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9节 禅让那玩意

　　据我看来，是有那么一种情况下，可以把帝位让予别人。那就是，为君为王是苦差使，而且在上古时代。

　　为什么上古时代，为君为王是苦差使呢？因为，上古时代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生产效率极低，没有剩余产品。人口是个负担，而不是提供剩余产品的工具。

　　历史上肯定存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大约相当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这个时期，人类已经进化到社会生产的阶段，客观上需要协调、指挥、控制，也即需要首领（组织者）。但此时的生产力仍然低下，生产仅仅维持温饱，甚至不能维持温饱。一方面，社会生产需要首领；另一方面，当首领又没有油水可捞，甚至是赔本的买卖。这样，就会产生许多“高尚”的人，他们有能力充当首领，也受到众人的推崇、推荐，但他们不干，甚至逃到深山里去。

　　后世的书呆子，或出于不了解真相，或为了欺骗自己和别人，便说那些个人怎么怎么伟大，还要别人以此为榜样，怎么怎么伟大。

　　那时候的情况，可以打个比方来说明。让你做一个小国的皇帝，每年用一百斤粮食，养活三百个臣民，这些吃不饱的臣民可能把你这个皇帝煮了吃。这个皇帝的宝座，好玩不好玩？只要有机会，只要有人愿意接受，你自然很愿意把帝位这个烫手的山芋尽快地抛出去。

　　如果让你做一个小国的皇帝，给你三十万斤粮食养活三百个臣民，你当然乐滋滋地干。因为，你至少可以克扣一万斤粮食，据为己有，臣民们还能混个温饱，不至于造反。这样，你这个君王可以娶三个老婆，养九个孩子。还可以在农闲的时候，叫他们每家出一个劳动力，给你家盖一幢很大的别墅，让你和老婆孩子住得舒舒服服。

　　如此的话，你还会把自己的帝位授予别人么？上古时代的许由，据说为了不接受做皇帝，逃到深山老林。依我看，许由并不是出于高尚的动机，而是因为自私，他不愿为百姓吃这份苦。许由的不做皇帝，证明我的禅让真相理论是合乎情理的。

　　传说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自大禹治水（标志人类初步掌握灌溉农耕技术）以后，有了剩余产品，人口可供剥削，大禹自己就不再玩什么禅让，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建立夏朝。

　　这个事实再次证明我的观点，即禅让不是君主们出于高尚的动机。

　　从大禹开始，帝位成为私产，在一定的时期内，只供一家一姓独享。三皇五帝禅让的美丽传说，虽不时地成为现实，却已经大大地扭曲、异化。其实，如今美国的普选制，是华盛顿发明的另一种禅让。与中国远古时代的禅让不同的是，统治权授予谁，由民众而不是最高统治者决定。

　　真正意义上的禅让，理论上只能存在于人口不能创造剩余价值的时代。到了三国时代，农耕技术、灌溉技术趋于成熟，拥有土地和人口，是最好的买卖。这时的禅让，自然不是主动地授予，而是被迫无奈的选择。自然不是让给贤者，而是让给强者。

　　当曹操或司马氏成为强势集团，强过所有反对的大臣和皇帝的时候，禅让就自然而然的了。这里的“自然而然”有两层含义：一是禅让必然发生；二是以和平的方式，不必政变，更不必革命。

　　别有意思而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的受禅于汉，与司马炎的受禅于魏，就其表演形式而言，如出一辙。曹操于公元220年死于正月，同年十月，曹丕受禅为魏帝。公元265年八月，司马炎去世，同年十二月，曹魏帝国即“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真是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你为君，今朝我称王。

　　本书有关曹操的相关文字中说过，曹操有如西瓜籽，在东汉王朝这个西瓜的哺育下，渐渐地成熟。西瓜籽成熟之后，分泌一种递质或激素，这种递质或激素，对西瓜瓤是有毒的，起一种反向的催化作用。西瓜瓤渐渐地腐烂，西瓜皮也渐渐地破损。最后，成熟的西瓜籽破皮而出，在来年的春天，又长成碧绿的西瓜苗。

　　如此说来，当曹操成为西瓜的时候，司马懿父子成为曹西瓜的籽，曹西瓜的生命就准备着进入下一个周期。只不过，这个周期稍有不同。在历史功能和作用上，司马氏父子应该算是一代人，相当于曹操。晋武帝司马炎，应该是司马氏的第二代，相当于魏文帝曹丕。

