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东方，永远的诱惑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16—17世纪时，在古老的中国除了出现了清王朝取代明王朝这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外，一切都似乎是那么的平静依旧，而在这块大陆的西面，却正在发生着空前的历史变革。
这场变革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主义制度，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科学技术。这里的历史，最先登上了近代舞台。
与此同时，这场大变革对历来权倾一时的基督教教会也有极大的冲击，使传统的基督教分裂为新、旧两派。新教在北欧占据了优势地位，旧教则在南欧进行了“革新”。改革的结果是，旧教改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配合资本主义在全球殖民扩张，向亚洲、美洲派出传教士去进行先期活动。
这种先期活动，实质上就是思想扩张，是为经济与政治扩张所作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西方传教士们到亚洲、美洲国家与地区活动的背景与目的。
为此，传教士们每去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前，都要针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作一些准备工作，准备一些能够尽快切入的“敲门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大国，特别是思想上封闭性极强，单靠宣传“上帝”、“耶稣”是很难取得较好效果的，不能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卓怀国，林建明：《浅谈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传教与西学东渐》，载于《历史学习》2005年第8期。因此，他们把科学技术作为了“敲门砖”。
于是，就有了传教士的来华，随着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外交流的高潮。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较之以往交流更为频繁密切。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快发展。后来，罗马教皇颁布命旨，不准中国教徒敬天、祭孔、祭祖；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又干涉中国内政。1723年，雍正帝下令禁止传教。西学东渐的势头衰落下来。
最早来到中国的，是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金尼阁等人。他们在来华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
当传教士们举着西方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叩击中国的大门时，特别是当这块“敲门砖”将影响到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命运时，国人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抉择呢？
就统治者而言，大多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能够接受如制历、建造天文仪器、帮助制作枪炮火器等等行为，但对科学技术在本质上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
在明清的统治者中，康熙皇帝是对西学最欣赏的一位。在他亲政以后，首先解决了杨光先等弹劾汤若望而使汤若望入狱的事件。接着，任用南怀仁督造西式大炮以镇压吴三桂之乱，并且让南怀仁建造新的西式天文仪器。南怀仁去世后，又任用法国传教士张诫和白晋为翻译，参与中俄边界谈判。还让白晋回国聘请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在他晚年，任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等主持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全国测量与最大的地图绘制，成就斐然。他还指示张诚、白晋等编译了《数理精蕴》（最终由梅瑴成等编定）这部大型的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对我国数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相传这位皇帝自己也曾亲身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亲自进行计算与测量。白新良：《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载于《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
可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依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有利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政策举措，科举的内容与形式没有任何的改变，这说明统治者并不真正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
其他的皇帝，当然就更远远不如了。
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包括为官的与民间的）来说，在这股潮流面前，大致有这样四种态度与抉择：
一是坚决反对，全然排斥。如明末清初的冷守中、魏文魁、杨光先等人，或是著文反对，或是上疏弹劾。他们之所以反对，最根本的是由于儒家的道统立场与民族狭隘心理在起作用。
二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如乾嘉学派及许多人士都是如此，人数较多。构成这一人群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想欢迎却又不敢，有的是想反对却又缺乏过硬的理由，有的是怕惹麻烦，有的是不屑一顾，原因很多，表现却基本一致。
三是兼收并蓄，中西贯通。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清初的天文学家王锡阐与数学家梅文鼎。这两位历来被公认为是中西贯通做得最好的，确实，他们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必须看到：他们的立场是有偏颇的，成绩是有限的。这两位的民族自尊心与儒家道统思想极其强烈，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最发达，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如此，梅文鼎甚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中国派生出来的。因此，他们都主张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思想上的这种深层次原因外，与他们当时所见到的西方科学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也有关系。如他们见到的西方天文学，还只是第谷的小轮体系，确实并不比浑天说高明多少。如果他们接触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四是弃旧迎新，全盘西化。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积极引进西学，并与来华传教士合译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总的来说，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没有生根发芽，只是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时才得以传播。它的影响面只涉及了精确历法的修订、对全国版图进行测绘、制造先进的军用火器，以及宫廷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的制造等，对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整体上没有什么触动，有的甚至遭到严厉的抵制。比如，杨光先强烈地反对推行汤若望主持的新历法，理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只有历法和算学有个别例外。历学家王锡阐（1628—1682年）和算学家梅文鼎（1633—1721年）注意吸取西学的长处，在历算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心态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排斥得厉害。他们或者认为西学在我国古已有之，只是后来失传，或者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或者认为西学实际上源于中学，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这些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科学家都不能例外。
