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2节 嵇康

　　祢衡死于三国的前期，三国的晚期，还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嵇康，也是以祢衡相同的方式自杀的。

　　祢衡“自杀”，在愤愤不平的骂声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嵇康的“自杀”，却在《广陵散》的绕梁余音中，从容地走向生命的黑暗。

　　时代背景

　　嵇康字叔夜，谯郡人，生于公元224，死于公元263年，享年四十岁。与祢衡一样，嵇康出身贫寒。他的父亲做过曹魏帝国军队里管粮草的中下级军官。曹丕篡汉（公元220年）的时候，嵇康尚未出生。嵇康幼年丧父，靠母、兄抚养成人。

　　等嵇康娶曹操的曾孙女为妻的时候，曹魏帝国的大权正掌握在曹氏宗族、大将军、花花公子曹爽（曹操的族孙，曹操族子曹真的儿子）手里，司马懿像咸鱼一样，被晾在办公室里坐冷板凳，做个位高权虚的太傅。嵇康的青年时代，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

　　后来，曹爽掌权时间长了，越来越不像话，与何晏（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母亲被曹操霸占后，曹操收其为养子）、邓飏（东汉开国元勋邓禹之后）、丁谧（曹操心腹丁斐之子）、毕轨、李胜等结成死党，视国家法度如儿戏，生活糜烂堕落。阴骘的司马懿干脆回家睡觉，像病猫一样在草丛里潜伏下来。

　　公元249年，也就是嵇康27岁这一年的正月，司马懿父子趁曹爽陪皇帝曹芳离开洛阳祭陵之时，发动政变，诛灭曹爽一党。从此，曹魏帝国的中央军政大权归司马氏兄弟（司马懿于公元251年去世）。

　　公元254年，大将军司马师诛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曹爽的表弟，曹爽姑妈的儿子）、光禄大夫张缉（张皇后的父亲）等魏帝国元老重臣。同年废曹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曹芳为齐王，迎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第四任）。

　　公元255年，司马师去世，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公元255—258这几年，魏帝国手握重兵、驻扎东方（扬州）的几个重臣，如文钦、毌丘俭（毌也作贯，毌丘，复姓）、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

　　公元260年，忍无可忍的第四任魏国皇帝曹髦率领卫士、奴仆，武装PK司马昭，被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公元264年，司马昭称晋王。

　　公元265年秋，司马昭去世；同年底，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帝国。

　　以上几段文字，是嵇康生活其中的基本的时代背景。嵇康的青少年时代，基本在曹丕、曹睿执政期间，曹魏帝国政权稳定。嵇康生命的后半期，基本上生活在司马氏专权时期，曹魏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嵇康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的首领，尤其与其中的阮籍、山涛（字巨源）、向秀关系最好。嵇康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身材高大，健康健美。

　　就是这样一个一流的作家、音乐家，一流的美男子，一个众多青春少女和已婚妇女的超级偶像，被司马昭杀害，就像美国女人失去了奥巴马，肯定是令人扼腕、令人发指的。

　　那么，为什么，嵇康必死？

　　又有人把头伸向屠刀

　　司马氏父子与曹操父子不一样，他们身上没有多少文学细胞，历史学者们也把他们父子归为武人一类，司马昭出于嫉妒搞文字狱，可能性不大，也没有证据。嵇康的死，只能是政治原因或别的什么原因。

　　一般认为，嵇康的死，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嵇康是曹氏姻亲，忠于曹魏帝国，不愿做司马氏的走狗，拒不与司马昭合作。二、性格过于刚直，得罪了小人钟会。

　　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分析嵇康的死，似乎的确能得到圆满的解释。即政治上的反动，是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开罪于小人钟会，是嵇康之死的导火线或外在原因。

