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表政见
一、探寻乱因
李大钊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早期作品--《隐忧篇》和《大哀篇》。这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正处在军阀割据当中，袁世凯窃取政权，并对南方各省刀兵相见，妄图实现完全的统一专制。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了，但实际上却专制横行，兵争不止，民不聊生。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苦难而悲叹。他爱国爱民，痛斥专制之恶，君主为民贼，施暴政，钳制思想，压抑人的自由权利。数千年的君主制度是专制的历史，也是思想学术不自由的历史，李大钊认为，民主思想同过去的忠君封建观念是严重对立、势同水火的。李大钊认为，衡量国家政治善恶与否的标准是国家的人民生活是否幸福。所以他为新造的民国担忧，他认为民主国家不得安宁，而是陷入了混乱的境地，人民并没有从新造的国家中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却遭受着痛苦不幸。他在文章里抒发感慨，表达了朴素的民生观念。
李大钊认为当时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党争。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民国初期的政党互相攻击，虚张声势，搞阴谋，造谣言，混乱不堪。李大钊认为此时的党争是个人的意见之争，不是为国家前途而争。政党大多依靠军事力量，骄横豪暴，有些则更是乌合之众，拥戴一两个旧社会的党人或者万恶的官僚，却号称是稳健派。本来是蛮横躁妄的暴徒，却说是急进主义者。如果考察这些政党的党纲，似乎都是要强国，造福人民，但却没有党德，嘴上说代表人民，实际上却是花天酒地，挥霍民脂民膏，对人民有害无益。
与批评政党政治相对应，李大钊还批评了各省都督以权谋私，纷乱割据。民国初期，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一直是一个涉及到权力斗争的关键问题。各省起义独立后，都推戴了本省的都督总揽军政大权。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李大钊认为，各省的土地都属于国家，都督不能据为己有，各省都督拥兵自重，以拥护民权、各省自治为借口抗拒中央，事实上是地方割据，对于民主制度和人民来说，这是没有好处的。一个君主变成了数十个专制的都督，行为犹如盗贼，这样下去，国家必将分崩离析，政潮、兵争不止，民主制度、法律的尊严都将不复存在。他坚决主张军政、民政分开，具体应是由中央收回军权，中央在地方设置省尹，而且凡是担任过都督的，不能做省尹。他提出，不以行政区划来划分军区，以防止形成各地驻军内轻外重的情况。并且，废除都督后，应该妥善解决兵源质量和军费使用问题。为此，要整顿全国的警政，把警察变为全国主要的治安力量，还要整顿军队，裁汰老弱，杜绝吃空饷的现象。李大钊在这里探讨了国家混乱的根源，但他还没有看清楚袁世凯的本来面目，至少还没有看清其专制的险恶用心，所以他也批评了资产阶级革命派。
民国初期政治的乱象让李大钊痛心不已，苦苦思索出路。“国贼”袁世凯一步步地暗行专制，剪除异己。1913年3月20日深夜，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因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在上海火车站被歹徒开枪造成重伤，最后不治而亡。李大钊对宋教仁非常有好感，他称宋教仁是“当代贤豪”，得知他被杀的不幸消息后，写下了《暗杀与群德》一文来表示哀悼。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民国以来人人都缺乏义务心，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感，暗杀才会横行，光天化日之下犯下滔天罪恶，这是一种不良政治，以暴易暴，民众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那怎么样才能去除暗杀这样的暴行，民众如何才能幸福呢？李大钊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树立革命的思想，他希望用“忏悔”的方式去感化暴徒，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暴徒自己走出黑暗，也就是要收拾人心、振奋群德。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李大钊接触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他翻译了一本日本人介绍托尔斯泰思想的书，编辑成了《托翁言行录》。托尔斯泰认为，在西方科学发达的社会里，少数人借助国家权威，控制科学，对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剥削压迫，这种所谓的文明其实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虚伪文明。因此，革命势必发生。但托尔斯泰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他认为劳动是最大最初的善良，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生，离开劳动，人类只能陷入迷途。劳动本来是没有痛苦的，之所以人们会感到痛苦，是因为国家制度规定了一部分劳动者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掠夺。在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里，人人都应该半工半读，半日劳动获取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半日用来消遣和精神活动。李大钊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在这个时期所发的议论多源于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他批评暗杀之风，渴望通过正心达到善的境界。他和托尔斯泰一样，希望人们过着崇高的劳动生活，这或许与李大钊从小的劳动生活有关系。他没有因为西方的民权思想而抛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也非常注重道德情操的陶冶，这也是李大钊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青年李大钊的理想是国家能够统一稳定，人人劳动，家家幸福以及社会和谐。
