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西奥多·罗斯福
罗斯福任第三届州议员时，心血来潮，想竞选州议长。他多方活动，认为已有一定的把握，但投票结果，却与他的估计大相径庭，他这才初步体会了党机器的威力。而正在这时，他的第一位妻子忽得病亡故，伤心之余，他在三届任满后离开了纽约，到达科他（那时尚未建州）去经营了一个大牧场，真正地做上了一名牛仔，为期3年，即1884至1886年。当然，罗斯福绝不是一般的牛仔，他也是一名秀才，他一直在不断地写书，一有机会就写，在这一段时间内，他继续写他的那本多卷集《西部的胜利》，并完成了他的《托马斯·本顿传》。
1886年7月4日，罗斯福参加了达科他迪金森镇的美国独立11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演说。他说：“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喜欢大：大草原、大森林、大山、大麦田、大铁路、大牧场、大工厂、大汽船等等。但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如果我们听任财富腐蚀我们的品德，那么，财富就不可能造福给人民。如果我们想证明我们这个国家将无愧于它所拥有的财富，那么，每一位公民必须作出他的努力，也就是人人有责。因为我们不是受制于任何其他人的，我们不是欧洲人，我们美国人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由于我们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尽主权者的责任而不是臣属者的责任。我们绝不能心术不正地或不用脑筋地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若要继续保住我们的权利，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适当地运用我们的权利。我是东部人，也是西部人，我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对此，我感到骄傲。”
1886年，改良主义大师、单一税的创始人亨利·乔治要在纽约市竞选市长。共和党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西奥多·罗斯福可与他一搏，这样，西奥多就当上了纽约市共和党的候选人。民主党则推出了党内的一名左派人士叫赫维特。
乔治的党叫劳工党，当时劳工党的报纸就攻击罗斯福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西奥多乃发表信件加以驳斥道：“除了我居住之地外，我没有什么土地。你们说我主张提高房租、降低工资云云，全属无稽之谈，我一贯用我的双手和头脑来工作，其勤奋程度谅不会稍逊于你们工会中任何会员。我使用雇员唯一地点是我西部的一个牧场，但那里的牧场工人都公正地分享着牧场的利润。”
共和党的报纸则鼓吹罗斯福“年轻，充满活力，他是一名天生的改革派，他充分体现的倒不是法，而是法的精神”。西奥多自己也大吹“采取剧烈改革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我当选，你们就会得到改革”。“如果我发现哪一位官员有腐败行为，我一定会砍掉他的脑袋，即使他是共和党的最大党魁。”“有人反对我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尚是一名孩子，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老老实实告诉你们，岁月本身会改变这一事实。”
如众周知，当时纽约市的民主党机器坦姆尼是首屈一指的，选举的结果是：赫维特，90552；乔治，68110；罗斯福，60435.
这一次，罗斯福是败于民主党党机器之手。
罗斯福竞选失败后就要赋闲了，他的老朋友卡勃特·洛奇在华盛顿为他谋得一职。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哈里逊乃任命罗斯福为文官委员会专员。那时，罗斯福已续了弦，全家迁居华盛顿，并在华盛顿居住了6年，他为文官制度的改革花了不少力。但这一工作毕竟比较清闲，所以仍有机会写作。同时，在华盛顿做官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乘机结识一批全国性的大人物。罗斯福竟在这一岗位上停留了这么多年，实在是一大奇迹。他一直待至1895年才提出辞呈，那时的总统已换上了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他的辞呈说：“我居此职几近6个整年，其中有两年多是在您的统率之下，我现在怀着不舍之情要向您告辞。”
现在他已年过三十，人们不能再继续称他为孩子了，他要独立地干一场了。
这一次，他挑选的职位是富有刺激性的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在特殊情形下，警察局往往有双重性，它既是追查罪犯保卫社会秩序的机构，又是行贿受贿给犯罪打掩护的机构。
罗斯福决心要整顿警风。他时常于深夜微服出巡，到大街小巷出其不意地抓失职或有不端行为的警官和警察。这一举止引起了纽约市民的极大赞赏。但在警察局高层内部，罗斯福的这种做法却并不受到欢迎。罗斯福很聪明，他选了纽约市的记者作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他特别选中了当时蜚声新闻界的两名“特级”记者，即纽约《太阳报》的雅各·赖伊斯和《纽约邮报》的林肯·斯蒂芬。众所周知，赖伊斯是畅销书《其他一半人如何生活》的作者，而斯蒂芬则是鼎鼎大名的“扒粪”明星。
埃德蒙·摩里斯的《西奥多·罗斯福传》中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写：“‘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罗斯福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在这两位记者听来真似乎受宠若惊。林肯·斯蒂芬写道：‘真好像我们三个人——罗斯福、赖伊斯和我——就是警察局的决策人了。’尽管他们两人很想建议下一步该怎样做或该打击谁，但他们还是劝告他首先得‘一步一步慢慢来’，该先和同僚商议一番。但罗斯福知道若按部就班行动就鲜能有大作为，他必须行使他利用报界的天才。直觉告诉他，这两位文章妙手要比警察局决策团的其他3名同僚更能给他帮助。”
罗斯福的泼辣作风加上赖伊斯和斯蒂芬的鼓而吹之，很快，罗斯福就成了纽约市的头号“英雄”。
1896年是总统选举年，这一年的选举与以前不同，因为民主党推出了威廉·布赖恩作候选人，此人哗众取宠、口若悬河，提出了迎合“平民”的口号，并自称是一位“平民”。共和党倾全力，并使用了各种收买手段，才勉强取得了胜利。新的共和党总统叫麦金莱，在洛奇的疏通下，麦金莱终于任命罗斯福为海军部次长。于是罗斯福全家再度迁居华盛顿。
当时有一名叫马汉的海军上校写了一本书《海军在历史上的作用》，该书的中心思想是说，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各国曾称霸一时，所依靠的就是海军，后来英国起而代之，所依靠的也就是海军，所以，美国若要做强国，首先得发展海军。这完全符合罗斯福的想法，他现在身为海军部次长，当然要不遗余力来推动美国的海军建设，不过次长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只能是向部长朗格多多进言而已，而朗格是一位慢条斯理的人，当然不合罗斯福的心意。
有故事说，一天，罗斯福读到一封公函，内称远东舰队司令出缺，他立即感到这是机会，故意把信压起来暂不上交朗格，他登上马车到他的朋友乔治·杜威海军将军家中，把他拉上马车，在车上罗斯福问他：“你在参议院中有朋友吗？”“有一位。”“你立即去找他，请他提名你为远东舰队司令。”说着，就把他推下车子，叫他马上雇出租马车去找他朋友。
过几天，罗斯福才把信交给朗格，朗格不慌不忙，等了一些天才物色人才去向参议院活动，但参议院已通过了对杜威的任命。
罗斯福不但主张扩建海军，而且还极力鼓吹战争是美事，如果把他的好战言论编成语录，大概也可以成为一本“小红书”。
他说：“准备战争就是最可靠的和平保证，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宁可忍受各种各样的战争灾害而不愿以国家的荣誉为代价来交换可耻的繁荣。”“懦怯，不论对一个民族讲或者对一个人讲，都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有意地不作战争准备，从其效果来说，与懦怯一样可耻。没有胆量去进行战争的胆小鬼、同那些不愿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战争的步骤的短视先生们，是一丘之貉。”他还说：“在一切战争中，最正义的战争就是对野蛮人的战争，尽管这种战争很可能是最恐怖和最不人道的战争。正是那些把野蛮人逐出其居住地的粗鲁勇悍的定居者使文明人不得不对他们感恩万载。美国人与印第安人；波尔人与苏鲁人；哥萨克人与鞑靼人；新西兰人与毛利人；上述各对人中的胜利者（尽管其胜利是很恐怖的）为随之而来的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美洲、澳大利亚、西伯利亚是如此这般而终究得以摆脱原来的红人、黑人、黄人土地占有者而成为傲视世界的种族，其重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1897年6月，罗斯福在纽波特海军学院作了一次短短的演说，据统计，他在演说中使用了“战争”这个字眼共62次。他说：“任何和平胜利都比不上最高级的战争胜利，可能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将来战争竞赛会宣告结束，但那将是几百年以后的事。至于现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它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他还鼓吹：“外交官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军人的主人。”
