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赫尔伯特·胡佛
美国第31任总统赫尔伯特·胡佛1874年8月10日生于艾奥瓦州的西布兰奇，父亲是一名铁匠，家境贫寒。父亲的祖先是瑞士人。父母都是公谊会（贵格会或教友会）教徒，他们一家都自称是“进步派”。但父亲在1880年逝世，而母亲也接着在1884年去世。作为孤儿的胡佛首先在当地伯父家过活，后来又到奥勒冈州投靠了他的舅系亲属。1891年他考入了斯坦福大学（第一次考试没有及格，经补考后才勉强被录取），以半工半读念到毕业。他主修地质学，但得的却是文学学士学位。
赫尔伯特·胡佛
当时有一股澳大利亚淘金热。他毕业后入总部设在伦敦的贝维克·莫林采矿公司，并被派往澳大利亚当采矿工程师。一年后，被公司派到中国工作。他决定结婚后再往中国。1899年2月10日，他在女朋友露·亨利（比胡佛低三班的斯坦福同学）的加州家中举了婚礼，然后就匆匆启程赴华。
他在中国干了一起不光彩的事。他到中国后在开平煤矿总办张翼的德籍顾问德璀林的撮合下担任了张的技术顾问。那时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俄国人欲接管开平煤矿。胡佛出了一个主意，他对张翼讲，中国不妨把开平的主权在名义上让给莫林公司，这样俄国人就不可能接管开平。待事情过去后，协议就算作废。张翼为了保住矿产，真的委任德璀林为开平煤矿代理总办，德璀林乘张翼在上海避难之机，偷偷与作为莫林公司代理人的胡佛签订了合约，规定把开平的权益让给莫林公司，再由莫林移交给英商组成的一家公司。公司再将开平卖给英商组成的“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1900年年底，莫林、东方辛迪加和比利时商人蔡斯成立“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承揽了东方辛迪加刚刚得到的开平权益，并准备接管开平煤矿，由胡佛任公司总经理。
张翼被蒙在鼓里，等到发现不对，已为时过晚。最后不得不到伦敦告状，当时在伦敦成了一大新闻，人人挤往法院观看穿着清朝官服的中国官员。官司总算没有完全打输。
在这一丑剧中，最得益的就是胡佛，据说他从比利时得到了大笔犒赏。在1928年大选中，民主党曾攻击胡佛在中国“手脚不干净”。
胡佛还曾在天津大力助纣为虐为八国联军效劳。当义和团和联军作战时，他曾以工程师身份为联军建筑工事。他的老婆也带着手枪，协助医生救治伤员。
胡佛在中国待了两年，离中国后又为莫林服务到1908年，然后独立地在伦敦、纽约和旧金山开设自己的工程公司。据《财富》报道，他在1914年40岁时已成一名百万富翁。
他的工程公司曾贩卖中国劳工去南非和缅甸等地。张翼在伦敦法庭指责他如何欺骗和虐待中国劳工。胡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法庭上说：我输出劳工是为中国人做好事，因为国外的工资要比中国国内工资高好多。有些中国劳工曾前来求我，要我接受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胡佛出任了美国派往比利时的救济“大王”。当时，匈牙利曾一时出现过苏维埃政权，胡佛就扬言：只有在匈牙利人民推翻苏维埃政权后，美国才给以粮食救济。这成了匈牙利苏维埃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
1921年哈定总统上台后，胡佛出任了商务部长，在柯立芝总统任内继续留任此职。1928年他被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以压倒多数当选。但最后成了一名最不走运的总统。在他任内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的经济大恐慌。
胡佛是于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的，他一上台就神气十足，到处宣扬说：“人类最古老的迫切愿望之一就是消灭贫穷。所谓贫穷，我指的是营养不足、挨冻受饿、害怕失业、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等等。今天的美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接近于消灭贫穷。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贫民救济所。我们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消灭贫穷，但只要上帝继续伸以援助之手，我们不久就可以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每一个美国家庭的汽车库中都将有两辆福特汽车，每一个美国家庭的蒸锅中天天都将有一只肥鸡。”
胡佛吹嘘繁荣的言论大大刺激了人们去抢购代表着繁荣的股票。千百万的中产阶级及工农也关心起股票市场来了。几乎每一次买进都意味着利润，越来越多的人都跟随着大投资家和职业性的证券投机商进入了股票市场。虽然这些新的购买者有许多都把自己看成是投资者而不是赌博者，但这对于股票价格所发生的影响却是一样的。千百万个新买户的涌入证券市场增加了对股票的需求，提高了价格。按照传统现象，商业公司只有在需要额外资本时才发行股票。可是，在这个时期，新的证券好像肥皂泡那样地被制造出来，理由不外乎是：发行和出售它们都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公用事业、铁路和银行都赶忙印刷新的债券去适应难以满足的需要，或是把原先的股票加以分割，使它们更容易卖出。从1925年1月到1929年10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从4亿股增加到了10亿股。结果是投机之风增加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股票的卖价比账面价值高出3倍到20倍。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对自己的正当业务失去了兴趣，为的是要集中精力去进行投机，股票交易顿时成了家家户户的主要话题。
