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战国，东西方智慧对话
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中国就此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前后分为春秋战国两大时期。
春秋战争是中华民族先民遭遇的第一个大乱世。诸侯征伐不断，民族融合加快，加上社会结构剧烈更替，催生出了一个思想火花四溢、人才辈出的时代，造就了一个宗法血缘纽带弱化、图强争霸、孕育统一的时代。
春秋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当时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东西南北还有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周王室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诸侯国不再按约向天子述职和纳贡。东周国已与一般小国无别。春秋的故事最乱，也最具有可读性，到处闪耀着智慧的火光。整部春秋史可以被看作是战乱争霸史。
最先称霸的是齐桓公。齐国先拉拢宋、鲁、郑等国，又利用当时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激烈，出兵救邢存卫，在中原国家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齐的崛起威胁到楚的利益。两国在河南地区展开了激战，形成了均势。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周天子也派人参加，正式代天子成为诸侯的主宰。桓公亡，齐霸中衰。晋文公利用周王室内乱、周襄王避难郑国的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文公通过兴兵勤王，拓土增威。公元前632年，晋在城濮大败楚国。冬，晋文公大会诸侯于温，迫使周王赴会，成为中原新霸。晋国的霸业得到了秦国的军力支持。晋文公死后，秦晋交战。秦穆公不断与晋较量，但晋始终堵住秦东向的通道。秦国难以进入中原，只好向西拓土以自强。南方的楚国终于在楚庄王时期如愿问鼎中原。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周郊，派人向周王询问九鼎之轻重。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降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结果晋被楚打败。后来楚围宋达九月之久，晋国不敢出兵援宋。宋、郑等中原大国都屈服，共推楚庄王为新霸主。
此后的春秋，北晋南楚形成相持形势。齐顷公时，齐和楚连结，不断用兵鲁、卫。公元前589年，晋应鲁、卫之请攻齐，于鞍打败齐军。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在蜀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10国。公元前576年，楚对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转服于楚为借口伐郑，楚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楚国战败退兵。此后晋、楚继续酣战，同时走向衰落。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14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规定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会后几十年中，晋楚两强力量近于平衡。中原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春秋晚期吴崛起于东南。晋扶植吴以制楚。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胜楚军于柏举，大军攻入楚的郢都。楚王出逃，楚国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于夫椒，乘胜而攻入越都。之后吴国进逼中原，臣服鲁、邾等国，击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但吴连年兴兵，国力空虚。被卧薪尝胆的勾践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夺得霸主地位。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各国君主权力下替。主宰国家命运的公卿大夫争权夺利，相互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比如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属于异姓贵族的有鲍氏和田氏。后田氏代替姜氏统治齐国。春秋末年，晋国干脆被赵、韩、魏三大臣瓜分。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的正式开始。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休。初年，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合称战国七雄。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战国时战役短者数月，长者旷日持久数年。各国继续力量，修筑城墙，革新武器装备。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和政治形势的日益严峻，各国为顺应经济变化，开始变法革新。维新变法贯穿了整部战国史。
魏国进行变法最早。魏文侯任用士人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楚悼王时，吴起奔楚，进行变法。楚经过初步的改革，开始强盛。但一年后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之棺旁。战国初年，田氏篡齐君位。齐威王时，齐最强于诸侯。韩昭侯时，申不害在疆域最小的韩国修术行道，也进行政治革新。各国变法最为成功的是秦国。战国初年，秦在各国中地位不高，各国常以夷狄遇之。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奠定了基础。
魏国李悝变法、赵国公仲连改革、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等变法，成效不一。但强烈冲击了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变法使国富兵强，改变了社会格局，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衡和竞争，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秦在惠文王时开始称王，并不断攻打韩、魏、楚，以扩大秦的疆域。而当时东方六国依然相互征战不断，在连横合纵之间首鼠两端。到昭王时，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秦庄襄王灭周，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政，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为了让读者对这一段复杂动荡的时期有相对清晰的认识。没有经历过乱世的人是不会体会到三代社会到此时候产生的深刻变化。所有人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再是固定的，职业也不再世袭相传。有人依靠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专长而去谋求仕宦出路，成为游士；农民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脱身出来而成为小自耕农；还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士农工商”，即后世所谓的“四民”，成为社会上活跃的因素。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雇佣劳动时有出见。春秋末年，孔子开创私学教育，向出身低贱的阶层普及教育，从此出现了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以从事政治活动为目标的文士集团，更为后世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多数国家主要从平民中破格提拔人才。申不害、范雎等都是出身贫贱的宰相。秦的强大与其不问出身、广揽天下英才不无关系。
