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5节 难民营的第三任总管

　　蜀汉之亡

　　这个难民营的新总管，却被他的管家夺去了大权，直至诸葛管家去世。

　　后世之人，包括一些历史学者都认为，诸葛亮死后，他的高足蒋琬继承了诸葛亮的权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三国志·后主传》载：“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诸葛）亮卒于渭滨……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十三年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

　　首先，蒋琬是尚书令，而不是丞相。刘禅在诸葛亮死后，立即撤销了丞相这一职位，此后就再也没有相权与他的皇权对抗、冲突，这是很辣的一手。

　　其次，拿今天的话来说，尚书令就是宫廷秘书长。不管蒋琬怎样“总统国事”，他还是阿斗的秘书长，在皇帝的指挥下“总统”。尚书令的“总统国事”，与开府丞相的“总统国事”，是有本质区别的。

　　被人瞧不起的刘阿斗，终于露脸了，出息了，扬眉吐气了。自主用人，自己决策，把军国大权抓到了手里，让蒋琬一班人在自己的指挥棒下忙忙碌碌，“总统国事”。

　　接下来，公元238年，刘禅把大将军蒋琬派驻汉中，准备乘辽东的公孙渊叛乱，与东吴联动，伺机进取关中，但并未有大的行动。

　　公元239年，刘禅将蒋琬升为大司马，用费祎顶替蒋琬尚书令的位置。公元243年，大司马蒋琬还驻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对曹魏采取守势，同时晋升费祎为大将军。

　　拿今天的话来说，大司马大约相当于全军最高统帅，大将军大约为国防军总司令。后主让蒋琬、费祎分权制约，自己坐镇中枢，自得其乐，如果诸葛亮能睁开眼看看，能说阿斗不懂政治，没有执政经验么？

　　蒋琬死于246年，此后费祎接替蒋琬位置，至公元253年被曹魏降人郭循刺杀于汉寿（即葭萌县，今四川省广元市）。

　　在蒋琬当政期间，姜维先为偏将军，后为镇西将军。费祎当政期间，姜维为卫将军，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在蒋琬、费祎当政的二十年间，姜维并不统领边防军负责对外作战。姜维不忘乃师遗志，屡屡要兴师北伐，都被蒋琬、费祎抑制，最多给个万把人，让他折腾一阵。

　　话又说回来，不让姜维折腾也不行，人家会说你蒋琬、费祎不讲政治，忘了国仇。在政治上，的确是需要不时地在魏国的边境上放几枪的，以示与汉贼（指篡汉的曹魏帝国）不两立。谁叫蜀汉帝国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呢？

　　在蒋琬、费祎相继当政的二十年间（公元234—253年），益州的老百姓大概还过了些许安定的小日子，逃进益州的难民们还像个难民的样子。至少有口饭吃，能睡个安稳觉，后主刘禅善莫大焉。

　　公元253年费祎死后，做了二十五年媳妇的姜维终于熬成了婆。姜婆婆开始像他的老婆婆诸葛亮一样折腾，几乎每年都有针对曹魏帝国的军事行动。小小的蜀汉帝国又开始鸡飞狗跳，蝇虫泣血。

　　姜维的穷兵黩武，引起了全国上下、朝廷内外的一致声讨、普遍反对。姜维手下的两员大将张翼（镇南大将军）和廖化（右车骑将军）对姜维的所谓北伐大起反感，张翼甚至在关于北伐的廷议中当面顶撞姜维。

　　公元262年，蜀汉帝国灭亡前一年，发生了一个“黄皓迫害姜维”事件。这时候，“小人”陈祗（陈祗接替董允为侍中、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已死（公元258年），宦官黄皓专权，图谋以右大将军（即副大将军）阎宇取代姜维，吓得姜维躲到沓中（今甘肃省舟曲县）种麦子去了，再也不敢回成都，这就是姜维的“沓中屯田”。

　　上文说过，刘阿斗并不是不懂政治、不懂权力运作的人。黄皓的专权，与董卓、曹操的专权是不一样的。董卓的权力，来自于他的霸道，那叫乱权。曹操的权力，来自于他的强势，那叫擅权。黄皓的权力，来自于刘禅的许可，那叫授权。

