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5节 杀人有理还是惨无人道

　　曹操从一介书生，到名将、能臣，再到封公称王，在战场上杀人无数。战场上的杀人如麻暂且不论，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杀人的游戏，不杀人，不大批地杀人，那还叫什么战争？曹操在战场上的杀人，除屠城以外，也没多少可谴责之处。

　　问题是，在朝中，在自己的身边，曹操也一路杀将过去，鲜血淋漓。这就让历朝历代的全国各族人民义愤填膺了。

　　我们来看看，曹操在朝中杀了哪些人，怎么杀的，为什么杀，杀得对不对。

　　杀国舅

　　董承是董卓女婿牛辅的部曲，董卓和牛辅相继败亡之后，董承带着牛辅的部属，成了草头王。公元195年，董承被政府招安，与杨奉等护送献帝从长安回洛阳。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县后，封董承为卫将军，董承将自己的一个女儿献给献帝，被封为贵人（《三国演义》说董贵人是董承的妹妹）。公元199年献帝将董承晋升为车骑将军。

　　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战开战前夕，车骑将军董承等被曹操诛杀，并夷三族。这就是建安初年的“衣带诏”事件。

　　曹操为什么要杀董承？董承所持的衣带诏是真是假？董承同伙之间有无立券书名、签字画押？刘备是否参与其中？这些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这些问题之所以一直还在争论，原因在于仅仅围绕事件本身而争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陷于事件内部，不及其余，不辨来龙去脉，不察前因后果，就像古人所说的置身庐山看庐山一样，峰岭不辨。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曹操要杀董承，即使师出无名，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我们来看看献帝迁都许县后做的几件事，就知道董承必死。

　　董卓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刘协这孩子有当皇帝的素质，不像他哥哥刘辩，窝窝囊囊的。这就说明，刘协是个有胆识，有权谋，不甘长久雌伏的主。

　　公元196年，刚逃离西凉军阀魔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命朝不保夕的叫花子皇帝刘协，只是个16岁的大孩子（刘协与诸葛亮同年生，同年死）。刘协回到洛阳，又迁到曹操的大本营，有饭吃，有衣穿，有班上，曹操也比较恭敬，当然对曹大将军感激涕零。

　　世间的男人，酒醉饭饱之后，不仅思淫欲，还思权欲。何况，公元199年的时候，大孩子刘协，已长成19岁的男人，雄性荷尔蒙在血中的浓度达到生命中的高峰，随着性欲的勃兴，权力欲也已完全觉醒。同时，此时的曹操恐怕也没有当初那么恭谨，大权独揽，视皇帝如无物，并且在皇帝的周围布上了监视网。

　　20岁左右的男人，是最容易对抗，最不容易容忍的。献帝在这几年间肯定采取了针对曹操权威、权力的某些行动。

　　当初曹操派曹洪到洛阳迎接献帝的时候，董承是反对的，并派兵阻拦，只是受到韩暹、杨奉的攻击，才转与曹操联合。献帝投奔曹操后，曹操的职务是司空（最高监察长），录尚书事，行车骑将军（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了袁绍），军政、行政一把抓。

　　东汉顺帝以后，车骑将军位比三公。如今，献帝不仅把董承的女儿晋升为贵妃，还把曹操的车骑将军这一军职拿去，交给自己的岳父，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剥夺曹操的军权。

　　献帝的这些安排，肯定是有针对性的，有图谋的，最可能的图谋，就是准备对曹操下手。当然，下手不等于一定要杀人，架空曹操也是一种做法。

　　已经45岁，老谋深算的曹操，怎么会看不透19岁的小青年的如此一个小把戏呢？少不更事的献帝做出这样孟浪的安排，情有可原。愚蠢的是董承，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吃几碗饭，也不看看对手是谁，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脖子伸到曹操的鬼头刀下，还在做着黄粱美梦。

　　从献帝的这些人事安排来看，他在赐给董承的衣服的衣带中藏一份密诏，诏命董承诛杀曹操，真实性应该是很大的。即使献帝没有这样的安排，哪怕曹操用诬陷的手段，甚至用莫须有的罪名，也会将董承置于死地。

　　原因是，以董承为首的一个外戚集团，正在献帝的周围形成、膨胀。曹操不仅痛恨宦官擅权，也痛恨外戚秉政，他的理想，是要恢复西汉初期的丞相制。且不说这些高尚的东西，就拿自家的身家性命来说，如果曹操不毅然决然处置董承，那被置于死地的，将是曹操自己。

　　所以，我认为，献帝有没有给董承衣带诏，并不重要；是诏书还是口头指令，也不重要；董承与他的同谋是否立券书名、签字画押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献帝对曹操的一个动作、一次反击，小皇帝想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同时，也是曹操与新兴的外戚集团的一次较量。

　　双方还未交手，“少机警，有权数”的曹操便把他的绊脚石踏了个粉碎。从此，刘协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再也与皇权无缘，只好把他的雄性荷尔蒙发泄到皇后和妃子们的身上去了。

　　在“衣带诏”事件中，还有让人们口水满天飞的争议是，刘备是否涉案。

　　我们来看看史书的记载。《后汉书·孝献帝纪》：“五年（200）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按照《后汉书》的记载，董承欲诛杀曹操，是奉了献帝最高指示的。刘备有没有参与，不得而知。

　　《三国志·武帝纪》：“袁）术欲从下邳北过，公（指曹操）遣刘备、朱灵要（拦截的意思）之……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按照这种说法，刘备在去徐州拦截袁术（公元199年）前，肯定，而且主动参与了董承的密谋，这也是他背叛曹操，占据徐州避祸的原因。

　　《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三国演义》也持这种说法，并排布了一出“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好看戏目。按照这种说法，刘备起先是没有参与董承密谋的，被曹操试探性的一席话，吓出一身冷汗，也就干脆参与董承的谋杀活动。只是正巧被曹操派去徐州拦截袁术，趁机溜之大吉。

　　看看，同样一件事，两个作者，三个传记，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所谓的历史，有时候确实让人看不懂。难怪后世的一些读书人，专做一种考证的工作，既风光当世，名利双收；又名垂千古，荫及子孙。

　　对于我个人来说，凡是同时涉及曹操和刘备两人的事情，我宁愿相信《后汉书》，而不相信《三国志》。尽管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三国志》是严谨的历史著作。但在对待曹操和刘备两个人的时候，《三国志》对曹操多有曲笔，而《后汉书》多为秉笔直书。这是范晔和陈寿两人的政治立场和历史态度决定的。前者以蜀汉为正统，后者奉曹魏为正统，谁为谁说话，不言自明，脑袋跟着P股转嘛。

　　其实，我们用不着皓首穷经，煞费苦心地“考证”，只要把公元199年前后几年的一些比较靠得住的史料串联起来，刘备是否涉足“衣带诏”一案，就可以得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结论。

　　公元194年，陶谦病死，时任平原相的刘备代理徐州刺史。

　　公元196年，吕布打败刘备占了徐州，刘备投了曹操。公元198年，刘备依靠曹操剿灭了吕布，随曹操回到许都。刘备一到许都，一方面，献帝马上认了这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皇叔，给刘备寄予厚望，要刘备随时为朝廷（注意，不是为曹操）建功立业；另一方面，“曹公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

