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热心公益
一、参与公益事业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有一种急公好义的精神，村里面的一些公事经常是由他主持的。这种精神在李大钊的身上也有体现，他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参与了学校教职员中的公益性事业，热心地帮助同学，为同事忙碌。
李大钊参加的第一个公益团体是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前，学校管理情况较差，很多学生都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愿望来到学校的，他们平时不好好学习，游手好闲者有之，考试作弊者有之，教师中滥竽充数者有之，赌博嫖妓者有之。蔡元培下决心要对北大的这种状况进行改革，于是在1918年1月发起并组织了进德会。
所谓进德，是指增进道德。蔡元培发起该会的目的是增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为此他提出了进德会的道德戒例。该会的会员有三个标准：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除了前三项外，还要加上不做官吏和不做议员；丙种会员是前两种会员的项目，再加上不吸烟、不喝酒和不食肉。甲种会员的要求是入会的基本条件，会员要自行遵守，提高道德水平。李大钊是第一批入会的会员，他选择了甲种会员。29个报名参会者中，丙种会员有2人，乙种会员有10人，其他都是甲种会员。李大钊如此选择倒不是因为他想做官，而是他认为不做官不应该成为进德会的戒例。进德会在北大影响很大，学生会成员达到三百多人，教职员有一百六十多人。李大钊被推举为进德会杂志的编辑之一。此外，李大钊还被列入了进德会遵守戒约者名单，因为他是生活严谨、私德醇厚的典范。妻子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有人劝他迎新纳小，他断然不肯，留学回来并作为当时文坛名士的李大钊没有抛弃糟糠之妻，而是与妻子相濡以沫，互敬互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但是却没有人攻击李大钊的私德，李大钊高贵的个人品格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大钊加入进德会不久，又和庶务主任李辛白发起了北大公余法文夜校，这是一所业余学校。李大钊邀请法华教育会派教员到该夜校授课，由北大负责管理。这个夜校的发起旨在发扬古人耕读的传统，学习西方国家业余教育的方法，利用业余时间补充文化知识和技能，同时还促进学生学习法语。这是李大钊作为北大教职员做的第一件事情。
1919年1月，李大钊和蔡元培、沈尹默、胡适等人发起并组织了学余俱乐部，俱乐部为学校教职员提供了一个交流场所。俱乐部里提供书刊，有美术品展览，教职员们还可以在俱乐部里吟诗作画。李大钊是这个俱乐部的庶务干事。
李大钊参与的公益事业非常多，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是他发起的，他在北京8所专门以上学校太平洋问题讨论会中做中文干事和研究员。北大妇孺救济会也有他的身影。那时候，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李大钊发起了一个赈灾会，为北方灾民募捐。他还为本校教授和教职员家属的丧事及困难职工发起募捐，并身体力行，出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李大钊曾担任过“北大学生游艺大会保管字画部”的职员。他和胡适等人一起为半工半读的学生介绍工作。北大法专等学校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北京学生读书会，也邀请他担任导师。
热心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李大钊逐渐在北大积累了很高的声望和信任。他开始拥有多项公职，比如，他被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成员，这个评议会是决定校政的最高机关。他被校长指任成为学生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在李大钊辞掉图书馆主任一职担任教授后，开始兼任北大校长室秘书；他还被任命为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这些岗位上尽心尽力，为北大师生服务，同时也实践着他自己的社会理想。
二、为北大教职员请命
民国初年的大学经费是由中央来负担的，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军费开支浩繁，教育经费经常被挪用。1919年，海陆军费用占财政预算支出的42%，而教育经费却不到1%。1921年3月，北京教育部连续拖欠北京各所学校三个半月的经费，学校难以为继，教职员领不到薪水，生活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21年3月，北京8所学校在北大召开了教职员大会，决定全体罢教，选举出李大钊在内的11个人作为大会决议的执行人。
