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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沈从文的意外
题图：沈从文像
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前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在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黄永玉的手迹，代表着凤凰人对沈从文的温情。让人感慨系之、不胜唏嘘的是：沈从文以“一个士兵”的身份离开故土，以一位文学大师的称号立足文坛，以一个文物研究专家的称呼结束一生，最后以一抔骨灰的形式回到故乡凤凰城。
一、传奇人生
在湖南省西南毗邻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名叫凤凰县，旧称镇筸。凤凰县总面积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三十七万，是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这里春秋战国时属楚地，秦时属黔中郡，唐代设渭阳县，元、明时设五寨长官司，清代设厅、镇、道、府，成为湘西军事政治中心。这里与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猛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毗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间的必经之路。这里山水相依，触目皆翠，细雨薄雾，古墙相绕。青石板铺就的一条条小路交错纵横，当地人用厚实的脚板将青石板打磨得细润发亮。与凤凰外貌类似的小城在湘西有许多，可是唯独凤凰成为了许多人魂牵梦萦的所在，甚至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凤凰县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城内的古代城楼、明清宅院风采依然，栩栩如生的双龙山巍然镇守，汩汩欢歌的沱江水不息流淌。
凤凰地灵人杰，名士良将，人才辈出。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理的“湖南神童”熊希龄、美术大师黄永玉、文学巨匠沈从文等人，皆为凤凰人士。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2月28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一个军人家庭，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排行第四，在男孩中排行第二。
沈家原住凤凰城外东北数十里的黄罗寨。据说其先人为宋代充军到湘西的囚犯，至沈从文的祖辈，已历数百载。曾祖父沈歧山，因贫困于1850年携家眷从贵州铜仁迁到凤凰黄罗寨（今林峰乡）中寨村。另据沈家长辈讲述，曾祖父原是浙江嘉兴人，因战乱做小生意逃难到湘西，娶了贵州苗家姑娘为妻，生有宏富、宏芳二子。因曾祖父、母早亡，两个孩子由他们的苗族舅舅抚养。祖父沈宏富，十六岁从军，因作战勇敢获得提升，为清代湘军青年将领之一，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因早逝无子，祖母作主，替中寨乡下的叔祖父沈宏芳娶了苗族女子张氏，所生次子过继给祖母，这位过继儿子即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沈宗嗣曾是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1900年，因抗击八国联军，罗荣光殉国，沈宗嗣于北京失陷后回到家乡。母亲黄素英为本地贡生黄河清之女，是土家族。
沈从文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十岁那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北上刺杀袁世凯未果，虽然没有被抓获，但是这件事却直接导致了沈家的败落。
十三岁那年，沈从文从私塾转到开办才一年的县城内第二初级小学。这里比私塾自由多了，不必整天背经书，也不随便打学生，星期天还放一天假。可是，沈从文的心还是留存野外收不回来，上课不过是装样子。半年后，又换到城外文昌阁小学，随后不久就升入高小。
十五岁那年（1917），旧历七月十六日，刚刚高小毕业的沈从文丢下喜爱的蛐蛐，结束了顽童的日子，穿上“又长又大的灰宁绸军服，背着一个包袱，在全家人泪盈盈的眼光下，跨出家门，跟随部队去闯荡江湖了”。“部队”的番号是“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地是辰州（今沅陵）。由于他年纪小，又是个“知识分子”，不久即升任上士司书。
这支部队在怀化的“清乡”，实乃诬良为匪，敲诈勒索，残杀无辜，声誉极坏。1918年冬，这支队伍与第二军其他部队一道以“援川”名义去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幼，与二十来个老弱病残的长官、士兵留守辰州，办些后勤杂事。1920年春节过后，辰州留守处得到确切消息，部队已在鄂西被消灭。于是，沈从文便领了三个月的饷钱作为遣散费回家了。
沈从文回到凤凰老家已是几个月后。家中境况并不见好，沈从文还得另谋出路。于是这年冬天，他背个小包袱，用生棕衣毛松松地包裹上两只脚，踏着雪跟着教中学的舅母的轿子，走了四天到达芷江。不久，就在当警察所长的三舅黄巨川那儿当个小小的办事员。每天工作是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和傍晚与一巡官到牢中去点检犯人，并针对不同程度的“罪状”，上镣或套枷，甚至系上横梁铁环。此后不久，警察局又从地方财产保管处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税工作，沈从文又兼管收税这项工作，每月薪水一千二百文。
当时，芷江每天要宰杀数十头猪、牛，当时每天猪征税六百四十文，牛征税二千文。为防止宰杀猪、牛漏税，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常常要跑遍索子街的每一个屠宰摊点。由于从事征税工作要与各式人物交往，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是那些屠户。
次年1月，沈从文母亲卖掉凤凰中营街老屋，带着九妹和卖屋余款三千元来到芷江，同儿子生活在一起。
芷江青云街二号有一座三进的旧式宅院。这就是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的公馆。熊希龄在京做官，家务交由七老爷夫妇主持。七老爷是当地绅士领袖，又是沈从文的姨父。因此熊公馆也成了沈从文经常逗留之地。舅父和姨父都爱作诗，而沈从文能写一笔好字，遂经常替他们抄诗。
在熊公馆沈从文得到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发现客厅楼上有两大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林（纾）译《说部丛书》。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寂静大院中的花架边、台阶上看完了狄更斯的小说《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块肉余生述》等。沈从文日后就以这几十本林译小说作桥梁，走上文学道路。不过，当时他还想不到这一点，他正陷入“初恋”。
十八岁那年，沈从文发现因为这次懵懂的“初恋”，母亲交给自己掌管的卖房钱被骗了一千块。事发后，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他将写给母亲的信，连同在钱庄存款的票证，一起留在家里，用一张包袱，胡乱裹起一些换洗衣物，然后搭上一条开往常德方向的船，瞒着母亲和熟人，悄悄地离开了芷江。沈从文一路辗转，从川东又回到保靖，被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以这份特殊方式，沈从文奠定了自己历史、文学、艺术的根基。学问渐长的日子里，沈从文开始审视自己所在的半军半匪的部队和个人的出路，深觉前途无望，决定外出读书。
二、“北漂”登文坛
沈从文离开保靖，一路辗转到达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梁漱溟、辜鸿铭等来校授课。沈从文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各方面的知识。
尽管有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
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斋”里，开始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晨报副刊》总编孙伏园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
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坚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该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北大的学术空气自由，但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沈从文的生活却大成问题。幸好，因为在农业大学读书的表弟黄村生的关系，他认识不少农大的朋友，其中多为湖南同乡。他们每月有公费，农场又有蔬菜瓜果，所以能在宿舍里自办伙食，生活中充满家庭气氛。于是，沈从文经常成为这里的不速之客，留下住个三五日甚至十天半个月也是常事。当然，沈从文更多的还是待在小公寓里，整天价为应付肚皮发愁。沈从文曾把这段的“学习”归纳为：“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与适应力。”最困难的时候，他竟萌发起重新吃粮当兵的念头。有一回，沈从文居然撑着一双饿得发昏的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几个同样面黄肌瘦的“吃粮人”跟着招兵旗在天桥转了几圈。但真到要点名填志愿书发饭费时，才猛记起姐夫田真一叮嘱的话，“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11月13日，下起了大雪。“窄而霉小斋”里，沈从文只穿了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在写作。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三十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