　　刘禅这个人比较温和，不喜欢走极端。刘禅既要借重姜维的军事能力，又不忍心废掉姜维，便剥夺姜维的部分权力，交由黄皓行使。这大概就是事情的真相。

　　姜维的受排挤，不是黄皓专权、小人乱政一句话这么简单。依我看，这是以黄皓为首的鸽派与姜维为首的鹰派的一次交锋。这应该是“国策”之争，而不是人事斗争，人事斗争往往至对方于死地。黄皓他们，只是抑制姜维的权力，事实上并没有迫害姜维。

　　说黄皓排挤姜维，是专权误国，其实又是后世之人给自己的思维下套的结果：诸葛亮是伟大、正确的，姜维是诸葛亮嫡传弟子，衣钵继承者。老师一贯正确，学生还能错吗？自然，姜维不管做什么，都是伟大、正确的了。谁反对姜维，谁就是反对诸葛亮，反对诸葛亮，当然是专权误国了。

　　通常的概念是，专权并不一定等于误国，有时候，专权还是必须的、卓有成效的。可到了姜维这里，别人得到的授权也就成了专权。何况，黄皓是个割掉了鸡巴的阉人，这种人专权，不是误国也是误国。

　　不管怎么折腾，蜀汉帝国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终点。

　　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决定征蜀；八月征蜀大军在洛阳誓师。曹魏帝国的征蜀大军，三路分头并进，征西将军邓艾正面进攻沓中的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截断姜维退路，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钟会进攻汉中。姜维顶不住邓艾的压力，退往剑阁（今四川省剑阁县）。

　　钟会派兵包围汉中的乐城和汉城，自己率主力直扑阳安关（即阳平关），南下进击屯兵剑阁的姜维。西边的邓艾取道阴平（今甘肃省文县），越过陡峭险峻、七百里无人烟的摩天岭，兵锋直指成都。

　　诸葛瞻率兵至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败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战死。刘禅派他的小舅子、张飞的儿子张绍北上，与邓艾联络、洽谈投降事宜。刘禅命回救成都、已到郪县（今四川省中江县）的姜维就近向进抵涪县的钟会投降。

　　曹魏帝国的征蜀大军，用两个月的时间，费了一点吹灰之力，就将蜀汉帝国碾个粉碎。真正的作战时间，只有一个月。

　　蜀汉帝国必亡，这不用多说。令人困惑的是，山川险峻、易守难攻的蜀汉帝国，它的灭亡竟如此的迅速，甚至有些悄无声息。就像深秋的一片黄叶，一阵风吹来，轻易地脱离树枝，在空中打个旋，倏然落地。

　　兴亡自有评说

　　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蜀汉之亡、之速亡有四个原因：刘禅昏庸、陈祗乱政、黄皓专权、谯周卖国。

　　我们来看看，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多大范围内、多深程度上有道理，看看有没有别的“道理”。

　　皇帝昏庸

　　所谓昏，是指不明事理。所谓庸，是指能力低下。这里不明事理的“事理”是什么理？最大的事理无过于存亡之理。刘禅是个慵懒的现实主义者，这不能说明他不懂事理。正因为他懂存亡之理，他才不会瞎折腾，才让自己过一阵舒心的“大日子”，并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稳的小日子。

　　诸葛亮和姜维明明知道，蜀汉帝国是为灭亡而建立的，却固执地为自己早已破灭的理想，为了自己所谓的名节和历史地位，不停地折腾百姓。当然，诸葛亮和姜维也是明事理的，但却让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蒙在鼓里。

　　至于刘禅的理政能力，在诸葛亮眼里，肯定是不行的。在诸葛亮生前，刘禅被关在深宫之中，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能力，也表现不出来。诸葛亮死后，从刘禅的废丞相官位，对蒋琬、费祎的人事安排以及对姜维穷兵黩武的抑制等等，看可以看出，刘禅的理政能力并不差，还很有一套政治手腕。当然，像他的老爹一样纵横疆场，攻城略地，刘禅肯定不行，但做个守成之君，应该还是很凑合的。