终结可能只有一个，高峰在1929年10月29日来到了。这个星期二的上午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的大锣刚刚响过不久，剧烈的风波就突然发生了。大批的股票持有者涌到市场上来，不计价格地抛售。出售的不仅是无数小企业的股票，而且也有大企业的股票。交易所的情况十分混乱，开盘后半小时内，交易量就达300万股；12点钟时，超过了800万股；1点半钟时，超过了1200万股；当停止交易的大锣敲响时，这一天的疯狂交易以1640万股的历史最高纪录而收盘。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了40档。
这种暴跌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到胡佛下台时为止，30种主要工业股票价格从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种主要公用事业的股票从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种铁路股票从180元跌至28元。当股票市场跌至最低点时，消失的金额约有740亿元，也就是1929年9月时价值的5/6.同一时期，工商企业关门的有50%；就业人数下降了50%；工资总支出下降了60%。
美国城市中挤满了乞丐和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他们在晚上就挤在门前、小胡同中或地窖中。他们在垃圾堆中搜寻残余的食物。各地都有长长的饥民队伍。无数工人自这家走到那家，自这店走到那店，狼狈地寻求工作。他们不论性质，不论工资，只求养活一家老少。有一位记者描写道：“我看见有50来个大人和小孩，在为一桶垃圾而争吵，这是一个餐馆后门的一个垃圾桶。我们美国人已像饿狗似的为争食而打架了。”
在每一州的大城市中，到处可以看到龌龊的，用油纸、木箱板、洋铁皮搭成的小棚子。这种棚子里住着成千的、破产的、无家可归的美国家庭。在华盛顿，这种风景尤其突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胡佛村”，作为对胡佛总统的感谢。
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放任主义哲学的胡佛迫于经济的严峻形势和来自公众的强烈呼声，不得不突破自由放任的一些金科玉律，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来干预经济，应付危机。
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胡佛于1930年10月建立起了联邦紧急就业委员会，1931年又以联邦失业救济局取而代之。但实际上，这些联邦救济机构有名无实，并未真正承担起救济任务。根据胡佛的意愿，它不过是帮助筹集资金的机构。实际的救济任务，依然由私人慈善机构和州、地方政府来承担，而这些机构的资金不足，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几近耗尽，根本无力承担任何救济任务。因此，尽管胡佛不断要求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担负起救济的责任，但在胡佛任内，联邦救济始终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
为了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胡佛于1930年12月提出了一项举办公共工程，“改善水路、港口、洪灾控制、公共建筑、公路和航运的最伟大的计划”，要求国会拨款1亿—1.5亿美元“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进一步的就业机会”。尽管国会立即对此作出响应，于12月20日授权总统将1.16亿美元用于对付失业问题，然而，面对当时的700万失业人口，这1.16亿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美国的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繁荣中一直处在产品过剩、价格下跌的农业危机中，尽管联邦政府颁布了几个关税法来保护农产品不受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威胁，并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为农场主提供低息贷款，但对农业困境的改善没有起多大作用。胡佛对于农业问题的基本观念是：“农业应该由它自己的成员来控制，由他们来组织进行它自己的经济斗争，并决定它自己的命运。”“政府的机构不应从事农产品的购买、销售及固定价格的活动，因为这些行动只能导致官僚主义和控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敦促国会于1929年6月通过了《农产品销售法》。这个胡佛式的法案规定建立联邦农业局，该局再利用5亿美元的借贷资金来帮助农场主建立全国范围的销售合作社和农产品价格稳定公司。农产品的具体销售活动和价格的维持则由这些农场主的自助机构去进行。农场主自助机构无权强制限制生产，只能通过自愿行动或说服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农民自助性质的合作机构成立之初，曾通过大规模的销售活动帮助贮存和处理了不少的剩余农产品，对农产品价格的暂时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组织无权限制生产，而说服又不总是见效，因此，剩余农产品从1930年到1931年非但不见减少，反而越积越多，农产品价格也由此一跌再跌。小麦从1929年每蒲式耳平均1.04美元跌至1932年的0.3—0.39美元之间；棉花价格每磅从0.17美元跌到0.05美元，甚至低于生产成本。胡佛的农业反危机措施终于失败。
