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里德
科普伦德发现这个来自俄勒冈州的小伙子多愁善感,热爱生活而又不谙世故,但却是个情感细腻的诗人和严肃的作家,他教导里德“在书本和生活中寻求色彩、力量和美,用语言将它们表达出来”。
里德后来说:“世界上有两个人使我有了自信心,使我产生了渴望工作的情感和具备了坦荡诚实的品德。”这两个人就是科普伦德和林肯·斯蒂芬。
1910年6月,里德从哈佛毕业。他一开始就成了一条头条新闻的主角。事情是这样的:他和另一位毕业生皮尔斯决心往欧洲旅行,他们用以工代费的办法上了波士顿人号货船。两人合住一个小舱内。但船出海后,人们发现皮尔斯失踪了。于是里德被认为是可疑的谋害者。船到伦敦后,里德被带到法院受审。起诉人在庭上大谈里德的可能害人动机。就在这时,听众席上忽然有一人站起来大声说:“我就是被里德‘谋害’的皮尔斯。”原来皮尔斯根本没有死。他因不愿在货船上受苦,在船出海时就跳海,上了另外一艘豪华客轮毛里塔尼亚号,并先期抵达伦敦。他已在报上看到有关他本人的报道,所以及时来法院旁听。
里德从欧游回来后在纽约成了斯蒂芬的徒弟。斯蒂芬当时是全国闻名的“扒粪”大师。他由于妻子离世而独居着,里德很喜欢这位老师,所以就请他到同一寓所居住。里德经常打扰他,但他从不介意。有时深更半夜,他睡得正香的时候,里德也会闯进来和他聊天,诉说一天的经历,并接受他的指点。真可谓得益多多。
受斯蒂芬之命,里德去采访了帕特森纺织工人罢工事件。他在街头与工人们混在一起,被警察当作危险分子而遭逮捕,关进了监狱。第三天,警察头头来查房,他发现了里德,突然大叫:“约翰,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原来这位先生以前曾是里德父亲手下的人。他好说歹说,才把这位前“小少爷”请出了监狱。
1913年,墨西哥发生了内战,也可以说发生了革命,经斯蒂芬介绍,《大都会》杂志派里德前往采访。这里发生了一起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里德正躺在旅馆的床上,突然进来了一名墨西哥丘八,双手各持一枪。他举枪对准里德说:“我已决定今天要击毙一名美国佬,但还没有决定使用左手还是右手。”里德无可奈何,只有等死了。但这时他发现这名老墨的眼光忽然转移到放在桌子上的手表上去,于是他马上说,“这是你的了,你是赢得的。”那老墨果然兴冲冲地拿起手表,扬长而去。
这次采访的结果是写出了一本《革命的墨西哥》,这是一本不亚于《震撼世界的十日》的好书。李普曼就这样写道:“本来我很难开口向你这位老朋友说你是天才。但我不能不说你的文章写得十分精彩。你目光敏锐,具有小说家的才干。我要说,真正的新闻报道是从里德笔下开始的。”
1914年,欧战爆发,《大都会》派里德往欧洲进行采访。他几乎走遍各个交战国:法国、德国、俄国、土耳其。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把这场战争称之为“商人的战争”。他果敢地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他当时就这样说:“我们社会主义者可以指望,甚至可以相信,这场流血惨剧和惊人大破坏的结果将会导致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造,将会大大迈向我们的目标——人们和睦相处。”在美国参战后,里德仍保持他的反战立场,这不但引来了政府的憎恨,而且也受到了他妈妈的指斥。她写信给他说:“我感到震惊的是,你的父亲是那样英勇,而你作为他的儿子却不愿为祖国和国旗效力。上帝作证,我并不希望你为我们去打仗,但我希望你也不要用自己的笔墨来反对我们,我不得不告诉你,在祖国已宣战之时,你应适可而止,不然我们将为你感到羞愧。”但里德早已下定决心,为真理而献身了。
美国参战后,《群众》杂志专派里德往俄国采访。里德经过千辛万苦抵达彼得格勒。他采访了俄国工人、士兵、水兵,亲眼看到了这场大革命是怎样在俄国形成的。1917年11月,阿芙乐尔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里德也随着红色近卫军战士,一道前赴冬宫。
他在彼得格勒多次见到列宁。他们的交谈使里德深信革命群众是不可战胜的,深信群众的伟大力量。在列宁思想的影响下,里德更加认识到,没有一个新型的党,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掌握了革命理论的里德于次年回到了美国。临行之前,他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当着列宁的面,保证要把俄国革命的真相告诉给美国人民。他回美国后真的到处演说,介绍俄国的革命,最后还写成了一本书——《震撼世界的十日》。
当时,美国的大多数报纸都把布尔什维克革命描绘成一群无知的暴徒把俄国变成一堆废墟。只有《十日》如太阳穿透乌云,报道了真相。
它这样描写苏维埃大会:“正是8点40分,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告诉人们,主席团来了。伟大的列宁也在他们中间。他是一个身材不高但结实的、有着大的凸出的额头和宽肩膀的人。他穿着破旧衣服,他一点也不像人民的偶像,而是一个普通的受尊敬的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民领袖,一个纯靠理智的领袖。他不做作,不感情用事,坚贞不屈,没有任何癖好,但却有一种用简单语言来解释最复杂的思想和深刻分析具体情势的能力。”
里德继续写道:工农政府统治下的俄罗斯绝不是像资产阶级记者和外交官及商人们对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人们受了资本主义报刊的蒙蔽,误认为这个无产阶级共和国是机构解体、专制独裁的杂乱无章的国家。否!说到机构解体,那是尼古拉二世所干的事。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蓄意破坏革命,也加紧了这种解体工作。
