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攻击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获得了蓬勃发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思潮更是汹涌澎湃。然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受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
基尔特是欧洲中世纪“行会”的译音，是按行业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以采取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为特征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宣扬社会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和平进化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度，实现劳动的解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作过多次讲演，他的学说也被译成中文出版。罗素来华后，主张中国不应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应该开发资源，从教育入手，发展实业，兴办教育。
罗素来华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罗素在中国的信徒对罗素的言论进行大肆地附和、鼓噪。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吹捧罗素对中国提出的主张。张东荪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救中国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过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由此可见，张东荪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这篇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遭到陈独秀、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的反驳。《新青年》和《民国日报》连续发表批判文章，集中火力反击罗素和张东荪之流的谬论。为使更多的人加入这场辩论，陈独秀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辑录了张东荪、杨端六等人的言论，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的反驳文章，陈独秀与罗素、张东荪的书信，共13篇，并冠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由此，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开始了。
二、你方唱罢我登场
争论开始以后，张东荪于12月15日在《改造》第3卷第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篇长文是当时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代表作。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都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于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若想实现社会主义，不得不先实行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因此现在没有谈论社会主义的资格。通过以上论点，他们提倡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但是，在张东荪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时，却为自己的言论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认为开发实业只有协社这一种方式可行，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但又说要推迟实行社会主义，担心它实现得太早。至于应当怎样“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呢，张东荪给出的答案就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如此等等。梁启超也认为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此法最中正无弊”，因此应当使资本家明白，不能全部夺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必须注意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其实质就是主张劳资协调主义。这些花言巧语道出了2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矛盾状态：一方面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遏止的，因此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张东荪、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对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开展实际革命运动，具有明显的危害性。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使一些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产生了思想上的迷惑。尤其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明明是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是立论缜密，凡是对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很容易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因此，梁启超的文章被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认定为“是最有力的论敌”。
针对以上的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纷纷撰文同张、梁展开辩论。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第9卷第1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第9卷第3号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首先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和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的考察等方面，回答了关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最终只能在矛盾的激化中走向灭亡。陈独秀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地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的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哪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的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
同时，他们还结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事实，批驳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观点。为了证明中国不能实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国际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证。李达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即“资本归公”，“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谁也不能据为己有”，“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
另一方面，针对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通过实行改良政策协调劳资关系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批驳。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李达指出，“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这种“温情政策”乃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发挥以后所生的必然结果，至于对资本主义采用“矫正”态度，更是“一句空话”。资本家“一定唯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地扩张资本势力”。“梁任公的温情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所谓“要对劳动者灌输知识，助长组织”，“并不算是什么革命的手段，实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罢了”。
他们批驳了在中国走议会主义道路的主张，陈独秀说：“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克思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他们主张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式是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李达提出“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即“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
最后，明确区分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界限，为人们接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最流行的一种思潮，当时人们尚不能明确地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张东荪、梁启超等正是打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来宣扬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施存统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以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划了一个新纪元”。
蔡和森说：“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陈独秀则指出古代所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后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古代所讲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与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一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三、拨开云雾见月明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基尔特社会主义而结束，这场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明确指出中国的前途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论战开始不久，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追问下，张东荪道出了他们的真实主张，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造就了强大的劳动阶级和物质基础，然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实质上，这仍然是幻想中国走欧美式的道路。然而，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说，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阻挠，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及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等原因，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这是已经被辛亥革命的失败经证明了的。张东荪等人在这种条件下，还想先发展资本主义来达到救世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幻想。通过这场论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假社会主义，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他们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应当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应该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坚决反对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
第二，进一步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帮助先进分子从改良主义的理论迷雾中走出来。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者较为明确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他改良主义的界限。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许新凯在《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共产主义者主张打破资本家的国家，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转付全体劳动阶级的公共管理之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权利集中；“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两层非常反对”。共产主义者主张“各人的报酬，以致力于社会勤劳为标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绝对废止工钱制度。共产主义者主张工业是供给一切人民需要的，人民应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共同管理企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绝对的产业自治，工厂的“管理应完全归于劳动者，不受自己团体外的干涉”。