不久，战争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围绕古巴问题的美西之战。
那时，民主党的《纽约人报》和《纽约世界报》是鼓噪对西作战的最厉害的报纸。罗斯福顾不得党派界线，也成了一名狂热的主战派。
麦金莱总统曾一度在对西作战上下不了决心，罗斯福就说他，“麦金莱的脊梁骨是巧克力做的”。当时，参议员汉纳是共和党的党务最高头头，罗斯福往见汉纳请战。他说：“我希望我在60岁以前能看到从北美大陆上拔去西班牙国旗和英国国旗。”
汉纳回答说：“你疯了吗？我们跟加拿大有什么过不去？”
罗斯福在给他妹夫柯尔海军少校的信中还说：“我已经在总统面前，当着阁员之面，也当着参议员汉纳之面，以我所能用的最强烈的口吻，要求马上用武装干涉来解决古巴问题。”
美西战争看来要打起来了，但罗斯福却采取了一个戏剧式行动，他宣布辞去海军部次长之职，要去德克萨斯招募一支民兵直接参战。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罗斯福“剽骑队”。他说：“不管政府宣战也好，不宣战也好，反正我的剽骑队将远征古巴。”
仗终于打响了，他写信给远征队司令伍德上校要求马上赴古巴。他说：“有训练也好，没有训练也好，我们要争取马上去古巴，我们不能等待战争结束而后动身。”
1898年6月，剽骑队到达佛罗里达，渡海到了古巴，这一乌合之众实际上不会打仗。7月3日，罗斯福给洛奇的信中诉苦说：“我们快临近一次军事的灾难了，我们必须获得增援，包括兵士、军火和食品，我们损失了1/4，我不知道我怎么还活着。”
但由于美国正规军在圣地亚哥港登陆，配合当地古巴人军队，大败西班牙军队，剽骑队也算是顺势取得了胜利。8月15日，罗斯福就凯歌回国了。
洛奇组织了上万人在纽约欢迎这一支狼狈不堪的剽骑队，而罗斯福也真正地成了一名爱国英雄。
罗斯福非常懂得趁热打铁，他抓住这个机会要竞选州长。洛奇对他说：“纽约州是普拉特的势力，我无能为力，你得去找普拉特。”罗斯福一向标榜他是反对普拉特老板制度的，但现在为了过州长之瘾，也不得不前去就教了。他取得了普拉特的谅解并真的当上了州长。不少进步朋友曾为此大骂罗斯福。罗斯福在晚年所写的自传中曾特辟一章，专门谈他与普拉特的关系：“我的愿望是取得成效而不只是为了显示美意和善行。我的责任是要把理想主义与实效相结合。我的目的是坚决避免让人认为我仅仅在针对普拉特作派系斗争。”“在每一个问题上，我总是尽最大努力劝说普拉特先生不要反对我，我极力向他保证我无意从他手中夺取党组织的控制权，我总是向他详细解释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做的理由。只有在我费尽心机劝说无效而他仍坚持己意之时，我才正告他，不管他反对不反对，我将战斗到底。”
罗斯福表示，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双方都得以相让而获得解决。接着他谈了一个冲突的例子，这是关于任命一位保险事务总监的事。罗斯福发现原任总监本人有利益关系，不宜再连任，必须换新人，而普拉特则要求保持原任。文章写道：
普拉特先生给了我一个最后通牒，要我必须保持那位原任，否则他将与我战斗。如果他要战斗，那人必将连任，因为我没有能力把他撵走，因为纽约州宪法规定，必须获得参议员同意才能撤换该职位的人选。与往常一样，我绝不同普拉特先生发脾气（他又老又弱），我坚持平心静气向他解释，我已下定决心必须撤换该人。
纽约各家公司也纷纷通过决议，要求我保留该人，不过那些签了名的人中有人私下对我说他们是不得已而签上名的。
普拉特更寸步不让，我就挑了一位普拉特的朋友作接替人，此人作风正派，适于该职，我谅普拉特不敢出来反对。但直到最后表决前一天，他还不让步。那天下午我找了他，想说服他，但他不答应；并说，如果我坚持，这将是一场生死大战，它将摧毁我自己。我也说，非常抱歉，我不能让步，如果真要战争，那就让它来吧，反正我明天将提出新人去表决，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但不久，普拉特手下的一名亲信要求见我，我们约定晚上在联盟俱乐部见面，客人说的仍是老一套，他解释说，普拉特决不会让步，如果发生战斗，他肯定将获全胜，我的名声将会扫地，他希望挽救我，免得我毁于一旦。我也只能重申我说过的话，我们无效的谈话进行了近半个小时，然后我站了起来说，再谈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我想走了，客人再次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我放弃这个机会，我的前途肯定是完蛋了。如果我能接受这个机会，那一切事情都就好说了。我摇摇头说：“不，我再也没有可说的了。”他说：“你已下定决心？”我说：“是的。”他又说：“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你的垮台？”我说：“那好，我们走着瞧吧。”我就向大门走去。他说：“你知道战斗就在明天开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说：“知道。”我在走到大门时向他打了个招呼：“再见。”然后，我推开大门，正想迈步出去，客人忽然把我叫住。他面色难看，一如死灰，张口说：“别急，我们认了，你可以提某某，参议员先生为此很为难过，但他将不再反对。”
罗斯福在最后写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死拉不放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恐吓手段。”
罗斯福州长毕竟使普拉特不太痛快，后者乃乘1900年大选之机，向共和党全国老板汉纳建议，推罗斯福为麦金莱总统之副手，即任麦之副总统候选人。汉纳一贯认为罗斯福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对罗怀有戒心，他反问普拉特道：“你可知道，总统与副总统之间距离仅仅是一次心跳？”但由于普拉特帮的坚持，汉纳也只好答应下来，这样，罗就成了副总统候选人。
罗斯福起先不愿扮这个角色，他写信给洛奇说：“若被选上副总统，我将无事可做。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我正需要工作。我不喜欢当象征性的领袖。在参议院当议长对我讲是太无聊了，亲爱的老家伙，我要坦白和坚决地向你表示，我要继续当州长。”但较量的结果，罗斯福失败了，他终于被推上了候选人位置并接着出任了副总统。可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1901年9月，麦金莱被刺身亡，罗乃一跃而为总统。
罗斯福作为总统的得意杰作就是巴拿马共和国。
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世纪末，有一家法国公司与哥伦比亚签订合同，打算在巴拿马境内开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公司的总工程师就是当初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雷赛布。但苏伊士是沙地，而巴拿马是山地，雷赛布的老一套在巴拿马行不通，困难一个接一个，再加上人为的舞弊，公司陷入困境。公司代理人瓦里略乃访问美国，向美国兜售运河，索价1亿美元。
美国本来就有在中美洲开两洋运河之议，但运河开在尼加拉瓜还是开在巴拿马则一直决定不下来。
美国国会见瓦里略推销运河，故意大叫大嚷要在尼加拉瓜开运河，瓦里略见势不妙，立即杀价，把1亿美元降至4000万美元。哥伦比亚驻华盛顿大使艾兰马上同国务卿约翰·海签了一个草约，同意以1000万美元的代价长期租给美国一条两岸各宽3英里的运河区，美国另外每年付年金10万美元。
这个草约在哥伦比亚传开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群众包围哥国会，哥国会不得不否决了这个草约。
那时，罗斯福已当上总统。他看到哥伦比亚居然否决草约，勃然大怒。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评论的评论》总编辑艾尔伯特·肖说：“我在你面前大胆地说，如果巴拿马是一个独立国家，或者就在今天变为一个独立国家，我就痛快了。但由我出来说这样一句话是不行的，人们会说我煽动叛乱，所以我不能说。”肖博士当然心领神会，他马上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巴拿马要独立，怎么办？》。文章赤裸裸地鼓吹巴拿马人“造反”。文章说：“巴拿马人在波哥大政府统治下已有几代了，波哥大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无非是贫穷和灾难。事实也不能不这样，因为波哥大本身所有的也只是贫穷和灾难。”
瓦里略嗅到这是美国的信号，他便在公司内物色了一名叫马努埃尔·阿马多的巴拿马人，请他出来充任“巴拿马的华盛顿”。瓦里略还在纽约华道夫·阿斯托旅馆1162房间辟了一个办事处，人们把这个办事处称为“巴拿马共和国设计室”。
阿马多也亲往美国进行活动，他同美国商妥后回到巴拿马邀请哥伦比亚驻巴拿马司令伍埃尔塔将军任未来的巴拿马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并第一次就送了他8万美元。
哥伦比亚政府早有所闻，乃拟派军舰前往巴拿马进行整治。罗斯福为了防止哥伦比亚军队，乃于1903年11月2日下令派美舰3艘驶抵巴拿马地区，并命令“不许任何军队在离巴拿马50英里内登陆，不管它是什么军队。据说波哥大政府军已在前往巴拿马途中，必须阻止他们登陆”。
“起义”原定11月3日上午实行，所以国务院在11月3日下午3点40分就发电报给美国驻巴拿马领事艾尔曼道：“听说巴拿马已发生起义，请立即向国务院作报告。”艾尔曼回电说：“起义尚未发生，听说将在今夜发生。”“起义”所以推迟，是因为“起义者”有临阵胆怯的心态。但国务院的电报成了美国预谋“起义”的铁证。
11月6日，国务院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了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新的政府当然乖乖地把巴拿马运河区割让给美国。
每谈到巴拿马运河，罗斯福总不免要洋洋得意地说：“如果我按照一般的程序行事，就要写一个不少于二百页的咨文提交国会讨论，很可能这个讨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但我决心先把运河拿到手，然后让国会去进行讨论。这样，国会一面在讨论，运河就一面在前进了。”