这是一段与唐宋之后趋向保守内敛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难得的政治大乱世和思想大盛世。伟人层出不穷，思想璀璨夺目。战国时学失于宫，士散于野。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招贤养士之风盛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各国君主和社会都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末年刘歆把战国百家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这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外，后人将其他九家政治学派称为九流。每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各家皆有所长，学以致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后世一直惊叹于春秋战争的精神力量之强。有人认为：“强烈的主体意识、自由思考的百家争鸣、开拓进取的变法改革、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构成战国精神的主体。战国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张彦修、李文颖：《战国精神简论》，载于《殷都学刊》1999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不是自闭保守的人，也不是迷信愚昧的人。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悝、吴起、商鞅、赵胜、魏无忌、黄歇、田文、孙膑、乐毅、田单、苏秦、张仪、公孙衍等无不积极进取，奋力建功。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畏败北杀头，四方奔走，大声疾呼，大胆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孟子的王道和仁政、墨子的兼爱和尚贤、道家的清静和无为、荀子的礼治、韩非子的法、术、势，无不是针对时势需要而提出的富国王天下方略。各家之说未必尽善尽美，但百家争鸣所体现的自由思考的内涵和人们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的风发意气着实令人振奋。而以提一匕首而入不测之强秦的荆轲为代表的包括专诸、聂政、要离、田光、樊于期、高渐离等人在内的侠客群体，也都在这个雄壮的时代留下了自己的豪言壮举。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章典籍和脍炙人口的千秋故事。
而这些都是由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拘谨陈闷、盲目自满的氛围所不能比的。
在中外对比方面，我们与文明程度发展相对较高的地中海沿岸诸国做对比，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继续领先于世界文明的平均发展程度，并且逐步拉大了这一距离；而在思想活跃和经济发展方面，中外在此时又存在相当大的可比内容。
首先，在政治上，中国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战乱中孕育着统一的因子。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向传统社会转型。
郡县制开始出现，代替了封建制。各诸侯国一般将地方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在县以下有乡、里。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与过去相比大为加强。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往往设郡以统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地方守、令由国君亲自任免。分邦建国到战国时期虽然依然存在，但受封者仅有一定的治民权，且很难长期世袭。一系列新政治制度表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雏形开始形成。将相制、郡县制、俸禄制、玺符制、上计制等制度的宗旨只有一个—取消封建贵族的特权，使独立的贵族变成听命于君主的官员，把原来通过分封赋予贵族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个人手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使早期的封建小国形成了以五霸七雄为代表、以郡县制为基础的领土国家。中央集权是适应这种变化的。“从国家形态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发生的变化是一个从封建王国转变为专制帝国的过程。”叶文宪：《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载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同时代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则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无论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还是古罗马的共和制度，政治考虑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权力制约。在欧洲大部分先民的思维中，专制是坏的，是需要避免的（柏拉图等少数人除外。但柏拉图也给理想的专制君主增加了一系列限制语）。一般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而且古希腊城邦国家小国寡民，古罗马即使稍大，也难以与中国比较。这可以被视作地中海国家没有选择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地理因素。
第二，古希腊和春秋战争时期的中国都出现了人文荟萃、百家争鸣的时期。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城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希腊各城邦和爱琴海地区的人才会聚雅典城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空间。有来自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柏拉图创办的阿卡德米亚学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学术中心之一。他们连同古希腊本地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和命题都进行了探讨。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是次要的，但是他们所体现的思维的缜密性和对理性的推崇一直为西方所继承。
