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康多莉扎·赖斯
有人说，康多莉扎·赖斯（康迪）是女性的基辛格。
如果说，基辛格的崛起是由于他帮助尼克松总统达成中美复交协议的话，那么，赖斯的崛起则由于她帮助老布什达成了二加四协议。四是英、美、苏、法；二是东、西德两国政府。
康多莉扎·赖斯赖斯是黑人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也是黑人国务卿。但鲍威尔的历史是一部苦儿奋斗史，而赖斯绝不是苦儿，她是一位高层黑人的女儿。所以，她的历史是一部靓女奋斗史。
1954年11月14日，赖斯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伯明翰是美国有名的种族歧视城市。赖斯在幼年也目击过一些不愉快的种族隔离现象。她听说过马丁·路德·金牧师在伯明翰坐牢的故事。金牧师被刺那一年她14岁。这件事当然使她十分悲痛和气愤。
但赖斯的父亲约翰是一名传教士，她母亲是钢琴师，她的家庭是中产阶级，她是家中的宝贝，所以她过的是比较优裕的生活。她母亲一心想把她培养成一名钢琴家。
5岁那年，康迪举行了首场独奏音乐会。她在教区的一次妇女聚会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木偶的葬礼》。她回忆说：“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意，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的面前登台演出。”
不用说，她受到的教育模式和父母在思想上对她的鼓舞影响着小赖斯人生道路的抉择。但是她那特殊的天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轻而易举地在班上永远地取得“第一”。
1969年，父亲在科罗拉多州谋得一个职位，于是全家搬到了丹佛。她在当地的圣玛丽学院（等于高中）上学。她每天四点半起床，先练几圈花样滑冰，然后去学校上课。她刻苦读书，晚上回家后则练钢琴。她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工作狂。一切为了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17岁，她从圣玛丽毕业了，但出人意料，她决定不再学钢琴了，她要改学政治。原因是她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一位教授的讲课。他是一名捷克移民，也就是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父亲。他是苏联问题专家。康迪立即对苏联问题发生了兴趣，她要研究苏联。这样，她就进了丹佛大学的政治系。
1974年，康迪获丹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75年，获圣母大学硕士学位。1981年获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博士学位。
接着，她获得机会进了斯坦福大学，并于1985年在该校的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她的专业是苏东欧政治、国际安全政治和战略武器研究。不久，她被提升为助理教授。1987年成教授。
同年，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应邀来斯坦福大学演讲。赖斯与他见了面。她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就去旁听赖斯的课。就这样，将军发现了这位未来的政治明星。
斯考克罗夫特把赖斯带到了华盛顿，担任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别助理，主要负责有关核战略的咨询工作。
当戈尔巴乔夫1990年5月经加拿大造访华盛顿时，老布什就开始与之商讨德国统一问题。当时，老布什把赖斯介绍给戈尔巴乔夫说，“她告诉我我所必须了解的苏联的一切”。作为美方陪同团团长，赖斯陪同戈尔巴乔夫往美国各个城市参观。作为老布什的苏联问题顾问，她一开始就参加了“二加四会谈”。那是一次以没有先例的方式确立德国统一的马拉松会谈。
赖斯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一名政治家，表现出了智慧和勇气。她回忆说：“他的问候是衷心诚挚的，而在面对面的讨论中，他却变得钢铁般坚硬。令人信服的是，他往往能在被提问的同时迅速作出回答。有一次，总统问到‘苏联在三五年内会是怎样一番情景’时，戈尔巴乔夫脱口答道：‘即使是耶稣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990年9月12日，六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二加四条约”，对德国统一的外交方面的协商宣告完成。
靠着她的外交手腕，良好的愿望，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赖斯参加了“二加四条约”谈判，并取得极大成绩。有评论员这样写道：“她的加入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加加，她明白如何调节鹰派和鸽派的关系。她的最后决定代表总统。人们也不能忘记，那份关键的协议草案正是她草拟的。”
老布什卸任后，赖斯决定重返斯坦福大学。她已经37岁了。她希望安定下来，建立一个家庭，过一种学者的生活。她自己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她的恩师斯考克罗夫特请她留在华盛顿，但她还是决心回斯坦福，她认为：“我想，如果我留下的话，我就会一直做到最后。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这样。我开始觉得累了。那是一项需要一个人付出其全部的工作，是一项会把人累垮的工作。”
她在斯坦福有时间给《时代》等杂志写一些关于她专业的文章。她对政坛内部的了解使她成了一名受欢迎的社论作者和新闻界的明星。
1992年，由于她的贡献，她获得了人类和科学学院授予的“模范教育奖”，并被评为“年度杰出贡献人士”。参议员摩根称赞她说：“赖斯代表了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聪明，有才干，备受尊敬。她是年轻女士的杰出榜样。”
