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胡适与国家认同
任剑涛
胡适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话题，就是他的国家认同问题。但对于胡适思想与行动而言，国家认同问题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在晚清中国发生国家形态的结构性转变之际，胡适面对的最令其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认同问题。在祖国与国家的辨析上、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差异体认上、在中国主权者的转变感受上，胡适都体会到国家认同的艰难困苦。中国一日不坐实在宪政民主的国家结构平台上，胡适就一日无法完全落定自己的国家认同对象。胡适终生处在紧张的“中国”辨认中，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是撕裂胡适的两种力量，也是让胡适在政权交替时期无法从容镇定地决定自己的国家认同，不得不选择软性流亡的导因。胡适的期待是，中国能够建成宪政民主的国家，从而让国人能够理性而自觉地认同文化与政治涵义相统一的“中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的分裂性国家认同困境。
一、国家转型与国家认同
胡适是在中国从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关头，表达自己的国家认同理念与择定自己的国家认同行为的。
从政治理论上讲，国家转型（transformation of state）有两个涵义：一是国家的功能化转型，二是国家的结构性转型。国家的功能化转型，存在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长期过程之中。只要一个国家需要强化自己的国家能力，它就务必对国家运行机制的缺失方面、软化要素，加以调适，进行补强。否则，国家就会失去其强大的体制能力，逐渐衰落，甚至是陷入紊乱。国家的结构化转型，出现在国家基本结构的建构时期，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是一个国家选择基本制度、搭建国家框架结构的事务。前者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规模、范围与职能的有效建设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立宪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如何着力国家的功能性优化工程，即将国家建设提高到如何令人兴奋的高度对待，不解决好整个国家的立宪民主制度的国家建构问题，一切有效的国家建设努力，都会逐渐丧失动力，陷入绩效衰变状态，最终落得国家失败、乃至于崩溃的悲壮结局。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显然既有国家的功能化转型问题，也有国家的结构性转化问题。但相比而言，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按照标准的政治思想辞典的解释是，“在政治语境中，‘认同’（identity）常被用作表示一种自我指认（自我认同），而不是指每一样东西与其自身所保持的对应关系。只有具有意识的生命体，或者以有意识的生命体作为成员的事物，如社会、国家、俱乐部和机构，才具有认同（identity）。当一个机构的成员不仅能够将这个机构与其他机构区分开来，而且能够以言辞、姿态、行动来传递这个机构的独有特质，从而使他们自己确信它应当存在，而且他们有理由属于它时，这个机构就具有了认同。因此，‘国家认同’的出现涉及到人们一种不断增强的意识--认为他们是自然地相互所属的，拥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命运归宿。”在公众对这一政治词汇的理解上，国家认同“是个政治概念。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因此国内外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也主要有两种范式：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和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
词典定义因为简明扼要的要求，总会忽略掉一个概念的复杂内涵。分析起来，国家认同这一词汇的英文构成前半部，既包含民族，又包含国家的意思；后半部的国家则包含本乡本土、政治民族或国族，以及政治国家的含义。基于此，有学者强调指出，国家认同包含非常复杂的内容，因此有必要给出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狭义的国家认同，指的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广义的国家认同指的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论者认为，国家认同“可以有三种不尽相同的意义：（1）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同一性，（2）一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那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活动，以及（3）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或甚至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这就将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大致全幅揭示出来。不过概括起来，江宜桦关于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也可以归之于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方面。而且在政治认同的界面上，他做了更为泛化的处理，将认同者对国家的期许都纳入其中了。这对于从一个人的思想构成上去讨论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概括起来讲，国家认同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对国家所怀抱的历史文化情感、政治认同心态。前者的客观性质较强，后者的主观色彩明显。但两者都是成员有意识判断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完全基于自然关联性的产物。
就国家认同的两个构成层面而言，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问题，需要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这样的“他者”的比较。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涉及到公民对国家的认知与态度问题。就后者言，国家认同具有两个指向，一是国家认同的民族文化指向，二是国家认同的政治结构指向。前者指向的是一个国家的故土认知、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和社会结构。后者指向的是国家的政治建构、政体形式和政治情形。就前者言，国家认同与一个人的故土眷恋相连；就后者论，国家认同与一个人的政治决断有关。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就国家认同的不同主体来讲，公众的社会心理与政治行为可以体现国家认同状态，典范个体的理性表述与行动取向能够呈现国家认同的特殊情形。对胡适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清理，就正是从后一方面着手的。至于国家认同的个体显现，主要由个体自认的国家归属感，生发出对于国家的忠诚感来展示。相反，如果个体对国家缺乏归属感，抑或个体对国家的领土范围、民族文化、传统习俗的归属感完全胜过他对国家权力的归属感，两者之间不能统一起来，并且存在割裂，那么个体对国家的忠诚感就会产生变化，甚至拒斥（即不忠诚）他难以具有归属感的那个国家。此时，故土感未变，政治决断已变，国家认同就处于一种无法落定的分裂与漂浮状态。在国家认同的政治决断上，也就会出现一个人所认同的理想国家与拒斥的现实国家之间的分离。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国家与政治国家两个本应统一的层面，便成为其分裂地表示认同的对象。
胡适生当中国国家转型最艰难困苦之际。他经历了现代中国两次失败的重大转型。晚清中国一直徘徊在从古典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进退失据境况中，中华民国也一直处在国家建构与战争灾难的相互拉扯之中。最后，晚清、民国都归于彻底失败国家之列，基本归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范畴。在第一次国家转型的关键时刻，胡适人在美国，态度较为含混，但已经展现出现代国家认同的姿态。在第二次国家转型出现的时候，胡适的国家认同理念已经完全成熟，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感到万分遗憾，对新生的政权是不是能够解决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促使国家从古典帝国转出，转进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有着深刻的质疑。国家转轨的有待成功，造成胡适难以安顿自己的国家认同。这也就注定胡适的国家认同论述和实际的政治选择具有强大的张力。
晚清中国的国家转型，主要有两个推动力量。一个源自国内政局方面。满族政权主宰的古典中国皇权体制需要转变为汉民族、或有待建构的中华民族（五族共和）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个源自国际政治博弈。西方列强侵入中国，驱使中国必须迅速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便应对日益紧张的国家间竞争局面，否则就会被已经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西方国家所鲸吞。就前者看，中国的国家转型主要涉及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后者论，中国的国家转型涉及到国家间关系的平等相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晚清国家转型，受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双重驱动，民族主义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汉族与满族在执掌国家权力上的去取。在早期，这样的去取与汉族对满族国家权力的取代为核心，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标志，因此具有种族主义的意涵。后来“五族共和”理念的凸显，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国家动员目标，促使民族主义担负起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功能。爱国主义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则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随着民族主义对种族主义的超越，在晚清接近民国的时期，针对西方列强侵略行为呈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成为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动力。这是因为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驱动力，已经由国内动力为主，转变到以抵御西方列强入侵为主。“五族共和”促使中国凸显了突破种族界限的政治民族概念，于是，如何建立起足以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的强大国家，就此成为国家认同的对象性设定。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景，美国学者M。H。亨特才指出，“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支配性的特征，一向是对于创造与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全神贯注的关注。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危机中，这一关注所达到的强大程度很可能被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视为痴迷”，正是因为如此，作者断言“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是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寻求国家认同过程之特殊性格的、更适合的概念。只不过这里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都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概念。
民国时期，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外压力更趋紧迫。辛亥革命以后，经过袁世凯短暂的帝制复辟，北洋军阀主导了1927年前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其间，立宪尝试一再归于失败，现代国家架构始终搭建不起来。国民党突破南方地域限制，接掌全国政权之后，由于秉持“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建国理念，因此大力推行政党通吃国家的政治建制。于是，中国的国家转型走上了一条歧路：民族国家只是中国国家建构的形式框架，政党国家才是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质结构。这种独占性极强的国家建制，必然会遭遇更为强势的政党国家对立者的撼动，难以赢得这些政治对手的国家认同不说，更无法有效促成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前者是由政治对垒关系注定的。后者是有国民对国家认同的自觉所造成的--对国民党的政党理念并不赞赏的国人，难以对其建立的政党国家具有归属感，政治忠诚也就会受到理想国家愿景与现实的政治国家状态两种力量的拉扯、甚至撕裂。从党争的前一视角看，国民党的政党国家理念算是相对弱势的政党国家理念，它完全无法与后起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进路相抗衡，这使得国民党的政党国家赢得的国家认同，受到来自国家内部建构另一种国家认同机制的力量的挑战。就拒绝认同政党国家的人士而言，它们在面对自己立定的理想国家认同目标时，对现实要求的国家认同，便会表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并且在择定符合其理想的国家认同之“他者”目标的基础上，拒绝对当下的国民党之政党国家奉献自己的国家忠诚感。
