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杰斐逊·戴维斯
人人都知道，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的总统是亚伯拉罕·林肯，但较少人知道南方政府的总统是谁。
这里就要介绍美利坚邦联（南方）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从名字看来，就可测知他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崇拜者。杰斐逊曾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草拟“杰斐逊·戴维斯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利用州权以对抗亚当斯政府的《叛乱法》。因此，几乎所有的分离主义者都把杰斐逊封为分离主义理论的祖师爷，尽管杰斐逊的本意决非如此。
戴维斯于1808年6月3日生于肯塔基州的克里斯琴，后来全家迁居密西西比州。1821年，他又回肯塔基入特伦西尔凡尼亚大学，毕业后入西点军校，1828年毕业，领少尉衔。他被派驻伊利诺斯州的克劳福德堡，在那里结识了扎卡里·泰勒上校（即后来的总统）的未成年女儿，两人闹恋爱。泰勒很不高兴，就把戴维斯调走了。但两人情丝未断，1835年，戴维斯竟辞去军职，带了恋人私奔回密西西比老家，可惜天公不作美，同年他妻子得病不起，他也就留在本乡当棉花种植园主，并获选为州议员。
美墨战争中，他组织了一支所谓密西西比长枪队，自任团长，投奔岳父泰勒将军，在他麾下服务。戴维斯十分悍勇，在蒙特里和布艾纳比斯塔两战役中都身先士卒，建立了奇功。泰勒在呈递给军部的报告中说：“密西西比长枪队在戴维斯上校率领下骁勇过人，在整个战争中享有老兵之威名。他们受命抵抗一支人数远占优势的敌军，虽久无援军，且伤亡重大，但终能坚持一个极长的时期，直至援军开到，从而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戴维斯上校本人受重伤，但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最后。他的出众的冷静和骁勇，他的部队的重大牺牲，理应受到政府的特别嘉奖。”
美墨战争使戴维斯出了风头，回家后就被选为参议员，1848年3月，他在参院中大放厥词：“在与墨西哥打交道中，我们失之过宽。我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正义的战争中征服了一大块墨西哥土地。自从人类承认征服可名正言顺地取得土地以来，我们完全有权取得征服之土地。在我看来，今天的问题是，占有多少，放弃多少，由我们定，而墨方就没有什么让予不让予的问题。”
1852年，他帮皮尔斯竞选总统，并被皮尔斯总统任命为陆军部长。
关于奴隶制，戴维斯说：如果奴隶制是罪，这也不是你们的罪。其渊源不在于你们的行动，其存在也不在于你们的认可，这是普通法中的财产权利问题，其起源是上帝的法令——是对诺亚不肖子孙的诅咒。印第安人的子孙命中没有注定要做奴隶，他们不想做奴隶，而且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利。因此就有大西洋对岸移来的黑人子孙，他们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对奴隶的地位感到满足并能生利。现在在这个大陆上，印第安人的帐篷内已由白人代替，而黑人就是他们的奴隶。请问：黑人的幸福生活和有利作用，不正是证明今天的情况完全符合上帝的明智法令吗？
1860年林肯在选举中获胜的消息传出后，南部的5个州就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集会，另组成美利坚邦联，选戴维斯为总统，不久，共有11个南部州参加了邦联，并决定建都于弗吉尼亚的里士满。
戴维斯具有当时社会所最珍视的不少个人品德，但邦联并未充分获益于他那丰富的军事经验。南部曾有一种错误的估计，认为，只要他们能有力地击败北方的进攻，北方自然会感到征服南部是没有成功希望的而自动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南部各州分离出联邦。
在这一押宝之下，戴维斯确定邦联应采取防御战的方针。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两年，一直坚持这方针，而且防御战确也打得相当成功。这一方针有不少优点：打防御战消耗的人力和财力较少，而且对于南部邦联来说，防御战的优点是可以在政治上最充分地利用许多北部人对南部只要求其不受干涉这一愿望的心理。但林肯却是一位比戴维斯更高明的人，他决心要恢复联邦，寸步不让。到戴维斯看透北方的坚持态度而改变防御战略时，为期已太晚，因为北方的兵力不是愈来愈小，而是愈来愈大，相反的，南方的兵力倒是愈来愈紧张，几乎不可收拾。
戴维斯的另一弱点是，他远没有林肯心胸广阔，因此只能算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却够不上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内阁既平庸而又缺乏团结，4年之内，有6个职位更换了14人，总统和国会又不能十分协调，双方互为掣肘，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
因此，有个别的美国历史学家曾说，假如林肯任南部总统而戴维斯任北部总统，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将翻个个儿。