沈从文吃惊之余，才想起自己前些天曾给大名鼎鼎的作家郁达夫写过一封信。但这信与其说是求援，不如说是倾诉，只想把他的苦水一吐为快，哪里会想到郁达夫竟会冒雪前来呢？
当时郁达夫在北大教授统计学课程，但在无数年轻人眼里，他无疑是文坛领袖之一。郁达夫本人也有过困窘的学生时代，因此非常能够体会沈从文的境遇。他和蔼地与沈从文交谈，看他身体单薄，衣衫破旧，便解下自己的淡灰色羊毛围巾为他系上，并热情地请他吃饭，并将会账找回的3块多钱留给他。两人道别之际，郁达夫还殷殷叮嘱：“好好写下去……”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好好写下去”，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了沈从文莫大的力量。
1925年的5月份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沈从文结识了另一位北大名人。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沈从文乘坐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倾诉自己窘迫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
一天，一位朋友拿来一张5月4日的《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来找沈从文，说有人在报纸上评论他的散文。这是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大学与学生》。其中引了一段沈从文发表于3月9日《晨报副刊》的散文《遥夜》并说：“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唯刚”哪里会想到，“芸芸君”读了这篇文章心中会愈发悲苦呢？5月20日，沈从文写的《致唯刚先生》发表于《晨报副刊》，说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大学生，而不过是一个为生计所苦的流浪者，“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当时写这篇小文，或许只为一吐苦衷，他恐怕没有想到，这因此会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唯刚”非等闲之辈，而是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林宰平先生。后来林先生托人找到沈从文，请他到自己家里谈天，并深为他的才华及求索精神所打动。为了使沈从文有个安身之处，林先生请梁启超帮忙，把沈引荐给熊希龄，从而谋到一个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员的差事，每月工资二十元。后来，熊希龄还曾送沈从文到北大图书馆，向袁同礼教授学习编目学和文献学。这是后话。林宰平先生还一再向徐志摩、陈西滢等人称许并推荐沈从文。这样，沈从文又陆续结识了闻一多、丁西林、吴宓、胡适、凌叔华、叶公超、杨振声、朱光潜、林徽因等人，进入了一个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他的文学才华得到展示的机会，他的作品也开始较多地在刊物上发表。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靠名人“提携”得来。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迟早会脱颖而出的；但毋庸讳言，当时的许多刊物都有“同仁”性质，沈从文进入文坛多少得益于此。
1929年，沈从文因徐志摩的引荐到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里面还有一些并不打算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有不少人已经读过沈从文的小说，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想像着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像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后来成为沈从文的夫人。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
这十分钟，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全倒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很快就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去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第二年夏天，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四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二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随沈从文来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而和她一起共事编中文书目的，就有后来成为“四人帮”之首的江青。那时她叫李云鹤，才十七岁。
江青到山东大学要比沈从文早一点。她日后回忆说：“1931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的省实验剧院院长，当时出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山东大学。”对于此前的生活，江青毫不讳言地说她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穿得破旧，穷。但这个从诸城乡下走出来的女孩子改变命运的愿望极其强烈。她喜欢演戏，喜欢抛头露面。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每月只有三十块工资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的月薪是四百元），工作之余她就到处旁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曾向戏剧家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是她的处女作；当然最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小说。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维特克回忆时不无夸张地说：“我的小说全班第一。”而当时教她小说的正是沈从文。
1933年7月，杨振声因不愿与山东省当局周旋而辞去山东大学校长职务，回到北平接受教育部委托，编中小学教科书。沈从文与与杨振声共进退，也辞去教职，于8月份重返离别五年之久的北平。沈从文和张兆和到北平后，就暂住在杨家。作杨振声助手的除了沈从文，还有朱自清。他们认真负责地从小学生读物编起，每月只领一点薪水，不另拿稿酬。他们的目的是在华北乃至全国面临危亡的关头，通过编选读物，给广大青少年注入一点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气。直到北平沦陷，他们在这里坚持了四年。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张兆和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客人大都是沈从文大学和文艺界的同事或朋友。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小院落，一枣一槐，正房三间，有一厢--就是沈从文的书房兼客厅。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意思，是梁思成、林徽音送的。不久，巴金来北平，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从1934年元旦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至1934年4月23日结束。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三、《边城》：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说《边城》所写的故事很简单，就像小说开头的这段文字。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地方上的王团总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后来，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阅读沈从文的《边城》，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性美。这种力量使人对“爱”和“美”的人性更加珍惜，更加向往。在《边城》中，作者赋予他笔下的所有人以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
小说中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如入梦境，无不给人美的享受。
