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胡适话题的再探究
自由之所以宝贵，值得人们热爱，就是因为它是国家建构的重要支撑。“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这正是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凝聚国民的国家认同感的需要。这样的自由是一种现代形态的政治权利和道德责任的集合。“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看重自由价值，就必定重视个人价值，提倡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这种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只有这样的个人理念，似乎才足以让国民建立其自觉而理性的国家认同。否则，一群盲众，完全不会领悟国家认同的价值指向和深刻意义。
现代自由理念在自由主义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释。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将自由的关键内涵披露给人们。“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这样的自由理念，是中国所缺少的。“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能实现才能取得保障。民主政治能有今日的成功，却不能不归功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自从他们先后发明了代议制，成文宪法，和无记名投票，一切自由才能渐获保障。自由主义，贵在容忍，要承认别人有自由，更要承认有反对党。民主政治最宝贵的就是政府能在制度上承认反对党的存在。”现代民主制度，真正激发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发挥自己的政治参与热情，因此对国家自然具有一种因参与而浮现的归属感，以及因参与的效果而呈现的国家忠诚感。这是传统国家所无法实现的国家认同目标。
胡适高度重视人权的保障。他并不看重政府虚与委蛇的人权保障宣言，真正看重的是约束政府、保障人权的约法。“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一个工具化的国家，与一个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自然而然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毋需以国家强制手段来固化一个人人怨恨、权力自闭的僵尸式国家。
这些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需要确立的价值，不是一些主义化的意识形态呓语，而是切切实实解决中国现代建国根本问题的价值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一切主义都只是一些汤头歌诀，他们的用处只在于供医生的参考采择，可以在某种症候之下医治病人的某种苦痛。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们也不可只记得主义，而忘了我们要用主义来救治建立的祖国。……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这样的建国吁求，就是一种聚集国民力量，同心协力维护国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政治呼吁。反过来讲，也就是促使国家具有吸引国民感情能量的建构尝试。藉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认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认同对象。
胡适以抵抗独断专制的政党国家为职志，强力申述自由价值的极端重要性。但胡适也特别重视有利于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相互认同的“容忍”的价值。
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
容忍不仅是一种公民美德，也是一种社会德性，更是国家能够将不同价值偏好与行为习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以构成稳定有序的现代国家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一旦陷入公民个体成员间、族群间、社会群体间的对峙状态，并且都自以为自己独占真理，这个国家也就处在危如累卵的覆灭困境了。国家的认同问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胡适认同的国家政体形式是立宪民主政体。他一生都不懈抨击专制制度。在两者之间他选择立宪民主而坚决拒斥专制，对此从未犹疑。这样决绝的态度，缘于胡适认定国家需要有优良的政体。这样的政体，绝对不是专制主义的党治政体，而是立宪民主的宪制政体。“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议会政治只是人民举代表来办政治的制度而已。今日之土皇帝固然难制裁，但党不能制裁土皇帝，政府不能制裁土皇帝，我们何妨试试人民代表的制裁能力呢？”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人民认同的现代宪政国家。基于此，胡适一方面对专制与中国现代建国的南辕北辙做出明确论述，在民主与专制的论战中，坚决拒斥专制主义。胡适认为，无论是从国家的统一还是从政治的现实出路上看，独裁都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就前者言，中国政治史表明，“独裁决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就后者论，学者政客认为有能力独裁的国家领袖，自己就反对独裁，“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另一方面，则对现实形态的一党专制--党治国家进行抨击，明确要求如前所述的“毁党建国”。胡适认为，中国政制是需要改革的，“改革政制的基本前提是放弃党治；而放弃党治的正当方法是提早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尽管胡适对现代政党政治的认知存在盲点，将自己恰切的反对政党国家的主张，扩展为过当的、反对政党政治的主张。结果他吁求反对党，自己从来不组党。他反对政党国家的呼吁也就落不到实处。但胡适“毁党建国”的主张，如果放在毁掉一个独占国家公器的政党，将多个政党安置在法治的平台上展开竞争，这确实是切中了中国现代建国的关键问题。国家公器一旦成为一党私产，不仅国家的运作不正常，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也就大为下降。
