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节 维多利亚·伍德赫尔
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女性能像维多利亚·伍德赫尔那样引起如此多的社会新闻和如此大的社会震荡的。
1870年2月5日，伍德赫尔-克拉夫林公司在布劳德路44号开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女性任经纪人的华尔街股票公司，老板是31岁的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和她24岁的妹妹特乃西·克拉夫林。她们俩人不仅是女性经纪人，而且又是美女经纪人。开门那天，成百上千的男士拥向布劳德路44号，抢着要看两美女的风采。报纸报道说，“股票也随着上涨”。
维多利亚·伍德赫尔传记作家玛丽·加布里尔说：随着华尔街的这个第一外，维多利亚又获得了好多个第一。她创办了第一家女性当家的刊物《伍德赫尔-克拉夫林周报》，这家周报是美国第一家刊登《共产党宣言》英文译文的报刊。1871年，她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委员会发言的女性。她又是第一个出来竞选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她还是第一个公开主张“自由性爱”的女人。
有人热烈地赞扬她，有人死劲地污蔑她。前者把她称为“维多利亚女王”，后者把她叫作“撒旦夫人”。
维多利亚到底是什么人呢？
1838年9月23日，维多利亚生于俄亥俄州的荷枚镇。她在10个孩子中排行第七。她父亲布克·克拉夫林自称是律师，开设过一家客栈，做过马匹生意，最后开设了一家磨坊。但磨坊突然失火，女儿曾这样说：“他突然损失了他的全部财产，像一名乞丐似的瘫了下来。许多朋友认为他已成为一个废人。母亲就像母鸡一样卫护她的一群孩子。”
母亲安纳是一名很迷信的教徒，信神信鬼。她本人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而维多利亚也是第七个孩子，所以母亲特别喜欢她，认为她将来一定有出息。维多利亚从小听母亲讲神鬼故事，从而相信自己有通神本能。有一次傍晚，全家赴教堂做礼拜。没走多远，维多利亚突然对母亲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今夜有小偷光临我家，我回去看一下门窗。她回家把室内的蜡烛都点燃了。事后得知，当夜真有小偷想偷她家的马，因看到室内有光，未敢动手。这样，维多利亚就更确信自己有特异功能了。
她8岁上学，美丽活泼，天资聪明，成绩突出，深得老师喜欢。但她在11岁就辍学了，因为她大姐出嫁，要由她在家来看管小弟弟和妹妹。
14岁那年，她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似乎不治。但恰巧来了一个走方郎中，名叫坎宁·伍德赫尔。他伺候了她两个星期，居然治好了她的病。维多利亚一家当然对他心存感激。到独立纪念日那天，坎宁邀请维多利亚去野餐，她妈妈特地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在路上，坎宁自吹自己的父亲是法官，薄有财产。最后竟向她求婚。小姑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说这件事要由她父母做主。
接着，坎宁正式向她父母提了这一亲事。父母也相信了他的自我介绍，以为他是一个殷实人家。于是，这一位如花美女在14岁的时候就作了一名28岁的江湖骗子的妻子。
当坎宁把妻子带回老家蒙特季利后，她才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破落户，而且是一位有名的酗酒者。但生米已煮成熟饭，无法挽回，只能听天由命了。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本来认为结婚意味着走进天堂，那里只有甜蜜的幸福和纯净的爱。我信以为婚姻是人世间最大的乐事。做丈夫的一定是爱妻子的安琪儿。然而，天啊，我的信念全成了泡沫！残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我的美梦。相反的，我看到我们社会的黑暗，贪婪，肮脏和虚伪。我到处闻到的是一阵阵腐朽的味道。面对现实情况，我感到震惊莫名，我问我男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得到的回答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然地会懂得，无须我教你。’”
维多利亚为坎宁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外貌长得不错，但高度弱智，这更使她雪上加霜，倍增痛苦。幸而第二个女孩聪明伶俐，活像母亲，使她得到很大安慰。
由于在当地没有发展，1855年他们到旧金山去碰运气。坎宁仍然没有作为，只靠老婆在一个剧团中任演员维持生计。一天晚上，维多利亚梦见妹妹特乃西要她马上回家，她认为这是神的号召，第二天就出发，先乘轮船到纽约，然后直奔老家。
