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4节 让农民不造反

　　上文所说的“生产个体化”和“土地私人占有”这两个因素，与社会危机周期性的关联，是浅层次的关联。这里所说的“浅层次关联”，即是指结构性关联。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功能性的关联。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统一，正如人是解剖和生理的有机统一一样。两个事物之间，只有结构性和功能性都有关联时，才是真正的有关联。上面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功能性原因。

　　生产资料的占有制，比如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封建中国的土地私人占有，是导致社会危机周期性的结构性原因，而非功能性原因。

　　比如电网要正常供电，首先电路要正常，其次，电压要正常。这样，电网的电流才能正常。在电网里，电路是结构，电压是调控因素，电流是电网的功能，用户需要的是电流，而不是电路和电压，更不是发电机。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电网，问题就很好办了，一个合格的电力工程师就能管理一个庞大的社会。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学者、改革家、革命家，其思维、思想的盲点即在于此：研究社会，只关注社会的结构问题，而不重视社会的功能问题。

　　社会的功能就是社会的有序运转，就像电网里持续、平稳的电流一样。社会的有序运转，也可比作开车。一辆汽车要在路上行驶，四个车轮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破，否则，汽车开不动或撞墙。

　　社会要有序运转，就不能让任何一个阶层整体破产。在封建中国，要让自耕农不至于整体破产，仅仅解决土地所有制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是不够的，还是要回到功能性问题上来。

　　社会的功能又是靠什么来调控的呢？毫无疑问是政府。那么，各个封建王朝的政府为什么不去解决土地的过度兼并呢？问题也很简单，因为封建国家的政府是地主阶级的，而不是自耕农的。

　　再问一个问题，自耕农为什么不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不用打打杀杀就能让自己整体地生存下去？问题还是绕了回去：在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僵化、地域辽阔、一盘散沙、交通通讯落后、缺乏成本和技能）下，他们无愿、无力组织自己的政府。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皇帝、政治家、改革家、农民起义首领，为什么不帮农民建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在农民勉强能活下去的同时，自己长久地吃香喝辣？

　　只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就先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封建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的帝位是怎么得到的？

　　当然是抢来的。农民起义也好，军阀混战也罢；宫廷政变也好，谦谦禅让也罢；刘邦也好，朱元璋也罢；李世民也好，赵匡胤也罢；只要他们当上皇帝，他们的皇位其实都是抢来的——最高级的武装抢劫。抢政权的同时，也在抢土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法建立政权。政权建立以后，则占有更多的土地，并巩固土地所有权。

　　既然是抢来的东西，当然据为己有，成为私产。你要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等）建立一个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府，有如要资本不追求利润、资本家不赚钱一样的不可能。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人都以为是皇帝权大无边的表述。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说国家属皇帝私有，包括土地和人口——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广义的生产资料）。

　　在封建中国，既然国家都是私有的，即使土地国有，也是形式上的，本质上还是私有——皇帝私有。由皇帝私有，然后派生出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私有。这样一来，皇帝和政府本质上不愿意、不可能防止土地兼并，也无力阻止土地兼并。

　　比如，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为了庆祝胜利，犒赏有功之臣，汉灵帝不仅不改善民生，还疯狂地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加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宦官、贵戚、镇压黄巾有功将领赏赐大量土地（比如皇甫嵩，食邑达八千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皇甫嵩一家吃掉了国家四十万人口的税赋；以当时人口四千万计，皇甫嵩一个人截留了国库百分之一的收入），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

　　灵帝甚至在西园开设官职拍卖市场。这种公开的、大范围的买卖官职，跟今天的跑官买官性质迥然不同，也不是用贪婪腐朽一词所能概括。

　　既然天下的人（可供剥削的人口也是财富）、财、物等物质形态的财富都归皇帝所有，他还要把政府的官职进行买卖。这就说明，皇帝不仅把国家视作私产，还把政府极其官职设置视作私产。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灵帝的卖官行为。灵帝的疯狂行径，只能加剧已经很严重的混乱、战乱，导致新一轮的抢夺国家所有权。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理清封建中国社会危机周期性原因的一个大致的脉络：社会混乱、战乱由农民整体破产引起。农民破产是土地兼并、土地过分集中导致的。土地兼并是政府的不作为或反作为引起的，包括农民在内的任何一个阶层、一个集团或某个强势人物都无愿或无力阻止土地兼并。