再次，胡适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方式是不满意的，因此倡导一种现代的政治生活模式。在这样的政治生活模式中，国家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的约束，使权力本身的自我维护不能成为目的。胡适确信，政府也好，国家领袖也好，都不应当对人民采取支配的态度，而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基于这样的信念，胡适明确主张工具主义的政府观。“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主义的政府观。”这就彻底杜绝了崇拜国家的国家主义选项。因此，工具性的政府，就必须以其发挥公共效用来判断它的好坏。“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只要政府组织适当，运作良好，它就会发挥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底进步。”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三个基本观念。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实属难能可贵。而且真正切中国家认同中国家何以赢得公民归属感与忠诚感的核心问题。试想，一个仅仅着重权力的自我维护的自私国家，这个径自以国家自身为目的的权力建制，怎么可能赢得民众对其的认同。
与此同时，胡适提倡聚集民众政治智慧的政治参与。“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但人民的参政不是专门的问题，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本身，就是它们建立国家归属感和政治忠诚感的标志。一个不见容于民众参与的政治体，民众就是被政治排斥的对象。它们也就无从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与忠诚感，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
最后，胡适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态度，那就是必须设定立宪民主的政体目标，既拒绝过于快速的推进，也严厉批评裹足不前的维持现状。他对孙中山设定的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政治发展路线图，总体上是赞同的。不过胡适从两个方向强调，既不可以停留在训政阶段止步不前，也不能操之过急。比如施行宪政，确实需要人民团体干预政治，以便限制国家权力，不让其为所欲为。但人民团体限制国家权力的效用，不是一蹴即就的。“中国今日应该有一个负责任的人民干政团体。但我们对于这个团体，希望不可太大，责效不可太急，更不必说‘自动组织政府’一类的大话把虞洽卿、史量才一类的人吓跑。我们不能希望‘全国人民齐集在一个严密组织之中，以四万万人的力量向共同的目标努力’。我们只能希望在最近几年之内国中的知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国家认同的需要，不等于必须把所有国民都政治化，都要强迫他们介入政治、品评政策。相反，国家认同的达成，需要公众划分为发挥不同政治-政策效用的群体，各自呈现自己的功能，国家认同也就从中获得了保障。胡适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围绕的中心是国家认同。换成胡适的表述，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的问题。收拾人心，解读起来就是促成公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正正就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主张，政制改革的下手方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着眼要在全国人心的团结，而不在党内三五人的团结。能团结全国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会永远高蹈东海之滨的；若不能团结全国的人心，即使一两个天下之大老扶杖来归，也何补于政治的改革，何益于建国的大计？而今日收拾全国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御侮之外，莫如废除党治，公开政权，实行宪政。在宪政之下，党内如有不能合作的领袖，他们尽可以自由分化，另组政党。如此，则党内派别的分歧，首领的不合作，都不了而自了了。这是政制改革的大路。”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以宽松的政治环境，换来人心的舒畅安适，从而避免国家倾覆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国家的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在胡适看来，一个不尊重宪法，也不自觉自愿遵守各种法律的国家（政府），是不可能具有公信力的。相应地，这样的国家不仅无法赢得公民的认同，而且造成他们对国家的不信任（也就是不认同）。“人民为什么这样不信任国家的根本法，可以得着几种有益的教训：第一，官吏军人党部自身不愿守法，所以使人民不信任法律。……第二。政府立法之先就没有打算实行，所以立了许多纸上具文，使人民失去对法律的信仰。……第三，宪法中列举的条文总是空泛的原则，若没有附加的详细施行手续，就都成了无效力的具文，这也是中国的根本法不能得人民信仰的一个根本理由。”因此，国家权力守法，才能促使人民信任法律，认同国家。这比徒具形式的宪法文本及其条规制定工作要来得紧要。“我们希望政府明白这种很明显的事实。此时未尝不可制宪，但制宪之先，政府应该要在事实上表示守法的榜样，养成守法的习惯，间接的养成人民信任法律的心理。这才是宪政的预备。宪政的预备不在雇人起草，不在征求讨论。而在实行法律。”立宪民主的政治实践，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国家认同的政治正道。
只有在全国上下达成立宪民主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无论党内或党外的，都应该平心静气考虑一条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大略如……“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的坦坦大路。党内的人应该尊重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尊重党内重要领袖的公开宣言，大家努力促进宪政的成功；党外的人也应该明白中山先生手创的政党是以民主宪政为最高理想的，大家都应该承认眼前一切“带民主色彩的制度”如新宪法草案之类）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步骤，都是一种进步的努力，都值得我们的诚意的赞助使它早日实现的。我们深信，只有这样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感情与理智，使这个飘摇的国家散漫的民族联合起来做一致向上的努力！
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么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党派的主张，千差万别，但只要在国家建构上形成宪政民主的共同理想，并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宪政民主的政治秩序，国家认同的根本政治问题，也就得到了理性的解决。
胡适殷殷期盼的这个现代中国，就是他认定最有利于促成国家认同和民族复兴的国家形态。
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这是胡适对他理想中的、值得全民认同的国家一个最为全面的描述。这一国家形态既包含广义的文化涵义，也包括明确的政治涵义。这是一个绝对能够赢得民众吻合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现代国家形态。除开一个自由宪政国家能够达成这些综合目标，在现代世界史上，尚无其他政体形式的国家全面实现过这些目标。胡适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中对理想国家形态的展望，以及对促成人们认同的现代中国面貌的刻画，在这里得到全面呈现。