沈从文在《边城》描绘了一幅他童年记忆中的、理想世界中的美丽湘西地域风俗画。这幅风俗画是优美的、精致的、奇丽的，它蕴涵了湘西边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等，积淀着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湘楚文化。
《边城》中有一个质朴而又清新的世界，一个近乎“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他笔下的湘西是这样的：中秋节，青年男女用对歌的形式在月夜下倾吐爱意；端午节，家家锁门闭户，到河边、上吊角楼观赏龙舟竞赛，参加在河中捉鸭子的活动，“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鸭子的主人”；正月十五，舞龙、耍狮子、放烟火，“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小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这种氛围里生活的人们质朴而又善良，任何剑拔弩张在这里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划船比赛中，胜利的队伍可以得到一枚小银牌，在边城之外，总会有人计较谁会得到它，但是在边城人看来，银牌不拘缠到船上哪一个人的头上，都显出一船人合作努力的光荣。在边城，没有争名夺利。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施蛰存如是说。边城的人民是“一群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他们保持着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纯朴勤俭的古老民风。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沈先生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外桃源，创造的人物闪烁着人性中率真、美丽、虔诚的一面，边城的人民就是人性美的代表。
在《边城》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文章在写到掌管水码头的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而更让人称奇的那只小狗也格外显得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翠翠这一少女形象，是作者笔下优美人性的化身与极致，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借助语言塑造的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
翠翠母亲是老船夫的独生女，翠翠是她在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垌屯防军人唱歌唱熟后，秘密地背着忠厚的老船夫发生了暖昧关系所生下来的孩子。有了小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结婚不成。他们一个不愿违悖军人的责任而逃走，一个不愿意就此抛下孤独的父亲。而希望共同幸福生活却不大可能。经过一番考虑后，男的毅然下决心，首先服毒死去。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早离世。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留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了。
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而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翠翠长年在和暖的细风中吹着，在柔软的太阳中晒着，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是青山绿水，一双大眼睛清亮如水晶。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
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垌城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地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垌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能领会歌声的缠绵处。睡梦中，她的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摘虎耳草。可是，当二少爷把船老大的酒葫芦送来时，翠翠被他望着，翠翠有点不好意思，溪边有人喊过渡，翠翠却借故走开了。随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她热切地希望着幸福，盼望着爱情的来临，但是当爱情悄然来临时，她又似一只受惊的小兔，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作品中，翠翠对二少爷的爱情是在无言中默默相许。大少爷请媒人到老船夫家做媒，老船夫让翠翠自己作决定，“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也依然得不到结果”。对大少爷，翠翠是无言的拒绝，而对二少爷呢，则是无言地相许。翠翠的美，不需要说话，一切都在她的行动细节、微妙心理的表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这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这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互相亲善着、扶持着；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也绝非是奸邪之徒所致。
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边城》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人类的爱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因此，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文学艺术的美的享受，更有着对我们心灵人性的滋养与疗补。
《边城》在《国闻周报》刊完最后一节的第二天，沈从文根据当时文坛时尚，预感到这部小说将会招致“逃避现实”、“没有思想”、“落伍”之类的批评。所以，他为《边城》写题记时，就先声明，“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过去一百年里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若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毕竟《呐喊》属于短篇小说集。如今，《边城》早已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可以说，《边城》已经成为外国人打开中国文学这扇大门的钥匙，更重要的，是《边城》经受了历史的淘汰。
四、被迫离开文坛
1946年夏天，沈从文一家离开了云南。之后，沈从文回到北平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时他的工作较忙，除授课外，还担任四家大报--即《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这几个报刊影响很大，也成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的阵地。例如，原来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后来“九叶派”的主要成员）等，就经常在这里发表诗歌作品。
但随着内战的爆发，文化思想领域内的硝烟也随之而起，枪弹最终落在了沈从文头上。
1947年因为一篇回忆熊希龄的文章，沈从文被指认为是延续“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其实，就算没有这篇文章，沈从文这几年来关于政治、时局的许多文章已经引起“左翼文坛”的“严重注意和尖锐批评”。1948年春，原国统区一批左翼文化人聚集香港，待机投奔解放区。他们以《大众文艺丛刊》为阵地，对许多他们认为不利于革命发展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展开批判。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沈从文首当其冲，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郭沫若断然指出：“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当时郭沫若文章的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1948年年底，北平成了真正的“围城”。虽然沈从文对未来有种不祥的预感，但他对那个形将崩溃的政权也无好感，对它“撤离大陆，退守孤岛”的前途更无信心。他与朱光潜及常来家串门的杨振声三人商定，坚守北平，哪儿也不去。因此，当老熟人、北大教务长陈雪屏亲自拿了飞机票动员沈从文携带家属乘飞机直飞台湾时，他毅然谢绝。然而，这时北大“民主墙”贴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有一份壁报，甚至用大字全文抄录了郭沫若那篇要沈从文命的《斥反动文艺》。他甚至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上画了一颗枪弹，写着“算账的日子近了”。
