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倾心民主
一、《晨钟》与青春宣言
国内的政治形势在1916年因袁世凯取消洪宪帝制年号发生了变化，护国军和袁军此时已暂时停战，举行谈判。护国军的要求是保留袁世凯总统的职务，但要重新召集民国元年设置的参议院、众议院，由参众两院开会解决总统问题，同时要求恢复南京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此后不久，广东、浙江又宣布独立，云贵粤浙四省成立了军务院和袁世凯政府抗衡。四省宣布，袁世凯已经失去了成为民国总统的资格，国家应该由军务院来管理。除了南方的抗衡，北洋“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江苏将军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心腹，而且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但他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定不赞成实行帝制，几次拒绝了袁世凯给他的“征滇总司令”的职务，并且暗中和南方及上海的反袁势力联络。护国军方面本要推戴原来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冯国璋不赞同，便联合张勋等人提出召集国会、组织新政府、大总统一职仍由袁世凯担任的主张。冯国璋还发起南京会议，邀请未独立的各省代表参会商议他的主张。
赏识李大钊的汤化龙和孙洪伊与冯国璋关系比较密切，汤化龙辞去教育部长兼学术委员长，到上海去游说冯国璋脱离袁世凯独立。孙洪伊借着开南京会议的机会，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会。李大钊便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但研究会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南京会议也没有对时局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李大钊猜测的冯国璋和袁世凯有可能在长江流域大打一仗，结果也没有发生。不过政局却急转直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继南方几省独立后，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本已忧郁成疾的袁世凯遭到此致命一击后，于1916年6月6日不治而亡。随后，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民国初期的《临时约法》，废除了新《约法》。按照《临时约法》的内阁制规定，由总统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建了新内阁，政府还宣布恢复当年8月1日以前召开的国会，制定的新宪法，而且要惩办帝制祸首。政局的这种重大变化为各个党派重新参与政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时，孙洪伊当选新内阁成员，汤化龙等人则在北京筹办了一份报纸，由此想到了文笔优秀的李大钊，便请他来做编辑工作，受汤化龙之邀，李大钊开始北上创办报纸。
这份报纸的名称为《晨钟》，李大钊做编辑室主任。他把这份报纸当成了宣传自己青春中华理想的阵地。因为当初党争的恶劣局面，使人产生了对政治的恶感，一些人标榜不党主义，所以汤化龙在报纸创办之初也说，言论要绝对自由，不逞党派的私利。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面世了，这是一个宣传新政治主张的报纸，在报上经常刊登中西方谚语和名人名言的内容，比如王阳明的“但求同于理，不求异于人”、范仲淹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等。《晨报》的主要栏目有评论、译丛、国内外新闻、文苑等。李大钊的第一篇文章就张扬他的青春中华理论，号召人们觉醒，为建造新国家而努力奋斗。他热情洋溢地写道：“一天有一天的黎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国家也有国家的青春，今天，白发苍老的中华快要死亡了，而青春的中华还没有孕育，黄昏已过去，但黎明还没到来。这个国家百废待兴、需要重建的时候，我希望通过这个‘晨钟’，期待我慷慨悲壮的青年，活泼的青年保持迎接黎明的朝气，希望用这个‘晨钟’撞醒民族的自觉。青春中华，不要姑息拖延，空误光阴，不要荒废青春，沉睡的中华应该醒来了。”
陈独秀在《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号角，李大钊在《晨钟》报也发起了启蒙的号召，他向青年发出了自觉奋起的呼唤。他在《晨钟》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短文都是围绕着青年的主题。他用尼采的超人哲学、英雄主义赞美理想和理智，号召青年抓住袁世凯死后青春中华再造的时机，以“断头流血”的意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砥砺青年人的气节，培养青年人的意志、精神和品格，鼓舞青春中华运动，用“晨钟”撞醒沉睡的中华。他高唱人格的权威，号召青年为人权奋斗，为同胞奋斗，为农民大声疾呼，不为金钱折腰，不为富贵屈服，不为专制权威所屈服。
其时政局在袁世凯死后陷入了府院之争，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矛盾也愈来愈深，南方势力和国民党支持黎元洪，而进步党和北洋军阀则支持段祺瑞。此时，汤化龙支持进步党，孙洪伊则倾向于国民党，两人之间也出现了矛盾裂痕。汤化龙此时任众议院议长，他组织进步党人成立了一个“宪法案研究会”，还和王家襄组织了“宪法研究同志会”，暗中支持段祺瑞，反对国民党。后来“宪法案研究会”和“宪法同志会”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此为“研究系”。孙洪伊则公开和段祺瑞抗衡，抗议其亲信徐树铮。当时有三大组织，一个是中华革命党的议员组成的“丙辰俱乐部”，一个是从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韬园系”，还有一个是由国民党的稳健派组成的“客庐系”，三者组成“宪法商榷系”，此为商榷系。由此，国会中便形成了复杂的商榷系和研究系的对立。李大钊的两个恩人汤化龙和孙洪伊之间的个人矛盾不断尖锐化，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李大钊在个人思想上偏重孙洪伊，汤化龙对李大钊不在文章中攻击孙洪伊自然是不满的，所以，李大钊只好辞职了。
