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是继美国林肯总统之后的另一名庄稼汉总统。1884年，杜鲁门生于密苏里州独立城的一个小农家中，他的父亲一共拥有600英里的土地。杜鲁门中学毕业的时候，曾经打算进堪萨斯城的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不幸他父亲的事业经营失败，没有钱供养他上大学，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只好到堪萨斯城的一家银行去当一名小职员，月薪是35美元。他在那里也没有待很久，就被他的父亲召回去，在自家的农田上做工。杜鲁门在那里一待就是10年。那时他的邻居已经开始使用农业机械耕作，而杜鲁门还在用他那比较原始的四驾马拉犁耕地。他常常悠然自得地驾着他那四驾马犁在田地里慢慢地耕作，并自夸地说：他耕地比邻居们更为精细。
这儿要讲一个小插曲。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曾经当着斯大林的面弹奏一阙肖邦的曲子，使斯大林大感意外。为什么呢？斯大林瞧不起庄稼汉。庄稼汉居然能弹奏肖邦，这不能不使斯大林感到意外。
杜鲁门从小就跟华莱斯小姐也就是他后来的夫人认识，因为他非常爱华莱斯小姐，所以他心底里下了这样一个狠心：绝不愿意让华莱斯小姐当一名农夫的妻子。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后来在写他爸爸的传记时这样说，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她真不知道她爸爸和她妈妈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婚，也不知道她自己会在什么时候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杜鲁门本来在他的家乡参加了民兵，当时民兵的头头是大家推选的，所以他被任命为中尉。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宣布参战以后，杜鲁门就跑去要求参加正规军，他在国内先训练了两三个月，又被派遣到欧洲的远征军中训练了两三个月，上级就派他任远征军第四炮兵连的连长。
哈里·杜鲁门
第四炮兵连是有名的纪律不好的连队，很多人都不大愿意到那个连去当连长。杜鲁门还是比较老实的，上级叫他去那儿，他就去那儿。可是他也知道这个连不好办。不过他有一套办法，在他第一次和连队全体人员见面的时候，他就说：“我到这儿来不是来听你们的，我到这儿来是要你们听我的。谁要不听我，我就当场打破他的鼻子，你们有谁敢试试吗？”于是人们被他说的这个话给唬住了。当然杜鲁门能够治住这个连队不光是靠吓唬，他还有一套恩威并施的办法。杜鲁门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很有一套的。所以他能够把一个纪律不好的连队变成一个比较优秀的连。当时美国在欧洲的仗没有几个月就打完了，他也很快就回家了。他回家以后就以军人的资格跟华莱斯小姐结了婚。
杜鲁门在一帮兵哥们儿的帮助下，在堪萨斯城开了一家出售男人衬衫的服装店。在最初两年中这家服装店生意还好，不久，美国经济不景气，而这家小店也就只好随着这场不景气关门了。这时他的那些兵哥们儿又来帮他出主意，叫他出来竞选当地的地方法官，而且答应要帮助他竞选。帮助的人中有一位是彭德尔加斯特的侄子，彭德尔加斯特是当时密苏里州民主党的一个党魁，是一个地头蛇。在这一帮人的帮助之下，杜鲁门居然成功地当选了，成了当地的一名地方小法官。不过，当时的地方法官不仅仅是在法院里判案，还带有很浓重的政务官员的色彩，也承揽造公路之类的地方工程上的事情。杜鲁门本来没上过大学，但是他在堪萨斯城的这几年中坚持读高校的法律课程，所以他也够法官的资格。杜鲁门在法官的任内做了一些好事，所以当地人还比较欣赏他。由于他自己的政绩，加上彭德尔加斯特的赞助，杜鲁门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而且在从政道路上一步步循序上升。到1934年的时候，杜鲁门参加了参议员的选举。当时他是以民主党人的资格参加的，他打的旗帜是坚决拥护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并在此旗帜之下当选为参议员。
在杜鲁门的选举生涯中有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就是连续三次闯过选举难关，居然在大风大浪的颠簸中连续赢得胜利，这的确是带有戏剧性的。第一次是1940年，他的参议员任期到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而美国还没有宣布参战。罗斯福总统的任期也是在1940年期满，因为战争的关系，罗斯福就打破了美国历史上的先例，参加了第三次的竞选。杜鲁门这次出来当了一次傻瓜，他说他不是反对罗斯福，只是反对三任。因为历史上没有人任三任的。可是有人就把这句话捅给了罗斯福，结果在这次竞选中罗斯福并不积极支持杜鲁门，所以这次竞选形势对杜鲁门来说十分艰难，当然这困难是指民主党内提名而言。当时的密苏里州州长民主党的斯塔克出来和他竞选参议员。密苏里州的大多数报纸预言杜鲁门将失败，但杜鲁门毫不丧气，走遍全州各地，到处去跟人谈话，最后他以8000票之差胜了斯塔克，取得民主党提名，这是他第一次在多数人认为一定会失败的情况下获得胜利。
第二次的选举风波是在1944年，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在1940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挑选了亨利·华莱士担任副总统。一般地讲，假如副总统没有犯什么特别的重大错误，下一届仍然还会选他担任副总统。罗斯福1944年时不想再继续请华莱士做副总统了。罗斯福是老滑头，他不明说，只是不吭气，在副总统人选上迟迟不表态，这就造成了人家的误解。华莱士以为罗斯福不表态当然是暗示仍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是当时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名叫詹姆斯·伯恩斯的自认为很有资格当罗斯福的副总统，他就跑去对当时的参议员杜鲁门讲，请杜鲁门在民主党的提名大会上出头提伯恩斯的名。杜鲁门的确无政治野心，很高兴地答应了伯恩斯的要求。可是没过几天，当时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尼根（同为密苏里人）等人在暗中策划，作出决定要推杜鲁门出任副总统候选人，而且想办法获得了罗斯福的同意。然后汉尼根又告诉了杜鲁门，杜鲁门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刚刚答应了詹姆斯·伯恩斯在大会上提他的名，而现在别人又来提自己的名，这该怎么办呢？杜鲁门虽然心中十分不愿意，但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表示同意担任副总统候选人，并且只好去找詹姆斯·伯恩斯登门道歉。当然伯恩斯也没有办法，只好宣布退出竞选。结果在竞选大会上，杜鲁门在“密苏里帮”的帮助下击败了华莱士，当选了罗斯福的副总统候选人。这时候的副总统和平常的副总统大不相同，因为当时已经可以看出罗斯福总统的身体不行了，他肯定当不了4年总统。果然，罗斯福在第四任上只干了几个月就逝世了，于是杜鲁门顺理成章地继任为总统。操纵这次选举的汉尼根对这次选举很为满意，认为这是他平生的一次大杰作，因此他在临死以前还写了一个遗嘱说，在他的墓碑上要写这样一句话：他阻止了亨利·华莱士当美国总统。
第三次就是著名的1948年选举。前副总统华莱士为了反对杜鲁门对苏强硬政策，宣布退出民主党，另组进步党。还有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瑟蒙德，反对杜鲁门扩大黑人人权的政策，也退出了民主党，另组州权党。他拉走了南部的几个州。这样，民主党就分裂为三。根据历史经验，一个分裂了的党是要失败的。1860年，民主党分裂为南部民主党与北部民主党，结果共和党的林肯占了便宜，获选总统。1912年，共和党分裂为塔夫脱派与罗斯福派，结果民主党的威尔逊占了便宜，当选为总统。194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为托马斯·杜威。他是纽约州州长。他本来就瞧不起杜鲁门，现在看到民主党一分为三，就更喜在心头，表现得非常笃定，认为他这一次的总统宝座已经坐定了（他在1944年选举中曾被罗斯福击败）。