曾充任教授的伍德鲁·威尔逊总统这样评价戴维斯：“他具有领袖人才所必需的自豪感、首创精神和实事实办的才能，他也不缺乏有效的领导所必需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决不动摇的决心。他朝着目标勇往直前，不为危难所吓倒；他能激励整个人民坚持到底。”
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双方损失惨重，尤其是南方无法补充新兵员，悲观气氛大为升涨。戴维斯获悉北卡罗来纳州长万斯有求和之意，特地写了一封信给他说，南方政府曾一再向北方政府表示愿意谈判结束战争，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如果我们再派员前去求和将无异自取其辱，而决不会受对方尊重。任何一位真正的公民，任何一位以我方事业为重的人，决不会如此。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切曾捐献鲜血和财产以保卫自由的真正爱国者必将痛斥之。
我已注意到联邦众议院的每一个举措都表示敌人的目标是拒绝南方的一切条件，除非我们作出绝对的、无条件的屈服。
我们能与之对话的只有林肯，但他的党徒们已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们已拒绝了我们可以在某些条件上与他谈判的一切希望。他说如果我们解散我们的政府、解散我们的邦联、解散我们的军队、解放我们的奴隶、宣誓效忠于他的政府、抛弃我们自己的州的话，他可以宽赦我们。
想在任何其他条件下缔和是不可能的。为了取得你我所能接受的条件，仗必须继续打下去，直至肃清敌人脑袋中想要我们屈服的非分之想。
“你必须远小人，近君子，把你州中一切最高尚的人集合在你周围，这样，你不需动用一兵一卒，即可取得胜利。”
有些州逮捕了一些“危险分子”，但往往由于“法律根据不足”而释放。戴维斯问道：“难道我们正为之争取的独立，我们战士们的家庭的安全，竟可以为了一丝不苟地尊重法律细节而任其沦于危险的境地？”
“必须采取补救办法，我认为其办法就是暂时停止执行人身保护状。”
1864年2月11日，他正式向邦联国会提出：“在战争期间宽容不忠诚活动只能意味着促进卖国活动。因此我建议暂时停止执行人身保护状。”
但北方仍有和平解决之心。当然，政府难以出面，乃由两名民间人士潜往里士满，以亲友之谊，求见于戴维斯，以下就是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
戴维斯：“要和平是非常简单的。把你们的军队从我们领土上撤走，和平就自动到来。我们从没有要你们臣服，我们打的不是进攻战。”
客人：“但只要你们斥拒联邦，我们就不能听之任之。这是北方人民决不能让步的。”
“我知道，你们自己有自治权，可是不会让我们有。”
“不，我们不会剥夺你们的任何天赋权利。但我们认为保持联邦是基本条件。戴维斯先生，你难道可以设想说同一语言的两部分人民由一条空想的界线划开能不争吵吗？他们必将争吵不休。”
“不错，在这一代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你们已在南方种下了苦难，在两者之间制造了流血。对剥夺我们权利的人，怎能不恨呢？如果你入侵我家把我逐出门外，我能不把你当作敌人吗？”
“先生言重了。作为基督教徒，你能放弃探索每一种和平的可能吗？”
“当然不，我跟你一样热爱和平，跟你一样不爱流血，但我敢说，所流的血中没有一滴是由我方造成的，我敢在上帝面前这样说。12年来，我昼夜奋斗，以求避免战争，但我没有能避免。现在我们将作战到底，除非你们承认我们的自治权利，我们是为独立而战，不是独立就是被消灭。”
“我们不想消灭你们，北方爱南方。它欢迎你们回归并将忘记一切血债。但我们必须摧毁你们的军队和政府。现在不是快要实现了吗？”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没有钱、没有吃的、没有武器，即使我们整个国家被蹂躏，我们的军队被摧毁，难道我们就该放弃我们的自治权利，放弃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则吗？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宁可死而做人，而不愿意活而做奴吗？”
“从你的立场言，你可以这样说，但我们总希望双方能找到光荣的和平。”
“我了解你们的动机，如果我能够使两国之间达成和平和友爱，我愿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但事实上办不到。因为正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家园和田地，劫走了我们的妇女和儿童，断绝了我们伤病员的粮食。总之，一切的苦难和罪恶都要归咎于你们。”
“并非如此，双方都有责任，奉上帝之名，让我们停止这一切。你们450万人不可能无止境地抵抗2000万人。”
“就算你说得对，我仍然看不出对我们的立场有什么影响。世界上有比吊死和消灭更糟糕的事，那就是放弃我们的自治权利。”
“你的所谓自治就是分离，就是南方独立？”
“是的。”
“先生，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已归结到一点，即联邦或者分离。”
“是的，用另一种说法就是：独立或者屈服。”
“那是不是可以交给人民，由人民来决定呢？”
“你的意思是说由多数作决定。但我们之所以分离就是为的不接受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我们尊重保护少数的原则，这是杰斐逊的原则。”
