、黄河斩蛟的古冶子、威加敌国的田开疆。三人因招人嫉恨,见谗于君主,景公决计除掉他们。相国晏婴为景公设计,送两个御桃给三人,让他们三人依功劳大小决定前二位各领御桃一个。三位勇士争相谦让(其实是虚荣心作怪,以显示自己不贪慕虚荣),一个接一个自杀身亡。
历来的历史学者和文人墨客都认为,诸葛亮年轻时好为《梁父吟》,是因为诸葛亮仰慕、向往晏婴的足智多谋,年少时便立志成为晏婴之流的治国良才。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很有道理。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的全部意蕴,可能不仅仅在于吟志,抒情的成分可能还要大些。《三国志·诸葛亮传》和其他历史资料里,并没有说诸葛亮年轻时自比晏婴,而是自比管仲、乐毅,只是“时人莫之许焉”。
《梁父吟》的内容有两个层次。一是悲三勇士之死(抒情),二是“赞”晏子之谋(吟志)。
将《梁父吟》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大致如下:
“走出齐国首都城门,遥遥望去,有个叫荡阴的小村庄。村中有三座一模一样的坟墓,一字排开。请问那是谁的坟墓?原来是公孙接、古冶子、田开疆三位勇士身葬其中。这几位可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贤才啊。一朝被人陷害,三位勇士竟然为二个御桃而丧命,真是可悲呵。谁能设计如此高明(或狠毒)的计谋?那是齐国相国晏子。”
看得出来,这首诗的大部分内容是哀三勇士之死,最后一句点名,三勇士之死是晏子之谋。诗的最后一句可能在暗示,三勇士之死,晏婴可能是始作俑者,是为了清除政治对手和权力竞争者而使的阴谋诡计。三条鲜活的生命,三个不世之才,哪怕你力能拔山,气能盖世,一旦招人嫉恨,遭人陷害,转眼间灰飞烟灭。生命何其脆弱,生死又何其难测。
从心理学的角度,结合诸葛亮的幼年经历,我们可以认为,诸葛亮在青少年时代,就对生与死进行过深层次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也许,在心灵深处,诸葛亮对生命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宣泄的,可能就是这种悲天悯人的生死观。这种情怀可能是日后诸葛亮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屡次北伐,不惜鱼死网破的情感基础。
诸葛亮年少时,每每自比管仲、乐毅,从小就要做生命的强者。基于年少时的生活经历,结合“二桃杀三士”故事中强者的覆灭情景,少年诸葛亮的生死观是独特的。
观念包含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生死观是一个人对生与死的认识和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目标取舍和道路走向。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生死观,其他什么“观”都无从谈起。只不过,生死观尤其是死亡观,往往存在于人的潜意识层面,平时也鲜有论及而已。
没有死亡观的人生观,是残缺不全的。生的艰难,死的无奈;生的乐趣,死的恐惧;生的喧闹,死的沉寂,都是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只是种族延续的一个环节。生是这个环节的开始,死是这个环节的结束,也是为早已诞生的或即将诞生的下一个环节让路。开始和结束一样重要,死亡也就和生存一样重要。既然死亡和生存一样重要,那么,死亡观和生存观也就一样重要,死亡教育就和生存教育一样重要。
当然,诸葛亮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是聪慧的、深邃的,用不着老师授课,就能体悟到生与死的真谛。
诸葛亮深知生的艰难,所以,他选择一种怪怪的方式生存——带着自己的生产建设兵团,远离首都和君主,偶尔打一仗(八年五仗),小胜或小败间隙,则演兵讲武,开荒种地;也算是忙里偷闲,战时休闲。
诸葛亮深知死的无奈,所以,他(下意识地)选择一种非常的方式死亡——一个政权的最高掌权者,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死在前线军营中。一方面,用如椽大笔,饱蘸自己的心血,为生命画上一个苍凉的句号;另一方面,拼上老命残躯,殉了自己的理想(至少在形式上),无论对蜀中父老,还是对子孙后代,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本书第一集论述魏延之死时说到,性格即命运。本集还要抛出一个“谬论”:选择亦命运。性格影响人生道路的选择,但左右人生选择更重要的,是人生观,尤其是人生观中的价值观、权力观、死亡观。
用行为阐释“选择亦命运”这一原理,最耐人寻味,又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秦朝宰相李斯。
李斯是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省漯河市)人,年轻时是楚国的基层公务员,干过仓库管理员之类的低级职务。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又脏又臭,瘦不啦叽,见人则仓皇逃窜。仓库里的老鼠,吃得油光发亮,肠肥脑满,见了人神态安详,不逃不窜。
不愧是荀子老先生的高足,年轻的管理员观察日常所见,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得出一个影响他终身的结论:人与老鼠一样,贤能不贤能是其次的,身份地位和生活待遇主要是大环境决定的。哪怕做个老鼠,也应该做仓库里的老鼠,而不能做厕所里的老鼠。于是,年轻的公务员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们暂且称之为“厕鼠仓鼠论”。
于是,这个姓李的小公务员便打点行囊,西入咸阳,到当时最强大、最开放、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秦国,谋求发展。就像如今的青年男女,远涉重洋,追寻美国梦一样,当年的小公务员,也去追寻自己的“秦国梦”。
李斯到了秦国,凭自己的才能和政治导师吕不韦的提携,终于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秦始皇死后,为了保住自己在“仓库”里头号大“硕鼠”的地位,李斯协同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废扶苏,立胡亥。后被赵高陷害,夷灭三族。临刑前,李“仓鼠”抱着儿子,老泪纵横:“儿啊,我们父子,现在就连想回上蔡老家,到野外打打野兔,也不可能了。”
李斯年轻时摒弃当“厕鼠”,选择当“仓鼠”,仕途果然红灯高照,一路高官厚禄。成了“仓鼠”之后,进食多,运动少,自然身体臃肿,行动不便。仓库是有门有窗的,当然不能随便、轻易逃窜。怡然自得、看着满屋子粮食担心无法享用完毕时,突然来了位心狠手辣的仓库管理员(赵高),妻儿老小被一锅端,还祸及三族。
一个偶然的发现,一次灵感的顿悟,一个早晨的离家,造就了人生的辉煌过程,也注定了人生的悲惨结局。
考察诸葛亮的人生道路,他诠释“选择亦命运”这一原理的行为,刚好与老前辈李斯相反。这种相反的选择,又会是如何的一种结局呢?