二、在《宪法公言》
1916年9月5日，李大钊发表了与《晨钟》报脱离关系的启示。恰在此时，旧国会组织的宪法会议正式开会，它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织制定新宪法。
宪法是民主国家的根本大法，李大钊尤为重视宪法制定工作，他认为这是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也是再造共和的根本，有神圣的宪法会议，才有善良的宪法，有善良的宪法，才有强固的国家。他认为宪法有好宪法和坏宪法的分别，好的宪法可以给人民造福，而坏的宪法却祸国殃民。他对制订善良的宪法并不乐观，害怕重蹈民初的覆辙，因宪政被扭曲而失败。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用创办刊物的方式参与到制宪工作的讨论中，目的是为新造的中华民国制订出一部善良的好宪法。他和好友白坚武、高一涵、秦立庵和田克苏商量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叫《宪法公言》。这个刊物的主要目的是阐发宪法的精义，在中国掀起法律思潮，反对专制，朴实说理，不偏激，不空谈，期望能让中国出现一部尽善尽美的民国宪法。《宪法公言》的经费是募捐得到的，单是秦立庵便捐了2000元，孙中山、唐绍仪、孙洪伊、李庆芳、彭介石都给该刊物捐了款。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刊物的经理是秦立庵，主编是曾任北洋法政学会会长的田解。
李大钊在创刊号发表《国庆纪念》一文，主要阐发制定宪法的重要性。他说，“宪法是自由的保证书，国民用生命换来的宪政，需要宪法来保驾护航。无数先烈为宪法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魂，辛亥革命牺牲的革命者，‘二次革命’烈士的芳骨，护国战争的英灵都是为了伟大的宪法精神在中国扎根。国民需要一部最好的宪法来实践伟大的民主宪政精神。”随后，李大钊在《宪法公言》中发表的文章，探讨了有关宪法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李大钊认为，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支持的力量，比如国民党的稳健派和激进派。一种是不支持力量，他们不愿意服从宪法，比如段祺瑞或者像张勋操控的“督军团”。李大钊探讨了那些不愿意服从宪法的势力，以及要不要在宪法中加以防制的问题。他认为宪法应该无偏狭，应该调和、维持各派势力的平衡。因此不必在宪法中列出防制对抗势力的内容。宪法的力量不在于宪法本身，而在于人民对宪法的心理，如果一种力量在宪法中不给其存在的空间，但它还是要通过其他渠道表现出来的。如果宪法都是代表人民的，它就需要在宪法中表现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如果这个宪法不代表人民的权利，那么那些对抗势力与宪法为敌时，人民肯定不能依靠宪法，而是用其他方式来制服对抗势力，这种方式有可能是流血的革命。人们在护国战争中用武力来制服袁世凯就是典型的例子。从这些观点来看，此时的李大钊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人民革命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宪法，反对专制，保卫民主。
第二个问题是宪法需要采用成文和不成文哪一种形式。成文宪法是宪法中用非常明确的条文来规定权利和义务。不成文宪法则不采用具体的条文，而是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形成一些具体的原则和协议。这样，成文法就不能有任何歧义，不成文法则比较灵活，可以根据习惯和时代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李大钊更倾向于将两者结合。他举了一个正好相反的例子，比如袁世凯时期的《天坛宪法草案》，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蒙古族有蒙古族的宗教信仰，藏族有藏族的宗教信仰，而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度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能只以孔子之道为根本。而且除了孔学，中国还有很多古圣先贤，他们都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个规定反而会禁锢人的思想自由，是一个损害宪法公理和公正性及尊严的条文。
第三个问题是在宪法中要不要规定各省的政治制度。这是当时国人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宪法商榷会是赞成省制入宪的，可以在宪法中规定各省实行自治，各省的省长实行民主选举。袁世凯当政的时候，中央大权独揽，地方上则用军管代替政治，省制入宪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宪法研究会的想法则恰恰相反，他们依附北洋军阀，想通过武力来遏制地方，尤其是遏制国民党激进派中的革命倾向，如继续大权统于中央的局面。李大钊发表了《省制与宪法》一文，认为历史上地方分权的时候多，中央集权的时候少，他还引用了司马迁、班固、柳宗元、欧阳修、苏辙等人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不同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李大钊是赞成省制写入宪法的。从历史上看，今天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所以古人担心的地方分权危害已经不存在了。而从晚清以来的国情发展来看，中国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地方督抚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掌握了地方军权、财权，所以自那以后，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中央越来越衰弱，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督军、省长在各地掌握着实权，所以此时的宪法设计必须考虑这个国情。从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上看，地方自治，扩大地方权限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领土广袤，一些偏远的地方中央的政治作用很难达到，如果不允许地方掌握一定权力，那么会造成省的权力不在中央，也不在人民的局面，省的力量无法发挥，国家也不会富强兴盛。李大钊的这种主张正符合南方势力的民主要求，护国战争中，西南反袁势力提出来的“云南宣言”中正要求中央和地方要划定权限，各省要自由发展。