沈从文完全绝望，在给在上海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写道：“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飞。城，三数日可下，根据以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在巨大的压力下，沈从文一度自杀。被抢救出院后，沈从文的健康状况并不见好。一天，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学生难过地说：“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有不少我的老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到现在都不让他们和我见面。”
1949年6月，丁玲和何其芳倒是都看望了沈从文，但他们能说什么呢？7月2日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像沈从文这样驰名文坛二十余年的多产作家居然不是代表。老友巴金、李健吾、靳以都是代表，从上海来北京开会。巴金回忆说，“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然而文艺界似乎忘记了他。”北大中文系更绝，把他教了一二十年的文学和写作课从课程表中取消了。后来，他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具体工作是管理文物，抄写目录和标签。
沈从文就这样离开了北大。
1953年沈从文被安排当上全国政协委员。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不过由于沈从文已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是以美术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沈从文时还表示希望他再写小说。然而，此时沈从文很冷静，他清楚高级领导人的话与下面具体政策的执行往往并不完全一致。果然，就在这一年，曾出过多种沈从文作品的上海开明书店，告诉沈从文：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印行或尚未印行的纸型或原稿，已全部代为销毁。巧合的是，随后台湾也公布一道法令，明言沈从文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毁外，还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沈从文就这样彻底离开了文坛。
1981年，沈从文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出版，引起了很大轰动。此后，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作品的评价也越来越高。长期被冷落的沈从文重新热络起来。但一位钟爱他的学者不无悲愤地说：“想想从文先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五、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发起推荐沈从文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钟开莱教授，美国另一位著名汉学家金介甫先生也是重要的推荐人。1999年8月，金介甫先生在写给中国学者余凤高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至于沈从文和诺贝尔奖，就是钟教授先‘动员’美国的作家和一些瑞典人推荐沈从文。”
钟开莱，浙江杭州人，1917年生于上海。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之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助教。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五十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塞纳克斯大学，六十年代以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荣休教授。钟开莱是世界著名概率学家，著有十余部专著。他与沈从文相识当在1938年11月西南联大正式开学之后。当时沈从文在中文系先后开设《现代文学》、《各体文习作》等课程。他的课选修的人很多，一间大教室经常座无虚席，并常有外系学生来旁听。其中就有数学系的“沈从文迷”钟开莱。不过钟开莱可不“迷信”。有一天，沈从文一天与钟开莱会面，钟开莱指正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掷爻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阳爻、顺爻：开释；阴爻：杀头。），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阳爻一，顺爻二：一阴一阳与一阳一阴；阴爻一）。”要知道，钟开莱比沈从文小十五岁，又是学生兼“沈迷”，但眼里还是不容沙子，竟毫不客气地用概率知识纠正自己喜欢的著名作家的疏漏。
沈老若知当年那个钟开莱如今还记得沈从文，并且认为沈从文应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大为意外。要知道，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就被中国文坛放逐了啊！
金介甫在信中一开始谈到自己推荐沈从文的尴尬，“以前，我不好意思组织人写信，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影响瑞典学院，而且我以为如果我推荐沈老，别人会以为这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因为我正在写一本沈从文传……最后，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第三种人’，所以我以钟教授的心意开始自己的推荐沈老的工作。1981年末，我写信给欧美一些汉学家，请他们都写推荐信：夏志清（哥伦比亚大学）、许芥昱（在旧金山的加州州立大学）、德国的马汉茂（在Bochum的Ruhr大学）。1982年1月20日我寄一封信给瑞典学院院长：我自己的正式推荐信；一个沈从文小传（3页）；夏、许、马的推荐信；沈从文著作的一些英译本。1981年我也曾写信给法国汉学家RoberRuhlmann和马悦然。”
但是，那一年沈从文先生并没有获得这一奖项。1982年10月，金介甫先生收到了瑞典文学院的一封印刷的信，在信中，他们请金介甫先生“正式地”提名“一个人”为1983年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之后，金先生又连续写了两次推荐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信件和相关资料。
1987年，沈从文被几个地区的汉学家和文学专家提名为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经过激烈的角逐，沈从文最后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的五人决选名单。但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俄裔美籍作家布罗茨基。
也许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注定要授予被放逐者。
沈从文与布罗茨基有许多共同点：出身于军人家庭；学历都不高--沈从文顶多算小学毕业，布罗茨基只读到八年级；均在社会底层生活和工作过，屡遭磨难；作为文学青年，在困难无助时均得到过名师的指点，前者是郁达夫，后者是阿赫玛托娃；均靠个人奋斗，自学成才，走上了文学之路，并成为文学大师、大学教授和学者；均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区别仅在于前者是被逐出文坛，后者是被驱逐出国。
不过相比于布罗茨基，沈从文当年最缺少的便是在西方的知名度。虽然沈从文是享誉国内的高产作家，但是建国之后的长期埋没，导致沈从文的作品在国外影响不大，毕竟他的大多数作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被陆续翻译出来。布罗茨基则受益于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他的炒作，使其名声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这为布罗茨基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同时，布罗茨基还有另一大优势便是俄英双语写作，这个有利于他的作品容易被西方读者直接阅读。对沈从文而言，原汁原味、散文诗般的中国汉语是他的一大特点，哪怕是被翻译得再好，相比原著也会大打折扣。
1988年，沈从文再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一次，沈从文的优势相比上一次更大了。毕竟，每过一段时间，沈从文便会征服一大批读者，便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去。沈从文绝对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一切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偏偏在这一刻，造化弄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沈从文于这一年的5月10日与世长辞。
马悦然最初是从台湾作家龙应台那里得到的消息。听闻沈从文逝世，他的心里既难过，也着急。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想确认沈从文的死讯，可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知道沈从文这个人。于是他又找到《人民日报》驻瑞典的记者。记者跟北京联系上以后，告诉他：沈从文确实逝世了。