在国内政策方面，罗斯福创立了好几个第一，他邀请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到白宫赴宴，即使林肯也不敢这样做。所以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请黑人到白宫赴宴的总统。这个消息当时曾震动全国。
1902年，煤矿工人罢工，铁路公司经理不愿同矿工联合会工人进行谈判。劳工的行为有秩序有纪律，并愿把争端交付仲裁。罗斯福同情工人，对于国内缺煤感到焦虑，只因为他的顾问们认为他在法律上无权干涉，故对于是否介入争端犹豫不决。10月初，罗召集矿主和工会领导人米切尔到白宫进行磋商。米切尔再次提出交付仲裁，但矿主们依然执拗不从。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求总统颁布禁令，并于必要时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罗斯福大为反感。他向矿主们暗示，他将动用军队剥夺矿主的所有权，由军队来生产煤。矿主们大恐，最后由摩根从中调解，双方达成妥协：矿工复工，由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仲裁。所以，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头一位召集劳资双方到白宫解决争端的总统，是头一位使双方都接受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裁决的总统，也是以接管煤矿相威胁而迫使资本家就范的第一位总统。这一切，与以前普尔门大罢工时政府的做法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
罗斯福也是第一个用谢尔曼法真正控告托拉斯的总统。1902年，他命令司法部长诺克斯控告北方证券公司。联邦政府的控告一经宣布，华尔街为之愕然。摩根妄自尊大，俨然以独立自主的首脑自居，派他的律师与司法部长商谈解决办法，但未获成功。他的失败象征着权力从纽约市南部转移到了华盛顿。1903年，联邦法院下令解散北方证券公司。翌年，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罗斯福写道：“此案意义之重大是无法估量的。”当然，罗斯福并不想破坏一切托拉斯，他认为有两种托拉斯，一种是良性的托拉斯，它可以促进生产大发展。另一种是恶性托拉斯，它危害人民，他所要反对的仅仅是恶性的托拉斯。
不过，罗斯福最大的第一应当推他的保护资源政策。他大概是全世界首先提出保护资源的国家领导人。1907年12月，他向国会特别提了一个咨文，内称“保护及适当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国民生活中，几乎其他每一个问题都以它为基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享受着目前的高度繁荣，而且如果能正确对待这一繁荣的话，它足以保证未来的成功，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相比。对这个国家抱远见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必须了解一个事实：浪费与破坏我们的资源，损耗与榨尽地力而不善加利用以增其效益，其结果将损害我们子孙应享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我们原应扩大与发展以留传给他们的”。
由于罗斯福的这一政策，美国就成了保护资源做得最好的国家，至少是最好国家之一。在当时，人们还不十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来愈感到了罗斯福的高瞻远瞩。
还有一个第一也不妨顺便提一下。由于他调停日俄战争，罗斯福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罗斯福自夸他的政府是“公平施政”。他说他的“天然盟友是农民、小商人和高级技工”，就是那些“德智体三方面都根本健全的”“中产阶级美国人”。这些人和他一样厌恶走极端，和他一样以道德准则判断是非曲直。
罗斯福要求让联邦政府管理股票市场、限制反对劳工的禁令、对劳工争端进行强制性的调查、把8小时工作日扩大到联邦政府雇员、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然后他又对法院宣称《工人赔偿法》违宪而予以严厉批评，并对“来自掠夺的财富”加以谴责，因为有钱的人干了不少蠢事，肆无忌惮地反对“工商业中每一项为了诚实而采取的措施”。他还私下警告说，如果富人和不明是非的法官迫使工人的命运变得不堪忍受，那么，势必爆发革命。若不改革，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1909年，罗斯福两任期满。接任的是原陆军部长威廉·塔夫脱。塔夫脱上任总统后采取保守路线，放弃或推翻了罗斯福的进步方针，因此，在1912年大选中，共和党内部就发生了塔夫脱派与罗斯福派的大争吵，并最后导致分裂，迫使罗斯福成立了一个新党，即进步党。这样，罗斯福又创了一个第一，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步党总统候选人（1948年亨利·华莱士又创进步党，并担任总统候选人）。
1910年8月31日，西奥多在堪萨斯发表一通演说，宣扬他的“新国家主义”。他说：“我坚持公平施政，当我说我主张公平施政时，我不是仅仅主张在现行的游戏规则下实行费厄泼赖（fair-play），而是还主张改革现行的规则，以便争取有一个更大深度的机会平等。”“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必须摆脱各种特殊利益的影响或控制。在内战以前，棉花利益和奴隶制利益曾威胁到我们的政治廉明。当今，则有大企业为了自己的私利时常控制和腐蚀我们政府中的人以及政府的管理方法。我们必须把这些特殊利益赶出政治领域之外。”
在1912年竞选中，罗斯福又碰到了一起惊人事件。在一次竞选演说中，有暴徒向他开了一枪，打中胸口。这一弹本来可以致命，但上帝保佑，子弹正打中他的上衣口袋，这口袋内刚巧装着一个铁皮的眼镜匣子，在匣子后又装着一厚叠的讲演稿子（他没有照稿子念，所以并未从口袋中取出稿子）。这样，子弹威力大减，只伤及他的皮肉，使他流了一些血。
人们见罗斯福中弹，马上要把他送医院，但罗斯福坚持要把话讲完，就继续在台上讲了几分钟，然后再进医院。这样，他又上了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成了一名受伤不下火线的大英雄。
投票的结果是：威尔逊，罗斯福，塔夫脱。
罗斯福虽然没有当选，但进步党的纲领却永远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他写道：“政治党派的生存在于实现责任政府和执行人民的意愿。两个旧政党都已背离了这些伟大的任务，它们不是促进普遍福利的工具，而已成为腐朽的利益集团的工具，这些集团不加区别地运用它们为其自私的目的服务。在公开的政府背后，存在一个看不见的政府，这后一个政府既不忠于人民，也不对人民负责。摧毁这个看不见的政府，结束腐朽的企业与腐朽的政治之间罪恶的勾结是现今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共和党蓄意地背叛了人民对它的信任，民主党在处理新时代的新问题上致命地无能，这迫使人民锻造出一个新的政治工具，通过它人民可以在法律和制度上贯彻他们的意志。”
1914年欧战爆发，威尔逊总统标榜中立，迟迟不参战，并在1916年选举中以“和平”为竞选口号，这大大触怒了好战的罗斯福，他讥讽威尔逊为胆小鬼。
后来美国终于参战，罗斯福立即向政府请缨，但威尔逊硬是不让罗斯福重上战场。罗斯福曾向陆军部长贝克抗议道：“阁下以缺乏军事训练及经验为由而拒绝我的申请，但你却征召了并正在征召一些其训练和经验不及我十分之一的民军教官出任野战军师长或团长。亲爱的先生，你大概忘记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我曾率领军队参加美国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
据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威尔逊所以拒绝让罗斯福往欧洲作战，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老罗一定会在1920年选举中重新当选总统。
1919年1月6日，罗斯福终于不能圆他的战死疆场的梦而只能死于病榻。
但他的4位公子都上了战场，小儿子昆定还牺牲于战场。罗斯福在儿子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只有不怕死亡的人才适于生存，也只有懂得生命乐趣和生命责任的人才敢于赴死。生命和死亡是同一伟大事业的两个组成面。凡把个人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人永远不能身体力行地完成真正有价值的事业。如果一个国家，其儿女们不敢在国家要求他们赴死的时候去赴死，那就不是一个值得生存的国家。同时，如果一个国家的儿女们认为生命也只仅仅是个人的自私自利生存过程，而不把它看成是伟大创造系列中的一个小小的连环，即每个个人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个人的生命目的必须服务于更大一级的整体生命之延续，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就不值得人民去爱。”
其实，人们敬重罗斯福绝不是因为他好战，而是因为他奋发有为。他在芝加哥的一篇演说，充分阐明了他的人胜观：
你们生活在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城市，在你们这里，产生了像林肯和格兰特这样伟大的人物。你们将最具美国特色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同你们这样杰出的人谈话时，我想谈的不是如何苟且偷生，而是怎么样才能坚持过勤奋的生活——过艰苦奋斗的生活，过劳动竞争的生活：我想谈谈那种最崇高的成就，这种成就与贪图安逸享乐的人绝缘，只有那些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并获得辉煌成就的人才能取得。
