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三部曲

第三十七章

　　“宁叫玉皇的江山乱，不叫咱俩的路断。”

　　1

　　在医生的建议下，月儿出院了。因为药物已不起作用，反倒弄坏了肝肾，引起了并发症。结局是明摆的，再住，也是白花钱。爹花了两万多，猛子打到卡上的一万多也花完了。爹还想死马当活马医。月儿却说：“出吧，我一天也不想待了。死，也叫我过一天舒心日子。”

　　回到家，村里人都来看望。她在小路上的等待感动了许多人，村里已听不到骂声了，好些人还洒了同情的泪。谁都知道，月儿是个好姑娘，自小就好，长的好，心也好，虽得了脏病，但除了死人和佛陀，谁不犯错呢？于是，都可怜这花儿一样的女子。兰兰还为她找了好些土方。

　　她又见到了猛子。无论月儿勾勒出许多理由恨猛子，猛子一来，她的心仍狂跳不止。听说他已打过青霉素。月儿放心了，这样，以前接吻时可能传染的病毒就害不了他了。她很想拥紧了他，像以前那样接吻。她很喜欢跟猛子在口内交搏的感觉。那感觉，有太强的诱惑，但月儿知道，自己的口水也有毒。他们只能执手，凝视，或泪眼相向，或笑脸相迎。这也好，比起兰州病床上的孤寂，已到天堂了。

　　见到猛子，月儿活的欲望强烈地膨胀，大逾天地了。猛子一进城——他一天的工资，刚够月儿的药钱——月儿的胃就成了土方们的试验场。她除了大把大把地吞那些肯定损肝肾的药片外，牛粪火已烤坏了她的多处肉皮。她每天有好多个小时在酒中坐浴，几处地方泡烂了。此外，她还拖着瘦弱的身子，到野外采集据说能解毒的野草，在水里随便一淘，就大把大把生吞。但无论怎样痛苦，月儿给村里人的感觉还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每次出门前，她都要着意打扮。为防那些伤处外露，她不穿短裤短衫。她忍着疲惫和疼痛画了淡妆，用淡淡的胭脂盖去了脸上的萎黄。润唇膏更是带在身上，一到无人处，她就掏出小镜子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补救。她展露给世人的，始终是自己当时最美的状态。所以，除了父母，谁也不知道她的病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她想，谁叫我是猛子媳妇呢？这是她打扮的理由之一。

　　她每天试验着兰兰找来的新土方，除了一种，她没有试，就是活吞癞蛤蟆。据说，这是有人贡献出的神方。今生里，她最怵那种身上长满瘤状物的东西。她也曾将它举到嘴边，闭了眼——为了跟猛子，她也会将它生吞下去——这时，癞蛤蟆叫了一声。这一声，提醒了她：它也是个生命。她想，它也许有老婆孩子，我吃了它，它的家人也会痛苦的。何苦为了自己的命，去伤害人家的命呢？于是，她弯下腰，轻轻将它放入溪水中。她看到它回过了头，轻轻地叫一声，仿佛说谢谢。月儿顿时泪流满面。她觉得那生灵能懂她的心。她永远忘不了它那充满同情的眼神。

　　连最迟钝的人，也觉出了月儿的求生欲望。望着有时仍到村外小路上等待的背影，好多人会流泪。

　　四下里没人的时候，月儿会跪在沙洼里，向日头爷，向金刚亥母，向所有她能想到的神灵祈祷，希望他们能降伏病魔。哪怕叫她健康几天也成，能叫她真正当一回猛子媳妇。她甚至愿意在死后上刀山或是跳油锅。可是，祈祷归祈祷，病魔的势头却越加凶猛，溃烂处上移得很快，再蔓延，衣衫就遮不住了。

　　有时，身旁没外人时，她也和猛子抱头痛哭。虽也在兰州怨过他，但那怨是更深的爱。随着生命的进入倒计时，两人的爱恋越加升温。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握住对方的手，默默相望。

　　猛子除了当零工挣钱，还偷偷卖过几次血。他到处找医生，到处买药，哄月儿吞药片——因为她不想叫他多背债——他已经向所有熟人张过嘴，但筹到的钱，仍是入不敷出。因为，光是卖顶事儿的止疼药，开支就很大。但他打定主意，等双福媳妇回村时，再向她多借些钱，带月儿去北京看病。他想，花多少钱也成，只要能治好月儿的病，他大不了当一辈子牛马。