当时美国盛行通灵术，或曰招魂术。也就是中国的巫婆和神汉，他们都兼职治病。特乃西已被父母培养成一名通灵人。父亲在俄亥俄首府哥仑布报纸上登了如下的广告：
14岁神童女特乃西·克拉夫林小姐
自从13岁以来，这位小姑娘一直在周游各地，她有超自然天赋，即使对她有很大怀疑的人也不得不被说服而相信其确有特异功能。她的事务所设在哥仑布哈爱街的合众国旅社。业务时间上午8点到下午9点。咨询费一美元。
这个广告居然产生了很大效果。每天来算命的有几十人。据特乃西说：“父亲由此每天可有50美元到100美元的收入。”
维多利亚也加入妹妹的行列，出任了通灵医师。她替人算命，给人医疗，还为银行侦察小偷。一年的收入几乎达到了10万美元。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关。1861年到1865年是内战之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伤亡的儿子或丈夫。人们盼望能与亡儿或亡夫的阴灵通话，或者给在家养伤的夫儿治伤。维多利亚奔走于俄亥俄、明尼苏达、伊利诺伊和密苏里各地，到处都有她的客户。
在密苏里的圣路易，维多利亚碰到了一位内战时的军官詹姆斯·布洛德上校。他是圣路易的审计官，而且又是当地通灵会会长。他身上带有几处枪伤，听说维多利亚到来，就前往求医。结果一见面后，就相见恨晚。上校不断往访，两人情投意合，坠入爱河。于是各自与前夫和前妻离婚。1866年7月14日，两人在俄亥俄但敦市登记结婚，成了夫妻。不过，布洛德同意维多利亚不必改姓，仍可称为伍德赫尔夫人。
原来布洛德是一名十足的激进分子。他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运动，等等。他也会写文章，进行竞选演说。现在，他成了维多利亚的家庭老师。而她也的确是一位好学生。在上校教导下，她学问大进，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权运动者。
1868年，夫妇俩到了匹兹堡。一天，维多利亚正坐在大理石桌子旁，又得到一次启示。她说：有声音叫她去纽约某街某号，接着在桌子上显示了一个发光的字：Demosthenes。这是古希腊的一位演说家。于是两人就去纽约，按图索骥，到了大炯斯街17号。这是一座大宅，有待出租。更巧的是：她在大厅的桌子上看到一本书，书名Demosthenes演讲集。她当然认为一切都是天意。这时她已成全家的大梁（bread winner），所以立刻把全家都招来纽约，包括父母姐妹，最重要的当然是妹妹特乃西。
下一步是要想办法弄更多的钱。
当时全美国最大的富豪是纽约的范德比海军上校。范德比是百分之百的商人，从来没有当过兵，“海军上校”不是军衔而只是一个社会称号，因为他是纽约的海上运输霸王，中央铁路公司老板和炒股大王。
父亲对两个女儿说：“你们要发财必须征服范德比海军上校。”
那时，范德比已有74岁。姐妹俩找到了范德比公馆。起先传达拒绝通报，但在两美女花言巧语之下终于开了绿灯。范德比老而好色，更迷信算命，所以一见之下，就谈得非常高兴。特别是特乃西善于全身按摩，把老头子骨头都摸酥了。从此，两姐妹就成了常客。
当时传媒盛传她们的绯闻。不过这只是推论而已。人们认为：范德比是天下第一号吝啬鬼，如果他没有从她们身上得到好处，是决不会慷慨解囊的。
维多利亚表示她们想闯进华尔街开业，范德比竟送了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于是就出现本文第一段中所描写的情景。
依靠炒股，两姐妹果真发了财，成了百万富婆。为此，维多利亚特地给范德比写了一封感谢信：“海军上校先生，是你，第一个向我们这两个在这世界上艰难奋斗的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是你，叫我们去打破束缚着我们的舆论枷锁；是你，鼓励我们去争取凭我们的才能所应得的社会地位；是你，支持我们进入这个长期以来为男人所垄断的金融中心。”
但金钱并不是维多利亚的最后目标，她的最高目标是“女权”。她的女权中包含着三种权：财权，政权和性权。所以她的第二步是宣传。为此，她创办了《维多利亚-克拉夫林周报》，支持黑人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性爱自由。这份周报并不赚钱，主要是为了宣传。它的幕后大主笔是布洛德上校。
周刊的刊头上印有一句警言：“天天向上，天天向前”。1870年9月，她还亲自到华盛顿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作证，要求作出宪法修正案，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她说：“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拥有国家财富的很大部分，在纳税中占很大比例。但她们却被排除在外，不能用投票来表达她们的意见。美国天天在向上发展，天天在向前发展，它不应当用狭窄的法律条文窒息二分之一公民的智力活动和政治活动。应当实施没有种族歧视，肤色歧视，职业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投票权。”