　　再来看看陈祗乱政和黄皓专权。

　　大臣乱政

　　陈祗的前任，是侍中（后兼尚书令）董允。这个董允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夕，上《前出师表》中提到的董允：“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历代读史的人，很少有人细细地解读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这段话。

　　诸葛亮北伐时，董允还是侍郎（侍中的次一级官员）。位在董允前面的侍中郭攸之，“备员而已”，费祎很快升为丞相府参军。诸葛亮的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陛下，俺老诸葛告诉您，宫廷的规制、行动应该与政府一致，不能有所区别……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是您老爹指定给您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向您进尽忠言。如果他们不尽责，我就杀掉董允（说杀人的时候，不提郭、费，仅提董允）这些人。

　　诸葛亮的言下之意大致是这样的：陛下，您可听清楚哦，宫廷得听政府的（自然，您就该听我的）……董允等人是我指定来看管您的，您听他的也得听，不听他的也得听，否则我就杀人给您看。

　　什么“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董事长总经理不分”，诸葛亮在古时候就搞这一套。

　　拿今天的话来说，侍中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位低而权重。董允当了侍中、尚书令以后，确实不负诸葛亮所托，把刘禅管得死死的，黄皓也不敢轻举妄动。

　　董允、蒋琬都死于公元246年，蜀汉帝国由费祎当政。陈祗是蜀汉帝国司徒许靖哥哥的外孙，幼年丧父，多才多艺，少有才名，深得费祎的赏识。费祎掌权以后，破格提拔陈祗任侍中。

　　“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稀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

　　说陈祗乱政，正史中有什么证据呢？陈祗如何祸国殃民，如何结党营私，如何犯上作乱，如何骄奢淫逸，一个事例也看不到。

　　仔细读读《三国志》中的董允传、陈祗传就知道，陈祗的“乱政”，原因在于，他的官位、地位比姜维低，权却比姜维大。原来如此！比姜维权大，就叫“乱政”，不知这是哪门子逻辑。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了丞相官职，却没有设司徒（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宰相）官位，司徒的职能由尚书令行使。陈祗既为侍中，又兼尚书令。费祎死后，大将军的职位不久后由姜维接替，录尚书事（相当于司徒）一职无人接替。说明费祎死后，其录尚书事的职权合并至陈祗身上。拿今天的话来说，陈祗党政一把抓，上下通吃，内外皆管。

　　问题是，陈祗的权力是基于刘禅的授权。要说乱政，只能是刘禅“乱政”。说皇帝乱政，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陈祗死后，后主至为哀痛，竟号啕大哭。本书多处说过，刘阿斗并不糊涂，不糊涂的皇上为陈祗的死失声痛哭，陈祗不太可能是什么小人吧？

　　宦官专权

　　陈祗是个短命的家伙，死于公元258年，即蜀汉帝国灭亡前五年。“陈）祗死后，（黄）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三国志·董允传》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陈祗死后，黄皓就从掌管宫廷门户的宦官升为大内总管，大权独揽，作威作福，终于导致国家败亡。

　　黄皓怎么专权，怎么吴国的呢？似乎证据确凿，无可抵赖。见于正史记载的黄皓专权误国的罪状有两条。

　　一是排挤姜维，想用右大将军（副大将军）阎宇替代姜维为大将军。有关此事的是是非非，上文已经说过。顺便一提的是，这事不能作为陈祗乱政的证据，因为黄皓排挤姜维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62年，陈祗早已作古。

　　二是大敌当前，黄皓隐瞒军情。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公元263年上半年，姜维给后主上书，说是得到情报，钟会在关中备战，可能会对蜀国有大的军事行动，建议后主分别派张翼、廖化率军加强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今甘肃省文县东南部）的防备。黄皓相信巫师的占卦，认为敌人不会打过来，便密启后主，不要照姜维的话去做，大臣们都不知道曹魏即将有针对蜀汉的军事行动。一直等到钟会将进军骆谷，邓艾将进攻沓中的姜维时，才派廖化去沓中支援姜维，张翼、董厥到阳安关阵地外围呼应。