沈从文的逝世，再一次使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沈从文作品的另一位译者、原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中也说道：“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前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在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黄永玉的手迹，代表着凤凰人对沈从文的温情。让人感慨系之、不胜唏嘘的是：沈从文以“一个士兵”的身份离开故土，以一位文学大师的称号立足文坛，以一个文物研究专家的称呼结束一生，最后以一抔骨灰的形式回到故乡凤凰城。
一、传奇人生
在湖南省西南毗邻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名叫凤凰县，旧称镇筸。凤凰县总面积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三十七万，是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这里春秋战国时属楚地，秦时属黔中郡，唐代设渭阳县，元、明时设五寨长官司，清代设厅、镇、道、府，成为湘西军事政治中心。这里与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猛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毗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间的必经之路。这里山水相依，触目皆翠，细雨薄雾，古墙相绕。青石板铺就的一条条小路交错纵横，当地人用厚实的脚板将青石板打磨得细润发亮。与凤凰外貌类似的小城在湘西有许多，可是唯独凤凰成为了许多人魂牵梦萦的所在，甚至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凤凰县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城内的古代城楼、明清宅院风采依然，栩栩如生的双龙山巍然镇守，汩汩欢歌的沱江水不息流淌。
凤凰地灵人杰，名士良将，人才辈出。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理的“湖南神童”熊希龄、美术大师黄永玉、文学巨匠沈从文等人，皆为凤凰人士。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2月28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一个军人家庭，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排行第四，在男孩中排行第二。
沈家原住凤凰城外东北数十里的黄罗寨。据说其先人为宋代充军到湘西的囚犯，至沈从文的祖辈，已历数百载。曾祖父沈歧山，因贫困于1850年携家眷从贵州铜仁迁到凤凰黄罗寨（今林峰乡）中寨村。另据沈家长辈讲述，曾祖父原是浙江嘉兴人，因战乱做小生意逃难到湘西，娶了贵州苗家姑娘为妻，生有宏富、宏芳二子。因曾祖父、母早亡，两个孩子由他们的苗族舅舅抚养。祖父沈宏富，十六岁从军，因作战勇敢获得提升，为清代湘军青年将领之一，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因早逝无子，祖母作主，替中寨乡下的叔祖父沈宏芳娶了苗族女子张氏，所生次子过继给祖母，这位过继儿子即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沈宗嗣曾是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1900年，因抗击八国联军，罗荣光殉国，沈宗嗣于北京失陷后回到家乡。母亲黄素英为本地贡生黄河清之女，是土家族。
沈从文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十岁那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北上刺杀袁世凯未果，虽然没有被抓获，但是这件事却直接导致了沈家的败落。
十三岁那年，沈从文从私塾转到开办才一年的县城内第二初级小学。这里比私塾自由多了，不必整天背经书，也不随便打学生，星期天还放一天假。可是，沈从文的心还是留存野外收不回来，上课不过是装样子。半年后，又换到城外文昌阁小学，随后不久就升入高小。
十五岁那年（1917），旧历七月十六日，刚刚高小毕业的沈从文丢下喜爱的蛐蛐，结束了顽童的日子，穿上“又长又大的灰宁绸军服，背着一个包袱，在全家人泪盈盈的眼光下，跨出家门，跟随部队去闯荡江湖了”。“部队”的番号是“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地是辰州（今沅陵）。由于他年纪小，又是个“知识分子”，不久即升任上士司书。
这支部队在怀化的“清乡”，实乃诬良为匪，敲诈勒索，残杀无辜，声誉极坏。1918年冬，这支队伍与第二军其他部队一道以“援川”名义去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幼，与二十来个老弱病残的长官、士兵留守辰州，办些后勤杂事。1920年春节过后，辰州留守处得到确切消息，部队已在鄂西被消灭。于是，沈从文便领了三个月的饷钱作为遣散费回家了。
沈从文回到凤凰老家已是几个月后。家中境况并不见好，沈从文还得另谋出路。于是这年冬天，他背个小包袱，用生棕衣毛松松地包裹上两只脚，踏着雪跟着教中学的舅母的轿子，走了四天到达芷江。不久，就在当警察所长的三舅黄巨川那儿当个小小的办事员。每天工作是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和傍晚与一巡官到牢中去点检犯人，并针对不同程度的“罪状”，上镣或套枷，甚至系上横梁铁环。此后不久，警察局又从地方财产保管处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税工作，沈从文又兼管收税这项工作，每月薪水一千二百文。
当时，芷江每天要宰杀数十头猪、牛，当时每天猪征税六百四十文，牛征税二千文。为防止宰杀猪、牛漏税，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常常要跑遍索子街的每一个屠宰摊点。由于从事征税工作要与各式人物交往，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是那些屠户。
次年1月，沈从文母亲卖掉凤凰中营街老屋，带着九妹和卖屋余款三千元来到芷江，同儿子生活在一起。
芷江青云街二号有一座三进的旧式宅院。这就是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的公馆。熊希龄在京做官，家务交由七老爷夫妇主持。七老爷是当地绅士领袖，又是沈从文的姨父。因此熊公馆也成了沈从文经常逗留之地。舅父和姨父都爱作诗，而沈从文能写一笔好字，遂经常替他们抄诗。
在熊公馆沈从文得到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发现客厅楼上有两大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林（纾）译《说部丛书》。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寂静大院中的花架边、台阶上看完了狄更斯的小说《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块肉余生述》等。沈从文日后就以这几十本林译小说作桥梁，走上文学道路。不过，当时他还想不到这一点，他正陷入“初恋”。
十八岁那年，沈从文发现因为这次懵懂的“初恋”，母亲交给自己掌管的卖房钱被骗了一千块。事发后，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他将写给母亲的信，连同在钱庄存款的票证，一起留在家里，用一张包袱，胡乱裹起一些换洗衣物，然后搭上一条开往常德方向的船，瞒着母亲和熟人，悄悄地离开了芷江。沈从文一路辗转，从川东又回到保靖，被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以这份特殊方式，沈从文奠定了自己历史、文学、艺术的根基。学问渐长的日子里，沈从文开始审视自己所在的半军半匪的部队和个人的出路，深觉前途无望，决定外出读书。
二、“北漂”登文坛
沈从文离开保靖，一路辗转到达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梁漱溟、辜鸿铭等来校授课。沈从文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各方面的知识。
尽管有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
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斋”里，开始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晨报副刊》总编孙伏园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
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坚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该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北大的学术空气自由，但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沈从文的生活却大成问题。幸好，因为在农业大学读书的表弟黄村生的关系，他认识不少农大的朋友，其中多为湖南同乡。他们每月有公费，农场又有蔬菜瓜果，所以能在宿舍里自办伙食，生活中充满家庭气氛。于是，沈从文经常成为这里的不速之客，留下住个三五日甚至十天半个月也是常事。当然，沈从文更多的还是待在小公寓里，整天价为应付肚皮发愁。沈从文曾把这段的“学习”归纳为：“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与适应力。”最困难的时候，他竟萌发起重新吃粮当兵的念头。有一回，沈从文居然撑着一双饿得发昏的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几个同样面黄肌瘦的“吃粮人”跟着招兵旗在天桥转了几圈。但真到要点名填志愿书发饭费时，才猛记起姐夫田真一叮嘱的话，“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11月13日，下起了大雪。“窄而霉小斋”里，沈从文只穿了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在写作。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三十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