但双方的谈话是以gentlemen方式进行的，毫无私人恩怨。双方在争论中尽管面红耳赤，但最后还是彬彬有礼地握手告辞，这大概又是“费厄泼赖”的表现。
1864年9月1日，谢尔曼将军的部队攻入了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对林肯而言，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它对林肯的再次当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戴维斯而言，这是一个再坏不过的消息，他看到事态的严重，觉得非亲赴前线打气不可。
当时由于军事失利，求和之风已在南部各州传播。戴维斯认为这是一个致命伤，所以他在佐治亚的演说主题就是针对厌战思想的。
他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团结，“内部的不团结所造成的创伤要比敌人的刀剑所造成的创伤更为深痛”。
有人提出了谈判计划，是什么条件呢？如果你承认犯了罪，放下武器、解放奴隶、交出你们的领袖以供审判，那么，你就可以同你们的尼格鲁（黑人）一起享受投票权，而林肯先生也就会宽宏地允许你们作为他所统治的国家的一个部分。
如果在场诸位中有任何人愿考虑这样的建议，我从心底为他感到悲哀，他一定没有那种在1776年鼓舞我们的国父们起而奋斗的精神，他也没有资格生存在这个拿生命来保卫的、我们大家所从事的事业的人群之中。
“现在是否到了这样的时刻？即：我们要问一问，法律规定我们负有什么义务？或者已是这样一个时候，即：每一位可拿起武器作战的人挺身而出地说：只要国家需要我服务，我马上就去。”
戴维斯的打气演说起了一定作用，南部6州（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长在奥古斯塔开了一个会，通过决议，支持里士满政府。
1865年1月，在多方劝说之下，戴维斯接见了北方的非正式代表，也是他家的世交弗朗西斯·布莱尔先生。布莱尔来到里士满共两次，在第二次，他从口袋中抽出了林肯的一封信：“本月12日你给我看了戴维斯先生给你的信，你可以对他这样说，我态度不变，现在是，而且今后也是随时准备接待他或他政府中任何有影响的人非正式派出的代言人，以求谋取我们这共同国家人民间之和平。”
那时邦联副总统史蒂芬斯与戴维斯有分歧，前者偏于试探和谈，戴维斯便乘此机会，指派史蒂芬斯等3人为代表。他在1月25日致函史蒂芬斯：“为了符合林肯先生的信（其副本附上），请你前往华盛顿城作一次非正式会谈，与他讨论有关战争的一些问题，以期觅取两国间之和平。”
实际上，3人没有能进华盛顿，而是去了汉普敦罗德港，在一条汽轮上会见了林肯总统和国务卿西沃德。北方仍提出两个基本条件：联邦必须保持；南方军队必须解散。其他一切都可商量。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没有结果而散。
史蒂芬斯等3人回里士满向戴维斯作了口头报告，戴维斯要他们写一书面报告，史蒂芬斯故意写了一个简单且措辞含糊的报告。戴维斯没有办法，只好由他自己在报告上再添上几笔。他说：“敌人除了要我们无条件屈从外拒绝提供任何其他条件。”他把报告交给了邦联议会，也就是使议会断了和谈的念头。他还在议会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演说，表明南方决不作“耻辱的投降”。事后，戴维斯问史蒂芬斯打算下一步如何办，后者说“回家待着”。果真，史蒂芬斯从此再也不问政治。
但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1865年4月2日星期日，戴维斯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一名士兵骑快马来到教堂要见戴维斯，他递交了来自李将军的一封急信。李说他马上将被迫撤出彼得斯堡，他要求政府立即撤出里士满。
戴维斯马上找来了铁路总管哈维，叫他准备车辆，然后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布置大搬家，并当夜就开始行动。从此人们就戏称里士满政府为“车轮上的政府”，因为从此这个政府就一直在逃亡中活命，直至完全垮台。
政府的逃亡第一站是邓维尔，戴维斯急欲知道李将军下落，他派约翰·怀斯中尉快骑打听，4天后怀斯回来了。他报告说，他见到了李将军，李将军马上就要投降，他叫怀斯作口头报告，因为任何书面报告都有被敌人截获的可能。
戴维斯问道：“你看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把军队撤到安全地带？”怀斯说：“很遗憾，我看没有可能。以我所见所闻，李将军的投降已成定局，也许他此刻已经投降了。”
戴维斯迷信罗伯特·李，他认为李一定可以逃到安全地区，所以他在4月8日还在对人说，李将军曾对他说过，“只要把我的军队保留在弗吉尼亚山区中，我还可以同他们打上20年”。
但在4月10日，飞骑来报，李将军已在阿波麦托克斯法院投降。戴维斯及其政府立即又上火车南逃格里斯波罗。
抵达格里斯波罗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召开内阁会议。有3名将军列席，即布金里奇、波雷格德和约翰斯敦。
戴维斯承认李将军投降的严重性，但他并不认为因此而败局已定。只要南方还保存军队，总可以觅取合理的和平。只要坚持下去，北方有可能厌战而愿意经过谈判达成和平。他相信，如果南方人都能相信事业是正义的，就可以把仗打到底。