一生苟且怕事的人我们不佩服。我们佩服的是经过奋斗而成功的人：从来不会对不起邻人、能及时向朋友伸援手的人，尤其佩服有阳刚之气、经得起实际生活锻炼的人。失败的滋味固然不好受；从来不愿做成功的尝试却更糟糕。生活中不努力就不会有成就。现在无须努力只表示过去已经累积了努力成果。人只有在自己或祖辈努力有成就的情况下才有不工作的自由。如果这样得来的自由运用得当而他还在做事，只是做不同的事，当作家或是将军，从政或寻幽探险，那就说明他对得起命运对他的厚爱。但如果他以为这段无须工作的时期正好可以借此偷闲享乐，那他无非是这世上的寄生虫，有朝一日不得不自食其力时肯定比不上别人。安安逸逸的一生说到底算不上充实，对很想在世上有一番真正作为的人来说，尤其不合适。
懦弱的人、懒惰的人、对祖国没有信心的人、那些丧失坚强斗志和英雄气概而“过于文明”的人、愚昧无知的人、对那些能让“铮铮铁汉”都为之动容的巨大鼓舞力量无动于衷的麻木不仁的人——总之，所有这些人都闭眼不见国家正在承担新的责任，闭眼不见我们正在建设能满足我们国家需要的海军和陆军；闭眼不看我们正在世界事务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就是这些人，他们害怕过勤奋的生活，害怕过唯一的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而宁愿过那种不问不闻的日子，让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同整个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起消失。或者，他们干脆沉迷于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自以为经商致富是国民生活的根本。殊不知，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究其量也只是造就伟大国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不错，无论哪个国家，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想长久地生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但单纯的物质繁荣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然，那些创造了物质繁荣的设计师，那些创办了工厂和铁路的商业巨头，以及那些为了国家富裕而殚精竭虑不辞辛劳的强者，的确应该得到所有的荣誉和国家的奖励。但是，我们更感谢那些以林肯和格兰特为典范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深谙工作的法则和斗争的法则；他们不只含苦茹辛地让自己的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更加懂得还有更崇高的责任——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因此，我亲爱的同胞们，祖国要求我们不要太过贪图安逸的生活，我们应该在艰苦奋斗的生活中去实现我们的价值。20世纪已经向我们走来，它将改变许多国家的命运。假如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只知游手好闲，虚度光阴，一味骄奢淫逸，苟且偷生；假如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畏首畏尾，止步不前，那么，我们被更勇敢、更坚强的民族所超过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将最终获得统治世界的权利。因此，让我们昂首阔步面对充满斗争的生活，下定决心出色而坚决地履行我们的职责；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去捍卫正义；下定决心做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脚踏实地地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的斗争正当而正义，我们就不应该逃避，无论它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们要坚信，只有通过不避艰险的斗争和努力，我们才能最终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西奥多去世后，美国国内就这位总统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展开了讨论。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美西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才会被称为“圣胡安山英雄”；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倡导保护自然资源运动，使得美国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长远地发展下去；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夺取巴拿马、促成运河开凿工程顺利启动和完工，所以称他为“巴拿马之父”；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调停日俄战争，获得诺贝尔奖，因此又称他为“和平使者”。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美国人心中，西奥多是继华盛顿和林肯后成绩最显著的总统。
在美国史上，1901年到1912年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奥多时代”。西奥多推动了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现代联邦政府权力结构的形成，成为继林肯以后第一位强势总统。他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总统，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传奇。他认为政府的主体是行政管理，而不是立法。他扩大了行政权力的运动范围，扭转了南北战争后出现的国会领导联邦政府的政治局面。他提出了共同发展的口号，缓和了贫富分化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西奥多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增强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他对美国外交战略的最大贡献，就是树立了美国的大国地位，使得美国走上全面扩张的道路。西奥多在外交政策上，遵守的原则不是平等公正的原则，而是一切行动都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他实行“大棒政策”，不顾弱小国家权益，逐渐扩大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西奥多时代”是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美国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社会结构调整引起的震荡逐渐平息。
1927年，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主持下，在南达科他州的国立拉什莫尔山纪念地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该工程的最初构想源于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学者，他在1920年前后萌发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南达科他州黑山区坚硬的花岗岩山峰顶上雕凿一座能够象征美国的摩崖石刻人物雕像。他的这一大胆的构想，得到当时著名的雕塑家鲍格姆的全力支持。经过几年的精心策划，国会通过了在南达科他州修建国立拉什莫尔山纪念地的提案。工程开始后，参加这项恢弘工程的全美雕塑家多达360多人。他们风餐露宿，忘我拼搏，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拉什莫尔山雕刻工程。
1941年，国立拉什莫尔山纪念地以崭新的面目，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在4座总统石刻头像的山脚簇拥着苍松翠柏，下面是宽宽的大道。大道两侧竖立着十几根方柱，美国50个州的州旗分别以四面一组的形势装饰在大理石饰面的方柱上，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国体。
这4座总统石刻头像位于拉什莫尔山山顶，高达60英尺，雕刻的分别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最后，请读一读李大钊先生对罗斯福的一则评价，其题为“北美之风云儿”：
北美合众国前总统罗斯福君，世界之风云儿也。其与当代唯一之怪杰维廉二世相见时，辄相视而笑，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之概。
美西之役，罗氏尝充义勇军，纵其健儿之身手，以驱于龙骧虎斗之战场，而无所于怯；欧战之顷，亦尝挺身于演坛之上，虽遭刺客之狙击，血溅十步之外，尤必终其说而后已；迨夫解政之后，猎于非洲之深山中，与猛兽相搏而卒能擒之，此其所谓拔山盖世之雄矣。