但是这不能抹煞掉传教士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传教士东来中国，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著书出版、兴学从教、设医诊病，直接参与了众多文化事业，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中国从传统步入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除了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之外，还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阔了中国人对于世界认识的视野。同样他们也把中国文明带到了西方，使西方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西方文化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在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向中国人播撒了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种子。当他们在自觉地承担西学东渐职责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中学西渐的传媒。他们或写信，或著述，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传回了西方。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书简和专著中，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陈兴强：《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载于《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西方人才惊讶地发现“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德）来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一般史著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欧洲人知道这种考试制度大约是16世纪末，传教士利马窦向教会送去的报告书中已详细地记录了科举制度，对这种考试原则，当时欧洲人根本不知道”。陈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后来曾德昭传教士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大体说来，16—18世纪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向西方人介绍的中国科举制情况，尽管有些介绍难免肤浅和感性，但大多能做到客观、公正。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尽管是零星、表面、片断的，但是，正是这些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文字记载，激起了广大西方人士对神秘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好奇和向往。这种好奇和向往，恰恰成为了西学东渐、中学西渐的催化剂和动力。他们的这种介绍是出于对当时欧洲各国普遍通行的选官制度——君主恩赐制的不满，并都对中国的这种含有竞争原则的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人才的选官制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正是通过他们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肯定和赞扬，才为后来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建立公开考试来选拔行政性公职人员的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资借鉴的异域文化参照物。美国学者卜德在评论法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时说：“法国人对中国的热情在1789年大革命后逐渐消失了，但科举制仍然是他们从中国学来的一项重要遗产。”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才很自信地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根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陈兴强：《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载于《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其次，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文化事业也为西方了解中国开启了一扇窗口，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1日创办了《中国丛报》。《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1836年发行的515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200本，马尼拉15本，夏威夷13本，新加坡18本，马六甲6本，槟榔屿6本，巴达维亚21本，暹罗4本，悉尼及南威尔斯6本，缅甸3本，孟加拉，尼泊尔7本，锡兰2本，孟买11本，南非开普敦4本，汉堡5本，英国40本，美国154本。可见销售区域之广泛。《中国丛报》是在华西方人的讨论基地，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传媒。西方人正是从《中国丛报》上知道了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知道了鸦片战争的进程。它刊登的部分文章被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可见，外销占多的《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价值。张施娟：《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为个案》，载于《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他们传播基督教的目的，选择了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因为，他们深知要使人们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件易事。在传教士的眼里，欲归化中国，科学是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于是传教士在传入欧洲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把中国科学技术介绍到欧洲，并经过欧洲的消化吸收后，获得了创新和发展。比如西方传教士的先锋——利玛窦来华后，在传播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同时，记述了他在华的所见所闻，写成《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在这部著作中，利氏对中国科学有许多描述，成为17世纪欧洲人讨论中国科学的取材内容。此外，中国的天文学，植物学和中医也通过他们传到了西方，进一步打开了欧洲的眼界，同时也成了欧洲科学家寻求知识的丰富源泉。
除了这些之外，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实现了西方与东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掀起了西方的“东方热”，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西方人来说，对神秘的东方产生兴趣源于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神奇的东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因此被介绍到西方去，并且产生巨大影响。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他的身份是传教士，也就是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但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竟然那么大，生活那么丰富奇特，于是开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作为游记体裁的汉学研究的代表作，《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门。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始于1583年，众多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们开启了所谓的“传教士时期”。