他对约翰斯敦说：“我们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约翰斯敦直言不讳地说：“先生，我认为我们的人民已厌倦战争，不愿打下去。我手下的人每天都有大批人开小差。自从李将军投降以来，大家认为战争已结束，我的军队正像太阳底下的雪球，我没有办法补充兵员。”
戴维斯再问波雷格德，波回答说：“我的看法同约翰斯敦将军完全一样。”
戴维斯至此已无话可说。他希望约翰斯敦在后撤时把军队移至查洛特外围，以德克萨斯作最后据点。
接着，政府再次上火车，迁往查洛特，4月16日抵达查洛特。19日他接到了布金里奇打来的一个电报：“本月11日夜，林肯总统在华盛顿一家戏院中被暗杀。同夜，西沃德在家中被刺，受重伤。”
戴维斯并不认为这是好消息，他把电报交给坐在他身旁的一名商界客人看，并说，“这是一条不幸的消息”。
戴维斯之所以说不幸，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因为他明确知道，林肯主张宽待南方，他个人亦同林肯有友谊；相反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必将对南方采取严厉的政策，而且他个人同约翰逊曾有私仇。后来，他又对伯顿·哈里逊说，“我非常难过，我们在敌人宫廷中失去了一位我们最好的朋友”。
政府在查洛特停留几天后又奔向南卡罗来纳。但在4月26日他们还没有走出北卡罗来纳之时，约翰斯敦就自作主张向薛尔曼将军投降了。内阁再开会，决定撤向德克萨斯。
那时，戴维斯的妻子已逃至佐治亚州的华盛顿城。戴维斯召开内阁和军事领袖会议，决定解散政府及军队，分发遣散费，并希望将来在德克萨斯会齐。
戴维斯本人则带勇士数名，前往华盛顿城找妻子，他果真找到了妻子，但他不知道此时联邦军管人员已在佐治亚州及其他邻近各州发出通缉令。佐治亚州的一条悬赏令就是这么写的：
“凡任何人抓住杰斐逊·戴维斯将其交付合众国军事当局者，可获奖金硬币10万美元。”
“据传该犯身携巨款数百万美元硬币，凡捉住该犯者可共享该财产。”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月8日，有人告密说，他看到戴维斯一行经过佐治亚的艾贝维尔。于是，第四密歇根骑兵团的普里查中校就率领人马前往欧文斯维尔搜捕。
黑人马车夫琼斯首先发现情况，他立即上报，戴维斯在夫人敦促下，穿上他妻子的外套，裹上头巾，急忙奔逃。但天网恢恢，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人马全部落网。
戴维斯是头号战犯，被押到弗吉尼亚的门罗堡垒关押。他妻子和孩子则在被关押一段时期后释放。约翰逊总统起先想以“暗杀林肯总统的后台”之罪起诉，但很快就感到此项罪名实在难以成立。他改而想以“叛乱罪”起诉，但这正是戴维斯所希望的，他早就想在法庭上为自己争辩，所以“叛乱罪”也不妥。这样，就造成关押而不审判的局面，戴维斯在狱中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最后由《纽约论坛报》主笔格里来、废奴主义富翁史密斯和美国第一大商人范德比为戴维斯出资2.5万美元交保假释。戴维斯得以与家人团聚，随后几年就流落于加拿大和欧洲各国。
所有南方的战犯，在1870年都获得大赦，其唯一条件是要宣誓效忠联邦政府。唯一一名例外就是戴维斯，他是一个真正的花岗岩脑袋，死不承认错误。因此，在法律上他至死没有恢复公民籍，当然没有公民权利。
戴的密西西比老乡很想选他当参议员，让他重返华盛顿。但由于他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不能充当任何公职。
1876年他从欧洲回国，德克萨斯农业及机械学院请他当院长，他也颇有意接受。同时英国方面也给他提供了一个位置，相比之下，他还是接受了后者。这个机构是沟通英美商务的，其名为“密西西比河域会社”。会社分英美两方，英方办公处设于伦敦，其主任为约翰·克劳斯莱；美方办公处设于新奥尔良，其主任为戴维斯。
戴维斯一家从此也移居新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小村名曰鲍伐尔，这是一个法文名称，其意为“美景”，他的工作十分清闲，因此他得以完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是回忆录，书名是《美利坚邦联兴衰史》，另一本叫《罗伯特·李》。他也应杂志的邀请发表文章，也多次出外作演说。不论文章或讲话，它的主题就是邦联没有错，他本人也没有错。
譬如说，他在1882年新奥尔良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到邦联军队是从无到有，一个夜晚就起来了：“当国家发出第一个号召时，人民就像野火一样迅速地集合在国旗之下来保卫他们的祖先所传给他们的遗产。”
“难道还有什么事业比这更神圣的吗？如果人类战争中有正义战争的话，那就是保卫国家、保卫家庭、保卫宪法之战。”
1883年3月，新奥尔良竖立了一尊艾尔伯特·雪乃·约翰斯敦将军纪念像。戴维斯为塑像揭幕发表了演说。他说，“约翰斯敦在希洛战场上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刻不幸中弹身亡，假如当初他多活半个小时，格兰特就将被活捉。当初他从加利福尼亚来投奔我军之时，我立刻意识到我军得了一根擎天柱；当他在希洛战场牺牲时，我也意识到我们将面临灾难。”
“历史上很少有将才辈出的时期，一代人中也很难找到一位。但邦联却在短短几年内出了3位稀世将才，堪与古今美外的一切将才相比而无逊色。他们是罗伯特·李、史东沃尔·杰克逊和艾尔伯特·雪乃·约翰斯敦。”
1884年3月，密西西比州议会特邀戴维斯前往讲话，他说：“人们常希望我向合众国申请宽赦。但宽赦之前提必须有悔意，而我根本一无悔意。请记住，尽管我受尽苦难、受尽损失、受尽失望、受尽灾难，但我在这儿还要声明，如果我有机会从头做起，我将完全如1861年那样做。”