这正是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凝聚国民的国家认同感的需要。这样的自由是一种现代形态的政治权利和道德责任的集合。“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看重自由价值，就必定重视个人价值，提倡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这种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只有这样的个人理念，似乎才足以让国民建立其自觉而理性的国家认同。否则，一群盲众，完全不会领悟国家认同的价值指向和深刻意义。
现代自由理念在自由主义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释。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将自由的关键内涵披露给人们。“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这样的自由理念，是中国所缺少的。“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能实现才能取得保障。民主政治能有今日的成功，却不能不归功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自从他们先后发明了代议制，成文宪法，和无记名投票，一切自由才能渐获保障。自由主义，贵在容忍，要承认别人有自由，更要承认有反对党。民主政治最宝贵的就是政府能在制度上承认反对党的存在。”现代民主制度，真正激发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发挥自己的政治参与热情，因此对国家自然具有一种因参与而浮现的归属感，以及因参与的效果而呈现的国家忠诚感。这是传统国家所无法实现的国家认同目标。
胡适高度重视人权的保障。他并不看重政府虚与委蛇的人权保障宣言，真正看重的是约束政府、保障人权的约法。“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一个工具化的国家，与一个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自然而然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毋需以国家强制手段来固化一个人人怨恨、权力自闭的僵尸式国家。
这些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需要确立的价值，不是一些主义化的意识形态呓语，而是切切实实解决中国现代建国根本问题的价值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一切主义都只是一些汤头歌诀，他们的用处只在于供医生的参考采择，可以在某种症候之下医治病人的某种苦痛。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们也不可只记得主义，而忘了我们要用主义来救治建立的祖国。……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这样的建国吁求，就是一种聚集国民力量，同心协力维护国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政治呼吁。反过来讲，也就是促使国家具有吸引国民感情能量的建构尝试。藉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认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认同对象。
胡适以抵抗独断专制的政党国家为职志，强力申述自由价值的极端重要性。但胡适也特别重视有利于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相互认同的“容忍”的价值。
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
容忍不仅是一种公民美德，也是一种社会德性，更是国家能够将不同价值偏好与行为习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以构成稳定有序的现代国家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一旦陷入公民个体成员间、族群间、社会群体间的对峙状态，并且都自以为自己独占真理，这个国家也就处在危如累卵的覆灭困境了。国家的认同问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胡适认同的国家政体形式是立宪民主政体。他一生都不懈抨击专制制度。在两者之间他选择立宪民主而坚决拒斥专制，对此从未犹疑。这样决绝的态度，缘于胡适认定国家需要有优良的政体。这样的政体，绝对不是专制主义的党治政体，而是立宪民主的宪制政体。“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议会政治只是人民举代表来办政治的制度而已。今日之土皇帝固然难制裁，但党不能制裁土皇帝，政府不能制裁土皇帝，我们何妨试试人民代表的制裁能力呢？”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人民认同的现代宪政国家。基于此，胡适一方面对专制与中国现代建国的南辕北辙做出明确论述，在民主与专制的论战中，坚决拒斥专制主义。胡适认为，无论是从国家的统一还是从政治的现实出路上看，独裁都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就前者言，中国政治史表明，“独裁决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就后者论，学者政客认为有能力独裁的国家领袖，自己就反对独裁，“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另一方面，则对现实形态的一党专制--党治国家进行抨击，明确要求如前所述的“毁党建国”。胡适认为，中国政制是需要改革的，“改革政制的基本前提是放弃党治；而放弃党治的正当方法是提早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尽管胡适对现代政党政治的认知存在盲点，将自己恰切的反对政党国家的主张，扩展为过当的、反对政党政治的主张。结果他吁求反对党，自己从来不组党。他反对政党国家的呼吁也就落不到实处。但胡适“毁党建国”的主张，如果放在毁掉一个独占国家公器的政党，将多个政党安置在法治的平台上展开竞争，这确实是切中了中国现代建国的关键问题。国家公器一旦成为一党私产，不仅国家的运作不正常，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也就大为下降。
再次，胡适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方式是不满意的，因此倡导一种现代的政治生活模式。在这样的政治生活模式中，国家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的约束，使权力本身的自我维护不能成为目的。胡适确信，政府也好，国家领袖也好，都不应当对人民采取支配的态度，而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基于这样的信念，胡适明确主张工具主义的政府观。“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主义的政府观。”这就彻底杜绝了崇拜国家的国家主义选项。因此，工具性的政府，就必须以其发挥公共效用来判断它的好坏。“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只要政府组织适当，运作良好，它就会发挥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底进步。”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三个基本观念。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实属难能可贵。而且真正切中国家认同中国家何以赢得公民归属感与忠诚感的核心问题。试想，一个仅仅着重权力的自我维护的自私国家，这个径自以国家自身为目的的权力建制，怎么可能赢得民众对其的认同。