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为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伊始即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获得了蓬勃发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思潮更是汹涌澎湃。然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受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
基尔特是欧洲中世纪“行会”的译音，是按行业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以采取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为特征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宣扬社会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和平进化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度，实现劳动的解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作过多次讲演，他的学说也被译成中文出版。罗素来华后，主张中国不应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应该开发资源，从教育入手，发展实业，兴办教育。
罗素来华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罗素在中国的信徒对罗素的言论进行大肆地附和、鼓噪。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吹捧罗素对中国提出的主张。张东荪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救中国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过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由此可见，张东荪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这篇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遭到陈独秀、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的反驳。《新青年》和《民国日报》连续发表批判文章，集中火力反击罗素和张东荪之流的谬论。为使更多的人加入这场辩论，陈独秀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辑录了张东荪、杨端六等人的言论，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的反驳文章，陈独秀与罗素、张东荪的书信，共13篇，并冠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由此，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开始了。
二、你方唱罢我登场
争论开始以后，张东荪于12月15日在《改造》第3卷第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篇长文是当时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代表作。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都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于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若想实现社会主义，不得不先实行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因此现在没有谈论社会主义的资格。通过以上论点，他们提倡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但是，在张东荪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时，却为自己的言论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认为开发实业只有协社这一种方式可行，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但又说要推迟实行社会主义，担心它实现得太早。至于应当怎样“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呢，张东荪给出的答案就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如此等等。梁启超也认为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此法最中正无弊”，因此应当使资本家明白，不能全部夺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必须注意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其实质就是主张劳资协调主义。这些花言巧语道出了2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矛盾状态：一方面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遏止的，因此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张东荪、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对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开展实际革命运动，具有明显的危害性。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使一些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产生了思想上的迷惑。尤其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明明是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是立论缜密，凡是对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很容易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因此，梁启超的文章被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认定为“是最有力的论敌”。
针对以上的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纷纷撰文同张、梁展开辩论。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第9卷第1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第9卷第3号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首先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和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的考察等方面，回答了关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最终只能在矛盾的激化中走向灭亡。陈独秀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地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的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哪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的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
同时，他们还结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事实，批驳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观点。为了证明中国不能实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国际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证。李达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即“资本归公”，“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谁也不能据为己有”，“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
另一方面，针对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通过实行改良政策协调劳资关系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批驳。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李达指出，“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这种“温情政策”乃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发挥以后所生的必然结果，至于对资本主义采用“矫正”态度，更是“一句空话”。资本家“一定唯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地扩张资本势力”。“梁任公的温情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所谓“要对劳动者灌输知识，助长组织”，“并不算是什么革命的手段，实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罢了”。
他们批驳了在中国走议会主义道路的主张，陈独秀说：“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克思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他们主张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式是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李达提出“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即“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
最后，明确区分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界限，为人们接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最流行的一种思潮，当时人们尚不能明确地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张东荪、梁启超等正是打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来宣扬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施存统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以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划了一个新纪元”。
蔡和森说：“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陈独秀则指出古代所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后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古代所讲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与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一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三、拨开云雾见月明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基尔特社会主义而结束，这场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明确指出中国的前途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论战开始不久，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追问下，张东荪道出了他们的真实主张，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造就了强大的劳动阶级和物质基础，然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实质上，这仍然是幻想中国走欧美式的道路。然而，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说，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阻挠，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及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等原因，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这是已经被辛亥革命的失败经证明了的。张东荪等人在这种条件下，还想先发展资本主义来达到救世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幻想。通过这场论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假社会主义，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他们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应当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应该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坚决反对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
第二，进一步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帮助先进分子从改良主义的理论迷雾中走出来。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者较为明确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他改良主义的界限。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许新凯在《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共产主义者主张打破资本家的国家，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转付全体劳动阶级的公共管理之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权利集中；“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两层非常反对”。共产主义者主张“各人的报酬，以致力于社会勤劳为标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绝对废止工钱制度。共产主义者主张工业是供给一切人民需要的，人民应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共同管理企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绝对的产业自治，工厂的“管理应完全归于劳动者，不受自己团体外的干涉”。
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为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伊始即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