当时的美国报纸有95%以上都预言杜鲁门必败。其中最突出的是《芝加哥论坛报》，该报在选举结果尚未全部揭晓之际，即抢先出版上午版，使用了这样的一个通栏大标题：“杜威击败了杜鲁门”。另外有一家出版美国名人录的公司，它在提前出版的《1949年名人录》中竟把托马斯·杜威的住址写为：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白宫。
当时美国的电视尚未普及，信息主要靠广播。当一州一州的计票结果逐步通过广播不断传出时，杜威的确略占优势，但至关重要的加利福尼亚州尚有待揭晓，杜威的支持者们竟迫不及待地在组织庆祝了。当加州的结果一出，杜威的梦立即成了肥皂泡，乡下佬杜鲁门在“败局已定”的局势中取得了胜利。
这实在是美国历史上最神奇的一次选举。选举揭晓以后，《华盛顿邮报》就在报馆大楼上挂出了一幅大标语。标语说：“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乌鸦这道菜端出来，我们什么时候便准备吃它。”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若是要把你的话收回去，就说是把乌鸦吞下去。
杜鲁门的胜利不是偶然，首先要归功于他的苦干精神。杜鲁门跟罗斯福的性格不同，他是一位苦干的总统。他喜欢阅读放到他桌子上来的每一份材料，这就使他在办公的时候来不及阅读所有的文件。所以不得不把那些文件带到家里去看。有人就讽刺说，杜鲁门总统每天都要做家庭作业。拿这次选举来说，他也是苦干到底。因为按照美国的传统做法，在职的总统真正竞选活动要等到美国的劳动节以后开始。美国的劳动节不是5月1日，而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所以他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乘专车在全国发表竞选演说，行程超过31700英里，发表了356次演讲，平均每天有10次演讲，直接来听他演讲的估计有1200万到1500万人之多。相反的，那位杜威先生自以为胜利在握，所以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去进行竞选。
其次要归功于杜鲁门老实的精神，也就是他的认真的态度。不妨讲一个小故事：据说有人曾问州权派的头头瑟蒙德，“你为了杜鲁门在竞选政纲中说要给黑人以民主权利就退出了民主党。当时罗斯福也在竞选政纲中说要给黑人平等权利，你为什么不反对罗斯福呢？”瑟蒙德回答说：“罗斯福是说说而已，他不会认真去执行的，而杜鲁门这家伙不一样，他是要认真去做的。”杜鲁门上台以后的确做了不少的实事，如取消军队中的种族歧视。这一点选民们在心里是很清楚的。
杜鲁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和人们打成一片，这和他的庄稼汉出身颇有关系。当然，每一届总统候选人都会下去和选民握手啊，讲话啊。可是，选民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杜威下去和人们握手讲话，人们也会高兴，甚至也会投他的票。可是总会觉得他们与杜威之间是有一层隔膜。杜鲁门则不一样，他下去和选民握手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杜鲁门就是他们自己的人。而杜鲁门在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特别的，他对农民讲话的时候，就讲民主党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为农民做了什么什么事。当他对工人讲话的时候，说民主党在过去几年为工人做了什么什么事。然后他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不投民主党的票，那么你们就是自作自受。这些挨骂的听众不但不感觉到冒犯，反而感觉很舒服，这就是杜鲁门的本领。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杜鲁门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曾经认为，杜鲁门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不错，杜鲁门没有什么学位。可是这绝不等于没有学问。杜鲁门在幼年就戴上了眼镜。由于他家里并不富裕，他非常害怕把眼镜打破，所以从小就不敢参加任何剧烈的体育活动，因此，从小时候起，他主要或者说是唯一的消遣就是看书。他读书的习惯从小一直保持到他最后老死。据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把密苏里独立城的市图书馆内的3000册书都看过，他主要读的是历史书，所以在历史书籍方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杜鲁门所念的书，绝不会少于在哈佛大学毕业的罗斯福。而且，杜鲁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念书时也是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很多历史学家都这样评论杜鲁门，说他很大的特点是懂得并善于学习，用美国话来讲就是to learn，他一辈子都懂得to learn。
杜鲁门在坐上总统宝座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条菱形的木条，写上了他作为总统的座右铭：“决定必须在这儿作出”，或译“责无旁贷”（The buck stops here）。这句话说明了做总统的要害所在。在中国，人们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领导的任务就是两件事，一是决定政策，二是选拔干部。对杜鲁门来说，他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说做得十分巧妙高明。譬如说，他选择马歇尔做国务卿，后来又选他做国防部长，识人用人，堪称得体。
从另一方面讲，杜鲁门又能撤换他认为不合适的人选。譬如说，他就毫不客气地撤了罗斯福内阁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内政部长伊克斯。摩根索曾主张对德国进行报复，要摧毁德国的工业，使德国永远成为一个农业国。伊克斯则公然不把杜鲁门放在眼中，想以“内行”自居来指挥总统。杜鲁门对所选的人，不但信任有加，而且还十分体贴，使被用者大有“知遇之恩”的感激。我们且举一个例子，他上任总统后就把一位中学同学查利·罗斯找来做总统新闻秘书，罗斯在圣路易一家报馆工作，年薪有3万美元，而新闻秘书的年薪却只有1万多，但罗斯却干得非常起劲，并最后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办公桌上。是什么力量使罗斯如此卖力呢？我们可以读一读罗斯生前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我想在人生中再没有什么比友谊更令人信赖的了，而获得你的友谊更是莫大的欣慰。两年半以前，你说你推我下油锅。现在我很高兴你这样做。这两年半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收获的岁月。你对我的信任、你的友谊的不吝表露，与你周围一些优秀人物——你的好班子的共事，所有这一切都是鼓舞人心的。但是，总统先生，最大的鼓励是你的品格——作为总统的品格，作为人的品格。我告诉你，从我被你信任的那一天起，我对你的敬佩，我对你那深挚友爱的心情是有增无已的，这样说也许足能表达我的心里话。”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鲁门的决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国际事务决策方面，美国历史上任何总统都没有像杜鲁门总统那样在外交上作过这样多的决策。诸如：一、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强迫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二、按期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三、挑起英国在希腊撂下的担子，帮助希腊政府稳定国内的局而。四、实行欧洲复兴计划，也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五、支持成立以色列犹太国。六、美国从中国内地撤走，不再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七、派兵出击朝鲜。
