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凄惨的晚年
一、减刑出狱
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8月13日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妄图在攻占上海后直取金陵。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8月23日，陈独秀出狱了。陈独秀出狱后，在武汉住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离开。
其实，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即有离开武汉的打算。当时，他拒绝了陈钟凡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的建议，也拒绝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要他去美国的建议。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而是决定入川。他所以选择入川，是因为四川是大后方，沦为战区的可能性较小；国民党军政机关大多入川，四川将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军事中心，要想有所作为，四川不失为一个好去处。
刚入川时，陈独秀被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的帮助下，于8月3日移居距离重庆上游水程180里的江津县城。据高语罕介绍说，陈独秀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是重庆在政治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容许他再待下去，他只好去了江津。
二、困苦的生活
1940年前后，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3月蔡元培去世，不久陈独秀的大姐也死在江津上游40里的油溪镇，享年69岁。这三者都是陈独秀的至亲至友，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
陈独秀在江津期间，生活十分贫困，加上疾病的折磨，晚景十分凄凉。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尤其是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资助。在陈独秀晚年的书信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资助。北大同学会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他，还派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1939年罗汉在重庆大轰炸中身亡，北大同学会又托在江津第九中学教书的何之瑜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直至他去世。可以说，如果没有北大同学会的资助，陈独秀晚年生活将更加不堪设想。除了北大同学会的资助，陈独秀的大姐在陈独秀困难时也给了他一些帮助，因为大姐家的父子是经商的，经济较宽裕。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也对陈独秀有过私人资助，就连陈独秀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几年，已到了风烛残年。出狱以后，陈独秀所患的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炎等多种疾病益加严重。入川以后，由于生活十分困难，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急剧恶化。加上养母、蔡元培、大姐等至亲好友的相继去世，使他的身心受到更大的打击。而思想上的日渐消沉，更使其萎靡不振，加剧了病情的恶化。
三、客死异乡
1942年春天，他觅得一个治疗高血压病的土方：蚕豆花泡水喝，每天服用。但是蚕豆水不但没有治他的病，反而要了他的命。5月12日陈独秀因饮了已经变质的蚕豆水而中毒，腹胀难耐。13日，老友包惠僧过访，欣喜中又在午餐时食四季豆烧肉过量，食不消化，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此后，陈独秀一病不起，经常昏厥。虽经邓仲纯及重庆、江津名医多方医治和抢救，均无效验。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把夫人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对身后之事略有所嘱：嘱何之瑜负责其遗著出版之事；嘱夫人潘兰珍在他死后不要把他“卖钱”，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嘱早已分居自立的儿子陈松年（时在江津九中搞总务）日后将其棺木返乡安葬，叶落归根。27日午刻开始，陈独秀陷入昏睡状态，一直延至9时40分与世长辞，享年64岁。
1947年6月，遵照陈独秀的遗嘱，陈松年将祖母及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在外漂泊一生的陈独秀终于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安眠于家乡的土地上了。
尽管陈独秀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且这些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对他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陈独秀仍不失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在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领导第一次大革命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所有这一切表明“陈独秀”这个名字仍然光采照人，名传千古！
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8月13日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妄图在攻占上海后直取金陵。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8月23日，陈独秀出狱了。陈独秀出狱后，在武汉住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离开。
其实，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即有离开武汉的打算。当时，他拒绝了陈钟凡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的建议，也拒绝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要他去美国的建议。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而是决定入川。他所以选择入川，是因为四川是大后方，沦为战区的可能性较小；国民党军政机关大多入川，四川将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军事中心，要想有所作为，四川不失为一个好去处。
刚入川时，陈独秀被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的帮助下，于8月3日移居距离重庆上游水程180里的江津县城。据高语罕介绍说，陈独秀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是重庆在政治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容许他再待下去，他只好去了江津。
二、困苦的生活
1940年前后，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3月蔡元培去世，不久陈独秀的大姐也死在江津上游40里的油溪镇，享年69岁。这三者都是陈独秀的至亲至友，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
陈独秀在江津期间，生活十分贫困，加上疾病的折磨，晚景十分凄凉。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尤其是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资助。在陈独秀晚年的书信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资助。北大同学会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他，还派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1939年罗汉在重庆大轰炸中身亡，北大同学会又托在江津第九中学教书的何之瑜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直至他去世。可以说，如果没有北大同学会的资助，陈独秀晚年生活将更加不堪设想。除了北大同学会的资助，陈独秀的大姐在陈独秀困难时也给了他一些帮助，因为大姐家的父子是经商的，经济较宽裕。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也对陈独秀有过私人资助，就连陈独秀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几年，已到了风烛残年。出狱以后，陈独秀所患的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炎等多种疾病益加严重。入川以后，由于生活十分困难，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急剧恶化。加上养母、蔡元培、大姐等至亲好友的相继去世，使他的身心受到更大的打击。而思想上的日渐消沉，更使其萎靡不振，加剧了病情的恶化。
三、客死异乡
1942年春天，他觅得一个治疗高血压病的土方：蚕豆花泡水喝，每天服用。但是蚕豆水不但没有治他的病，反而要了他的命。5月12日陈独秀因饮了已经变质的蚕豆水而中毒，腹胀难耐。13日，老友包惠僧过访，欣喜中又在午餐时食四季豆烧肉过量，食不消化，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此后，陈独秀一病不起，经常昏厥。虽经邓仲纯及重庆、江津名医多方医治和抢救，均无效验。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把夫人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对身后之事略有所嘱：嘱何之瑜负责其遗著出版之事；嘱夫人潘兰珍在他死后不要把他“卖钱”，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嘱早已分居自立的儿子陈松年（时在江津九中搞总务）日后将其棺木返乡安葬，叶落归根。27日午刻开始，陈独秀陷入昏睡状态，一直延至9时40分与世长辞，享年64岁。
1947年6月，遵照陈独秀的遗嘱，陈松年将祖母及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在外漂泊一生的陈独秀终于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安眠于家乡的土地上了。
尽管陈独秀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且这些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对他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陈独秀仍不失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在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领导第一次大革命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所有这一切表明“陈独秀”这个名字仍然光采照人，名传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