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3节 刽子手的下场

　　历史上，钟会被定为因谋反而死，似盖棺定论，无案可翻。可是，也有一些历史学者，很动感情地甚至很生气地为钟会翻案，比如吕思勉先生。

　　吕先生把钟会视作曹魏帝国后期的大忠臣，封建正统道德的承传者，划归毌丘俭、文钦、诸葛诞一类。柏杨先生在他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里，叙述到毌丘俭、文钦、诸葛诞时，情真意切地加了一个小标题：“曹魏最后三忠臣”。

　　什么叫忠臣？什么叫谋反？我们还是先把概念弄清楚。

　　忠臣的“忠”当然是指忠于当时的朝廷和现任皇帝。所谓谋反，是指图谋推翻当时的朝廷，或/和谋害现任皇帝。反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而不是皇帝，叫犯上或反叛，不叫谋反，谋反是政治性很强的一个词。

　　我们先来看看，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真的是曹魏帝国的大忠臣吗？

　　公元255年，即司马师掌权后四年，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声称奉郭太后（魏明帝曹睿的皇后）密诏，在寿春（曹魏帝国的扬州刺史部治所，今安徽寿县）起兵讨伐大将军司马师，兵败，毌丘俭被夷灭三族，文钦父子逃入吴国。

　　公元257年，曹魏帝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遣子向吴国称臣，起兵讨伐大将军司马昭，兵败被杀。

　　毫无疑问，在司马氏集团的眼里和官方文件中，这三位将军的两次起兵，都是谋反。但在起事的三位将军眼中和讨敌檄文中，这是清君侧，是忠于曹魏帝国的行为。

　　事实上，站在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立场看，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的军事行动，既不是谋反，也不是清君侧。他们的起兵，谈不上对朝廷和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他们只是反对司马师兄弟而图存。因为司马师兄弟是他们的上级，从法律上来说，他们是犯上作乱。尤其是诸葛诞，起兵之前向吴国称臣，已经背叛了魏国，怎么能称作曹魏的忠臣呢？

　　这几个将军，都是曹氏旧将，手握重兵，与司马氏夙敌曹爽、夏侯玄、李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不愿老老实实地屈居于司马氏之下，又是司马氏集团权力扩张道路上必须铲除的对象。他们起兵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可能被司马氏集团铲除，时时怀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惧。

　　如此，他们便声称奉了郭太后的密诏，起兵清除司马师兄弟。一句话，他们的起兵，称之为谋反也好，清君侧也好，实质上，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这几个跋扈将军，出于忠于皇帝和朝廷而讨伐司马氏，只是说给世人听听而已，不必太较真。后世之人，包括一些饱读史书、号称大师的历史学者，硬说他们是曹魏帝国的大忠臣，至少我不愿苟同。

　　似乎，反对司马氏，就是大大地忠于曹魏，好像忠于与反对之间，是一个利益的真空地带，一个权力的断层空间。这个逻辑未免太过简单、直观，用如此直线型的思维看待历史，说得好听点，是天真；说得不好听点，是幼稚。

　　我们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首先不能离开当事人生存本能、利益权力这两个主题。真正为了崇高理想而献出生命的，并不是太多。很多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被后人描绘成冠冕堂皇、崇高伟大。其实，背后的真正动机，只不过是生存、贪欲、虚荣。

　　毌丘俭、文钦讨伐司马师的时候，曾经派使者与诸葛诞联络，相约一同起兵。诸葛诞喝斩来使，布告天下，揭露毌丘俭、文钦的阴谋，随即跟随司马师镇压“叛军”。

　　此时的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驻军豫州（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省西北部，靠近首都洛阳），手握重兵。如果诸葛诞此时与东方的毌丘俭、文钦同时起兵，三员大将的兵力加起来，足有十余万人，真够司马师喝一壶的。

　　如果诸葛诞真的一向忠于朝廷而立志铲除司马氏集团，为什么不趁这个大好时机，与贯丘俭、文钦联手，而要等到毌丘俭、文钦败亡之后，势孤力单时起兵？

　　实际上，诸葛诞起兵的导火线，是公元257年夏，朝廷（实际上是司马昭）为解除他的兵权，征他回朝任司空。本已疑虑重重的诸葛诞，决心铤而走险。

　　再者，如果郭太后真的给了他们什么密诏，要他们铲除司马氏集团，她能寿终正寝吗？早就会被司马师或司马昭撕个粉碎。

　　所以说，没有必要自作多情地把他们当什么曹魏帝国的大忠臣，他们的起兵与司马氏的镇压，只是黑狗跳起来咬白狗；白狗把黑狗扑倒在地，咬死、撕碎，如此而已。

　　现在来看看，钟会的“谋反”又是怎么一回事。

　　上文说过，钟会（225—264）是高干子弟，少有才名，文坛新秀，30多岁便做了司隶校尉这样的高官，可谓是少年得志。钟会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奇才，被当时之人视为张良一类的人物。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朝政大权归于司马氏。钟会开始追随司马氏兄弟，出谋划策，屡建奇功。虽然官为司隶校尉，却参与朝政机密，是司马氏兄弟的左膀右臂。