应该说，从传教士一进入中国大陆开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和交流，就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积极行为。中国文化为西方所了解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成为一种双向的交流。从14世纪到16世纪，西方传教士准备带着自己的宗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到中国这块“蛮荒”之地来“教化”尚未开化的“蛮民”，最初的动机是到中国来施行“文化统治”的。结果发现，东方的文明和东方的经验对人类发展的借鉴意义并不亚于西方。更有意思的是，这批传教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变成了“中国通”，回到西方后成为汉学专家，成为最早传播中国文化的人。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发生在中国要求变革的近代，充分说明多元文化的多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参照和对比之中，传教士们以及后来的汉学家们，总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展现中国民族特性、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构架方面，用欣赏的而不是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这个文化构架。他们在文化比照中震惊地发现，在西方文化之外居然还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并且在生生不息地运作。从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读来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西方汉学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他们所感受的时代割裂开来，而是用这个文化体系的有效运作来解释中国历史的长久性。西方汉学这种重视社会实践的品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汉学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学术的性质。当这些传教士为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了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国力强于欧洲，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驻华耶稣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态度，直接影响欧洲文化乃至各国君主对中国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近200年的中国热。朱易安：《在汉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载于《解放军日报》。
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他们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必须熟知儒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中国的儒教思想、风化习尚、典章制度均出自于中国古文献，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译中国古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入门之径，从而调和中国古代经书和天主教教义，最后达到传教的目的。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将儒家典籍等中国古文献翻译成西文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文献的研究和翻译，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文献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欧洲一代风流的思想旗帜，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西方汉学家较早关注的是《周易》和孔子的学说。这是因为《周易》注重事物变化的宇宙观和辩证法，对于一贯强调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的西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而孔子思想体系中关于建立道德文化秩序和人际网络秩序对于世界和平也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意义。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99年来到中国，回国后，他于1924年出版了《易经》的德译本。1924年至1929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开设了关于《易经》的讲座，题目分别是：《对立与友谊的政治学》、《艺术精神》、《变化中的恒定》以及《中国人关于死的概念》等。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卫礼贤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西方汉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卫礼贤的儿子韦德明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周易》专家，著有《易经八讲》及《〈易经〉中的天地人》。西方汉学家认为，《周易》与数字的关系启发了莱布尼兹等欧洲思想家寻求美与和谐，并认为数字有助于为人类世界带来秩序。参见《在汉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见www。sf108.com，2006年10月18日。
而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是双方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然而过去人们往往只瞩目于传教士展示给中国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忽略了传教士西撒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其实，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文化上的影响也总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既存在着“西学东渐”，也有过“中学西渡”。接触、碰撞、排斥、选择、改造、吸收、补充、交融……中西双方的文化在彼此的交流中，在相互的影响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我们不应否认，耳濡目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给欧洲带去了宝贵的汉学，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活力，因为，“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艺术，还导致了在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的服饰、工业乃至园林等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观都引起了对这个文明古国抱有好奇心的欧洲人的兴趣。西方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国艺术。整个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织等工艺品传到欧洲后风靡一时，甚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本人在1667年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国装，化装成中国人。中国趣味不但流行欧洲宫廷，而且走向十字街头，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风尚。18世纪初，上层的欧洲人以中国筵席宴请宾客为荣，欧洲宫廷贵妇则整天不离中国折扇，并且此时的欧洲还兴起了园林中国化运动。德、法等国在风景园中仿建中国化的宝塔与榭台楼阁，垒起了假山，种上了月季，石竹。受到中国服饰陶瓷等物品上中国画影响的西方风景画家，如华笃、拉摩脱、高博等人，向社会奉献了以中国手法画的新作。“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成了人们普遍的崇尚，以优美、轻倩、生动、自然为特色的“洛可可风格”，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洛可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它唤起了欧洲一般社会在一种假想中快乐的人生观，给欧洲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不管怎样，18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洛可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谭建华：《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学西渡》，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无尽的文学宝藏，诗歌、词赋、戏曲、小说等各类文学题材丰富多彩，内容详尽而完备。传教士西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激发了欧洲文学家的想像力，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文学灵感，并得以寻求到新的题材，从而创造出新的人物。
不管是对于传教士还是普通的西方人而言，东方尤其中国在明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意味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无穷的诱惑，于是他们来了，在这个时代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世界带去了中国，也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的曙光。