一年后，她又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学校的第二号人物。这一任命出乎许多教育工作者的意料，因为她刚38岁，她的前任都比她年长得多，至少都60岁。
作为教务长，她不仅要管理学校的10亿美元以上的财务预算，还要管好1.4万名师生员工的福利。此外，斯坦福大学还有2000万的财政赤字。
赖斯果断地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那些曾怀疑过她是否有能力的批评家们都哑口无言。她减少预算，裁减人员，在她节俭政策的带领下，斯坦福大学很快摆脱了赤字。
同时，由于她和白宫的关系，而且又是“老布什的朋友”，她很快就以顾问或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了不同的大公司，如雪铁龙石油公司、全美人寿保险公司和J。P。摩根银行等。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赖斯代表着石油巨人的利益。有的评论家指责她和德克萨斯石油大亨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她辩解说：“美国的石油产业对我们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石油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为我在雪铁龙石油公司的同事们感到骄傲。”
作为她的工作报酬，雪铁龙公司每年支付她3.5万美元基本薪资。此外，在任职的第10年，她还拿到价值24.1万美元的3000股股票。1995年，一艘13.6吨级的油船以她的名字命名。
小布什上台后，立刻任赖斯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她的任务就是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就安全问题向总统作汇报。小布什非常准时作业。他每天五点半起床晨跑，进早餐，读《圣经》。读完《圣经》后到椭圆形办公室听赖斯向他讲解潜在的外交威胁和最新的新闻。布什自己不读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他的依靠就是赖斯。
赖斯在安全助理任内起到了调和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间的矛盾的作用。9·11事件以后，赖斯向总统提出了新的安全战略建议。她说：“灾难发生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们认识到，保卫国家远离恐怖威胁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将其在萌芽状态中扼杀，将其内部的思想观念扼杀。”这意味着她不再主张威慑政策，而主张：只要有国旗飘扬的地方就能够动用常规武器自我防御，必要时甚至是核武器。至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有自己的自由，其他国家或机构没有限制的权力。
赖斯的这种思想显然与鲍威尔有差异。小布什更接近于赖斯。小布什第一届任期满后，鲍威尔辞职，赖斯接替鲍威尔出任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曾说：“一位成功的国务卿必须有总统的充分的信任。”赖斯恰巧是小布什充分信任的人。
在任命之日，小布什说：“赖斯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家正处于反恐战争中。她是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对她的忠告坚信不疑，从她的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力中受益匪浅。”
媒体普遍认为赖斯是小布什的“红粉知己”。她已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男朋友。休闲之日，往往在小布什家中度过，好像成了一家人。在公共场合，赖斯也往往跟随总统左右。她曾跟随总统秘密飞往伊拉克，然后再往澳大利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从美国总统历史看来，总统与国务卿配合得心心相印，真诚无间者，只有杜鲁门和马歇尔将军一对。今天的小布什和赖斯可以说是第二对。至于尼克松与基辛格，那只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组合，并无真诚可言也。赖斯出任国务卿，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报答小布什知遇之恩。
2005年1月26日，赖斯在其国务卿的第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必须利用美国的外交来促成有利于自由世界的权力平衡。实现这样的外交现在正是时候了。”
同年9月30日，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说道：“现在，我们必须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向往，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关注各地人民对某些基本权利的渴求。只要有真正自由的选择，任何人都会选择自由而不会选择压迫；选择拥有财产之权而不会选择任意搜查和没收财产。任何人都会选择天赋的生命之权而厌恶经常处于死亡的恐惧之中。任何人都会选择由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方式而不接受由国家强制的统治方式；选择法治而不选择人治。这些原则应当是任何公正社会的基本根源，也是所有国家间和平相处的基本根源。”