我们姑且不来讨论这些决定的是非问题，但试问一下自己，如果杜鲁门在以上诸多问题中的任一问题上作出了相反的决定，那么会在这个世界的局面上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结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杜鲁门是美国的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的总统也是杜鲁门，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的初期，中国的报刊上都把杜鲁门称作帝国主义的头头及反共的元凶。
不错，杜鲁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俄国的寡头独裁与历代沙皇、路易十四、拿破仑、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种作茧自毙的独裁，比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其他形式的独裁还要坏。”可见杜鲁门的反共是昭然若揭的。
现在要谈一下杜鲁门跟中国的直接关系。杜鲁门全盘地接受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他极力希望帮助蒋介石，保住蒋介石的政权。但是当他发现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地下令撤出中国。关于这一段历史，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曾经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描写。现在我们就把玛格丽特的几段话抄录如下：
爸爸写给阿瑟·范登堡一封信，此信表明他对中国问题的考虑是明显地扎根于对国民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这一点之上的：
“远东的局势一向古里古怪，它老像一场赛马中的情景——我们挑了一匹劣马。那就是中国局势的发展情况。事情已经弄清楚，国民党中国政府是试图治理一个国家的、迄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之一。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把武器供应他们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为贪图报酬而缴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蒋介石一向乐意听取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和迪安将军的意见，那他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在北平投降后，那里我们所供应的弹药、车辆和大炮全都落入共产党人手里，我中止对中国政府供应任何东西。可是这一点必须逐步逐步地做，因为国民党人还控制着长江一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拆蒋介石的台。”
在此信的下一段，父亲又作了一个目光敏锐的预言，这个预言早已部分地成为事实，也许还要完全成为事实：“我以为你将会看到……俄国人终将成为中国的‘洋鬼子’，而那种局势就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我们能够加以承认和支持的中国政府。”
玛格丽特写这些话的时候，中美之间还远没有建交，过了几年中美就正式建交了。杜鲁门的预言也百分之百地兑现了。
关于杜鲁门与蒋介石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材料要补充。杜鲁门在晚年对著名记者密勒说过以下的话：“对蒋介石及其一帮子人我是不会改变看法的，应当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我希望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窃贼，包括蒋介石及其夫人。我们送了他们共350亿美元，他们从中偷走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么多钱，在巴西圣保罗投资于房地产，也有在纽约投资房地产的，他们也把钱用于所谓的中国帮，我不喜欢这帮子人，我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我没有见过蒋介石，但是见过蒋夫人。1948年我当总统的时候她来华盛顿要求援助。以前罗斯福总统曾经在白宫招待蒋夫人。但我故意不让她住进白宫。她很不高兴，我可不管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杜鲁门的这些愤恨之词绝不能单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而必须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
顺便谈一谈朝鲜战争。关于朝鲜战争问题，我们不得不感谢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把朝鲜战争的起源说得一清二楚，谁也不可能怀疑。美国出兵干涉朝鲜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要说清楚。责任并不在麦克阿瑟，而是完完全全在于杜鲁门。因为按照美国宪法，将军是没有资格在政策上作决定的。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决定完全是由杜鲁门作出的。麦克阿瑟的问题是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在遭到中国志愿军的反击之后又一反常态，恼羞成怒，扬言要炸平鸭绿江彼岸的基地。杜鲁门曾经亲自到威克岛跟麦克阿瑟谈话，要求他遵守华盛顿的政策，后来还派特使哈里曼到东京去找麦克阿瑟谈话，要他遵守华盛顿的政策。麦克阿瑟当时在口头上答应得很好，但是没有过多久他就通过他在众议院的朋友马丁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麦克阿瑟又一次说：“很奇怪有些人认识不到共产党阴谋分子已选定亚洲来进行征服全球的试验，认识不到外交家们在用口头作战之际，我们这里是在用武器作战，为自由而战，为欧洲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共产主义，欧洲的陷落将成为不可避免，如果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则十分可能避免战争而保持自由。正如您指出的：我们必须取胜，胜利是不容许有替代品的。”
麦克阿瑟的意思很明显，也就是说必须把朝鲜战争打到底而且美国必须打赢，否则决不罢休。杜鲁门在连续几次劝告之后，看到麦克阿瑟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所以他忍无可忍就下了一道罢免麦克阿瑟的命令。他的命令是这样说的：“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其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麦克阿瑟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需要很大魄力的。等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回到美国纽约的时候，纽约的美国居民倾巷而出向麦克阿瑟欢呼，欢迎麦克阿瑟，甚至还有人喊打倒杜鲁门的。在华盛顿以及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反对杜鲁门、支持麦克阿瑟的活动。可是杜鲁门非常镇定，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点，还对他手下的人说：这种喧哗持续不了两个月的。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以后这场所谓的麦克阿瑟事件就自动地平息下去了。这一点又一次说明，杜鲁门的预见性是很高的。