　　《三国志·姜维传》的原文是这样的：“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至，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注意这里的“寝其事”，是指不按姜维的建议去做，即不派兵驻守阴平桥头和加强阳安关守备。还要注意，“寝其事”并不是对曹魏的进攻不做任何准备。曹魏的征蜀大军出动的时候，黄皓还是派兵前去援救姜维，并加强阳安关守军。

　　事情的真相，是黄皓与姜维的战术不同，姜维认为应该分两线防守（一线沓中和阳安关，二线为阴平桥头和剑阁），黄皓认为应尽全力守住一线。

　　阳安关是汉中进入成都平原的险关，如果此关失守，就像一千四百年后的清骑兵突破山海关，兵锋直指北京，李闯王立马败退的情形一样。如果沓中和阳安关守不住，守阴平桥头和剑阁又有什么意义？何况，蜀军本来就弱小，再分散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阻击，这是取胜之道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钟会的主力，为什么在汉中没有遇到抵抗，轻而易举地直扑阳安关？

　　原来，汉中的守军按照最高统帅姜维的部署，收缩并固守于汉城和乐城。钟会进抵汉中后，派前将军李辅围乐城，护军荀恺（荀彧的孙子）围汉城，将汉中的蜀军死死地围困在两个城堡里，钟会主力在汉中未遇抵抗，径达阳安关。无论是姜维还是黄皓，都没有想到阳安关会陷落得这么快。

　　魏延镇守汉中的时候，在汉中的北边修建了许多据点，北军南侵的话，各据点可节节抵抗。姜维当了大将军后，认为这些据点无益，不如拆除。如果北军来侵，坚守汉、乐两城，等敌军抄掠无所得，待敌军师老兵疲时再出击，定能大获全胜。姜维的军事部署，再加上蒋舒的叛变，导致阳安关轻易失守。前去支援的张翼、董厥，只能望关兴叹，无所作为。阳安的失守，从来没人追究过姜维的责任。

　　至于黄皓对朝臣们保密，让“群臣不知”，我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从后来的情形看，如果早让大家知道曹魏强兵压境，成都恐怕早就乱得不可收拾。

　　说说看，是姜维的部署正确，还是黄皓的战法正确？是姜维误国，还是黄皓误国？

　　说到这里，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费祎死后，姜维虽为大将军，但刘禅并未将最高军权授予姜维，姜维其实只是个方面军司令，行政上就更说不上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禅越来越不信任姜维，渐渐地把权力先后集中在陈祗、黄皓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陈祗乱政，黄皓专权。因为姜维既无军权又无政权，蜀汉帝国的灭亡，当然是黄皓误国所致——姜维没有责任，一些人便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在后世之人看来，比起黄皓的专权误国，小人谯周的卖国就更令人气愤。黄皓是个宦官，天生就小人一个。您谯教授是大学问家，又做着高官，不是吃里爬外，该千刀万剐么？

　　教授卖国

　　公元263年十月，邓艾在沓中击败姜维，姜维退往剑阁。邓艾并不尾随姜维，而是出其不意，翻越阴平的摩天岭，兵锋直指成都，成都立刻陷入恐慌之中。老百姓胆战心惊，逃入荒郊野外。朝廷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后主刘禅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帝国的存亡去留问题。讨论的结果毫无悬念：逃或降。抵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坚决不干。

　　降当然是向蜀汉帝国的敌人曹魏投降。逃则有两条出路：南中（今云南省）或东吴。讨论来讨论去，逃的意见始终占上风，只是逃向南中好呢，还是逃向东吴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候，谯教授站出来说话了。

　　谯周说，如果陛下要幸（汉语可能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语言，皇帝睡女人叫“幸”，逃命也叫“幸”）南中，应该早作准备，预先安排。现在强敌压境，仓促之间出走，恐怕我们还没有动身，有些小人就会在背后下手。何况，南中的那些山野草民，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上对中央加在他们头上的苛捐杂税，内心痛恨。我们去投靠他们，恐怕是泥牛入海、肉包子打狗。