70年前，罗斯福总统曾经对霍布金斯说，由于美国是民主国家，它不能先发制人，因此它只能忍受第一枪，但美国能够经得起这第一枪。现在形势已大变。赖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她说：由于“9·11”事件的教训，“美国决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出于常识和自卫的需要，美国将会在此类正在形成的威胁尚未全面成型之前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会不断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必要，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事，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对付这种恐怖分子，行使我们自卫的权力，防止他们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造成伤害。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无赖国家及其庇护的恐怖分子能够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构成威胁，或者有能力针对美国及其盟友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之前制止他们”。
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消灭了中东的萨达姆，这可以说是先发制人的一次胜利，但它没有能解决伊拉克问题。
小布什下台后，赖斯决定退出政坛，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学任教。
赖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警句：
我的父母让我深信，也许你（作为黑人）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但你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总统。
如果你拿出双倍的劲头往前冲，或许能赶上白人的一半。不过也有人愿意付出四倍的辛劳，得以跟白人并驾齐驱。偶尔，也有人愿意付出八倍的辛劳，得以赶在白人前头。
我始终认为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只做我有兴趣去做的事，而不是为了追求工作的市场价值，也不是为了社会责任。我是一名富有宗教情绪的人。我相信，我做某些事情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你不能死板地认为你必须做什么。你不可能事先就安排好你所要做的一切。
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人，你可以有条件在遇到不顺利环境的时候想办法改进你自己的境遇，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改进了别人的境遇。但你们必须相信，人类进步的火车头是个人的意志。有了个人意志，你就会确信你会成功，只要加以力行就行了。
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学人的赖斯，2010年3月19日应中文大学邀请在香港演说，她在题为“未来的亚洲”的演说中指出，中国正在急速崛起，影响极为正面，如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领导者角色，欧美不会将中国视为威胁，而让中国加入国际政经组织，反而令中国更有理由为国际社会带来正面影响。
她指出，现时亚洲面对三大问题，包括阿富汗一带南亚以南的国家成为恐怖分子温床、多国企图研发或已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以及经济问题。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七周年的日子，赖斯强调，即使重新决定，今天仍会派兵“解放伊拉克”，相信历史最终证明布什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演讲完毕后，赖斯接受纪念品时，观众席上有一名青年高举写着“羞耻”和“停止杀戮”字样的标语，高叫口号，抗议赖斯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企图冲前时，被保安带走。而赖斯则微笑响应说，有抗议声音及言论自由才有民主。2011年2月16日，赖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评论埃及事变说：
在一段时间内，埃及领导似乎在政治上有所放松，但是好景不长，穆巴拉克不久又开始将反对派人士抓捕入狱，民众憎恨的“紧急状态法”依然没有取消的迹象，而且议会选举依然是笑话。
赖斯认为，正是由于穆巴拉克领导的埃及政府拒绝主动展开体制改革，最后落得极其被动的局面。她说，区域内其他国家的领导应从中汲取教训，加快已经拖得不能再拖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赖斯说：未来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内，几乎可以肯定，局势将会是动荡不安的，但是，“暂时的动荡不安要远远胜于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虚假的稳定。”
赖斯进一步表示：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包括我们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友，不见得在所有问题上都和我们一致，但是，他们和我们在最关键的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国政府唯有民众支持才有存在的意义。
她说：美国深知，民主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且整个进程中会出现断断续续不稳定的现象，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混乱。但是，面对现实和未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相信在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怀有的理念将比一时的动荡更加持久，更加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基辛格的崛起是由于他帮助尼克松总统达成中美复交协议的话，那么，赖斯的崛起则由于她帮助老布什达成了二加四协议。四是英、美、苏、法；二是东、西德两国政府。