沈从文吃惊之余，才想起自己前些天曾给大名鼎鼎的作家郁达夫写过一封信。但这信与其说是求援，不如说是倾诉，只想把他的苦水一吐为快，哪里会想到郁达夫竟会冒雪前来呢？
当时郁达夫在北大教授统计学课程，但在无数年轻人眼里，他无疑是文坛领袖之一。郁达夫本人也有过困窘的学生时代，因此非常能够体会沈从文的境遇。他和蔼地与沈从文交谈，看他身体单薄，衣衫破旧，便解下自己的淡灰色羊毛围巾为他系上，并热情地请他吃饭，并将会账找回的3块多钱留给他。两人道别之际，郁达夫还殷殷叮嘱：“好好写下去……”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好好写下去”，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了沈从文莫大的力量。
1925年的5月份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沈从文结识了另一位北大名人。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沈从文乘坐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倾诉自己窘迫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
一天，一位朋友拿来一张5月4日的《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来找沈从文，说有人在报纸上评论他的散文。这是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大学与学生》。其中引了一段沈从文发表于3月9日《晨报副刊》的散文《遥夜》并说：“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唯刚”哪里会想到，“芸芸君”读了这篇文章心中会愈发悲苦呢？5月20日，沈从文写的《致唯刚先生》发表于《晨报副刊》，说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大学生，而不过是一个为生计所苦的流浪者，“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当时写这篇小文，或许只为一吐苦衷，他恐怕没有想到，这因此会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唯刚”非等闲之辈，而是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林宰平先生。后来林先生托人找到沈从文，请他到自己家里谈天，并深为他的才华及求索精神所打动。为了使沈从文有个安身之处，林先生请梁启超帮忙，把沈引荐给熊希龄，从而谋到一个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员的差事，每月工资二十元。后来，熊希龄还曾送沈从文到北大图书馆，向袁同礼教授学习编目学和文献学。这是后话。林宰平先生还一再向徐志摩、陈西滢等人称许并推荐沈从文。这样，沈从文又陆续结识了闻一多、丁西林、吴宓、胡适、凌叔华、叶公超、杨振声、朱光潜、林徽因等人，进入了一个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他的文学才华得到展示的机会，他的作品也开始较多地在刊物上发表。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靠名人“提携”得来。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迟早会脱颖而出的；但毋庸讳言，当时的许多刊物都有“同仁”性质，沈从文进入文坛多少得益于此。
1929年，沈从文因徐志摩的引荐到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里面还有一些并不打算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有不少人已经读过沈从文的小说，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想像着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像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后来成为沈从文的夫人。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
这十分钟，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全倒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很快就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去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第二年夏天，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四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二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随沈从文来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而和她一起共事编中文书目的，就有后来成为“四人帮”之首的江青。那时她叫李云鹤，才十七岁。
江青到山东大学要比沈从文早一点。她日后回忆说：“1931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的省实验剧院院长，当时出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山东大学。”对于此前的生活，江青毫不讳言地说她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穿得破旧，穷。但这个从诸城乡下走出来的女孩子改变命运的愿望极其强烈。她喜欢演戏，喜欢抛头露面。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每月只有三十块工资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的月薪是四百元），工作之余她就到处旁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曾向戏剧家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是她的处女作；当然最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小说。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维特克回忆时不无夸张地说：“我的小说全班第一。”而当时教她小说的正是沈从文。
1933年7月，杨振声因不愿与山东省当局周旋而辞去山东大学校长职务，回到北平接受教育部委托，编中小学教科书。沈从文与与杨振声共进退，也辞去教职，于8月份重返离别五年之久的北平。沈从文和张兆和到北平后，就暂住在杨家。作杨振声助手的除了沈从文，还有朱自清。他们认真负责地从小学生读物编起，每月只领一点薪水，不另拿稿酬。他们的目的是在华北乃至全国面临危亡的关头，通过编选读物，给广大青少年注入一点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气。直到北平沦陷，他们在这里坚持了四年。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张兆和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客人大都是沈从文大学和文艺界的同事或朋友。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小院落，一枣一槐，正房三间，有一厢--就是沈从文的书房兼客厅。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意思，是梁思成、林徽音送的。不久，巴金来北平，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从1934年元旦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至1934年4月23日结束。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三、《边城》：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说《边城》所写的故事很简单，就像小说开头的这段文字。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地方上的王团总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后来，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阅读沈从文的《边城》，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性美。这种力量使人对“爱”和“美”的人性更加珍惜，更加向往。在《边城》中，作者赋予他笔下的所有人以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
小说中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如入梦境，无不给人美的享受。
沈从文在《边城》描绘了一幅他童年记忆中的、理想世界中的美丽湘西地域风俗画。这幅风俗画是优美的、精致的、奇丽的，它蕴涵了湘西边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等，积淀着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湘楚文化。