　　谯周再分析道，至于投靠东吴，陛下只能向东吴称臣，不可能寄人篱下而做皇帝的。与其向小国称臣，何如向大国称臣呢？再者，东吴迟早是要被曹魏灭亡的，那时候我们君臣又得跟着东吴君臣向曹魏投降一次。受辱两次好，还是受辱一次好呢？

　　谯教授的结论是，无论跑向南中还是东吴，都不如向曹魏帝国投降。这时有人说，现在邓艾兵临城下，恐怕不允许我们投降吧？谯周说，这不可能，因为东吴尚未降服，曹魏肯定要把我们树为榜样，做给东吴看。我敢肯定，曹魏不仅允许我们投降，还将给皇上割地封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敢到曹魏帝国的朝堂据理力争，拿出一些颜色给他们看看。

　　刘禅还是有些犹豫不决，第二天谯周又给刘禅上书，坚定了刘禅投降的决心。

　　现在来看看，谯周是不是小人，是不是卖国？

　　谯周，益州巴西郡（今四川省阆中地区）人，幼年丧父，由母、兄抚养长大。此人酷爱读书，不修边幅，质朴少言。为益州典学从事（教育局长），后为太子家令（太子的导师兼管家），是蜀汉帝国中公认的通儒，也就是公认的大学问家，或者公认的国学大师之类。从正史记载的谯周生平看，此人为人忠诚，诚信无欺，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既然谯周不是小人，为什么要主张卖国？

　　拿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国该卖。

　　为什么在谯周看来，这个国该卖？多数学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蜀汉帝国各利益集团之间分利不均，弱势群体心怀不满。二、诸葛亮治蜀太严，得罪面、打击面太广。三、战事太多，弄得国凋民疲，百姓苦不堪言。

　　这样分析谯周“卖国”的理由，当然冠冕而堂皇，全面而周到。

　　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析，只触及表面现象，并未切中问题的本质。

　　一个国家会不会亡，根本上取决于与敌国的实力对比以及人心向背。

　　实力对比不用多说，看看蜀汉帝国投降时献给邓艾的户籍数据，问题就不言而喻。蜀汉帝国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兵十万（也有说十二万的），官四万。在生产力低下的那个时代，不到一百万人组成一个国家，养十万兵、四万官，还要不停地打仗，这叫什么国家？不被曹魏帝国灭亡，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人心向背方面，盼望蜀汉帝国灭亡，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吹冷风的，早就大有人在。这些人当中，主要是益州集团中的土著人士，杜微、杜琼、周舒、周群、彭羕、谯周，等等。这些人都是益州名士、舆论领袖，对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或横眉冷对，或冷嘲热讽，或闭门不仕。其中一些人，如杜微、周舒、谯周，一直在地下造舆论，宣扬蜀汉必亡。

　　谯周他们的地下舆论主要有两个论调。

　　一是“代汉者，当途高”。这是东汉末期的一则政治民谣，之前还被袁术称帝利用过。在袁术看来，他老人家字公路，公路就是“当途高”了，又有传国玉玺在手，天命应该应在老袁身上。周舒对“当途高”作出了新解释，认为“当途高”是指魏，“乡党学者私传其语。”说明从周舒开始，学界就在造这种舆论。杜琼和谯周，则对这个理论作了学理上的阐述，使之完善。

　　另一个“反动舆论”是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备”是具备、够了的意思；“禅”是让与的意思。谯周的意思是说，蜀汉这个国家，刘备建立起来，就是让他的儿子刘禅禅让出去的。言下之意，这个国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

　　当然，上述两个“反动舆论”只是私下相授，地下流传。对诸葛亮、姜维的穷兵黩武，谯周有过公开的叫板。《三国志·谯周传》载：“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

　　《仇国论》基于当时三国的客观现实，以史实为依据，对诸葛亮、姜维（文中虽未点名）“死”民伤财、以攻为守的北伐进行了批驳，认为不宜恋战、嗜战，刘禅只可为（周）文王，不可为高祖（刘邦）。言下之意，巴掌大的蜀汉帝国，能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就算不错的了。即使要灭魏，也只能寄希望于子孙后代。