康多莉扎·赖斯赖斯是黑人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也是黑人国务卿。但鲍威尔的历史是一部苦儿奋斗史，而赖斯绝不是苦儿，她是一位高层黑人的女儿。所以，她的历史是一部靓女奋斗史。
1954年11月14日，赖斯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伯明翰是美国有名的种族歧视城市。赖斯在幼年也目击过一些不愉快的种族隔离现象。她听说过马丁·路德·金牧师在伯明翰坐牢的故事。金牧师被刺那一年她14岁。这件事当然使她十分悲痛和气愤。
但赖斯的父亲约翰是一名传教士，她母亲是钢琴师，她的家庭是中产阶级，她是家中的宝贝，所以她过的是比较优裕的生活。她母亲一心想把她培养成一名钢琴家。
5岁那年，康迪举行了首场独奏音乐会。她在教区的一次妇女聚会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木偶的葬礼》。她回忆说：“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意，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的面前登台演出。”
不用说，她受到的教育模式和父母在思想上对她的鼓舞影响着小赖斯人生道路的抉择。但是她那特殊的天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轻而易举地在班上永远地取得“第一”。
1969年，父亲在科罗拉多州谋得一个职位，于是全家搬到了丹佛。她在当地的圣玛丽学院（等于高中）上学。她每天四点半起床，先练几圈花样滑冰，然后去学校上课。她刻苦读书，晚上回家后则练钢琴。她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工作狂。一切为了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17岁，她从圣玛丽毕业了，但出人意料，她决定不再学钢琴了，她要改学政治。原因是她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一位教授的讲课。他是一名捷克移民，也就是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父亲。他是苏联问题专家。康迪立即对苏联问题发生了兴趣，她要研究苏联。这样，她就进了丹佛大学的政治系。
1974年，康迪获丹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75年，获圣母大学硕士学位。1981年获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博士学位。
接着，她获得机会进了斯坦福大学，并于1985年在该校的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她的专业是苏东欧政治、国际安全政治和战略武器研究。不久，她被提升为助理教授。1987年成教授。
同年，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应邀来斯坦福大学演讲。赖斯与他见了面。她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就去旁听赖斯的课。就这样，将军发现了这位未来的政治明星。
斯考克罗夫特把赖斯带到了华盛顿，担任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别助理，主要负责有关核战略的咨询工作。
当戈尔巴乔夫1990年5月经加拿大造访华盛顿时，老布什就开始与之商讨德国统一问题。当时，老布什把赖斯介绍给戈尔巴乔夫说，“她告诉我我所必须了解的苏联的一切”。作为美方陪同团团长，赖斯陪同戈尔巴乔夫往美国各个城市参观。作为老布什的苏联问题顾问，她一开始就参加了“二加四会谈”。那是一次以没有先例的方式确立德国统一的马拉松会谈。
赖斯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一名政治家，表现出了智慧和勇气。她回忆说：“他的问候是衷心诚挚的，而在面对面的讨论中，他却变得钢铁般坚硬。令人信服的是，他往往能在被提问的同时迅速作出回答。有一次，总统问到‘苏联在三五年内会是怎样一番情景’时，戈尔巴乔夫脱口答道：‘即使是耶稣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990年9月12日，六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二加四条约”，对德国统一的外交方面的协商宣告完成。
靠着她的外交手腕，良好的愿望，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赖斯参加了“二加四条约”谈判，并取得极大成绩。有评论员这样写道：“她的加入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加加，她明白如何调节鹰派和鸽派的关系。她的最后决定代表总统。人们也不能忘记，那份关键的协议草案正是她草拟的。”
老布什卸任后，赖斯决定重返斯坦福大学。她已经37岁了。她希望安定下来，建立一个家庭，过一种学者的生活。她自己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她的恩师斯考克罗夫特请她留在华盛顿，但她还是决心回斯坦福，她认为：“我想，如果我留下的话，我就会一直做到最后。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这样。我开始觉得累了。那是一项需要一个人付出其全部的工作，是一项会把人累垮的工作。”
她在斯坦福有时间给《时代》等杂志写一些关于她专业的文章。她对政坛内部的了解使她成了一名受欢迎的社论作者和新闻界的明星。
1992年，由于她的贡献，她获得了人类和科学学院授予的“模范教育奖”，并被评为“年度杰出贡献人士”。参议员摩根称赞她说：“赖斯代表了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聪明，有才干，备受尊敬。她是年轻女士的杰出榜样。”