与此同时，胡适提倡聚集民众政治智慧的政治参与。“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但人民的参政不是专门的问题，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本身，就是它们建立国家归属感和政治忠诚感的标志。一个不见容于民众参与的政治体，民众就是被政治排斥的对象。它们也就无从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与忠诚感，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
最后，胡适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态度，那就是必须设定立宪民主的政体目标，既拒绝过于快速的推进，也严厉批评裹足不前的维持现状。他对孙中山设定的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政治发展路线图，总体上是赞同的。不过胡适从两个方向强调，既不可以停留在训政阶段止步不前，也不能操之过急。比如施行宪政，确实需要人民团体干预政治，以便限制国家权力，不让其为所欲为。但人民团体限制国家权力的效用，不是一蹴即就的。“中国今日应该有一个负责任的人民干政团体。但我们对于这个团体，希望不可太大，责效不可太急，更不必说‘自动组织政府’一类的大话把虞洽卿、史量才一类的人吓跑。我们不能希望‘全国人民齐集在一个严密组织之中，以四万万人的力量向共同的目标努力’。我们只能希望在最近几年之内国中的知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国家认同的需要，不等于必须把所有国民都政治化，都要强迫他们介入政治、品评政策。相反，国家认同的达成，需要公众划分为发挥不同政治-政策效用的群体，各自呈现自己的功能，国家认同也就从中获得了保障。胡适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围绕的中心是国家认同。换成胡适的表述，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的问题。收拾人心，解读起来就是促成公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正正就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主张，政制改革的下手方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着眼要在全国人心的团结，而不在党内三五人的团结。能团结全国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会永远高蹈东海之滨的；若不能团结全国的人心，即使一两个天下之大老扶杖来归，也何补于政治的改革，何益于建国的大计？而今日收拾全国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御侮之外，莫如废除党治，公开政权，实行宪政。在宪政之下，党内如有不能合作的领袖，他们尽可以自由分化，另组政党。如此，则党内派别的分歧，首领的不合作，都不了而自了了。这是政制改革的大路。”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以宽松的政治环境，换来人心的舒畅安适，从而避免国家倾覆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国家的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在胡适看来，一个不尊重宪法，也不自觉自愿遵守各种法律的国家（政府），是不可能具有公信力的。相应地，这样的国家不仅无法赢得公民的认同，而且造成他们对国家的不信任（也就是不认同）。“人民为什么这样不信任国家的根本法，可以得着几种有益的教训：第一，官吏军人党部自身不愿守法，所以使人民不信任法律。……第二。政府立法之先就没有打算实行，所以立了许多纸上具文，使人民失去对法律的信仰。……第三，宪法中列举的条文总是空泛的原则，若没有附加的详细施行手续，就都成了无效力的具文，这也是中国的根本法不能得人民信仰的一个根本理由。”因此，国家权力守法，才能促使人民信任法律，认同国家。这比徒具形式的宪法文本及其条规制定工作要来得紧要。“我们希望政府明白这种很明显的事实。此时未尝不可制宪，但制宪之先，政府应该要在事实上表示守法的榜样，养成守法的习惯，间接的养成人民信任法律的心理。这才是宪政的预备。宪政的预备不在雇人起草，不在征求讨论。而在实行法律。”立宪民主的政治实践，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国家认同的政治正道。
只有在全国上下达成立宪民主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无论党内或党外的，都应该平心静气考虑一条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大略如……“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的坦坦大路。党内的人应该尊重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尊重党内重要领袖的公开宣言，大家努力促进宪政的成功；党外的人也应该明白中山先生手创的政党是以民主宪政为最高理想的，大家都应该承认眼前一切“带民主色彩的制度”如新宪法草案之类）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步骤，都是一种进步的努力，都值得我们的诚意的赞助使它早日实现的。我们深信，只有这样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感情与理智，使这个飘摇的国家散漫的民族联合起来做一致向上的努力！
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么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党派的主张，千差万别，但只要在国家建构上形成宪政民主的共同理想，并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宪政民主的政治秩序，国家认同的根本政治问题，也就得到了理性的解决。
胡适殷殷期盼的这个现代中国，就是他认定最有利于促成国家认同和民族复兴的国家形态。
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这是胡适对他理想中的、值得全民认同的国家一个最为全面的描述。这一国家形态既包含广义的文化涵义，也包括明确的政治涵义。这是一个绝对能够赢得民众吻合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现代国家形态。除开一个自由宪政国家能够达成这些综合目标，在现代世界史上，尚无其他政体形式的国家全面实现过这些目标。胡适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中对理想国家形态的展望，以及对促成人们认同的现代中国面貌的刻画，在这里得到全面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