致命选择
诸葛亮当时的人生道路选择,演绎出一个妇孺皆知的典故: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正式出场,在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其实,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就为诸葛亮的出场铺垫、渲染。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个章回的内容,都是为诸葛亮的亮相做准备的。刘备飞马过檀溪,大难不死,隐隐有大难不死必有贵人相助的气息散发出来。逃难途中,夜宿南漳村,巧遇司马徽(水镜先生),单福(徐庶化名)擦肩而过。接下来,单福新野投明主,略施小计,不世名将曹仁、李典一败涂地。不幸单福老母被曹操掳至许昌,单福救母心切,辞别新主,临行前表明身份,走马荐诸葛。
那还了得!卧龙先生的粉丝单福,竟有如此能耐,可见卧龙是怎样的一条龙!卧龙要闪亮登场了。掌声、口哨、挥舞手中的烛光……且慢!
徐庶走后,司马徽放下大隐士的架子,再次登门向刘备恳切推荐卧龙。刘备便屈尊前去拜访诸葛亮。第一次,恰巧碰到卧龙的好友崔州平,刘备被崔州平没好气地教训一番。第二次,冒雪前往,碰到卧龙的另二位好友石广元、孟公威在乡村酒店喝酒,只顾猜拳行令,仰天长啸,对刘皇叔爱理不睬;又碰上卧龙的老丈人黄承彦,话不投机,拂袖而去。
那就更不得了了。不仅诸葛亮的粉丝徐庶厉害,诸葛亮的狐朋狗友也一个个有模有样,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可见卧龙不是条真龙,而是神龙。
刘备当时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那就只好三顾茅庐了。第三次,碰上诸葛亮正睡午觉,刘备束手敛容、毕恭毕敬在厅堂等候。诸葛亮好不容易醒来,还要吟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坦然又超然,肃然又傲然,大隐士、大名士的派头跃然纸上。诸葛亮起床后,精心地梳洗打扮半天,才慢腾腾出来会客。
功夫不负有心人。宾主摆上香茗,促膝交谈,就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刘备今后的出路达成共识。刘备果然是拨云见日,胜读十年诗书。客气一番之后,诸葛亮安排好家务事,半推半就地受了聘礼,便于次日随刘备出山去了。
《三国演义》的“演义”之功,不能不令人佩服。
《三国志·诸葛亮传》是如此记述的:年轻的诸葛亮隐居在襄阳附近的隆山脚下,躬耕陇亩,自食其力。当时刘备驻扎在新野,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刘备推荐,刘备叫徐庶唤诸葛亮一同来见。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是不能呼之即来的,应该将军您屈尊前往拜会。
于是刘备就前去拜访诸葛亮,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见面后刘备虚心请教,诸葛亮则根据天下大势和刘备目前的状况,为刘备的出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番,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三国志·诸葛亮传》只说刘备去了三次,才见着诸葛亮,诸葛亮陈述完后来被称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后,刘备说,太好了!紧接着一句“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三国志·诸葛亮传》并没有说诸葛亮出山的具体时间,只是说,刘备去了三次,才见着诸葛亮,见面后“香”味相投,诸葛亮献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毕业论文,打起背包随刘备干革命去了。
《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的出山,可谓神来之笔,诸葛亮的推销自我,足以让当代任何一位营销大师叹为观止。刘备的求贤若渴,足以让后世任何一位统治者羞愧汗颜。
事情真的是这样富有浪漫色彩甚至这么富有离奇(不仅仅是传奇)色彩吗?
关于诸葛亮的出山,《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如下:“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对“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句话,通行的理解是:“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
古人叙事说理,常用比喻、隐喻,行文简洁,单音词多,又不时使用通假字,古文的语境与现代汉语明显不同。现代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比较接近,而古代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距甚远。所以,今人读古书,往往容易产生或大或小的歧义;一句古文,译成现代汉语,有时可有几种译法,语义之间可能有微细甚至明显的差别。
其实,“由是先主遂诣(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句话,除了上述通行的理解外,还有两种理解。
第一,句中的“三往”不是特指三次,而是泛指多次。如此,则可理解为:“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去了多次才见到。”
第二,句中的“见”字读xiàn,通“现”。古代汉语中,“见”是“现”的本字,如神龙见(xiàn)首不见(xiàn)尾;或者说,“现”是“见”的通假字。如此,“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可表述为:“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诸葛亮)乃现。”
这样的话,这句话则可以理解为:“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去了多次,诸葛亮才与先主见面。”古汉语中,“见”做现代汉语的“见”字时,是及物动词;做现代汉语的“现”字时,是不及物动词。如果“乃见”是说刘备看到诸葛亮,是不能省略“亮”这个宾语的。如果说“乃见”通“乃现”,指诸葛亮现身与刘备相见,则可以省略“亮”这个主语。由此可见,我的这种理解正确的。
上述第三种解释,倒是可以将《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述与《三国演义》的情节,做一个合乎情理的贯通。大致的情形是,刘备得到徐庶的推荐后,对诸葛亮不是很重视。在徐庶的劝说下,才亲自去拜访诸葛亮。但诸葛亮拿不准刘备是怎样的一个人,开始时并不亲自与刘备会面,先让自己的师友与刘备打交道,以便对刘备作些试探性的了解,最后才亲自与刘备见面交谈。
所以,对于诸葛亮的出山,我们不能根据史书或文学作品的记述、描述,作生搬硬套的理解。因为,诸葛亮本人,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断不会如此草率。
刘备自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至诸葛亮出山,在荆州住了六七年。这六七年应该是刘备一生中最幸福同时也是最郁闷的时光,休闲得很,以致引出一个成语:髀肉复生。同时,诸葛亮的品牌在荆州士人的炒作下,已是如日中天。“诗才将略,一时才气超然”,据说曹操和孙权都想将其罗致麾下。
闲来无事的刘备就是平时上街买菜、遛鸟、下馆子,肯定也能听到诸葛亮的大名,不可能连卧龙是谁都不知道。思贤若渴的刘备绝不可能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少年老成的诸葛亮也绝不可能不与刘备深入接触,与刘备面谈一次就投怀送抱,以身相许。
诸葛亮的出山,不是今天的白领到民营企业打工,随时可以被老板炒,也可以随时炒老板。那是“卖身投靠”,弄不好要丢掉身家性命的。诸葛亮出山前能做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说明他的世界观已相当成熟,不可能像今天的热血青年,上头一糊涂,下头一发热,便带着女朋友到宾馆开房。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刘备驻扎新野期间,经过多次与诸葛亮的接触、交流,探讨今后的出路,共同制定了载于《隆中对》中的战略决策。至于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则有很多可能:人才招聘会、朋友聚会、偶然相遇、诸葛亮毛遂自荐、刘备虚心请教,等等。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作出战略决策,说明他们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诸葛亮才决定出山辅佐刘备。至于有没有谈什么待遇问题,不得而知,大概聘礼还是收了的,这是当时的惯例。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好的是,你很在意。”这首歌,是诸葛亮献给刘老大的呢,还是刘老大唱给小诸葛听的?