中国的国家转型构成国家认同的现实处境。在晚清中国国家转型进入剧烈转变状态之前，中国的国家认同大致是稳定和统一的。所谓稳定的国家认同，是由于国家具有稳定的人心秩序与政治秩序支持，因此能够赢得它的成员内心的归属感和行为的忠诚感。在清朝统治者成功引入汉族人建构起来的儒家式统治秩序的基础上，作为少数族群建立的国家，获得了多数族群的认同。清朝200余年稳定的统治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到晚清时期，人口占居多数的族群有了政治觉醒，不再满足于一种儒家式的被统治地位。加之完成民族国家转型的西方列强的侵入，显示出晚清完全无法抗衡的强大的国家竞争力。而晚清政府自身面对古典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形势时的族群自利和统治无能，激发了占居多数人口的族群的强烈不满。这个时候，曾经将文化与政治认同高度统一起来的古典国家认同模式，不再能够维持它的既定效用。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上基本保持了中华文化的认同惯性的话，对晚清政府象征的中国的国家认同，已经出现日益严重的认同危机。由国家政治认同危机引发的国家认同全面危机，以强大的力量推动国家认同的重建：国家认同的儒家价值整合功能急遽衰变，皇帝之作为国家认同的权威符号之感召力明显下降，皇权专制的政体日益丧失整合国家秩序的能力。晚清国家认同不再能够维持以一族一姓之私冒充国家大公的认同定势。国家这些政治能力的缺失，造成国家认同资源的急剧流失。一个处在政治认同危机状态的国家，不可能长期依靠文化认同维持国家命脉。假如国家的政治认同不能够成功重建，国家的文化认同势必受到威胁。结果造成国家认同的总体危机。晚清的国家认同，就正是处在这样的总体危机中。国家转型成为重建国家认同的推手。而国家认同的重建，需要国家从帝制中国转出，转进现代的民族国家。借此，在国家的现代转型中，将摇摇欲坠的国家之文化认同稳固下来，并弥合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裂缝，重新建立起“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到民国阶段，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是建成了。但是，国家的实质结构还是没有让国民广泛认同的公共特质。因为，国家仍然处在以一党之私冒充国家大公的政治僵局中。执掌国家公器的政党，仍然将国家视为一党独自掌权的私器。为数众多的党外公众，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对国家还缺乏归属感和忠诚感。必须超越私人化的“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才能真正坐实国人的国家认同之国家公共基础，真正使国家的所有成员能够心生国家归属感和忠诚感。
中国的国家转型受到各种因素的牵扯，因此，转型中存在的牵扯因素也就会制约人们国家认同的态势。所谓古今中西分别从四个维度塑造着现代中国，也就从四个角度影响人们的认同：晚清的帝制中国，民国的政党国家，是古今交汇中凸显的、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对象。苏联的政党国家，美国的立宪民主国家，是中西冲突中呈现的、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典范。除开中西古今的政治型构，中间有混杂着中西古今的不同文化因素，对胡适国家认同决断发挥着影响。新旧文化的交错作用，是胡适在国家转型的政治处境中，不得不应对的国家认同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外来文化承接问题。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同处在急遽的转变之中，尘埃尚未落定，现代中国没有成型，一切都还在形成之中。胡适就正是在国家结构性转型的处境中，在四者中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理念与行动的。而他需要聚精会神处理的国家认同问题，就是国家从古典帝制中国的文化至上主义的忠诚，如何成功转进到既保持对中国的文化忠诚，同时保有对现代中国的政治忠诚问题。这是困扰胡适，也是困扰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只不过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毋需进行沉潜反思。而胡适不仅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更需要在理性思考中解释这一点。自然这也就注定了胡适对国家认同问题的阐释，不可能是纯粹理论的沉思，而是与自己实际的国家认同抉择行为关联起来陈述相关的理论见解。这是一种实践化的国家认同建构。
二、上海经历：萌发国家认同的驱动力
对于胡适而言，少年时节生活世界的变化，是他初步建立自己国家认同理念，确立自己国家认同行动的经验基础。胡适本来生活在帝制中国典型的乡村生活环境中，传统中国“文化至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古典国家认同定势，对胡适有着文化惯性意义上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谓文化至上主义的古典国家认同，指的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国家认同方式。这一认同方式，对于政治权力（主权）、族群归属并不是太在意。认同的关键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准则。“华优夷劣”，“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对于国家应取的政治认同，变而为非政治化的文化认同。
众所周知，胡适出生在一个官阶不高的家庭。但少儿时代还算是家境宽裕，生活无忧。父亲去世以后，这样的生活状态一段时间没有发生改变。但胡适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人生观，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母亲“慈母兼任严父”的角色，一方面使胡适得到人格训练，另一方面在教育上获得了他那个年代罕见的系统受教机会。这对后来胡适的知识与情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就前一方面而言，胡适自述到，“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后来提倡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命题，在这里依稀发源。就后一方面来看，胡适从小在父亲、母亲的训练下，念书识字。知识上的训练从未放松，传统的文史哲底子较为深厚。后来母亲坚持送胡适到上海接受现代教育，促成胡适兼通中西的知识传承与创造的进路。这对胡适成为中西融合基点上的、中国现代知识的重要传播者与创制者，发挥了关键作用。犹如胡适自述的，他去上海的时候，“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但正是这三点，奠定了他做人做事的基调。
1904年，胡适到上海念书。这对胡适来说，是人生第一次重大的转折。一个乡村小孩进入中西文化融汇的大城市，初次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冲突，体认了国家结构化转型关键时刻的种种世相，萌生了国家认同的内在判准和“他者”辨认的意识，开始确立关乎国家认同的、古今中西的辨识涵项。学校课堂教育的内容自然对胡适发生了长期影响。但国家处境与国际局势，对胡适的国家认同开始发挥启蒙的作用，促使胡适走出“文化至上主义”的古典国家认同定势。在学校教育中，胡适被引导思考“原日本之所由强”这样的问题，这对他以“他者”经验进入国家认同的思索，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社会与国家事务上，胡适一到上海，就被国内事务的时评与日俄战争吸引了注意力。这无疑从内外两个向度上引导胡适思考国家问题。阅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让胡适不仅接受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当头棒喝，而且让他把自己的名字胡洪骍都改成了“胡适”。而阅读梁启超，让胡适不仅认识到中国学术思想的丰富多彩，更具有冲击力的是，胡适意识到中国民族缺少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需要采取像梁启超那样的态度，承认“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少年胡适接触并接受的这些观念，多少可以见到后来他申述的国家认同理念的影子。他说，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此中蕴含的胡适后来确立的国家认同倾向，尤其值得重视。如果说此时的胡适还仅仅是一个学生，尚不能独立地创发其因应国家转型的国家认同理念，但其现代取向的国家认同意识已经明确无误地萌发出来。
后来在中国（新）公学的学习与工作，不仅让胡适立定了青年时期的国家认同理念，而且上升到自主判断和理性确立国家认同观念的程度。这中间不仅有中国国家处境催生胡适的现代国家认同的因素，也有胡适参加竞业学会、编辑《竞业旬报》、撰写时事评论以自主探究国家问题的动因。中国新公学一段时间实施的“共和制度”，也对胡适此后的政治行为偏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首先，胡适对中外新闻的概述，促使他关注国内重要事务与国际重大事件。虽说在概述国内外新闻的时候，中间携带的胡适国家认同理念不多，但是却塑造了胡适观察有关问题的世界视野：对中国时政的关注，让胡适对权力当局的行为当否、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态度、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一个即时的了解；对国外事务的留意，使胡适保持了一种以“他者”状态观察自我处境的兴趣与维度。这对胡适走出乡村，形成“国家”认知，有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胡适对“中国人”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他在一篇谈论中国人的文章中，一方面对身处上海的中国人所表现的开通与文明加以肯定，但同时却对身穿绫罗绸缎的上海人冷漠对待“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表示愤慨。在这篇文章中，展现了胡适对总体意义上与区域意义上的中国人分和关系的把握，体现了他对国人贫富分化、富不济贫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内涵着一个国家内部的人们应当相互关爱的整体国家意识。
再次，胡适对于中国政府的国家行动正当与否着手评价，其中隐含着他认同还是拒斥国家的思维倾向。在论及晚清政府虑及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美国军舰访问中国，清政府官员大送金银礼牌给美军官兵的时候，胡适指出清政府的行为不当，应当将退还的赔款派发给受害各省。在他眼里，“糊涂政府”既不肯将退还款项返还各省，也不愿赈灾纾困，在“国民”与“政府”之间如何能够建立信任。这些议论，表现出胡适在国家认同理念上对国家一方的严格要求，对民众一方倾注的同情。
复次，胡适明确表示，他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新民与建国。新民，是为了建立一个移风易俗的新社会，一个人人爱国的新国家。“我们这个报，本来是想对于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把那从前种种无益的举动，什么拜佛哪！求神哪！缠足哪！还有种种的迷信，都一概改去，从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我们这个报的目的，是要使全国的人，个个尽明白事理，个个尽痛改从前恶俗，个个都晓得爱我们的祖国”。胡适不仅要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而且还要帮助全国民众确立其国家认同。
不过，上海时期的胡适，并没有完全确立起适应转型中国的国家认同理念。也即是说，他还处在一种大致从文化习俗上改造中国的理念的阶段，他从政治的角度确认自己是否认同国家的立场，还没有建立起来。胡适的国家认同，总体上讲，还处在文化至上主义的古典国家认同惯性中。在其中，他对文化中国的认同、社会中国的认同、政治中国的认同，仍然借助家国同构的古典国家形态和儒家理念来维系。他写过一篇题为“爱国”的文章，体现出他这一主张的特点。“我想天下的人，大概总是没有知道自己和国家的关系，所以不晓得爱国，其实国和家原是一般的。第一，我们生长在这家，便爱这一家，难道我们生长在这一国，不晓得爱这一国么？第二，我们的父母，生我育我，我们的兄弟，爱我助我，我所以爱他们。难道我们祖国保护我，教育我，我们倒可以忘记了他吗？倒可以不爱他吗？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在此基础上，胡适阐述了这样的爱国所具有的“好处”。“爱国有什么好处呢？列位要晓得，一家之中，人人能爱家，能保这一家的名誉，这一家自然昌盛，一家之人都可以过那最好过的日子。一国之中，人人都晓得爱国，这一国自然强大，一国的人，人人不受人欺，人人都受人恭敬。你看那英国人、德国人，谁敢惹他一惹，碰他一碰，因为他们个个都晓得他们自己的祖国，他祖国强了，便人人都可以吐气扬眉了。你再看看我们中国人，到处都受人欺侮，到处给人家瞧不起。唉！这都是因为我们国民不爱国的结果了。这便是人人爱国的好处。”
基于这种质朴的爱国主义，胡适诚恳呼吁国人重视家族的历史，编撰族谱；进而重视国家的光荣史、名誉感。如此，晚清危急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地解决。“中国现在到了这步地位，要灭了，要亡了，我还在说这些安安逸逸的话儿，说什么保存祖国名誉，加添祖国名誉，我难道真个在这里做梦吗！其实我们中国的人，如果个个都能把‘爱国’二字做了自己本分内的事，人人晓得保存祖国的名誉，人人要想加添祖国的名誉，要是我们中国同胞果然如此，哈哈！不是我兄弟吹牛皮，我们中国断断不亡了，不灭了，名誉也保存了，也加添了。列位，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如果胡适仅仅在这种似乎无条件的爱国主义情怀中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人们就可以怀疑，胡适后来无从确立国家认同的政治判准。胡适在另一篇题为“独立”的文章中，强调了人人爱国的方式问题，从而为他的爱国主义的国家认同，灌注了现代因素。他大力抨击中国人依赖别人的思想，力主中国人以独立精神践行人生义务和爱国责任。“先讲自己一个人，便要自己吃自己的饭，再讲一家，便要自创起一个新家来，不可倚靠祖宗，不可依靠产业。再讲一国，便要自己担一份责任，努力造一个新国家，不要观望不前，不要你我推诿，不要靠天，不要靠人。到了那时候，一身好了，一家茂盛了，连那祖国都好了。因为一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列位不要说独立是一件难事，古语道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列位，来来来，独立，独立，祖国独立，祖国万岁。”
青少年胡适的国家认同，还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拉锯。这一时期胡适的国家认同，仍然像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混淆了家庭与国家的界限，这里有一种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痕迹。不是说这样的国家认同不具有促使国家凝聚与强盛的力量，而是在国家转型的时候，这样的认同定势，已经不足以维持国人的国家归属感与政治忠诚感。原因很简单，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化发展状态中，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因为缺少“他者”的优劣比较，没有竞争对手，能够具备一种自足性，相应也就能够具备感召国人甚至征服者的强大力量。但在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在国家实力大大弱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竞争性的国家认同，必须以强大国家为必要条件。这个时候，国家认同就必须在文化驱动力之外，获得政治经济的驱动力。胡适在上海期间，对国家转型的体认，处在古今中西的交错体验中。胡适国家认同的落点，只能在传统意义上添加现代性因素。此时的他，还无法清楚地区分祖国与国家的结构性差异。对前者之作为一个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后者之作为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学概念，以及两者对现代国家认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还无法清晰加以辨认。在国家认同坐实于“祖国”的基点上时，人们认同的国家，不是一个政治意义的对象，而是一个乡土文化（country）与族群归属（nation）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现代性特质还处在朦胧展现的状态。它需要国家的政治认同（state）来凸显国家认同的现代性特质。因此，胡适还不得不在热情万丈的爱国热情支持下，承继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传统。只不过中国被内外张力所拉扯的现实处境，使胡适直觉到无条件的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正面临有条件的政治性国家认同的挑战，如何在保持自己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从而超越分裂性国家认同的现状，实现对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认同的吻合，成为纠缠胡适一生的重大问题。