杜鲁门本人虽然品质诚实，但他作为美国总统，又不得不体现美国的国家意志，因此言行举止不能不体现出矛盾性，但杜鲁门此人的个人品格是无可指摘的。
中国的传统道德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就是小节与大节的统一论。杜鲁门可说是执行大小节统一论的典范。
杜鲁门在总统任期内，经常给他的老妈妈和妹妹（她俩住一起）写信，更不用说通电话了。他的信没有总统的架子，倒有孩童的稚气，带有中国古典“斑衣嬉亲”的味道，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本位社会中，能有杜鲁门这样的孝子，实在难得。杜鲁门的孝出于诚心，他认为他的个人品德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
杜鲁门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特殊。从少年时代爱上华莱斯小姐开始，他从来没有在第二个女人身上动过念头。如众周知，杜鲁门在公共场合往往出口粗鲁，甚至几近肮脏。但据女儿玛格丽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过她爸爸对妈妈说过一句粗鲁的话或耍过任何态度。若从恋爱算起，他俩有近70年的“梁鸿孟光相爱史”，这在高离婚率的美国社会中也是一段极难得的佳话。杜鲁门在晚年对记者密勒发表了他的爱情哲学：“如果一个人不忠于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和姐妹，一旦在这方面有诱惑，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他有一位可靠的妻子，他就会万事妥当。如果他弄上一名坏女人，那就会鸡犬不宁。”他还说，有三种东西，即“权力、金钱、女人最容易引人走上毁灭之路。你可以读一读历史，你就会懂得我的话”。
在朋友关系上，杜鲁门执行了“人不负我，我决不负人”的政策。1945年1月，杜鲁门刚上任副总统没几天。彭德尔加斯特病逝。那时，彭已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党棍，杜鲁门的朋友都劝杜鲁门不要参加彭的葬礼，但杜鲁门力排众议，如期奔回密苏里，恭恭敬敬地为他的前老板送殡。他说：“彭德尔加斯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我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
杜鲁门的另一特点就是平民化。他出身于平民，不摆总统架子，总统卸任后也不摆前总统的架子，也不想从中获得“合法的”利益。
以下是记者密勒与老年杜鲁门的一段对话：
问：我从《公民先生》中获悉你卸任后曾有许多人用高薪聘你，你都拒绝了，是吗？
答：是的，我本来早可以成百万富翁了，但他们有兴趣的不是雇佣我，而是雇佣一名前总统。他们愿意出大价，他们愿给6位数字的年薪，不用我做任何事情，只要让他们利用一位前总统的名就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我宁可在孤老院饿死，也不会去做这种事。
问：（你在参院任杜鲁门委员会主席时），你曾有机会到国外溜一圈，但你没有去。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答：不错。我是有机会去的。但委员会中的两名委员，他们的儿子在国外服役，他们想乘机去探望一下，我认为他们应当获得这个机会，所以就让他们去了。
问：你不是很想去吗？
答：是的。但我记得我曾对你说过，一个人不能老盘算自己想要做什么。你愈早懂得这一点就愈好。
问：你曾说过，大法官霍尔姆斯一生的成功在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自己不是上帝。请问，你自己一生的成功应归功于什么呢？
答：噢，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上帝。我一直希望做爸爸妈妈要求我做的那样一名好人。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自己比别人有什么特殊。即使我在总统座位上，我也仍然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如果有别人来做我的工作，一定会有许多人比我做得更好。
杜鲁门还向密勒说，他生平最不能忍受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理查德·尼克松。杜鲁门曾说，“一位说假话的官员要比一名被收买的共产党分子还坏。”杜鲁门是1972年去世的，如果他活着看到水门事件，他一定会说：“尼克松这小子毕竟没有真正改好。”
也许有人会怀疑杜鲁门对尼克松有党派偏见。因此我们需要引用另外一个人的看法，此人是死保尼克松总统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戈德华特。戈德华特曾于1964年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有名的共和党保守派。他于1986年在电视上向观众说：“尼克松是美国总统中最不诚实的一位，杜鲁门是最诚实的一位。”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赫鲁晓夫所谓的打耳光事件。杜鲁门的确曾写信给那位记者，扬言要给他耳光，甚至有比这更恶心的话。如果赫鲁晓夫或其他国家领导人因此而认为杜鲁门粗鲁不堪，那是有理由的。但美国老百姓却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杜鲁门总统不因为自己是总统而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仍然想什么说什么，这正说明他是一名心直口快的密苏里人。
更有甚者，杜鲁门的粗话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讲的。据许多人指出，杜鲁门在私下与人谈话时总是彬彬有礼，虚怀若谷，跟他讲话的人一点也不会感到拘束。这恰巧与尼克松形成了对比。后者在录音带（注：指尼克松因接受水门事件调查而交出的谈话录音）中满嘴丑话和下流话，但在公开场合下说的却尽是“洒上巴黎高级香水”的漂亮话。
乔治·马歇尔评论道：“杜鲁门的过人才干，自有历史作出公论。但我要说的是他主持制定的任何影响遍及海外的决策无一不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永垂青史的不是这些决策所体现的勇气，而是此人刚毅正直的气度。”
迪安·艾奇逊则说：“杜鲁门好比是地窖中的一瓶陈酒，年代过得愈久，将愈显其醇香。”
艾奇逊的话一点也没有错。20个世纪末期，美国媒体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量，对43位总统进行排比，结果，哈里·杜鲁门名列第七，在他前面的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11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特意选定在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发表他的卸任演说以表示对杜鲁门的尊敬。他说：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纪念哈里·杜鲁门遗产的地方谈论这个话题特别合适。如果说罗斯福是联合国的设计师，那么杜鲁门总统就是联合国的总建筑师，是联合国诞生初年的忠实倡导者。当时联合国面临的问题与罗斯福所预期的问题大不相同。杜鲁门的名字将永远因伟大的全球事业中最具远见卓识的美国领导人的才干而载入史册。各位会发现根据我的这五条经验教训最终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种领导才干的渴求比起60年前来丝毫没有减弱。