尽管她对范德比本人表示感谢，但她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正是她的《周刊》，在美洲大陆上第一个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它还刊登了《即将到来的革命》一文。内称：“范德比先生可能坐在他的办公室内操纵股票，汲取红利。他可以几年之内从各个企业中取得五千万美元收益。但如果有一个饥肠辘辘的小女孩从他家厨房中拿走一个面包，她就可能被押进监狱。阿斯托先生可能坐在他非常豪华的公馆内眼看他的地产从一百万美元上涨到五千万美元，但如果他的一名房客因不投共和党的票并付不起本月房租，他就要被法院逐到大街上。”
“这样的社会状态称得上是公正吗？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人一生劳碌辛苦欲求温饱而不可得，另一方面却有极少数人可以随心所欲控制一切物质财富。有人可能硬说这是社会公正，甚至基督徒也会这样说。但耶稣本人绝不会把这叫作公正。耶稣给劳动的人（不管他劳动多少）吃饱，但对不劳动的人要夺走他的所有。允许存在如此不合理的财产分配的制度是基督教文明的耻辱。”
反对她的人说：“你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你自己又身为华尔街经纪人，这不是太矛盾了吗？”她回答说：“我并不反对财富的积累，我反对的是少数人操纵财富，反对某一个阶级垄断财富，然后用财富的威力把劳工置于奴役地位。”
1870年4月2日，维多利亚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无巧不成书，我生逢其时，成了这个共和国的没有在政府中获得代表权那个阶级（妇女）的唯一知名代表，也许是最能体现平等原则的代表人，因此，我请求贵报，通过贵报来向读者发表我的见解。
当其他妇女代表投身于反对束缚妇女的条条框框的十字军长征之际，我宣布我是一名独立行动者；当其他妇女祷求上帝赐予好时光之际，我用行动来促成好时光；当其他妇女争论着男女是否能平等之际，我用企业成就来证明男女能够平等；当其他妇女力求证明没有理由为什么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要低于男人之际，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政治和商业中，并行使我今天已获得的权利。因此，我可以无愧地宣布，我有权为我国没有获得选举权的女同胞讲话，并深信今天存在的对女同胞的偏见和歧视将终究会消失。我现在宣布，我要做一名总统候选人。《先驱报》的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抢购当天的《先驱报》，最后竟卖到十美元一份。各州响应的人成立了一个新党，定名为平权党。1872年5月的一天，全国的668名代表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阿波罗大厅集会，推选一名总统候选人。代表们来自社会主义分子，农村改革分子，工会分子，女权主义分子以及性解放主义分子。
维多利亚在会上发言道：“我们每到一处就看到专制主义，不公平和没有正义。我们必须争取正义，天塌下来也不怕。”
卡特法官最后说：发言到此为止，现在要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再发言，我提名维多利亚·伍德赫尔为我党总统候选人。
主持大会的雷马特说：“赞成的说Aye。”于是台下一片Aye声，伍德赫尔当选。大会同时又选举黑人领袖人物道格拉斯为副总统候选人。
《纽约时报》报道说：“伍德赫尔夫人不愧有女性拿破仑的品格，她要向白宫冲击。”
但竞选中也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道格拉斯宣布他支持的是格兰德，不能接受平权党的提名；第二，第二国际美国总部宣布，以维多利亚为首的第十二支部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开除出党；第三，共和党内部分裂，产生一个以《纽约论坛报》主笔为候选人的自由共和党，于是不少原来是平权党的人投奔了自由共和党。这样，平权党已不战而败。
维多利亚对此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她早就知道，她的党只起教育作用，是绝对不能当选的。
但保守势力却借此对她发起了大攻击。骂她是女妖。有报道还说她家中养着两个丈夫。她不得不写信给《纽约时报》澄清真相。她说：我家中的确有两个丈夫，一个是前夫，一个是现在的丈夫。我的前夫是一个丧失谋生能力的人，出于人道主义，我征得丈夫同意，留在我家，兼职照看我的弱智儿子。我们光明磊落，没有不可告人之处。
但当时纽约有一位所谓“青年模范”比契牧师，他也出来不指名地骂维多利亚是下贱的女人。于是引爆了一起特大的社会新闻。也就是比契-铁尔登丑闻。
其实，他们两人本来是同道人，都是性开放者，现在这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居然出来说三道四。对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她实在不能容忍，不得不起而反击。于是在《周报》上出现了一篇长文：《比契-铁尔登丑事》：