三、从外部辨认国家认同：留学与使美的体认
综观胡适一生，他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受到双重动力的驱动：一是在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对国家认同的内在体认，二是在国外生活时从外部对自己所欲认同的国家的辨认。两相比较，来自外部的“他者”体认，提供给胡适国家认同的现代政治理念与行动指南，而来自国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提供给胡适现实的国家认同依据。两相扣合，构成胡适的国家认同理念与行为。但如果将两者对胡适确立国家认同的影响力加以区分，那么可以说，胡适面对中国国家结构性转型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认同，精神动力主要来自对“他者”的观察与分析。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与分析，他才能够相比于他的同时代人相对准确地发现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他者”典范。毕竟，在中国国内的生活经验，虽然是现实的困窘感受推动他重建国家认同，但传统的力量还是过大，不足以促使胡适挣脱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国家认同观的约束。只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才让胡适有了一个观察和分析中国既定的国家认同模式的优长之处与缺失所在的机会，也才让他有了一个建立中国现代国家认同方式的契机。
胡适确定现代国家认同的“他者”典范，与他在美国的长期生活具有直接的关系。终其一生，胡适在美国生活了26年多，这几乎占了他成人以后生命历程的一半。胡适在美国的生活，长短相间，有多个时段。但对他确立自己的现代中国国家认同而言，留学与使美两段经历，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用。
1910年，胡适经过庚款留美考试，获得了留学美国的资格。他先是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本科学位。在展开研究生学程后，因为不太如意，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直到1917年胡适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这段经历，恰好与胡适极力寻求现代国家认同的人生需要相吻合，因此对胡适来说，具有通贯一生的决定性影响。如果说他的求学经历、友朋交际、社团生活等等对他的相关理念发生了日积月累的拿捏作用的话，那么他对现代政治理念的接受与消化，就成为他确立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理念的精神动力。
留学美国时期，胡适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和美国政治的共同关注，成为他逐渐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两种助推因素。就中国国内政治而言，这一时期，胡适错过了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复辟。但他对这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国家认同意涵，却有明确的论述。辛亥革命作别了帝制，中国在形式上建立起了现代的共和政体，从而提供了胡适建立现代国家认同的政体条件。他是为辛亥革命欢呼雀跃的。“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胡适的晚清中国之缺乏归属感的问题，似乎在新生的中华民国那里得到了补全。他完全站在为新生共和国辩护的立场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声誉。这是胡适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的标志性事件。
在洪宪帝制复辟的时候，胡适明确表示反对，并且尽力分辨国家认同中的国家与政府两种机制的不同，从而将中国人现代国家认同往理论的深层次上推进了一步。一方面，胡适认为政体选择并不等于建构现代中国，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还需要从更为根本的问题上着手。“我现在的立场是：要政治清明（decency）、上轨道（efficiency）没有捷径可走。但这并不表示帝制是其必经的阶段，而不过是说没有一些必备的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上轨道的政治。那些认为中国必须用帝制来巩固求强的人，跟那些认为共和制度可以创造奇迹的人，同样愚不可及。没有我所说的‘先决条件’，帝制也好、共和也好，都救不了中国。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先前对你说过的，去为培养这些先决条件‘造新因’。”另一方面，他着力区分政府与国家的不同。“我谴责我那些帝制运动的朋友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这个反动的政府，等同于他们所爱的国家，等同于我们大家共同所希冀的‘清明的、上轨道的政府’。”这对胡适建立现代国家认同来说，切中了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国家认同，是不用区分国家与政府的。再一方面，胡适对值得国人认同的国家形态进行了明确的论述。
“少年中国”相信民主；它相信通往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实行民主。政治是一种艺术，需要实习。这就好像我如果从来就不练习说英文，我就永远不会说英文一样。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民主，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现在所享有的民主。这种政治哲学，像古德诺教授那样的人，是永远不会了解的。古德诺教授和其他心意其实不坏的宪政权威认为东方人不能胜任民主政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少年中国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正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民主，所以它现在就需要民主。它相信如果中国的第一共和能延续久一点，到了今天，民主在中国就会有一点根基了。而且，四年的政治经验，即使再不能令人满意，也应该能使许多中国人了解共和政治。
在这段论述中，胡适的“少年中国”，就是他乐于归属的现代中国，而民主就是这样的现代国家的政体不二之选。唯有这样的中国，才是能够真正赢得国人认同的国家。至于被赋予崇高期望的帝制或革命，都不足以建构起让国人认同的现代国家--民主中国。这是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对其国家认同的政治理念一次最为鲜明的表述。
与胡适高度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展相关，他对身处的美国，也有深入的体认，从而强化了他的现代国家认同理念。这样的体认，既体现为他对外国人关于中国国家建构意见的立场明确的评论，也体现为他对外国人介入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尝试所做的批评，更体现为他对具有典范性的现代国家所表示的政治推崇。第一方面可以他对英国人濮兰德的评论为例。第二方面则可以他对美国著名政治-行政学家古德诺前往中国充任袁世凯顾问时的所作所为提出的批评标示。至于第三方面，则以胡适对美国之所以兴盛并赢得国民高度的国家认同来呈现。前两者已如前述，不再赘述。就第三方面来看，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对美国的政治事件颇感兴趣，并从中离析出美国国家认同之对中国重建国家认同具有启发的方方面面。在这方面，胡适观察美国政治，一者对其回国后介入中国政治发生了持续效用。“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二者推动他体认现代国家之淳朴民风，以及由此展现的泱泱大国的国家状态。“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三者通过阅读美国建国的重要文献，对现代国家足以建立起国民认同的国家理念，有了清晰的认知。“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读林肯Gettysbury演说，此亦至文也。”
胡适留美，没有因为关注国家转型和重建国家认同，便形成国家主义理念，一个劲儿地以国家为崇拜对象。相反，在留学美国期间，他抨击国家主义，提倡世界主义。这是一种为国家适当定位，为民族间平等张目的主张。这也是胡适一生没有陷入国家崇拜的政治观念驱动力。一方面，这与胡适积极参加世界同学会的活动，因此对来自落后国家的人士（像他一样的）那种追求国家间平等相待的强烈愿望有一个深切了解。另一方面则是胡适在建立自觉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时候一种自觉决断的结果。“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uber alles]’），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德大将卑恩赫低[Bernhardi]著书力主此说，其言甚辨。）此真今日之大患。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胡适对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定义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可见，胡适力求用世界主义规训国家主义，让狭隘的爱国主义受到开放的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驯化。这对于一个处在急遽转型的国家中人来讲，实在是论及国家认同的、高度理性的政治认知。一种致力驯服狂热的国家崇拜前提条件下的爱国主义，与他早先便已经确立的自由平等基础上善待国人的国家认同理念，是完全自洽、相当一致的。
在美滞留七年左右，胡适返回中国。尽管回国即投入火热的文学革命、启蒙运动，但胡适保持着对美国的高度关注，参照美国那种民权立国，以保证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与忠诚感，是胡适确立其国家认同的基本思路。但毕竟胡适身处国内，国内事务的参与、观察和分析主导着胡适的国家认同思维。这与身在美国的中美对应致思，相差甚大。尽管中间胡适也到美国短期停留，但无法像留美时期基于生活体验，认知中美建国差异，确立国家认同。美国这个外部因素再次对胡适的国家认同致思发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是在1938年胡适使美时期了。
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中国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这次访问、出使美国，待的时间较长。对他已经成型的国家认同理念，发挥了进一步夯实和升华的作用。这是胡适出使美国的任务决定了的事情。因为他出使美国，就是为了赢得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为了获得美国的这一支持，胡适一方面要施展外交技巧，另一方面则需要在辨认国家性质异同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抗击法西斯的联盟。于是，阐述不同的国家认同问题，实际上成为胡适使美一项重要的工作。使美对胡适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他关心和分析政治的能力，显然超过他实际操作政治的能力。但胡适努力为之的结果，尤其是从政治理论的甄别上所做的工作，对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国际同情不说，而且对其在国家间确立更为清晰的认同理念，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胡适使美，一方面让他一时放下了对国家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离性态度，全心全意地忠诚于文化与政治意义合一的“中国”。这是胡适对留学及之后归国所取的国家认同立场的一次自我超越。这一超越，是基于胡适对国家危急状态的认知。在留美时期，胡适对国家认同的思考，主要是基于一种现代的理想性国家认同，以及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这个“他者”的比较中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理念。但在抗战时期，这样的取向，与国家的处境相去太远。胡适不能不将救国作为国家认同现实面对的问题来对待，这个时候，不能再一意分辨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差异。假如国家灭亡了，文化认同就会处于一种漂浮的状态，而政治认同就更是没有着落了。这使胡适在国家认同态度上从偏向重视认同条件转向重视认同对象。这也是他在不愿从事实际政治的情况下听从国家召唤、担当大使的缘由。“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这一自白，道出了胡适情感上对国家的归属感，激发了他对国家的忠诚感。“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这里的国家，少了政治上的意义，多了祖国的故土意涵。国家危难之际，胡适的认同再次回到了文化至上主义的认同轨道上。而且，这样的转变，也是基于危急中的中国需要“历史性的全国团结”以对付国家面临的覆没命运。
另一方面，胡适在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中，对国家认同中的“他者”的参照，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明确划分。如果说之前对德日这些国家在中国国家认同建构还没有明确的敌意的话，在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的同时，对德日的敌意导出了胡适对这些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拒斥。与此相对应的是，胡适对美国的友善“他者”--“于我国抗战有利”地位的确认，促成他进一步强化了留美期间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方式的赞许。对美国的这种亲和感，自然首先来源于美国对中国抗战非同一般的支持态度。即使相对于英国曾经试图促成中日议和的姿态，美国绝对不接受中国屈服的态度，也更能够赢得胡适的认可。况且不说二战初期，欧美不同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大都比较消极，对胡适认可这些国家的国际做派自然是大打折扣了。在胡适做出这类判断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与他观察到的美国国际战略有关，另一方面他也明言这关乎“民主国家的一蹶不振”危机。为此他总是强调美国官方想方设法支持中国的种种迹象和一些事实，试图打消中国官方对美国援助迟缓的疑虑，以保证“对美国有信心”。与此相对应，胡适着力划分国际的敌友阵线。“今日世界大势已极分明……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宜有个较明显的表示。例如，德、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是我仇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此处的精神动员最有效办法，实际上就是强化国家认同的办法。而敌国友国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在强化国家认同是效法还是拒斥相关国家进路方面的划分。到了罗斯福1941年阐述国际政策的时候，胡适的这一划分似乎得到了美国的某种呼应。“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之可能。”“吾人所期望之新世界，不是侵略者所号召之新秩序，乃是一种道义的秩序。至少要使世界任何区域皆享有四种基本自由：（甲）为言论自由；（乙）为信仰自由；（丙）为解除贫乏之苦；（丁）为解除侵略战争之危害。”胡适国家认同的政治意涵，针对战时中国不好强调，但在美国总统那里得到了申述。这对胡适之后针对国共两党党争结果，决断国家认同举措，具有远期影响。