《边城》中有一个质朴而又清新的世界，一个近乎“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他笔下的湘西是这样的：中秋节，青年男女用对歌的形式在月夜下倾吐爱意；端午节，家家锁门闭户，到河边、上吊角楼观赏龙舟竞赛，参加在河中捉鸭子的活动，“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鸭子的主人”；正月十五，舞龙、耍狮子、放烟火，“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小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这种氛围里生活的人们质朴而又善良，任何剑拔弩张在这里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划船比赛中，胜利的队伍可以得到一枚小银牌，在边城之外，总会有人计较谁会得到它，但是在边城人看来，银牌不拘缠到船上哪一个人的头上，都显出一船人合作努力的光荣。在边城，没有争名夺利。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施蛰存如是说。边城的人民是“一群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他们保持着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纯朴勤俭的古老民风。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沈先生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外桃源，创造的人物闪烁着人性中率真、美丽、虔诚的一面，边城的人民就是人性美的代表。
在《边城》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文章在写到掌管水码头的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而更让人称奇的那只小狗也格外显得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翠翠这一少女形象，是作者笔下优美人性的化身与极致，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借助语言塑造的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
翠翠母亲是老船夫的独生女，翠翠是她在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垌屯防军人唱歌唱熟后，秘密地背着忠厚的老船夫发生了暖昧关系所生下来的孩子。有了小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结婚不成。他们一个不愿违悖军人的责任而逃走，一个不愿意就此抛下孤独的父亲。而希望共同幸福生活却不大可能。经过一番考虑后，男的毅然下决心，首先服毒死去。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早离世。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留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了。
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而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翠翠长年在和暖的细风中吹着，在柔软的太阳中晒着，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是青山绿水，一双大眼睛清亮如水晶。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
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垌城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地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垌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能领会歌声的缠绵处。睡梦中，她的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摘虎耳草。可是，当二少爷把船老大的酒葫芦送来时，翠翠被他望着，翠翠有点不好意思，溪边有人喊过渡，翠翠却借故走开了。随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她热切地希望着幸福，盼望着爱情的来临，但是当爱情悄然来临时，她又似一只受惊的小兔，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作品中，翠翠对二少爷的爱情是在无言中默默相许。大少爷请媒人到老船夫家做媒，老船夫让翠翠自己作决定，“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也依然得不到结果”。对大少爷，翠翠是无言的拒绝，而对二少爷呢，则是无言地相许。翠翠的美，不需要说话，一切都在她的行动细节、微妙心理的表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这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这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互相亲善着、扶持着；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也绝非是奸邪之徒所致。
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边城》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人类的爱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因此，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文学艺术的美的享受，更有着对我们心灵人性的滋养与疗补。
《边城》在《国闻周报》刊完最后一节的第二天，沈从文根据当时文坛时尚，预感到这部小说将会招致“逃避现实”、“没有思想”、“落伍”之类的批评。所以，他为《边城》写题记时，就先声明，“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过去一百年里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若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毕竟《呐喊》属于短篇小说集。如今，《边城》早已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可以说，《边城》已经成为外国人打开中国文学这扇大门的钥匙，更重要的，是《边城》经受了历史的淘汰。
四、被迫离开文坛
1946年夏天，沈从文一家离开了云南。之后，沈从文回到北平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时他的工作较忙，除授课外，还担任四家大报--即《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这几个报刊影响很大，也成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的阵地。例如，原来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后来“九叶派”的主要成员）等，就经常在这里发表诗歌作品。
但随着内战的爆发，文化思想领域内的硝烟也随之而起，枪弹最终落在了沈从文头上。
1947年因为一篇回忆熊希龄的文章，沈从文被指认为是延续“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其实，就算没有这篇文章，沈从文这几年来关于政治、时局的许多文章已经引起“左翼文坛”的“严重注意和尖锐批评”。1948年春，原国统区一批左翼文化人聚集香港，待机投奔解放区。他们以《大众文艺丛刊》为阵地，对许多他们认为不利于革命发展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展开批判。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沈从文首当其冲，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郭沫若断然指出：“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当时郭沫若文章的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1948年年底，北平成了真正的“围城”。虽然沈从文对未来有种不祥的预感，但他对那个形将崩溃的政权也无好感，对它“撤离大陆，退守孤岛”的前途更无信心。他与朱光潜及常来家串门的杨振声三人商定，坚守北平，哪儿也不去。因此，当老熟人、北大教务长陈雪屏亲自拿了飞机票动员沈从文携带家属乘飞机直飞台湾时，他毅然谢绝。然而，这时北大“民主墙”贴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有一份壁报，甚至用大字全文抄录了郭沫若那篇要沈从文命的《斥反动文艺》。他甚至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上画了一颗枪弹，写着“算账的日子近了”。