第四是宪法应该突出保障人民自由权力的内容。李大钊说，“没有自由毋宁死”。他写了《宪法与自由》来表达他的强烈要求。李大钊认为自由是超过人的生命价值的，善良的宪法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的充分自由。在李大钊看来，保障人的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民主内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伤害人民的身体，掠夺人民的财产，剥夺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但这还不是最甚的，最大的害处就是在《天坛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基本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自由，也决定了袁世凯是人民的公敌。李大钊认为自由的敌人是皇帝和圣人，帝制已经被推翻，皇帝没了，倡导专制的人却在祈求圣人出现，在宪法中非要规定一个人民偶像不可。但宪法不是为偶像而设，而是为人民的幸福和自由而设。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历史悠久的国家，要充分的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思想必须自由，孔子必须退下偶像神坛。孔子可以作为古圣先贤来尊敬，但不能用宪法来维护他的权威，这是对人民思想自由的严重侵犯。李大钊的这些言论主要针对国内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康有为办《不忍》杂志，表达对共和不能忍受的立场，污蔑共和就是共争共乱，自由就是自死自亡，爱国就是卖国灭国。康有为在各地设立孔教会，以孔子比对西方的宗教，认为这样才能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李大钊说康有为的言论是坟墓中的奇音怪响，而中国思想解放不能消沉，必须挽救这种积重难返的颓势，通过制定宪法来保障思想自由。
《宪法公言》在出版了第9册之后便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尤其在制宪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不肯让步。由于黎元洪在府院之争中失败，被迫宣布解散国会，制宪工作只好停下了。李大钊对制宪满腔的热情换来的是落空的失望，他要再造中华的目标也没能实现。
三、主笔《甲寅》日刊
《宪法公言》停办后，李大钊筹划着创办新的报刊，这个时候，北洋法政时期的同学想要出版《言治》季刊，但没有眉目。所以李大钊就接受了章士钊的邀请，出任了《甲寅》日刊的主笔。他和好友高一涵一同受邀，轮流为这个刊物写社论。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工作了四个多月，总共发表了六十余篇文章，涉及到国内政治、中国的外交、中国的社会问题、个人修养、学术阐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等。此时恰逢段祺瑞和黎元洪就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尖锐矛盾。段祺瑞主张参战，目的是通过参战扩大皖系的实力，而黎元洪想要遏制段祺瑞则表示反对。李大钊对府院之争的双方都给予了批评，他说，“权力无限则专，权力不清则争”，而专和争都是立宪民主政治的大忌。在《宪法公言》时期李大钊赞成省制入宪，支持孙洪伊，反对段祺瑞，但在中国要不要参战的问题上，李大钊则站在段祺瑞这一边，对参战表示了支持。他认为，清末以来，中国的外交就是屈辱的外交，外交中立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中国应该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不是与世无争。我不与人争，那么人必与我争。在战后，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必须要表态。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中国应该对德国的潜艇袭击政策提出抗议，对德参战。面对国际上的现状，李大钊希望此时的政府应该保持稳定，而不能在这个时候改组内阁。国会当中的反对派应该以爱国为先，保持政局的稳定。即使如此，李大钊也认为段祺瑞政府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性，所以他警告政府，要竭力避免民国初期的武断政治重蹈覆辙。
李大钊也在《甲寅》日刊上阐发了他的民族观点。他在这里运用到了在日本学习的政治学知识，看到了西方各国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实质。美国人提出门罗主义，宣称美洲应该是美洲人的美洲，目的是要反对欧洲对美洲的侵略扩张。日本人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其实是想在亚洲担任如美国那样的角色。世界上各民族相互竞争，导致一些民族被另外一些民族压迫，正因此，才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李大钊主张各民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他也提出新的中华民族主义，认为中国才是亚洲的核心和支柱，中华民族首先要摆脱受列强欺凌的地位，发扬宽厚博大的民族精神，带领亚洲国家摆脱专制和殖民地地位，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而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为侵略做掩护，目的是要夺取亚洲的霸权，结果必将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灾难。