胡佛在干预经济上走得最远的一项措施也许应该算是在金融方面的，即1932年1月建立的复兴金融公司。这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金融公司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联邦政府的信贷公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濒临破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铁路（因为银行拥有大部分铁路债券）提供紧急贷款，以维持风雨飘摇的金融体系。该公司原始资本是财政部认捐的5亿美元，并且拥有另借15亿美元资本的法定权利。后来的几项法律（如1932年7月的《紧急救济和建筑法》、《联邦住宅贷款法》等）又多次扩大了它的资本授权额，到1932年7月，该公司的资本授权额已达38亿美元。到1932年年底，它实际贷款额为23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提供给了银行，对延缓这些银行的倒闭和国家信贷机构的破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个胡佛时期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反危机机构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从该公司的实际运作效果来看，却因为胡佛本人以及国会为它设置的种种限制而远没有达到重建和复兴经济的目的。例如，1932年7月，国会拨款3亿美元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贫困救济计划。这笔拨款本来就太少，却又规定通过复兴金融公司以贷款方式发放。处于普遍的财政困境中的地方政府担心无力偿还而不愿接受，复兴金融公司也害怕贷款无法收回而处处谨慎小心，致使这3亿美元的紧急款项拨出后10周才用了0.35亿美元。而此时，公众的贫困状况正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切实有效的联邦救济。此外，复兴金融公司向银行系统发放的20亿美元贷款也未能阻止国家信贷机构的破产。由于公众已对银行失去了信任，挤兑风潮吹遍全国。到1933年3月4日胡佛下台时，除哥伦比亚特区外，全国有23个州停止了银行的支付或仅允许银行在特殊的管理下进行“营业”。事实上，整个国家的金融信贷体系已陷于崩溃。
胡佛的反危机措施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胡佛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镇压了退伍军人的请愿行动。在经济大萧条之下，成百上千的退伍军人前往华盛顿，在波多马克河畔安营扎寨，要求政府发放救济金。胡佛却下令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带军队前往驱散请愿者，制造了一场丑剧。
理所当然地，在1932年的大选中，胡佛被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轻易地赶下了台。胡佛从此一直怀恨罗斯福，因为罗斯福在竞选中说他对经济大衰退毫无作为。因此，在罗斯福当政的12年内，胡佛一直坐了冷板凳。
杜鲁门上台后，他又被录用。杜鲁门派他到欧洲去调查战后情况，他为此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成了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他一直活到91岁，于1964年病逝。
他最有名的哲学就是“倔犟的个人主义”。他这样写道：
个人奋斗是三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化的基本动力。在这三个世纪中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制度提供动力的就是我们这种个人奋斗。它证明了它有能力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我们的各种制度。任何生产，不管是脑力的生产还是体力的生产，都出于个人的动力，所以个人才是全社会的基础。社会的进步也依赖个人。
美国的开国者就是我们个人奋斗的标准体现。我们的个人奋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克服自然中成长的。但开拓的日子并未终结，因为除土地的大陆外，还有各种人类幸福的大陆有待开发。而在这些人类幸福大陆上，我们今日仅仅占领其一座桥头堡而已。要深入者尚何止千里万里。美国个人奋斗的公式就是机会均等和公平，这是美国取得成功之道。
破坏个人奋斗决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稳步扩大和提高个人奋斗。足以破坏我们的倒不是我们自己的某些失败，而是某些社会不良势力。他们认为：一切改良和进步必须来自政府。他们不了解个人奋斗，也不了解美国。
我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失败和问题是能够纠正过来的。人类到达最后美境的道路还很遥远、很遥远，但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个人奋斗，保持我国人民的首创精神，我们美国人肯定可以不断向前迈进。只要我们坚信个人的才智、品德、勇气和创造性，我们必能向前迈进。只要使每一个美国人都能保持美国所以立国的美国精神，我们就可以迈进。立足于此，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建立一个无愧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一个使我们后代子孙引以为荣的社会制度。