今也，美德绝交，战衅之开方在旦夕，罗氏果奋其雄飞迈进之素志，霹雳一声，为愿率其四子从军之请，全美之人闻之，其感愤兴起为何如者！
大地之上，铁血横飞，敬欲图存，宁容鼾睡？嗟我邦人，闻罗之风者，可以兴矣。
1886年7月4日，罗斯福参加了达科他迪金森镇的美国独立11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演说。他说：“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喜欢大：大草原、大森林、大山、大麦田、大铁路、大牧场、大工厂、大汽船等等。但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如果我们听任财富腐蚀我们的品德，那么，财富就不可能造福给人民。如果我们想证明我们这个国家将无愧于它所拥有的财富，那么，每一位公民必须作出他的努力，也就是人人有责。因为我们不是受制于任何其他人的，我们不是欧洲人，我们美国人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由于我们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尽主权者的责任而不是臣属者的责任。我们绝不能心术不正地或不用脑筋地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若要继续保住我们的权利，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适当地运用我们的权利。我是东部人，也是西部人，我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对此，我感到骄傲。”
1886年，改良主义大师、单一税的创始人亨利·乔治要在纽约市竞选市长。共和党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西奥多·罗斯福可与他一搏，这样，西奥多就当上了纽约市共和党的候选人。民主党则推出了党内的一名左派人士叫赫维特。
乔治的党叫劳工党，当时劳工党的报纸就攻击罗斯福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西奥多乃发表信件加以驳斥道：“除了我居住之地外，我没有什么土地。你们说我主张提高房租、降低工资云云，全属无稽之谈，我一贯用我的双手和头脑来工作，其勤奋程度谅不会稍逊于你们工会中任何会员。我使用雇员唯一地点是我西部的一个牧场，但那里的牧场工人都公正地分享着牧场的利润。”
共和党的报纸则鼓吹罗斯福“年轻，充满活力，他是一名天生的改革派，他充分体现的倒不是法，而是法的精神”。西奥多自己也大吹“采取剧烈改革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我当选，你们就会得到改革”。“如果我发现哪一位官员有腐败行为，我一定会砍掉他的脑袋，即使他是共和党的最大党魁。”“有人反对我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尚是一名孩子，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老老实实告诉你们，岁月本身会改变这一事实。”
如众周知，当时纽约市的民主党机器坦姆尼是首屈一指的，选举的结果是：赫维特，90552；乔治，68110；罗斯福，60435.
这一次，罗斯福是败于民主党党机器之手。
罗斯福竞选失败后就要赋闲了，他的老朋友卡勃特·洛奇在华盛顿为他谋得一职。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哈里逊乃任命罗斯福为文官委员会专员。那时，罗斯福已续了弦，全家迁居华盛顿，并在华盛顿居住了6年，他为文官制度的改革花了不少力。但这一工作毕竟比较清闲，所以仍有机会写作。同时，在华盛顿做官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乘机结识一批全国性的大人物。罗斯福竟在这一岗位上停留了这么多年，实在是一大奇迹。他一直待至1895年才提出辞呈，那时的总统已换上了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他的辞呈说：“我居此职几近6个整年，其中有两年多是在您的统率之下，我现在怀着不舍之情要向您告辞。”
现在他已年过三十，人们不能再继续称他为孩子了，他要独立地干一场了。
这一次，他挑选的职位是富有刺激性的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在特殊情形下，警察局往往有双重性，它既是追查罪犯保卫社会秩序的机构，又是行贿受贿给犯罪打掩护的机构。
罗斯福决心要整顿警风。他时常于深夜微服出巡，到大街小巷出其不意地抓失职或有不端行为的警官和警察。这一举止引起了纽约市民的极大赞赏。但在警察局高层内部，罗斯福的这种做法却并不受到欢迎。罗斯福很聪明，他选了纽约市的记者作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他特别选中了当时蜚声新闻界的两名“特级”记者，即纽约《太阳报》的雅各·赖伊斯和《纽约邮报》的林肯·斯蒂芬。众所周知，赖伊斯是畅销书《其他一半人如何生活》的作者，而斯蒂芬则是鼎鼎大名的“扒粪”明星。
埃德蒙·摩里斯的《西奥多·罗斯福传》中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写：“‘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罗斯福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在这两位记者听来真似乎受宠若惊。林肯·斯蒂芬写道：‘真好像我们三个人——罗斯福、赖伊斯和我——就是警察局的决策人了。’尽管他们两人很想建议下一步该怎样做或该打击谁，但他们还是劝告他首先得‘一步一步慢慢来’，该先和同僚商议一番。但罗斯福知道若按部就班行动就鲜能有大作为，他必须行使他利用报界的天才。直觉告诉他，这两位文章妙手要比警察局决策团的其他3名同僚更能给他帮助。”
罗斯福的泼辣作风加上赖伊斯和斯蒂芬的鼓而吹之，很快，罗斯福就成了纽约市的头号“英雄”。
1896年是总统选举年，这一年的选举与以前不同，因为民主党推出了威廉·布赖恩作候选人，此人哗众取宠、口若悬河，提出了迎合“平民”的口号，并自称是一位“平民”。共和党倾全力，并使用了各种收买手段，才勉强取得了胜利。新的共和党总统叫麦金莱，在洛奇的疏通下，麦金莱终于任命罗斯福为海军部次长。于是罗斯福全家再度迁居华盛顿。
当时有一名叫马汉的海军上校写了一本书《海军在历史上的作用》，该书的中心思想是说，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各国曾称霸一时，所依靠的就是海军，后来英国起而代之，所依靠的也就是海军，所以，美国若要做强国，首先得发展海军。这完全符合罗斯福的想法，他现在身为海军部次长，当然要不遗余力来推动美国的海军建设，不过次长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只能是向部长朗格多多进言而已，而朗格是一位慢条斯理的人，当然不合罗斯福的心意。
有故事说，一天，罗斯福读到一封公函，内称远东舰队司令出缺，他立即感到这是机会，故意把信压起来暂不上交朗格，他登上马车到他的朋友乔治·杜威海军将军家中，把他拉上马车，在车上罗斯福问他：“你在参议院中有朋友吗？”“有一位。”“你立即去找他，请他提名你为远东舰队司令。”说着，就把他推下车子，叫他马上雇出租马车去找他朋友。
过几天，罗斯福才把信交给朗格，朗格不慌不忙，等了一些天才物色人才去向参议院活动，但参议院已通过了对杜威的任命。
罗斯福不但主张扩建海军，而且还极力鼓吹战争是美事，如果把他的好战言论编成语录，大概也可以成为一本“小红书”。
他说：“准备战争就是最可靠的和平保证，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宁可忍受各种各样的战争灾害而不愿以国家的荣誉为代价来交换可耻的繁荣。”“懦怯，不论对一个民族讲或者对一个人讲，都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有意地不作战争准备，从其效果来说，与懦怯一样可耻。没有胆量去进行战争的胆小鬼、同那些不愿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战争的步骤的短视先生们，是一丘之貉。”他还说：“在一切战争中，最正义的战争就是对野蛮人的战争，尽管这种战争很可能是最恐怖和最不人道的战争。正是那些把野蛮人逐出其居住地的粗鲁勇悍的定居者使文明人不得不对他们感恩万载。美国人与印第安人；波尔人与苏鲁人；哥萨克人与鞑靼人；新西兰人与毛利人；上述各对人中的胜利者（尽管其胜利是很恐怖的）为随之而来的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美洲、澳大利亚、西伯利亚是如此这般而终究得以摆脱原来的红人、黑人、黄人土地占有者而成为傲视世界的种族，其重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1897年6月，罗斯福在纽波特海军学院作了一次短短的演说，据统计，他在演说中使用了“战争”这个字眼共62次。他说：“任何和平胜利都比不上最高级的战争胜利，可能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将来战争竞赛会宣告结束，但那将是几百年以后的事。至于现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它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他还鼓吹：“外交官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军人的主人。”
不久，战争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围绕古巴问题的美西之战。
那时，民主党的《纽约人报》和《纽约世界报》是鼓噪对西作战的最厉害的报纸。罗斯福顾不得党派界线，也成了一名狂热的主战派。