沈从文完全绝望，在给在上海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写道：“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飞。城，三数日可下，根据以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在巨大的压力下，沈从文一度自杀。被抢救出院后，沈从文的健康状况并不见好。一天，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学生难过地说：“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有不少我的老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到现在都不让他们和我见面。”
1949年6月，丁玲和何其芳倒是都看望了沈从文，但他们能说什么呢？7月2日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像沈从文这样驰名文坛二十余年的多产作家居然不是代表。老友巴金、李健吾、靳以都是代表，从上海来北京开会。巴金回忆说，“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然而文艺界似乎忘记了他。”北大中文系更绝，把他教了一二十年的文学和写作课从课程表中取消了。后来，他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具体工作是管理文物，抄写目录和标签。
沈从文就这样离开了北大。
1953年沈从文被安排当上全国政协委员。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不过由于沈从文已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是以美术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沈从文时还表示希望他再写小说。然而，此时沈从文很冷静，他清楚高级领导人的话与下面具体政策的执行往往并不完全一致。果然，就在这一年，曾出过多种沈从文作品的上海开明书店，告诉沈从文：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印行或尚未印行的纸型或原稿，已全部代为销毁。巧合的是，随后台湾也公布一道法令，明言沈从文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毁外，还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沈从文就这样彻底离开了文坛。
1981年，沈从文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出版，引起了很大轰动。此后，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作品的评价也越来越高。长期被冷落的沈从文重新热络起来。但一位钟爱他的学者不无悲愤地说：“想想从文先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五、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发起推荐沈从文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钟开莱教授，美国另一位著名汉学家金介甫先生也是重要的推荐人。1999年8月，金介甫先生在写给中国学者余凤高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至于沈从文和诺贝尔奖，就是钟教授先‘动员’美国的作家和一些瑞典人推荐沈从文。”
钟开莱，浙江杭州人，1917年生于上海。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之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助教。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五十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塞纳克斯大学，六十年代以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荣休教授。钟开莱是世界著名概率学家，著有十余部专著。他与沈从文相识当在1938年11月西南联大正式开学之后。当时沈从文在中文系先后开设《现代文学》、《各体文习作》等课程。他的课选修的人很多，一间大教室经常座无虚席，并常有外系学生来旁听。其中就有数学系的“沈从文迷”钟开莱。不过钟开莱可不“迷信”。有一天，沈从文一天与钟开莱会面，钟开莱指正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掷爻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阳爻、顺爻：开释；阴爻：杀头。），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阳爻一，顺爻二：一阴一阳与一阳一阴；阴爻一）。”要知道，钟开莱比沈从文小十五岁，又是学生兼“沈迷”，但眼里还是不容沙子，竟毫不客气地用概率知识纠正自己喜欢的著名作家的疏漏。
沈老若知当年那个钟开莱如今还记得沈从文，并且认为沈从文应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大为意外。要知道，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就被中国文坛放逐了啊！
金介甫在信中一开始谈到自己推荐沈从文的尴尬，“以前，我不好意思组织人写信，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影响瑞典学院，而且我以为如果我推荐沈老，别人会以为这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因为我正在写一本沈从文传……最后，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第三种人’，所以我以钟教授的心意开始自己的推荐沈老的工作。1981年末，我写信给欧美一些汉学家，请他们都写推荐信：夏志清（哥伦比亚大学）、许芥昱（在旧金山的加州州立大学）、德国的马汉茂（在Bochum的Ruhr大学）。1982年1月20日我寄一封信给瑞典学院院长：我自己的正式推荐信；一个沈从文小传（3页）；夏、许、马的推荐信；沈从文著作的一些英译本。1981年我也曾写信给法国汉学家RoberRuhlmann和马悦然。”
但是，那一年沈从文先生并没有获得这一奖项。1982年10月，金介甫先生收到了瑞典文学院的一封印刷的信，在信中，他们请金介甫先生“正式地”提名“一个人”为1983年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之后，金先生又连续写了两次推荐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信件和相关资料。
1987年，沈从文被几个地区的汉学家和文学专家提名为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经过激烈的角逐，沈从文最后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的五人决选名单。但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俄裔美籍作家布罗茨基。
也许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注定要授予被放逐者。
沈从文与布罗茨基有许多共同点：出身于军人家庭；学历都不高--沈从文顶多算小学毕业，布罗茨基只读到八年级；均在社会底层生活和工作过，屡遭磨难；作为文学青年，在困难无助时均得到过名师的指点，前者是郁达夫，后者是阿赫玛托娃；均靠个人奋斗，自学成才，走上了文学之路，并成为文学大师、大学教授和学者；均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区别仅在于前者是被逐出文坛，后者是被驱逐出国。
不过相比于布罗茨基，沈从文当年最缺少的便是在西方的知名度。虽然沈从文是享誉国内的高产作家，但是建国之后的长期埋没，导致沈从文的作品在国外影响不大，毕竟他的大多数作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被陆续翻译出来。布罗茨基则受益于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他的炒作，使其名声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这为布罗茨基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同时，布罗茨基还有另一大优势便是俄英双语写作，这个有利于他的作品容易被西方读者直接阅读。对沈从文而言，原汁原味、散文诗般的中国汉语是他的一大特点，哪怕是被翻译得再好，相比原著也会大打折扣。
1988年，沈从文再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一次，沈从文的优势相比上一次更大了。毕竟，每过一段时间，沈从文便会征服一大批读者，便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去。沈从文绝对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一切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偏偏在这一刻，造化弄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沈从文于这一年的5月10日与世长辞。
马悦然最初是从台湾作家龙应台那里得到的消息。听闻沈从文逝世，他的心里既难过，也着急。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想确认沈从文的死讯，可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知道沈从文这个人。于是他又找到《人民日报》驻瑞典的记者。记者跟北京联系上以后，告诉他：沈从文确实逝世了。
沈从文的逝世，再一次使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沈从文作品的另一位译者、原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中也说道：“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