赫尔伯特·胡佛
当时有一股澳大利亚淘金热。他毕业后入总部设在伦敦的贝维克·莫林采矿公司，并被派往澳大利亚当采矿工程师。一年后，被公司派到中国工作。他决定结婚后再往中国。1899年2月10日，他在女朋友露·亨利（比胡佛低三班的斯坦福同学）的加州家中举了婚礼，然后就匆匆启程赴华。
他在中国干了一起不光彩的事。他到中国后在开平煤矿总办张翼的德籍顾问德璀林的撮合下担任了张的技术顾问。那时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俄国人欲接管开平煤矿。胡佛出了一个主意，他对张翼讲，中国不妨把开平的主权在名义上让给莫林公司，这样俄国人就不可能接管开平。待事情过去后，协议就算作废。张翼为了保住矿产，真的委任德璀林为开平煤矿代理总办，德璀林乘张翼在上海避难之机，偷偷与作为莫林公司代理人的胡佛签订了合约，规定把开平的权益让给莫林公司，再由莫林移交给英商组成的一家公司。公司再将开平卖给英商组成的“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1900年年底，莫林、东方辛迪加和比利时商人蔡斯成立“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承揽了东方辛迪加刚刚得到的开平权益，并准备接管开平煤矿，由胡佛任公司总经理。
张翼被蒙在鼓里，等到发现不对，已为时过晚。最后不得不到伦敦告状，当时在伦敦成了一大新闻，人人挤往法院观看穿着清朝官服的中国官员。官司总算没有完全打输。
在这一丑剧中，最得益的就是胡佛，据说他从比利时得到了大笔犒赏。在1928年大选中，民主党曾攻击胡佛在中国“手脚不干净”。
胡佛还曾在天津大力助纣为虐为八国联军效劳。当义和团和联军作战时，他曾以工程师身份为联军建筑工事。他的老婆也带着手枪，协助医生救治伤员。
胡佛在中国待了两年，离中国后又为莫林服务到1908年，然后独立地在伦敦、纽约和旧金山开设自己的工程公司。据《财富》报道，他在1914年40岁时已成一名百万富翁。
他的工程公司曾贩卖中国劳工去南非和缅甸等地。张翼在伦敦法庭指责他如何欺骗和虐待中国劳工。胡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法庭上说：我输出劳工是为中国人做好事，因为国外的工资要比中国国内工资高好多。有些中国劳工曾前来求我，要我接受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胡佛出任了美国派往比利时的救济“大王”。当时，匈牙利曾一时出现过苏维埃政权，胡佛就扬言：只有在匈牙利人民推翻苏维埃政权后，美国才给以粮食救济。这成了匈牙利苏维埃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
1921年哈定总统上台后，胡佛出任了商务部长，在柯立芝总统任内继续留任此职。1928年他被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以压倒多数当选。但最后成了一名最不走运的总统。在他任内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的经济大恐慌。
胡佛是于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的，他一上台就神气十足，到处宣扬说：“人类最古老的迫切愿望之一就是消灭贫穷。所谓贫穷，我指的是营养不足、挨冻受饿、害怕失业、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等等。今天的美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接近于消灭贫穷。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贫民救济所。我们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消灭贫穷，但只要上帝继续伸以援助之手，我们不久就可以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每一个美国家庭的汽车库中都将有两辆福特汽车，每一个美国家庭的蒸锅中天天都将有一只肥鸡。”
胡佛吹嘘繁荣的言论大大刺激了人们去抢购代表着繁荣的股票。千百万的中产阶级及工农也关心起股票市场来了。几乎每一次买进都意味着利润，越来越多的人都跟随着大投资家和职业性的证券投机商进入了股票市场。虽然这些新的购买者有许多都把自己看成是投资者而不是赌博者，但这对于股票价格所发生的影响却是一样的。千百万个新买户的涌入证券市场增加了对股票的需求，提高了价格。按照传统现象，商业公司只有在需要额外资本时才发行股票。可是，在这个时期，新的证券好像肥皂泡那样地被制造出来，理由不外乎是：发行和出售它们都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公用事业、铁路和银行都赶忙印刷新的债券去适应难以满足的需要，或是把原先的股票加以分割，使它们更容易卖出。从1925年1月到1929年10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从4亿股增加到了10亿股。结果是投机之风增加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股票的卖价比账面价值高出3倍到20倍。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对自己的正当业务失去了兴趣，为的是要集中精力去进行投机，股票交易顿时成了家家户户的主要话题。