抱歉,我也搞不清楚。
诸葛亮决定追随刘备,基于他们达成了共同的愿景和理想,但光有共同的愿景和理想不够,刘备还必须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满足诸葛亮理想之外的其他一些欲望。正如一对男女,要组成幸福的家庭,光有性爱是不够的,那只是生育合作社;光男人养家,女人持家,也是不够的,那只是经济共同体。一个幸福的家,除了生计、性爱以外,还需要别的一些东西,诸如情趣、情爱、爱好,等等。
出山之前,诸葛亮在荆州生活、学习了十余年。当时的诸葛亮像个如今哈佛、牛津留学回国的待业青年,囊中羞涩,自己开公司不可能,但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不少五百强企业都等待海归高材生的加盟,而且薪酬优厚,前途看好。
经过多年的观察,诸葛亮对刘表的懦弱无能,对蔡、蒯两个当地豪族的离心离德有了清楚的认识,刘表集团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凤凰当然不会栖于将覆之巢。所以,诸葛亮不仅不参加刘表的幕府,还要胳膊往外拐,吃里扒外(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刘表后妻的亲姐妹,诸葛亮还得跟着黄婉贞叫刘表一声姨父),唆使刘备造刘表的反,端刘表的老巢。
诸葛亮不投靠近在咫尺的刘表,情有可原。曹操已统一了北方,孙权已稳据江东,诸葛亮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孙权,而选择寄人篱下、四处流浪的可怜虫刘备呢?这个类似于海归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睬两家大公司的招揽,而投奔一个一名不文的个体户。除了所谓的理想以外,肯定还有别的追求。
什么追求?要么是高薪,要么是高位。换句话说,要么是利,要么是名。至于什么崇高理想,除了诸葛亮本人,谁也说不清楚。
高薪刘备是付不起的,至少没有曹操、孙权出的价码高。
那只能是追求高位了。
这就涉及诸葛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
打个比方来说,当时的曹操集团是国营垄断企业,尽管总经理(曹操)大权独揽,有篡党夺权的嫌疑。孙权集团是初具规模、欣欣向荣的民营公司。刘表集团是个得过且过的公私合营企业。而刘备(此时还称不上集团)不过是街头卖茶叶蛋的个体户。
诸葛亮的主观定位和客观定位,只能是总经理(谋臣、谋士),而不是董事长(人主)。此时的曹操身边,可谓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些猛将谋臣,要么身世显赫,要么身怀绝技。诸葛亮到曹操身边工作,可能要从办公室秘书干起,先干十年八年倒茶扫地的活计。东吴方面,要津肥缺统统被孙策旧部和本土豪强占据,最多弄个处长、科长的干干。何况,孙权开的是民营公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尚未登记,政治上也毫无背景,入不了诸葛亮的法眼。
刘备这边,武能称得上战将的,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基本上是几个大老粗;文能称得上谋士的,只有一个徐庶,不过是个中智之士,还是诸葛亮的好友兼粉丝。更重要的是,刘备虽然是个穷个体户,但拥有皇室远支的身份,相当于持有开国营垄断公司的许可证。只要勤奋努力,只要抓住机会,另开一家国营公司完全是有可能的。
通过多次与刘备的接触、交流,诸葛亮坚信,刘备此人,不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决不罢休。反观刘备的过去,无论投奔谁,都背离谁,说明他始终有自己的理想,始终不肯久居人下。目前,刘备确实是个开大排档,沿街叫卖的个体户,但他有成立一家国营公司的准入许可和坚强信念。这是诸葛亮与刘备合作的前提。刘老板当前又相当缺乏人手,尤其缺乏担纲的大腕,一旦刘总的公司成立,前期加盟的大腕们,自然拥有技术股;职务上,也可弄个执行董事或总经理干干。
一句话,诸葛亮最可能的想法是,一参加工作,就要当主要领导,从基层干起是不屑为的。
这个观点可以得到印证。据《袁子》记载,赤壁之战前,诸葛亮随鲁肃到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见孙权。张昭发现诸葛亮是个人才,加上其兄诸葛瑾已在孙权帐下,便劝诸葛亮留在孙权身边。诸葛亮拒绝,人问其故,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
在诸葛亮看来,拿他当一般人才使用是不行的。他一旦出山,就要发挥自由意志,体现自我价值。一句话,俺要么不敢,要干的话,主子也得听我的。唯一能满足诸葛亮此要求的,只有刘备。干柴遇到了烈火,自然就有美妙的“爱情”产生。
综上所述,诸葛亮的加盟刘备,是否为追求共同的理想,且不去谈它,这个问题只有当事人清楚。从现实的角度看,诸葛亮入伙刘备是基于以下考虑。刘备这个个体户想要而且有可能成立一家公司,目前已有两大股东(刘备为一股,关张为一股),但缺一个重要帮手,诸葛亮正好满足刘老板的要求。诸葛亮一旦入伙,立马成为总经理,并且成为第三大股东。
中国有句古话,叫着“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意思是说,宁愿到小地方、小单位当个头,也不愿在大地方、大单位当个一般干部或普通群众。
能成为古话的话,自然有它的道理。具体到每个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要看个人的价值观和权力观如何。当个头头,当然有权力、有待遇,出人头地也有滋有味。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拥有权力,是要承担责任的,出人头地是要付出辛劳的。到小单位当个头,来头不大,小日子却往往过得很滋润,这就是当“鸡首”的好处。
问题是,如若在小单位当了头,又要在单位外强出头,非要跟大单位叫板、较劲,恐怕既没有“鸡首”的乐趣,也没有“牛后”的舒适。
诸葛亮的投奔刘备,不知是否想过这些细小的、浅显的道理?当然,有远大理想的人,比如诸葛亮,一般是只考虑深层次的大道理,而不计较浅层次的小道理的。