　　2

　　一个黄昏里，日头爷孤悬在沙山上，不红，不亮，懒洋洋地惨白。月儿想去沙漠，猛子就用摩托捎了她，走过那条村里人打沙米的小道，走进沙漠。摩托车低速的突突声很是单调和无奈，仿佛苍老的叹息。月儿背个黄包，并了腿，坐在摩托上——因为疼痛，她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骑了。她认真地施了淡妆，脸上敷了粉，戴了洁白的手套，一脸很圣洁的光。路并不远，但猛子有意在村里绕了一圈。一种很浓的悲哀罩了他，浓浓的悲伤腌透了心。

　　在漠风的轻拂下，他支好摩托，和月儿走向沙丘。这年月，人跟人生疏了，大漠却日渐亲近了村子。许多地不见了。因为白虎关那儿淘金扎木笼，好些梭梭柴棵叫人砍了。沙丘光秃出一种心酸。猛子明白，这沙丘，也像月儿那病一样，一天天舔向好的肌肤。照这阵势，要不了多久，整个村子也会给舔个精光的。

　　赶跑了窥视的沙老鼠，猛子坐在沙坡上，月儿斜倚了他。日头爷暖洋洋地照晒着身子，给人以活的感觉。隐隐地，从白虎关传来城市才有的喧嚣。那声响，跟沙漠一样，也一天天舔向村子了。但猛子知道，那白虎关，终究也会叫那搅天的黄沙填了，或叫“无常”吞了，或在若干年后宇宙命尽的时刻，变成一抹消散的烟雾。

　　一切都幻觉般地轻盈和虚濛，无一丝实质的觉受。但此刻的相拥却很实在，暖暖的太阳里，拥了温柔的月儿，躺在沙坡上，享受活的滋味。这活的滋味很缥缈，才觉着，已泄洪似的远去了。猛子能感受到那种远去，那觉受瞬息万变，却又恍然在永恒里。也许，此刻的相聚，会以某种方式定格下来的。他想，那就定格在心中吧。

　　两人很少说话。也明知，话是无用的，正如思考是无用的。那就只享受这相聚吧。别去向往未来，未来很缥缈，向往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伤害；别去追忆过去，过去了不可得，追忆同样在伤害现实。就这样相拥吧，静默着跟对方交流，静默着诉说心灵的秘密。都知道，在喧嚣渐渐逼来的时刻，能静默就是最大的享受了。也许要不了多久，这世界就喧嚣成一锅沸水了。那时的世上，就不会再有“静默”一词。

　　别想那病，明知病毒仍在吞噬肌体，还是别想它。想透彻些，谁也不健康。从生下的那刻起，死神就一口口吞噬着生命，其残酷程度，一点也不比梅毒弱，只是人们不觉得罢了。正是在那种无知无觉中，婴儿成了少年，中年成了老年，一步步挪向坟墓。别去管它，啥都别想，只在这难得的静默里，享受这份活着的感觉。

　　坦了心，放了眼，望那大荒。那沙浪，一波一波，荡向未知。不知它来自何处？不知它终于何时？它的怀中，定然有过许多生灵，他们定然也跟自己一样，有过病痛，有过焦渴，有过期盼，但终于烟一样消散了。那大荒，并无些许痕迹。多年之后，这儿仍会有千万个人，去做那逝者做过的事：经受痛苦，历练灵魂，向往未来。可他们是否知道曾活过个叫猛子和月儿的人？莫非，自己刻骨铭心的存在，也不过是小小的虚无？

　　猛子搂搂月儿，那质感柔软而实在。耳旁有她轻盈的气息，还有健康的心跳。那心脏，似乎并不知梅毒已侵向自己，跳得自信而坦然；还有那少女独有的弹性温柔，虽是分明地感觉到了，却总也打不破他那浓浓的虚幻感。他是分明地感受到了无常。那泄洪般飞逝的幻象，总在心头晃。好多剧痛因之虚幻了。他虽然明明觉出月儿的痛苦，但他也明明知道，这痛苦，很快就会消失。那速度，比肉体的忽生忽灭还要快上万倍。

　　猛子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月儿。他想，自己应该跟月儿一样痛苦，一样的痛不欲生，可没办法。虽也时时有痛苦生起，但只消片刻，虚幻就会消解了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地待她。