　　嵇康年轻的时候，是与政府合作的，还做了一个叫做中散大夫的闲官。在“自己人”的政府里，做个尊荣的闲官，陪着漂亮、尊贵的老婆（陪嫁肯定很丰厚），喝喝酒，弹弹琴，酒足饭饱之余搞点创作。文学玩腻了，才思枯竭了，则约上阮籍、向秀等人，在自家院子里的大树下打铁，叫老实坨子向秀拉风箱，与阮籍抡锤锻打，叮当作响，有声有色。劳作得精疲力竭时，又喝酒，谈玄说理，恣意纵横。

　　这才叫文化人，这才是我嵇康。

　　嵇康前半辈子的确过得很惬意。嵇康的后半辈子，仍然要如此这般地惬意，大将军司马昭却不惬意了。

　　司马大将军不惬意还好说，毕竟他们的层级隔得太远，平时也没多少联系。不好玩的是，司马昭的心腹、心高气傲的钟会也不惬意。

　　钟会是魏帝国元老钟繇（曹操时代镇守关中的大将，曹丕时代的司法部长）的儿子。司马昭掌权的时候，钟会官已做到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是帝国直属州州长，还行使对在京中央官员的监察权，可谓位高而权重。钟会的父亲不仅是高级干部，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法学家。钟会本人是高干子弟，并已经成为高干。在做官之余，也兴趣盎然地涂鸦一点文字，开几个派对，自我感觉极好。但在嵇大师面前，还是有些自卑的。

　　有一次，钟会写了一篇叫做《四本论》的政论文，想请嵇大师指点指点，评论评论，最好是写个推介性的序什么的。钟会知道，嵇大师不仅脾气大，架子也大，怕被嵇康拒绝，所以，就悄悄地把文章从墙外丢进嵇康的院子里。嵇康呢，把钟州长的文稿当作生炉火的引子。

　　不知嵇康想过没有，他这样做，钟会这个自诩为并且公认为作家的省部级干部的感觉会怎么样。

　　又有一次，钟会带了一班文坛中的好友，以嵇康超级粉丝的身份来拜访嵇康。嵇康与向秀正在打铁，向秀拉风箱，炉火旺旺的，嵇康正光着膀子，专心致志地锻打，挥汗如雨。对一班来客，充耳不闻，视若无物。良久，钟会只好讪讪离去。

　　钟会拂袖而去的时候，嵇铁匠终于开口了，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敬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于是乎，嵇康就死定了——至少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公元261年（蜀汉帝国灭亡前两年），嵇康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早已出山做官的山涛，由尚书吏部郎迁升为大将军从事中郎（由司局级升为省部级），便推荐嵇康接替自己空出来的位置。嵇康觉得是奇耻大辱，勃然大怒，写了一封信给山涛，这就是流传千古、收入某些版本的《古文观止》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封绝交书，写得气势磅礴，回肠荡气，淋漓尽致。嵇康把自己说成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把老朋友山涛骂得狗血淋头，乌龟王八蛋不如。山涛的话语，如投枪，如匕首，直刺敌人心脏，敌人四肢痉挛，朋友会心微笑。

　　有一个连我这么聪明的人也搞不懂的问题，那就是，这篇奇文本来是私人信件，竟然公开面世，还传到了司马昭那里。司马昭看了，勃然大怒，这不是反了么。但山涛是个忠厚长者，曲意回护嵇康。山涛对司马昭说，这样的书呆子，说些不着边际的神经话，大将军根本没必要计较。如此，嵇康才没有受到伤害。

　　晚些时候，嵇康的一个叫吕安的好友，老婆很是漂亮，被他的哥哥吕巽（字长悌）灌酒后奸污。吕巽请嵇康居中调解，希望弟弟不要把事情闹大，并发誓弃恶从善。

　　事件本来已经平息，但吕巽怕弟弟报复，便恶人先告状，到官府说弟弟吕安对母亲不孝。吕安以不孝的罪名被逮捕下狱。嵇康实在是看不惯吕巽这样的狗屎堆，便义愤填膺地写了一封《与吕长悌绝交书》，宣布与吕巽绝交（看来，善于写绝交信，是嵇作家的一大特色），并在法庭上为吕安作证、辩护。