1921年3月16日上午，8所学校的教职员代表共20人在美术学校开会。会议作出决定，每个学校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一个代表联席会议。北大的哲学教授马叙伦被推举为主席，李大钊被任命为新闻股干事。会议作出决定，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政府能够指定专门款项作为教育基金；二是清偿积欠的教师工资。随后，马叙伦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教育部交涉有关事项。对于设立专门的教育基金，代表联席会议的办法是从铁路收入、关余、盐余、印花税等国家收入中拨出专款用作教育基金，让社会组织来监督政府的行为。
不久，政府就给了回应。同年3月29日，教育总长范源濂就请愿并提出了解决办法，由交通部盐务署自3月份开始每月筹25万元经费交教育部，并将以前积欠的60万元工资分期陆续付清。因没有提及设立教育基金，教职员们拒绝接受这个办法。见交涉无望，8校教职员决定实行总辞职，教育总长和次长也没有办法，亦提出辞职。各个学校的学生对这个维权行动表示了支持，8校的校长也向教育部递交了辞呈，甚至北京的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也对总辞职给予声援。但政府方面的表现一直很消极，不能令人满意，这个斗争旷日持久地进行着。
当时，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职教课，所以这个学校补推了李大钊作为该校的代理发言人。由于马叙伦因病缺席，李大钊担任了八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主席，此时索薪斗争正不断升级。
1921年4月21日，国务会议的三项处理办法出台。第一项是一周内先发三月份的经费，四月份起由财政部从交通部协济政费项目下每月拨付22万元作为经费。第二项是教育部从财政部领来的款项向来是以实际领来的数额为准，统一由财政部筹定拨付。第三项是将从上一年12月起到本年2月所欠的各个学校的经费总共40万元，先发一个月，其余分三次在4月、5月、6月这3个月陆续发放。
李大钊一主持联系会议，就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这三项处理办法。其实国务院的这个办法并仍有将教育基金问题解决，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经费的保障问题。北大学生提醒联合会不要被政府所欺骗，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也对这三项办法不满意。恰逢此时，8校校长做了疏通工作，提出一个修正意见：原办法是要求财政没有筹足确实款项以前，现改为教育基金没有筹足以前；原办法是教育基金由财政部在交通部特别协款中每月按期拨付，现改为由交通部每月按期拨付；而且这两个特殊条款，在教育部教育基金没有筹足以前不能停止。李大钊在教职员联席会上提出，校长们提出的修正意见还是比较可行的，在教育基金未筹定以前，不能中断交通部的特别协款，如果政府能够答应校长们的修改意见，并正式经国务会议通过和公布，那么联席会议则可以考虑不再坚持索薪。
1921年4月30日，北京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意见，李大钊主持联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三项办法，索薪斗争似乎是胜利了。就在各个学校欢呼雀跃的时候，事情却急转直下，政校长们去领款--这个款项是校长们向教职员担保的，必须立即支付。可是政府却通知校长们这笔款项必须得等到5月20日才能支付，教育部的理由是支票近期无法签字。联席会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再次向政府提出，第一批应补发的经费和薪水应该在10号以前全部付清，并妥善地提出保障办法，否则不能复课，而且要再次辞职。
接下来校长们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涉非常不顺利，各个部门互相搪塞不接待的现象出现了。各个学校后来得知，付款之所以不能马上兑现，是因为交通部的款项还没有交到财政部，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做到给付支票这件事，根本不是支票签没签字的问题。八个学校的校长只好再次提出了总辞职，联席会议向政府提出了本月20日上午12点前的限期，但政府显然根本没有诚意。相反，政府还责怪学校教职员不履行先前答应的条件，没有复课，所以学校教职员的薪水要暂行停发。
联席会议只好第二次提出了总辞职。李大钊在见到日文报刊《新支那》的记者时愤慨地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政府丝毫没有诚意，纯属万般无奈，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在世界上除了我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了。政府严重不负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没有真正发展的希望。我国不能对这种政府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各个学校的代表到教育部门前静坐，各界联合会也到国务院请愿。在6月3日这一天，四五百名学生冒雨到教育部门前请愿，李大钊等人到新华门前请愿。不料总理靳云鹏拒绝接见，请愿人群和卫兵发生了争执，卫兵施暴，马叙伦等十多人被打伤，李大钊也被打昏。这便是六三流血事件。自此，教育风潮开始在全国有了影响，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区，公布所谓的“事件始末”，污蔑教职员破坏教育秩序，靳云鹏居然还指使地方监察厅起诉了马叙伦等人，并要严惩学生。学校和政府针锋相对，李大钊向报界解释了这次斗争的整个过程，争取社会人士对教育人士行动的支持。当时广东军阀和桂系军阀各军之间正在打仗，湖北、浙江的问题也很棘手，各界联合会以及各地的教职员学生对此行动的支持让北京政府害怕了，他们感觉到有必要赶快结束这次风潮。1921年7月13日，范源濂受政府委派出面调解，对教育界人士实行安抚，提出了给予医药费、拨专款作为教育准备金、拨付工资等条件为解决办法。各项办法落实后，各校校长们复职了，教职员们也才重新开始上课。虽然李大钊为领导这次斗争错过了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但是在这次斗争中，李大钊积累了很高的声望。1924年3月北大搞民意测验，问学生“在国内或世界大人物中，你心目中有谁”，其中李大钊排在第8位。