戴维斯于1889年12月病逝，是一名至死不悔的分离分子。
这里就要介绍美利坚邦联（南方）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从名字看来，就可测知他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崇拜者。杰斐逊曾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草拟“杰斐逊·戴维斯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利用州权以对抗亚当斯政府的《叛乱法》。因此，几乎所有的分离主义者都把杰斐逊封为分离主义理论的祖师爷，尽管杰斐逊的本意决非如此。
戴维斯于1808年6月3日生于肯塔基州的克里斯琴，后来全家迁居密西西比州。1821年，他又回肯塔基入特伦西尔凡尼亚大学，毕业后入西点军校，1828年毕业，领少尉衔。他被派驻伊利诺斯州的克劳福德堡，在那里结识了扎卡里·泰勒上校（即后来的总统）的未成年女儿，两人闹恋爱。泰勒很不高兴，就把戴维斯调走了。但两人情丝未断，1835年，戴维斯竟辞去军职，带了恋人私奔回密西西比老家，可惜天公不作美，同年他妻子得病不起，他也就留在本乡当棉花种植园主，并获选为州议员。
美墨战争中，他组织了一支所谓密西西比长枪队，自任团长，投奔岳父泰勒将军，在他麾下服务。戴维斯十分悍勇，在蒙特里和布艾纳比斯塔两战役中都身先士卒，建立了奇功。泰勒在呈递给军部的报告中说：“密西西比长枪队在戴维斯上校率领下骁勇过人，在整个战争中享有老兵之威名。他们受命抵抗一支人数远占优势的敌军，虽久无援军，且伤亡重大，但终能坚持一个极长的时期，直至援军开到，从而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戴维斯上校本人受重伤，但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最后。他的出众的冷静和骁勇，他的部队的重大牺牲，理应受到政府的特别嘉奖。”
美墨战争使戴维斯出了风头，回家后就被选为参议员，1848年3月，他在参院中大放厥词：“在与墨西哥打交道中，我们失之过宽。我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正义的战争中征服了一大块墨西哥土地。自从人类承认征服可名正言顺地取得土地以来，我们完全有权取得征服之土地。在我看来，今天的问题是，占有多少，放弃多少，由我们定，而墨方就没有什么让予不让予的问题。”
1852年，他帮皮尔斯竞选总统，并被皮尔斯总统任命为陆军部长。
关于奴隶制，戴维斯说：如果奴隶制是罪，这也不是你们的罪。其渊源不在于你们的行动，其存在也不在于你们的认可，这是普通法中的财产权利问题，其起源是上帝的法令——是对诺亚不肖子孙的诅咒。印第安人的子孙命中没有注定要做奴隶，他们不想做奴隶，而且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利。因此就有大西洋对岸移来的黑人子孙，他们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对奴隶的地位感到满足并能生利。现在在这个大陆上，印第安人的帐篷内已由白人代替，而黑人就是他们的奴隶。请问：黑人的幸福生活和有利作用，不正是证明今天的情况完全符合上帝的明智法令吗？
1860年林肯在选举中获胜的消息传出后，南部的5个州就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集会，另组成美利坚邦联，选戴维斯为总统，不久，共有11个南部州参加了邦联，并决定建都于弗吉尼亚的里士满。
戴维斯具有当时社会所最珍视的不少个人品德，但邦联并未充分获益于他那丰富的军事经验。南部曾有一种错误的估计，认为，只要他们能有力地击败北方的进攻，北方自然会感到征服南部是没有成功希望的而自动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南部各州分离出联邦。
在这一押宝之下，戴维斯确定邦联应采取防御战的方针。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两年，一直坚持这方针，而且防御战确也打得相当成功。这一方针有不少优点：打防御战消耗的人力和财力较少，而且对于南部邦联来说，防御战的优点是可以在政治上最充分地利用许多北部人对南部只要求其不受干涉这一愿望的心理。但林肯却是一位比戴维斯更高明的人，他决心要恢复联邦，寸步不让。到戴维斯看透北方的坚持态度而改变防御战略时，为期已太晚，因为北方的兵力不是愈来愈小，而是愈来愈大，相反的，南方的兵力倒是愈来愈紧张，几乎不可收拾。
戴维斯的另一弱点是，他远没有林肯心胸广阔，因此只能算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却够不上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内阁既平庸而又缺乏团结，4年之内，有6个职位更换了14人，总统和国会又不能十分协调，双方互为掣肘，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
因此，有个别的美国历史学家曾说，假如林肯任南部总统而戴维斯任北部总统，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将翻个个儿。
曾充任教授的伍德鲁·威尔逊总统这样评价戴维斯：“他具有领袖人才所必需的自豪感、首创精神和实事实办的才能，他也不缺乏有效的领导所必需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决不动摇的决心。他朝着目标勇往直前，不为危难所吓倒；他能激励整个人民坚持到底。”