这段时期，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官僚政府，李大钊也开始重新思索中国的政治斗争，他对北洋政府内的各个派系之争越来越失望，对这些军阀和政党能否改造民国政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进而促使他彻底对旧势力放弃了希望，他把目光转向新势力，新势力是中级社会，不是那些上流社会、英雄伟人。
同年5月，李大钊回家乡探望生病的妻子，此时李大钊已经有一对六七岁的儿女，他这次在家足足呆了一个半月。而那时的北京复辟丑剧又在上演，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甲寅》刊物受到了威胁，高一涵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停刊了。7月1号，溥仪复辟，李大钊在北京已经不安全了，只好去上海避难。
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1917年1月15日，北洋法政学会同仁又重新聚集起来，他们发行了《言治》季刊，刊物上主要发表同仁的研究成果。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了两万字的《战争与人口》，这是一篇有关人口社会学的论文，内容为批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是18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论认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食物，而人类繁殖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人口的繁殖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增长是按算术级别来进行的，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超过生活必需品增长的速度，因此人类社会才出现贫困、饥饿。自然灾害、战争是制约人口增长的自然因素，人类可以通过这些自然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让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速度达到平衡。马尔萨斯的理论被好战者拿来制造罪恶的战争，被侵略者拿来当作侵略的借口。
李大钊在批驳中首先承认，人类社会时刻被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人会和大自然作战，人与人之间也有战争，战争与人类社会生存繁衍伴随始终。但战争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战争结束之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化，即使造成一些人类的牺牲也不能回避这类战争，反而要积极地推动这种战争；相反，有些战争是非正义的，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类战争即使是自然发生的，也必须要用人为的力量加以避免，或将其消灭。值得推动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即人类征服自然的战争，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必须加以谴责。他认为，现正进行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李大钊认为人对于人自身从事战争能力使用不当，人类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本性用到良善的地方，用到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去努力征服大自然，何必自相残杀，因果循环。西方人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李大钊则认为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这个规律，从而避免惨烈战争的发生。西方的野心家们利用人口论作为穷兵黩武的藉口，正印证了中国先哲那句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
李大钊还从人口理论的角度批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发达国家人口少，贫困国家人口多，而发达国家物质充裕，贫困国家物质贫乏，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理论并不是一条铁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富裕的家庭不愿意多生孩子，而是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贫困家庭却在多育子女，反而加剧了贫困。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加强，科学逐渐发达，资源短缺的情况会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李大钊在文章中认为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依靠战争，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靠发达的科学技术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在《甲寅》日刊中他说：“战争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人口多而生活必需品不足，是在于人类的贪婪懒惰的劣根性，贪婪使人类总是想夺取他人的物品，懒惰使人类总是想不负担成本，不用努力奋斗就有所得。”所以李大钊赞成发展经济，对人类进行伦理教化，因为他认为只有制止这个罪恶的源头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