　　估计献帝与和董承策划针对曹操的某些动作，就在刘备的这次回首都期间。这次回京的刘备，不仅是刘皇叔，俨然是一个英雄了。

　　从上面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出，献帝、曹操都在极力拉拢刘备。刘备得胜进京，就成了两个权力对立阵营的香饽饽。刘备只好装聋作哑，到自家后花园种菜养花，“以行韬晦之计。”世人都以为，刘备的这个“韬晦之计”，是针对曹操的，以显示自己没有野心。其实，刘备的韬光养晦，既是针对曹操的，也是针对献帝和董承的，以显示自己不愿掺和某些是是非非。两方都不能沾边，两边都得罪不起，只好韬之晦之。

　　对于刘备是否涉案的问题，合理的解释是，献帝和董承想拉刘备打联手，甚至与刘备有过这方面的接触，但深沉而又狡猾的刘备不会像董承那样愚蠢，贸然答应。曹操则在笼络、提防、试探刘备，也就经常请刘备吃吃饭，喝喝酒，搞一些“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戏目。

　　深沉而又狡猾的刘备已经意识到，献帝的反击已箭在弦上，董承的野心已蠢蠢欲动，自己已跟他们有了接触，曹操在怀疑自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许都是没法呆了。

　　公元199年，山穷水尽的袁术想经徐州北上投靠他在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的堂兄袁绍，机会来了。刘备主动请缨，要去徐州拦截，曹操答应了，刘备便带上曹操送的兵马，脚底抹油，永远地与老领导、大恩人曹操分道扬镳。

　　刘备背离曹操的原因，历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刘备参与了董承的诛曹密谋，主动逃而避祸。二、刘备参与了董承的密谋，恰巧被派去徐州拦截袁术，侥幸得免。三、刘备是英雄，终不肯寄人篱下；无论参与董承密谋与否，只要有机会就要离开曹操，另立门户。

　　上述的第一、第二种说法，用一个事实就可以驳倒。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前，曹操东征徐州，把刘备打了个落花流水，妻离子散。刘备几乎是单枪匹马投了袁绍，曹操把关羽和刘备的妻女一并俘获。如果刘备真的参与了董承的诛曹密谋，曹操手上又有真凭实据的话，心狠手辣的曹操怎会放过关羽和刘备家小，让关羽带着嫂嫂、侄女“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绝尘而去？

　　至于第三种说法，说刘备是英雄，是英雄就不肯终居人下。这恐怕是文人的诗情画意。当时寄生蟹似的刘备能活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英雄不英雄。

　　我的看法是，刘备到中央政府以后，在献帝/董承与曹操之间，不能两边讨好，又不能得罪任何一方；甚至被其中一方裹挟去谋杀的干活，又受到另一方的高度怀疑；一边是皇帝，一边是权臣；一侧是刀山，一边是火海；靠向哪一方都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不如趁机走人了事。

　　刘备背离曹操的根本原因，是刘备背了一个倒霉的皇族身份。因为刘备有这个身份，献帝肯定会拉拢他对付曹操。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曹操肯定会提防他，防范他与外戚合流。在中央政府里，刘备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两头不讨好。上上之策，是三十六计里的最后一计——走人。

　　我猜测，刘备开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刘备，已经认识到曹、袁之间的权力决战必然地、很快地来临，这场决战胜负难料，甚至曹操败的可能性要大。用心极其狡猾的刘备，已经不得不要离开曹操，而且还要主动地离开曹操，并且要占一块地盘自立，等待鹿死谁手，然后出手割一块肉，至少分一杯羹。

　　顺便一提的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把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的话，当成刘备在成为英雄之前，就已经是英雄的证据。曹操的确对刘备说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本初）之徒，不足数也。”

　　这句话记载于《三国志·先主传》，真实性还是很大的。用曹操的话来证明刘备是英雄，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式的一种推理。意思是，既然心高气傲、能征善战、文武全才、不可一世的曹操都认为刘备是英雄，那么，刘备肯定是英雄了。

　　我不反对说刘备是英雄；我也认为，刘备是英雄。问题是，用曹操的话，作为刘备是英雄的先验论，总是有些勉强。这句话是在酒桌上说的。喝酒嘛，给对方戴一堆高帽子，融洽融洽一下气氛，联络联络感情，是很平常的，属于公关语言。曹操不是在笼络刘备么？曹操说这句话，最可能的用意是，戴高帽子的同时，试探、敲打刘备。言下之意是，兄弟你的确有两把刷子，我老曹也高看你一眼，可你小子野心也不小呀，可得当心点哦。

　　刘备是个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人，可能这个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难怪拿在手里的筷子掉到地上。

　　因为刘备没有参与董承的密谋，又有可能被拉下水，所以，当刘备申请去徐州拦截袁术时，曹操也就答应了。《三国志》在董昭、程昱等人的传记中，都说董昭、程昱、郭嘉等曾去劝阻曹操，不可放走刘备，曹操后悔莫及，但无可挽回。曹操是什么人？奸雄一个，恐怕不会那么傻。

　　以我小人之心，度曹丞相君子之腹，曹操当时的认识是，杀掉刘备，没有证据；让刘备离开许都，正好自己少个潜在的对手，献帝和董承少个帮手，也遂了刘备外出避祸的心愿。当谋士们来劝阻时，他只得装出懊悔的样子糊弄他们。暗地里，可能曹操的肠子在肚子里笑得绕弯弯。

　　不过，聪明的曹操这一回的确是笑错了。

　　杀作家

　　与袁绍决战前夕的公元200年，曹操杀了董承，除去了一个握有军权的实力派对手，去除了一个潜在的、正在成长中的外戚集团。八年之后，曹操已统一了北方，有些“权”大气粗，鄙睨天下了；对献帝的态度和行为，渐渐地专横。此时，曹操集团里的武将，要么是子弟兵，要么是新近加盟的心腹，都乐滋滋地跟着曹操打天下，立功劳。

　　而朝中的文臣中，就有人不甘寂寞，跳出来跟曹操唱起了反调。其中，祢衡和孔融尤为表现突出。

　　祢衡的死，后面还要谈到，暂不说它。我们来看看孔融之死。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第二十世孙，是曹操的同辈人，仅比曹操大两岁。

　　读过《三字经》的人都记得有一句“融四岁，能让梨。”这个“融”就是孔融。

　　的确，孔融聪明早熟，少有才名，曾为司空掾、虎贲中郎将、北海相、将作大匠、少府。此人不愧是孔圣人的后代，书读得好，口才也好。当然，正因为他是孔圣人的后代，又是大作家，脾气也就特别大。

　　孔融的性格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好为人先，好为人师，好出风头。《后汉书·孔融传》载：“每朝会访对，（孔）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意思是说，每逢朝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只有孔融一人唾沫横飞，奇谈高论，满朝文武没有说话的分，只是来报个到，点个卯而已。