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双方损失惨重，尤其是南方无法补充新兵员，悲观气氛大为升涨。戴维斯获悉北卡罗来纳州长万斯有求和之意，特地写了一封信给他说，南方政府曾一再向北方政府表示愿意谈判结束战争，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如果我们再派员前去求和将无异自取其辱，而决不会受对方尊重。任何一位真正的公民，任何一位以我方事业为重的人，决不会如此。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切曾捐献鲜血和财产以保卫自由的真正爱国者必将痛斥之。
我已注意到联邦众议院的每一个举措都表示敌人的目标是拒绝南方的一切条件，除非我们作出绝对的、无条件的屈服。
我们能与之对话的只有林肯，但他的党徒们已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们已拒绝了我们可以在某些条件上与他谈判的一切希望。他说如果我们解散我们的政府、解散我们的邦联、解散我们的军队、解放我们的奴隶、宣誓效忠于他的政府、抛弃我们自己的州的话，他可以宽赦我们。
想在任何其他条件下缔和是不可能的。为了取得你我所能接受的条件，仗必须继续打下去，直至肃清敌人脑袋中想要我们屈服的非分之想。
“你必须远小人，近君子，把你州中一切最高尚的人集合在你周围，这样，你不需动用一兵一卒，即可取得胜利。”
有些州逮捕了一些“危险分子”，但往往由于“法律根据不足”而释放。戴维斯问道：“难道我们正为之争取的独立，我们战士们的家庭的安全，竟可以为了一丝不苟地尊重法律细节而任其沦于危险的境地？”
“必须采取补救办法，我认为其办法就是暂时停止执行人身保护状。”
1864年2月11日，他正式向邦联国会提出：“在战争期间宽容不忠诚活动只能意味着促进卖国活动。因此我建议暂时停止执行人身保护状。”
但北方仍有和平解决之心。当然，政府难以出面，乃由两名民间人士潜往里士满，以亲友之谊，求见于戴维斯，以下就是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
戴维斯：“要和平是非常简单的。把你们的军队从我们领土上撤走，和平就自动到来。我们从没有要你们臣服，我们打的不是进攻战。”
客人：“但只要你们斥拒联邦，我们就不能听之任之。这是北方人民决不能让步的。”
“我知道，你们自己有自治权，可是不会让我们有。”
“不，我们不会剥夺你们的任何天赋权利。但我们认为保持联邦是基本条件。戴维斯先生，你难道可以设想说同一语言的两部分人民由一条空想的界线划开能不争吵吗？他们必将争吵不休。”
“不错，在这一代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你们已在南方种下了苦难，在两者之间制造了流血。对剥夺我们权利的人，怎能不恨呢？如果你入侵我家把我逐出门外，我能不把你当作敌人吗？”
“先生言重了。作为基督教徒，你能放弃探索每一种和平的可能吗？”
“当然不，我跟你一样热爱和平，跟你一样不爱流血，但我敢说，所流的血中没有一滴是由我方造成的，我敢在上帝面前这样说。12年来，我昼夜奋斗，以求避免战争，但我没有能避免。现在我们将作战到底，除非你们承认我们的自治权利，我们是为独立而战，不是独立就是被消灭。”
“我们不想消灭你们，北方爱南方。它欢迎你们回归并将忘记一切血债。但我们必须摧毁你们的军队和政府。现在不是快要实现了吗？”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没有钱、没有吃的、没有武器，即使我们整个国家被蹂躏，我们的军队被摧毁，难道我们就该放弃我们的自治权利，放弃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则吗？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宁可死而做人，而不愿意活而做奴吗？”
“从你的立场言，你可以这样说，但我们总希望双方能找到光荣的和平。”
“我了解你们的动机，如果我能够使两国之间达成和平和友爱，我愿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但事实上办不到。因为正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家园和田地，劫走了我们的妇女和儿童，断绝了我们伤病员的粮食。总之，一切的苦难和罪恶都要归咎于你们。”
“并非如此，双方都有责任，奉上帝之名，让我们停止这一切。你们450万人不可能无止境地抵抗2000万人。”
“就算你说得对，我仍然看不出对我们的立场有什么影响。世界上有比吊死和消灭更糟糕的事，那就是放弃我们的自治权利。”
“你的所谓自治就是分离，就是南方独立？”
“是的。”
“先生，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已归结到一点，即联邦或者分离。”
“是的，用另一种说法就是：独立或者屈服。”
“那是不是可以交给人民，由人民来决定呢？”
“你的意思是说由多数作决定。但我们之所以分离就是为的不接受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我们尊重保护少数的原则，这是杰斐逊的原则。”
但双方的谈话是以gentlemen方式进行的，毫无私人恩怨。双方在争论中尽管面红耳赤，但最后还是彬彬有礼地握手告辞，这大概又是“费厄泼赖”的表现。
