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讨民主为反对专制而战
一、探讨民主
李大钊在日本的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写文章是他表达自己政见的一种常用方式。他刚到日本的时候，就见到了一个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章士钊。章士钊是湖南人，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进步报刊--《苏报》的编辑，也主编过《国民日报》，是享有盛名的报人。章士钊的政治主张和同盟会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他自己另外办了一个《独立周报》，目的是要不偏不倚地独立发表政见，他也激烈地批评民国初期的党争是没有党德的。宋教仁被刺杀后，章士钊迅速投入到了反袁斗争中，参加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创办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月刊《甲寅》。李大钊到日本后，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了章士钊的文章，非常喜欢，他给章士钊投稿，章士钊看后很欣赏，还按照来稿的地址给李大钊回了封信，约他见面。第二天李大钊就去《甲寅》编辑室见了章士钊，二人一见投缘，从此结为好友。章士钊认为李大钊才识过人，而人品、道德比学识还要高。他在《甲寅》上刊发了李大钊的《风俗》一文。从此，李大钊开始不断地在日本的一些进步杂志报刊上发表政见，探讨国家的出路。
西方政治理论的熏陶使李大钊树立起了对民主的信仰，他拥护民主，反对专制，尤其反对军阀割据，且对暴力政治深恶痛绝。他认为，政治生活中有两种力，一种是暴力，一种是民力，专制政府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必将灭亡，比如袁世凯之流。而民力应该是革命者拥有的，革命者应该积极倡导民力，实行国民教育。他尤其呼吁知识分子要代表人民群众，不能盲目地攀附权贵，要认清什么是正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主。
对于民主宪政，李大钊将思索的焦点对准了宪法。他认为一部好的、不带任何偏狭的宪法是保持国家稳定、人民幸福的基础。这部宪法应该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更不应该被某一派势力或团体所垄断。宪法的制定应该反映时代的发展，要随着人们生活的进步、观念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二、驳斥古德诺，反对袁世凯专制
就在李大钊留学期间，袁世凯加紧了独裁专制的步伐。他先是在1914年5月，公布了新《中华民国约法》，否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临时约法》，这个所谓的“新《中华民国约法》”要在中国实现大一统，其实就是袁世凯独裁专制的统治，多少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民主国家就这样被袁世凯给退回到了专制统治。袁世凯还找了两个外国人来帮他制造独裁理论。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一个是日本人贺长雄。古德诺是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说，“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所以不能立刻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中国人民没有参政的常识，没有经过民主政治训练，甚至没有自主的参政要求。中国人虽然反抗暴政，但是习惯了秩序和守法。而一个国家要建立稳定的秩序，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优先选择，内阁制也不适合中国”。古德诺主张改变内阁制为总统制，这明显是为以后袁世凯独裁铺路。许多要求维护共和的知识分子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复辟倾向都非常不满。李大钊也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国情》一文批驳古德诺的言论。
李大钊认为，外国顾问古德诺的观点是根据外国的国情，而不是中国国情，国人为之奋斗的西方民主制度正是为了避免国家混乱，失去秩序。他说：“共和国民的精神，就是服从法律和反抗苛政，所以古德诺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而古德诺的言论就像是为专制招魂，现在民主刚刚兴起，又要恢复到所谓的‘总统制’强有力政府，那么革命志士的努力岂不是付之东流。”李大钊在批评古德诺的言论中，提到了中国人的经济状况跟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他慨然道：“中国是不富裕，但是生活水平不比日本差。”按照古德诺的逻辑，为什么日本人有参政能力，中国人就没有？李大钊批评古德诺的这种思维即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政治问题，为他以后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反对“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是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侵略中国的要求，日本妄图通过“二十一条”从中国攫取巨大的利益：日本要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还必须承认日本在“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中国的沿海港湾和岛屿不能出租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的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开医院，建寺庙和学校，中国人要给予这些设施的土地所有权；中国人还要将若干铁路建筑权给日本。这是个赤裸裸地灭亡中国的条约。袁世凯也知道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巨大损害，不敢轻易答应日本。他偷偷命人向报界透露了部分内容，以此来抵制日本。这个消息一经披露，举国震惊，尤其是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召开大会，声讨“二十一条”的丧权辱国之举。当时在日本的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也召开大会，学生们群情激奋，要求政府立刻拒绝“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会后还立即选出了一个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派代表回上海敦促召开国民大会反对“二十一条”。学生们发表了《泣告全国同胞书》，字字血泪，声声呼号。