　　结果，吕安与嵇康之间言辞相引证，嵇康被视作不孝之徒的同党，与吕安一起定为死罪。

　　嵇康坐牢，惊天地、泣鬼神。据说许多英雄豪杰，名人高官愿意并且以陪他坐牢为荣。临刑场面的悲壮，也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说有三千太学学生，集体请愿，要求当局释放嵇康，并让嵇康到国立大学去当他们的导师（这些热血呆子，不知道这只能加速嵇大师的死亡）。

　　行刑之日，午时三刻已过，日影偏西，嵇康叫哥哥取来凤尾琴，从从容容地弹完一曲《广陵散》，感慨道：“当初袁孝尼要跟我学《广陵散》，我不肯教他，如今《广陵散》成了绝响，真是遗憾啊！”然后闭上眼睛，正襟危坐，安详地等待脑袋搬家。

　　这就是嵇康之死的大致过程。

　　死亡真相

　　嵇康被小人钟会害死，早已成为定论。钟会害死嵇康的原因，是因为嵇康“刚肠疾恶”，性格太过刚烈，曾经得罪过钟会。

　　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简单明了，这样直线条的吗？

　　我倒是想，嵇康与钟会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弄得两人水火不容。钟会又有什么理由，出于什么动机，非要与嵇康不共戴天，致嵇康于死地。

　　有一种说法是，钟会像如今的一些官员，官做得大了，便以为自己多才多艺起来，叫手下的秘书班子涂鸦几篇文章，或编撰几本专著，请名家题跋作序，在文坛上秀一秀，再在自己管辖的系统内摊派销售。嵇康对钟会的这种做法很反感，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钟会。而钟会是个小人，睚眦必报，最后抓住机会置嵇康于死地。

　　这种说法，看起来言之凿凿，其实是似是而非。

　　钟会并不是草包，有水平、有能力、有资格在文坛上秀上一把。《三国志·钟会传》记载：“钟会……少敏惠夙成……及长，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明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钟会的成名并不是什么浪得虚名。

　　嵇康死后二年，即公元264年，钟会在成都谋反被杀，死后抄家，发现遗有论文二十篇，自编成集，名曰《道论》。可见，钟会在文坛上混混，并不过分。一个省部级的全才型作家，与嵇康交往，应该没有辱没嵇大师。

　　我们来个逆向思维，嵇康会不会出于自卑，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钟会进行“交往”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文人相轻。这个“相轻”，有两层含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轻人，另一种是轻己。一个自信的人，既不轻人，也不轻己；即使“轻人”，一般不会狂傲，不会荒悖；因为他有一种优越感，一个有优越感的人，是更谦卑的。一个有优越感的人，不会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反而会对自己的晚辈或者不如自己者，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甚至耳提面命，恨铁不成钢。一个自以为是而又自卑感极强的人或人格有障碍的人，往往轻己。

　　但是，这种“轻己”，有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极端自傲的方式，对待强势者、优势者，结果是伤人伤己，毁人毁己。嵇康对钟会的狂傲、鄙视，可能是轻己的一种扭曲表现。

　　如果嵇康真的嫉妒钟会，他能嫉妒钟会什么？钟会的长相、才华、姻亲，应该不在嵇康的话下，甚至被嵇康嗤之以鼻。唯一可能让嵇康嫉妒的，是钟会的出身、地位或者钟会的综合素质。

　　喜欢你没商量，讨厌你也没商量。嵇康就是莫名其妙地厌恶钟会，也无话可说。何况，这时候的钟会，官当得顺风顺水，在司马昭跟前红得发紫。此时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身为曹氏宗室女婿的嵇康，厌恶野心膨胀的司马昭的走狗，就更没商量了。嵇康有没有这种心理倾向，我不敢说，但我想到了这一层意思。

　　还有，嵇康与山涛的关系，也有些离奇。

　　山涛生于公元205年，比嵇康大18岁，可以说是他的长辈。两人之间，以文会友，以酒交友，早期成了忘年的神交。

　　山涛早年远离官场，屡辟不就，直至40岁才出来做官，而且是主动到司马师那里跑官，以至于司马师对山涛说：“吕望（指姜子牙）欲仕邪？”