二、矢志爱国
对未来美好的理想追求和民族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李大钊形成了很强的民族意识。李大钊是痛恨满清王朝的。在他的家乡乐亭县，大片肥沃的土地都被满族旗人占了去，老百姓只能得到十分之二的好地，其他都是水洼沙滩，一旦灾害发生，老百姓就没有收成，交不起租钱，糊口都成了问题。这种亲身感受使李大钊对满汉之间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所以李大钊崇敬洪秀全。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李大钊非常高兴，他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另一方面，他也对外国的侵略非常关注，当时日本和俄国对中国都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尤其是日本，有一个叫中岛端的人写了一本《支那分割之命运》，鼓吹侵略中国，说日本单单占领福建是不够的，福建太穷，日本应该占领江、浙等富裕的省份，南满铁路是日本人的，日本应该沿着这条铁路线，把河北、山西都占领，日本人要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黄河。李大钊和法政学会的同学翻译了这本书，让国人知道日本的侵略野心，李大钊还写了几万字的“驳议”，他大声疾呼：“燕赵的健儿何在？”“绝不让日本强盗入我中华一步！”这本书在国内流传很广，给国人敲响了民族危机的警钟。
李大钊非常敬佩那些爱国者、民族志士和民族英雄，这也是他爱国感情的来源之一。比如明末的朱舜水就是他十分崇敬的人。朱舜水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朝亡国后，他发誓不做清朝臣民，独自流浪到日本、越南等国，又几次返回祖国组织抗清活动，郑成功还邀请朱舜水参加北伐。李大钊在《言治》月刊上介绍朱舜水的事迹，包括他的早年经历、性格人品以及在日本的活动交往等情况。李大钊深感朱舜水的民族气节，说他虽然流落日本、越南，但却一日不忘恢复中原。他一生都用朱舜水的精神勉力自己，矢志于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第三章 求学东瀛
李大钊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早期作品--《隐忧篇》和《大哀篇》。这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正处在军阀割据当中，袁世凯窃取政权，并对南方各省刀兵相见，妄图实现完全的统一专制。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了，但实际上却专制横行，兵争不止，民不聊生。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苦难而悲叹。他爱国爱民，痛斥专制之恶，君主为民贼，施暴政，钳制思想，压抑人的自由权利。数千年的君主制度是专制的历史，也是思想学术不自由的历史，李大钊认为，民主思想同过去的忠君封建观念是严重对立、势同水火的。李大钊认为，衡量国家政治善恶与否的标准是国家的人民生活是否幸福。所以他为新造的民国担忧，他认为民主国家不得安宁，而是陷入了混乱的境地，人民并没有从新造的国家中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却遭受着痛苦不幸。他在文章里抒发感慨，表达了朴素的民生观念。
李大钊认为当时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党争。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民国初期的政党互相攻击，虚张声势，搞阴谋，造谣言，混乱不堪。李大钊认为此时的党争是个人的意见之争，不是为国家前途而争。政党大多依靠军事力量，骄横豪暴，有些则更是乌合之众，拥戴一两个旧社会的党人或者万恶的官僚，却号称是稳健派。本来是蛮横躁妄的暴徒，却说是急进主义者。如果考察这些政党的党纲，似乎都是要强国，造福人民，但却没有党德，嘴上说代表人民，实际上却是花天酒地，挥霍民脂民膏，对人民有害无益。
与批评政党政治相对应，李大钊还批评了各省都督以权谋私，纷乱割据。民国初期，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一直是一个涉及到权力斗争的关键问题。各省起义独立后，都推戴了本省的都督总揽军政大权。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李大钊认为，各省的土地都属于国家，都督不能据为己有，各省都督拥兵自重，以拥护民权、各省自治为借口抗拒中央，事实上是地方割据，对于民主制度和人民来说，这是没有好处的。一个君主变成了数十个专制的都督，行为犹如盗贼，这样下去，国家必将分崩离析，政潮、兵争不止，民主制度、法律的尊严都将不复存在。他坚决主张军政、民政分开，具体应是由中央收回军权，中央在地方设置省尹，而且凡是担任过都督的，不能做省尹。他提出，不以行政区划来划分军区，以防止形成各地驻军内轻外重的情况。并且，废除都督后，应该妥善解决兵源质量和军费使用问题。为此，要整顿全国的警政，把警察变为全国主要的治安力量，还要整顿军队，裁汰老弱，杜绝吃空饷的现象。李大钊在这里探讨了国家混乱的根源，但他还没有看清楚袁世凯的本来面目，至少还没有看清其专制的险恶用心，所以他也批评了资产阶级革命派。