“我要对社会发起一场进攻性的道义战争。我要揭露一起在任何社会社团中所发生过的最惊人的丑事。我指的是亨利·比契牧师与西奥多·铁尔登家属的关系。”铁尔登是比契在教会中的同事，据铁尔登向她控诉：“噢，这个王八蛋色狼竟玷污我的卧床十年之久，而他在我面前仍口口声声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像男子汉那样向我表示忏悔，或许我可以原谅他，但他一直像毒蛇那样潜进我的房间，并留下他的毒汁，而我竟一无所知。啊，这实在太受不了了。”
伍德赫尔说：她要揭露的不是比契的性行为本身。因为在她与他私下谈话时，比契完全同意“我的做爱哲学”，不但在口头上，而且还在床上实施。所以他们两人抱有相同的性爱观点，这是不必指责的。她要揭露的是他的伪善和虚伪，他的阴一套和阳一套。他在私下是看到女人就爱而淫之，但在大庭广众面前却装出一副道学样子，要做“社会表率”。事实上他又真的成了“表率”，而伍德赫尔却成了被社会唾骂的女人。他们两人的性哲学和性行为完全相同，而结果却完全不同。这本身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性行为上所存在的大大的不公平”。
伍德赫尔的“扒粪”（muckraking）震动整个社会，卫道的先生女士们纷纷出来攻击。他们要求比契诉以诽谤之罪，但比契不敢如此，因为他心中有鬼。但他又假装心胸宽大，扬言“我不与争论，对此采取童言无忌态度”。于是只好由一位基督教青年会道德委员会主席来起诉，说《周刊》使用了“淫秽”语言，法院以“出版和销售淫秽出版物”的罪名把两姐妹扣押审讯。关了两天，社会人士以一万八千美元保释出狱。
伍德赫尔不为屈服，决定破罐子破摔，索性发表了一篇更为猛烈的性解放宣言。她说：“我对一生的行为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我对满足我的肉欲和情欲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肉欲和情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感谢上帝，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向任何人负债。”
“我必须生活下去。因此，我到各地求帮助。我去求你们的银行家们，铁路老板们，赌场老板们，妓院老鸨们，我的目的是得到钱，以便出版你们在读的这份报纸。为了得到钱，我用了我所能有的一切影响。这是我个人的事，与你们毫无关系。如果我把我的身交给事业，把我的心交给上帝，这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们无关。我一心一意为我的事业而踏遍天下。”
她说：“性交是合乎自然的，因而是正当行为。它建立在双方的相互爱欲上，其效果也以双方情满意足收场。首先是要有爱，然后是建立在爱上之欲，第三是以双方之乐收场。”
她指出：“十个妻子中有九个，时常会在自己不想性交的时候接受性交，因为她们是基督徒，相信使徒保罗的教导。保罗要求妻子听命于丈夫，否则就进不了天堂。我说，去它的这种基督教教导。在性交中，同意权是首要的，美国妇女们，你们有勇气来建立新风吗？”
她认为性交是天赐之乐。在性交时，“心跳加快了，眼睛发出了光芒，相贴着的肉体的全身感到了无法形容的愉快刺激”。这种快乐是平等的。因此，妇女必须在性生活上取得平等地位。今天社会没有给妇女以平等，她们必须不怕羞地起来争取性平等。
这些言论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多人的指斥。她觉得这种气氛不利于女儿的成长，乃决定离开美国。她于1876年6月发行了最后一期《周报》，于9月18日与布洛德办了离婚手续。1877年8月，带着女儿和特乃西去了英国。
她在伦敦不时发表演说。一次，一位大银行家约翰·马丁去听了她的演说，很感兴趣。因为马丁于1873年丧妻，而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他久未续娶，其实，他曾有一位女朋友。但这位朋友获知他有阳痿后就没有来往。维多利亚居然治好了他的病。这更推进了他们的友谊。1883年10月31日，两人终于举行了婚礼，成了夫妻。
在此之前，妹妹特乃西也与马丁的朋友弗朗西司·科克结婚。科克不但是富翁，而且又是一位贵族，所以特乃西也成了女爵特乃西。两姐妹的最后结局可以说是完美的。
但维多利亚是闲不了的人。她再次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人道》，继续宣传她的女权主义。她自己任总编，女儿祖拉任副总编。
1892年维多利亚曾回国一次。9月22日，平权党在华盛顿维拉德旅馆召开会议，再次提名伍德赫尔为总统候选人。大会主持人林肯·奈艾德说：“维多利亚·伍德赫尔·马丁是我们1892年竞选中的标兵，在妇女事业中她比任何一位女性都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1897年，马丁病逝，从此，她就和女儿做伴，住在伦敦远郊的一座乡村别墅内。1927年6月9日，她在睡梦中无疾而终。享年88岁。