终结可能只有一个，高峰在1929年10月29日来到了。这个星期二的上午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的大锣刚刚响过不久，剧烈的风波就突然发生了。大批的股票持有者涌到市场上来，不计价格地抛售。出售的不仅是无数小企业的股票，而且也有大企业的股票。交易所的情况十分混乱，开盘后半小时内，交易量就达300万股；12点钟时，超过了800万股；1点半钟时，超过了1200万股；当停止交易的大锣敲响时，这一天的疯狂交易以1640万股的历史最高纪录而收盘。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了40档。
这种暴跌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到胡佛下台时为止，30种主要工业股票价格从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种主要公用事业的股票从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种铁路股票从180元跌至28元。当股票市场跌至最低点时，消失的金额约有740亿元，也就是1929年9月时价值的5/6.同一时期，工商企业关门的有50%；就业人数下降了50%；工资总支出下降了60%。
美国城市中挤满了乞丐和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他们在晚上就挤在门前、小胡同中或地窖中。他们在垃圾堆中搜寻残余的食物。各地都有长长的饥民队伍。无数工人自这家走到那家，自这店走到那店，狼狈地寻求工作。他们不论性质，不论工资，只求养活一家老少。有一位记者描写道：“我看见有50来个大人和小孩，在为一桶垃圾而争吵，这是一个餐馆后门的一个垃圾桶。我们美国人已像饿狗似的为争食而打架了。”
在每一州的大城市中，到处可以看到龌龊的，用油纸、木箱板、洋铁皮搭成的小棚子。这种棚子里住着成千的、破产的、无家可归的美国家庭。在华盛顿，这种风景尤其突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胡佛村”，作为对胡佛总统的感谢。
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放任主义哲学的胡佛迫于经济的严峻形势和来自公众的强烈呼声，不得不突破自由放任的一些金科玉律，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来干预经济，应付危机。
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胡佛于1930年10月建立起了联邦紧急就业委员会，1931年又以联邦失业救济局取而代之。但实际上，这些联邦救济机构有名无实，并未真正承担起救济任务。根据胡佛的意愿，它不过是帮助筹集资金的机构。实际的救济任务，依然由私人慈善机构和州、地方政府来承担，而这些机构的资金不足，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几近耗尽，根本无力承担任何救济任务。因此，尽管胡佛不断要求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担负起救济的责任，但在胡佛任内，联邦救济始终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
为了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胡佛于1930年12月提出了一项举办公共工程，“改善水路、港口、洪灾控制、公共建筑、公路和航运的最伟大的计划”，要求国会拨款1亿—1.5亿美元“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进一步的就业机会”。尽管国会立即对此作出响应，于12月20日授权总统将1.16亿美元用于对付失业问题，然而，面对当时的700万失业人口，这1.16亿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美国的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繁荣中一直处在产品过剩、价格下跌的农业危机中，尽管联邦政府颁布了几个关税法来保护农产品不受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威胁，并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为农场主提供低息贷款，但对农业困境的改善没有起多大作用。胡佛对于农业问题的基本观念是：“农业应该由它自己的成员来控制，由他们来组织进行它自己的经济斗争，并决定它自己的命运。”“政府的机构不应从事农产品的购买、销售及固定价格的活动，因为这些行动只能导致官僚主义和控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敦促国会于1929年6月通过了《农产品销售法》。这个胡佛式的法案规定建立联邦农业局，该局再利用5亿美元的借贷资金来帮助农场主建立全国范围的销售合作社和农产品价格稳定公司。农产品的具体销售活动和价格的维持则由这些农场主的自助机构去进行。农场主自助机构无权强制限制生产，只能通过自愿行动或说服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农民自助性质的合作机构成立之初，曾通过大规模的销售活动帮助贮存和处理了不少的剩余农产品，对农产品价格的暂时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组织无权限制生产，而说服又不总是见效，因此，剩余农产品从1930年到1931年非但不见减少，反而越积越多，农产品价格也由此一跌再跌。小麦从1929年每蒲式耳平均1.04美元跌至1932年的0.3—0.39美元之间；棉花价格每磅从0.17美元跌到0.05美元，甚至低于生产成本。胡佛的农业反危机措施终于失败。