　　还有，凡是孔融看不惯的或者不合法、不合规的任何事、任何人，他都会挺身而出，讨个说法。路见不平一声吼，不该出手也出手。

　　孔融刚入官场，为司徒府的秘书，上级要他纠察贪官污吏，他举报的都是权势熏天的太监们的近亲。

　　灵帝的大舅子何进由河南尹迁升为大将军，众官员都手忙脚乱拍马屁。孔融被他的领导司徒杨赐派去何府祝贺，他老先生一生气，把上司给何大将军的贺信摔在地上，拂袖而去。何进的部属们当然也很不爽，差点把孔融干掉。

　　董卓专权乱政（公元189—公元192年），擅行废立，孔融时为司空掾（最高监察署秘书长）。对于董卓的横行不法，也敢发匡正之议，不怕忤逆残暴的董卓，董卓一生气把他降为议郎。

　　献帝东归迁许之后，中央政府的大权落在曹操手上。随着曹操权势的增大和野心的显露，孔大才子又跳出来跟曹操讨说法了。

　　官渡之战前，孔融在朝中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论调。曹操北征乌桓，孔融蛊惑军心。

　　曹操为节约粮食颁布禁酒令，孔融屡次上书反对。

　　孔融又上书朝廷，建议恢复古制，首都千里之内，不封诸侯。曹操当时是武平侯（县侯，武平即今天的河南鹿邑县，当时属兖州，在许都与曹操的老家谯县之间，离许都很近），显然是针对曹操而言，想把曹操的部分势力排挤出中央。

　　“曹）操疑其所建论渐广，益惮之。然以（孔）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意思是说，曹操害怕孔融的这些言论形成强大的反曹舆论，但孔融名重天下，不好处置，只好表面上装作宽宏大量的样子，内心里却憎恨孔融，担心他坏了自己的千秋大业。

　　御史大夫郗虑读懂了曹操的心思，又与孔融有过节，找个理由把他免职。

　　对于孔融的死，很多历史学者都忽略了一个细节。在曹操与孔融的矛盾白热化的时候，曹操曾给孔融写了一封信，劝孔融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要，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沟通，可以商量。曹操的信的最后一句是：“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事，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通狡狯）之徒，计有余矣。”

　　明摆着，在信的结尾，曹操把孔融定位浮华狡狯之徒，还放了狠话，如果您孔大人实在不回头，我老曹就不客气了，干掉你们这些夸夸其谈的文人名士，俺老曹的力量还是绰绰有余的。

　　孔融回信，表示悔改，孔融回信表态后，曹操还恢复了孔融的工作。但孔融实际上仍一意孤行，越走越远。再次免职之后，还“不思悔改”，频开派对，大宴宾客，酒酣耳热之余，非议“曹”政。

　　曹操忍无可忍了。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南征刘表之前，曹丞相终于举起了屠刀，咔嚓！血淋淋，惨兮兮。

　　站在法治和人道的立场，毫无疑问，曹操“滥杀无辜”，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但是，在极权社会理，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以言治罪也没有什么冤不冤的；别说以言治罪，就是“腹诽心谤”也可治罪。

　　曹操固然惨无人道，但孔融也自有他的取死之道。如果孔融仅仅是看不惯曹操的作为，仅仅是闹一点个人意见，仅仅是掼一点作家兼高干的派头，曹操应该是不会杀他的。曹操这个人，有足够宽的胸怀，否则，他混不成曹操。

　　我们没有必要为曹操辩解，但曹操杀孔融是有理由的（有理由不等于正义）。

　　首先，孔融可恶，有事搅事，无事找茬。

　　其次，孔融俨然成了舆论界的首领，并以清流派自诩。

　　再次，孔融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俺老孔是孔圣人的后代，著名作家兼理论家，又是清流派首领，何进、董卓也敬我三分，让我三分，怕我三分，谁敢拿我怎么样？在曹操看来，孔融江山不改，本性难移，茅坑里的石头一块，那就只有让他走最后的一条路——黄泉路。

　　其实，上述理由，都不是曹操杀孔融的根本原因。曹操杀孔融，真正的原因，是清除袁绍一派在朝中的残余势力。

　　官渡之战前夕，孔融为什么要在朝中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袁绍哪一阶层？士族。孔融是什么人？儒家，而且还是儒家的传人和当世代表。曹操的体制（这是指政体，而非政权）代表哪个阶层？法家寒族。

　　这就一目了然了。在曹操心目中，孔融、袁绍原来是一丘之貉，儒家加士族等于儒家士族。袁绍是儒家士族的总代表，孔融是袁绍一派的吹鼓手、代言人。

　　尽管曹操比董卓强百倍，但现在——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后，曹操遇到了与董卓一样的难题：儒家士族的不买账、儒家知识分子的不依不饶。在袁绍、孔融他们看来，董卓赳赳武夫一个，没有资格执政，你曹操阉宦遗丑一个，自然也没有资格执政。

　　儒家士族对董卓、曹操这样的寒族代表执政为什么如此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地反对呢？

　　首先，一大批寒族的崛起，必然剥夺士族的既得利益。利益是有限的，新兴权势阶层利益的取得，意味着世族既得利益的丧失。

　　其次，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坐而论道，安邦济世，是他们这些读书种子的事，哪容得下他人置喙、插手？这是一种群体心理。心理上的排斥，丧失既得利益的恐惧，两者加起来，就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反对力量。

　　八年前，曹操清除了手握军权又为帝舅（岳父）的董承，如今大作家、舆论领袖孔融以袁绍的幽灵出现，出来挡路，清除之。杀鸡给猴看，如此而已。

　　孔融鄙视何进，何进不杀他。孔融忤逆董卓，董卓不杀他。这回，老曹下手了。何进不杀，董卓不杀，你老曹敢杀，当然是要背上千古骂名的。

　　但曹操就是曹操，他认为该杀的时候，谁他都敢杀的。当然，曹操敢杀的其中一个理由，连杀人的水平，也要比董卓高。

　　杀导师

　　曹操的政敌孔融身首异处四年之后，曹操又举起了屠刀。

　　出人意料的是，这回曹操杀的是自己人。

　　与董承、孔融不同，荀彧、崔琰、杨修是曹操集团内部的人，曹操视他们如心腹，依他们为肱股。

　　荀彧出身名门，颍川郡（今河南省中部禹州市一带）人，比曹操小八岁。冀州刺史韩馥是荀彧的同乡。灵帝时，荀彧意识到自己的家乡很快会遭殃，黄巾之乱前北上投靠韩馥。袁绍从韩馥手上劫取冀州时，荀彧随了袁绍。但荀彧很快便发现袁绍非成事之主，便于同年（公元191年）脱离袁绍，投效曹操。

　　荀彧年轻时即被当世之人视为“王佐之才”，属于张良、萧何之类的人物。曹操迎献帝、迁许都（公元196年），即是荀彧的建议。曹操奉迎献帝之后，荀彧为侍中、尚书令，在献帝身边工作。

　　曹操常年在外带兵作战，遇到重大决策，总是要咨询身在朝廷的荀彧，荀彧的每次谋划，都切中要害，不偏不倚，招招可致奇功，是曹操的首席谋士。

　　读史的人都知道而且都同意，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谋士。很多读史的人，却经常忽略其他两个事实，荀彧不仅是曹操的首席谋士，还是曹操的救命恩人和精神导师。