对比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思想火花，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的思想尽管在同一时期达到了高峰，但不尽相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文化涉及的领域虽多，但零散个别、不成系统。这些知识和认识是以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古希腊的科学文化知识则更多地表现出大胆的探索性和思辨性。古希腊人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下人类思维所能到达的深度，并且构建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这些成系统的理论至今仍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严谨复杂的思维推演锻炼出了古西方学者的抽象思维。这与注重形象思维和实用性的东方思维是背道而驰的。古希腊学者认为“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因此不满足于对表面现象的认识，非常重视对事物本质和原理的研究。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政治斗争、经济发展和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呼唤将所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都定位为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春秋战国发展天文学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而不是探索太空、思考时间和空间的起源；又比如春秋战国发展冶金业和化学工业不是为了认识物质和自然，更多的是为了改良武器装备和生产工具。
第三，当时的中西方社会的开放程度都相当高。活跃的思维和文化交流就是有力证据之一。古希腊也好，古罗马也好，春秋战国也好，都非常注重与周边政权和民族的交流，对外经济贸易都非常繁盛。
随着商业的发达，中原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市。如临淄城有“中市”和“右市”。秦国雍城东北部设有很大的露天市场。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官吏，负责收税和维持秩序。“小的县和邑也大都设置了供商品交换的‘市’，韩上党地区，其中17邑有市，魏国小县有市的30余。齐国曾规定，在‘市’上交易的商人如达到30人，每年12月向他们征收黄金一锰，占用场地每6方步收租金（钱）1斗。”解光云：《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载于《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1月。大城邑中还开设了不少手工作坊，使不少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发展。如齐国临淄的人口多达30余万。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通过自己的商业渠道，促进了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各政权、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往来。而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腓尼基的船长和水手、古希腊的商品和船队和古罗马的殖民者将地中海沿岸连成了一个整体。整个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一个市场。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东征推动的希腊化时代，原本可以展开中西规模交往的序幕。遗憾的是，这位已经到达门口的客人还是没有迈入东方天地。
春秋战争是中华民族先民遭遇的第一个大乱世。诸侯征伐不断，民族融合加快，加上社会结构剧烈更替，催生出了一个思想火花四溢、人才辈出的时代，造就了一个宗法血缘纽带弱化、图强争霸、孕育统一的时代。
春秋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当时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东西南北还有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周王室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诸侯国不再按约向天子述职和纳贡。东周国已与一般小国无别。春秋的故事最乱，也最具有可读性，到处闪耀着智慧的火光。整部春秋史可以被看作是战乱争霸史。
最先称霸的是齐桓公。齐国先拉拢宋、鲁、郑等国，又利用当时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激烈，出兵救邢存卫，在中原国家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齐的崛起威胁到楚的利益。两国在河南地区展开了激战，形成了均势。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周天子也派人参加，正式代天子成为诸侯的主宰。桓公亡，齐霸中衰。晋文公利用周王室内乱、周襄王避难郑国的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文公通过兴兵勤王，拓土增威。公元前632年，晋在城濮大败楚国。冬，晋文公大会诸侯于温，迫使周王赴会，成为中原新霸。晋国的霸业得到了秦国的军力支持。晋文公死后，秦晋交战。秦穆公不断与晋较量，但晋始终堵住秦东向的通道。秦国难以进入中原，只好向西拓土以自强。南方的楚国终于在楚庄王时期如愿问鼎中原。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周郊，派人向周王询问九鼎之轻重。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降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结果晋被楚打败。后来楚围宋达九月之久，晋国不敢出兵援宋。宋、郑等中原大国都屈服，共推楚庄王为新霸主。
此后的春秋，北晋南楚形成相持形势。齐顷公时，齐和楚连结，不断用兵鲁、卫。公元前589年，晋应鲁、卫之请攻齐，于鞍打败齐军。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在蜀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10国。公元前576年，楚对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转服于楚为借口伐郑，楚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楚国战败退兵。此后晋、楚继续酣战，同时走向衰落。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14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规定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会后几十年中，晋楚两强力量近于平衡。中原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春秋晚期吴崛起于东南。晋扶植吴以制楚。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胜楚军于柏举，大军攻入楚的郢都。楚王出逃，楚国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于夫椒，乘胜而攻入越都。