《三国志》记载,刘备有了诸葛亮后,两人好得如胶似漆,让人眼馋,让人眼红。关羽、张飞哥俩醋劲大发,老大的不高兴,整日嘟嘟囔囔,牢骚满腹。刘备便安慰他们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疑。”
细细解读刘备的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刘备认为自己是鱼,诸葛亮是水。须知,鱼是靠水来养活的,水是要能养活鱼的。诸葛亮出山之前与刘备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可以说,他们之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也就是说,刘备的感受他是认同的。刘备把自己当水,把诸葛亮当鱼;诸葛亮确实也是把自己当水,把刘备当鱼。
看看,刘备倒是很聪明,反正自己走投无路,甚至死到临头,权把自己当条鱼吧,赶紧找一池水,哪怕是一盆水、一碗水,苟延残喘一会儿也好。
再看看,诸葛亮先生明智吗?尽管他胸怀韬略、腹隐机谋,但诸葛亮既无四世三公的身世背景,也无方寸地盘,更无一兵一卒;除非有商家赞助,自己招兵买马,诸葛亮只能是靠水养活的鱼,而不可能是能养活鱼的水,这就是命。
最后的事实也证明,诸葛亮这池水最终是养不活刘备这条鱼的。刘备称帝之后,头脑发热,不顾一切,举兵伐吴,夷陵一战,鱼死网不破。
对照现实,的确有这么一种人,以天下为己任,有责任,敢担当;有铁肩担道义的胆气,妙手著文章的才气;有斡旋天地、补缀乾坤的能力,总以为自己能改造世界,能改变现实。这种人,一旦当了某个单位的一把手,往往过于自信,呕了心血,拼了老命,要改造自己的单位。为了改造这个单位,这种领导的主要手段,就是搞“一刀切”。结果,刚刚举刀,还没有切下去,自己倒被别人切了一刀,甚至被人一刀切掉了。
诸葛亮一生悲苦的根源就在于此:选择做“鸡首”,又要强出头;一开始就把鱼水关系颠倒。
当然,诸葛亮错把自己当水,选择当“鸡首”,倒不至于太那个什么。年轻人嘛,谁没个马失前蹄的时候?我想给诸葛老先生提的一个建议是,年轻时错了没关系。当你不再年轻的时候,万一发现既往定下的目标、理想不对劲,难以实现的话,不妨搞搞“修正主义”,任其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考察古人的时候,不能苛刻求全,应多替古人分忧。感情上,我宁愿相信,诸葛亮的投奔刘备,主要是因为他与刘备有共同的崇高理想:只不过,理想这东西,有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刘备可以将他的野心包装于理想之中,诸葛亮也可以将他的权力欲匍匐于理想之下。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好唐突古人。
好了,意气风发的诸葛亮终于出山了。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个漂亮仗:赤壁之战,让飘荡大半生的刘备有了立足之地,实现了《隆中对》规划中的第一步。看起来,刘备集团(现在可以勉强称集团了)有了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前程肯定是红旗飘飘了。
写到这里,得引用杜甫的两句诗,对诸葛亮的《隆中对》及其出山,才能给予政治上的高度概括了:“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那么,我们来看看,诸葛亮的“天下计”是怎样算计天下的。
致命选择前的致命错误
诸葛亮出山之前,与刘备共同制定了他们的战略规划《隆中对》。此后,刘备带着他的一帮兄弟们,严肃、严格、严谨地执行这个规划,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赤壁之战到关羽的襄樊之战,基本上完成了《隆中对》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关羽襄樊惨败,形势急转直下,《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实施的步伐戛然而止。刘备称帝后发动的夷陵之战大败特败,赔了夫人又折兵。北伐中原的理想,彻底成了泡影。
本书第二、三集以现代管理学的视角,结合战争的基本理念、概念,对北伐失败的原因,作了充分的论述。具体表现在,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表现为其中规划的战略目标太高,太不切实际;与统一全国的目标相对照,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一开始,诸葛亮选择弱小的刘备,合伙经营(而不是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自量力地把自己当水,把刘备当鱼。想当初,诸葛亮为刘备也为他自己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理想目标。看如今,实现理想的依据,荡然无存;望将来,心中的理想,还是一枕黄粱。刘备死后,诸葛亮就为实现自己梦一般灿烂而又遥远的理想而苦苦挣扎,不惜血本,赔了老命。
理想的不能实现,是诸葛亮的悲;为实现理想而挣扎,是诸葛亮的苦。他的苦,不仅心苦,还有身累。他的苦与累,除了理想这么一码子事以外,除了错了不回头之外,还源于的他思维类型和处事风格。
情长才短
人类的思维类型基本分为两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善于演绎推理,归纳总结;形象思维善于类比模仿,创造应用。当然,大多数人的思维不是这两种类型的决然对立,而是两种成分兼而有之,以某一种类型为主。
我们今天读诸葛亮的遗作,可以看出作者思维缜密,却平铺直叙,这也反映出诸葛亮的思维类型偏向于抽象思维型。