　　公元262年，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筹备伐蜀。公元263年，率十余万大军，继邓艾、诸葛绪之后，作为伐蜀的第二梯队，经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三路进入汉中。该年十月，邓艾占领成都，钟会吞并诸葛绪的部队，接受姜维投降，向成都推进。

　　邓艾占领成都之后，为了稳定政局，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官员，并建议将已投降的刘禅留在关中。邓艾的本意，留刘禅在成都，是为稳定人心，但这有很大的政治嫌疑，别人也可以说邓艾拥趸刘禅，意在造反。

　　钟会抓住邓艾的这个把柄，向中央政府密告邓艾有谋反嫌疑，邓艾遂于当年十二月被司马昭的特使卫瓘逮捕，解押回京。

　　公元264年正月十五日，钟会率大军进入成都。“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名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

　　元月十六日，在前蜀汉帝国蜀郡政府内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奉郭太后（魏明帝曹睿的皇后，此时刚刚去世）遗诏，讨伐司马昭，并将原邓艾手下的一些高级将领关押在益州州政府各衙门，使自己亲信代领其兵。

　　正月十八日，将军胡烈等的部下得知钟会谋乱的消息，群起攻打钟会，钟会和姜维死于乱刀之下。

　　钟会起兵，出于什么动机？恐怕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陈寿在钟会本传里，说他是“矫太后遗诏”，也就是捏造太后遗诏。陈寿在蜀汉亡国后，归顺司马氏，忠于司马氏，写史书的时候，说钟会“矫太后遗诏”，不排除诬陷钟会。

　　如果钟会真的是捏造太后遗诏，那钟会的起兵，就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针对曹魏帝国而言）。

　　钟会手里，有没有郭太后的遗诏，谁也说不清楚。我认为，大半是没有的。倒是钟会自己的一句话道出了天机。

　　钟会接近成都的时候，司马昭派人给钟会送来一封亲笔信，说，怕卫瓘和你去收拾邓艾，力量不够，我已派中护军贾充带步骑混合部队一万人进入褒斜谷，驻扎在汉中的乐城（挡住了钟会反攻长安的大道，并随时可以进攻钟会），我亲自率十万大军，已到长安，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

　　钟会读信，大吃一惊，对左右亲信说：“但取邓艾，相国（指司马昭）知我能独办之；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钟会的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司马昭之心”：谋反夺天下，或割据称王。

　　说明钟会的起兵，是他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对曹魏，是谋反；对司马昭，是犯上。钟会谁的忠臣也不是，只是他自己狼子野心的忠臣。

　　钟会为什么造反，不去多说，反正总有他自己的一百个理由。我始终搞不懂的是，钟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样的一个聪明人，竟然会把身家性命视同儿戏；竟然把造反这样危险的活计，玩得像小孩子过家家。

　　钟会死后，无论在朝中，还是在他原来的部队里，都没有株连什么人，说明他和姜维及几个亲信单干，并没有什么内应、盟友之类。就是姜维，认识也不过两个月，与一个身怀国恨家仇的昔日敌手竟然成为莫逆之交，一起干白刀进红刀出的活计。

　　做个房子，也得画张草图，准备一点砖头瓦块。造反这样复杂而危险的干活，怎么会没有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

　　钟会是文官出身，在军队里无任何根基。他的征西大军，是从各军区临时抽调，于半年前组建而成的；邓艾、诸葛绪的军兵，是刚夺过来的。他的下属中，有多少官兵会忠于这个临时统帅？这些军人的父老妻儿都在各自的家乡，有多少人会死心塌地地为钟会卖命？囚禁高级军官，又让他们的亲兵进出自如，向他们外面的部队传递消息，怎么一点保密措施都没有？事前，没有任何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突然让自己的亲信去统帅失去首领的部队，这种指挥是否能够生效？

　　一句话，在钟会看来，造反是如此轻松和美妙，如此的简单和容易。钟会这个绝顶聪明的人，怎么会如此糊涂？只能用一个规律——物极必反——来解释。极端聪明的对面，就是愚蠢。

　　凭着钟会的聪明，他肯定知道，这样造反，必死无疑。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行动了。可以说，钟会也是死于自杀——假借敌人手中的战刀。

　　其实，司马昭对钟会不薄。钟会死前的一个月，即公元263年的十二月，朝廷就任命钟会为司徒，已位极人臣。在他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已是曹魏帝国的宰相；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钟毓，在自己被任命为司徒的当月离世。

　　他对人臣之极不满意，硬是要突破人臣这个极限，便伸出手要皇位，结果，手缩不回来，脑袋被咔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