　　谯周他们的舆论，用的都是神符鬼话，当然不值今天的高人一驳。如果把谯周等私下传授的亡国舆论和谯周的公开观点结合起来，拿今天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如下的意思：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徒具国家的形式，其实并不是一个国家，只是披着国的外衣的、刘备荆州集团的家。这个徒有虚名的国，必然而且很快就会“国将不国”。

　　本集已从地理、地缘、人口、经济、民族等各个方面充分论述了益州这个地方不具备立国条件。除非把今天的四川、甘肃、青海连起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即统治集团和民众主体为非汉族的同一民族），否则，四川盆地汉人建立的国家，都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独立政权而已。

　　蜀汉帝国，其实质，就是被打得无处可逃的刘备，带领他的弟兄们，在特定的天时、地利下，建立的一个武装大家庭。本质上，跟占山为王也没有什么区别。

　　谯周他们的主张“卖国”，除了益州土著受欺压盘剥以外，更本质的、灵魂深处的、思想高度的原因，是他们对蜀汉帝国没有国家认同感。既然谯周他们不认同蜀汉这个国，在入侵者主宰的别人的家里还受压迫、受盘剥，这个“国”为什么不该卖呢？

　　在谯周他们看来，益州本来是他们益州人的家，国则是天下，是东汉王朝。由于天下大乱，来了刘焉父子这帮入侵者。再后来，又来了刘备这帮更强大、更强悍的入侵者。

　　现在，曹魏帝国取代了东汉王朝的正统地位。曹魏帝国才是国，才是天下。他们的家被入侵者占据着，那么，曹魏帝国就是他们的拯救者，曹魏帝国的征蜀大军就是他们的“解放军”。

　　现在可以真正“回国”了，为什么不卖掉这个徒具虚名的“国”？为什么还要跑到东吴这样的另一个“家”去？“解放军”来了，为什么不赶快投降、到大街上载歌载舞地欢迎？

　　所以说，不是小人的谯周的卖国，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国该卖。我看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准确的。

　　准确的说法是，谯周他们之所以卖国，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这个“国”当国。在谯周们看来，他们不是卖国，而是卖家，把自己的家返卖给合法的大老板——曹魏帝国，顺便取回自己的房产和家具。

　　我甚至怀疑，在征蜀行动开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曹魏帝国就派人跟谯周他们联络，资助他们组成地下联合阵线，准备随时迎接“解放军”进城。

　　我还怀疑，刘禅不认为自己是投降，而认为自己是回家。就像一个脾气很坏的孩子，跟年老羸弱的父亲闹了矛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父子交恶，本来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现在气也消了，苦也吃够了，老爹早已死了，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在益州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强敌压境时，其统治者都是采取降为上的策略；益州政权的封疆大吏和国家上将，纷纷不战而降。

　　因为在益州建立的所谓国家，仅仅是一个政权，而不是实质上的国家。国家就像一个苹果，光有果核是成不了苹果的。政权是国家的内核，民众是国家的果肉，疆土是国家的果皮。

　　益州的居民以汉族为主，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面临外来的汉族强大军队，连统治者自己都会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空中楼阁，失去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再加上井底之蛙的自卑、笼中囚鸟的恐惧，不战而降就是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理解的了。

　　既然刘禅也愿意回家，可卖国贼的帽子却扣在谯周头上，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但历史就是这样。危难关头，唱高调的人，往往溜得比兔子还快，跑到那边照享荣华富贵。说实话的人却要带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几千年也甩不掉。

　　话题又回到刘备和诸葛亮身上。我相信，刘备和诸葛亮本来是要在益州重建汉王朝，进而一统天下的。可是，折腾来折腾去，自己折腾出来的国家，竟然是一个武装大家庭。晚年刘备和晚年诸葛亮的悲与苦，除了老古我这样善解人意的人士以外，没有多少人与他们感同身受。

　　国就是国，家就是家。家国并顾，忠孝两全，当然是上上之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救国家、救民族，就去救家族；救不了家族，就保存自己的家庭和家人；至少，不应该损害别人的家族、家庭和家人。想必，这么浅显的道理，刘备和诸葛亮比古大夫更清楚。

　　§§第10章 江东基业——好大一片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