麦金莱总统曾一度在对西作战上下不了决心，罗斯福就说他，“麦金莱的脊梁骨是巧克力做的”。当时，参议员汉纳是共和党的党务最高头头，罗斯福往见汉纳请战。他说：“我希望我在60岁以前能看到从北美大陆上拔去西班牙国旗和英国国旗。”
汉纳回答说：“你疯了吗？我们跟加拿大有什么过不去？”
罗斯福在给他妹夫柯尔海军少校的信中还说：“我已经在总统面前，当着阁员之面，也当着参议员汉纳之面，以我所能用的最强烈的口吻，要求马上用武装干涉来解决古巴问题。”
美西战争看来要打起来了，但罗斯福却采取了一个戏剧式行动，他宣布辞去海军部次长之职，要去德克萨斯招募一支民兵直接参战。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罗斯福“剽骑队”。他说：“不管政府宣战也好，不宣战也好，反正我的剽骑队将远征古巴。”
仗终于打响了，他写信给远征队司令伍德上校要求马上赴古巴。他说：“有训练也好，没有训练也好，我们要争取马上去古巴，我们不能等待战争结束而后动身。”
1898年6月，剽骑队到达佛罗里达，渡海到了古巴，这一乌合之众实际上不会打仗。7月3日，罗斯福给洛奇的信中诉苦说：“我们快临近一次军事的灾难了，我们必须获得增援，包括兵士、军火和食品，我们损失了1/4，我不知道我怎么还活着。”
但由于美国正规军在圣地亚哥港登陆，配合当地古巴人军队，大败西班牙军队，剽骑队也算是顺势取得了胜利。8月15日，罗斯福就凯歌回国了。
洛奇组织了上万人在纽约欢迎这一支狼狈不堪的剽骑队，而罗斯福也真正地成了一名爱国英雄。
罗斯福非常懂得趁热打铁，他抓住这个机会要竞选州长。洛奇对他说：“纽约州是普拉特的势力，我无能为力，你得去找普拉特。”罗斯福一向标榜他是反对普拉特老板制度的，但现在为了过州长之瘾，也不得不前去就教了。他取得了普拉特的谅解并真的当上了州长。不少进步朋友曾为此大骂罗斯福。罗斯福在晚年所写的自传中曾特辟一章，专门谈他与普拉特的关系：“我的愿望是取得成效而不只是为了显示美意和善行。我的责任是要把理想主义与实效相结合。我的目的是坚决避免让人认为我仅仅在针对普拉特作派系斗争。”“在每一个问题上，我总是尽最大努力劝说普拉特先生不要反对我，我极力向他保证我无意从他手中夺取党组织的控制权，我总是向他详细解释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做的理由。只有在我费尽心机劝说无效而他仍坚持己意之时，我才正告他，不管他反对不反对，我将战斗到底。”
罗斯福表示，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双方都得以相让而获得解决。接着他谈了一个冲突的例子，这是关于任命一位保险事务总监的事。罗斯福发现原任总监本人有利益关系，不宜再连任，必须换新人，而普拉特则要求保持原任。文章写道：
普拉特先生给了我一个最后通牒，要我必须保持那位原任，否则他将与我战斗。如果他要战斗，那人必将连任，因为我没有能力把他撵走，因为纽约州宪法规定，必须获得参议员同意才能撤换该职位的人选。与往常一样，我绝不同普拉特先生发脾气（他又老又弱），我坚持平心静气向他解释，我已下定决心必须撤换该人。
纽约各家公司也纷纷通过决议，要求我保留该人，不过那些签了名的人中有人私下对我说他们是不得已而签上名的。
普拉特更寸步不让，我就挑了一位普拉特的朋友作接替人，此人作风正派，适于该职，我谅普拉特不敢出来反对。但直到最后表决前一天，他还不让步。那天下午我找了他，想说服他，但他不答应；并说，如果我坚持，这将是一场生死大战，它将摧毁我自己。我也说，非常抱歉，我不能让步，如果真要战争，那就让它来吧，反正我明天将提出新人去表决，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但不久，普拉特手下的一名亲信要求见我，我们约定晚上在联盟俱乐部见面，客人说的仍是老一套，他解释说，普拉特决不会让步，如果发生战斗，他肯定将获全胜，我的名声将会扫地，他希望挽救我，免得我毁于一旦。我也只能重申我说过的话，我们无效的谈话进行了近半个小时，然后我站了起来说，再谈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我想走了，客人再次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我放弃这个机会，我的前途肯定是完蛋了。如果我能接受这个机会，那一切事情都就好说了。我摇摇头说：“不，我再也没有可说的了。”他说：“你已下定决心？”我说：“是的。”他又说：“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你的垮台？”我说：“那好，我们走着瞧吧。”我就向大门走去。他说：“你知道战斗就在明天开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说：“知道。”我在走到大门时向他打了个招呼：“再见。”然后，我推开大门，正想迈步出去，客人忽然把我叫住。他面色难看，一如死灰，张口说：“别急，我们认了，你可以提某某，参议员先生为此很为难过，但他将不再反对。”
罗斯福在最后写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死拉不放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恐吓手段。”
罗斯福州长毕竟使普拉特不太痛快，后者乃乘1900年大选之机，向共和党全国老板汉纳建议，推罗斯福为麦金莱总统之副手，即任麦之副总统候选人。汉纳一贯认为罗斯福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对罗怀有戒心，他反问普拉特道：“你可知道，总统与副总统之间距离仅仅是一次心跳？”但由于普拉特帮的坚持，汉纳也只好答应下来，这样，罗就成了副总统候选人。
罗斯福起先不愿扮这个角色，他写信给洛奇说：“若被选上副总统，我将无事可做。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我正需要工作。我不喜欢当象征性的领袖。在参议院当议长对我讲是太无聊了，亲爱的老家伙，我要坦白和坚决地向你表示，我要继续当州长。”但较量的结果，罗斯福失败了，他终于被推上了候选人位置并接着出任了副总统。可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1901年9月，麦金莱被刺身亡，罗乃一跃而为总统。
罗斯福作为总统的得意杰作就是巴拿马共和国。
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世纪末，有一家法国公司与哥伦比亚签订合同，打算在巴拿马境内开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公司的总工程师就是当初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雷赛布。但苏伊士是沙地，而巴拿马是山地，雷赛布的老一套在巴拿马行不通，困难一个接一个，再加上人为的舞弊，公司陷入困境。公司代理人瓦里略乃访问美国，向美国兜售运河，索价1亿美元。
美国本来就有在中美洲开两洋运河之议，但运河开在尼加拉瓜还是开在巴拿马则一直决定不下来。
美国国会见瓦里略推销运河，故意大叫大嚷要在尼加拉瓜开运河，瓦里略见势不妙，立即杀价，把1亿美元降至4000万美元。哥伦比亚驻华盛顿大使艾兰马上同国务卿约翰·海签了一个草约，同意以1000万美元的代价长期租给美国一条两岸各宽3英里的运河区，美国另外每年付年金10万美元。
这个草约在哥伦比亚传开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群众包围哥国会，哥国会不得不否决了这个草约。
那时，罗斯福已当上总统。他看到哥伦比亚居然否决草约，勃然大怒。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评论的评论》总编辑艾尔伯特·肖说：“我在你面前大胆地说，如果巴拿马是一个独立国家，或者就在今天变为一个独立国家，我就痛快了。但由我出来说这样一句话是不行的，人们会说我煽动叛乱，所以我不能说。”肖博士当然心领神会，他马上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巴拿马要独立，怎么办？》。文章赤裸裸地鼓吹巴拿马人“造反”。文章说：“巴拿马人在波哥大政府统治下已有几代了，波哥大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无非是贫穷和灾难。事实也不能不这样，因为波哥大本身所有的也只是贫穷和灾难。”
瓦里略嗅到这是美国的信号，他便在公司内物色了一名叫马努埃尔·阿马多的巴拿马人，请他出来充任“巴拿马的华盛顿”。瓦里略还在纽约华道夫·阿斯托旅馆1162房间辟了一个办事处，人们把这个办事处称为“巴拿马共和国设计室”。
阿马多也亲往美国进行活动，他同美国商妥后回到巴拿马邀请哥伦比亚驻巴拿马司令伍埃尔塔将军任未来的巴拿马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并第一次就送了他8万美元。
哥伦比亚政府早有所闻，乃拟派军舰前往巴拿马进行整治。罗斯福为了防止哥伦比亚军队，乃于1903年11月2日下令派美舰3艘驶抵巴拿马地区，并命令“不许任何军队在离巴拿马50英里内登陆，不管它是什么军队。据说波哥大政府军已在前往巴拿马途中，必须阻止他们登陆”。
“起义”原定11月3日上午实行，所以国务院在11月3日下午3点40分就发电报给美国驻巴拿马领事艾尔曼道：“听说巴拿马已发生起义，请立即向国务院作报告。”艾尔曼回电说：“起义尚未发生，听说将在今夜发生。”“起义”所以推迟，是因为“起义者”有临阵胆怯的心态。但国务院的电报成了美国预谋“起义”的铁证。
11月6日，国务院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了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新的政府当然乖乖地把巴拿马运河区割让给美国。
每谈到巴拿马运河，罗斯福总不免要洋洋得意地说：“如果我按照一般的程序行事，就要写一个不少于二百页的咨文提交国会讨论，很可能这个讨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但我决心先把运河拿到手，然后让国会去进行讨论。这样，国会一面在讨论，运河就一面在前进了。”
在国内政策方面，罗斯福创立了好几个第一，他邀请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到白宫赴宴，即使林肯也不敢这样做。所以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请黑人到白宫赴宴的总统。这个消息当时曾震动全国。