　　谁或者什么力量才能阻止土地兼并？

　　只有政权的力量才能防止土地兼并。

　　政权是国家的内核，政府是政权的载体和组织形式。

　　只要政权有意愿、有能力阻止土地兼并，政府就有意愿、有能力防止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周期性就不会发生。即使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发生了，社会矛盾激化了，一个有意愿、有能力的政权也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进行纠正。如此，社会危机的周期性就可以避免或非暴力纠正。

　　为什么封建中国的政权无意、无愿、无力阻止土地兼并呢？

　　因为，封建中国的政权，是地主阶级的政权。

　　由此看来，封建中国的死结，不在于生产的个体化，不在于土地私人占有，而在于国家私有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权私有和政府私有。这才是自耕农整体破产的根本原因，才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真正根源。土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破产，只是一种假象。

　　既然国家私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才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根源，那么，怎么才能让国家成为公有而不是私有呢？

　　国家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但是，国家又是个空洞、含糊的概念。

　　国家的核心和附着物是政权。在论述过程中，用政权替代国家这个概念，很多问题就很好解释，也很好理解。

　　要想国家公有，就必须使政权公有。

　　政权这个概念还是有些空洞、含糊，不像书包、大米一般能实实在在地拿在手上，吃进肚里，有实体感。

　　只要说，政府是政权的载体和组织形式，政权就是实实在在的了。在论述过程中，如果拿政府替换政权这个概念，说明、理解“国家公有”这个问题，就简单明了。

　　要想国家公有，就要让政权公有。要想政权公有，就要让政府公有。

　　通俗一点，公有也叫民有。

　　什么叫“民有的政府”？华盛顿、杰弗逊他们的解释是，普选产生、按代议制方式运行的政府就叫民有的政府。

　　通俗地说，所谓民有的政府，就是全体选民（选民不仅包括士农工商这样的“民”，还包括皇帝、贵族、地主、商人这样“非民”）选出他们的代表，代替（而不是代表。作动词时，代表和代替意义是不同的。“代表”不一定能忠实地代表被代表者的利益；而“代替”即是代理，是一种法律上的委托关系，不代表或出卖委托人的利益，立马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他们行使国家、政权的所有权和政府的治权；如果这些代表违背了选民的整体利益，选民有权罢免代表，直至否决现行政府（否决现行政府不等于否决现行政权。比如日本，某某首相下台，是指某某政府垮台，而不是资本主义政权垮台）。

　　封建中国的改革家们如果先知先觉地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按如此灵丹妙药去做，无论是生产社会化还是个体化，无论是土地国有还是私有，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的宿命即可以抛却，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至于周期性地、大规模地被毁灭，中国人民（尤其是可怜可悲的农民兄弟们）不至于遭受那么多的饥饿、蹂躏、杀戮。

　　这不是什么奇思妙想，也不是不可能的。王莽就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去做。

　　王莽在历史上的名声很臭。其实，王莽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有着一个建立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负（尽管，在他爬上高位和篡汉的过程中，使了很多卑鄙、残忍的手段）。王莽根本用不着采取掩耳盗铃的禅让方式，完全可以用选举的方式当上皇帝。

　　王莽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是天下归心。只要他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进行精心的组织、运作，当上当选皇帝而不是禅让皇帝，应该不成问题。他不仅可以通过选举当上皇帝，还可以规定任期制和退休制。当上皇帝以后，温和地推进改革，有步骤地达到各项目标，说不定还真能成就一番千古伟业。

　　哈！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一千八百年后，美国佬还得花费大量的银子，派大批的青年到中国来学习、深造，“东”天取经后再回去搞什么颜色革命。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美国之父、民主之父华盛顿先生，在王老先生面前也只是可怜兮兮的小儿科，王老先生甚至可能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中国也许早就越过了某某主义的高级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用不着千百万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玩了命去尝试这个尝试那个。

　　当然，皇帝不可能为农民兄弟们组织一个纯属农民的政府，不然他就不是最大的地主，正如要资本家不追逐利润一样。但像王莽这样有“崇高”理想的改革家，建立一个“大同”的政府，按某种权重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让农民阶阶级在这样的政府里拥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以防止过度的土地兼并，应该是可能的吧？对王老先生的这种要求，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不算是过分的吧？

　　上文说了，在封建中国，一盘散沙的自耕农无意、无愿、无力组织自己的政府。要保护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就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府，至少是农民阶级有“股份”的政府。一盘散沙、愚昧无知的农民兄弟想不到这一点，情有可原。