　　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人生道路上，山涛与嵇康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涮各的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山涛自己升官，推荐好友接替自己的遗缺，嵇康可以接受，可以拒绝，也可以沉默，但为什么要勃然大怒？

　　可能，嵇康认为，山涛要他出山做官，是对他的侮辱；可能，嵇康认定，山涛的入世做官，是对他嵇某人的背叛；也可能，嵇康只是抓住这个机会，来一次对世俗、对官场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指桑骂槐而已。

　　嵇康临死，对他的儿子嵇绍说过一句话：“山巨源在，汝不孤矣。”意思是说，即使老爹我死了，只要山涛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可见，嵇康对山涛是无限信任的，以至于以孤儿相托。嵇康的托孤也算是别致，跟刘备的托孤大不一样，不是对山涛交代、委托，而是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一句就行了，也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仪式。

　　山涛也确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负嵇康所托，将嵇康的儿子抚养成人，日后还提携他做了高官。可见，山涛对嵇康的伤害，即使很在乎，也是不计较的。问题是，嵇康对山涛这个朋友和长辈，为什么要往死里伤害。故意标新立异？爱之深，恨之切？或者，是一种变态心理在作祟？

　　嵇康对钟会的态度，比较好理解。钟会是司马氏的走狗，司马氏是必定要篡魏的。何况，钟会人品也不咋的，嵇大师极端地讨厌，从心理、情感层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这个时候，司马氏篡权不可避免，你嵇大师如果有能力阻止，就阻止它。如果没有能力阻止，就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好，为什么非要拿自己脆弱的脑袋，去碰那坚硬的石头？

　　话又说回来，嵇康你自己老婆娘家的、曹氏家族的江山，不也是你老婆的祖辈（曹丕），从叫花子皇帝刘协手里拿来的吗？凭什么，你老婆的娘家的江山，别人，比如司马氏，就不能拿去呢？从现实的、理性的层面，嵇康的作为，就只有嵇康他自己才能理解了。

　　实际上，嵇康并没有提出维护曹魏帝国的什么有意义的口号、路线、方针、政策，更没有为推翻司马昭进行秘密宣传，组织地下党，上山打游击。对司马氏集团而言，嵇康是持不同政见者，但不是现行反革命。说嵇康出于什么崇高理想，维护皇帝，反对司马昭，不仅我们搞不太清楚，嵇康自己也拿不出证据。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司马昭为什么对嵇康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恐怕还得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从灵魂深处找问题”。

　　嵇康有一篇著作，叫《养生论》，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嵇康的生活观和意识形态观。所谓“名教”，是指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尤其是指司马氏特别提倡的所谓孝道。“越名教”，就是否定封建纲常伦理，撕去封建统治的温情面纱。

　　嵇康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有一句话，他经常“非汤武而薄周孔”。“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的政治观。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正是这两句话，要了嵇康的命。

　　我们来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两句话。

　　“非汤武而薄周孔”中的“非”是否定的意思，“薄”是看不惯、看不起的意思。“汤”是商汤王，“武”是周武王。汤、武，都是暴力革命的先例和典范。

　　此句话中的“周”是指周公姬旦，他有能力簒周（朝）而衷心拥周、辅周；“孔”是指孔子，是克己复礼的光辉典范。周、孔与汤、武正好相反，既不赞成以革命的方式，也不赞成以禅让的方式，改朝换代，江山易主。

　　我们先从单纯哲学的意义上，看看嵇大师说得对不对。

　　自然界的任何个体，都是有生命的。生命都是有期限的，都是种族延续的一个环节，有生就必然有死。这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人类由自然进化而来，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进化规律，本质上与自然无异，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既然生命的个体，有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那么，历史的个体——王朝，也有更新换代的必然。皇帝轮流做，明年到你家。