　　公元194年，曹操为兖州（今河南省东北角和山东省西南部，治所在东郡）牧，东征徐州牧陶谦，曹操部将陈宫（时镇守东郡）背叛，联合陈留郡太守张邈，潜迎吕布，兖州几乎全部响应陈宫。是忠勇双全、足智多谋的荀彧帮曹操保住了鄄城、范县、东阿三县，否则，曹操将失去老巢，死无葬身之地。

　　公元196年，献帝东归洛阳，曹操欲迎献帝，迁都于许县。曹操的下属多持反对意见，荀彧为曹操提出“奉主上以从人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这“大顺、大略、大德”的三大纲领，坚定了曹操的决心。荀彧的这次进言，不是一般的献言建策，而是为曹操制定政治纲领。

　　公元197年界桥之战后，袁绍基本上统一了河北之地，气焰也就高涨起来，书信中对曹操盛气凌人。适逢南征张绣失败，曹操怒火攻心，想与袁绍拼命。试想，东有吕布，南有张绣，曹操渡过黄河去攻击袁绍，结局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只要吕布往西，张绣北进，切断曹操的河南归路，曹操不是死路一条么？

　　荀彧，只有荀彧，使曹操冷静下来，劝他先东击吕布为要。因为此时袁绍的北边还有公孙瓒，袁绍又是个绣花枕头，不敢贸然南下，端曹操的老巢。果然，次年（公元198年），曹操就灭了吕布，袁绍无所作为。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曹操居于劣势，上下恐惧，孔融为首的反对派在朝中散布失败论调。开战后，打得非常艰苦，粮食将尽，曹操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几乎意志崩溃。曹操去信与荀彧商议，能否退兵回许都，诱敌深入，以图再战。荀彧激励曹操，咬牙坚持，伺机用奇，终于扭转战局，大败袁绍，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曹操孤掌难鸣的时候，荀彧力排众议，坚定地支持曹操。曹操丧失理智的时候，荀彧给他泼水降温，回归理性。曹操精神崩溃的时候，荀彧给他予激励，帮他咬牙坚持。

　　这不是精神导师么？一个比曹操小八岁的人，能做一代雄杰曹操的精神导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有谁配做曹操的精神导师？曹操甘做谁的精神上的乞儿？

　　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之后，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后为实任）。侍中相当于皇帝的政治侍从，尚书令为宫廷秘书长。从荀彧的作为和任职来看，荀彧无疑是曹操的心腹，安插在皇帝身边的监视者和联络人。

　　荀彧是曹操的精神导师和首席谋士，又是曹操安插在献帝身边的耳目和打手，这就难办了。

　　荀彧以精神导师的身份（而不是以谋士的身份），阻止了曹操干两件事。

　　公元204年，曹操功攻克邺城（魏郡和冀州的治所，今河北省临漳市），自领冀州牧。当时全国分为十三个州，有人建议曹操恢复古时的九州建制，并把幽、并二州和司州（长安、洛阳两个首都之间的地区）的大部分划入自己的冀州，这样曹操就可雄视天下。

　　荀彧对曹操说，现在北方初定，如果您把别州的领土划入自己管辖的冀州，不仅显露了政治野心，还会引起那些占州据郡者的疑惧，导致众叛亲离，天下汹汹。现在河北袁谭尚在，刘表据有江汉，这样一来，天下就难以安定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北定袁谭，南制荆州，修复旧京（指洛阳），号令天下，这才是社稷长久之利。曹操权衡利弊，还是听从荀彧劝谏，遂罢九州之议。

　　公元212年，董昭等人上蹿下跳，四处活动，欲推曹操为魏公。当然，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也得探询、征询荀彧的意向、意见。

　　当董昭去征求荀彧的意见时，荀彧装着很吃惊的样子对董昭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正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以荀彧的聪明睿智，哪里不知道这其实是曹操的心思？只是装糊涂，故意责备董昭等拉曹操下水，曲折地希望曹操适可而止，就此打住。

　　按照汉朝的祖制，非刘氏不得为王（东汉王朝的草创阶段除外）。曹操于公元196年已封为武平侯，是最高等级的侯爵，公元208年之后，职务是一人之下的丞相。暂时又不能封王，曹操政治地位要上升，只能封王与侯之间的公爵。

　　公爵与侯爵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者，只是得到一块食邑，享受此地的税赋，而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官僚机构，不能行使治权；有的侯爵纯粹是一种荣誉，如关内侯。封公国就不一样了。某某公不仅抽食此地的税赋，还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自己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对这块土地行使虽不完全独立但相对完整的治权。

　　荀彧深知，曹操只要走出了这一步，必然沿着公—王—皇的道路，毅然决然地前行，汉王朝迟早完蛋。

　　荀彧不能同意，因为他家世食汉禄，因为他的政治道德观是维护汉室，曹操的篡汉意图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荀彧阻止曹操恢复九州，讽止曹操封魏公，都是为了维护汉室。德高望重的荀彧反对，曹操封魏公的事只能作罢。但“曹）操心不能平”，此事没完。

　　但事情总得有个完，怎么完？只有两个办法——荀彧闭嘴，或曹操乖乖地当他的丞相，不要有什么野心。后一个办法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前一个办法。前一个办法中，要荀彧暂时闭嘴是可以的，永远闭嘴是不可能的，因为荀彧是有政治原则的人。那就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永远闭嘴。

　　人的死法，无非有以下几种：病死、意外死亡、自杀、他杀。荀彧生活在宫廷之内、皇帝身边，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很小。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像诸葛亮那样突然病死也不太可能。剩下的只能是自杀或他杀两种可能。

　　据《三国志·荀彧传》记载，公元212年，适逢曹操南征孙权。曹操上表朝廷，请求让荀彧到谯县劳军。荀彧到曹操的军营后，就被曹操扣留在军营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身份，作为丞相府的参谋长，随军效力。曹操率大军向濡须口（今安徽芜湖长江北岸的裕溪口）进发，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忧郁而终，享年五十岁。

　　《后汉书·荀彧传》的记载则不太一样，范晔说，荀彧阻止曹操称魏公以后，适逢曹操南征孙权，曹操上表请求荀彧到谯县劳军。荀彧到军中以后，曹操又上表将荀彧留在军中效力，皇帝也同意。曹操率大军向濡须口进发，荀彧则因病留在寿春。有一天，曹操派人给荀彧送来食品，荀彧打开一看，食盒中空空如也，便服毒自尽。

　　关于荀彧死亡的上述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真实，哪种更合情合理一些呢？

　　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荀彧“以忧薨”，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忧郁而终。忧是忧虑、焦虑，郁是精神压抑，情绪低落，忧和郁本身不可能直接引起人的死亡。