再一方面，胡适在寻求美国支持中国的外交与演讲活动中，将国家认同的思考贯穿到了国际政治的理论解释之中，从而以“他者”经验确立自我进路，为他在危急状态中处置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动力。胡适在美期间，积极前往大学、协会等组织发表演讲，除开中国文化主题以外，凡是论述政治主题的演讲，基本上都与国家认同的理想阐释有关系。诚然，胡适在动员美国直接支持中国抗战的时候，浮面上的理由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但他借取的主要政治观念资源，则是自由与民主国家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保障意义，而日本这样的国家公然使用军事暴力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与颠覆。胡适以对中国的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寻求美国以自由民主的国际认同，对中国抗战采取积极的支持态度。一方面，他以这样的价值偏好作为激发美国支持中国的理由。“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我确实相信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人民是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来体会到这一个国家是具有充足的力量，来担负这种为维持国际和平建设性的领导地位，而不至于招致卷入国际阴谋与战争中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以自由民主对专制暴力的同仇敌忾来评价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支持，并以同样的理由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重大意义。“与野蛮的侵略国家谈不到和平，因为他们说话不可靠；……中国胜利与否，与世界民主主义的存亡，完全是一事，中国不亡，民主主义不灭，因中国若放弃抗战，则日本所有力量必因德意日联盟的关系而用以毁坏西方民主国家。”循此思路，我们就可以理解，胡适在美国国会就战后世界秩序演讲的时候，对《大西洋宪章》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推崇。
（一）不得有领土或其他的扩张，（二）不得有与当地有关人民自由意志相反的领土变迁，（三）各民族对其政府之形式有自决之权，以前被人用武力剥夺自主权之民族亦应予以恢复，（四）各国贸易平等，繁荣经济所需之原料，各国平均分配，（五）经济方面各国合作，以改良劳工生活及建立社会安全，（六）建立和平，俾各国在其国土内得安居乐业，各地人民皆可自由生活不感恐怖及缺乏，（七）海洋自由，（八）各国放弃运用武力，在广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以前，凡侵略或可能侵略别国之国家皆解除武装。
这里，显然包含了胡适所崇尚的现代国家必须秉持的基本价值原则，这些价值原则，正是国家认同与国际认可的现代价值基准。
比较胡适留美与使美两段时期的国家认同理念，使美时期的胡适对国家认同所持的立场，与留美时期有较大的差异。后者是胡适理性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时期，是没有亡国忧愤情况下较为坦然的思考。而使美时期胡适对国家认同的致思，是在国家危亡之际展开的思索，这让胡适放下留美时期的种种理论化与理想化的国家认同理念，将国家忠诚置于优先的位置。很显然，在国家危亡之际，胡适对国家的归属感与忠诚感，已经容不下留美时期的那种理性与从容了。也无法继续坚持他区分文化忠诚与政治忠诚的认同思路。由此也可以说，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战时状态下，只能在和平情景中。
胡适留学与使美两桩事情促成的国家认同典范的“他者”辨认相联系的，是他对当时影响中国至深的苏联这个另一“他者”的认知。苏联在胡适的眼里，从来不是一个值得效法的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的典范。不过苏联也不是一开始进入胡适视野，就成为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的反面典型。但苏联的对内镇压与对外侵略，既与胡适关于政治性的国家认同立场相去甚远，也与他的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主张扞格不入。在二战以前，苏联在胡适眼里并不是一个推行恶劣的、强制性国家认同的国度。以他实验主义的方法立场，在他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不会对某个国家表示赞赏或敌视。除非这个国家侵略中国，比如日本。1925年时，中国国内就爆发过苏俄问题大讨论。在讨论中，有学者对苏俄的侵略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有学者为苏俄辩护。但胡适没有表态。直到1926年，胡适前往苏俄考察，才给朋友去信，表达了对当时苏俄的意见，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胡适对当时的苏俄试验，明显怀抱一种同情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以至于他反驳自己的朋友全方位反对苏俄做法的主张。基于做事认真的人生态度，胡适由苏俄的认真试验，甚至远推到效法德国和日本的“整齐严肃的气象”。不过他的政治主张，与苏俄的做派还是不同的。自由与专制的分野，仍然是明确的。
这种同情和敬佩的态度，到了二战时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与胡适对苏联国际政策的失望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前夕，苏联进攻芬兰、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二战时与德国媾和、瓜分波兰，让胡适对苏联的侵略性颇表愤慨。到1948年，胡适的朋友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候，表达了提防德日重起的警觉、对苏联围堵的担忧。此时的胡适，已经对苏联国内的试验、尤其是对苏联心怀的“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期待，彻底失望。这是多么具有对比性的变化，从前，“我对苏联确曾怀抱无限希望，不愿意想象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而今，“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最后，胡适以《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彻底作别苏联幻想，彻底揭露苏联作为侵略国家的本来面目。这也就彻底宣告苏联不足以成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典范，实足成为负面典型。至于德日等曾经引起胡适关注的国家，其判断大致可归于苏联一类，毋需另议了。
四、从内部确认国家忠诚：回国与去国的决断
相对于胡适对国家认同的“他者”观察所形成的国家认同理念来讲，胡适的国内生活经历，对他的国家认同定型，发挥了更为关键的影响。在国家认同的一般理论讨论中，人们认定，“在民族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国内各种社会因素总的说来比外部因素更为重要”。胡适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政治实践处置，在1917年回国，1949年去国，1958年回台而未曾设想回到大陆，其所代表的国家认同，具有理解胡适国家认同抉择背后的、关乎国家认同政治理念的功用。
这是三个关键年度。与三个年度对应的，恰好是关乎胡适国家认同抉择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维度：1917年的归国，是他在美国这个“自造之乡”、他所心仪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典范，与祖国之间的选择。1949年的去美，有他在立宪国家与政党国家之间做出选择的因素，祖国之情仍在，然国家的政治认同基本丧失。1958年的回台，是他在两个政党国家之间的选择。对祖国的眷念，加上对承诺自由民主和拒斥自由民主的两个政党国家形态的国家认同比较，驱使胡适回到了台湾。这中间，当然还存在着影响胡适具体行为举措的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国家认同主题来讲，都是可以后置甚至忽略的。
1917年，胡适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最后考试，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博士学位授予的相关手续，他就急不可奈地回到了中国。1917年胡适的归国，一方面与他长期在国外生活与中国已经有些隔膜，因此急欲返回祖国的思乡情切有关。加之胡母总是催办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也是一个实在的归国理由。另一方面，也与他介入了火热的文学革命有关。《新青年》掀起的文学革命浪潮，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让胡适兴奋莫名。再一方面，胡适对国家的政治变局，怀着不抱希望、又存幻想的矛盾心情，生发出一种重新亲身介入、近距离观察和分析的欲望。“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正是这样的心境，让胡适能够妥善处理心仪的美国与落后的祖国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只不过政治上的变迁，确实让胡适生出无限感慨。“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这就是胡适回归祖国之后最真切的感受。
1917年归国后的胡适，是一个逐渐明确自己在现实中国处境中如何确立自己国家认同的学者。在他参与的几次主要论战中，胡适将在美国形成的国家认同政治观念，逐渐坐实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让胡适初次辨析纸上的意识形态（“主义”）对于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危险性、空洞化与轻浮感。他敦促人们研究具体的问题，对那些半生不熟的主义敬而远之。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在胡适那里不是抽象的名词、不是理想的代表、不是忽略问题的托辞、不是号召党徒的工具。主义坐实为学理，值得重视；主义抽象为教条，不值得提倡。这场论战，让胡适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杜绝了意识形态的高谈阔论。对他此后申辩国家认同的进路，有着方向性的影响。1930年代的“民主与专制”的论战，第一次让胡适对建国问题进行了专门而较为深入的申论，从而将此前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问题的思考，放置到建国的框架中安顿。建国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人们可以归属与忠诚的现代国家建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此时，文化中国尚存，政治中国危急。而要解决政治中国的危急状态，就有一个以何种进路建构国家的决断问题。力主专制的学者们认为，民主不足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因此，专制或可成为建国的一个阶段，甚至成为一个民主的替代性选择。对此，胡适认为大谬不然。胡适指出，专制并不是建国的一个必要阶段。“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所谓‘建国’，只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脚住。”这样的建国，之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不仅是指中国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赢得民众的认同。“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爱国家，一半是因为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像一个国家；一半是因为国家实在没有恩惠到人民。”人民“爱国家”就是国家认同的表征，不爱国家，就是因为国家认同未能实现。公众的国家认同，缘于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国家形态，依据一个力求恩惠民众的国家建制。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就此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论述思路中，专制国家绝对与胡适认同的国家天差地别。胡适明白地将这样的认知，宣示为对种种独裁的坚决拒斥：不管是一个领袖的独裁、或是一个党的独裁，还是一个阶级的独裁。这些独裁，既无法造就一个强盛的中国，也无法获得民众内心的认同，基于这样的判断，胡适立定了两个关乎国家认同的基本立场：一是专制独裁国家难以赢得民众的认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二是民主宪政才足以获得公众的国家认同。
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
这一段议论，人们常常看作是胡适看低民主政治的例证，以为胡适高看专制一眼，中国人心智水平无法实行专制，因而只好退守低水平的民主政治。胡适之言，确实有这样的纸面涵义。但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从国家认同的视角讲，胡适这里其实触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民主国家赢得公众认同的条件宽松，乃是实现现代国家有效认同的最可行方式。专制政治无法达到民主政治这样的认同效果。从胡适论辩的策略来看，他采取的是让步式的论证方法。“退后一步自然宽”，把专制抬举到无法实行的“高度”，也就让民主政治有了坐实的理由。或许这样的评论有扭曲胡适意见的危险，但在他的论述中离析出相关的意涵，似乎是尊重胡适原意的。
1948年，中国大陆的战事紧急，政权交替危险逐渐呈现。此后一段时间，国共两党都力争胡适的认可。但此时的胡适，国家认同的决断已然做出，国家认同的政治判准经已确立，他不可能认同一种可能伤害人自由的新生中国。做出这样的判断，是由国内外两种因素推动而成的。对内，胡适1917年归国以后，就逐渐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实践丧失信心，并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陌路人。激进主义的进路，确实与胡适的气质相去甚远。对外，胡适加入其中的关于苏联的争端，已如前述。他对共产主义国际体系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在1948与朋友的论辩中做出了清晰明白的表达。但这并不等于说胡适对国民党政权就非常满意，就将国民党政权作为国家认同的对象。尽管国民党给他开出过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驻美