之后吴国进逼中原，臣服鲁、邾等国，击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但吴连年兴兵，国力空虚。被卧薪尝胆的勾践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夺得霸主地位。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各国君主权力下替。主宰国家命运的公卿大夫争权夺利，相互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比如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属于异姓贵族的有鲍氏和田氏。后田氏代替姜氏统治齐国。春秋末年，晋国干脆被赵、韩、魏三大臣瓜分。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的正式开始。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休。初年，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合称战国七雄。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战国时战役短者数月，长者旷日持久数年。各国继续力量，修筑城墙，革新武器装备。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和政治形势的日益严峻，各国为顺应经济变化，开始变法革新。维新变法贯穿了整部战国史。
魏国进行变法最早。魏文侯任用士人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楚悼王时，吴起奔楚，进行变法。楚经过初步的改革，开始强盛。但一年后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之棺旁。战国初年，田氏篡齐君位。齐威王时，齐最强于诸侯。韩昭侯时，申不害在疆域最小的韩国修术行道，也进行政治革新。各国变法最为成功的是秦国。战国初年，秦在各国中地位不高，各国常以夷狄遇之。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奠定了基础。
魏国李悝变法、赵国公仲连改革、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等变法，成效不一。但强烈冲击了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变法使国富兵强，改变了社会格局，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衡和竞争，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秦在惠文王时开始称王，并不断攻打韩、魏、楚，以扩大秦的疆域。而当时东方六国依然相互征战不断，在连横合纵之间首鼠两端。到昭王时，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秦庄襄王灭周，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政，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为了让读者对这一段复杂动荡的时期有相对清晰的认识。没有经历过乱世的人是不会体会到三代社会到此时候产生的深刻变化。所有人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再是固定的，职业也不再世袭相传。有人依靠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专长而去谋求仕宦出路，成为游士；农民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脱身出来而成为小自耕农；还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士农工商”，即后世所谓的“四民”，成为社会上活跃的因素。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雇佣劳动时有出见。春秋末年，孔子开创私学教育，向出身低贱的阶层普及教育，从此出现了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以从事政治活动为目标的文士集团，更为后世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多数国家主要从平民中破格提拔人才。申不害、范雎等都是出身贫贱的宰相。秦的强大与其不问出身、广揽天下英才不无关系。
这是一段与唐宋之后趋向保守内敛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难得的政治大乱世和思想大盛世。伟人层出不穷，思想璀璨夺目。战国时学失于宫，士散于野。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招贤养士之风盛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各国君主和社会都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末年刘歆把战国百家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这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外，后人将其他九家政治学派称为九流。每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各家皆有所长，学以致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后世一直惊叹于春秋战争的精神力量之强。有人认为：“强烈的主体意识、自由思考的百家争鸣、开拓进取的变法改革、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构成战国精神的主体。战国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张彦修、李文颖：《战国精神简论》，载于《殷都学刊》1999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不是自闭保守的人，也不是迷信愚昧的人。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悝、吴起、商鞅、赵胜、魏无忌、黄歇、田文、孙膑、乐毅、田单、苏秦、张仪、公孙衍等无不积极进取，奋力建功。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畏败北杀头，四方奔走，大声疾呼，大胆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孟子的王道和仁政、墨子的兼爱和尚贤、道家的清静和无为、荀子的礼治、韩非子的法、术、势，无不是针对时势需要而提出的富国王天下方略。各家之说未必尽善尽美，但百家争鸣所体现的自由思考的内涵和人们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的风发意气着实令人振奋。而以提一匕首而入不测之强秦的荆轲为代表的包括专诸、聂政、要离、田光、樊于期、高渐离等人在内的侠客群体，也都在这个雄壮的时代留下了自己的豪言壮举。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章典籍和脍炙人口的千秋故事。
而这些都是由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拘谨陈闷、盲目自满的氛围所不能比的。
在中外对比方面，我们与文明程度发展相对较高的地中海沿岸诸国做对比，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继续领先于世界文明的平均发展程度，并且逐步拉大了这一距离；而在思想活跃和经济发展方面，中外在此时又存在相当大的可比内容。
首先，在政治上，中国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战乱中孕育着统一的因子。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向传统社会转型。