民国初期政治的乱象让李大钊痛心不已，苦苦思索出路。“国贼”袁世凯一步步地暗行专制，剪除异己。1913年3月20日深夜，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因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在上海火车站被歹徒开枪造成重伤，最后不治而亡。李大钊对宋教仁非常有好感，他称宋教仁是“当代贤豪”，得知他被杀的不幸消息后，写下了《暗杀与群德》一文来表示哀悼。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民国以来人人都缺乏义务心，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感，暗杀才会横行，光天化日之下犯下滔天罪恶，这是一种不良政治，以暴易暴，民众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那怎么样才能去除暗杀这样的暴行，民众如何才能幸福呢？李大钊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树立革命的思想，他希望用“忏悔”的方式去感化暴徒，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暴徒自己走出黑暗，也就是要收拾人心、振奋群德。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李大钊接触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他翻译了一本日本人介绍托尔斯泰思想的书，编辑成了《托翁言行录》。托尔斯泰认为，在西方科学发达的社会里，少数人借助国家权威，控制科学，对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剥削压迫，这种所谓的文明其实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虚伪文明。因此，革命势必发生。但托尔斯泰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他认为劳动是最大最初的善良，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生，离开劳动，人类只能陷入迷途。劳动本来是没有痛苦的，之所以人们会感到痛苦，是因为国家制度规定了一部分劳动者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掠夺。在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里，人人都应该半工半读，半日劳动获取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半日用来消遣和精神活动。李大钊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在这个时期所发的议论多源于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他批评暗杀之风，渴望通过正心达到善的境界。他和托尔斯泰一样，希望人们过着崇高的劳动生活，这或许与李大钊从小的劳动生活有关系。他没有因为西方的民权思想而抛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也非常注重道德情操的陶冶，这也是李大钊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青年李大钊的理想是国家能够统一稳定，人人劳动，家家幸福以及社会和谐。
二、矢志爱国
对未来美好的理想追求和民族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李大钊形成了很强的民族意识。李大钊是痛恨满清王朝的。在他的家乡乐亭县，大片肥沃的土地都被满族旗人占了去，老百姓只能得到十分之二的好地，其他都是水洼沙滩，一旦灾害发生，老百姓就没有收成，交不起租钱，糊口都成了问题。这种亲身感受使李大钊对满汉之间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所以李大钊崇敬洪秀全。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李大钊非常高兴，他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另一方面，他也对外国的侵略非常关注，当时日本和俄国对中国都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尤其是日本，有一个叫中岛端的人写了一本《支那分割之命运》，鼓吹侵略中国，说日本单单占领福建是不够的，福建太穷，日本应该占领江、浙等富裕的省份，南满铁路是日本人的，日本应该沿着这条铁路线，把河北、山西都占领，日本人要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黄河。李大钊和法政学会的同学翻译了这本书，让国人知道日本的侵略野心，李大钊还写了几万字的“驳议”，他大声疾呼：“燕赵的健儿何在？”“绝不让日本强盗入我中华一步！”这本书在国内流传很广，给国人敲响了民族危机的警钟。
李大钊非常敬佩那些爱国者、民族志士和民族英雄，这也是他爱国感情的来源之一。比如明末的朱舜水就是他十分崇敬的人。朱舜水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朝亡国后，他发誓不做清朝臣民，独自流浪到日本、越南等国，又几次返回祖国组织抗清活动，郑成功还邀请朱舜水参加北伐。李大钊在《言治》月刊上介绍朱舜水的事迹，包括他的早年经历、性格人品以及在日本的活动交往等情况。李大钊深感朱舜水的民族气节，说他虽然流落日本、越南，但却一日不忘恢复中原。他一生都用朱舜水的精神勉力自己，矢志于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第三章 求学东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