国内的政治形势在1916年因袁世凯取消洪宪帝制年号发生了变化，护国军和袁军此时已暂时停战，举行谈判。护国军的要求是保留袁世凯总统的职务，但要重新召集民国元年设置的参议院、众议院，由参众两院开会解决总统问题，同时要求恢复南京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此后不久，广东、浙江又宣布独立，云贵粤浙四省成立了军务院和袁世凯政府抗衡。四省宣布，袁世凯已经失去了成为民国总统的资格，国家应该由军务院来管理。除了南方的抗衡，北洋“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江苏将军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心腹，而且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但他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定不赞成实行帝制，几次拒绝了袁世凯给他的“征滇总司令”的职务，并且暗中和南方及上海的反袁势力联络。护国军方面本要推戴原来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冯国璋不赞同，便联合张勋等人提出召集国会、组织新政府、大总统一职仍由袁世凯担任的主张。冯国璋还发起南京会议，邀请未独立的各省代表参会商议他的主张。
赏识李大钊的汤化龙和孙洪伊与冯国璋关系比较密切，汤化龙辞去教育部长兼学术委员长，到上海去游说冯国璋脱离袁世凯独立。孙洪伊借着开南京会议的机会，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会。李大钊便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但研究会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南京会议也没有对时局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李大钊猜测的冯国璋和袁世凯有可能在长江流域大打一仗，结果也没有发生。不过政局却急转直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继南方几省独立后，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本已忧郁成疾的袁世凯遭到此致命一击后，于1916年6月6日不治而亡。随后，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民国初期的《临时约法》，废除了新《约法》。按照《临时约法》的内阁制规定，由总统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建了新内阁，政府还宣布恢复当年8月1日以前召开的国会，制定的新宪法，而且要惩办帝制祸首。政局的这种重大变化为各个党派重新参与政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时，孙洪伊当选新内阁成员，汤化龙等人则在北京筹办了一份报纸，由此想到了文笔优秀的李大钊，便请他来做编辑工作，受汤化龙之邀，李大钊开始北上创办报纸。
这份报纸的名称为《晨钟》，李大钊做编辑室主任。他把这份报纸当成了宣传自己青春中华理想的阵地。因为当初党争的恶劣局面，使人产生了对政治的恶感，一些人标榜不党主义，所以汤化龙在报纸创办之初也说，言论要绝对自由，不逞党派的私利。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面世了，这是一个宣传新政治主张的报纸，在报上经常刊登中西方谚语和名人名言的内容，比如王阳明的“但求同于理，不求异于人”、范仲淹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等。《晨报》的主要栏目有评论、译丛、国内外新闻、文苑等。李大钊的第一篇文章就张扬他的青春中华理论，号召人们觉醒，为建造新国家而努力奋斗。他热情洋溢地写道：“一天有一天的黎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国家也有国家的青春，今天，白发苍老的中华快要死亡了，而青春的中华还没有孕育，黄昏已过去，但黎明还没到来。这个国家百废待兴、需要重建的时候，我希望通过这个‘晨钟’，期待我慷慨悲壮的青年，活泼的青年保持迎接黎明的朝气，希望用这个‘晨钟’撞醒民族的自觉。青春中华，不要姑息拖延，空误光阴，不要荒废青春，沉睡的中华应该醒来了。”
陈独秀在《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号角，李大钊在《晨钟》报也发起了启蒙的号召，他向青年发出了自觉奋起的呼唤。他在《晨钟》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短文都是围绕着青年的主题。他用尼采的超人哲学、英雄主义赞美理想和理智，号召青年抓住袁世凯死后青春中华再造的时机，以“断头流血”的意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砥砺青年人的气节，培养青年人的意志、精神和品格，鼓舞青春中华运动，用“晨钟”撞醒沉睡的中华。他高唱人格的权威，号召青年为人权奋斗，为同胞奋斗，为农民大声疾呼，不为金钱折腰，不为富贵屈服，不为专制权威所屈服。
其时政局在袁世凯死后陷入了府院之争，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矛盾也愈来愈深，南方势力和国民党支持黎元洪，而进步党和北洋军阀则支持段祺瑞。此时，汤化龙支持进步党，孙洪伊则倾向于国民党，两人之间也出现了矛盾裂痕。汤化龙此时任众议院议长，他组织进步党人成立了一个“宪法案研究会”，还和王家襄组织了“宪法研究同志会”，暗中支持段祺瑞，反对国民党。后来“宪法案研究会”和“宪法同志会”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此为“研究系”。孙洪伊则公开和段祺瑞抗衡，抗议其亲信徐树铮。当时有三大组织，一个是中华革命党的议员组成的“丙辰俱乐部”，一个是从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韬园系”，还有一个是由国民党的稳健派组成的“客庐系”，三者组成“宪法商榷系”，此为商榷系。由此，国会中便形成了复杂的商榷系和研究系的对立。李大钊的两个恩人汤化龙和孙洪伊之间的个人矛盾不断尖锐化，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李大钊在个人思想上偏重孙洪伊，汤化龙对李大钊不在文章中攻击孙洪伊自然是不满的，所以，李大钊只好辞职了。