　　月儿眯了眼，望着那起伏的沙岭。白惨惨的日光从她身后洒来，给她脸上的汗毛涂了层虚濛的晕纹。月儿缓缓转过来，望着猛子，轻声问：“我美吗？”猛子紧紧地握握她的手，啥都没说。

　　月儿惨然一笑。她取下黄包，掏出一盒檀香，燃了，插在沙上，拉猛子跪了。猛子以为她又会向神灵祷告，却听得月儿说：“答应我。下辈子，跟我做夫妻。”

　　一股潮热涌上眼眶，他机械地说：“下辈子，跟你做夫妻。”

　　“不是一辈子，是三辈子。”

　　“三辈子。”

　　“不。是永远。”

　　“永远。”

　　月儿爱怜地望着他，轻轻拢拢他的头发，理理他的衣领，拂去他肩上的几粒沙，捧了他的脸，定定地望着他，缓缓地说：“记住你今天的许诺。”说完，她望着被沙丘咬缺的落日，一脸红晕。

　　3

　　月儿想走了。

　　溃烂已开始向颈部蔓延。她知道，再不走，美丽的月儿就没了。她将一封信和自己绣的鞋垫放入妈的被窝。那是给猛子的。信封里除了信，还有猛子妈刚送来的八千块钱，她用不上了，信里她很感激婆婆，说那些钱的真正用处，是她有了另一个“妈”。

　　她仍然仔细地画了淡妆，选了一套最亮丽的衣服，带了耳坠、项链，走向白虎关的照相馆，照了几张照片，叫摄影师交给猛子。摄影师说，那是他照过的最美的像，希望能挂在橱窗里。月儿同意了。

　　月儿带了该带的东西，沿着猛子那天捎她来的线路，一路路品味着。她咀嚼着几天前的情景，时不时露出甜晕的笑。村里人都远远地望她。谁也没有打搅她。她能感受到人们目光中的那份关爱，心中的温水一晕晕荡。

　　她走出村子，走向沙漠。

　　她很愿意变成一滴清凉，渗入浩瀚的大漠。

　　出家门前，她已将自己用过的东西烧了。她知道上面沾了魔鬼的唾沬。自打确证是那种病后，她一直这样做。妈去了白虎关，没人打搅她。她做得很仔细。她想，火是世上最好的东西了，多脏的东西，一经火的洗礼，就干净了。她不想叫那毒，去伤害更多的人。

　　沙浪一如既往地跌宕而去，宕向未知。月儿明白，她的灵魂也定然如此。不知道离开这病入膏肓的身子后，她又将飘向哪里？那是她不能自主的。她唯一能自主的，就是在人世上留下她最后的美丽。明知道生命已无可挽回，那就留住美丽吧。所有美丽最好的定格，是死亡。

　　她的心中，没有啥比美丽重要，尤其是留在爱人心中的美丽。那就走吧，融入那个黄天黄地的所在，叫美丽定格成永恒。

　　眼前老恍惚着一场大火，那火通天彻地，能燎尽烦恼呢。听说，凤凰就是在火中涅槃的。

　　漠风轻柔地舔着她。这是此刻唯一亲近她的东西……不，还有那记忆。但此刻的记忆像调皮的猴子，总不愿在一处久待。也随它吧，记忆是不能定格的。

　　前面就是那天发愿的地方，风沙已抚光了所有的痕迹，但那种温馨仍在。风还在呢哝着那天的承诺。那是巨大幸福的由来。她会在这儿静静地等那个“下一世”的到来。猛子，你可别赖账呀。

　　月儿笑笑。虽到正午，但因有云，沙洼里并不热。沙粒温乎乎的，坐下，像偎在爱人怀里。她取出小镜，最后打量了一番自己，看不出病魔舔过的痕迹。她吐吐舌头。她很想最后想想猛子，可猛子却溜得不知去向了。这几天，老这样。没办法，到下辈子，再跟你算账。

　　一个小动物游了来，睁了圆圆的眼，望月儿。那是小蜥蜴，村里人叫它沙娃娃。小时候，她老是抓了沙娃娃，卷以青草，骗牲口吃，据说吃了会长膘。沙娃娃是沙漠的孩子，无论多热，无论多旱，它总能活下去。此刻，她宁愿自己变成沙娃娃。她想，活着多好呀。她不知道那死后的世界会是啥境况？她不怕轮回，不怕地狱，却怕啥都没了……她想，哪怕是当沙娃娃，也比啥都没有了好？