胡适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话题，就是他的国家认同问题。但对于胡适思想与行动而言，国家认同问题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在晚清中国发生国家形态的结构性转变之际，胡适面对的最令其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认同问题。在祖国与国家的辨析上、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差异体认上、在中国主权者的转变感受上，胡适都体会到国家认同的艰难困苦。中国一日不坐实在宪政民主的国家结构平台上，胡适就一日无法完全落定自己的国家认同对象。胡适终生处在紧张的“中国”辨认中，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是撕裂胡适的两种力量，也是让胡适在政权交替时期无法从容镇定地决定自己的国家认同，不得不选择软性流亡的导因。胡适的期待是，中国能够建成宪政民主的国家，从而让国人能够理性而自觉地认同文化与政治涵义相统一的“中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的分裂性国家认同困境。
一、国家转型与国家认同
胡适是在中国从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关头，表达自己的国家认同理念与择定自己的国家认同行为的。
从政治理论上讲，国家转型（transformation of state）有两个涵义：一是国家的功能化转型，二是国家的结构性转型。国家的功能化转型，存在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长期过程之中。只要一个国家需要强化自己的国家能力，它就务必对国家运行机制的缺失方面、软化要素，加以调适，进行补强。否则，国家就会失去其强大的体制能力，逐渐衰落，甚至是陷入紊乱。国家的结构化转型，出现在国家基本结构的建构时期，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是一个国家选择基本制度、搭建国家框架结构的事务。前者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规模、范围与职能的有效建设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立宪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如何着力国家的功能性优化工程，即将国家建设提高到如何令人兴奋的高度对待，不解决好整个国家的立宪民主制度的国家建构问题，一切有效的国家建设努力，都会逐渐丧失动力，陷入绩效衰变状态，最终落得国家失败、乃至于崩溃的悲壮结局。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显然既有国家的功能化转型问题，也有国家的结构性转化问题。但相比而言，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按照标准的政治思想辞典的解释是，“在政治语境中，‘认同’（identity）常被用作表示一种自我指认（自我认同），而不是指每一样东西与其自身所保持的对应关系。只有具有意识的生命体，或者以有意识的生命体作为成员的事物，如社会、国家、俱乐部和机构，才具有认同（identity）。当一个机构的成员不仅能够将这个机构与其他机构区分开来，而且能够以言辞、姿态、行动来传递这个机构的独有特质，从而使他们自己确信它应当存在，而且他们有理由属于它时，这个机构就具有了认同。因此，‘国家认同’的出现涉及到人们一种不断增强的意识--认为他们是自然地相互所属的，拥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命运归宿。”在公众对这一政治词汇的理解上，国家认同“是个政治概念。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因此国内外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也主要有两种范式：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和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
词典定义因为简明扼要的要求，总会忽略掉一个概念的复杂内涵。分析起来，国家认同这一词汇的英文构成前半部，既包含民族，又包含国家的意思；后半部的国家则包含本乡本土、政治民族或国族，以及政治国家的含义。基于此，有学者强调指出，国家认同包含非常复杂的内容，因此有必要给出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狭义的国家认同，指的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广义的国家认同指的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论者认为，国家认同“可以有三种不尽相同的意义：（1）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同一性，（2）一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那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活动，以及（3）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或甚至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这就将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大致全幅揭示出来。不过概括起来，江宜桦关于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也可以归之于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方面。而且在政治认同的界面上，他做了更为泛化的处理，将认同者对国家的期许都纳入其中了。这对于从一个人的思想构成上去讨论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概括起来讲，国家认同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对国家所怀抱的历史文化情感、政治认同心态。前者的客观性质较强，后者的主观色彩明显。但两者都是成员有意识判断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完全基于自然关联性的产物。
就国家认同的两个构成层面而言，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问题，需要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这样的“他者”的比较。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涉及到公民对国家的认知与态度问题。就后者言，国家认同具有两个指向，一是国家认同的民族文化指向，二是国家认同的政治结构指向。前者指向的是一个国家的故土认知、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和社会结构。后者指向的是国家的政治建构、政体形式和政治情形。就前者言，国家认同与一个人的故土眷恋相连；就后者论，国家认同与一个人的政治决断有关。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就国家认同的不同主体来讲，公众的社会心理与政治行为可以体现国家认同状态，典范个体的理性表述与行动取向能够呈现国家认同的特殊情形。对胡适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清理，就正是从后一方面着手的。至于国家认同的个体显现，主要由个体自认的国家归属感，生发出对于国家的忠诚感来展示。相反，如果个体对国家缺乏归属感，抑或个体对国家的领土范围、民族文化、传统习俗的归属感完全胜过他对国家权力的归属感，两者之间不能统一起来，并且存在割裂，那么个体对国家的忠诚感就会产生变化，甚至拒斥（即不忠诚）他难以具有归属感的那个国家。此时，故土感未变，政治决断已变，国家认同就处于一种无法落定的分裂与漂浮状态。在国家认同的政治决断上，也就会出现一个人所认同的理想国家与拒斥的现实国家之间的分离。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国家与政治国家两个本应统一的层面，便成为其分裂地表示认同的对象。
胡适生当中国国家转型最艰难困苦之际。他经历了现代中国两次失败的重大转型。晚清中国一直徘徊在从古典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进退失据境况中，中华民国也一直处在国家建构与战争灾难的相互拉扯之中。最后，晚清、民国都归于彻底失败国家之列，基本归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范畴。在第一次国家转型的关键时刻，胡适人在美国，态度较为含混，但已经展现出现代国家认同的姿态。在第二次国家转型出现的时候，胡适的国家认同理念已经完全成熟，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感到万分遗憾，对新生的政权是不是能够解决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促使国家从古典帝国转出，转进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有着深刻的质疑。国家转轨的有待成功，造成胡适难以安顿自己的国家认同。这也就注定胡适的国家认同论述和实际的政治选择具有强大的张力。
晚清中国的国家转型，主要有两个推动力量。一个源自国内政局方面。满族政权主宰的古典中国皇权体制需要转变为汉民族、或有待建构的中华民族（五族共和）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个源自国际政治博弈。西方列强侵入中国，驱使中国必须迅速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便应对日益紧张的国家间竞争局面，否则就会被已经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西方国家所鲸吞。就前者看，中国的国家转型主要涉及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后者论，中国的国家转型涉及到国家间关系的平等相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晚清国家转型，受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双重驱动，民族主义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汉族与满族在执掌国家权力上的去取。在早期，这样的去取与汉族对满族国家权力的取代为核心，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标志，因此具有种族主义的意涵。后来“五族共和”理念的凸显，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国家动员目标，促使民族主义担负起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功能。爱国主义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则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随着民族主义对种族主义的超越，在晚清接近民国的时期，针对西方列强侵略行为呈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成为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动力。这是因为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驱动力，已经由国内动力为主，转变到以抵御西方列强入侵为主。“五族共和”促使中国凸显了突破种族界限的政治民族概念，于是，如何建立起足以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的强大国家，就此成为国家认同的对象性设定。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景，美国学者M。H。亨特才指出，“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支配性的特征，一向是对于创造与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全神贯注的关注。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危机中，这一关注所达到的强大程度很可能被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视为痴迷”，正是因为如此，作者断言“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是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寻求国家认同过程之特殊性格的、更适合的概念。只不过这里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都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概念。
民国时期，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外压力更趋紧迫。辛亥革命以后，经过袁世凯短暂的帝制复辟，北洋军阀主导了1927年前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其间，立宪尝试一再归于失败，现代国家架构始终搭建不起来。国民党突破南方地域限制，接掌全国政权之后，由于秉持“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建国理念，因此大力推行政党通吃国家的政治建制。于是，中国的国家转型走上了一条歧路：民族国家只是中国国家建构的形式框架，政党国家才是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质结构。这种独占性极强的国家建制，必然会遭遇更为强势的政党国家对立者的撼动，难以赢得这些政治对手的国家认同不说，更无法有效促成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前者是由政治对垒关系注定的。后者是有国民对国家认同的自觉所造成的--对国民党的政党理念并不赞赏的国人，难以对其建立的政党国家具有归属感，政治忠诚也就会受到理想国家愿景与现实的政治国家状态两种力量的拉扯、甚至撕裂。从党争的前一视角看，国民党的政党国家理念算是相对弱势的政党国家理念，它完全无法与后起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进路相抗衡，这使得国民党的政党国家赢得的国家认同，受到来自国家内部建构另一种国家认同机制的力量的挑战。就拒绝认同政党国家的人士而言，它们在面对自己立定的理想国家认同目标时，对现实要求的国家认同，便会表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并且在择定符合其理想的国家认同之“他者”目标的基础上，拒绝对当下的国民党之政党国家奉献自己的国家忠诚感。