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伟大国家的责任是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不是统治他们。”他显示了当美国担起这个责任时所能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如果美国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全球性机构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如果美国充分参与，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儿要讲一个小插曲。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曾经当着斯大林的面弹奏一阙肖邦的曲子，使斯大林大感意外。为什么呢？斯大林瞧不起庄稼汉。庄稼汉居然能弹奏肖邦，这不能不使斯大林感到意外。
杜鲁门从小就跟华莱斯小姐也就是他后来的夫人认识，因为他非常爱华莱斯小姐，所以他心底里下了这样一个狠心：绝不愿意让华莱斯小姐当一名农夫的妻子。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后来在写他爸爸的传记时这样说，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她真不知道她爸爸和她妈妈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婚，也不知道她自己会在什么时候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杜鲁门本来在他的家乡参加了民兵，当时民兵的头头是大家推选的，所以他被任命为中尉。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宣布参战以后，杜鲁门就跑去要求参加正规军，他在国内先训练了两三个月，又被派遣到欧洲的远征军中训练了两三个月，上级就派他任远征军第四炮兵连的连长。
哈里·杜鲁门
第四炮兵连是有名的纪律不好的连队，很多人都不大愿意到那个连去当连长。杜鲁门还是比较老实的，上级叫他去那儿，他就去那儿。可是他也知道这个连不好办。不过他有一套办法，在他第一次和连队全体人员见面的时候，他就说：“我到这儿来不是来听你们的，我到这儿来是要你们听我的。谁要不听我，我就当场打破他的鼻子，你们有谁敢试试吗？”于是人们被他说的这个话给唬住了。当然杜鲁门能够治住这个连队不光是靠吓唬，他还有一套恩威并施的办法。杜鲁门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很有一套的。所以他能够把一个纪律不好的连队变成一个比较优秀的连。当时美国在欧洲的仗没有几个月就打完了，他也很快就回家了。他回家以后就以军人的资格跟华莱斯小姐结了婚。
杜鲁门在一帮兵哥们儿的帮助下，在堪萨斯城开了一家出售男人衬衫的服装店。在最初两年中这家服装店生意还好，不久，美国经济不景气，而这家小店也就只好随着这场不景气关门了。这时他的那些兵哥们儿又来帮他出主意，叫他出来竞选当地的地方法官，而且答应要帮助他竞选。帮助的人中有一位是彭德尔加斯特的侄子，彭德尔加斯特是当时密苏里州民主党的一个党魁，是一个地头蛇。在这一帮人的帮助之下，杜鲁门居然成功地当选了，成了当地的一名地方小法官。不过，当时的地方法官不仅仅是在法院里判案，还带有很浓重的政务官员的色彩，也承揽造公路之类的地方工程上的事情。杜鲁门本来没上过大学，但是他在堪萨斯城的这几年中坚持读高校的法律课程，所以他也够法官的资格。杜鲁门在法官的任内做了一些好事，所以当地人还比较欣赏他。由于他自己的政绩，加上彭德尔加斯特的赞助，杜鲁门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而且在从政道路上一步步循序上升。到1934年的时候，杜鲁门参加了参议员的选举。当时他是以民主党人的资格参加的，他打的旗帜是坚决拥护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并在此旗帜之下当选为参议员。
在杜鲁门的选举生涯中有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就是连续三次闯过选举难关，居然在大风大浪的颠簸中连续赢得胜利，这的确是带有戏剧性的。第一次是1940年，他的参议员任期到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而美国还没有宣布参战。罗斯福总统的任期也是在1940年期满，因为战争的关系，罗斯福就打破了美国历史上的先例，参加了第三次的竞选。杜鲁门这次出来当了一次傻瓜，他说他不是反对罗斯福，只是反对三任。因为历史上没有人任三任的。可是有人就把这句话捅给了罗斯福，结果在这次竞选中罗斯福并不积极支持杜鲁门，所以这次竞选形势对杜鲁门来说十分艰难，当然这困难是指民主党内提名而言。当时的密苏里州州长民主党的斯塔克出来和他竞选参议员。密苏里州的大多数报纸预言杜鲁门将失败，但杜鲁门毫不丧气，走遍全州各地，到处去跟人谈话，最后他以8000票之差胜了斯塔克，取得民主党提名，这是他第一次在多数人认为一定会失败的情况下获得胜利。
第二次的选举风波是在1944年，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在1940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挑选了亨利·华莱士担任副总统。一般地讲，假如副总统没有犯什么特别的重大错误，下一届仍然还会选他担任副总统。罗斯福1944年时不想再继续请华莱士做副总统了。罗斯福是老滑头，他不明说，只是不吭气，在副总统人选上迟迟不表态，这就造成了人家的误解。华莱士以为罗斯福不表态当然是暗示仍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是当时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名叫詹姆斯·伯恩斯的自认为很有资格当罗斯福的副总统，他就跑去对当时的参议员杜鲁门讲，请杜鲁门在民主党的提名大会上出头提伯恩斯的名。杜鲁门的确无政治野心，很高兴地答应了伯恩斯的要求。可是没过几天，当时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尼根（同为密苏里人）等人在暗中策划，作出决定要推杜鲁门出任副总统候选人，而且想办法获得了罗斯福的同意。然后汉尼根又告诉了杜鲁门，杜鲁门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刚刚答应了詹姆斯·伯恩斯在大会上提他的名，而现在别人又来提自己的名，这该怎么办呢？杜鲁门虽然心中十分不愿意，但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表示同意担任副总统候选人，并且只好去找詹姆斯·伯恩斯登门道歉。当然伯恩斯也没有办法，只好宣布退出竞选。结果在竞选大会上，杜鲁门在“密苏里帮”的帮助下击败了华莱士，当选了罗斯福的副总统候选人。这时候的副总统和平常的副总统大不相同，因为当时已经可以看出罗斯福总统的身体不行了，他肯定当不了4年总统。果然，罗斯福在第四任上只干了几个月就逝世了，于是杜鲁门顺理成章地继任为总统。操纵这次选举的汉尼根对这次选举很为满意，认为这是他平生的一次大杰作，因此他在临死以前还写了一个遗嘱说，在他的墓碑上要写这样一句话：他阻止了亨利·华莱士当美国总统。
第三次就是著名的1948年选举。前副总统华莱士为了反对杜鲁门对苏强硬政策，宣布退出民主党，另组进步党。还有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瑟蒙德，反对杜鲁门扩大黑人人权的政策，也退出了民主党，另组州权党。他拉走了南部的几个州。这样，民主党就分裂为三。根据历史经验，一个分裂了的党是要失败的。1860年，民主党分裂为南部民主党与北部民主党，结果共和党的林肯占了便宜，获选总统。1912年，共和党分裂为塔夫脱派与罗斯福派，结果民主党的威尔逊占了便宜，当选为总统。194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为托马斯·杜威。他是纽约州州长。他本来就瞧不起杜鲁门，现在看到民主党一分为三，就更喜在心头，表现得非常笃定，认为他这一次的总统宝座已经坐定了（他在1944年选举中曾被罗斯福击败）。
当时的美国报纸有95%以上都预言杜鲁门必败。其中最突出的是《芝加哥论坛报》，该报在选举结果尚未全部揭晓之际，即抢先出版上午版，使用了这样的一个通栏大标题：“杜威击败了杜鲁门”。另外有一家出版美国名人录的公司，它在提前出版的《1949年名人录》中竟把托马斯·杜威的住址写为：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白宫。