　　这一想，泪便涌上眼睑。一丝不甘心也爬上心头，开始咬她……她想，这辈子，没活出个好样子。不甘心，真不甘心。渐渐，那不甘心波漾开来，慢慢地淹了绝望，淹了痛苦，淹了好多东西。一点火星从心里出，慢慢地洇渗开来。

　　她眯了眼，跟沙娃娃对视了。她觉得，那两点瓷灰里，发出了一晕晕的波，向她传来一种力量。

　　待呼吸稍稍平顺了些，便眯了眼望天，天的蓝液体般进了心。她觉得，自己也化成了天空。

　　许久。

　　隐隐地，传来一声呼喊，似乎是猛子的。细听时，却只有风声了。

　　月儿长长地吁口气，觉得自己还应该做些啥的，想呀想，终于想出：应该唱一曲“花儿”。以前，她老是给别人唱，还没给自己唱过一曲呢。她想，人的一生里，总该为自己唱一曲的。于是，她抿抿嘴唇，轻声唱了——

　　雷响三声地动弹，

　　太岁爷爷们不安。

　　宁叫玉皇的江山乱，

　　不叫咱俩的路断……

　　——2000年8月初稿完成于甘肃武威

　　——2005年11月二稿完成于凉州红云窟

　　——2006年6月三稿完成于上海青浦

　　——2007年9月四稿完成于上海浦东

　　——2012年6月修订于樟木头雪漠禅坛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代后记）

　　雪漠

　　1

　　《白虎关》完稿后，“老顺一家”就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朋友老劝我：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

　　其实，“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

　　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我《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呢。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忧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时，该动物也就面临了灭绝。

　　所以，连“世”都不知寿命几何，在乎那名相做甚？

　　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当然，还可以再说小些：要是你写活了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穆齐阿的《没有个性的人》等都在为我的理论充当证据。因此，我的确是想用一生的精力写一家农民的。

　　但我终于要将“老顺一家”告一段落了，原因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更因为另一些生命对我的催促。他们都簇拥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喧闹，老在嚷：“你啥时叫我们出世？”他们是另一种小说的人物，他们早活了，已跟我生活了多年。每到聒噪声太响时，我就呵斥：“吵什么吵！等我写完老顺们，就写你们。”我一次次地安抚他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而且，他们的噪闹也日渐猛烈，弄得我寝食不安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不会写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没办法。真是这样。那所谓的“写”，也仅仅是我“宁静空明”了心，叫那些吵闹不休的人物“出生”而己。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轨迹，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但我从来不曾强暴他们。

　　去年，我曾跟陈思和、王新军两位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搞过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问我：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答：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做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也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

　　我虽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想让书成为我灵魂的营养，而不是想叫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甚至包括宗教，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

　　《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完稿已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也是越“成长”，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

　　从二十五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四十五岁长篇《白虎关》定稿，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

　　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为啥不写城市？我回答：因为世上有许多小说高手，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城市的经典小说、先锋小说和时尚小说等。这文坛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正因为写老顺们的人少，写活他们者更寥寥无几，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灵的意愿而为。否则，我就不写小说了。我会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

　　老有人问：“《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总是回答：“不好说。”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会肯定地说：“当然比《大漠祭》好！”因为在这三部长篇中，《白虎关》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积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回答：“不好说。”因为《猎原》的出版，让我聪明了许多。有时，作者喜欢的作品，读者则不一定认可。像《猎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排行榜”，还曾排名第一，可人们一提及，还是认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关》能否赢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说：读书如攻城堡，是需要实力的。欲读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从对我的小说的解读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叫好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发表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躁者很难深入文本。关于它们，雷达、李星、崔道怡、阎晶明、白烨等先生都有过不同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记得《猎原》完稿时，为避免读者误读，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了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堂吉诃德》读成了骑士小说一样。所以，这次人问我：“《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聪明地回答：“不好说。”

　　好在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很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

　　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哪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类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类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类也喝彩的东西。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经过了十多年的深入生活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写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我也会想些“写作的理由”之类。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发言，虽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先生的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有一份光明，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

　　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绝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那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博物馆里的灵魂》。——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