她留下遗嘱要把骨灰撒在北大西洋，表示希望英美两国永远友好。
1870年2月5日，伍德赫尔-克拉夫林公司在布劳德路44号开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女性任经纪人的华尔街股票公司，老板是31岁的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和她24岁的妹妹特乃西·克拉夫林。她们俩人不仅是女性经纪人，而且又是美女经纪人。开门那天，成百上千的男士拥向布劳德路44号，抢着要看两美女的风采。报纸报道说，“股票也随着上涨”。
维多利亚·伍德赫尔传记作家玛丽·加布里尔说：随着华尔街的这个第一外，维多利亚又获得了好多个第一。她创办了第一家女性当家的刊物《伍德赫尔-克拉夫林周报》，这家周报是美国第一家刊登《共产党宣言》英文译文的报刊。1871年，她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委员会发言的女性。她又是第一个出来竞选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她还是第一个公开主张“自由性爱”的女人。
有人热烈地赞扬她，有人死劲地污蔑她。前者把她称为“维多利亚女王”，后者把她叫作“撒旦夫人”。
维多利亚到底是什么人呢？
1838年9月23日，维多利亚生于俄亥俄州的荷枚镇。她在10个孩子中排行第七。她父亲布克·克拉夫林自称是律师，开设过一家客栈，做过马匹生意，最后开设了一家磨坊。但磨坊突然失火，女儿曾这样说：“他突然损失了他的全部财产，像一名乞丐似的瘫了下来。许多朋友认为他已成为一个废人。母亲就像母鸡一样卫护她的一群孩子。”
母亲安纳是一名很迷信的教徒，信神信鬼。她本人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而维多利亚也是第七个孩子，所以母亲特别喜欢她，认为她将来一定有出息。维多利亚从小听母亲讲神鬼故事，从而相信自己有通神本能。有一次傍晚，全家赴教堂做礼拜。没走多远，维多利亚突然对母亲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今夜有小偷光临我家，我回去看一下门窗。她回家把室内的蜡烛都点燃了。事后得知，当夜真有小偷想偷她家的马，因看到室内有光，未敢动手。这样，维多利亚就更确信自己有特异功能了。
她8岁上学，美丽活泼，天资聪明，成绩突出，深得老师喜欢。但她在11岁就辍学了，因为她大姐出嫁，要由她在家来看管小弟弟和妹妹。
14岁那年，她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似乎不治。但恰巧来了一个走方郎中，名叫坎宁·伍德赫尔。他伺候了她两个星期，居然治好了她的病。维多利亚一家当然对他心存感激。到独立纪念日那天，坎宁邀请维多利亚去野餐，她妈妈特地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在路上，坎宁自吹自己的父亲是法官，薄有财产。最后竟向她求婚。小姑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说这件事要由她父母做主。
接着，坎宁正式向她父母提了这一亲事。父母也相信了他的自我介绍，以为他是一个殷实人家。于是，这一位如花美女在14岁的时候就作了一名28岁的江湖骗子的妻子。
当坎宁把妻子带回老家蒙特季利后，她才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破落户，而且是一位有名的酗酒者。但生米已煮成熟饭，无法挽回，只能听天由命了。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本来认为结婚意味着走进天堂，那里只有甜蜜的幸福和纯净的爱。我信以为婚姻是人世间最大的乐事。做丈夫的一定是爱妻子的安琪儿。然而，天啊，我的信念全成了泡沫！残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我的美梦。相反的，我看到我们社会的黑暗，贪婪，肮脏和虚伪。我到处闻到的是一阵阵腐朽的味道。面对现实情况，我感到震惊莫名，我问我男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得到的回答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然地会懂得，无须我教你。’”
维多利亚为坎宁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外貌长得不错，但高度弱智，这更使她雪上加霜，倍增痛苦。幸而第二个女孩聪明伶俐，活像母亲，使她得到很大安慰。
由于在当地没有发展，1855年他们到旧金山去碰运气。坎宁仍然没有作为，只靠老婆在一个剧团中任演员维持生计。一天晚上，维多利亚梦见妹妹特乃西要她马上回家，她认为这是神的号召，第二天就出发，先乘轮船到纽约，然后直奔老家。
当时美国盛行通灵术，或曰招魂术。也就是中国的巫婆和神汉，他们都兼职治病。特乃西已被父母培养成一名通灵人。父亲在俄亥俄首府哥仑布报纸上登了如下的广告：
14岁神童女特乃西·克拉夫林小姐