一年后，她又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学校的第二号人物。这一任命出乎许多教育工作者的意料，因为她刚38岁，她的前任都比她年长得多，至少都60岁。
作为教务长，她不仅要管理学校的10亿美元以上的财务预算，还要管好1.4万名师生员工的福利。此外，斯坦福大学还有2000万的财政赤字。
赖斯果断地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那些曾怀疑过她是否有能力的批评家们都哑口无言。她减少预算，裁减人员，在她节俭政策的带领下，斯坦福大学很快摆脱了赤字。
同时，由于她和白宫的关系，而且又是“老布什的朋友”，她很快就以顾问或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了不同的大公司，如雪铁龙石油公司、全美人寿保险公司和J。P。摩根银行等。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赖斯代表着石油巨人的利益。有的评论家指责她和德克萨斯石油大亨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她辩解说：“美国的石油产业对我们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石油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为我在雪铁龙石油公司的同事们感到骄傲。”
作为她的工作报酬，雪铁龙公司每年支付她3.5万美元基本薪资。此外，在任职的第10年，她还拿到价值24.1万美元的3000股股票。1995年，一艘13.6吨级的油船以她的名字命名。
小布什上台后，立刻任赖斯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她的任务就是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就安全问题向总统作汇报。小布什非常准时作业。他每天五点半起床晨跑，进早餐，读《圣经》。读完《圣经》后到椭圆形办公室听赖斯向他讲解潜在的外交威胁和最新的新闻。布什自己不读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他的依靠就是赖斯。
赖斯在安全助理任内起到了调和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间的矛盾的作用。9·11事件以后，赖斯向总统提出了新的安全战略建议。她说：“灾难发生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们认识到，保卫国家远离恐怖威胁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将其在萌芽状态中扼杀，将其内部的思想观念扼杀。”这意味着她不再主张威慑政策，而主张：只要有国旗飘扬的地方就能够动用常规武器自我防御，必要时甚至是核武器。至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有自己的自由，其他国家或机构没有限制的权力。
赖斯的这种思想显然与鲍威尔有差异。小布什更接近于赖斯。小布什第一届任期满后，鲍威尔辞职，赖斯接替鲍威尔出任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曾说：“一位成功的国务卿必须有总统的充分的信任。”赖斯恰巧是小布什充分信任的人。
在任命之日，小布什说：“赖斯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家正处于反恐战争中。她是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对她的忠告坚信不疑，从她的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力中受益匪浅。”
媒体普遍认为赖斯是小布什的“红粉知己”。她已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男朋友。休闲之日，往往在小布什家中度过，好像成了一家人。在公共场合，赖斯也往往跟随总统左右。她曾跟随总统秘密飞往伊拉克，然后再往澳大利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从美国总统历史看来，总统与国务卿配合得心心相印，真诚无间者，只有杜鲁门和马歇尔将军一对。今天的小布什和赖斯可以说是第二对。至于尼克松与基辛格，那只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组合，并无真诚可言也。赖斯出任国务卿，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报答小布什知遇之恩。
2005年1月26日，赖斯在其国务卿的第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必须利用美国的外交来促成有利于自由世界的权力平衡。实现这样的外交现在正是时候了。”
同年9月30日，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说道：“现在，我们必须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向往，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关注各地人民对某些基本权利的渴求。只要有真正自由的选择，任何人都会选择自由而不会选择压迫；选择拥有财产之权而不会选择任意搜查和没收财产。任何人都会选择天赋的生命之权而厌恶经常处于死亡的恐惧之中。任何人都会选择由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方式而不接受由国家强制的统治方式；选择法治而不选择人治。这些原则应当是任何公正社会的基本根源，也是所有国家间和平相处的基本根源。”