§§第五章 主导东亚，中国营造牢固的朝贡体系
这场变革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主义制度，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科学技术。这里的历史，最先登上了近代舞台。
与此同时，这场大变革对历来权倾一时的基督教教会也有极大的冲击，使传统的基督教分裂为新、旧两派。新教在北欧占据了优势地位，旧教则在南欧进行了“革新”。改革的结果是，旧教改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配合资本主义在全球殖民扩张，向亚洲、美洲派出传教士去进行先期活动。
这种先期活动，实质上就是思想扩张，是为经济与政治扩张所作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西方传教士们到亚洲、美洲国家与地区活动的背景与目的。
为此，传教士们每去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前，都要针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作一些准备工作，准备一些能够尽快切入的“敲门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大国，特别是思想上封闭性极强，单靠宣传“上帝”、“耶稣”是很难取得较好效果的，不能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卓怀国，林建明：《浅谈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传教与西学东渐》，载于《历史学习》2005年第8期。因此，他们把科学技术作为了“敲门砖”。
于是，就有了传教士的来华，随着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外交流的高潮。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较之以往交流更为频繁密切。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快发展。后来，罗马教皇颁布命旨，不准中国教徒敬天、祭孔、祭祖；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又干涉中国内政。1723年，雍正帝下令禁止传教。西学东渐的势头衰落下来。
最早来到中国的，是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金尼阁等人。他们在来华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
当传教士们举着西方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叩击中国的大门时，特别是当这块“敲门砖”将影响到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命运时，国人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抉择呢？
就统治者而言，大多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能够接受如制历、建造天文仪器、帮助制作枪炮火器等等行为，但对科学技术在本质上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
在明清的统治者中，康熙皇帝是对西学最欣赏的一位。在他亲政以后，首先解决了杨光先等弹劾汤若望而使汤若望入狱的事件。接着，任用南怀仁督造西式大炮以镇压吴三桂之乱，并且让南怀仁建造新的西式天文仪器。南怀仁去世后，又任用法国传教士张诫和白晋为翻译，参与中俄边界谈判。还让白晋回国聘请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在他晚年，任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等主持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全国测量与最大的地图绘制，成就斐然。他还指示张诚、白晋等编译了《数理精蕴》（最终由梅瑴成等编定）这部大型的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对我国数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相传这位皇帝自己也曾亲身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亲自进行计算与测量。白新良：《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载于《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
可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依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有利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政策举措，科举的内容与形式没有任何的改变，这说明统治者并不真正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
其他的皇帝，当然就更远远不如了。
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包括为官的与民间的）来说，在这股潮流面前，大致有这样四种态度与抉择：
一是坚决反对，全然排斥。如明末清初的冷守中、魏文魁、杨光先等人，或是著文反对，或是上疏弹劾。他们之所以反对，最根本的是由于儒家的道统立场与民族狭隘心理在起作用。
二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如乾嘉学派及许多人士都是如此，人数较多。构成这一人群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想欢迎却又不敢，有的是想反对却又缺乏过硬的理由，有的是怕惹麻烦，有的是不屑一顾，原因很多，表现却基本一致。
三是兼收并蓄，中西贯通。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清初的天文学家王锡阐与数学家梅文鼎。这两位历来被公认为是中西贯通做得最好的，确实，他们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必须看到：他们的立场是有偏颇的，成绩是有限的。这两位的民族自尊心与儒家道统思想极其强烈，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最发达，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如此，梅文鼎甚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中国派生出来的。因此，他们都主张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思想上的这种深层次原因外，与他们当时所见到的西方科学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也有关系。如他们见到的西方天文学，还只是第谷的小轮体系，确实并不比浑天说高明多少。如果他们接触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四是弃旧迎新，全盘西化。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积极引进西学，并与来华传教士合译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总的来说，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没有生根发芽，只是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时才得以传播。它的影响面只涉及了精确历法的修订、对全国版图进行测绘、制造先进的军用火器，以及宫廷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的制造等，对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整体上没有什么触动，有的甚至遭到严厉的抵制。比如，杨光先强烈地反对推行汤若望主持的新历法，理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只有历法和算学有个别例外。历学家王锡阐（1628—1682年）和算学家梅文鼎（1633—1721年）注意吸取西学的长处，在历算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心态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排斥得厉害。他们或者认为西学在我国古已有之，只是后来失传，或者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或者认为西学实际上源于中学，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这些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科学家都不能例外。