自从13岁以来，这位小姑娘一直在周游各地，她有超自然天赋，即使对她有很大怀疑的人也不得不被说服而相信其确有特异功能。她的事务所设在哥仑布哈爱街的合众国旅社。业务时间上午8点到下午9点。咨询费一美元。
这个广告居然产生了很大效果。每天来算命的有几十人。据特乃西说：“父亲由此每天可有50美元到100美元的收入。”
维多利亚也加入妹妹的行列，出任了通灵医师。她替人算命，给人医疗，还为银行侦察小偷。一年的收入几乎达到了10万美元。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关。1861年到1865年是内战之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伤亡的儿子或丈夫。人们盼望能与亡儿或亡夫的阴灵通话，或者给在家养伤的夫儿治伤。维多利亚奔走于俄亥俄、明尼苏达、伊利诺伊和密苏里各地，到处都有她的客户。
在密苏里的圣路易，维多利亚碰到了一位内战时的军官詹姆斯·布洛德上校。他是圣路易的审计官，而且又是当地通灵会会长。他身上带有几处枪伤，听说维多利亚到来，就前往求医。结果一见面后，就相见恨晚。上校不断往访，两人情投意合，坠入爱河。于是各自与前夫和前妻离婚。1866年7月14日，两人在俄亥俄但敦市登记结婚，成了夫妻。不过，布洛德同意维多利亚不必改姓，仍可称为伍德赫尔夫人。
原来布洛德是一名十足的激进分子。他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运动，等等。他也会写文章，进行竞选演说。现在，他成了维多利亚的家庭老师。而她也的确是一位好学生。在上校教导下，她学问大进，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权运动者。
1868年，夫妇俩到了匹兹堡。一天，维多利亚正坐在大理石桌子旁，又得到一次启示。她说：有声音叫她去纽约某街某号，接着在桌子上显示了一个发光的字：Demosthenes。这是古希腊的一位演说家。于是两人就去纽约，按图索骥，到了大炯斯街17号。这是一座大宅，有待出租。更巧的是：她在大厅的桌子上看到一本书，书名Demosthenes演讲集。她当然认为一切都是天意。这时她已成全家的大梁（bread winner），所以立刻把全家都招来纽约，包括父母姐妹，最重要的当然是妹妹特乃西。
下一步是要想办法弄更多的钱。
当时全美国最大的富豪是纽约的范德比海军上校。范德比是百分之百的商人，从来没有当过兵，“海军上校”不是军衔而只是一个社会称号，因为他是纽约的海上运输霸王，中央铁路公司老板和炒股大王。
父亲对两个女儿说：“你们要发财必须征服范德比海军上校。”
那时，范德比已有74岁。姐妹俩找到了范德比公馆。起先传达拒绝通报，但在两美女花言巧语之下终于开了绿灯。范德比老而好色，更迷信算命，所以一见之下，就谈得非常高兴。特别是特乃西善于全身按摩，把老头子骨头都摸酥了。从此，两姐妹就成了常客。
当时传媒盛传她们的绯闻。不过这只是推论而已。人们认为：范德比是天下第一号吝啬鬼，如果他没有从她们身上得到好处，是决不会慷慨解囊的。
维多利亚表示她们想闯进华尔街开业，范德比竟送了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于是就出现本文第一段中所描写的情景。
依靠炒股，两姐妹果真发了财，成了百万富婆。为此，维多利亚特地给范德比写了一封感谢信：“海军上校先生，是你，第一个向我们这两个在这世界上艰难奋斗的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是你，叫我们去打破束缚着我们的舆论枷锁；是你，鼓励我们去争取凭我们的才能所应得的社会地位；是你，支持我们进入这个长期以来为男人所垄断的金融中心。”
但金钱并不是维多利亚的最后目标，她的最高目标是“女权”。她的女权中包含着三种权：财权，政权和性权。所以她的第二步是宣传。为此，她创办了《维多利亚-克拉夫林周报》，支持黑人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性爱自由。这份周报并不赚钱，主要是为了宣传。它的幕后大主笔是布洛德上校。
周刊的刊头上印有一句警言：“天天向上，天天向前”。1870年9月，她还亲自到华盛顿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作证，要求作出宪法修正案，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她说：“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拥有国家财富的很大部分，在纳税中占很大比例。但她们却被排除在外，不能用投票来表达她们的意见。美国天天在向上发展，天天在向前发展，它不应当用狭窄的法律条文窒息二分之一公民的智力活动和政治活动。应当实施没有种族歧视，肤色歧视，职业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投票权。”