　　可以肯定，荀彧出发劳军之前，身体是棒棒的，否则，曹操不会提出，献帝也不会答应，荀彧也没有可能前去劳军。荀彧到谯县时，身体仍然是好好的，否则，曹操不会上表朝廷，请求荀彧留在军中效力，还要他当自己的参谋长。当时曹操是从谯县出发，经寿春进攻濡须。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就知道，从安徽亳州骑马（以荀彧的地位不可能步行）走到寿县，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吧？怎么几天之间就病倒了，还病死了呢？脑卒中？心脏性猝死？恶性肿瘤？在医学上都难以解释。人一忧，就薨了，在十天半月的时间内忧郁而终，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科学道理。

　　根据《后汉书·荀彧传》的记载，曹操送食物给荀彧，荀彧打开一看，是个空食盒，便明白了曹操的意思，仰药自尽。按照《后汉书》的说法，荀彧之死，是曹操逼迫他自杀所致。

　　我认为，《后汉书》中曹操逼荀彧自杀的这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至少比《三国志》“以忧薨”的说法更合乎当时的情况，更合乎常理，也更符合科学道理。为什么呢？

　　首先，曹操的权力欲望突破了荀彧的道德底线，荀彧极尽全能维护汉室。曹操在权力扩张的道路上总是要前进的，也是不得不要前进的，可前进的道路上碰到一块巨石。曹操既然要继续前进，要么绕过它，要么铲除它。起初，曹操是想绕过去的，但怎么也绕不过去，因为荀彧实在是清心寡欲，德高望重，凛然不可侵犯。那么，只好铲除他。

　　其次，荀彧有大功于曹操，既对献帝曲意回护，又对曹操忠心耿耿。尽管他在思想上、道德上尊崇汉室，维护皇帝，但在行为上并没有损害曹氏集团。

　　我想，铲除荀彧，可能是曹操一辈子最无可奈何的一件事，伤心、痛苦、沮丧、无奈、愤恨、恼怒，充满了曹操的心胸。必须铲除他，但不能亲手杀害他，不能公开杀害他，更不能杀全家、夷三族，只能让荀彧自我了断。

　　如果我是曹操，当我送出这个空食盒的时候，肯定会站在窗前，望着使者远去，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向着北边，默默地说：“我的导师、我的朋友、我的战友，永别了。可是，事情为什么要这样？不这样，我又能怎样？”

　　再次，荀彧有自杀的心理动机。能做曹操精神导师的人，其心智之高远，意志之坚强，肯定非比常人。荀彧追随、服务曹操二十年，曹操的事业就是荀彧的事业，曹操的功名就是荀彧的功名。

　　公元212年这个时候，赤壁之战过去了四年，曹操已统一了北方，三国的局面已初露端倪。荀彧五十岁，曹操五十八岁，荀彧知道，曹操在有生之年要统一全国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他和曹操的事业到此为止，继续下去只能是画蛇添足，不如找个合适的时机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和事业。

　　另一方面，曹操的事业和功名虽是荀彧的事业和功名，但曹操的现在的理想不是他的理想，理想和事业发生强烈的冲突，事业在否定理想。对视理想和事业如生命的荀彧来说，内心分裂的痛苦可想而知。

　　既然活着是一种痛苦，那么，死亡也算是一条出路。

　　我们可以往更深一个层次探讨，曹、荀之间，为什么最后分道扬镳，一个进了天堂，一个入了地狱？曹操为什么非要置荀彧于死地？

　　通常而且流行的解释是，荀彧与曹操之间，理想不同，政见不同，所以他们分道扬镳了；荀彧阻止曹操的政治野心，又德高望重，门生布满朝廷，所以曹操痛下杀手。当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说得过去。

　　我认为，他们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之间的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不同，不同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所谓理想，主要是指目标而言；所谓政见，主要是指策略、方法而言。目标不同，以强者的目标为目标；方法不同，可以协商、妥协，用不着你死我活。曹操和荀彧都不是庸人、俗人。如果仅仅因为理想、政见之分，闹不到这个地步。荀彧可以选择告老还乡，曹操可以把荀彧削为平民。

　　荀彧的政治道德底线是，我老荀可以竭尽全力辅佐你曹操成就霸业，但绝不能让你或你的子孙篡逆。在曹操看来，王朝更替就像日出日落一样自然，何况我也没有办法，我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谁挡我的路，只好对不起。这是不可调和的，不可妥协的，惟一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

　　荀彧是有道德，至少是有道德底线的人，这种人的人格是不可能分裂的。一旦自己的道德底线被强行突破，要么拼死反击，消灭对手；要么亲手消灭自身道德的载体——自己的生命。反击曹操是不现实的；何况，曹操的事业也有自己的一份。那么，只好选择剩下的惟一的一条路——自杀。我猜测，荀彧到谯县后，肯定与曹操有过全面、深入、深刻的沟通、交流、探讨甚至争执、争吵，只是不为外人知。就是这次交流，彼此亮了底牌。

　　我认为，荀彧的自杀，是曹操和荀彧的共同选择，是他们彼此之间最后一次默契的合作。睿智的荀彧肯定知道，曹操请他来劳军的真正目的，自己的生命该到尽头了。于是，到了寿春，停下不走了，等待自己和曹操最后一次默契的到来。

　　曹操痛下辣手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荀彧的威望和影响力，这个时候，再有威望和影响力的人都威胁不了曹操。曹操必须铲除荀彧，是因为曹操无法面对自己的精神导师荀彧。

　　曹操权力的扩张、地位的上升乃至于最后取汉朝而代之，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赏心悦目的，又是无可奈何的。自从“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曹操就走上侯—公—王—皇（这最后一步让儿子曹丕完成）这条不归路。

　　恐怖的是，自己的精神导师那双忧郁而坚定的眼睛，幽幽地盯着他，让他如坐针毡，使他如芒刺在背。

　　打个比方来说明曹操当时的心理处境。

　　如果和几个流氓在一起，你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参与轮奸一个可怜的妇女。如果你的母亲站在你的背后，你想干那缺德事，恐怕你下身的那个玩意怎么也硬不起来。如果你决意要干那龌龊事，只好一掌把老娘推开，关在门外，摔死拉倒。

　　我的这些说法，可以说是心理分析，但不是凭空臆测。让我们来看看公元212年的曹操南征孙权是怎么回事。

　　《后汉书·献帝纪》对此次的曹操南征孙权没有记载。《三国志·武帝纪》仅有简单的一句：“冬十月，公征孙权。”提示荀彧到谯县劳军，是该年十月的事，《三国志·吴主传》倒是有寥寥数语：“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公攻濡须，（孙）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

　　此次的曹操南征孙权，是公元212年十月出发的，至次年的正月，才进攻濡须。从现在的安徽亳州到芜湖，整整走了三个月，而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攻动作，相持一月余，看到孙权军队齐整，也就班师回朝。临走时发一通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字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这像曹操一贯的军事作风么？没有明确的战役目标，率领几万大军，劳师费饷，大老远地视察了一下孙权新建的军港工程，表扬一番后起之秀孙权，回家。

　　我怀疑，曹操的这次像旅行似的所谓的南征孙权，只是一个幌子，是用一次军事行动来解决一个极端棘手的政治问题。

　　顺便提及读史者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荀彧与曹操是儿女亲家。荀彧的长子荀恽娶了曹操的一个女儿，也就是曹丕称帝后封为安阳公主的那位。这样说来，荀彧临死惟一可以放心的是，曹操不会伤害自己的家人和家族。