中国的国家转型构成国家认同的现实处境。在晚清中国国家转型进入剧烈转变状态之前，中国的国家认同大致是稳定和统一的。所谓稳定的国家认同，是由于国家具有稳定的人心秩序与政治秩序支持，因此能够赢得它的成员内心的归属感和行为的忠诚感。在清朝统治者成功引入汉族人建构起来的儒家式统治秩序的基础上，作为少数族群建立的国家，获得了多数族群的认同。清朝200余年稳定的统治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到晚清时期，人口占居多数的族群有了政治觉醒，不再满足于一种儒家式的被统治地位。加之完成民族国家转型的西方列强的侵入，显示出晚清完全无法抗衡的强大的国家竞争力。而晚清政府自身面对古典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形势时的族群自利和统治无能，激发了占居多数人口的族群的强烈不满。这个时候，曾经将文化与政治认同高度统一起来的古典国家认同模式，不再能够维持它的既定效用。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上基本保持了中华文化的认同惯性的话，对晚清政府象征的中国的国家认同，已经出现日益严重的认同危机。由国家政治认同危机引发的国家认同全面危机，以强大的力量推动国家认同的重建：国家认同的儒家价值整合功能急遽衰变，皇帝之作为国家认同的权威符号之感召力明显下降，皇权专制的政体日益丧失整合国家秩序的能力。晚清国家认同不再能够维持以一族一姓之私冒充国家大公的认同定势。国家这些政治能力的缺失，造成国家认同资源的急剧流失。一个处在政治认同危机状态的国家，不可能长期依靠文化认同维持国家命脉。假如国家的政治认同不能够成功重建，国家的文化认同势必受到威胁。结果造成国家认同的总体危机。晚清的国家认同，就正是处在这样的总体危机中。国家转型成为重建国家认同的推手。而国家认同的重建，需要国家从帝制中国转出，转进现代的民族国家。借此，在国家的现代转型中，将摇摇欲坠的国家之文化认同稳固下来，并弥合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裂缝，重新建立起“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到民国阶段，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是建成了。但是，国家的实质结构还是没有让国民广泛认同的公共特质。因为，国家仍然处在以一党之私冒充国家大公的政治僵局中。执掌国家公器的政党，仍然将国家视为一党独自掌权的私器。为数众多的党外公众，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对国家还缺乏归属感和忠诚感。必须超越私人化的“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才能真正坐实国人的国家认同之国家公共基础，真正使国家的所有成员能够心生国家归属感和忠诚感。
中国的国家转型受到各种因素的牵扯，因此，转型中存在的牵扯因素也就会制约人们国家认同的态势。所谓古今中西分别从四个维度塑造着现代中国，也就从四个角度影响人们的认同：晚清的帝制中国，民国的政党国家，是古今交汇中凸显的、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对象。苏联的政党国家，美国的立宪民主国家，是中西冲突中呈现的、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典范。除开中西古今的政治型构，中间有混杂着中西古今的不同文化因素，对胡适国家认同决断发挥着影响。新旧文化的交错作用，是胡适在国家转型的政治处境中，不得不应对的国家认同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外来文化承接问题。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同处在急遽的转变之中，尘埃尚未落定，现代中国没有成型，一切都还在形成之中。胡适就正是在国家结构性转型的处境中，在四者中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理念与行动的。而他需要聚精会神处理的国家认同问题，就是国家从古典帝制中国的文化至上主义的忠诚，如何成功转进到既保持对中国的文化忠诚，同时保有对现代中国的政治忠诚问题。这是困扰胡适，也是困扰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只不过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毋需进行沉潜反思。而胡适不仅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更需要在理性思考中解释这一点。自然这也就注定了胡适对国家认同问题的阐释，不可能是纯粹理论的沉思，而是与自己实际的国家认同抉择行为关联起来陈述相关的理论见解。这是一种实践化的国家认同建构。
二、上海经历：萌发国家认同的驱动力
对于胡适而言，少年时节生活世界的变化，是他初步建立自己国家认同理念，确立自己国家认同行动的经验基础。胡适本来生活在帝制中国典型的乡村生活环境中，传统中国“文化至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古典国家认同定势，对胡适有着文化惯性意义上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谓文化至上主义的古典国家认同，指的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国家认同方式。这一认同方式，对于政治权力（主权）、族群归属并不是太在意。认同的关键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准则。“华优夷劣”，“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对于国家应取的政治认同，变而为非政治化的文化认同。
众所周知，胡适出生在一个官阶不高的家庭。但少儿时代还算是家境宽裕，生活无忧。父亲去世以后，这样的生活状态一段时间没有发生改变。但胡适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人生观，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母亲“慈母兼任严父”的角色，一方面使胡适得到人格训练，另一方面在教育上获得了他那个年代罕见的系统受教机会。这对后来胡适的知识与情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就前一方面而言，胡适自述到，“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后来提倡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命题，在这里依稀发源。就后一方面来看，胡适从小在父亲、母亲的训练下，念书识字。知识上的训练从未放松，传统的文史哲底子较为深厚。后来母亲坚持送胡适到上海接受现代教育，促成胡适兼通中西的知识传承与创造的进路。这对胡适成为中西融合基点上的、中国现代知识的重要传播者与创制者，发挥了关键作用。犹如胡适自述的，他去上海的时候，“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但正是这三点，奠定了他做人做事的基调。
1904年，胡适到上海念书。这对胡适来说，是人生第一次重大的转折。一个乡村小孩进入中西文化融汇的大城市，初次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冲突，体认了国家结构化转型关键时刻的种种世相，萌生了国家认同的内在判准和“他者”辨认的意识，开始确立关乎国家认同的、古今中西的辨识涵项。学校课堂教育的内容自然对胡适发生了长期影响。但国家处境与国际局势，对胡适的国家认同开始发挥启蒙的作用，促使胡适走出“文化至上主义”的古典国家认同定势。在学校教育中，胡适被引导思考“原日本之所由强”这样的问题，这对他以“他者”经验进入国家认同的思索，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社会与国家事务上，胡适一到上海，就被国内事务的时评与日俄战争吸引了注意力。这无疑从内外两个向度上引导胡适思考国家问题。阅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让胡适不仅接受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当头棒喝，而且让他把自己的名字胡洪骍都改成了“胡适”。而阅读梁启超，让胡适不仅认识到中国学术思想的丰富多彩，更具有冲击力的是，胡适意识到中国民族缺少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需要采取像梁启超那样的态度，承认“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少年胡适接触并接受的这些观念，多少可以见到后来他申述的国家认同理念的影子。他说，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此中蕴含的胡适后来确立的国家认同倾向，尤其值得重视。如果说此时的胡适还仅仅是一个学生，尚不能独立地创发其因应国家转型的国家认同理念，但其现代取向的国家认同意识已经明确无误地萌发出来。
后来在中国（新）公学的学习与工作，不仅让胡适立定了青年时期的国家认同理念，而且上升到自主判断和理性确立国家认同观念的程度。这中间不仅有中国国家处境催生胡适的现代国家认同的因素，也有胡适参加竞业学会、编辑《竞业旬报》、撰写时事评论以自主探究国家问题的动因。中国新公学一段时间实施的“共和制度”，也对胡适此后的政治行为偏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首先，胡适对中外新闻的概述，促使他关注国内重要事务与国际重大事件。虽说在概述国内外新闻的时候，中间携带的胡适国家认同理念不多，但是却塑造了胡适观察有关问题的世界视野：对中国时政的关注，让胡适对权力当局的行为当否、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态度、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一个即时的了解；对国外事务的留意，使胡适保持了一种以“他者”状态观察自我处境的兴趣与维度。这对胡适走出乡村，形成“国家”认知，有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胡适对“中国人”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他在一篇谈论中国人的文章中，一方面对身处上海的中国人所表现的开通与文明加以肯定，但同时却对身穿绫罗绸缎的上海人冷漠对待“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表示愤慨。在这篇文章中，展现了胡适对总体意义上与区域意义上的中国人分和关系的把握，体现了他对国人贫富分化、富不济贫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内涵着一个国家内部的人们应当相互关爱的整体国家意识。
再次，胡适对于中国政府的国家行动正当与否着手评价，其中隐含着他认同还是拒斥国家的思维倾向。在论及晚清政府虑及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美国军舰访问中国，清政府官员大送金银礼牌给美军官兵的时候，胡适指出清政府的行为不当，应当将退还的赔款派发给受害各省。在他眼里，“糊涂政府”既不肯将退还款项返还各省，也不愿赈灾纾困，在“国民”与“政府”之间如何能够建立信任。这些议论，表现出胡适在国家认同理念上对国家一方的严格要求，对民众一方倾注的同情。
复次，胡适明确表示，他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新民与建国。新民，是为了建立一个移风易俗的新社会，一个人人爱国的新国家。“我们这个报，本来是想对于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把那从前种种无益的举动，什么拜佛哪！求神哪！缠足哪！还有种种的迷信，都一概改去，从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我们这个报的目的，是要使全国的人，个个尽明白事理，个个尽痛改从前恶俗，个个都晓得爱我们的祖国”。胡适不仅要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而且还要帮助全国民众确立其国家认同。
不过，上海时期的胡适，并没有完全确立起适应转型中国的国家认同理念。也即是说，他还处在一种大致从文化习俗上改造中国的理念的阶段，他从政治的角度确认自己是否认同国家的立场，还没有建立起来。胡适的国家认同，总体上讲，还处在文化至上主义的古典国家认同惯性中。在其中，他对文化中国的认同、社会中国的认同、政治中国的认同，仍然借助家国同构的古典国家形态和儒家理念来维系。他写过一篇题为“爱国”的文章，体现出他这一主张的特点。“我想天下的人，大概总是没有知道自己和国家的关系，所以不晓得爱国，其实国和家原是一般的。第一，我们生长在这家，便爱这一家，难道我们生长在这一国，不晓得爱这一国么？第二，我们的父母，生我育我，我们的兄弟，爱我助我，我所以爱他们。难道我们祖国保护我，教育我，我们倒可以忘记了他吗？倒可以不爱他吗？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在此基础上，胡适阐述了这样的爱国所具有的“好处”。“爱国有什么好处呢？列位要晓得，一家之中，人人能爱家，能保这一家的名誉，这一家自然昌盛，一家之人都可以过那最好过的日子。一国之中，人人都晓得爱国，这一国自然强大，一国的人，人人不受人欺，人人都受人恭敬。你看那英国人、德国人，谁敢惹他一惹，碰他一碰，因为他们个个都晓得他们自己的祖国，他祖国强了，便人人都可以吐气扬眉了。你再看看我们中国人，到处都受人欺侮，到处给人家瞧不起。唉！这都是因为我们国民不爱国的结果了。这便是人人爱国的好处。”
基于这种质朴的爱国主义，胡适诚恳呼吁国人重视家族的历史，编撰族谱；进而重视国家的光荣史、名誉感。如此，晚清危急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地解决。“中国现在到了这步地位，要灭了，要亡了，我还在说这些安安逸逸的话儿，说什么保存祖国名誉，加添祖国名誉，我难道真个在这里做梦吗！其实我们中国的人，如果个个都能把‘爱国’二字做了自己本分内的事，人人晓得保存祖国的名誉，人人要想加添祖国的名誉，要是我们中国同胞果然如此，哈哈！不是我兄弟吹牛皮，我们中国断断不亡了，不灭了，名誉也保存了，也加添了。列位，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如果胡适仅仅在这种似乎无条件的爱国主义情怀中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人们就可以怀疑，胡适后来无从确立国家认同的政治判准。胡适在另一篇题为“独立”的文章中，强调了人人爱国的方式问题，从而为他的爱国主义的国家认同，灌注了现代因素。他大力抨击中国人依赖别人的思想，力主中国人以独立精神践行人生义务和爱国责任。“先讲自己一个人，便要自己吃自己的饭，再讲一家，便要自创起一个新家来，不可倚靠祖宗，不可依靠产业。再讲一国，便要自己担一份责任，努力造一个新国家，不要观望不前，不要你我推诿，不要靠天，不要靠人。到了那时候，一身好了，一家茂盛了，连那祖国都好了。因为一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列位不要说独立是一件难事，古语道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列位，来来来，独立，独立，祖国独立，祖国万岁。”
青少年胡适的国家认同，还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拉锯。这一时期胡适的国家认同，仍然像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混淆了家庭与国家的界限，这里有一种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痕迹。不是说这样的国家认同不具有促使国家凝聚与强盛的力量，而是在国家转型的时候，这样的认同定势，已经不足以维持国人的国家归属感与政治忠诚感。原因很简单，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化发展状态中，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因为缺少“他者”的优劣比较，没有竞争对手，能够具备一种自足性，相应也就能够具备感召国人甚至征服者的强大力量。但在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在国家实力大大弱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竞争性的国家认同，必须以强大国家为必要条件。这个时候，国家认同就必须在文化驱动力之外，获得政治经济的驱动力。胡适在上海期间，对国家转型的体认，处在古今中西的交错体验中。胡适国家认同的落点，只能在传统意义上添加现代性因素。此时的他，还无法清楚地区分祖国与国家的结构性差异。对前者之作为一个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后者之作为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学概念，以及两者对现代国家认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还无法清晰加以辨认。在国家认同坐实于“祖国”的基点上时，人们认同的国家，不是一个政治意义的对象，而是一个乡土文化（country）与族群归属（nation）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现代性特质还处在朦胧展现的状态。它需要国家的政治认同（state）来凸显国家认同的现代性特质。因此，胡适还不得不在热情万丈的爱国热情支持下，承继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传统。只不过中国被内外张力所拉扯的现实处境，使胡适直觉到无条件的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正面临有条件的政治性国家认同的挑战，如何在保持自己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从而超越分裂性国家认同的现状，实现对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认同的吻合，成为纠缠胡适一生的重大问题。