1864年9月1日，谢尔曼将军的部队攻入了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对林肯而言，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它对林肯的再次当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戴维斯而言，这是一个再坏不过的消息，他看到事态的严重，觉得非亲赴前线打气不可。
当时由于军事失利，求和之风已在南部各州传播。戴维斯认为这是一个致命伤，所以他在佐治亚的演说主题就是针对厌战思想的。
他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团结，“内部的不团结所造成的创伤要比敌人的刀剑所造成的创伤更为深痛”。
有人提出了谈判计划，是什么条件呢？如果你承认犯了罪，放下武器、解放奴隶、交出你们的领袖以供审判，那么，你就可以同你们的尼格鲁（黑人）一起享受投票权，而林肯先生也就会宽宏地允许你们作为他所统治的国家的一个部分。
如果在场诸位中有任何人愿考虑这样的建议，我从心底为他感到悲哀，他一定没有那种在1776年鼓舞我们的国父们起而奋斗的精神，他也没有资格生存在这个拿生命来保卫的、我们大家所从事的事业的人群之中。
“现在是否到了这样的时刻？即：我们要问一问，法律规定我们负有什么义务？或者已是这样一个时候，即：每一位可拿起武器作战的人挺身而出地说：只要国家需要我服务，我马上就去。”
戴维斯的打气演说起了一定作用，南部6州（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长在奥古斯塔开了一个会，通过决议，支持里士满政府。
1865年1月，在多方劝说之下，戴维斯接见了北方的非正式代表，也是他家的世交弗朗西斯·布莱尔先生。布莱尔来到里士满共两次，在第二次，他从口袋中抽出了林肯的一封信：“本月12日你给我看了戴维斯先生给你的信，你可以对他这样说，我态度不变，现在是，而且今后也是随时准备接待他或他政府中任何有影响的人非正式派出的代言人，以求谋取我们这共同国家人民间之和平。”
那时邦联副总统史蒂芬斯与戴维斯有分歧，前者偏于试探和谈，戴维斯便乘此机会，指派史蒂芬斯等3人为代表。他在1月25日致函史蒂芬斯：“为了符合林肯先生的信（其副本附上），请你前往华盛顿城作一次非正式会谈，与他讨论有关战争的一些问题，以期觅取两国间之和平。”
实际上，3人没有能进华盛顿，而是去了汉普敦罗德港，在一条汽轮上会见了林肯总统和国务卿西沃德。北方仍提出两个基本条件：联邦必须保持；南方军队必须解散。其他一切都可商量。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没有结果而散。
史蒂芬斯等3人回里士满向戴维斯作了口头报告，戴维斯要他们写一书面报告，史蒂芬斯故意写了一个简单且措辞含糊的报告。戴维斯没有办法，只好由他自己在报告上再添上几笔。他说：“敌人除了要我们无条件屈从外拒绝提供任何其他条件。”他把报告交给了邦联议会，也就是使议会断了和谈的念头。他还在议会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演说，表明南方决不作“耻辱的投降”。事后，戴维斯问史蒂芬斯打算下一步如何办，后者说“回家待着”。果真，史蒂芬斯从此再也不问政治。
但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1865年4月2日星期日，戴维斯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一名士兵骑快马来到教堂要见戴维斯，他递交了来自李将军的一封急信。李说他马上将被迫撤出彼得斯堡，他要求政府立即撤出里士满。
戴维斯马上找来了铁路总管哈维，叫他准备车辆，然后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布置大搬家，并当夜就开始行动。从此人们就戏称里士满政府为“车轮上的政府”，因为从此这个政府就一直在逃亡中活命，直至完全垮台。
政府的逃亡第一站是邓维尔，戴维斯急欲知道李将军下落，他派约翰·怀斯中尉快骑打听，4天后怀斯回来了。他报告说，他见到了李将军，李将军马上就要投降，他叫怀斯作口头报告，因为任何书面报告都有被敌人截获的可能。
戴维斯问道：“你看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把军队撤到安全地带？”怀斯说：“很遗憾，我看没有可能。以我所见所闻，李将军的投降已成定局，也许他此刻已经投降了。”
戴维斯迷信罗伯特·李，他认为李一定可以逃到安全地区，所以他在4月8日还在对人说，李将军曾对他说过，“只要把我的军队保留在弗吉尼亚山区中，我还可以同他们打上20年”。
但在4月10日，飞骑来报，李将军已在阿波麦托克斯法院投降。戴维斯及其政府立即又上火车南逃格里斯波罗。
抵达格里斯波罗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召开内阁会议。有3名将军列席，即布金里奇、波雷格德和约翰斯敦。
戴维斯承认李将军投降的严重性，但他并不认为因此而败局已定。只要南方还保存军队，总可以觅取合理的和平。只要坚持下去，北方有可能厌战而愿意经过谈判达成和平。他相信，如果南方人都能相信事业是正义的，就可以把仗打到底。
他对约翰斯敦说：“我们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约翰斯敦直言不讳地说：“先生，我认为我们的人民已厌倦战争，不愿打下去。我手下的人每天都有大批人开小差。自从李将军投降以来，大家认为战争已结束，我的军队正像太阳底下的雪球，我没有办法补充兵员。”
戴维斯再问波雷格德，波回答说：“我的看法同约翰斯敦将军完全一样。”
