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5节 政治和道德问题

　　“还是工具”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历史教科书教给我们的两个说法：一、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动力是工具提供的，动力本质上就是工具）。二、农民起义是封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两个说法很好，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如果某次农民起义失败了，可以说，至少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前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才可能建立新的一个朝代。在新朝代里，农民阶级的处境能得到稍稍的改善。言下之意，农民兄弟们所付出的生命和鲜血，对历史的进步还是有贡献的。

　　二、如果某次农民起义成功了，农民军领袖（比如朱元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还是受剥削受压迫，则可以说，可惜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夺了，本来是英雄的农民军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的可耻代言人。

　　上述两种情形，分别可以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工具，或封建统治改朝换代的工具。

　　从政治的“高度”看，毫无疑问，上述说法绝对是正确的。从历史的“低度”看，谁也不敢绝对武断地说，这种说法准确。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历史学者们也比较敢于说话了。也就有学者提出，要“客观”地、“正确”地、“准确”地分析、认识、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不能忽视农民起义的负面作用。比如，农民起义对大批生命的屠杀、对物质财富和社会结构的破坏，等等。甚至有学者提出，封建中国社会的不能进步，主要原因是农民起义的周期性破坏。

　　在我看来，正面作用也好，负面作用也罢；促进作用也好，破坏作用也罢，都是片面的看法，都是贴标签的行为。产生片面认识的根本原因，除了政治的需要以外，在于概念的不清楚。

　　“起义”是政治寓意很强、褒贬作用很大的一个词，意思是正义的力量武装反抗非正义的力量（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或异族强权）。而在当时、当事的统治阶级看来，“起义”是暴乱，“起义”者是贼寇或流寇。

　　剥离其中的政治含义，“起义”的中性表达是“武装反抗”或“暴力反抗”。只要将“起义”一词还原成它的本义，很多问题就没有必要争论不休。

　　“起义”的农民为什么要进行暴力反抗？首先，他们整体破产，非反抗无以生存。其次，他们没有非暴力的诉求渠道，只能诉诸暴力。“反抗”加“暴力”，就是暴力反抗。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人把这种暴力反抗叫做“起义”，也有人把它叫做“暴乱”。

　　在我所读过的历史书中，比较中性、比较公道的说法，出自于柏杨先生。在他的史书中，把或被称为起义或被称为暴乱的农民暴力反抗称为民变；把或称为起义军或被称为流寇的农民军称为变民。

　　柏杨先生公道倒是公道，但“民变”和“变民”这两个词让不读柏杨历史著作的人很难理解甚至产生歧义。比如，“民变”中的“变”是什么意思？“民变”为什么而“变”？“反抗”一词的含义却很明确了：受到压迫，而且被压迫得过了头，被压迫者才会奋起反抗。

　　比较准确的用语，恐怕还是老古我的说法：“农民暴力反抗”和“农民军”。这样不仅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能两边讨好。歌颂农民暴力反抗的人，可以把它叫做农民起义；诋毁农民暴力反抗的人，可以把它叫做农民暴乱。同理，农民军既可以叫做英雄，也可叫做流寇——看您站在什么立场。

　　“起义”的反抗是暴力性质的。既然是暴力，自然就会造成破坏；大规模的暴力，可能造成大批生命的消亡、大量社会财富的毁灭，社会结构的解体。破坏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暴力自然而然地（表面上是人为的）停止；只要人还没有死光，又会进行重建，形成新一轮的结构和秩序。

　　破坏中孕育着新生，新生的生命又哺育着破坏母本的种子。有如严冬的一场大雪，终结了一个丰收的秋季，却带来一个播种的春天，如此而已。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危机的周期性与自然界的季节轮替，本质上道理相同。人类无法阻止严冬中大雪的降临，也没有必要给大雪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人们应该做的，是在严冬来临之前，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天降大雪，尽量停损减灾。

　　这样的话，中国的农民就会永远使用锄头谋生，而不至于也没必要放下锄头，拿起兵器求生。

　　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功能，也就没有必要非要定性是正是负，是促进还是破坏，甚至谈不上所谓的功能或作用问题，农民起义只不过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最无可奈何、最残酷、最不幸的一种方式。

　　就像结扣，一个两个乃至三个死结，我们都有耐心、有能力解开。如果让您解开一长串的死结，熬干灯油，看花老眼，磨光指甲都解不开，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如果有人咒骂这把火，可它毕竟帮您解开了这一串死结；如果有人赞扬这把火，可它毕竟把您的绳子烧了个精光。

　　怎么说好呢？

　　上面说的是暴力反抗的“政治问题”。如果撇开政治，倒是可以对暴力反抗做一些更基础的、更有意义的，比如人道上的解读。

　　毫无疑问，暴力反抗者的起事是正义的，因为他们为了自身阶级整体的利益，为阶级整体谋求出路。除了饥饿的驱使以外，起事者的号召往往是“义”字。

　　当农民军的队伍滚雪球似地壮大，纪律越来越差，抢劫屠城，杀人放火，甚至自相残杀、相互吞食的时候，这个“义”字是否存在，就不用说了。

　　拿惊天动地的唐末黄巢起义来说。黄巢本人具有当时的硕士学位（举人），还到京城长安参加过博士入学考试（进士科），可惜落第而归。

　　黄巢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运动战（准确地说是“流动战”，时人称为流寇）高手。两三年之间，黄巢带着他的农民军相当于在欧洲打了一个转。