世间至善至美的人是不存在的,诸葛亮也不能例外。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结尾对诸葛亮作了一个评价,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这段评语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诸葛亮掌权治国以后,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教育惩罚相结合的政策,安抚百姓,依法治国;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百姓、官吏对他又爱又怕,但不至于怨声载道。可称得上治国之良才,在治国能力方面不亚于古之良相管仲、萧何。可是,连年劳师动众,劳民伤财,却寸功未建,说明他并不擅长于兵谋将略。
关于诸葛亮长于文治,还是善于武略,本书第二集已有详细讨论,此不赘述。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评注中,用北伐的失败,反证诸葛亮的不善兵谋将略,是没有说服力的。
本书前面的内容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并不是真的要打到洛阳去,解放全中国,而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即使从技术层面来看,北伐的失败也不是兵谋将略的问题,根本上是蜀、魏之间实力对比的问题。别说诸葛亮不善兵谋将略,就算诸葛亮善于兵谋将略,甚至诸葛亮有神谋鬼略,北伐的失败也是铁板钉钉、无可奈何的事。
就这么一个不能说明问题的评价,陈寿还是遭到中央、地方,学界、民间的巨大压力。
可见,诸葛亮是如何的神圣不可侵犯。
魔鬼附身
诸葛亮受命辅政以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作为北伐军统帅,士兵二十大板以上的军法处置也要亲自斟酌。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性格属于事必躬亲这一劳碌命型。这种性格类型的人,总是喜欢亲力亲为,对别人总是不相信、不放心,对下属的行为既不放眼,也不放手。
这种性格类型的人,适合在生产一线工作,也适合当个基层管理者。当个外科医生最好,就像老古我,当个神经外科医生,成天干精密细致的活,做风险巨大的颅脑手术,却极少出问题,深得患者好评。可是,作为高层管理者,尤其作为政府首脑,这种性格类型导致抓住芝麻,丢了西瓜;累得趴下,别人也说你活该。
在有效管理中,与职位相联系的是职权和职责。职权是基于职位而来的法定权力,是履行职责的基础和保证,同时又是实现管理目标的手段和媒介。权力是职权的上位词,作为统治者、管理者,当然要抓住权力,尤其是要抓住关键的权力。但不能把权力和职权混为一谈。如果一个人独自把政权内、组织内所有的权力,甚至把下级、下下级的职权也抓在自己手中,那不是在有效地统治、管理,而是在捣乱、破坏。诸葛亮的权力观中,权力与职权的关系,到底有没有理清楚,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我帮他说清楚了,诸葛亮和他的粉丝们也不会服气。
同时,诸葛亮也不懂得不同管理层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没有分权和授权的概念。如果把蜀国比作一家公司,诸葛亮这个总经理的职责,是执行董事长刘禅的决策。相反,诸葛总经理受命辅政以后,从刘老董事长手中接过决策权,就再也没有把决策权还给刘少董事长。
刘禅就说过这样的话:“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国家大权在诸葛亮先生手上,我老人家只是承担祭祀这样的名誉角色而已,也即,俺老刘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刘禅在众臣面前为诸葛亮树立威信,好让诸葛亮放心大胆地做事、做主;也可理解为,刘禅向众臣披露一个秘密:俺老刘其实就是个傀儡。
李严同是托孤之臣,诸葛亮从不与他分权,共同理政,只让他镇守一方。刚开始的时候,刘备让李严镇守永安,可能有防范朝中的诸葛亮的意思。这正好遂了诸葛亮的心愿:正好让李严远离权力中枢。
对于下属,诸葛亮也只是把有限的权力授予蒋琬、董允这些唯唯诺诺之辈;像魏延这样有才华、能决断(当然也带几分傲气),像赵云这样老成持重、有独立思想的将领,他是带在身边,既加以重用,也严加管束的。
一说到诸葛亮大权独揽,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辩解。说是刘后主贪图享受,昏庸无能,亲信小人,没有从政经验,等等,等等。一句话,刘阿斗是烂泥巴,扶不上墙,没法子的事。老诸葛是万般无奈,忠心加良心,苦心加伤心,不得已,才鞠躬尽瘁,累得吐血,以至英年早逝,留下千古遗恨。
到底是小阿斗无能,还是老诸葛不肯放权?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用不着在正史、野史或文学作品中翻箱倒柜,寻找正面、反面的证据。只要仔细读读《三国志》的相关内容,再回到常理上来,就不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第一,刘禅贪图享受。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内外皆管,上下通吃,刘禅则形同虚设,甚至形同软禁。看看《三国志·后主传》就知道,刘禅接班后、诸葛亮去世前这段时间,在刘禅的本传中,根本看不到阿斗在干什么,通篇都是“某年春、某年秋,亮……”,只看见诸葛亮在干什么。
实际上,刘禅形同软禁,噤若寒蝉,除了盖盖橡皮图章,除了喝酒玩女人,确实也无事可干。实在无聊了,实在玩腻了,便与下属(刘琰)的老婆偷情通奸。身为最高领导,确实有点不像话。在下属老婆身上“巴掌大的地方”犯一个天大的错误,也有点不值。
但不要忘了,阿斗是皇帝,是最高领导,势力范围内的天下都是他的私产,吃喝嫖赌、偷情通奸算什么?连生活作风问题都算不上,小节问题嘛。甚至连小节问题都算不上,作为国家元首,物质享受和色情享受都属职务性消费。何况年轻力壮的阿斗,肩上没有担子,手头没有活计,精力过剩。不能谈政治,只好去谈恋爱;不让做政事,只好去做房事。
刘禅的贪图享受,玩物丧志,是诸葛亮大权独揽,长期秉政的原因,还是诸葛亮不让他掌权参政的结果?这个问题即使弄不出一个结论,至少值得讨论。
第二,刘禅昏庸无能。如果以诸葛亮为标杆和参照系,刘禅可能真的是昏庸无能。但是,后人对刘禅昏庸无能的认定,是为了反衬诸葛亮的英明能干,或者,刘禅的昏庸无能是诸葛亮英明能干反衬下的昏庸无能。同时也为诸葛亮的大权独揽、死不还政,找一个差强人意的理由。一句话,只要老诸葛还活着,小阿斗只能“被无能”。