戴维斯至此已无话可说。他希望约翰斯敦在后撤时把军队移至查洛特外围，以德克萨斯作最后据点。
接着，政府再次上火车，迁往查洛特，4月16日抵达查洛特。19日他接到了布金里奇打来的一个电报：“本月11日夜，林肯总统在华盛顿一家戏院中被暗杀。同夜，西沃德在家中被刺，受重伤。”
戴维斯并不认为这是好消息，他把电报交给坐在他身旁的一名商界客人看，并说，“这是一条不幸的消息”。
戴维斯之所以说不幸，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因为他明确知道，林肯主张宽待南方，他个人亦同林肯有友谊；相反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必将对南方采取严厉的政策，而且他个人同约翰逊曾有私仇。后来，他又对伯顿·哈里逊说，“我非常难过，我们在敌人宫廷中失去了一位我们最好的朋友”。
政府在查洛特停留几天后又奔向南卡罗来纳。但在4月26日他们还没有走出北卡罗来纳之时，约翰斯敦就自作主张向薛尔曼将军投降了。内阁再开会，决定撤向德克萨斯。
那时，戴维斯的妻子已逃至佐治亚州的华盛顿城。戴维斯召开内阁和军事领袖会议，决定解散政府及军队，分发遣散费，并希望将来在德克萨斯会齐。
戴维斯本人则带勇士数名，前往华盛顿城找妻子，他果真找到了妻子，但他不知道此时联邦军管人员已在佐治亚州及其他邻近各州发出通缉令。佐治亚州的一条悬赏令就是这么写的：
“凡任何人抓住杰斐逊·戴维斯将其交付合众国军事当局者，可获奖金硬币10万美元。”
“据传该犯身携巨款数百万美元硬币，凡捉住该犯者可共享该财产。”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月8日，有人告密说，他看到戴维斯一行经过佐治亚的艾贝维尔。于是，第四密歇根骑兵团的普里查中校就率领人马前往欧文斯维尔搜捕。
黑人马车夫琼斯首先发现情况，他立即上报，戴维斯在夫人敦促下，穿上他妻子的外套，裹上头巾，急忙奔逃。但天网恢恢，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人马全部落网。
戴维斯是头号战犯，被押到弗吉尼亚的门罗堡垒关押。他妻子和孩子则在被关押一段时期后释放。约翰逊总统起先想以“暗杀林肯总统的后台”之罪起诉，但很快就感到此项罪名实在难以成立。他改而想以“叛乱罪”起诉，但这正是戴维斯所希望的，他早就想在法庭上为自己争辩，所以“叛乱罪”也不妥。这样，就造成关押而不审判的局面，戴维斯在狱中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最后由《纽约论坛报》主笔格里来、废奴主义富翁史密斯和美国第一大商人范德比为戴维斯出资2.5万美元交保假释。戴维斯得以与家人团聚，随后几年就流落于加拿大和欧洲各国。
所有南方的战犯，在1870年都获得大赦，其唯一条件是要宣誓效忠联邦政府。唯一一名例外就是戴维斯，他是一个真正的花岗岩脑袋，死不承认错误。因此，在法律上他至死没有恢复公民籍，当然没有公民权利。
戴的密西西比老乡很想选他当参议员，让他重返华盛顿。但由于他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不能充当任何公职。
1876年他从欧洲回国，德克萨斯农业及机械学院请他当院长，他也颇有意接受。同时英国方面也给他提供了一个位置，相比之下，他还是接受了后者。这个机构是沟通英美商务的，其名为“密西西比河域会社”。会社分英美两方，英方办公处设于伦敦，其主任为约翰·克劳斯莱；美方办公处设于新奥尔良，其主任为戴维斯。
戴维斯一家从此也移居新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小村名曰鲍伐尔，这是一个法文名称，其意为“美景”，他的工作十分清闲，因此他得以完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是回忆录，书名是《美利坚邦联兴衰史》，另一本叫《罗伯特·李》。他也应杂志的邀请发表文章，也多次出外作演说。不论文章或讲话，它的主题就是邦联没有错，他本人也没有错。
譬如说，他在1882年新奥尔良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到邦联军队是从无到有，一个夜晚就起来了：“当国家发出第一个号召时，人民就像野火一样迅速地集合在国旗之下来保卫他们的祖先所传给他们的遗产。”
“难道还有什么事业比这更神圣的吗？如果人类战争中有正义战争的话，那就是保卫国家、保卫家庭、保卫宪法之战。”
1883年3月，新奥尔良竖立了一尊艾尔伯特·雪乃·约翰斯敦将军纪念像。戴维斯为塑像揭幕发表了演说。他说，“约翰斯敦在希洛战场上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刻不幸中弹身亡，假如当初他多活半个小时，格兰特就将被活捉。当初他从加利福尼亚来投奔我军之时，我立刻意识到我军得了一根擎天柱；当他在希洛战场牺牲时，我也意识到我们将面临灾难。”
“历史上很少有将才辈出的时期，一代人中也很难找到一位。但邦联却在短短几年内出了3位稀世将才，堪与古今美外的一切将才相比而无逊色。他们是罗伯特·李、史东沃尔·杰克逊和艾尔伯特·雪乃·约翰斯敦。”
1884年3月，密西西比州议会特邀戴维斯前往讲话，他说：“人们常希望我向合众国申请宽赦。但宽赦之前提必须有悔意，而我根本一无悔意。请记住，尽管我受尽苦难、受尽损失、受尽失望、受尽灾难，但我在这儿还要声明，如果我有机会从头做起，我将完全如1861年那样做。”
戴维斯于1889年12月病逝，是一名至死不悔的分离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