但是这不能抹煞掉传教士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传教士东来中国，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著书出版、兴学从教、设医诊病，直接参与了众多文化事业，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中国从传统步入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除了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之外，还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阔了中国人对于世界认识的视野。同样他们也把中国文明带到了西方，使西方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西方文化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在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向中国人播撒了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种子。当他们在自觉地承担西学东渐职责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中学西渐的传媒。他们或写信，或著述，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传回了西方。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书简和专著中，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陈兴强：《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载于《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西方人才惊讶地发现“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德）来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一般史著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欧洲人知道这种考试制度大约是16世纪末，传教士利马窦向教会送去的报告书中已详细地记录了科举制度，对这种考试原则，当时欧洲人根本不知道”。陈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后来曾德昭传教士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大体说来，16—18世纪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向西方人介绍的中国科举制情况，尽管有些介绍难免肤浅和感性，但大多能做到客观、公正。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尽管是零星、表面、片断的，但是，正是这些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文字记载，激起了广大西方人士对神秘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好奇和向往。这种好奇和向往，恰恰成为了西学东渐、中学西渐的催化剂和动力。他们的这种介绍是出于对当时欧洲各国普遍通行的选官制度——君主恩赐制的不满，并都对中国的这种含有竞争原则的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人才的选官制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正是通过他们对中国科举制的介绍、肯定和赞扬，才为后来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建立公开考试来选拔行政性公职人员的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资借鉴的异域文化参照物。美国学者卜德在评论法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时说：“法国人对中国的热情在1789年大革命后逐渐消失了，但科举制仍然是他们从中国学来的一项重要遗产。”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才很自信地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根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陈兴强：《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载于《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其次，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文化事业也为西方了解中国开启了一扇窗口，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1日创办了《中国丛报》。《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1836年发行的515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200本，马尼拉15本，夏威夷13本，新加坡18本，马六甲6本，槟榔屿6本，巴达维亚21本，暹罗4本，悉尼及南威尔斯6本，缅甸3本，孟加拉，尼泊尔7本，锡兰2本，孟买11本，南非开普敦4本，汉堡5本，英国40本，美国154本。可见销售区域之广泛。《中国丛报》是在华西方人的讨论基地，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传媒。西方人正是从《中国丛报》上知道了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知道了鸦片战争的进程。它刊登的部分文章被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可见，外销占多的《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价值。张施娟：《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为个案》，载于《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他们传播基督教的目的，选择了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因为，他们深知要使人们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件易事。在传教士的眼里，欲归化中国，科学是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于是传教士在传入欧洲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把中国科学技术介绍到欧洲，并经过欧洲的消化吸收后，获得了创新和发展。比如西方传教士的先锋——利玛窦来华后，在传播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同时，记述了他在华的所见所闻，写成《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在这部著作中，利氏对中国科学有许多描述，成为17世纪欧洲人讨论中国科学的取材内容。此外，中国的天文学，植物学和中医也通过他们传到了西方，进一步打开了欧洲的眼界，同时也成了欧洲科学家寻求知识的丰富源泉。
除了这些之外，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实现了西方与东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掀起了西方的“东方热”，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西方人来说，对神秘的东方产生兴趣源于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神奇的东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因此被介绍到西方去，并且产生巨大影响。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他的身份是传教士，也就是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但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竟然那么大，生活那么丰富奇特，于是开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作为游记体裁的汉学研究的代表作，《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门。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始于1583年，众多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们开启了所谓的“传教士时期”。