二、在《宪法公言》
1916年9月5日，李大钊发表了与《晨钟》报脱离关系的启示。恰在此时，旧国会组织的宪法会议正式开会，它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织制定新宪法。
宪法是民主国家的根本大法，李大钊尤为重视宪法制定工作，他认为这是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也是再造共和的根本，有神圣的宪法会议，才有善良的宪法，有善良的宪法，才有强固的国家。他认为宪法有好宪法和坏宪法的分别，好的宪法可以给人民造福，而坏的宪法却祸国殃民。他对制订善良的宪法并不乐观，害怕重蹈民初的覆辙，因宪政被扭曲而失败。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用创办刊物的方式参与到制宪工作的讨论中，目的是为新造的中华民国制订出一部善良的好宪法。他和好友白坚武、高一涵、秦立庵和田克苏商量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叫《宪法公言》。这个刊物的主要目的是阐发宪法的精义，在中国掀起法律思潮，反对专制，朴实说理，不偏激，不空谈，期望能让中国出现一部尽善尽美的民国宪法。《宪法公言》的经费是募捐得到的，单是秦立庵便捐了2000元，孙中山、唐绍仪、孙洪伊、李庆芳、彭介石都给该刊物捐了款。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刊物的经理是秦立庵，主编是曾任北洋法政学会会长的田解。
李大钊在创刊号发表《国庆纪念》一文，主要阐发制定宪法的重要性。他说，“宪法是自由的保证书，国民用生命换来的宪政，需要宪法来保驾护航。无数先烈为宪法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魂，辛亥革命牺牲的革命者，‘二次革命’烈士的芳骨，护国战争的英灵都是为了伟大的宪法精神在中国扎根。国民需要一部最好的宪法来实践伟大的民主宪政精神。”随后，李大钊在《宪法公言》中发表的文章，探讨了有关宪法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李大钊认为，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支持的力量，比如国民党的稳健派和激进派。一种是不支持力量，他们不愿意服从宪法，比如段祺瑞或者像张勋操控的“督军团”。李大钊探讨了那些不愿意服从宪法的势力，以及要不要在宪法中加以防制的问题。他认为宪法应该无偏狭，应该调和、维持各派势力的平衡。因此不必在宪法中列出防制对抗势力的内容。宪法的力量不在于宪法本身，而在于人民对宪法的心理，如果一种力量在宪法中不给其存在的空间，但它还是要通过其他渠道表现出来的。如果宪法都是代表人民的，它就需要在宪法中表现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如果这个宪法不代表人民的权利，那么那些对抗势力与宪法为敌时，人民肯定不能依靠宪法，而是用其他方式来制服对抗势力，这种方式有可能是流血的革命。人们在护国战争中用武力来制服袁世凯就是典型的例子。从这些观点来看，此时的李大钊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人民革命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宪法，反对专制，保卫民主。
第二个问题是宪法需要采用成文和不成文哪一种形式。成文宪法是宪法中用非常明确的条文来规定权利和义务。不成文宪法则不采用具体的条文，而是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形成一些具体的原则和协议。这样，成文法就不能有任何歧义，不成文法则比较灵活，可以根据习惯和时代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李大钊更倾向于将两者结合。他举了一个正好相反的例子，比如袁世凯时期的《天坛宪法草案》，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蒙古族有蒙古族的宗教信仰，藏族有藏族的宗教信仰，而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度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能只以孔子之道为根本。而且除了孔学，中国还有很多古圣先贤，他们都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个规定反而会禁锢人的思想自由，是一个损害宪法公理和公正性及尊严的条文。
第三个问题是在宪法中要不要规定各省的政治制度。这是当时国人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宪法商榷会是赞成省制入宪的，可以在宪法中规定各省实行自治，各省的省长实行民主选举。袁世凯当政的时候，中央大权独揽，地方上则用军管代替政治，省制入宪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宪法研究会的想法则恰恰相反，他们依附北洋军阀，想通过武力来遏制地方，尤其是遏制国民党激进派中的革命倾向，如继续大权统于中央的局面。李大钊发表了《省制与宪法》一文，认为历史上地方分权的时候多，中央集权的时候少，他还引用了司马迁、班固、柳宗元、欧阳修、苏辙等人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不同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李大钊是赞成省制写入宪法的。从历史上看，今天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所以古人担心的地方分权危害已经不存在了。而从晚清以来的国情发展来看，中国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地方督抚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掌握了地方军权、财权，所以自那以后，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中央越来越衰弱，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督军、省长在各地掌握着实权，所以此时的宪法设计必须考虑这个国情。从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上看，地方自治，扩大地方权限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领土广袤，一些偏远的地方中央的政治作用很难达到，如果不允许地方掌握一定权力，那么会造成省的权力不在中央，也不在人民的局面，省的力量无法发挥，国家也不会富强兴盛。李大钊的这种主张正符合南方势力的民主要求，护国战争中，西南反袁势力提出来的“云南宣言”中正要求中央和地方要划定权限，各省要自由发展。