布尔什维克所继承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当时,成百万士兵正在自动退出军队,整个运输系统正处在瓦解状态。总之,它所接收的是一个正在挨饿而又精疲力竭的俄国。当俄国同德国签订和约的时候,俄国的情况要比两个月前克伦斯基执政的时候为好。它正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推进着俄罗斯的生活。
在布尔什维克制度下,产生了一种全新概念的国家,新的苏维埃政府形式,新的工厂委员会工业组织,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教育制度,新型的国家陆军和海军,新的土地方案。还有,像火山爆发一样的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奔放。
认为布尔什维克实行专制暴政的人主要是那样的人,他们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对其他国家压制言论或集会自由表示过反对意见。不错,有的报纸在俄国被压制了,有人被投进了监牢,有个别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非法的搜查,但我可以告诉美国人:在俄国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坐牢的。关于捕人事件,只有证实与武装反革命阴谋有牵连的人、贪污行贿的人、散布谣言的人和临时政府主要官员,才予以逮捕。
关于杀人的事当然是滑稽可笑的谎言。在进攻冬宫的日子里,有10个布尔什维克被杀,而防守冬宫的人并没有一人死亡,他们仅仅是被解除武装予以遣散。当莫斯科战斗刚结束时,我在莫斯科街上碰到一位美国人对我说。克里姆林宫已全部被毁了,但我走近离克里姆林宫还不到五个街口的时候,就看见它仍然安然屹立在那儿。
里德还说:“从俄国的事态发展中,我获得了三点教训:有产阶级归根到底只忠于它的财产;有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与工人阶级妥协;工人群众不仅有能力实现其梦想,他们也有实际的权力可以保证他们的梦想付诸实现。”
里德回美后与社会党内的左派同志发动了一场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并最后率领左派脱离社会党,成立了美国共产党。
不久,里德又重赴俄国,那时它正处在粮食困难时期,里德与人民共度艰难,他深入基层,自觉与红军士兵实行三同,不幸染疾,于1920年10月17日在莫斯科逝世。
在此之前,里德已得到了他母亲的支持,他母亲给他的信中说:“亲爱的儿子:你所做的是你认为正确的事。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是不对的。我担心的只是你的人身安全,其他的一切我都不担心,因为你认为都是正确的。”
他是被葬在莫斯科红场的第一位美国共产党员,墓碑上刻着:约翰·里德(1887—1920)。
传记作家罗伯特·赫尔兹斯坦因写道:“出版商对其时代影响之大,无有超过亨利·卢斯者。他创立了《时代》、《生活》和《财富》,而且还发行了连续系列影片《时代在行进中》。他的读者和观众每周要超过4000万。其出版物对形成美国人的舆论起了很大作用,也影响了美国国家的、甚至是世界的政治观感。”
卢斯何许人也?原来他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儿子。他父亲叫哈里·温特·卢斯,是山东省登州县的一名牧师。1889年4月3日,亨利生于登州,并由中国保姆照看,所以他会说几句山东话。义和团在山东反洋教时,他们全家曾一度往朝鲜避难。事后重返山东,继续传教和办学。哈里有点儿像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他善于为山东的教会学校筹款。卢斯9岁时,父亲把他送到烟台的英国人所办的外国子女学校读书。
这个学校是英国子弟和德国子弟占多数。他们在当地看不起中国人,动不动就向中国人动拳脚。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亨利很看不惯这些。但同时也产生了美国人的优越感。他认为:“我们美国人就不会干这些,我们就是比他们优越。我们常常会多给黄包车夫车钱。”
1913年,亨利被保送进了康涅狄格州莱克维尔的霍特开斯中学。这所中学实际上是耶鲁大学的预备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就进了耶鲁大学。他爱好新闻事业,在中学时就参加了校刊的编辑工作。在正式入耶鲁以前,亨利还到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干了一段时期。他进耶鲁后就参加了《耶鲁每日新闻》的工作。
1917年美国参战,校内展开了参战的大辩论。19岁的卢斯说:“这次战争是是非之间的战争。我们主张和平,但除了参战以外,能有别的办法取得和平吗?没有,所以我是主张参战的。”
他报名投军,被派往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杰克逊军营受训。接着又转到路易斯维尔接受炮兵训练。但战争很快结束,卢斯以少尉衔退役,并回到了耶鲁。
他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从此成了一名坚决的反共分子。他说:“如果我们不干预,布尔什维主义将侵蚀整个世界。”
他崇拜西奥多·罗斯福。他认为美国应实行“显示力量的基督教教义”。他认为全世界都应当尊重美国的利益,都应当认识到美国的企业精神。这说明他当时已埋下了“美国世纪”的想法。
耶鲁毕业后,他又到英国牛津大学游学一段时期,他很推崇牛津的学风,但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会培养出更多的和更有用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亨利·卢斯
1921年,卢斯回到美国,首先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供职,周薪为2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