　　上面说过，荀彧是有自杀动机的，不排除一种可能，曹操根本就没有逼荀彧自杀，自杀是荀彧自己的选择。荀彧是个智者。一个智者，懂得怎样活，为什么活，为谁活；也懂得为谁死，为什么死，什么时候死。对一个智者来说，生又何欢，死也何惧？

　　在三国这场世纪大混战中，英雄多如牛毛。真正的智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荀彧。

　　曹操的屠刀已然举起，就不可能再立地成佛。不能立地成佛，就还会继续杀人。

　　让人费解的是，曹操不仅继续杀人，杀的还是个女人。更不得了的是，这个女人，还是第一夫人。

　　杀第一夫人

　　曹操杀的第一夫人是献帝的第一位皇后——伏皇后。

　　伏皇后之死，正史有三处记载。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献帝的皇后伏氏，早先给她的父亲、已故屯田校尉伏完写过一封信。信上说，献帝因董承被杀怨恨曹操，信中的一些话不堪入耳。这封信被揭发，伏皇后被废、被杀，兄弟们也全部被诛。

　　《后汉书·孝献帝纪》载：“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后汉书·皇后纪》对伏皇后之死的记载，大约如下。公元200年，曹操诛董承时，要把董承的女儿、献帝的董贵妃一起杀掉。献帝以董贵人有妊在身为由，求曹操手下留情。曹操不答应，还是残忍地将董贵妃杀害。伏皇后又惧又恨，便给他的父亲伏完写了封信，细述曹操残逼之状，叫她的父亲伺机除掉曹操。伏完不敢下手，也没有把这封信公开。

　　公元214年，此事被揭发，曹操大怒，逼献帝废伏皇后，并假造圣旨，将伏皇后废黜，关进暴室（宫中关押犯法女人的监狱性质的机构），幽闭而死，她所生的两个儿子被毒死，兄弟及宗族被杀者达一百余人，母亲等十九人流放涿郡（刘备的老家）。

　　根据《后汉书·皇后纪》的记载，曹操派去收捕伏皇后的是御史大夫郗虑和接替荀彧职务的尚书令华歆。两大员带兵至宫中，献帝招呼郗虑落座，皇后躲到房中的夹墙里去了。华歆领人进入房中，命士兵砸开墙壁，一把揪出皇后，往院外拖。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脚跣足，经过外殿坐着的献帝身旁，拉着献帝的手，苦苦哀求，说，陛下，你就不能救救我么？献帝说，我也不知命在何时！献帝回过头对郗虑说，郗公，天下竟有这种事吗？

　　《后汉书》的记载，真实不真实不好说，但很逼真。逼真的事，多半是真实的。

　　问题是，曹操为什么要杀一个弱女子，还要株连无辜？

　　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曹操因为伏皇后多年前给其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辱骂了自己，就诛杀伏皇后。

　　此说于理不通。

　　著名历史学者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三国史话·替魏武帝辩诬》中说：“这话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是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的，根本上没法子使个个人都说好。所以做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难道是个怕人谤毁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说他的坏话，就要发怒而杀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才够？”按吕先生的说法，以曹操的胸怀，伏皇后给自己的父亲写封信，骂骂曹大丞相，他应该不会发怒杀人。

　　问题是，吕先生和其他持此观点的学者忽略了一点情况。《后汉书·皇后纪》的说法是，伏皇后在给她父亲的信中，不仅辱骂曹操，而且“令密图之”，也就是叫她的父亲伺机干掉曹操。如果真的是这样，曹操杀伏皇后当然完全可能。

　　吕先生可能也注意到了“令密图之”这几个字，但他为了替曹操辩诬，竟认为这封信的有无及其内容的真实性，都是靠不住的。

　　既然伏皇后的信的有无及其内容的真实性都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吕先生进一步推测：“所以我说伏皇后的被杀，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世罢了。”

　　论证了伏皇后有（针对曹操的）阴谋之后，他就得出结论：“则魏武帝一身，既然关系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为大局之故将她扑灭。”

　　这样的一番分析、论证下来，吕先生得出结论，曹操杀伏皇后就是正当的、正义的了。可见，吕先生为曹操辩诬，是动了感情，动了真格，发了脾气，还真正地用了心思的。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品三国》中，十分赞成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分析：“这件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背后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冲着曹操来的，伏皇后卷入了其中，或者必须借皇后的一颗人头才能杀一儆百……也正因为阴谋太大，谁都不能公开说出来，这才胡乱找了个小岔子来做掩饰……这里使用‘阴谋’一词，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换一个立场，就应该说是‘反抗’。也就是说，这件事的背景，很可能是那位献皇帝一次徒劳的反抗。”

　　按照易先生的说法，献帝策划了一次对曹操的一次“反抗”，说得通白一点，就是献帝谋划了对曹操的废黜或谋杀。那么，我们就接着易先生的思路再分析下去。

　　此时的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是华歆，曹操的心腹、死党。献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曹操的眼线，献帝形同软禁，即使献帝亲手写好罢黜曹操的诏书并盖上皇帝的玉玺，交给谁？谁能宣布？宣布是否有效？罢黜曹操，一点可操作性都没有。

　　再者，即使献帝要干掉曹操，能指使谁去谋杀曹操呢？要么是曹操的近侍，要么是曹操身边的大臣，要么是能飞檐走壁的侠客。曹操常年征战在外，收兵后并不在许都，而住在邺城，在军营里谋杀最高统帅，并不现实。献帝身边的侍卫，都是曹操的心腹，献帝恐怕指挥不动。献帝身边的大臣呢？也只有一个荀彧有此能力，其实荀彧是在献帝身边工作。何况，荀彧早在两年前自杀。

　　更何况，如果荀彧策划了对曹操的谋杀，曹操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荀彧，不管你什么亲家不亲家，非灭荀彧三族不可。如果荀彧与献帝一起策划了对曹操的谋杀，皇后也卷入其中，那么，曹操在处置荀彧的同时，也会剐了伏皇后，怎么会等到两年以后再行处置呢？

　　至于什么侠客，到军营里谋杀最高统帅，只能属于“神话”“戏说”一类，“正说”是办不到的。

　　我同意这些学者这种意见的前半部分，即伏皇后的书信及其内容很可疑，甚至完全是曹操的杜撰或诬陷。至于说曹操杀伏皇后，一定是献帝和皇后有针对曹操的“阴谋”，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武断，是值得商榷的。

　　据《后汉书·皇后纪》的记载，献帝的第一任皇后伏寿，是于公元195年献帝十五岁时立为皇后的。公元196年，即献帝投奔曹操的那一年，献帝拜皇后父亲伏完为辅国将军，让其享受三公的政治待遇。

　　伏完是个老实人，看到曹操已大权在握，考虑到自己为皇亲国戚，政治上有嫌疑，便主动辞职，任个中散大夫的闲职，后为屯骑校尉，相当于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公元209年，也就是伏皇后被杀前五年，伏完去世。