李大钊也英勇地参加了这次斗争，他用他的一杆毛笔为同胞请命，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为祖国大声疾呼：“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举国的父老兄弟姐妹十几年来一直不忘的亡国之祸现在又来了，噩耗传来，军人变色，学生愤慨，农夫激怒，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莫不痛心，凡是忠义的民众，莫不愿为国家而死。留日的学生虽然身在异国，但也怀着爱国的心，为亡国之辱仰天悲愤。现在应该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一旦祸患来临，国家陷入绝境，我四万万同胞当“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李大钊在这种饱含激情的疾呼之余，还有理性的分析，他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政治学知识，分析中国的国际形势。李大钊认为，中国一直处在“待亡”的状态，之所以没有立刻亡国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形成了均势，谁都不能完全地压服谁。中国的领土又十分广大，一国无法独吞，所以中国才能够像现在这样苟延残喘。但中国的民族危机深重，列强总是想趁机侵略中国，日本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是强盗逻辑，是不义、不仁、不智、不勇、不信的行为，中国人要对日本的这种贪婪、卑鄙、无耻下定决心抗争到底。他也提醒国人，中国不甘亡国，日本又总想侵略中国，所以双方必将决裂。
虽然透露了部分“二十一条”消息给民众，但袁世凯仅仅是想借民众的力量来讨价还价。中日两国经过数月的反复交涉，日本政府于1915年发布通牒，要求除了第五条可以协商外，其他条款必须48小时内答应，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手段。同年5月9日，经袁世凯批准，中国政府外交部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政府正式签约。条约签订后，举国都处在屈辱和亡国的悲痛之中。面对中国外交的现实，袁世凯的卖国行径让李大钊更加看清了他的丑恶嘴脸，他开始走上了坚决反袁的道路。李大钊再次刊文提醒人们注意日本的野心。这次他主要是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行回忆，让人们记住国耻，卧薪尝胆，挽救民族危机。李大钊的这些文章既显示了他对中华民族绝不会亡国的信心，也表达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
四、接触社会主义
早稻田大学集中了一批知名的教授，其中一些人具有进步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安部矶雄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的角度讲授经济学，李大钊便是通过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气息。安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理解的社会主义侧重于精神方面--社会主义应该是人类友爱团结，和宗教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安部给李大钊上过选修课，讲都市问题，他的思想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大钊也常到安部的住处向他请教，这位老师对李大钊的影响很大，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俄国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与其是密不可分的。
李大钊在日本的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写文章是他表达自己政见的一种常用方式。他刚到日本的时候，就见到了一个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章士钊。章士钊是湖南人，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进步报刊--《苏报》的编辑，也主编过《国民日报》，是享有盛名的报人。章士钊的政治主张和同盟会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他自己另外办了一个《独立周报》，目的是要不偏不倚地独立发表政见，他也激烈地批评民国初期的党争是没有党德的。宋教仁被刺杀后，章士钊迅速投入到了反袁斗争中，参加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创办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月刊《甲寅》。李大钊到日本后，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了章士钊的文章，非常喜欢，他给章士钊投稿，章士钊看后很欣赏，还按照来稿的地址给李大钊回了封信，约他见面。第二天李大钊就去《甲寅》编辑室见了章士钊，二人一见投缘，从此结为好友。章士钊认为李大钊才识过人，而人品、道德比学识还要高。他在《甲寅》上刊发了李大钊的《风俗》一文。从此，李大钊开始不断地在日本的一些进步杂志报刊上发表政见，探讨国家的出路。
西方政治理论的熏陶使李大钊树立起了对民主的信仰，他拥护民主，反对专制，尤其反对军阀割据，且对暴力政治深恶痛绝。他认为，政治生活中有两种力，一种是暴力，一种是民力，专制政府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必将灭亡，比如袁世凯之流。而民力应该是革命者拥有的，革命者应该积极倡导民力，实行国民教育。他尤其呼吁知识分子要代表人民群众，不能盲目地攀附权贵，要认清什么是正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主。
对于民主宪政，李大钊将思索的焦点对准了宪法。他认为一部好的、不带任何偏狭的宪法是保持国家稳定、人民幸福的基础。这部宪法应该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更不应该被某一派势力或团体所垄断。宪法的制定应该反映时代的发展，要随着人们生活的进步、观念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二、驳斥古德诺，反对袁世凯专制
就在李大钊留学期间，袁世凯加紧了独裁专制的步伐。他先是在1914年5月，公布了新《中华民国约法》，否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临时约法》，这个所谓的“新《中华民国约法》”要在中国实现大一统，其实就是袁世凯独裁专制的统治，多少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民主国家就这样被袁世凯给退回到了专制统治。袁世凯还找了两个外国人来帮他制造独裁理论。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一个是日本人贺长雄。古德诺是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说，“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所以不能立刻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中国人民没有参政的常识，没有经过民主政治训练，甚至没有自主的参政要求。中国人虽然反抗暴政，但是习惯了秩序和守法。而一个国家要建立稳定的秩序，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优先选择，内阁制也不适合中国”。古德诺主张改变内阁制为总统制，这明显是为以后袁世凯独裁铺路。许多要求维护共和的知识分子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复辟倾向都非常不满。李大钊也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国情》一文批驳古德诺的言论。