　　朝代的更新，无非有两种方式：武的方式和文的方式。武的方式，也就是革命的方式（广义的革命包括政变）。文的方式，是指禅让。纵观中国历史，脱离不了这个规律。

　　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战车，早已发动，正隆隆向前，与当年曹操的权力扩张如出一辙。按照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政治理论，司马氏集团革命不是，受禅不是，忠心耿耿辅佐现任皇帝也不是。司马昭前进不是，后退不是，原地不动也不是。

　　你嵇大师叫司马昭怎么办？

　　其实，这种纯哲学的理解，这只是表面上的理解。嵇康的哲学，并不是什么纯哲学。如果嵇康仅仅探讨一些纯学术的哲学问题，司马大将军应该是不会动杀机的，钟会再怎么无聊也害不死嵇康。

　　在我看来，嵇康的哲学是有针对性的，有良苦用心的。这个时候的司马昭，明面上在维护曹魏政权，暗地里却在釜底抽薪，做着篡魏的准备。司马氏兄弟提倡的“名教”，只不过是他们篡魏的障眼法。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拆穿这个障眼帷幕。嵇康的“非汤武”是反对司马昭用军事手段夺取曹魏政权；他的“薄周孔”是看不惯司马昭以周公自居的伪君子嘴脸。

　　既然这样不对，那样不行，嵇康的言外之意只能是：你司马昭滚蛋，或者去死。

　　既然司马昭怎么办都不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按嵇大师说的办：滚蛋——当然不是司马昭滚蛋，或者去死——当然不是司马昭去死。

　　我认为，司马昭杀嵇康，并不是因为嵇康的“哲学”，而是因为嵇康“哲学”的针对性、功利性。

　　不知嵇大师认识到没有，生命的本质特征，就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又包括个体的新陈代谢以及种族的新陈代谢。所谓的种族新陈代谢是指，任何生命的个体，都是种族延续的一个环节。生命个体的生死交替，构成生物种族的生存。嵇康的“死路一条”说，在于否认新陈代谢，在于否定生命的本质特征，也就否定改朝换代的基本历史规律。

　　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发展本身所固有的趋势。不管你读多少书，如果不了解这个基本的道理，都算不上真正的读书人。看书不等于读书，经常看书、看很多书的人，也不等于是读书人。读了书，读懂了书，并形成自己独到见解的人，才叫读书人。

　　什么叫“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嵇大师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应该是最不幸的注释。

　　有的历史学者，在评价嵇康的时候，在一连串的“家”后面，还要加上一个“思想家”，似乎才算完整，才觉过瘾。依我看，叫嵇康什么家，比如文学家、音乐家、打铁工艺美术家、爱情鉴赏家，都可以，唯独不是思想家。连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都搞不懂的人，有什么思想，成什么家？

　　如果司马昭因为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宣言，就杀一个著名作家，只能说明司马昭杀人的水平太差。为一个不是思想的“思想”杀人，太不值。司马昭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太不值的事，他是不干的。

　　何况，司马大将军手握雄兵，脚踏中枢，想革命就革命，想受禅就受禅，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手无缚鸡之力的嵇作家有何能为？司马昭的杀嵇康，可能不仅仅在于嵇康的一点“思想”以及“思想”中包含的有毒成分，还可能在于嵇康的“组织”。

　　嵇康有组织么？当然有。当时的一班文人，聚在一起，叫什么来着？竹林七贤。也就是说，嵇康、山涛、阮籍、刘伶、向秀等等，这些当时的名人、名流、舆论领袖，经常聚在竹林里聚会，以文会友，谈天说地。

　　仅仅是谈天说地是不可能的。谈来谈去，还是要谈到政治和朝政上去。不管他们谈什么，在司马昭心目中，肯定是在非议朝政。他们有基本的成员、固定的场所、稳定的经费来源（可能包括打铁的收入），符合组织的三个基本特征。

　　这是个什么组织？拿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社。

　　本来，由著名作家出面组织个文学社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进行了登记，受政府的指导、领导，发表言论和文章经过当局主管部门审查就行，说不定司马昭还会拨一点经费过来。