　　从这些记述来看，伏完是个有自知之明、又胆小怕事之人。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女儿，给了自己这样一封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信件，当然不会交给曹操。以伏完的谨慎个性，肯定会赶紧销毁，绝对不可能保存到身死之后。如果有人把伏皇后给父亲写信的事捅到曹操那里，肯定没有信件的原件。口说无凭，曹操不好大开杀戒吧？除非，曹操指使手下人塞一封信在伏皇后的房内。

　　我倒是认为，曹操杀伏皇后，并不是因为献帝策划了针对曹操的什么“阴谋”，倒是曹操针对朝廷上下的一个“阳谋”。

　　考察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正确的方法是，从孤立事件的前因后果中，取得顺藤摸瓜的效果。

　　我们来看看，曹操杀伏皇后前后，做了哪些可能与此相关联的事。

　　公元212年正月，曹操从西征马超、韩遂的前线回到邺城，弄了个“参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的政治待遇，为封魏公吹了风，造了势。他指使董昭试探荀彧对自己封公建国的意见，受阻。十月从谯郡出发，南征孙权，在南征途中，前来劳军的荀彧自杀。

　　公元213年正月，象征性地与孙权打了一仗，还未回军，朝廷指示（也就是曹操的意思），并十四州为九州，极大地扩充了曹操为州牧的冀州地盘，并撤销了司州，灭了大汉王朝的首都地区，公元204年荀彧阻止曹操做的事，曹操今天终于做成了。本年四月曹操回到邺城；五月被册封为魏公；七月建社稷宗庙，嫁三个女儿给献帝，未成年者在国中继续抚养；十一月，建立魏公国的行政组织架构。

　　至此，荀彧极力阻止曹操做的两件具有开端性的大事终于被曹操做到了。

　　公元212年，曹操五十八岁。这一年，是曹操一生的转折点。此前，曹操拼拼杀杀，是实实在在地干事，是为了统一全中国。此后，曹操统一全国的理想破灭，沙场的征战只是个幌子——实现个人野心的幌子，曹操的所作所为，都是捞取政治资本，并为儿子的篡汉做好准备。荀彧的自杀，为什么在这一年，是值得深思的。

　　公元214年三月，曹操获得“魏公在诸侯王上”的政治待遇，并授金玺、赤绂、远游冠。七月又去征讨孙权，十一月回到洛阳，杀伏皇后；十二月建立魏公国的司法系统。

　　公元215年正月，献帝立曹操的女儿曹节为第二任皇后。

　　公元216年二月，曹操从平汉中的前线回到邺城，三月封为魏王。

　　公元217年正月，又一次南征孙权，三月回军，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办齐了皇帝的全部行头。

　　好了，就此打住。从以上六段文字的简短叙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从公元212至217的六个年度中，几乎是，曹操每年春天出去打一仗，夏、秋回来后提一级，直至封王，行使皇帝全套礼仪，好像“组织部”是他家的夫妻店。

　　在这段时间，每年出去打一仗，几乎都是虚晃一枪。对外军事行动是幌子，是手段；解决朝中的政治对手，解决自己的政治待遇是实质，是目的。

　　公元200年的杀董承，曹操主要是为了解决政治上的生存问题。以董承为代表的外戚集团的崛起，必然威胁到曹氏集团的生存，所以必须解决董承。

　　公元208年，曹操统一了北方，地位已经巩固，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权力的扩张问题。孔融这个舆论领袖，荀彧这个卫道者，必须除去，只是使用的手段不同，方法各异。

　　公元213年，曹操成了魏公。迈出了上述几步，接下来的必然是这一步了。

　　这时，曹操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人们尤其是朝中大臣们，都盯着曹操，你到底想干什么？

　　曹操知道，舆论上、组织上的阻力已经清除，可是人心不服啊，至少是不少人心存疑虑。早在公元210年，曹操就发布了一个叫做《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教令，明确宣告：权我是不交的，官是照做的，但我本人不会篡汉，不会危害皇室和皇帝本人的安全。可大家还是不相信。

　　今天（公元214年），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不是于去年七月嫁了三个女儿给皇帝么？我总不至于杀了女婿，让我三个女儿在如花似玉的年纪，就开始守寡吧？可你们仍心诽腹谤，喋喋不休。你们到底要我怎么办？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一个女儿立为皇后，皇帝成了我的嫡亲女婿，你们总该放心了吧？我的女儿要当皇后，那姓伏的孩子就得让位。皇后让位这件事，以什么理由办，怎么办，那是郗虑、华歆他们的事。谁叫你们不信我的语言承诺，非要我拿出行动给你们看呢？

　　以我小人之心，度曹丞相君子之腹，大概曹操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曹操一边做好篡汉的一切准备，一边又嫁三个女儿给献帝，是不同寻常的。这件事，似乎没人去解读过。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伏皇后是公元214年的十一月被杀的。前一年七月曹操嫁了三个女儿给献帝为夫人；伏皇后被杀的当年同时封为贵人；伏皇后被杀的次年，曹操的女儿曹节即被立为皇后。

　　曹操嫁自己的女儿给献帝，又杀付完已嫁给献帝的女儿，是不是有些怪怪的？一口气嫁三个女儿给皇帝，最小的还未到成婚年龄。女儿嫁过去之后，提拔得也太快，最小的还呆在娘家，就被封为贵人。

　　以我的愚见，曹操清除了曹氏建国的反对派之后，找个莫须有的罪名，除掉伏皇后，再献出自己的三个女儿，其中一个立为皇后，以此作为自己这辈子不篡逆、不谋害皇帝的“投名状”。曹操不会逼荀彧交投名状，自己却被现实、被形势逼得交了一个“投名状”。

　　这样分析下来，伏皇后的被杀，不是因为献帝/伏皇后有什么针对曹操的天大“阴谋”，而是曹操权力扩张道路上的一步棋，是曹操给满朝文武开出的不危害皇室的一张信用证，是曹操的一出“阳谋”。

　　与各位学者的“献帝/伏皇后（针对曹操）阴谋论”一样，我的“曹操阳谋论”也找不到证据，仅是我的理解和推测。对于事情的结果，在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下，只能靠常理推测之。老古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

　　曹操的杀人，告一段落，但还在继续。

　　杀组织部长

　　曹操的杀人在继续，又为什么说，告一段落呢？

　　一般都认为，曹操的杀董承、杀孔融、杀荀彧、杀伏皇后，与杀崔琰，其动机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自身权力扩张的需要，后者是为了安排身后事。这种说法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

　　君王的身后事，无非指两件事：一、指定谁做接班人；二、为继任者的顺利掌权扫清人事障碍。

　　我们就来看看，崔琰的死，是否与曹操安排身后事有关，是否仅仅与曹操安排身后事有关。

　　崔琰原是袁绍的下属，袁绍死后，其子袁谭、袁尚争抢着要他，崔琰对谁也不买账，结果被关在大牢里。

　　公元204年，曹操破邺城，崔琰得以重见天日，为曹操的别驾从事（曹操此时是司空兼冀州牧。别驾从事，是冀州牧曹操的行政助手）。公元206年，曹操征并州，留曹丕守邺城，命崔琰为曹丕的师傅。