郡县制开始出现，代替了封建制。各诸侯国一般将地方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在县以下有乡、里。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与过去相比大为加强。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往往设郡以统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地方守、令由国君亲自任免。分邦建国到战国时期虽然依然存在，但受封者仅有一定的治民权，且很难长期世袭。一系列新政治制度表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雏形开始形成。将相制、郡县制、俸禄制、玺符制、上计制等制度的宗旨只有一个—取消封建贵族的特权，使独立的贵族变成听命于君主的官员，把原来通过分封赋予贵族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个人手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使早期的封建小国形成了以五霸七雄为代表、以郡县制为基础的领土国家。中央集权是适应这种变化的。“从国家形态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发生的变化是一个从封建王国转变为专制帝国的过程。”叶文宪：《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载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同时代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则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无论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还是古罗马的共和制度，政治考虑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权力制约。在欧洲大部分先民的思维中，专制是坏的，是需要避免的（柏拉图等少数人除外。但柏拉图也给理想的专制君主增加了一系列限制语）。一般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而且古希腊城邦国家小国寡民，古罗马即使稍大，也难以与中国比较。这可以被视作地中海国家没有选择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地理因素。
第二，古希腊和春秋战争时期的中国都出现了人文荟萃、百家争鸣的时期。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城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希腊各城邦和爱琴海地区的人才会聚雅典城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空间。有来自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柏拉图创办的阿卡德米亚学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学术中心之一。他们连同古希腊本地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和命题都进行了探讨。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是次要的，但是他们所体现的思维的缜密性和对理性的推崇一直为西方所继承。
对比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思想火花，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的思想尽管在同一时期达到了高峰，但不尽相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文化涉及的领域虽多，但零散个别、不成系统。这些知识和认识是以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古希腊的科学文化知识则更多地表现出大胆的探索性和思辨性。古希腊人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下人类思维所能到达的深度，并且构建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这些成系统的理论至今仍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严谨复杂的思维推演锻炼出了古西方学者的抽象思维。这与注重形象思维和实用性的东方思维是背道而驰的。古希腊学者认为“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因此不满足于对表面现象的认识，非常重视对事物本质和原理的研究。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政治斗争、经济发展和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呼唤将所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都定位为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春秋战国发展天文学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而不是探索太空、思考时间和空间的起源；又比如春秋战国发展冶金业和化学工业不是为了认识物质和自然，更多的是为了改良武器装备和生产工具。
第三，当时的中西方社会的开放程度都相当高。活跃的思维和文化交流就是有力证据之一。古希腊也好，古罗马也好，春秋战国也好，都非常注重与周边政权和民族的交流，对外经济贸易都非常繁盛。
随着商业的发达，中原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市。如临淄城有“中市”和“右市”。秦国雍城东北部设有很大的露天市场。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官吏，负责收税和维持秩序。“小的县和邑也大都设置了供商品交换的‘市’，韩上党地区，其中17邑有市，魏国小县有市的30余。齐国曾规定，在‘市’上交易的商人如达到30人，每年12月向他们征收黄金一锰，占用场地每6方步收租金（钱）1斗。”解光云：《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载于《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1月。大城邑中还开设了不少手工作坊，使不少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发展。如齐国临淄的人口多达30余万。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通过自己的商业渠道，促进了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各政权、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往来。而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腓尼基的船长和水手、古希腊的商品和船队和古罗马的殖民者将地中海沿岸连成了一个整体。整个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一个市场。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东征推动的希腊化时代，原本可以展开中西规模交往的序幕。遗憾的是，这位已经到达门口的客人还是没有迈入东方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