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个条约的签订
斯大林可以说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元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一系列多变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的独立、发展和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1923年至1924年间，斯大林在支持和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1927年4月，蒋介石在北伐中途公开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致使苏联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抗议并撤回驻华代表。1929年7月，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双方完全断绝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看出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和对本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两国冰封的外交开始解冻。1932年底，中苏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复交后并没有和谐相处、共同御敌。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两国各自打着如意算盘，对方只不过是自己的一颗棋子而已。
中苏的复杂外交惹得日本大为不满，它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苏采取强硬态度。斯大林为了防止发生远东战争，不愿意与日本直接冲突，决定对日妥协，将中东铁路售于日本扶植下的“满洲国”政府。1935年华北事变，德日意法西斯轴心逐步形成，不过在战争初期却很少有西方国家愿意援助中国，引火烧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蒋介石迫切希望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的队伍。而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也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即使是中国失利也不能出现联日反苏的格局。于是，在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的8天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此条约的签订，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日本的侵略气焰。根据这一条约，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抗战给予道义支持，也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截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止，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卖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其中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等。为了运输物资，苏联还修建全长2925公里、穿越新疆的公路，此后又延伸到咸阳。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自1937年底开始陆续来华，并指导和培训了约9万名中国军事学员。在抗日空战中，苏联航空志愿队2000名队员来华，其中有200多名飞行员捐躯中国抗日战场，这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1941年4月13日在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日本为减少北方压力而实施南进战略的背景下，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指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是内蒙古与中国华北，而苏联的势力范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新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作为二战期间苏日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使苏日双方都避免两线作战。但从苏日双方签约的动机、谈判的中心议题乃至条约的内容看，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而展开的。因此，《苏日中立条约》是苏日双方牺牲中国利益、干涉中国主权而达成的交易，而且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苏联保证“不干涉新疆事务，不在中国东北长期驻军不回，不以任何形式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一切武装”的条件下，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件是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主权独立国家（外蒙古独立）。这一“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此外，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北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3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充分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1923年至1924年间，斯大林在支持和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1927年4月，蒋介石在北伐中途公开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致使苏联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抗议并撤回驻华代表。1929年7月，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双方完全断绝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看出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和对本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两国冰封的外交开始解冻。1932年底，中苏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复交后并没有和谐相处、共同御敌。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两国各自打着如意算盘，对方只不过是自己的一颗棋子而已。
中苏的复杂外交惹得日本大为不满，它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苏采取强硬态度。斯大林为了防止发生远东战争，不愿意与日本直接冲突，决定对日妥协，将中东铁路售于日本扶植下的“满洲国”政府。1935年华北事变，德日意法西斯轴心逐步形成，不过在战争初期却很少有西方国家愿意援助中国，引火烧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蒋介石迫切希望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的队伍。而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也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即使是中国失利也不能出现联日反苏的格局。于是，在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的8天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此条约的签订，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日本的侵略气焰。根据这一条约，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抗战给予道义支持，也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截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止，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卖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其中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等。为了运输物资，苏联还修建全长2925公里、穿越新疆的公路，此后又延伸到咸阳。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自1937年底开始陆续来华，并指导和培训了约9万名中国军事学员。在抗日空战中，苏联航空志愿队2000名队员来华，其中有200多名飞行员捐躯中国抗日战场，这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1941年4月13日在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日本为减少北方压力而实施南进战略的背景下，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指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是内蒙古与中国华北，而苏联的势力范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新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作为二战期间苏日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使苏日双方都避免两线作战。但从苏日双方签约的动机、谈判的中心议题乃至条约的内容看，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而展开的。因此，《苏日中立条约》是苏日双方牺牲中国利益、干涉中国主权而达成的交易，而且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苏联保证“不干涉新疆事务，不在中国东北长期驻军不回，不以任何形式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一切武装”的条件下，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件是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主权独立国家（外蒙古独立）。这一“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此外，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北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3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充分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