1902年，煤矿工人罢工，铁路公司经理不愿同矿工联合会工人进行谈判。劳工的行为有秩序有纪律，并愿把争端交付仲裁。罗斯福同情工人，对于国内缺煤感到焦虑，只因为他的顾问们认为他在法律上无权干涉，故对于是否介入争端犹豫不决。10月初，罗召集矿主和工会领导人米切尔到白宫进行磋商。米切尔再次提出交付仲裁，但矿主们依然执拗不从。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求总统颁布禁令，并于必要时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罗斯福大为反感。他向矿主们暗示，他将动用军队剥夺矿主的所有权，由军队来生产煤。矿主们大恐，最后由摩根从中调解，双方达成妥协：矿工复工，由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仲裁。所以，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头一位召集劳资双方到白宫解决争端的总统，是头一位使双方都接受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裁决的总统，也是以接管煤矿相威胁而迫使资本家就范的第一位总统。这一切，与以前普尔门大罢工时政府的做法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
罗斯福也是第一个用谢尔曼法真正控告托拉斯的总统。1902年，他命令司法部长诺克斯控告北方证券公司。联邦政府的控告一经宣布，华尔街为之愕然。摩根妄自尊大，俨然以独立自主的首脑自居，派他的律师与司法部长商谈解决办法，但未获成功。他的失败象征着权力从纽约市南部转移到了华盛顿。1903年，联邦法院下令解散北方证券公司。翌年，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罗斯福写道：“此案意义之重大是无法估量的。”当然，罗斯福并不想破坏一切托拉斯，他认为有两种托拉斯，一种是良性的托拉斯，它可以促进生产大发展。另一种是恶性托拉斯，它危害人民，他所要反对的仅仅是恶性的托拉斯。
不过，罗斯福最大的第一应当推他的保护资源政策。他大概是全世界首先提出保护资源的国家领导人。1907年12月，他向国会特别提了一个咨文，内称“保护及适当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国民生活中，几乎其他每一个问题都以它为基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享受着目前的高度繁荣，而且如果能正确对待这一繁荣的话，它足以保证未来的成功，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相比。对这个国家抱远见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必须了解一个事实：浪费与破坏我们的资源，损耗与榨尽地力而不善加利用以增其效益，其结果将损害我们子孙应享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我们原应扩大与发展以留传给他们的”。
由于罗斯福的这一政策，美国就成了保护资源做得最好的国家，至少是最好国家之一。在当时，人们还不十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来愈感到了罗斯福的高瞻远瞩。
还有一个第一也不妨顺便提一下。由于他调停日俄战争，罗斯福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罗斯福自夸他的政府是“公平施政”。他说他的“天然盟友是农民、小商人和高级技工”，就是那些“德智体三方面都根本健全的”“中产阶级美国人”。这些人和他一样厌恶走极端，和他一样以道德准则判断是非曲直。
罗斯福要求让联邦政府管理股票市场、限制反对劳工的禁令、对劳工争端进行强制性的调查、把8小时工作日扩大到联邦政府雇员、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然后他又对法院宣称《工人赔偿法》违宪而予以严厉批评，并对“来自掠夺的财富”加以谴责，因为有钱的人干了不少蠢事，肆无忌惮地反对“工商业中每一项为了诚实而采取的措施”。他还私下警告说，如果富人和不明是非的法官迫使工人的命运变得不堪忍受，那么，势必爆发革命。若不改革，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1909年，罗斯福两任期满。接任的是原陆军部长威廉·塔夫脱。塔夫脱上任总统后采取保守路线，放弃或推翻了罗斯福的进步方针，因此，在1912年大选中，共和党内部就发生了塔夫脱派与罗斯福派的大争吵，并最后导致分裂，迫使罗斯福成立了一个新党，即进步党。这样，罗斯福又创了一个第一，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步党总统候选人（1948年亨利·华莱士又创进步党，并担任总统候选人）。
1910年8月31日，西奥多在堪萨斯发表一通演说，宣扬他的“新国家主义”。他说：“我坚持公平施政，当我说我主张公平施政时，我不是仅仅主张在现行的游戏规则下实行费厄泼赖（fair-play），而是还主张改革现行的规则，以便争取有一个更大深度的机会平等。”“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必须摆脱各种特殊利益的影响或控制。在内战以前，棉花利益和奴隶制利益曾威胁到我们的政治廉明。当今，则有大企业为了自己的私利时常控制和腐蚀我们政府中的人以及政府的管理方法。我们必须把这些特殊利益赶出政治领域之外。”
在1912年竞选中，罗斯福又碰到了一起惊人事件。在一次竞选演说中，有暴徒向他开了一枪，打中胸口。这一弹本来可以致命，但上帝保佑，子弹正打中他的上衣口袋，这口袋内刚巧装着一个铁皮的眼镜匣子，在匣子后又装着一厚叠的讲演稿子（他没有照稿子念，所以并未从口袋中取出稿子）。这样，子弹威力大减，只伤及他的皮肉，使他流了一些血。
人们见罗斯福中弹，马上要把他送医院，但罗斯福坚持要把话讲完，就继续在台上讲了几分钟，然后再进医院。这样，他又上了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成了一名受伤不下火线的大英雄。
投票的结果是：威尔逊，罗斯福，塔夫脱。
罗斯福虽然没有当选，但进步党的纲领却永远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他写道：“政治党派的生存在于实现责任政府和执行人民的意愿。两个旧政党都已背离了这些伟大的任务，它们不是促进普遍福利的工具，而已成为腐朽的利益集团的工具，这些集团不加区别地运用它们为其自私的目的服务。在公开的政府背后，存在一个看不见的政府，这后一个政府既不忠于人民，也不对人民负责。摧毁这个看不见的政府，结束腐朽的企业与腐朽的政治之间罪恶的勾结是现今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共和党蓄意地背叛了人民对它的信任，民主党在处理新时代的新问题上致命地无能，这迫使人民锻造出一个新的政治工具，通过它人民可以在法律和制度上贯彻他们的意志。”
1914年欧战爆发，威尔逊总统标榜中立，迟迟不参战，并在1916年选举中以“和平”为竞选口号，这大大触怒了好战的罗斯福，他讥讽威尔逊为胆小鬼。
后来美国终于参战，罗斯福立即向政府请缨，但威尔逊硬是不让罗斯福重上战场。罗斯福曾向陆军部长贝克抗议道：“阁下以缺乏军事训练及经验为由而拒绝我的申请，但你却征召了并正在征召一些其训练和经验不及我十分之一的民军教官出任野战军师长或团长。亲爱的先生，你大概忘记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我曾率领军队参加美国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
据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威尔逊所以拒绝让罗斯福往欧洲作战，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老罗一定会在1920年选举中重新当选总统。
1919年1月6日，罗斯福终于不能圆他的战死疆场的梦而只能死于病榻。
但他的4位公子都上了战场，小儿子昆定还牺牲于战场。罗斯福在儿子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只有不怕死亡的人才适于生存，也只有懂得生命乐趣和生命责任的人才敢于赴死。生命和死亡是同一伟大事业的两个组成面。凡把个人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人永远不能身体力行地完成真正有价值的事业。如果一个国家，其儿女们不敢在国家要求他们赴死的时候去赴死，那就不是一个值得生存的国家。同时，如果一个国家的儿女们认为生命也只仅仅是个人的自私自利生存过程，而不把它看成是伟大创造系列中的一个小小的连环，即每个个人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个人的生命目的必须服务于更大一级的整体生命之延续，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就不值得人民去爱。”
其实，人们敬重罗斯福绝不是因为他好战，而是因为他奋发有为。他在芝加哥的一篇演说，充分阐明了他的人胜观：
你们生活在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城市，在你们这里，产生了像林肯和格兰特这样伟大的人物。你们将最具美国特色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同你们这样杰出的人谈话时，我想谈的不是如何苟且偷生，而是怎么样才能坚持过勤奋的生活——过艰苦奋斗的生活，过劳动竞争的生活：我想谈谈那种最崇高的成就，这种成就与贪图安逸享乐的人绝缘，只有那些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并获得辉煌成就的人才能取得。