第四是宪法应该突出保障人民自由权力的内容。李大钊说，“没有自由毋宁死”。他写了《宪法与自由》来表达他的强烈要求。李大钊认为自由是超过人的生命价值的，善良的宪法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的充分自由。在李大钊看来，保障人的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民主内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伤害人民的身体，掠夺人民的财产，剥夺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但这还不是最甚的，最大的害处就是在《天坛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基本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自由，也决定了袁世凯是人民的公敌。李大钊认为自由的敌人是皇帝和圣人，帝制已经被推翻，皇帝没了，倡导专制的人却在祈求圣人出现，在宪法中非要规定一个人民偶像不可。但宪法不是为偶像而设，而是为人民的幸福和自由而设。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历史悠久的国家，要充分的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思想必须自由，孔子必须退下偶像神坛。孔子可以作为古圣先贤来尊敬，但不能用宪法来维护他的权威，这是对人民思想自由的严重侵犯。李大钊的这些言论主要针对国内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康有为办《不忍》杂志，表达对共和不能忍受的立场，污蔑共和就是共争共乱，自由就是自死自亡，爱国就是卖国灭国。康有为在各地设立孔教会，以孔子比对西方的宗教，认为这样才能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李大钊说康有为的言论是坟墓中的奇音怪响，而中国思想解放不能消沉，必须挽救这种积重难返的颓势，通过制定宪法来保障思想自由。
《宪法公言》在出版了第9册之后便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尤其在制宪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不肯让步。由于黎元洪在府院之争中失败，被迫宣布解散国会，制宪工作只好停下了。李大钊对制宪满腔的热情换来的是落空的失望，他要再造中华的目标也没能实现。
三、主笔《甲寅》日刊
《宪法公言》停办后，李大钊筹划着创办新的报刊，这个时候，北洋法政时期的同学想要出版《言治》季刊，但没有眉目。所以李大钊就接受了章士钊的邀请，出任了《甲寅》日刊的主笔。他和好友高一涵一同受邀，轮流为这个刊物写社论。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工作了四个多月，总共发表了六十余篇文章，涉及到国内政治、中国的外交、中国的社会问题、个人修养、学术阐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等。此时恰逢段祺瑞和黎元洪就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尖锐矛盾。段祺瑞主张参战，目的是通过参战扩大皖系的实力，而黎元洪想要遏制段祺瑞则表示反对。李大钊对府院之争的双方都给予了批评，他说，“权力无限则专，权力不清则争”，而专和争都是立宪民主政治的大忌。在《宪法公言》时期李大钊赞成省制入宪，支持孙洪伊，反对段祺瑞，但在中国要不要参战的问题上，李大钊则站在段祺瑞这一边，对参战表示了支持。他认为，清末以来，中国的外交就是屈辱的外交，外交中立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中国应该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不是与世无争。我不与人争，那么人必与我争。在战后，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必须要表态。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中国应该对德国的潜艇袭击政策提出抗议，对德参战。面对国际上的现状，李大钊希望此时的政府应该保持稳定，而不能在这个时候改组内阁。国会当中的反对派应该以爱国为先，保持政局的稳定。即使如此，李大钊也认为段祺瑞政府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性，所以他警告政府，要竭力避免民国初期的武断政治重蹈覆辙。
李大钊也在《甲寅》日刊上阐发了他的民族观点。他在这里运用到了在日本学习的政治学知识，看到了西方各国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实质。美国人提出门罗主义，宣称美洲应该是美洲人的美洲，目的是要反对欧洲对美洲的侵略扩张。日本人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其实是想在亚洲担任如美国那样的角色。世界上各民族相互竞争，导致一些民族被另外一些民族压迫，正因此，才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李大钊主张各民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他也提出新的中华民族主义，认为中国才是亚洲的核心和支柱，中华民族首先要摆脱受列强欺凌的地位，发扬宽厚博大的民族精神，带领亚洲国家摆脱专制和殖民地地位，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而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为侵略做掩护，目的是要夺取亚洲的霸权，结果必将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灾难。