应该说，从传教士一进入中国大陆开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和交流，就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积极行为。中国文化为西方所了解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成为一种双向的交流。从14世纪到16世纪，西方传教士准备带着自己的宗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到中国这块“蛮荒”之地来“教化”尚未开化的“蛮民”，最初的动机是到中国来施行“文化统治”的。结果发现，东方的文明和东方的经验对人类发展的借鉴意义并不亚于西方。更有意思的是，这批传教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变成了“中国通”，回到西方后成为汉学专家，成为最早传播中国文化的人。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发生在中国要求变革的近代，充分说明多元文化的多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参照和对比之中，传教士们以及后来的汉学家们，总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展现中国民族特性、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构架方面，用欣赏的而不是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这个文化构架。他们在文化比照中震惊地发现，在西方文化之外居然还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并且在生生不息地运作。从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读来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西方汉学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他们所感受的时代割裂开来，而是用这个文化体系的有效运作来解释中国历史的长久性。西方汉学这种重视社会实践的品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汉学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学术的性质。当这些传教士为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了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国力强于欧洲，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驻华耶稣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态度，直接影响欧洲文化乃至各国君主对中国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近200年的中国热。朱易安：《在汉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载于《解放军日报》。
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他们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必须熟知儒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中国的儒教思想、风化习尚、典章制度均出自于中国古文献，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译中国古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入门之径，从而调和中国古代经书和天主教教义，最后达到传教的目的。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将儒家典籍等中国古文献翻译成西文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文献的研究和翻译，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文献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欧洲一代风流的思想旗帜，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西方汉学家较早关注的是《周易》和孔子的学说。这是因为《周易》注重事物变化的宇宙观和辩证法，对于一贯强调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的西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而孔子思想体系中关于建立道德文化秩序和人际网络秩序对于世界和平也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意义。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99年来到中国，回国后，他于1924年出版了《易经》的德译本。1924年至1929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开设了关于《易经》的讲座，题目分别是：《对立与友谊的政治学》、《艺术精神》、《变化中的恒定》以及《中国人关于死的概念》等。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卫礼贤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西方汉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卫礼贤的儿子韦德明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周易》专家，著有《易经八讲》及《〈易经〉中的天地人》。西方汉学家认为，《周易》与数字的关系启发了莱布尼兹等欧洲思想家寻求美与和谐，并认为数字有助于为人类世界带来秩序。参见《在汉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见www。sf108.com，2006年10月18日。
而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是双方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然而过去人们往往只瞩目于传教士展示给中国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忽略了传教士西撒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其实，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文化上的影响也总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既存在着“西学东渐”，也有过“中学西渡”。接触、碰撞、排斥、选择、改造、吸收、补充、交融……中西双方的文化在彼此的交流中，在相互的影响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我们不应否认，耳濡目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给欧洲带去了宝贵的汉学，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活力，因为，“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艺术，还导致了在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的服饰、工业乃至园林等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观都引起了对这个文明古国抱有好奇心的欧洲人的兴趣。西方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国艺术。整个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织等工艺品传到欧洲后风靡一时，甚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本人在1667年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国装，化装成中国人。中国趣味不但流行欧洲宫廷，而且走向十字街头，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风尚。18世纪初，上层的欧洲人以中国筵席宴请宾客为荣，欧洲宫廷贵妇则整天不离中国折扇，并且此时的欧洲还兴起了园林中国化运动。德、法等国在风景园中仿建中国化的宝塔与榭台楼阁，垒起了假山，种上了月季，石竹。受到中国服饰陶瓷等物品上中国画影响的西方风景画家，如华笃、拉摩脱、高博等人，向社会奉献了以中国手法画的新作。“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成了人们普遍的崇尚，以优美、轻倩、生动、自然为特色的“洛可可风格”，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洛可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它唤起了欧洲一般社会在一种假想中快乐的人生观，给欧洲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不管怎样，18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洛可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谭建华：《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学西渡》，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无尽的文学宝藏，诗歌、词赋、戏曲、小说等各类文学题材丰富多彩，内容详尽而完备。传教士西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激发了欧洲文学家的想像力，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文学灵感，并得以寻求到新的题材，从而创造出新的人物。
不管是对于传教士还是普通的西方人而言，东方尤其中国在明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意味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无穷的诱惑，于是他们来了，在这个时代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世界带去了中国，也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的曙光。
§§第五章 主导东亚，中国营造牢固的朝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