我们来看看,在后诸葛亮时代,在诸葛亮的“伟大、光荣、正确”隐去之后;在阿斗走出诸葛爸爸的阴影,站在阳光下之后,刘禅干了些什么,干得怎样。
诸葛亮死后,刘禅干脆废除丞相制,让蒋琬任尚书令,并让费祎制约蒋琬。有人重弹北伐老调,都被刘禅制止。说刘禅无能,还说得过去;说他昏庸,就有失公道。至少,刘禅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和掌权能力。诸葛亮死后,刘禅的所作所为,证明老诸葛心中昏庸无能的小阿斗,的确有点庸,但并不昏,也还算能。
说句良心话,做一个逐鹿中原、兼并天下的雄主,刘禅肯定不行。就是他这个最高领导行,巴掌大的蜀汉帝国也不行。做个守成之君,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稳的小日子,刘禅应该还是行的。
刘禅接位,是在他关叔叔襄樊之战中失了荆州,老爹在夷陵之战中大败特败若干年之后。也就是在刘备、诸葛亮的理想——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成为泡影的现实情况下。既然父辈的所谓理想已经破灭,自己又没有这个思想包袱,与其做个“雄主”,整天折腾老百姓,还不如自己带着老百姓吃几顿包饭,睡几个懒觉。在这种形势下,还是“昏”一点、“庸”一点好,不是说,难得糊涂嘛。
第三,刘禅亲信小人。诸葛亮生前,刘禅的行动处处受到诸葛亮的心腹亲信郭攸之、董允等的压制。除饮酒作乐,左拥右抱,可怜的皇帝想要干点别的舒心快意的事,只能求助于宦官黄皓。久而久之,黄皓就成为刘禅的朋友和贴己人。这就是诸葛亮及其信徒们说的,后主亲信小人。
的确,黄皓是个小人——大小的“小”,自然人的“人”。我们查查历史资料就知道,黄皓也仅仅就是一个小人而已,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也没有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
黄皓专权,是在蒋琬、费祎去世以后的事。他的罪恶主要有两条:一是排挤甚至要废除姜维;二是邓艾率军侵蜀时,黄皓迷信巫师,歪曲姜维从前方传回的战报,误导后主,以致邓艾兵临城下时,举国措手不及。
实际的情形是,排挤姜维,不仅有黄皓、陈祗参与,还有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被诸葛亮誉为“良臣”的董厥。他们的联合排挤姜维,不是“黄皓专权,陷害忠良”一句话那么简单。
姜维与乃师诸葛亮一样,酷爱北伐,但一直受到蒋琬、费祎等的约束。费祎被刺身亡(公元253年,蜀汉灭亡前十年)后,姜维掌握部分军权,姜大将军继承乃师衣钵,再次大搞劳民伤财的北伐,穷兵黩武。黄皓、陈祗、诸葛瞻、董厥群起反对姜维,把他赶出中央政府,让他到沓中(今甘肃省舟曲县)屯田,这就是“姜维受迫害”事件。
这个所谓的事件,其实是政见之争,而非人事斗争。黄皓这些人,并没有对姜维的人身安全怎么样。如果黄皓是货真价实的小人,姜维有十个脑袋,也统统搬家。
比起历史上一些十恶不赦的宦官,黄皓的坏只是小儿科。刘后主把黄皓当成朋友,应该不算过分。谁没有几个贴心的朋友?何况一个难以交上朋友的皇帝。
至于黄皓迷信巫师,贻误军机,似乎罪该万死,但事情并不是贻误军机一句话那么简单(本书以后的内容再述)。实际上,即使黄皓不犯此过,蜀汉帝国还是投降一条路。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谆谆教导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刘禅确实是亲小人,这一点确实是违背了诸葛亮的教导,可他并没有远贤臣。蒋琬、费祎、姜维这些诸葛亮亲自选拔、培养的忠良之臣,他一直是信任有加,人尽其才的。刘禅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诸葛亮的人”,而在诸葛亮死后加以排斥。在亲小人的同时,却不远贤臣,至少对了一半吧?何况,你老诸葛说的贤臣就是贤臣,小人就是小人么?阿斗当了最高领导,也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嘛。
这样说来,刘禅还是有相当胸襟的,至少他分得清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同事、臣子。也可以说,刘禅在用人的大是大非上,是有是非观念和组织原则的。
第四,刘禅无从政经验。确实,诸葛亮死前,刘禅没有从政经验。问题是,在老诸葛的英明领导下,他从来就没有从过政,哪来的从政经验?
按当代人的观点,连做爱这么原始、简单的活动,也要进行性教育,并从实践中积累经验,何况从政(玩政治、搞行政称之为从政)这么高级、复杂的活动呢?
中国古代只有基础教育,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也相对简单,背完孔老先生圈定的几本薄薄的什么书、什么经就算完了,考试全靠自由发挥。
刘禅接班时已十七岁,应该完成了基础教育。按照秦汉时代的习俗,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拿现在的话来说,在法律上,二十岁的男子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刘禅十七岁继位,当个见习甚至实习皇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诸葛老师从来就没让刘禅同学参加实习,甚至连见习的机会也不给,阿斗哪来的什么从政经验?
辅政不是摄政,辅是辅佐。诸葛亮是托孤大臣,这个“托”是委托的意思,“孤”是孤儿的意思;“托孤”,是指诸葛亮受托,替死去的刘备行使监护权。那么,阿斗成人之后,他就不是孤儿了,也就不需要“被托”了。
正常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诸葛老师边辅佐,边指导,让十七岁的刘禅由一个见习(只看不干)皇帝、实习(边干边学)皇帝逐步过渡到任职(持证上岗)皇帝。可是,他们师徒之间的情形,应了一句老话:“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老诸葛就是不放权,不还政,一“辅”就“辅”到死,能有什么办法呢,能怪刘禅没有从政经验吗?