三、从外部辨认国家认同：留学与使美的体认
综观胡适一生，他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受到双重动力的驱动：一是在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对国家认同的内在体认，二是在国外生活时从外部对自己所欲认同的国家的辨认。两相比较，来自外部的“他者”体认，提供给胡适国家认同的现代政治理念与行动指南，而来自国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提供给胡适现实的国家认同依据。两相扣合，构成胡适的国家认同理念与行为。但如果将两者对胡适确立国家认同的影响力加以区分，那么可以说，胡适面对中国国家结构性转型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认同，精神动力主要来自对“他者”的观察与分析。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与分析，他才能够相比于他的同时代人相对准确地发现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他者”典范。毕竟，在中国国内的生活经验，虽然是现实的困窘感受推动他重建国家认同，但传统的力量还是过大，不足以促使胡适挣脱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国家认同观的约束。只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才让胡适有了一个观察和分析中国既定的国家认同模式的优长之处与缺失所在的机会，也才让他有了一个建立中国现代国家认同方式的契机。
胡适确定现代国家认同的“他者”典范，与他在美国的长期生活具有直接的关系。终其一生，胡适在美国生活了26年多，这几乎占了他成人以后生命历程的一半。胡适在美国的生活，长短相间，有多个时段。但对他确立自己的现代中国国家认同而言，留学与使美两段经历，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用。
1910年，胡适经过庚款留美考试，获得了留学美国的资格。他先是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本科学位。在展开研究生学程后，因为不太如意，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直到1917年胡适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这段经历，恰好与胡适极力寻求现代国家认同的人生需要相吻合，因此对胡适来说，具有通贯一生的决定性影响。如果说他的求学经历、友朋交际、社团生活等等对他的相关理念发生了日积月累的拿捏作用的话，那么他对现代政治理念的接受与消化，就成为他确立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理念的精神动力。
留学美国时期，胡适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和美国政治的共同关注，成为他逐渐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两种助推因素。就中国国内政治而言，这一时期，胡适错过了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复辟。但他对这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国家认同意涵，却有明确的论述。辛亥革命作别了帝制，中国在形式上建立起了现代的共和政体，从而提供了胡适建立现代国家认同的政体条件。他是为辛亥革命欢呼雀跃的。“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胡适的晚清中国之缺乏归属感的问题，似乎在新生的中华民国那里得到了补全。他完全站在为新生共和国辩护的立场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声誉。这是胡适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的标志性事件。
在洪宪帝制复辟的时候，胡适明确表示反对，并且尽力分辨国家认同中的国家与政府两种机制的不同，从而将中国人现代国家认同往理论的深层次上推进了一步。一方面，胡适认为政体选择并不等于建构现代中国，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还需要从更为根本的问题上着手。“我现在的立场是：要政治清明（decency）、上轨道（efficiency）没有捷径可走。但这并不表示帝制是其必经的阶段，而不过是说没有一些必备的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上轨道的政治。那些认为中国必须用帝制来巩固求强的人，跟那些认为共和制度可以创造奇迹的人，同样愚不可及。没有我所说的‘先决条件’，帝制也好、共和也好，都救不了中国。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先前对你说过的，去为培养这些先决条件‘造新因’。”另一方面，他着力区分政府与国家的不同。“我谴责我那些帝制运动的朋友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这个反动的政府，等同于他们所爱的国家，等同于我们大家共同所希冀的‘清明的、上轨道的政府’。”这对胡适建立现代国家认同来说，切中了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国家认同，是不用区分国家与政府的。再一方面，胡适对值得国人认同的国家形态进行了明确的论述。
“少年中国”相信民主；它相信通往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实行民主。政治是一种艺术，需要实习。这就好像我如果从来就不练习说英文，我就永远不会说英文一样。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民主，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现在所享有的民主。这种政治哲学，像古德诺教授那样的人，是永远不会了解的。古德诺教授和其他心意其实不坏的宪政权威认为东方人不能胜任民主政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少年中国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正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民主，所以它现在就需要民主。它相信如果中国的第一共和能延续久一点，到了今天，民主在中国就会有一点根基了。而且，四年的政治经验，即使再不能令人满意，也应该能使许多中国人了解共和政治。
在这段论述中，胡适的“少年中国”，就是他乐于归属的现代中国，而民主就是这样的现代国家的政体不二之选。唯有这样的中国，才是能够真正赢得国人认同的国家。至于被赋予崇高期望的帝制或革命，都不足以建构起让国人认同的现代国家--民主中国。这是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对其国家认同的政治理念一次最为鲜明的表述。
与胡适高度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展相关，他对身处的美国，也有深入的体认，从而强化了他的现代国家认同理念。这样的体认，既体现为他对外国人关于中国国家建构意见的立场明确的评论，也体现为他对外国人介入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尝试所做的批评，更体现为他对具有典范性的现代国家所表示的政治推崇。第一方面可以他对英国人濮兰德的评论为例。第二方面则可以他对美国著名政治-行政学家古德诺前往中国充任袁世凯顾问时的所作所为提出的批评标示。至于第三方面，则以胡适对美国之所以兴盛并赢得国民高度的国家认同来呈现。前两者已如前述，不再赘述。就第三方面来看，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对美国的政治事件颇感兴趣，并从中离析出美国国家认同之对中国重建国家认同具有启发的方方面面。在这方面，胡适观察美国政治，一者对其回国后介入中国政治发生了持续效用。“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二者推动他体认现代国家之淳朴民风，以及由此展现的泱泱大国的国家状态。“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三者通过阅读美国建国的重要文献，对现代国家足以建立起国民认同的国家理念，有了清晰的认知。“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读林肯Gettysbury演说，此亦至文也。”
胡适留美，没有因为关注国家转型和重建国家认同，便形成国家主义理念，一个劲儿地以国家为崇拜对象。相反，在留学美国期间，他抨击国家主义，提倡世界主义。这是一种为国家适当定位，为民族间平等张目的主张。这也是胡适一生没有陷入国家崇拜的政治观念驱动力。一方面，这与胡适积极参加世界同学会的活动，因此对来自落后国家的人士（像他一样的）那种追求国家间平等相待的强烈愿望有一个深切了解。另一方面则是胡适在建立自觉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时候一种自觉决断的结果。“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uber alles]’），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德大将卑恩赫低[Bernhardi]著书力主此说，其言甚辨。）此真今日之大患。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胡适对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定义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可见，胡适力求用世界主义规训国家主义，让狭隘的爱国主义受到开放的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驯化。这对于一个处在急遽转型的国家中人来讲，实在是论及国家认同的、高度理性的政治认知。一种致力驯服狂热的国家崇拜前提条件下的爱国主义，与他早先便已经确立的自由平等基础上善待国人的国家认同理念，是完全自洽、相当一致的。
在美滞留七年左右，胡适返回中国。尽管回国即投入火热的文学革命、启蒙运动，但胡适保持着对美国的高度关注，参照美国那种民权立国，以保证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与忠诚感，是胡适确立其国家认同的基本思路。但毕竟胡适身处国内，国内事务的参与、观察和分析主导着胡适的国家认同思维。这与身在美国的中美对应致思，相差甚大。尽管中间胡适也到美国短期停留，但无法像留美时期基于生活体验，认知中美建国差异，确立国家认同。美国这个外部因素再次对胡适的国家认同致思发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是在1938年胡适使美时期了。
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中国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这次访问、出使美国，待的时间较长。对他已经成型的国家认同理念，发挥了进一步夯实和升华的作用。这是胡适出使美国的任务决定了的事情。因为他出使美国，就是为了赢得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为了获得美国的这一支持，胡适一方面要施展外交技巧，另一方面则需要在辨认国家性质异同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抗击法西斯的联盟。于是，阐述不同的国家认同问题，实际上成为胡适使美一项重要的工作。使美对胡适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他关心和分析政治的能力，显然超过他实际操作政治的能力。但胡适努力为之的结果，尤其是从政治理论的甄别上所做的工作，对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国际同情不说，而且对其在国家间确立更为清晰的认同理念，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胡适使美，一方面让他一时放下了对国家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离性态度，全心全意地忠诚于文化与政治意义合一的“中国”。这是胡适对留学及之后归国所取的国家认同立场的一次自我超越。这一超越，是基于胡适对国家危急状态的认知。在留美时期，胡适对国家认同的思考，主要是基于一种现代的理想性国家认同，以及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这个“他者”的比较中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理念。但在抗战时期，这样的取向，与国家的处境相去太远。胡适不能不将救国作为国家认同现实面对的问题来对待，这个时候，不能再一意分辨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差异。假如国家灭亡了，文化认同就会处于一种漂浮的状态，而政治认同就更是没有着落了。这使胡适在国家认同态度上从偏向重视认同条件转向重视认同对象。这也是他在不愿从事实际政治的情况下听从国家召唤、担当大使的缘由。“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这一自白，道出了胡适情感上对国家的归属感，激发了他对国家的忠诚感。“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这里的国家，少了政治上的意义，多了祖国的故土意涵。国家危难之际，胡适的认同再次回到了文化至上主义的认同轨道上。而且，这样的转变，也是基于危急中的中国需要“历史性的全国团结”以对付国家面临的覆没命运。
另一方面，胡适在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中，对国家认同中的“他者”的参照，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明确划分。如果说之前对德日这些国家在中国国家认同建构还没有明确的敌意的话，在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的同时，对德日的敌意导出了胡适对这些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拒斥。与此相对应的是，胡适对美国的友善“他者”--“于我国抗战有利”地位的确认，促成他进一步强化了留美期间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方式的赞许。对美国的这种亲和感，自然首先来源于美国对中国抗战非同一般的支持态度。即使相对于英国曾经试图促成中日议和的姿态，美国绝对不接受中国屈服的态度，也更能够赢得胡适的认可。况且不说二战初期，欧美不同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大都比较消极，对胡适认可这些国家的国际做派自然是大打折扣了。在胡适做出这类判断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与他观察到的美国国际战略有关，另一方面他也明言这关乎“民主国家的一蹶不振”危机。为此他总是强调美国官方想方设法支持中国的种种迹象和一些事实，试图打消中国官方对美国援助迟缓的疑虑，以保证“对美国有信心”。与此相对应，胡适着力划分国际的敌友阵线。“今日世界大势已极分明……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宜有个较明显的表示。例如，德、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是我仇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此处的精神动员最有效办法，实际上就是强化国家认同的办法。而敌国友国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在强化国家认同是效法还是拒斥相关国家进路方面的划分。到了罗斯福1941年阐述国际政策的时候，胡适的这一划分似乎得到了美国的某种呼应。“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之可能。”“吾人所期望之新世界，不是侵略者所号召之新秩序，乃是一种道义的秩序。至少要使世界任何区域皆享有四种基本自由：（甲）为言论自由；（乙）为信仰自由；（丙）为解除贫乏之苦；（丁）为解除侵略战争之危害。”胡适国家认同的政治意涵，针对战时中国不好强调，但在美国总统那里得到了申述。这对胡适之后针对国共两党党争结果，决断国家认同举措，具有远期影响。