　　农民的“无意、无愿、无力”，归根到底是付不起成本，与地主阶级进行对话。万般无奈的时候，他们只能进行对抗。

　　其实，对抗也是一种对话。对话是批判的武器，对抗是武器的批判。只不过，对抗是对话的极端形式；只不过，刀枪替代了语言，暴动替代了谈判；只不过，武器的批判，破坏之深远、之广泛，代价之之惨烈、之沉重，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对于农民阶级。

　　我始终搞不懂的是，封建中国的统治精英们为什么始终不去思考一下阶级对话的渠道问题和成本问题。哪怕为本阶级着想，哪怕为本阶级的既得利益着想，对话总比对抗好，共存总比同归于尽好。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能说出这样古话的古人，怎么不去想想死亡（尤其是大规模死亡）以外的解决之道呢？尝试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恐怕，还得从灵魂深处找原因。

　　这个“灵魂深处”，就是封建中国的统治哲学。

　　统治哲学源于思想哲学。

　　本来，离汉武帝刘彻不太遥远的战国时期，中国人的头脑是风起云涌的，中国的思想氛围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各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独尊某术”一说。

　　刘彻登基之后，看到自己的国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相当的强盛。那些知识分子叽叽喳喳，说三道四，很是烦心，对国家的大一统、对皇家的小一统都极为不利。于是，刘彻大头症发作，强行来了一个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儒学就成为封建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的、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就连王莽这么聪明的人的脑袋也被浆住。

　　通俗来说，“儒术”，就是儒家的哲学思想或者叫思想哲学。

　　老古我才疏学浅，怎么也搞不清楚现在所说的“儒术”到底是指什么。我所了解的是，“儒术”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皇权的渊源问题以及皇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君权神授，天人合一。

　　这个“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哲学的真实含义是，统治权力来自于上（神）对“有德者”的恩赐，而不是来自于下（民）对有德者的委托。如果“公仆”（即神授的统治者）为“上天”的子民——老百姓——服务得好，上天就通过祥瑞予以嘉奖；如果统治者违背了上天的旨意，就会通过灾异警示、惩戒他。

　　实际的情形是，那些祥瑞、灾异之事，都是马屁精们的杜撰或胡乱联系，上天之神从来就没有警示、惩戒过统治者。真正警示、惩戒统治者的，恰恰是循环往复的农民革命。

　　儒家的思想哲学反映在统治哲学上，表现为君权神授这一自欺欺人的统治权渊源；在统治技巧上，表现为内敛固守，反对革新，一切统治策略均从死人的言论上寻找，即所谓的经义治国。

　　所谓经义治国，是指国家遇到问题、难题，不是发动大臣们开动脑筋，进行理论创新，而是限定大臣们从儒家经典《诗》、《书》、《礼》、《春秋》等几本小册子上寻找对策及其依据。

　　这几本小册子的话，就是所谓的经义，不仅要尊，还要独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煌煌两千年的历史，竟然就靠三五本小册子活命，搞什么搞？

　　不仅遇到问题官员们只能翻这几本小册子，而且，在做官之前，统治者就告诉未来的官员们，以后当了官，只能翻这几本小册子。比如选拔统治精英的公务员资格考试（科考），一直考到公元1905年，仍然在孔先生编撰的那几本破书里打转转，而且，不能跑调，不能走题。

　　本来，战国时期的中国人是有资格给当时的全世界人民启蒙的，被刘彻“独尊儒术”这么一搅和，中国人的脑筋被浆死，弄得公元1919年中国人反而被老外“启蒙”，还“启蒙”得不伦不类。

　　在“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熏陶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无论是王莽还是洪秀全，当然、必然认识不到更不会去实践国家公有这样今天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命题。

　　如果王莽稍稍有一点创新意识，可能不至于让自己大同社会的理想成了镜花水月，还丢了老命，夷了三族。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往后刨也好，往前拱也好，都是一种活法，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往前拱的，肯定要比往后刨的活得好。

　　离题太远，回到本集的主题——在混乱、战乱年代，农民手中的锄头换成了兵器。为什么说“还是工具”？

　　在封建中国，在农业社会里，锄头是农民主要的生产工具，也是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用手中的锄头生产出粮食，维系自身和社会的生存，也创造出灿烂的中国农业文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辛劳中的确蕴含着些许诗情画意。何况，锄头这把工具，农民用起来本来就得心应手，放下来恬然自怡。

　　用锄头维持不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时，农民只得拿起兵器。其实，兵器也是他们整体活不下去时求生存的工具。

　　所以说，兵器“还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