　　当然，我想“定格”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练的灵魂们。

　　2

　　对我的小说，誉者称“真实”，毁者也嫌“真实”。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小说并不是照搬现实世界，它们是我创造出的精神世界。只是因为它比现实世界更显得真实，才招来一些非议，认为我在临摹现实。这是很滑稽的事。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不应该体现在故弄玄虚和神神道道上，而应该把虚构的世界写得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我的小说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都是我“熟悉”并“消化”了生活后的创造，是更高意义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极深的生命体验后的产物。虽然我没叫人物长尾巴和翅膀，没叫他们变成虫子，没把主人公分成两半……，但不是我不会，而是我有自己的追求。当满世界都追求神异和玄虚时，我更向往和崇尚一种质朴、干净、超然和清凉。相较于满世界的神异和夸张，我更喜欢六祖慧能的那种质朴安详的微笑。这正是我有意拒绝怪诞和神异的原因所在。

　　时下，当你翻开杂志和书籍，你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流行着一种腔调的所谓时尚“叙述”——当然也不乏精彩大气的“例外”。有时，我们不一定进入文本深层，只看那份长舌妇的神韵，就会倒了我们的胃口。所以，虽老有朋友劝我，时下已进入叙述时代，你的写法太陈旧了。我虽然感谢他们的真诚，但我宁愿展示生活的本真画面。我想，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的时尚叙述，也不缺我一个。就让我遵从心灵，流淌出质朴和真诚吧。成了，叫世上多一种另类的文本。败了，我自会窒息于搅天的信息里，也污染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由于一些大奖和“大师”们的误导和引诱，文学中故弄玄虚者日众，渐渐远离了文学该有的那种质朴和高贵，也将读者吓得所剩无几了。相较于时下红得发紫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大师”，我还是怀念俄罗斯文学，还是敬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向往文学曾有过的那种精神。许多时候，对传统的追忆和学习其实是一种进步。比如，韩愈曾领导的古文运动，表面看是复古，又何尝不是最大的进步呢？

　　当然，在题材需要时，我也愿意进行一些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索。这一点，读者会在我的小说《西夏咒》中看到。

　　我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大起来，有大的境界，大的格局，大的眼界，大的胸怀。只有在你成为梵高之后，在别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向日葵才会燃起生命的火焰。我眼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世界，作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写出万一。这世上，最大的谜团其实还是人自身。任何一个自认为写尽了某个领域和行业的作家只能说明他的弱智。按我自己的选择，我倒愿意穷其一生写好“一家”农民，写出他们的灵魂、命运和追求。因为，他们的身上，也承载了“人类”的全息。

　　时下，文学界对西部作家的说法颇多，非议者说西部作家“倚西卖西”，将西部符号化了，不是大漠，就是戈壁。这种说法很可笑。难道要我们不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反倒要去写陌生的纽约和上海外滩？其实，题材并不重要，《红楼梦》也不过写了些日常琐事。哪怕面对一朵小花，不同的心灵会折射出不同的境界。重要的是，写做主体如何摆脱渺小、媚俗和卑下？如何让自己的灵魂伟大起来？如何叫你感受到的独特世界跃然于纸上，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善美？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我的写作，更多的是为了享受灵魂酣畅流淌时的那份快乐。生命很短暂，我实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计较别人的好恶。我的作品能否传世固然重要，但对我个体生命来说，享受当下的宁静和快乐是超越一切名相的。我真是为自己的灵魂写作的。我不会为了叫一些也许是智者也许是混混的有着各种称号的“他们”叫好而扭曲自己的心灵。

　　无论哪个时代，充斥世界的，多是些不明生命意义的“混世者”——对这个词，我没有丝毫贬义。我父亲就自谦为“混世虫”，我仍然很尊敬他，并羡慕他的活法。——当满世界的时尚的“阳春白雪”泛滥成灾时，选择即将绝种的“下里巴人”，是需要清醒和勇气的。但我从来不六神无主地观察世界的好恶。我只想说，我不会迎合外现。我只求能在死亡追到自己以前，说完自己该说的话。哪怕固执的结局是被搅天的信息掩埋，但我明白，被掩埋的璞玉仍是璞玉，被摇成旗帜的尿布还是尿布。