再一方面，胡适在寻求美国支持中国的外交与演讲活动中，将国家认同的思考贯穿到了国际政治的理论解释之中，从而以“他者”经验确立自我进路，为他在危急状态中处置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动力。胡适在美期间，积极前往大学、协会等组织发表演讲，除开中国文化主题以外，凡是论述政治主题的演讲，基本上都与国家认同的理想阐释有关系。诚然，胡适在动员美国直接支持中国抗战的时候，浮面上的理由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但他借取的主要政治观念资源，则是自由与民主国家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保障意义，而日本这样的国家公然使用军事暴力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与颠覆。胡适以对中国的文化至上主义的国家认同，寻求美国以自由民主的国际认同，对中国抗战采取积极的支持态度。一方面，他以这样的价值偏好作为激发美国支持中国的理由。“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我确实相信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人民是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来体会到这一个国家是具有充足的力量，来担负这种为维持国际和平建设性的领导地位，而不至于招致卷入国际阴谋与战争中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以自由民主对专制暴力的同仇敌忾来评价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支持，并以同样的理由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重大意义。“与野蛮的侵略国家谈不到和平，因为他们说话不可靠；……中国胜利与否，与世界民主主义的存亡，完全是一事，中国不亡，民主主义不灭，因中国若放弃抗战，则日本所有力量必因德意日联盟的关系而用以毁坏西方民主国家。”循此思路，我们就可以理解，胡适在美国国会就战后世界秩序演讲的时候，对《大西洋宪章》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推崇。
（一）不得有领土或其他的扩张，（二）不得有与当地有关人民自由意志相反的领土变迁，（三）各民族对其政府之形式有自决之权，以前被人用武力剥夺自主权之民族亦应予以恢复，（四）各国贸易平等，繁荣经济所需之原料，各国平均分配，（五）经济方面各国合作，以改良劳工生活及建立社会安全，（六）建立和平，俾各国在其国土内得安居乐业，各地人民皆可自由生活不感恐怖及缺乏，（七）海洋自由，（八）各国放弃运用武力，在广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以前，凡侵略或可能侵略别国之国家皆解除武装。
这里，显然包含了胡适所崇尚的现代国家必须秉持的基本价值原则，这些价值原则，正是国家认同与国际认可的现代价值基准。
比较胡适留美与使美两段时期的国家认同理念，使美时期的胡适对国家认同所持的立场，与留美时期有较大的差异。后者是胡适理性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时期，是没有亡国忧愤情况下较为坦然的思考。而使美时期胡适对国家认同的致思，是在国家危亡之际展开的思索，这让胡适放下留美时期的种种理论化与理想化的国家认同理念，将国家忠诚置于优先的位置。很显然，在国家危亡之际，胡适对国家的归属感与忠诚感，已经容不下留美时期的那种理性与从容了。也无法继续坚持他区分文化忠诚与政治忠诚的认同思路。由此也可以说，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战时状态下，只能在和平情景中。
胡适留学与使美两桩事情促成的国家认同典范的“他者”辨认相联系的，是他对当时影响中国至深的苏联这个另一“他者”的认知。苏联在胡适的眼里，从来不是一个值得效法的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的典范。不过苏联也不是一开始进入胡适视野，就成为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的反面典型。但苏联的对内镇压与对外侵略，既与胡适关于政治性的国家认同立场相去甚远，也与他的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主张扞格不入。在二战以前，苏联在胡适眼里并不是一个推行恶劣的、强制性国家认同的国度。以他实验主义的方法立场，在他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不会对某个国家表示赞赏或敌视。除非这个国家侵略中国，比如日本。1925年时，中国国内就爆发过苏俄问题大讨论。在讨论中，有学者对苏俄的侵略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有学者为苏俄辩护。但胡适没有表态。直到1926年，胡适前往苏俄考察，才给朋友去信，表达了对当时苏俄的意见，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胡适对当时的苏俄试验，明显怀抱一种同情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以至于他反驳自己的朋友全方位反对苏俄做法的主张。基于做事认真的人生态度，胡适由苏俄的认真试验，甚至远推到效法德国和日本的“整齐严肃的气象”。不过他的政治主张，与苏俄的做派还是不同的。自由与专制的分野，仍然是明确的。
这种同情和敬佩的态度，到了二战时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与胡适对苏联国际政策的失望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前夕，苏联进攻芬兰、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二战时与德国媾和、瓜分波兰，让胡适对苏联的侵略性颇表愤慨。到1948年，胡适的朋友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候，表达了提防德日重起的警觉、对苏联围堵的担忧。此时的胡适，已经对苏联国内的试验、尤其是对苏联心怀的“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期待，彻底失望。这是多么具有对比性的变化，从前，“我对苏联确曾怀抱无限希望，不愿意想象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而今，“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最后，胡适以《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彻底作别苏联幻想，彻底揭露苏联作为侵略国家的本来面目。这也就彻底宣告苏联不足以成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典范，实足成为负面典型。至于德日等曾经引起胡适关注的国家，其判断大致可归于苏联一类，毋需另议了。
四、从内部确认国家忠诚：回国与去国的决断
相对于胡适对国家认同的“他者”观察所形成的国家认同理念来讲，胡适的国内生活经历，对他的国家认同定型，发挥了更为关键的影响。在国家认同的一般理论讨论中，人们认定，“在民族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国内各种社会因素总的说来比外部因素更为重要”。胡适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政治实践处置，在1917年回国，1949年去国，1958年回台而未曾设想回到大陆，其所代表的国家认同，具有理解胡适国家认同抉择背后的、关乎国家认同政治理念的功用。
这是三个关键年度。与三个年度对应的，恰好是关乎胡适国家认同抉择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维度：1917年的归国，是他在美国这个“自造之乡”、他所心仪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典范，与祖国之间的选择。1949年的去美，有他在立宪国家与政党国家之间做出选择的因素，祖国之情仍在，然国家的政治认同基本丧失。1958年的回台，是他在两个政党国家之间的选择。对祖国的眷念，加上对承诺自由民主和拒斥自由民主的两个政党国家形态的国家认同比较，驱使胡适回到了台湾。这中间，当然还存在着影响胡适具体行为举措的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国家认同主题来讲，都是可以后置甚至忽略的。
1917年，胡适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最后考试，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博士学位授予的相关手续，他就急不可奈地回到了中国。1917年胡适的归国，一方面与他长期在国外生活与中国已经有些隔膜，因此急欲返回祖国的思乡情切有关。加之胡母总是催办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也是一个实在的归国理由。另一方面，也与他介入了火热的文学革命有关。《新青年》掀起的文学革命浪潮，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让胡适兴奋莫名。再一方面，胡适对国家的政治变局，怀着不抱希望、又存幻想的矛盾心情，生发出一种重新亲身介入、近距离观察和分析的欲望。“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正是这样的心境，让胡适能够妥善处理心仪的美国与落后的祖国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只不过政治上的变迁，确实让胡适生出无限感慨。“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这就是胡适回归祖国之后最真切的感受。
1917年归国后的胡适，是一个逐渐明确自己在现实中国处境中如何确立自己国家认同的学者。在他参与的几次主要论战中，胡适将在美国形成的国家认同政治观念，逐渐坐实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让胡适初次辨析纸上的意识形态（“主义”）对于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危险性、空洞化与轻浮感。他敦促人们研究具体的问题，对那些半生不熟的主义敬而远之。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在胡适那里不是抽象的名词、不是理想的代表、不是忽略问题的托辞、不是号召党徒的工具。主义坐实为学理，值得重视；主义抽象为教条，不值得提倡。这场论战，让胡适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杜绝了意识形态的高谈阔论。对他此后申辩国家认同的进路，有着方向性的影响。1930年代的“民主与专制”的论战，第一次让胡适对建国问题进行了专门而较为深入的申论，从而将此前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问题的思考，放置到建国的框架中安顿。建国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人们可以归属与忠诚的现代国家建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此时，文化中国尚存，政治中国危急。而要解决政治中国的危急状态，就有一个以何种进路建构国家的决断问题。力主专制的学者们认为，民主不足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因此，专制或可成为建国的一个阶段，甚至成为一个民主的替代性选择。对此，胡适认为大谬不然。胡适指出，专制并不是建国的一个必要阶段。“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所谓‘建国’，只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脚住。”这样的建国，之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不仅是指中国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赢得民众的认同。“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爱国家，一半是因为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像一个国家；一半是因为国家实在没有恩惠到人民。”人民“爱国家”就是国家认同的表征，不爱国家，就是因为国家认同未能实现。公众的国家认同，缘于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国家形态，依据一个力求恩惠民众的国家建制。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就此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论述思路中，专制国家绝对与胡适认同的国家天差地别。胡适明白地将这样的认知，宣示为对种种独裁的坚决拒斥：不管是一个领袖的独裁、或是一个党的独裁，还是一个阶级的独裁。这些独裁，既无法造就一个强盛的中国，也无法获得民众内心的认同，基于这样的判断，胡适立定了两个关乎国家认同的基本立场：一是专制独裁国家难以赢得民众的认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二是民主宪政才足以获得公众的国家认同。
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
这一段议论，人们常常看作是胡适看低民主政治的例证，以为胡适高看专制一眼，中国人心智水平无法实行专制，因而只好退守低水平的民主政治。胡适之言，确实有这样的纸面涵义。但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从国家认同的视角讲，胡适这里其实触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民主国家赢得公众认同的条件宽松，乃是实现现代国家有效认同的最可行方式。专制政治无法达到民主政治这样的认同效果。从胡适论辩的策略来看，他采取的是让步式的论证方法。“退后一步自然宽”，把专制抬举到无法实行的“高度”，也就让民主政治有了坐实的理由。或许这样的评论有扭曲胡适意见的危险，但在他的论述中离析出相关的意涵，似乎是尊重胡适原意的。
1948年，中国大陆的战事紧急，政权交替危险逐渐呈现。此后一段时间，国共两党都力争胡适的认可。但此时的胡适，国家认同的决断已然做出，国家认同的政治判准经已确立，他不可能认同一种可能伤害人自由的新生中国。做出这样的判断，是由国内外两种因素推动而成的。对内，胡适1917年归国以后，就逐渐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实践丧失信心，并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陌路人。激进主义的进路，确实与胡适的气质相去甚远。对外，胡适加入其中的关于苏联的争端，已如前述。他对共产主义国际体系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在1948与朋友的论辩中做出了清晰明白的表达。但这并不等于说胡适对国民党政权就非常满意，就将国民党政权作为国家认同的对象。尽管国民党给他开出过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驻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