胡佛在干预经济上走得最远的一项措施也许应该算是在金融方面的，即1932年1月建立的复兴金融公司。这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金融公司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联邦政府的信贷公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濒临破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铁路（因为银行拥有大部分铁路债券）提供紧急贷款，以维持风雨飘摇的金融体系。该公司原始资本是财政部认捐的5亿美元，并且拥有另借15亿美元资本的法定权利。后来的几项法律（如1932年7月的《紧急救济和建筑法》、《联邦住宅贷款法》等）又多次扩大了它的资本授权额，到1932年7月，该公司的资本授权额已达38亿美元。到1932年年底，它实际贷款额为23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提供给了银行，对延缓这些银行的倒闭和国家信贷机构的破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个胡佛时期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反危机机构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从该公司的实际运作效果来看，却因为胡佛本人以及国会为它设置的种种限制而远没有达到重建和复兴经济的目的。例如，1932年7月，国会拨款3亿美元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贫困救济计划。这笔拨款本来就太少，却又规定通过复兴金融公司以贷款方式发放。处于普遍的财政困境中的地方政府担心无力偿还而不愿接受，复兴金融公司也害怕贷款无法收回而处处谨慎小心，致使这3亿美元的紧急款项拨出后10周才用了0.35亿美元。而此时，公众的贫困状况正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切实有效的联邦救济。此外，复兴金融公司向银行系统发放的20亿美元贷款也未能阻止国家信贷机构的破产。由于公众已对银行失去了信任，挤兑风潮吹遍全国。到1933年3月4日胡佛下台时，除哥伦比亚特区外，全国有23个州停止了银行的支付或仅允许银行在特殊的管理下进行“营业”。事实上，整个国家的金融信贷体系已陷于崩溃。
胡佛的反危机措施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胡佛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镇压了退伍军人的请愿行动。在经济大萧条之下，成百上千的退伍军人前往华盛顿，在波多马克河畔安营扎寨，要求政府发放救济金。胡佛却下令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带军队前往驱散请愿者，制造了一场丑剧。
理所当然地，在1932年的大选中，胡佛被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轻易地赶下了台。胡佛从此一直怀恨罗斯福，因为罗斯福在竞选中说他对经济大衰退毫无作为。因此，在罗斯福当政的12年内，胡佛一直坐了冷板凳。
杜鲁门上台后，他又被录用。杜鲁门派他到欧洲去调查战后情况，他为此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成了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他一直活到91岁，于1964年病逝。
他最有名的哲学就是“倔犟的个人主义”。他这样写道：
个人奋斗是三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化的基本动力。在这三个世纪中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制度提供动力的就是我们这种个人奋斗。它证明了它有能力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我们的各种制度。任何生产，不管是脑力的生产还是体力的生产，都出于个人的动力，所以个人才是全社会的基础。社会的进步也依赖个人。
美国的开国者就是我们个人奋斗的标准体现。我们的个人奋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克服自然中成长的。但开拓的日子并未终结，因为除土地的大陆外，还有各种人类幸福的大陆有待开发。而在这些人类幸福大陆上，我们今日仅仅占领其一座桥头堡而已。要深入者尚何止千里万里。美国个人奋斗的公式就是机会均等和公平，这是美国取得成功之道。
破坏个人奋斗决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稳步扩大和提高个人奋斗。足以破坏我们的倒不是我们自己的某些失败，而是某些社会不良势力。他们认为：一切改良和进步必须来自政府。他们不了解个人奋斗，也不了解美国。
我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失败和问题是能够纠正过来的。人类到达最后美境的道路还很遥远、很遥远，但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个人奋斗，保持我国人民的首创精神，我们美国人肯定可以不断向前迈进。只要我们坚信个人的才智、品德、勇气和创造性，我们必能向前迈进。只要使每一个美国人都能保持美国所以立国的美国精神，我们就可以迈进。立足于此，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建立一个无愧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一个使我们后代子孙引以为荣的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