尽管她对范德比本人表示感谢，但她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正是她的《周刊》，在美洲大陆上第一个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它还刊登了《即将到来的革命》一文。内称：“范德比先生可能坐在他的办公室内操纵股票，汲取红利。他可以几年之内从各个企业中取得五千万美元收益。但如果有一个饥肠辘辘的小女孩从他家厨房中拿走一个面包，她就可能被押进监狱。阿斯托先生可能坐在他非常豪华的公馆内眼看他的地产从一百万美元上涨到五千万美元，但如果他的一名房客因不投共和党的票并付不起本月房租，他就要被法院逐到大街上。”
“这样的社会状态称得上是公正吗？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人一生劳碌辛苦欲求温饱而不可得，另一方面却有极少数人可以随心所欲控制一切物质财富。有人可能硬说这是社会公正，甚至基督徒也会这样说。但耶稣本人绝不会把这叫作公正。耶稣给劳动的人（不管他劳动多少）吃饱，但对不劳动的人要夺走他的所有。允许存在如此不合理的财产分配的制度是基督教文明的耻辱。”
反对她的人说：“你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你自己又身为华尔街经纪人，这不是太矛盾了吗？”她回答说：“我并不反对财富的积累，我反对的是少数人操纵财富，反对某一个阶级垄断财富，然后用财富的威力把劳工置于奴役地位。”
1870年4月2日，维多利亚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无巧不成书，我生逢其时，成了这个共和国的没有在政府中获得代表权那个阶级（妇女）的唯一知名代表，也许是最能体现平等原则的代表人，因此，我请求贵报，通过贵报来向读者发表我的见解。
当其他妇女代表投身于反对束缚妇女的条条框框的十字军长征之际，我宣布我是一名独立行动者；当其他妇女祷求上帝赐予好时光之际，我用行动来促成好时光；当其他妇女争论着男女是否能平等之际，我用企业成就来证明男女能够平等；当其他妇女力求证明没有理由为什么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要低于男人之际，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政治和商业中，并行使我今天已获得的权利。因此，我可以无愧地宣布，我有权为我国没有获得选举权的女同胞讲话，并深信今天存在的对女同胞的偏见和歧视将终究会消失。我现在宣布，我要做一名总统候选人。《先驱报》的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抢购当天的《先驱报》，最后竟卖到十美元一份。各州响应的人成立了一个新党，定名为平权党。1872年5月的一天，全国的668名代表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阿波罗大厅集会，推选一名总统候选人。代表们来自社会主义分子，农村改革分子，工会分子，女权主义分子以及性解放主义分子。
维多利亚在会上发言道：“我们每到一处就看到专制主义，不公平和没有正义。我们必须争取正义，天塌下来也不怕。”
卡特法官最后说：发言到此为止，现在要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再发言，我提名维多利亚·伍德赫尔为我党总统候选人。
主持大会的雷马特说：“赞成的说Aye。”于是台下一片Aye声，伍德赫尔当选。大会同时又选举黑人领袖人物道格拉斯为副总统候选人。
《纽约时报》报道说：“伍德赫尔夫人不愧有女性拿破仑的品格，她要向白宫冲击。”
但竞选中也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道格拉斯宣布他支持的是格兰德，不能接受平权党的提名；第二，第二国际美国总部宣布，以维多利亚为首的第十二支部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开除出党；第三，共和党内部分裂，产生一个以《纽约论坛报》主笔为候选人的自由共和党，于是不少原来是平权党的人投奔了自由共和党。这样，平权党已不战而败。
维多利亚对此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她早就知道，她的党只起教育作用，是绝对不能当选的。
但保守势力却借此对她发起了大攻击。骂她是女妖。有报道还说她家中养着两个丈夫。她不得不写信给《纽约时报》澄清真相。她说：我家中的确有两个丈夫，一个是前夫，一个是现在的丈夫。我的前夫是一个丧失谋生能力的人，出于人道主义，我征得丈夫同意，留在我家，兼职照看我的弱智儿子。我们光明磊落，没有不可告人之处。
但当时纽约有一位所谓“青年模范”比契牧师，他也出来不指名地骂维多利亚是下贱的女人。于是引爆了一起特大的社会新闻。也就是比契-铁尔登丑闻。
其实，他们两人本来是同道人，都是性开放者，现在这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居然出来说三道四。对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她实在不能容忍，不得不起而反击。于是在《周报》上出现了一篇长文：《比契-铁尔登丑事》：