一生苟且怕事的人我们不佩服。我们佩服的是经过奋斗而成功的人：从来不会对不起邻人、能及时向朋友伸援手的人，尤其佩服有阳刚之气、经得起实际生活锻炼的人。失败的滋味固然不好受；从来不愿做成功的尝试却更糟糕。生活中不努力就不会有成就。现在无须努力只表示过去已经累积了努力成果。人只有在自己或祖辈努力有成就的情况下才有不工作的自由。如果这样得来的自由运用得当而他还在做事，只是做不同的事，当作家或是将军，从政或寻幽探险，那就说明他对得起命运对他的厚爱。但如果他以为这段无须工作的时期正好可以借此偷闲享乐，那他无非是这世上的寄生虫，有朝一日不得不自食其力时肯定比不上别人。安安逸逸的一生说到底算不上充实，对很想在世上有一番真正作为的人来说，尤其不合适。
懦弱的人、懒惰的人、对祖国没有信心的人、那些丧失坚强斗志和英雄气概而“过于文明”的人、愚昧无知的人、对那些能让“铮铮铁汉”都为之动容的巨大鼓舞力量无动于衷的麻木不仁的人——总之，所有这些人都闭眼不见国家正在承担新的责任，闭眼不见我们正在建设能满足我们国家需要的海军和陆军；闭眼不看我们正在世界事务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就是这些人，他们害怕过勤奋的生活，害怕过唯一的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而宁愿过那种不问不闻的日子，让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同整个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起消失。或者，他们干脆沉迷于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自以为经商致富是国民生活的根本。殊不知，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究其量也只是造就伟大国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不错，无论哪个国家，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想长久地生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但单纯的物质繁荣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然，那些创造了物质繁荣的设计师，那些创办了工厂和铁路的商业巨头，以及那些为了国家富裕而殚精竭虑不辞辛劳的强者，的确应该得到所有的荣誉和国家的奖励。但是，我们更感谢那些以林肯和格兰特为典范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深谙工作的法则和斗争的法则；他们不只含苦茹辛地让自己的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更加懂得还有更崇高的责任——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因此，我亲爱的同胞们，祖国要求我们不要太过贪图安逸的生活，我们应该在艰苦奋斗的生活中去实现我们的价值。20世纪已经向我们走来，它将改变许多国家的命运。假如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只知游手好闲，虚度光阴，一味骄奢淫逸，苟且偷生；假如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畏首畏尾，止步不前，那么，我们被更勇敢、更坚强的民族所超过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将最终获得统治世界的权利。因此，让我们昂首阔步面对充满斗争的生活，下定决心出色而坚决地履行我们的职责；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去捍卫正义；下定决心做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脚踏实地地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的斗争正当而正义，我们就不应该逃避，无论它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们要坚信，只有通过不避艰险的斗争和努力，我们才能最终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西奥多去世后，美国国内就这位总统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展开了讨论。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美西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才会被称为“圣胡安山英雄”；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倡导保护自然资源运动，使得美国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长远地发展下去；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夺取巴拿马、促成运河开凿工程顺利启动和完工，所以称他为“巴拿马之父”；有的人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调停日俄战争，获得诺贝尔奖，因此又称他为“和平使者”。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美国人心中，西奥多是继华盛顿和林肯后成绩最显著的总统。
在美国史上，1901年到1912年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奥多时代”。西奥多推动了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现代联邦政府权力结构的形成，成为继林肯以后第一位强势总统。他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总统，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传奇。他认为政府的主体是行政管理，而不是立法。他扩大了行政权力的运动范围，扭转了南北战争后出现的国会领导联邦政府的政治局面。他提出了共同发展的口号，缓和了贫富分化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西奥多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增强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他对美国外交战略的最大贡献，就是树立了美国的大国地位，使得美国走上全面扩张的道路。西奥多在外交政策上，遵守的原则不是平等公正的原则，而是一切行动都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他实行“大棒政策”，不顾弱小国家权益，逐渐扩大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西奥多时代”是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美国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社会结构调整引起的震荡逐渐平息。
1927年，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主持下，在南达科他州的国立拉什莫尔山纪念地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该工程的最初构想源于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学者，他在1920年前后萌发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南达科他州黑山区坚硬的花岗岩山峰顶上雕凿一座能够象征美国的摩崖石刻人物雕像。他的这一大胆的构想，得到当时著名的雕塑家鲍格姆的全力支持。经过几年的精心策划，国会通过了在南达科他州修建国立拉什莫尔山纪念地的提案。工程开始后，参加这项恢弘工程的全美雕塑家多达360多人。他们风餐露宿，忘我拼搏，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拉什莫尔山雕刻工程。
1941年，国立拉什莫尔山纪念地以崭新的面目，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在4座总统石刻头像的山脚簇拥着苍松翠柏，下面是宽宽的大道。大道两侧竖立着十几根方柱，美国50个州的州旗分别以四面一组的形势装饰在大理石饰面的方柱上，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国体。
这4座总统石刻头像位于拉什莫尔山山顶，高达60英尺，雕刻的分别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最后，请读一读李大钊先生对罗斯福的一则评价，其题为“北美之风云儿”：
北美合众国前总统罗斯福君，世界之风云儿也。其与当代唯一之怪杰维廉二世相见时，辄相视而笑，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之概。
美西之役，罗氏尝充义勇军，纵其健儿之身手，以驱于龙骧虎斗之战场，而无所于怯；欧战之顷，亦尝挺身于演坛之上，虽遭刺客之狙击，血溅十步之外，尤必终其说而后已；迨夫解政之后，猎于非洲之深山中，与猛兽相搏而卒能擒之，此其所谓拔山盖世之雄矣。
今也，美德绝交，战衅之开方在旦夕，罗氏果奋其雄飞迈进之素志，霹雳一声，为愿率其四子从军之请，全美之人闻之，其感愤兴起为何如者！
大地之上，铁血横飞，敬欲图存，宁容鼾睡？嗟我邦人，闻罗之风者，可以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