　　公元878年，黄巢从战死的王仙芝手中接过领导权以后，从中原转战华南，一路实行屠杀、破坏的报复政策。攻陷广州后，仅外国商人（大部分是阿拉伯商人）就杀了十二万。

　　公元880年北上渡过长江后，黄巢改为安抚政策，入洛阳、入长安时，秋毫无犯。

　　可是，公元880年在长安称帝以后，黄巢和他的同志们又漫无目的地、丧心病狂地、多批次、大批量杀人。

　　公元883年，龙椅上P股还没坐热的黄巢被勤王军和沙陀兵团赶跑，放弃长安，向东流动，打下蔡州（今河南省汝南一带）后，进围陈州（今河南省淮阳一带）近一年之久。

　　据《旧唐书》记载，陈州一带数年无人种地，颗粒无收，“人饿倚墙壁间，贼（指黄巢的军队）俘人而食，日杀数千。”既然“日杀数千”，围城又达三百余天，黄巢们要吃掉多少人？吃的又是什么人？别说“数千”，就算每日吃一千人，乘以三百天，什么概念？三十万！

　　有钱有势的、无钱无势而又能跑掉的早就跑了，黄巢们吃的肯定是手无寸铁、奄奄一息的老百姓或者俘虏。而且，黄巢的吃人方法很特别。他做了几百个巨碓，把活人一个个丢进去捣碎，做成肉糜，晒成军粮，像现代军队食用的压缩饼干。

　　黄巢以这种惨绝人寰的规模化、流水线生产军粮，来继续他的“起义”或者“革命”，不知“义”之何在，不知到底在“革”谁的“命”。

　　还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攻克江宁，当上天王之后，立马导演他的几位高级跟班自相残杀，一个个清除干净；而且，每次清洗，都要成批地杀人。

　　洪天王自己搞了一大堆女人，学着封建帝王的样子，成天左拥右抱，风流快活，却让已结婚的起义军战士夫妻分开居住，不准过性生活（在政治经济学上，夫妻性生活是人口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前提）。不知洪天王的“义”又在哪里？

　　当然，任何一个政权、集团内部，斗争、夺权、倾轧是难免的，一定数量的杀人也是难免的，往往是出于某种需要，这些可能跟义不义的无关。但“义”总是有标准的。

　　我认为，“义”的最高境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集体诉求和整体利益。同时，“义”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作出反人类、戕同类的行为，比如，黄巢们的大规模吃人以及洪秀全们的惨烈窝里斗。他们起事的时候，可以叫做起义，因为他们的确是为了义，追求义，做得也义。

　　当他们做出这些反人类、戕同类行为时，他们正义的暴力反抗就已经蜕变为恶劣的军阀混战或自相残杀。这个时候，“起义”最好不要叫做起义，免得玷污了这个美好的“义”字。

　　不把起义的内涵和外延弄清楚，别说什么还原历史，探究真理，统治者本身就会陷于尴尬。

　　比如，如果新建立的王朝（如明帝国）发源于、发端于这里说的农民暴力反抗，把农民的暴力反抗称为起义，以标榜自己政权渊源的合法性，问题就来了。既然新王朝的统治者（比如朱元璋）把农民的暴力反抗称作“起义”，也就肯定了农民暴力反抗的合法性，这岂不是鼓励自己统治下的农民造反么？

　　因此，有必要对“起义”做一个严格、严谨、严密的定义。

　　我认为，起义的内涵，应该是指正义的暴力反抗。

　　至于起义的外延，则很难界定。因为起义外延的界定，大多出于功利的、政治的需要。从技术上来看，归类法也难免以偏概全，可以采用排除法予以界定。建议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采用老古的上述说法：当起义者作出反人类、戕同类的行为时，起义就不再是起义，而是蜕变为者军阀混战或自相残杀。

　　如果按上述观点，封建中国农民起义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失败，要么蜕变（或者叫变质），前者如黄巾起义，后者如黄巢起义和洪秀全起义。

　　至于刘邦和朱元璋的建国，不能算作农民起义的一种结局。陈胜、吴广死后，秦末农民起义其实已经结束。项羽和刘邦他们对秦王朝的战争，其实是六国旧势力的反扑。项羽入咸阳，成为西楚霸王，标志六国旧势力扑倒了秦王朝这个巨人。

　　刘邦参加了秦末农民起义，但刘邦封汉王后发动的反对（而不是反抗）项羽的楚汉战争，其实是新一轮的造反。因为西楚霸王就是新的皇帝，项羽的霸王位置是六国旧势力推翻秦王朝后，各个实力派经过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政治协商”而确立的，是合法的。

　　领导元末农民起义的是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等。朱元璋参加了元末的农民起义，但他的政权不是从蒙古人手上夺取的。蒙古人是刘福通的红巾军和徐寿辉的天完军赶走的。当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大军与蒙古人殊死搏斗的时候，朱元璋却在江南悄悄地扩张——不是打蒙古人，而是打其他农民起义队伍。

　　实际上，刘福通、徐寿辉死后，元末农民起义就已经结束。朱元璋与陈友谅（篡夺徐寿辉的天完帝国）、张士诚、明玉珍等等所谓农民起义军的战争已经蜕变为军阀混战，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的。

　　不说了吧，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书读得太明白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第12章 书生做军阀——逼良为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