“我要对社会发起一场进攻性的道义战争。我要揭露一起在任何社会社团中所发生过的最惊人的丑事。我指的是亨利·比契牧师与西奥多·铁尔登家属的关系。”铁尔登是比契在教会中的同事，据铁尔登向她控诉：“噢，这个王八蛋色狼竟玷污我的卧床十年之久，而他在我面前仍口口声声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像男子汉那样向我表示忏悔，或许我可以原谅他，但他一直像毒蛇那样潜进我的房间，并留下他的毒汁，而我竟一无所知。啊，这实在太受不了了。”
伍德赫尔说：她要揭露的不是比契的性行为本身。因为在她与他私下谈话时，比契完全同意“我的做爱哲学”，不但在口头上，而且还在床上实施。所以他们两人抱有相同的性爱观点，这是不必指责的。她要揭露的是他的伪善和虚伪，他的阴一套和阳一套。他在私下是看到女人就爱而淫之，但在大庭广众面前却装出一副道学样子，要做“社会表率”。事实上他又真的成了“表率”，而伍德赫尔却成了被社会唾骂的女人。他们两人的性哲学和性行为完全相同，而结果却完全不同。这本身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性行为上所存在的大大的不公平”。
伍德赫尔的“扒粪”（muckraking）震动整个社会，卫道的先生女士们纷纷出来攻击。他们要求比契诉以诽谤之罪，但比契不敢如此，因为他心中有鬼。但他又假装心胸宽大，扬言“我不与争论，对此采取童言无忌态度”。于是只好由一位基督教青年会道德委员会主席来起诉，说《周刊》使用了“淫秽”语言，法院以“出版和销售淫秽出版物”的罪名把两姐妹扣押审讯。关了两天，社会人士以一万八千美元保释出狱。
伍德赫尔不为屈服，决定破罐子破摔，索性发表了一篇更为猛烈的性解放宣言。她说：“我对一生的行为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我对满足我的肉欲和情欲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肉欲和情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感谢上帝，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向任何人负债。”
“我必须生活下去。因此，我到各地求帮助。我去求你们的银行家们，铁路老板们，赌场老板们，妓院老鸨们，我的目的是得到钱，以便出版你们在读的这份报纸。为了得到钱，我用了我所能有的一切影响。这是我个人的事，与你们毫无关系。如果我把我的身交给事业，把我的心交给上帝，这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们无关。我一心一意为我的事业而踏遍天下。”
她说：“性交是合乎自然的，因而是正当行为。它建立在双方的相互爱欲上，其效果也以双方情满意足收场。首先是要有爱，然后是建立在爱上之欲，第三是以双方之乐收场。”
她指出：“十个妻子中有九个，时常会在自己不想性交的时候接受性交，因为她们是基督徒，相信使徒保罗的教导。保罗要求妻子听命于丈夫，否则就进不了天堂。我说，去它的这种基督教教导。在性交中，同意权是首要的，美国妇女们，你们有勇气来建立新风吗？”
她认为性交是天赐之乐。在性交时，“心跳加快了，眼睛发出了光芒，相贴着的肉体的全身感到了无法形容的愉快刺激”。这种快乐是平等的。因此，妇女必须在性生活上取得平等地位。今天社会没有给妇女以平等，她们必须不怕羞地起来争取性平等。
这些言论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多人的指斥。她觉得这种气氛不利于女儿的成长，乃决定离开美国。她于1876年6月发行了最后一期《周报》，于9月18日与布洛德办了离婚手续。1877年8月，带着女儿和特乃西去了英国。
她在伦敦不时发表演说。一次，一位大银行家约翰·马丁去听了她的演说，很感兴趣。因为马丁于1873年丧妻，而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他久未续娶，其实，他曾有一位女朋友。但这位朋友获知他有阳痿后就没有来往。维多利亚居然治好了他的病。这更推进了他们的友谊。1883年10月31日，两人终于举行了婚礼，成了夫妻。
在此之前，妹妹特乃西也与马丁的朋友弗朗西司·科克结婚。科克不但是富翁，而且又是一位贵族，所以特乃西也成了女爵特乃西。两姐妹的最后结局可以说是完美的。
但维多利亚是闲不了的人。她再次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人道》，继续宣传她的女权主义。她自己任总编，女儿祖拉任副总编。
1892年维多利亚曾回国一次。9月22日，平权党在华盛顿维拉德旅馆召开会议，再次提名伍德赫尔为总统候选人。大会主持人林肯·奈艾德说：“维多利亚·伍德赫尔·马丁是我们1892年竞选中的标兵，在妇女事业中她比任何一位女性都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1897年，马丁病逝，从此，她就和女儿做伴，住在伦敦远郊的一座乡村别墅内。1927年6月9日，她在睡梦中无疾而终。享年88岁。
她留下遗嘱要把骨灰撒在北大西洋，表示希望英美两国永远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