当时美国的电视尚未普及，信息主要靠广播。当一州一州的计票结果逐步通过广播不断传出时，杜威的确略占优势，但至关重要的加利福尼亚州尚有待揭晓，杜威的支持者们竟迫不及待地在组织庆祝了。当加州的结果一出，杜威的梦立即成了肥皂泡，乡下佬杜鲁门在“败局已定”的局势中取得了胜利。
这实在是美国历史上最神奇的一次选举。选举揭晓以后，《华盛顿邮报》就在报馆大楼上挂出了一幅大标语。标语说：“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乌鸦这道菜端出来，我们什么时候便准备吃它。”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若是要把你的话收回去，就说是把乌鸦吞下去。
杜鲁门的胜利不是偶然，首先要归功于他的苦干精神。杜鲁门跟罗斯福的性格不同，他是一位苦干的总统。他喜欢阅读放到他桌子上来的每一份材料，这就使他在办公的时候来不及阅读所有的文件。所以不得不把那些文件带到家里去看。有人就讽刺说，杜鲁门总统每天都要做家庭作业。拿这次选举来说，他也是苦干到底。因为按照美国的传统做法，在职的总统真正竞选活动要等到美国的劳动节以后开始。美国的劳动节不是5月1日，而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所以他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乘专车在全国发表竞选演说，行程超过31700英里，发表了356次演讲，平均每天有10次演讲，直接来听他演讲的估计有1200万到1500万人之多。相反的，那位杜威先生自以为胜利在握，所以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去进行竞选。
其次要归功于杜鲁门老实的精神，也就是他的认真的态度。不妨讲一个小故事：据说有人曾问州权派的头头瑟蒙德，“你为了杜鲁门在竞选政纲中说要给黑人以民主权利就退出了民主党。当时罗斯福也在竞选政纲中说要给黑人平等权利，你为什么不反对罗斯福呢？”瑟蒙德回答说：“罗斯福是说说而已，他不会认真去执行的，而杜鲁门这家伙不一样，他是要认真去做的。”杜鲁门上台以后的确做了不少的实事，如取消军队中的种族歧视。这一点选民们在心里是很清楚的。
杜鲁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和人们打成一片，这和他的庄稼汉出身颇有关系。当然，每一届总统候选人都会下去和选民握手啊，讲话啊。可是，选民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杜威下去和人们握手讲话，人们也会高兴，甚至也会投他的票。可是总会觉得他们与杜威之间是有一层隔膜。杜鲁门则不一样，他下去和选民握手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杜鲁门就是他们自己的人。而杜鲁门在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特别的，他对农民讲话的时候，就讲民主党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为农民做了什么什么事。当他对工人讲话的时候，说民主党在过去几年为工人做了什么什么事。然后他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不投民主党的票，那么你们就是自作自受。这些挨骂的听众不但不感觉到冒犯，反而感觉很舒服，这就是杜鲁门的本领。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杜鲁门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曾经认为，杜鲁门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不错，杜鲁门没有什么学位。可是这绝不等于没有学问。杜鲁门在幼年就戴上了眼镜。由于他家里并不富裕，他非常害怕把眼镜打破，所以从小就不敢参加任何剧烈的体育活动，因此，从小时候起，他主要或者说是唯一的消遣就是看书。他读书的习惯从小一直保持到他最后老死。据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把密苏里独立城的市图书馆内的3000册书都看过，他主要读的是历史书，所以在历史书籍方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杜鲁门所念的书，绝不会少于在哈佛大学毕业的罗斯福。而且，杜鲁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念书时也是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很多历史学家都这样评论杜鲁门，说他很大的特点是懂得并善于学习，用美国话来讲就是to learn，他一辈子都懂得to learn。
杜鲁门在坐上总统宝座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条菱形的木条，写上了他作为总统的座右铭：“决定必须在这儿作出”，或译“责无旁贷”（The buck stops here）。这句话说明了做总统的要害所在。在中国，人们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领导的任务就是两件事，一是决定政策，二是选拔干部。对杜鲁门来说，他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说做得十分巧妙高明。譬如说，他选择马歇尔做国务卿，后来又选他做国防部长，识人用人，堪称得体。
从另一方面讲，杜鲁门又能撤换他认为不合适的人选。譬如说，他就毫不客气地撤了罗斯福内阁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内政部长伊克斯。摩根索曾主张对德国进行报复，要摧毁德国的工业，使德国永远成为一个农业国。伊克斯则公然不把杜鲁门放在眼中，想以“内行”自居来指挥总统。杜鲁门对所选的人，不但信任有加，而且还十分体贴，使被用者大有“知遇之恩”的感激。我们且举一个例子，他上任总统后就把一位中学同学查利·罗斯找来做总统新闻秘书，罗斯在圣路易一家报馆工作，年薪有3万美元，而新闻秘书的年薪却只有1万多，但罗斯却干得非常起劲，并最后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办公桌上。是什么力量使罗斯如此卖力呢？我们可以读一读罗斯生前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我想在人生中再没有什么比友谊更令人信赖的了，而获得你的友谊更是莫大的欣慰。两年半以前，你说你推我下油锅。现在我很高兴你这样做。这两年半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收获的岁月。你对我的信任、你的友谊的不吝表露，与你周围一些优秀人物——你的好班子的共事，所有这一切都是鼓舞人心的。但是，总统先生，最大的鼓励是你的品格——作为总统的品格，作为人的品格。我告诉你，从我被你信任的那一天起，我对你的敬佩，我对你那深挚友爱的心情是有增无已的，这样说也许足能表达我的心里话。”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鲁门的决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国际事务决策方面，美国历史上任何总统都没有像杜鲁门总统那样在外交上作过这样多的决策。诸如：一、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强迫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二、按期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三、挑起英国在希腊撂下的担子，帮助希腊政府稳定国内的局而。四、实行欧洲复兴计划，也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五、支持成立以色列犹太国。六、美国从中国内地撤走，不再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七、派兵出击朝鲜。