秦朝能文能武的大宰相吕不韦,于嬴政十三岁时受命辅政,约在嬴政二十岁时为他举行冠礼,还政于嬴氏。诸葛亮何时为刘禅举行弱冠礼,还政于刘氏?如果哪位学者能在史书中找到这方面的如山铁证,我宁愿输一块钱给他。
从以上四点情况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贪恋权力到了痴迷的程度。刘禅的昏庸无能、贪图享受、亲信小人、缺乏经验,等等,都是诸葛亮大权独揽、死不还政的借口,要么是诸葛亮大权独揽、死不还政的造成的结果。
灵魂深处
人作为生物的存在,有衣食住行的需求;人作为社会的存在,有心理精神的需求。大多数男人的所谓社会需求,无非是敛财、猎色、揽权,或者居其一二。人性如此。大多数男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幸福与否的标准,就看自己在这三方面的“成就”如何。
诸葛亮其实也是凡人,也跳不出这个老套路。
首先,诸葛亮不贪财。《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曾经上过一个表章给后主刘禅,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不添置不动产,不进行营业性活动),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言行一致,死后查看,果然如此。
其次,诸葛亮也不好色。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娶黄承彦(刘表的连襟)之女黄婉贞为妻,据说此女很丑,但很聪慧,是诸葛亮的贤内助。相传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有她的功劳。
任何一个普通的男人,都希望娶个漂亮的女人做老婆。诸葛亮自己是个美男子,年轻时即名声大噪,追求他的美女,肯定扳着脚子头也数不过来,却心甘情愿地娶个丑女为妻。一方面,说明诸葛亮成熟很早,能克制色的欲望,以成就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说明这个青年是多么的可怕。能克制自己欲望的人,尤其是能克制自己性欲的男人,是可敬的,也是可怕的。
也有学者指出,诸葛亮娶丑女为妻,没什么奇怪,不应该进行什么别有用心的解读,因为他还可以纳妾。娶妻取德,纳妾纳色嘛。问题是,有证据表明,诸葛亮到四十多岁以后才纳妾。
诸葛亮人到壮年,才有子息。先是,兄长诸葛瑾将一个儿子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诸葛乔在马谡指挥的街亭之战中阵亡(公元228年)。诸葛亮斩马谡后,常常痛哭。后世之人,以为诸葛亮的哭,为痛失爱将,也为自己用人失误。其实,只要想到他聪明伶俐的养子也在街亭战死,能更好理解诸葛亮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
诸葛亮生长子诸葛瞻(公元227年)时,已经四十七岁。诸葛亮约十七八岁成婚,应与黄婉贞年龄相仿(丑女早嫁的可能性不大,黄婉贞的年龄可能比诸葛亮还大)。以此推测,诸葛瞻不是诸葛亮正妻所生。因为四十六七岁的黄婉贞生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生育,如此高龄的产妇生头胎,也需剖腹产,那个时代只有华佗掌握这项高精尖的医疗技术,而华佗早已被曹操杀掉。
那么,诸葛亮应该是在中年后纳了妾,诸葛亮的子女应该是妾所生。
诸葛亮中年才有子息,应该是妾所出。但也不好一口咬定,诸葛亮人到中年才纳妾,年轻时纳妾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诸葛亮年轻时纳妾,直到四十七岁才生育,有一个问题倒是很难解决。那时没有避孕药物,没有避孕器具(如安全套),怀孕后打胎往往弄死孕妇,如何节育是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性生活时体外射精——罪过,猜测古人如何过性生活,实在是没有品味。
别说诸葛亮不好色,即使诸葛亮好色,一人之下的宰相,即使妻妾成群,也不为过。只是苦了可怜的黄阿丑,嫁了一个当大官的美男子,可能没被丈夫碰过几次;要么是没有生育能力,要么是习惯性流产或子息早夭。三种情况,一样不幸。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纯属胡扯。红颜女人,至少生理上能快活一阵子。正确的说法是,自古丑女皆贱命。
任何人都有欲望,欲望又是多种多样的。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揭示,各种欲望之间是相互制约、动态平衡的。此种欲望的满足,可能激起另一种欲望的苏醒和勃兴,“酒足饭饱思淫欲”,“仓禀实而知礼仪”,皆此谓也。
也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当某一种欲望极端强烈而且永不满足时,其他欲望则可能被抑制,像瞎子的听觉特发达一样。
诸葛亮既然不贪财,不好色,那么,他的欲望就在于追求权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强烈的精神追求,可能部分抑制了他对物质享受的欲望。当然,尽管蜀国地狭民疲,连年征战,作为一国的实际掌权者,诸葛亮及其家人肯定衣食不愁,只是不奢侈而已。
何况,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治什么家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国家的生存、集团的生存,才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最大保障。聪明如诸葛亮者,对生存之道的理解,肯定要比我这个俗人深刻得多。也就是说,除了高尚的理由之外,哪怕从自私的角度出发,诸葛亮也不至于傻到对财货蝇营狗苟的地步。
另一方面,诸葛亮对财货、女色贪欲的抑制,反过来加深了对权力的饥渴。他年轻时的投奔刘备,其中一个动机,就是要尽早掌权。刘备去世之前,他的权力被同事们分享,被刘备制约。刘备去世之后,他实际上掌握了蜀汉帝国的最高权力,可他对权力的饥渴感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的权力欲,又进一步抑制他对财、色的欲望。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诸葛亮高尚的心理学基础,也使得诸葛亮看起来越高尚。
诸葛亮是一个真正高尚至少是懂得如何让自己看起来高尚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是万人之上,无人之下),不仅终身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至少在形式上),而且不贪财,不好色,终身保持清廉,这是在贪官遍地的世道里,他的人格魅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很多读书人不惜跟人吵架也要维护诸葛亮的原因。
被牺牲
拿现在的时髦话来说,过劳死就是被牺牲。
到了晚年,诸葛亮的理想,成了镜花水月。北伐之战,进退两难,人生的悲与苦,压得诸葛亮喘不过气来。这种郁闷、无奈、绝望,可以从他的《后出师表》中反映出来,不信的话,我们来看看《后出师表》全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克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指刘邦)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其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诸葛亮上《后出师表》,是在第二次北伐(公元228年冬)之前,距第一次(同年春)北伐,仅仅半年时间。第一次北伐,国内的鸽派就有反对意见,偏偏马谡不给老师长脸,街亭大败。一方面,诸葛亮为了律人律己,另一方面,为了给反对派一个交代,“戮谡以谢众”,自贬三级,又在此战中痛失养子诸葛乔。“戮谡以谢众。”这一个“谢”字,包含多少意蕴!——伤心、悲哀、无奈,还有……春天的街亭溃败,到了冬天,全国人民还记忆犹新,甚至心有余悸。将士们尸骨未寒,阴魂未散,丞相又要再干,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于是,诸葛亮再给后主拜表一章,便是上文。
我们仔细解读这篇文章,是很有意思的。文中的第一、第二段,开门见山,说明上此表的理由以及驳斥的对象,提出论点——以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第三至第八段,以叙述的方式,却以诘问的语气,提出作者不理解的六个问题。工头以这种方式诘问老板,当然是在压制其他打工仔,谁还敢说话?这是在提供论据。第九段,即最后一段,印证论点,回归论点,表明态度和决心。其实,整个《后出师表》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北伐,无论如何也要北伐;如果你实在要我回答为什么,那我只能告诉你,玩完老命拉倒,反正不玩也要拉倒。
很遗憾,也很抱歉的是,诸葛亮的证据,不值一驳。因为,他以他人从战役失败中崛起作为证据,来论证自己能从战争的失败中崛起,混淆了战争和战役这一概念。
有学者认为,《后出师表》是伪作。说《后出师表》是伪作的一个证据是,诸葛亮上《后出师表》是在公元228年冬,赵云死于次年,而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连丧赵云……”这确实有些不好解释。
我认为伪作的可能性不大。别人可以模仿诸葛亮的文笔、语气,模仿不了诸葛亮的心境、感情。我认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后出师表》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至于诸葛亮本身是否认识到,这是他的政治遗嘱,不得而知。
说《后出师表》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理由有二。
第一,本文通篇说的,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北伐,无论如何也要北伐!论证为什么要北伐,则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内容是纯政治的。
第二,本文的最后结论是,不仅要北伐,还要玩到底,直至国家完蛋,自己完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玩完老命拉倒”比较正式、比较高级、比较高尚、比较有品位的说法。这像不像绝笔、遗嘱?政治加遗嘱,不叫政治遗嘱,恐怕不好叫做别的什么。
如果《后出师表》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那么,诸葛亮死前还有没有留下别的什么“遗嘱”?