　　司马师让山涛出来做官，让阮籍也弄个步兵校尉的干干，可能意在组织上分化他们，思想上控制他们。甚至钟会的向嵇康请教和套交情，也有可能意在打入嵇康的组织内部，并进一步控制这个组织。

　　山涛屈服了，做了省部级的高官，一路红灯高照。阮籍妥协了，醉酒佯狂，经常自己驾车，漫无目的地瞎逛，无路可走的时候，便大哭一场，哭得顺畅了，再回家喝酒。必要的时候，阮籍也到办公室坐坐，到司令部的食堂里转转，有时也参加一下司马昭的生日派对，写一点拍马屁的文字。

　　唯独嵇康，宠辱不惊，软硬不吃，生死不从，硬是要把自己的文学社办下去。拿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个非法组织，必须取缔，“首恶”必办。

　　阮籍就聪明得多。既掼足了名士的派头，又保全了自己。据《晋书》记载，司马昭时代，阮籍官也做到省部级。后来发现步兵营的食堂的厨师善酿，仓库里存有许多好酒，便申请到军队基层工作，弄个步兵校尉的干干，整天以美酒为伴。所以，后世的学界，称阮籍为阮步兵。

　　这个阮步兵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当时的礼法，是男女授受不亲。阮籍不睬这一套。他的嫂嫂回娘家探亲，阮籍亲自出来送行，温情婉转，把手言别。别人讽疾阮籍，阮籍说，礼法哪里是为我设的呢。

　　阮籍家的隔壁，有一家酒馆，老板娘是个少妇，风光旖旎，风情万种，阮籍在酒馆里每喝必醉，醉了就卧在老板娘身旁。酒馆老板知道了，无所谓，也不计较。他知道，自己家的这个邻居，虽然有身份，有地位，就是这么一个菜人。

　　阮籍部队里有个兵士的女儿，有才色，未嫁而亡。阮籍并不认识少女的家里人，大老远地跑到死鬼家里吊唁，痛哭一场，“尽哀而还”。

　　一次在朝会上，司法部门报告，发生一个儿子杀母亲的恶性案件。阮籍说，儿子杀父亲，还说得过去，怎么能杀母亲呢？司马昭反问道，杀父是天下之极恶，怎么还过得去？阮籍说，禽兽知其母不知其父，杀父，形同禽兽；杀母，就是禽兽不如了。司马昭无话可说（司马昭杀死奋起反抗的魏帝曹髦，刚刚犯了弑君杀父的滔天大罪，阮籍的讥讽之功，辛辣老到）。

　　钟会这个人，不仅打嵇康的小报告，而且经常到阮籍处挖一点小情报，阮籍借酒装疯，从来没有让钟会抓住把柄。

　　而嵇康即使没有让钟会抓住什么把柄，至少激起了钟会的不快、恨意。情感上的恨，有时比政治上的把柄更能至人于死地。

　　后世之人认为，钟会这个小人公报私仇，除嵇康而后快。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至少是值得探讨的。其实，钟会可能是司马昭派去卧底和招安的，这是钟会的政治任务，不得不完成。嵇康的杀与不杀，取决于司马昭，钟会居心叵测的进言，最多起催化剂的作用。

　　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在公元261年，信中提到“女十三岁，男（嵇绍，嵇康只有一个儿子）八岁”。《晋书·嵇绍传》说嵇绍“十岁而孤”，那么，嵇康应该死于公元263年。

　　公元263年的钟会，正忙于组织大军奔赴陇右、益州前线，八月离开首都洛阳。是否有时间、有兴趣理会嵇康，很难说。此时的钟大将军，正做着占领蜀国、称王称帝的美梦。所以，嵇康的死，与钟会有关，是肯定的；是不是钟会害死嵇康，不好定案。

　　历史上，有人将钟会归入狗屎堆一类。但在杀嵇康一案中，不能轻易地乱扣帽子。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做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司马昭。