70年前，罗斯福总统曾经对霍布金斯说，由于美国是民主国家，它不能先发制人，因此它只能忍受第一枪，但美国能够经得起这第一枪。现在形势已大变。赖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她说：由于“9·11”事件的教训，“美国决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出于常识和自卫的需要，美国将会在此类正在形成的威胁尚未全面成型之前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会不断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必要，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事，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对付这种恐怖分子，行使我们自卫的权力，防止他们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造成伤害。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无赖国家及其庇护的恐怖分子能够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构成威胁，或者有能力针对美国及其盟友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之前制止他们”。
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消灭了中东的萨达姆，这可以说是先发制人的一次胜利，但它没有能解决伊拉克问题。
小布什下台后，赖斯决定退出政坛，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学任教。
赖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警句：
我的父母让我深信，也许你（作为黑人）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但你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总统。
如果你拿出双倍的劲头往前冲，或许能赶上白人的一半。不过也有人愿意付出四倍的辛劳，得以跟白人并驾齐驱。偶尔，也有人愿意付出八倍的辛劳，得以赶在白人前头。
我始终认为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只做我有兴趣去做的事，而不是为了追求工作的市场价值，也不是为了社会责任。我是一名富有宗教情绪的人。我相信，我做某些事情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你不能死板地认为你必须做什么。你不可能事先就安排好你所要做的一切。
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人，你可以有条件在遇到不顺利环境的时候想办法改进你自己的境遇，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改进了别人的境遇。但你们必须相信，人类进步的火车头是个人的意志。有了个人意志，你就会确信你会成功，只要加以力行就行了。
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学人的赖斯，2010年3月19日应中文大学邀请在香港演说，她在题为“未来的亚洲”的演说中指出，中国正在急速崛起，影响极为正面，如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领导者角色，欧美不会将中国视为威胁，而让中国加入国际政经组织，反而令中国更有理由为国际社会带来正面影响。
她指出，现时亚洲面对三大问题，包括阿富汗一带南亚以南的国家成为恐怖分子温床、多国企图研发或已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以及经济问题。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七周年的日子，赖斯强调，即使重新决定，今天仍会派兵“解放伊拉克”，相信历史最终证明布什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演讲完毕后，赖斯接受纪念品时，观众席上有一名青年高举写着“羞耻”和“停止杀戮”字样的标语，高叫口号，抗议赖斯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企图冲前时，被保安带走。而赖斯则微笑响应说，有抗议声音及言论自由才有民主。2011年2月16日，赖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评论埃及事变说：
在一段时间内，埃及领导似乎在政治上有所放松，但是好景不长，穆巴拉克不久又开始将反对派人士抓捕入狱，民众憎恨的“紧急状态法”依然没有取消的迹象，而且议会选举依然是笑话。
赖斯认为，正是由于穆巴拉克领导的埃及政府拒绝主动展开体制改革，最后落得极其被动的局面。她说，区域内其他国家的领导应从中汲取教训，加快已经拖得不能再拖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赖斯说：未来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内，几乎可以肯定，局势将会是动荡不安的，但是，“暂时的动荡不安要远远胜于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虚假的稳定。”
赖斯进一步表示：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包括我们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友，不见得在所有问题上都和我们一致，但是，他们和我们在最关键的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国政府唯有民众支持才有存在的意义。
她说：美国深知，民主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且整个进程中会出现断断续续不稳定的现象，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混乱。但是，面对现实和未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相信在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怀有的理念将比一时的动荡更加持久，更加有着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