　　西瓜哺育西瓜籽，西瓜籽否定西瓜，西瓜籽长成新的西瓜，新的西瓜又哺育新的西瓜籽……

　　还有一个问题，曹操的西瓜与司马懿的西瓜有什么不一样吗？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说，曹氏建立的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司马氏建立的是儒家士族之政权，司马氏取曹氏而代之，是儒家士族对法家寒族的胜利。

　　的确，到了曹丕的手上，士族重新垄断了仕途。这是士族对寒族政治资源垄断权的一次胜利。司马氏的专权及篡魏，标志这士族夺权的彻底胜利。

　　但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论点还有一层意思，即曹氏、司马氏建立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权。后来的很多学者都赞赏陈先生的这个意见。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自从有了阶级以来，政权的本质属性就是阶级性。奴隶制社会的政权，无论是夏、商，还是西周，都是是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封建社会的政权，无论是秦、汉，还是明、清，都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无论是英、法，还是老美，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某某政权是属于某某阶级的，而不是属于某个阶层的（阶级和阶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阶层（比如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一个政权。

　　儒家士族或法家寒族，是一个阶级吗？显然不是。无论是儒家士族还是法家寒族，都是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属于地主阶级的统治阶层，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统治阶层得势。地主阶级包括皇族、外戚、官僚、士族、普通地主等，能说士族建立自己这个阶层的政权吗？

　　这显然是个概念错误。

　　准确的说法是，曹操与袁绍、司马氏的不同，不在于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不同，他们建立的都是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与袁绍、司马氏的不同在于体制，即政府（政权的载体）的组织形式和国家治理模式。

　　曹操的理想，是实行丞相制，袁绍、司马氏要的模式是三公制。东汉实行的三公制，要么皇帝大权独揽，垄断国家的治权，要么外戚或宦官代替皇帝垄断国家治权。拿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一种模式，董事长就是总经理。

　　曹操要的是管办分离的一种模式，董事长和总经理各行其职。在这种模式下，总经理自然要起用、使用一批能干的、有真才实学的人，至于这些人属于法家还是儒家，是士族还是寒族，在所不问。曹操要的是能干活、能打仗，能帮他取得最后胜利的人。同时，这些能干的人，在乱世中容易生存，容易胜出。真实的情况是，曹操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如荀彧叔侄、崔琰、陈群等都属于士族。说曹操代表什么寒族，其实是无纲无线，却非要上纲上线的做法。中国人向来喜欢这个做法。

　　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乱世中的乱世。治乱世须用重典，乱世中取胜须用权谋，这是一般通理，这也是曹操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曹操的所谓“法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即使站在封建法治的立场上，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拿现在的话来说，曹操的“法治”就是严格管理、赏罚分明的意思。

　　说曹操代表法家路线，同样是上纲上线。

　　到了曹丕时代，北方已经统一，三国已经鼎立，“国际”上虽然乱哄哄一团糟，但已经是大动乱的尾声。在曹魏帝国国内，已经是安定团结。这个时候，客观上不需要那些能干的、打打杀杀的谋臣武将，按照陈群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干部，是自然而然的了。其实，“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标志着一个庸才当道的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一个太平盛世的即将来临——可惜被后来晋王朝的白痴皇帝司马衷断送。

　　有学者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标志着做官权被士族垄断，曹丕如此这般地向士族妥协，才做成了皇帝，而曹操不妥协也就没做成皇帝。

　　其实，如果曹操自己想做皇帝，谁也阻止不了他。曹操的不做皇帝，是因为曹操懂得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并不是什么阻力的问题。即使曹操做了皇帝，他也会实行“九品中正制”，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为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客观上需要一个官员的产生机制和政府的运行机制。

　　在当时，没有科举制、没有选举制，只能是“九品中正制”。当然，曹操的“九品中正制”，可以不叫“九品中正制”，形式也可能稍有不同，但不管怎么说，事还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说，曹操的西瓜和司马氏的西瓜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西瓜还是西瓜，只不过，这个西瓜与那个西瓜形状不同，颜色各异。

　　不管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西瓜，一旦成熟，总是要烂的。要么，被自己哺育的西瓜籽否定而腐烂；要么，被野兽吃掉、被行人踩碎而腐烂。自行腐烂总比被踩碎好，这样可以留下种子。

　　一个政权也是如此。迟早，内部成长的力量或来自外部的力量要将它否定。改朝换代，政权嬗递，不流血、少流血总比流血、多流血好。尤其是芸芸众生不流血、少流血，那就更好。

　　如果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一直以这种不流血、少流血的方式轮流执政，再学一点别国的经验，解放前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个样子？

　　§§第8章 祢衡、嵇康之死——自杀的第二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