　　因为我清醒地明白，岁月的飓风正在吹走我们的肉体，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很快地消融于巨大的虚空里。你可能留下的，也许只是你独有的那点儿精神。所以，每一个有灵魂和信仰的个体，都应当明确地告诉心外的花花世界：我不在乎你。

　　其实，许多时候，不迎合世界者，反倒可能赢得了世界。世上有好多这样的特例，如孔子的儒学，如罗曼？罗兰的反战，如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等，在噪音搅天的那时，他们都没有迎合世界——孔子甚至被讥为“丧家之犬”呢——但终于，世界却迎合了他们。再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他。人们只看到他在那条小路上走过来走过去，像闹钟一样准时，却没人理会他。但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他，他成为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桥梁。时代的喧嚣并没淹没康德。那个固执而不明智的“丧家之犬”，更成为“万世师表”了。

　　前不久，我接受了美国旧金山KTSF26电视台的专访，梁国书先生问我：在全球化的文化大背景下，有多少人能体会或是欣赏你所向往的那种精神呢？我这样回答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能承载人类精神的，只有少数人。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无一例外。可是，当你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闪光的，就那么几个名字，就那么一点思想。跟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绝大部分的人都被淹没了。被淹没了的，多是混世者，多是追赶时尚和潮流的人。他们只有欲望，却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追求和信仰。他们占绝大多数。他们制造的喧嚣和噪音也最多。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总能淹没一些声音，就像现在的追星族可以淹没我的声音一样。但历史上留下来的，恰恰是那极少数人的声音，它是人类文化中最闪光的东西。哪怕世上的人大多变成追星族，大多成为混世者，但这茬人死去之后，留下来的，仍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数目并不多，像俄罗斯的某个时期，留下的，也不过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正是这几个名字，代表了俄罗斯大地上最宝贵最精髓的东西。现在，时代的喧嚣惊天动地，一些外来文化、一些时尚文化、一些追求及时行乐的文化总在淹没真正的智慧。但随着这茬人肉体的消失，那些声音就被岁月的飓风吹得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留下来的，仍是一种清醒的智慧的声音，它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

　　3

　　某日，我跟莫言谈到了西部文学。他说：“中国未来的大作品，可能会出现在西部，因为西部有宗教精神。而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正是宗教精神。”对莫言的说法，我深以为然。我也认为，中国的文学，应该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营养了。但同时，我也赞同陈思和先生高扬的那种人文精神。是的，人必须从“神”的阴荫下走出。我们可以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但不可以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宗教“精神”，而不是披了宗教外衣的心灵枷锁。

　　我曾跟雷达老师谈过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后来，我又写了《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一文，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在那篇短文中，我谈了我坐火车时的感受：即存在和世界在“飞逝而去”。那感受，很接近人生的真相。我们的许多作家，就忽略了这种“飞逝而去的存在”，而将眼前的虚幻，执著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而许多时候，欲望的助缘也是罪恶的助缘。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记下一个名字。只记得，数十天里，我宁静地走在那“朝”的途中。当然，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融了小我。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尊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我心中的圣地，已不是哪个地域，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耆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所有流派。我甚至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的“行”与“学”，是想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主体的独立、宁静和大自在，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宗教被制度化后，却远离了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更可怕的是，制度化宗教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信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诱因”。我们知道，几乎所有能发酵欲望的贪婪诱因，都是罪恶。因此，我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题记”道：“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制度、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做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枷锁和镣铐，也即所有外现干预不了创做主体的独立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那些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那套话语。

　　当我用“行者加学者”的身份契入超越宗教名相的真正精神，达到一种难用言表的境界时，写作就成了我的信仰。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诟病，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世界对文学的重视，但我们首先得给它一个值得重视你的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时，我们必须追问：小说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你有哪些必须存在的理由？你是想为世界提供贪婪的诱因？或是罪恶的助缘？或是娱乐等等。只有在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一种因边缘化而被人们“抢救”的对象，就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文学亦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死，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一些小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所以我说：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痛苦、仇恨和热恼时，我们的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

　　最后说明一点，本书的一些章节我曾发表过。因为我无法拒绝朋友的约稿。每听遇到约稿时，我总是脑袋发胀，惭愧不已。我几乎将所有创作精力都用来写长篇，无暇写中短篇。当我实在拒绝不了朋友的真诚相约时，我就只好从长篇中揪出一节来，稍加整理，以还文债，望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