　　曹操自任丞相（公元208年）后，崔琰则为丞相府曹掾。毛玠为东曹掾，崔琰则做过东、西曹掾，与毛玠共同负责人事选举，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公元213年，魏公国建立后，崔琰为魏国尚书，负责魏国的行政管理。曹操称魏王后，崔琰为中尉，是近卫军司令。

　　崔琰是怎样一个人呢？《三国志·崔琰传》记载：“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知道，崔琰相貌堂堂，刚正不阿，堪为人师表，连曹操也怕他三分。

　　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也要死么？当然，只要曹操认为有必要。

　　崔琰之死，《三国志·崔琰传》的记载大概是这样的：

　　崔琰管人事的时候，推荐了一个叫杨训的巨鹿人到朝廷做官。此公虽没什么能为，口碑倒是比较好，所以曹操也就批准了。曹操称王（公元216年）之后，可能是知恩图报的意思，杨训上表对曹操大大地歌功颂德一番。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痛批杨训“稀世浮伪”，马屁成精，进而追究崔琰举荐不当，用人失察。

　　崔琰取来杨训的表章看了看，给杨训去了一封信，信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完了。什么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崔部长的生命，就是最无情的注释。

　　崔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崔琰是不能告诉我们的了。我的理解是：“我看了你的表章，写得很好嘛。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慢慢会理解的。”

　　曹操的语文学得比我好。对崔琰的这句话，他是这样理解的：“我理解你表章里的意思。曹某人封王这件事，还说得过去嘛。时势总是在变化的，我们就等着瞧吧。”《三国志·崔琰传》的记载是，太祖（曹操）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曹操即以诽谤罪罚崔琰劳动改造。崔琰呢，也就乐滋滋地去做苦力，没有一点痛改前非的表现，也没有半点洗心革面的样子。曹操得知后大怒，说，崔琰这家伙，犯了法，判了刑，罪减一等，罚做苦力，却不好好劳动改造，反而还结交宾客，门庭若市；跟人说话，吹胡子瞪眼睛的，肯定对政府不满，那就叫他死吧，于是，赐崔琰死。

　　崔琰被杀的原因，历来有几种说法：一是曹操报复杀人，二是曹操神经过敏，三是曹丕、曹植立储之争的牺牲品。

　　上文说过，崔琰刚正且有威严，连曹操也怕他三分。这是有缘由的。公元204年，曹操攻破邺城，自领冀州牧，刚把崔琰从监狱里放出来，就被崔琰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有一天，曹操得意洋洋地对崔琰说：“昨天，我看了一下本州的户籍统计，可征之兵达三十万之多，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崔琰冷不丁地回敬一句：“如今国家四分五裂，袁氏兄弟自相残杀，冀州哀鸿遍野。主公您据有冀州，未见您布王道，行仁政，救民于水火，却斤斤计较能得到多少兵士，这就是冀州民众所期望主公您的吗？”曹操连连认错，在座的宾客无不心惊肉跳。

　　唉，这个崔琰，也真是的。人家曹大州牧，刚把你从牢房里放出来，又赋予重任，人家也正在打了胜仗、占了土地的兴头上，为什么非要败人家的兴致，扫人家的颜面呢？何况，还当着众人的面。真是不懂事啊。这件事，曹操肯定会记一辈子，想起来就不爽。

　　曹操之所以是曹操，因为他是肚里能撑船、额头能跑马的宰相。在曹操看来，这事能算什么深仇大恨？吃了崔琰的一通抢白，常常闹心、堵心倒有可能，若说因为这件事就动杀机，与曹某人的为人风格、行事风格不符。

　　何况，这件事过去十多年了，沉渣泛起，就要了崔琰的老命，也难以用常理解释。所以，曹操报仇杀人一说，我认为还是暂且存疑的好。

　　崔琰死因的另一种说法是，曹操神经过敏。所谓神经过敏，也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意思。刚刚奉迎献帝的时候，对献帝和朝臣们来说，曹操是英雄、忠臣，是救世主。随着曹操权势的扩大、作风的专横，随着封侯、封公、封王的得寸进尺，那些忠于汉朝、维护献帝的大臣们，有的忧心忡忡，横眉冷对（如杨彪）；有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如孔融）；有的磨刀霍霍，伺机下手（如耿纪、韦晃）；有的离心离德，分道扬镳（如荀彧）。

　　鉴于崔琰此人的脾气品性、行为表现，曹操对他有些神经过敏，是很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曹操的神经怎么过敏，也不至于过敏到歇斯底里、丧心病狂的地步。曹操杀人，并不像晚年的孙权，喝醉酒说杀就杀。曹操杀崔琰经过了一个免职—劳动改造—赐死的过程。

　　平时神经过敏是很正常的，真的要动刀杀人，曹丞相总得拿出一点像样的证据，总得给自己心理上有个交代吧？所以，说曹操因神经过敏杀崔琰，并不是轻易讲得过去。

　　至于说崔琰是曹氏立储之争的牺牲品，似乎有点道理。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是曹冲。

　　另一个堪当大任的是曹操的长子曹昂。可惜，曹昂在公元197年曹操南征张绣的宛城之战中阵亡。

　　曹操有个“黄须儿”曹彰，武艺高强，深得曹操喜爱，但只是一介武夫。曹操只好在曹丕、曹植两人之间选择接班人。曹植貌美而有才，曹丕深沉而稳重，曹操在立储问题上确实犹豫过，摇摆过，但最终抛弃了花花公子曹植，选择了曹丕。于曹操称王的次年，即公元217年，曹丕正式被立为魏太子。

　　这就是所谓的建安年间的“立储之争”。至少，文人学者们向来就是这么说。

　　崔琰的死，真的与曹操立储有关吗？

　　《三国志·崔琰传》记载：“时未立太子，临淄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惟（崔）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指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意思是说，曹操立太子之前，喜欢才华横溢的曹植，在曹丕、曹植之间举棋不定。曹操以背靠背的方式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算是搞了一次“官”意调查。

　　别的大臣都匿名作答，唯独崔琰露板回复，誓死捍卫曹丕继位，坚决反对曹植接班。所谓“露板”，是指回函署名，不封缄，也就是公开作答。我也搞不懂，崔琰为什么总是要那么标新立异，特立独行。

　　这个大动作，效果“很好”。“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意思是说，曹操对崔琰的高风亮节赞叹不已，马上把崔琰提拔为近卫军司令。

　　曹操所立的接班人，的确是曹丕。崔琰的观点与曹操的做法是一致的。充其量，崔琰标新立异的做法让曹操反感而已。崔琰的赞成立曹丕，肯定不是拍马屁，搏前程，而是出于捍卫立长立嫡的传统道德，或者说，捍卫当时的皇位继承法。所以，崔琰的“露板作答”，冠冕而堂皇。

　　问题的另一面，可能也有崔琰的私心作怪。曹植的正妻，是崔琰的侄女，据说因为穿了一条花里胡哨的衣服，就被曹操以“违制命”的理由赐死。曹操的这个做法，已经明确暗示大臣们，选谁做接班人，俺老曹早已成竹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