李大钊认为，外国顾问古德诺的观点是根据外国的国情，而不是中国国情，国人为之奋斗的西方民主制度正是为了避免国家混乱，失去秩序。他说：“共和国民的精神，就是服从法律和反抗苛政，所以古德诺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而古德诺的言论就像是为专制招魂，现在民主刚刚兴起，又要恢复到所谓的‘总统制’强有力政府，那么革命志士的努力岂不是付之东流。”李大钊在批评古德诺的言论中，提到了中国人的经济状况跟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他慨然道：“中国是不富裕，但是生活水平不比日本差。”按照古德诺的逻辑，为什么日本人有参政能力，中国人就没有？李大钊批评古德诺的这种思维即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政治问题，为他以后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反对“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是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侵略中国的要求，日本妄图通过“二十一条”从中国攫取巨大的利益：日本要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还必须承认日本在“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中国的沿海港湾和岛屿不能出租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的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开医院，建寺庙和学校，中国人要给予这些设施的土地所有权；中国人还要将若干铁路建筑权给日本。这是个赤裸裸地灭亡中国的条约。袁世凯也知道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巨大损害，不敢轻易答应日本。他偷偷命人向报界透露了部分内容，以此来抵制日本。这个消息一经披露，举国震惊，尤其是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召开大会，声讨“二十一条”的丧权辱国之举。当时在日本的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也召开大会，学生们群情激奋，要求政府立刻拒绝“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会后还立即选出了一个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派代表回上海敦促召开国民大会反对“二十一条”。学生们发表了《泣告全国同胞书》，字字血泪，声声呼号。李大钊也英勇地参加了这次斗争，他用他的一杆毛笔为同胞请命，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为祖国大声疾呼：“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举国的父老兄弟姐妹十几年来一直不忘的亡国之祸现在又来了，噩耗传来，军人变色，学生愤慨，农夫激怒，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莫不痛心，凡是忠义的民众，莫不愿为国家而死。留日的学生虽然身在异国，但也怀着爱国的心，为亡国之辱仰天悲愤。现在应该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一旦祸患来临，国家陷入绝境，我四万万同胞当“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李大钊在这种饱含激情的疾呼之余，还有理性的分析，他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政治学知识，分析中国的国际形势。李大钊认为，中国一直处在“待亡”的状态，之所以没有立刻亡国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形成了均势，谁都不能完全地压服谁。中国的领土又十分广大，一国无法独吞，所以中国才能够像现在这样苟延残喘。但中国的民族危机深重，列强总是想趁机侵略中国，日本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是强盗逻辑，是不义、不仁、不智、不勇、不信的行为，中国人要对日本的这种贪婪、卑鄙、无耻下定决心抗争到底。他也提醒国人，中国不甘亡国，日本又总想侵略中国，所以双方必将决裂。
虽然透露了部分“二十一条”消息给民众，但袁世凯仅仅是想借民众的力量来讨价还价。中日两国经过数月的反复交涉，日本政府于1915年发布通牒，要求除了第五条可以协商外，其他条款必须48小时内答应，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手段。同年5月9日，经袁世凯批准，中国政府外交部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政府正式签约。条约签订后，举国都处在屈辱和亡国的悲痛之中。面对中国外交的现实，袁世凯的卖国行径让李大钊更加看清了他的丑恶嘴脸，他开始走上了坚决反袁的道路。李大钊再次刊文提醒人们注意日本的野心。这次他主要是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行回忆，让人们记住国耻，卧薪尝胆，挽救民族危机。李大钊的这些文章既显示了他对中华民族绝不会亡国的信心，也表达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
四、接触社会主义
早稻田大学集中了一批知名的教授，其中一些人具有进步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安部矶雄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的角度讲授经济学，李大钊便是通过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气息。安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理解的社会主义侧重于精神方面--社会主义应该是人类友爱团结，和宗教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安部给李大钊上过选修课，讲都市问题，他的思想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大钊也常到安部的住处向他请教，这位老师对李大钊的影响很大，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俄国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与其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