我们姑且不来讨论这些决定的是非问题，但试问一下自己，如果杜鲁门在以上诸多问题中的任一问题上作出了相反的决定，那么会在这个世界的局面上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结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杜鲁门是美国的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的总统也是杜鲁门，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的初期，中国的报刊上都把杜鲁门称作帝国主义的头头及反共的元凶。
不错，杜鲁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俄国的寡头独裁与历代沙皇、路易十四、拿破仑、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种作茧自毙的独裁，比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其他形式的独裁还要坏。”可见杜鲁门的反共是昭然若揭的。
现在要谈一下杜鲁门跟中国的直接关系。杜鲁门全盘地接受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他极力希望帮助蒋介石，保住蒋介石的政权。但是当他发现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地下令撤出中国。关于这一段历史，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曾经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描写。现在我们就把玛格丽特的几段话抄录如下：
爸爸写给阿瑟·范登堡一封信，此信表明他对中国问题的考虑是明显地扎根于对国民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这一点之上的：
“远东的局势一向古里古怪，它老像一场赛马中的情景——我们挑了一匹劣马。那就是中国局势的发展情况。事情已经弄清楚，国民党中国政府是试图治理一个国家的、迄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之一。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把武器供应他们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为贪图报酬而缴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蒋介石一向乐意听取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和迪安将军的意见，那他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在北平投降后，那里我们所供应的弹药、车辆和大炮全都落入共产党人手里，我中止对中国政府供应任何东西。可是这一点必须逐步逐步地做，因为国民党人还控制着长江一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拆蒋介石的台。”
在此信的下一段，父亲又作了一个目光敏锐的预言，这个预言早已部分地成为事实，也许还要完全成为事实：“我以为你将会看到……俄国人终将成为中国的‘洋鬼子’，而那种局势就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我们能够加以承认和支持的中国政府。”
玛格丽特写这些话的时候，中美之间还远没有建交，过了几年中美就正式建交了。杜鲁门的预言也百分之百地兑现了。
关于杜鲁门与蒋介石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材料要补充。杜鲁门在晚年对著名记者密勒说过以下的话：“对蒋介石及其一帮子人我是不会改变看法的，应当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我希望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窃贼，包括蒋介石及其夫人。我们送了他们共350亿美元，他们从中偷走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么多钱，在巴西圣保罗投资于房地产，也有在纽约投资房地产的，他们也把钱用于所谓的中国帮，我不喜欢这帮子人，我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我没有见过蒋介石，但是见过蒋夫人。1948年我当总统的时候她来华盛顿要求援助。以前罗斯福总统曾经在白宫招待蒋夫人。但我故意不让她住进白宫。她很不高兴，我可不管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杜鲁门的这些愤恨之词绝不能单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而必须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
顺便谈一谈朝鲜战争。关于朝鲜战争问题，我们不得不感谢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把朝鲜战争的起源说得一清二楚，谁也不可能怀疑。美国出兵干涉朝鲜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要说清楚。责任并不在麦克阿瑟，而是完完全全在于杜鲁门。因为按照美国宪法，将军是没有资格在政策上作决定的。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决定完全是由杜鲁门作出的。麦克阿瑟的问题是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在遭到中国志愿军的反击之后又一反常态，恼羞成怒，扬言要炸平鸭绿江彼岸的基地。杜鲁门曾经亲自到威克岛跟麦克阿瑟谈话，要求他遵守华盛顿的政策，后来还派特使哈里曼到东京去找麦克阿瑟谈话，要他遵守华盛顿的政策。麦克阿瑟当时在口头上答应得很好，但是没有过多久他就通过他在众议院的朋友马丁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麦克阿瑟又一次说：“很奇怪有些人认识不到共产党阴谋分子已选定亚洲来进行征服全球的试验，认识不到外交家们在用口头作战之际，我们这里是在用武器作战，为自由而战，为欧洲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共产主义，欧洲的陷落将成为不可避免，如果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则十分可能避免战争而保持自由。正如您指出的：我们必须取胜，胜利是不容许有替代品的。”
麦克阿瑟的意思很明显，也就是说必须把朝鲜战争打到底而且美国必须打赢，否则决不罢休。杜鲁门在连续几次劝告之后，看到麦克阿瑟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所以他忍无可忍就下了一道罢免麦克阿瑟的命令。他的命令是这样说的：“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其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麦克阿瑟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需要很大魄力的。等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回到美国纽约的时候，纽约的美国居民倾巷而出向麦克阿瑟欢呼，欢迎麦克阿瑟，甚至还有人喊打倒杜鲁门的。在华盛顿以及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反对杜鲁门、支持麦克阿瑟的活动。可是杜鲁门非常镇定，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点，还对他手下的人说：这种喧哗持续不了两个月的。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以后这场所谓的麦克阿瑟事件就自动地平息下去了。这一点又一次说明，杜鲁门的预见性是很高的。
杜鲁门本人虽然品质诚实，但他作为美国总统，又不得不体现美国的国家意志，因此言行举止不能不体现出矛盾性，但杜鲁门此人的个人品格是无可指摘的。
中国的传统道德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就是小节与大节的统一论。杜鲁门可说是执行大小节统一论的典范。