这段时期，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官僚政府，李大钊也开始重新思索中国的政治斗争，他对北洋政府内的各个派系之争越来越失望，对这些军阀和政党能否改造民国政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进而促使他彻底对旧势力放弃了希望，他把目光转向新势力，新势力是中级社会，不是那些上流社会、英雄伟人。
同年5月，李大钊回家乡探望生病的妻子，此时李大钊已经有一对六七岁的儿女，他这次在家足足呆了一个半月。而那时的北京复辟丑剧又在上演，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甲寅》刊物受到了威胁，高一涵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停刊了。7月1号，溥仪复辟，李大钊在北京已经不安全了，只好去上海避难。
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1917年1月15日，北洋法政学会同仁又重新聚集起来，他们发行了《言治》季刊，刊物上主要发表同仁的研究成果。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了两万字的《战争与人口》，这是一篇有关人口社会学的论文，内容为批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是18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论认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食物，而人类繁殖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人口的繁殖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增长是按算术级别来进行的，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超过生活必需品增长的速度，因此人类社会才出现贫困、饥饿。自然灾害、战争是制约人口增长的自然因素，人类可以通过这些自然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让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速度达到平衡。马尔萨斯的理论被好战者拿来制造罪恶的战争，被侵略者拿来当作侵略的借口。
李大钊在批驳中首先承认，人类社会时刻被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人会和大自然作战，人与人之间也有战争，战争与人类社会生存繁衍伴随始终。但战争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战争结束之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化，即使造成一些人类的牺牲也不能回避这类战争，反而要积极地推动这种战争；相反，有些战争是非正义的，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类战争即使是自然发生的，也必须要用人为的力量加以避免，或将其消灭。值得推动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即人类征服自然的战争，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必须加以谴责。他认为，现正进行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李大钊认为人对于人自身从事战争能力使用不当，人类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本性用到良善的地方，用到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去努力征服大自然，何必自相残杀，因果循环。西方人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李大钊则认为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这个规律，从而避免惨烈战争的发生。西方的野心家们利用人口论作为穷兵黩武的藉口，正印证了中国先哲那句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
李大钊还从人口理论的角度批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发达国家人口少，贫困国家人口多，而发达国家物质充裕，贫困国家物质贫乏，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理论并不是一条铁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富裕的家庭不愿意多生孩子，而是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贫困家庭却在多育子女，反而加剧了贫困。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加强，科学逐渐发达，资源短缺的情况会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李大钊在文章中认为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依靠战争，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靠发达的科学技术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在《甲寅》日刊中他说：“战争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人口多而生活必需品不足，是在于人类的贪婪懒惰的劣根性，贪婪使人类总是想夺取他人的物品，懒惰使人类总是想不负担成本，不用努力奋斗就有所得。”所以李大钊赞成发展经济，对人类进行伦理教化，因为他认为只有制止这个罪恶的源头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