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1节 难民的风水宝地

　　所谓难民，就是逃难之民，即由于自然灾害、战乱、饥荒、瘟疫等原因逃离家园的民众。难民营是指难民集中聚居的地方，可以是政府建立的，也可以是难民自发形成的。难民营这个概念的要素有二：一是纯难民或难民为主体；二是集中居住甚至形成村落或城镇。

　　按照我的这个定义，难民营也可以叫移民营。如果难民在安置区定居下来，也就成了移民。

　　现在来看看，蜀汉帝国像不像一个难民营。

　　刘备于公元217年在汉中称王，算是正式建国。此时蜀国地跨荆、益两州。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关羽丢了“荆州”。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的时候，蜀国的疆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滇北（南中）、陕南（汉中），拥有整个长江上游流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

　　成都的西部是东西走向的横断山脉，再往西是青藏高原；西北面是巴颜喀拉山余脉；北面是岷山。汉中的北面是秦岭；滇东北的南面是乌蒙山。整个蜀国的地形，三面环山，一面（东面）向水，像一个撮斗向东倾斜。

　　四川盆地的出口是长江三峡，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是四川盆地狭窄的门户。从地形地势来看，四川盆地活脱脱就是一个囚笼。

　　这样的一种地势地形，理论上来说，易守难攻。只要派兵守住北面的几个山隘和东面的长江三峡，便万事大吉。现实是，容易守住的地方，也就是难以出去、难以扩张的地方；挡住了别人的同时，也就困住了自己。

　　成都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又有都江堰的灌溉，沃野千里，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在农耕时代，成都平原是个活命过日子的好地方。即使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成都人生活的悠然自得，也是全国大都市中首屈一指，让人想得打喷嚏。

　　在大动乱的年代，所谓的三战之地、四战之地，往往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或政治中心。这个时候，封闭的四川盆地就是“民”道乐土了，肯定会有大量的难民（逃避战乱之民）涌入。

　　四川盆地又像一座营垒（不是堡垒，堡垒建于高处），关起门来，自成一家，自成一统。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外面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感觉肯定很好。统治者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会有几分洋洋自得，夜郎自大；同时，与世隔绝，坐井观天，可能会有几分恐惧、沮丧。

　　正是统治者的这种内心的自得与沮丧并存，安全感与恐惧感混杂的心态，加上四川盆地的地缘、经济特征，使动乱时期的西南政治和政权独具特色。

　　所谓特色，就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表征，也就是少见的东西。少见则多怪。自然，大动乱时期四川盆地政治、经济的这种特色，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就显得有些怪怪的了。

　　东汉后期，益州政治权力的脱离中央，始于益州牧刘焉。

　　刘焉为皇室远支，“少仕州郡，历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宗正（管理皇族事务的长官）、太常（九卿之一，管祭祀礼仪）”。黄巾动乱后，乘势而起的各地军阀、郡守、豪强权势日重，刘焉上书汉灵帝刘宏，建议改刺史为州牧，遴选清名重臣出任州牧，以加强中央集权。

　　东汉王朝的州，并不是行政单位，而是监察单位。每个州设一个刺史部，派驻一名刺史，负责本州的吏治、风纪监察。州牧则是拥有军政大权的地方首脑。理论上讲，州牧们可以拱卫中央——前提是，他们乖乖地听话。表面上看，刘焉的这个建议的确不错。

　　刘焉建议设州牧，并非出于公忠体国。这时候，刘焉意料，天下即将大乱，东汉王朝国将不国。刘焉的本意，是想趁机谋个州牧的干干，远离朝廷的政治漩涡而避祸。

　　原先，刘焉是想到交趾（今两广和越南北部）任州牧的。侍中董扶告诉刘焉，益州有天子气。刘焉便心猿意马起来，遂属意于益州这个地方。恰巧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激起民变，被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刘焉也就遂了心愿，顺利地当上了益州牧。

　　可以说，刘焉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益州的——政治避难。刘焉到任后，把州政府搬到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招降纳叛，广施恩惠，阴谋自立。刘焉杀豪强以立威，镇压反对派，派他情妇的儿子督义司马张鲁进入汉中，断绝通往关中的栈道，杀害中央政府委任的汉中官吏。

　　益州形势很快安定下来，刘焉掌握了益州的实际权力。“刘）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批准自己享受起皇帝的待遇来，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刘焉赴益州上任时，只带侄子刘瑁同往，三个儿子刘范、刘诞、刘璋都留在皇帝身边。刘焉反志渐露，献帝派刘璋去益州劝诫他的老爸，刘焉将刘璋留在身边，不予遣返。

　　公元194年，刘焉阴使刘范串通西凉军阀韩遂、马腾，袭击长安，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韩、马大败，刘范战死，刘诞被杀。议郎庞羲收留刘焉在京城（长安）的孙子，并送到益州。恰好绵竹城失火，刘焉越级享受的一些待遇如车具之类被烧毁殆尽，并殃及百姓。

　　刘焉痛失二子，又感天灾报应，将益州牧的治所搬回成都，发背疽（背部的化脓性感染）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