　　然而，嵇康本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死，承担一点责任？

　　神经症

　　关于这一点，嵇康本人已给了我们答案。

　　嵇康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他很清楚自己的个性缺陷。他也很羡慕阮籍的佯狂、豁达，也想学他的醉眼蒙胧、装神弄鬼，可是怎么也学不到。嵇康还在信中说，儿女未成年，体弱多病，他也很想好好地活下去，将他们抚养成人。可是，自己总是刚肠疾恶，遇事便发。

　　嵇康坦承，这是最大的悲哀，看见了前面是万丈深渊，自知继续往前走，会粉身碎骨，但还是收不住自己向死神迈近的脚步。

　　嵇康对周围的环境，对现实的世界，对自身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始终无法与环境相适应，与现实相协调。

　　按照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理论，这是一种神经症。神经症属于精神异常的范畴。精神异常包括精神病和神经症两大类。精神分裂症是典型的精神病，这类病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存在扭曲，也就无法适应环境，行为反常。

　　神经症病人对外在环境的认知是正常的，但自身的行为经常地或间歇地紊乱，不能自主。强迫症和躁狂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神经症。

　　躁狂抑郁症简称躁郁症。这类病人躁狂与抑郁交替出现，有的有相当长的间歇期。间歇期里，患者行为正常；发作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仔细读读《晋书·嵇康传》，发现嵇康的很多行为，是躁狂抑郁症的表现。

　　嵇康虽一表人才，却邋里邋遢，满身长满虱子，随意抓挠而不顾场合。有时进山采药，“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砍柴之人）遇之，咸谓为神”。这里的“咸谓为神”，其实就是不成人样，“咸谓为鬼”才对。

　　就连嵇康自己也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一旦迫之，必发狂疾。”他告诉山涛，你老兄千万不要叫我去做官，强迫我去的话，我肯定会发疯。这里的“狂疾”，就是现在说的精神错乱。

　　对于嵇康的行为，历朝历代的学者仅仅做社会学、政治学的解读，只有古大夫我，还做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解读。

　　古今中外，那些真正称得上天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往往都存在人格障碍、情绪障碍，不少是神经症患者。才有三种：人才、天才、鬼才。所谓天才，是指这些人太厉害，有才得不着边际。不着边际，当然也就不着人际了。

　　按照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标准，大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大多数人”之外的人，就是不正常的了。不正常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一定的界限，就是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了。

　　人，首先是自然界的生物，其次是介于自然、社会之间的动物，再次才是社会的人。生物性、动物性、社会性，是一个依次升级，而又相互关联的链级。人的社会性，一定程度上基于人的动物性，甚至基于人的生物性。

　　我们考察历史，应该以人和人性为出发点和回归点。对于历史和历史事件，光做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解读，是不够的。必要的时候，还要对当事人做心理学、精神学、医学的解读。

　　据说，历史上不少学者或乐人，极力想找回或复制、模拟嵇康的《广陵散》。我劝那些人，没有必要。哪怕有人复制出这一千古绝唱，哪怕今世有比嵇康更天才的演奏者，今天的《广陵散》也奏不出当年的韵味。

　　为什么？依我看，令后人如痴如狂、浮想联翩的美妙乐章《广陵散》，其实就是嵇康为自己谱写的送葬曲。这就是他不肯教给袁孝尼，使之流传后世的原因，因为这是他一个人的葬歌。

　　想一想，一个音乐天才，为自己谱写的葬歌，由自己在临死前演奏，是何等的动人心弦。一旦成为绝响，又是如何的令人遐思。至于说什么嵇康的《广陵散》，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郊外的一块巨石之旁，受之于神秘之人，一看就知是无稽之谈。

　　本集说的是祢衡、嵇康之死，说到这里，本集的内容，应该完结。可是，总有些如鲠在喉的感觉。非得说说嵇康的粉丝兼冤家钟会，心里的郁结才会顺畅些。因为，钟会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还被认为是杀死嵇康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