《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向后主推荐蒋琬,作身后人事安排,约在建兴八年(诸葛亮死前四年),并不是《三国演义》描述的临终遗嘱。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里的“自表”应是私人信件。“初”字表明,这封信不是临终前,而是早先写给后主的。这封信是向刘禅交代身后家务事。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建兴十二年(234),亮出武功,与兄(诸葛)瑾书曰:‘(诸葛)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最后一次北伐时,向自己敬爱的兄长写一封家书,谈及年幼的儿子,老牛舐犊之状跃然纸上。
诸葛亮育有二子一女。长子诸葛瞻,次子诸葛怀,女儿诸葛果。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即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的那一年。诸葛亮此后没有回成都,又育有一子一女,说明诸葛亮是把(小)老婆、孩子带在身边的。诸葛亮早早地为儿孙们(包括外甥和养子诸葛乔遗留的子息)写好了三封《诫子书》。其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句,流传千古。
恐怖!诸葛老先生要干什么?在北伐之前和北伐进行中,该说的,都说了;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大至国家人事,小至儿女家教;上至远方兄长,下至家庭生活。
在意识层面上,这些身后事的安排,并不意味着什么。比如,在我的乡下老家,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人到中年,都要为自己准备好“老屋”——棺材,你不能说,这个人活得好好的,就想死。
我总以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在潜意识的层面,诸葛亮隐隐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隐隐地觉得,自己在不归路上前行。
因此,从北伐开始,诸葛亮就在有意无意地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在心平气和地等待自己的死亡。可能,他有一种预感,自己来日无多了。
预感,是人即将遇到重大危险时,尤其是面临死亡时,对危险或死亡一种模模糊糊的感知。通常表现为魂不守舍,烦躁不安,难以入眠,睡眠中置身于离奇的梦境,作出一些不同寻常甚至令人费解的行为。人对死亡和重大危险有无预感,没有科学的结论,我们也不宜一概斥为虚妄或迷信。我认为,一部分人,面对死亡是有预感的。
至于诸葛亮有没有什么不祥的预感,不得而知。他在北伐前以及北伐过程中的一些安排,多少能反映他的某些心理活动或折射他的潜意识。
四十八岁,应是“知天命”的年龄,开始北伐,满怀信心而往,当头棒喝而回。一而再,再而三。失败,失败,再失败;再打,再打,还要再打。不打,如何向自己交代?不打,如让向国人交差?不打,如何与后主相处?
为什么,要投奔流浪汉刘备,以身相许?为什么,要制定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而又不能放弃?为什么,世事的发展,要偏离原来的规划?为什么,不及早回头?为什么,不能回头?
为什么?
心身疲惫,前路茫茫,能停一停,歇一歇,靠一靠,该多好。可是,不能停,没有歇,依靠谁?
那就往前走吧。遥远的天边,有一盏摇曳的灯,我就是飞蛾了,蹒跚地朝着微弱的光明,义无反顾地飞去……
本书第一集讲述诸葛亮的死亡及其与魏延之死的关联,本集讲述诸葛亮人生的悲与苦。第一集所讲的诸葛亮之死,是指诸葛亮的生理死亡。本集讲的诸葛亮人生的悲与苦,是诸葛亮精神死亡的注解。第一集的内容论证,从生理的角度,诸葛亮可能死于脑血管意外或心脏性猝死。
从精神层面来看,诸葛亮死于自杀。
所谓自杀,是指个人用某种方式、方法、手段,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的原因多种多样,自杀的方法、手段也多种多样。根据自杀所使用的方法、手段,我将自杀分为三种方式:自己动手的自杀、假借他人之手的自杀、精神自虐的自杀,分别称为自杀的第一、第二、第三种方式。
诸葛亮精神层面的自杀,即属于自杀的第三种方式:精神自虐的自杀。
晚年的诸葛亮,理想破灭,心神疲惫,了无意趣,无可解脱。就像一根色彩斑斓的丝带,却缠成了一串长长的死结,挑亮油灯,累花老眼,彻夜不眠地解扣,怎么也解不开。
要解开这串死结,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点一把火,把他烧成灰烬。
诸葛亮晚年的所作所为,可以拿现在一个时髦的词来概括:折腾。所谓折腾,就是漫无目的地、翻来覆去地瞎搞。这个折腾,既可以折腾别人,也可以折腾自己。诸葛亮晚年的折腾,主观上是折腾自己,客观上是折腾蜀汉帝国的老百姓。在精神层面上,折腾就是自虐,自虐的目的,是加速自己死亡的到来,以求彻底的解脱。
所以说,诸葛亮的精神死亡,是一种自杀,是自杀的第三种方式——通过精神自虐的方式,并且,以理想的名义。
不过,诸葛亮的自杀与别人不一样,是崇高伟大的,那叫牺牲。
牺牲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作动词时,“牺牲”意指为正义事业而死。作名词时,“牺牲”是指祭坛上的肉。
“祭坛上的肉”又是什么?那是宰杀后经过烹煮的动物尸体。
人们为什么要在祭坛(神灵的餐桌)上摆上肉呢?一为许愿,二为祈福,三为忏悔。
好了,说到这里,像我这样的傻子都知道,为什么诸葛亮会如此的伟大、光荣、正确。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营销教师说,世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就不是发财的路。
老古说,世上有很多路,你可走任何一条路。走出关键的两三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没有回头路,只好修正自己的路。如果不修正自己的路,下一步就踏上黄泉路。
§§第5章 桃园之义——类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