杜鲁门在总统任期内，经常给他的老妈妈和妹妹（她俩住一起）写信，更不用说通电话了。他的信没有总统的架子，倒有孩童的稚气，带有中国古典“斑衣嬉亲”的味道，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本位社会中，能有杜鲁门这样的孝子，实在难得。杜鲁门的孝出于诚心，他认为他的个人品德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
杜鲁门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特殊。从少年时代爱上华莱斯小姐开始，他从来没有在第二个女人身上动过念头。如众周知，杜鲁门在公共场合往往出口粗鲁，甚至几近肮脏。但据女儿玛格丽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过她爸爸对妈妈说过一句粗鲁的话或耍过任何态度。若从恋爱算起，他俩有近70年的“梁鸿孟光相爱史”，这在高离婚率的美国社会中也是一段极难得的佳话。杜鲁门在晚年对记者密勒发表了他的爱情哲学：“如果一个人不忠于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和姐妹，一旦在这方面有诱惑，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他有一位可靠的妻子，他就会万事妥当。如果他弄上一名坏女人，那就会鸡犬不宁。”他还说，有三种东西，即“权力、金钱、女人最容易引人走上毁灭之路。你可以读一读历史，你就会懂得我的话”。
在朋友关系上，杜鲁门执行了“人不负我，我决不负人”的政策。1945年1月，杜鲁门刚上任副总统没几天。彭德尔加斯特病逝。那时，彭已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党棍，杜鲁门的朋友都劝杜鲁门不要参加彭的葬礼，但杜鲁门力排众议，如期奔回密苏里，恭恭敬敬地为他的前老板送殡。他说：“彭德尔加斯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我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
杜鲁门的另一特点就是平民化。他出身于平民，不摆总统架子，总统卸任后也不摆前总统的架子，也不想从中获得“合法的”利益。
以下是记者密勒与老年杜鲁门的一段对话：
问：我从《公民先生》中获悉你卸任后曾有许多人用高薪聘你，你都拒绝了，是吗？
答：是的，我本来早可以成百万富翁了，但他们有兴趣的不是雇佣我，而是雇佣一名前总统。他们愿意出大价，他们愿给6位数字的年薪，不用我做任何事情，只要让他们利用一位前总统的名就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我宁可在孤老院饿死，也不会去做这种事。
问：（你在参院任杜鲁门委员会主席时），你曾有机会到国外溜一圈，但你没有去。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答：不错。我是有机会去的。但委员会中的两名委员，他们的儿子在国外服役，他们想乘机去探望一下，我认为他们应当获得这个机会，所以就让他们去了。
问：你不是很想去吗？
答：是的。但我记得我曾对你说过，一个人不能老盘算自己想要做什么。你愈早懂得这一点就愈好。
问：你曾说过，大法官霍尔姆斯一生的成功在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自己不是上帝。请问，你自己一生的成功应归功于什么呢？
答：噢，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上帝。我一直希望做爸爸妈妈要求我做的那样一名好人。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自己比别人有什么特殊。即使我在总统座位上，我也仍然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如果有别人来做我的工作，一定会有许多人比我做得更好。
杜鲁门还向密勒说，他生平最不能忍受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理查德·尼克松。杜鲁门曾说，“一位说假话的官员要比一名被收买的共产党分子还坏。”杜鲁门是1972年去世的，如果他活着看到水门事件，他一定会说：“尼克松这小子毕竟没有真正改好。”
也许有人会怀疑杜鲁门对尼克松有党派偏见。因此我们需要引用另外一个人的看法，此人是死保尼克松总统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戈德华特。戈德华特曾于1964年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有名的共和党保守派。他于1986年在电视上向观众说：“尼克松是美国总统中最不诚实的一位，杜鲁门是最诚实的一位。”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赫鲁晓夫所谓的打耳光事件。杜鲁门的确曾写信给那位记者，扬言要给他耳光，甚至有比这更恶心的话。如果赫鲁晓夫或其他国家领导人因此而认为杜鲁门粗鲁不堪，那是有理由的。但美国老百姓却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杜鲁门总统不因为自己是总统而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仍然想什么说什么，这正说明他是一名心直口快的密苏里人。
更有甚者，杜鲁门的粗话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讲的。据许多人指出，杜鲁门在私下与人谈话时总是彬彬有礼，虚怀若谷，跟他讲话的人一点也不会感到拘束。这恰巧与尼克松形成了对比。后者在录音带（注：指尼克松因接受水门事件调查而交出的谈话录音）中满嘴丑话和下流话，但在公开场合下说的却尽是“洒上巴黎高级香水”的漂亮话。
乔治·马歇尔评论道：“杜鲁门的过人才干，自有历史作出公论。但我要说的是他主持制定的任何影响遍及海外的决策无一不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永垂青史的不是这些决策所体现的勇气，而是此人刚毅正直的气度。”
迪安·艾奇逊则说：“杜鲁门好比是地窖中的一瓶陈酒，年代过得愈久，将愈显其醇香。”
艾奇逊的话一点也没有错。20个世纪末期，美国媒体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量，对43位总统进行排比，结果，哈里·杜鲁门名列第七，在他前面的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11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特意选定在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发表他的卸任演说以表示对杜鲁门的尊敬。他说：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纪念哈里·杜鲁门遗产的地方谈论这个话题特别合适。如果说罗斯福是联合国的设计师，那么杜鲁门总统就是联合国的总建筑师，是联合国诞生初年的忠实倡导者。当时联合国面临的问题与罗斯福所预期的问题大不相同。杜鲁门的名字将永远因伟大的全球事业中最具远见卓识的美国领导人的才干而载入史册。各位会发现根据我的这五条经验教训最终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种领导才干的渴求比起60年前来丝毫没有减弱。
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伟大国家的责任是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不是统治他们。”他显示了当美国担起这个责任时所能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如果美国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全球性机构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如果美国充分参与，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