§§第六章 选择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有一种急公好义的精神，村里面的一些公事经常是由他主持的。这种精神在李大钊的身上也有体现，他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参与了学校教职员中的公益性事业，热心地帮助同学，为同事忙碌。
李大钊参加的第一个公益团体是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前，学校管理情况较差，很多学生都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愿望来到学校的，他们平时不好好学习，游手好闲者有之，考试作弊者有之，教师中滥竽充数者有之，赌博嫖妓者有之。蔡元培下决心要对北大的这种状况进行改革，于是在1918年1月发起并组织了进德会。
所谓进德，是指增进道德。蔡元培发起该会的目的是增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为此他提出了进德会的道德戒例。该会的会员有三个标准：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除了前三项外，还要加上不做官吏和不做议员；丙种会员是前两种会员的项目，再加上不吸烟、不喝酒和不食肉。甲种会员的要求是入会的基本条件，会员要自行遵守，提高道德水平。李大钊是第一批入会的会员，他选择了甲种会员。29个报名参会者中，丙种会员有2人，乙种会员有10人，其他都是甲种会员。李大钊如此选择倒不是因为他想做官，而是他认为不做官不应该成为进德会的戒例。进德会在北大影响很大，学生会成员达到三百多人，教职员有一百六十多人。李大钊被推举为进德会杂志的编辑之一。此外，李大钊还被列入了进德会遵守戒约者名单，因为他是生活严谨、私德醇厚的典范。妻子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有人劝他迎新纳小，他断然不肯，留学回来并作为当时文坛名士的李大钊没有抛弃糟糠之妻，而是与妻子相濡以沫，互敬互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但是却没有人攻击李大钊的私德，李大钊高贵的个人品格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大钊加入进德会不久，又和庶务主任李辛白发起了北大公余法文夜校，这是一所业余学校。李大钊邀请法华教育会派教员到该夜校授课，由北大负责管理。这个夜校的发起旨在发扬古人耕读的传统，学习西方国家业余教育的方法，利用业余时间补充文化知识和技能，同时还促进学生学习法语。这是李大钊作为北大教职员做的第一件事情。
1919年1月，李大钊和蔡元培、沈尹默、胡适等人发起并组织了学余俱乐部，俱乐部为学校教职员提供了一个交流场所。俱乐部里提供书刊，有美术品展览，教职员们还可以在俱乐部里吟诗作画。李大钊是这个俱乐部的庶务干事。
李大钊参与的公益事业非常多，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是他发起的，他在北京8所专门以上学校太平洋问题讨论会中做中文干事和研究员。北大妇孺救济会也有他的身影。那时候，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李大钊发起了一个赈灾会，为北方灾民募捐。他还为本校教授和教职员家属的丧事及困难职工发起募捐，并身体力行，出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李大钊曾担任过“北大学生游艺大会保管字画部”的职员。他和胡适等人一起为半工半读的学生介绍工作。北大法专等学校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北京学生读书会，也邀请他担任导师。
热心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李大钊逐渐在北大积累了很高的声望和信任。他开始拥有多项公职，比如，他被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成员，这个评议会是决定校政的最高机关。他被校长指任成为学生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在李大钊辞掉图书馆主任一职担任教授后，开始兼任北大校长室秘书；他还被任命为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这些岗位上尽心尽力，为北大师生服务，同时也实践着他自己的社会理想。
二、为北大教职员请命
民国初年的大学经费是由中央来负担的，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军费开支浩繁，教育经费经常被挪用。1919年，海陆军费用占财政预算支出的42%，而教育经费却不到1%。1921年3月，北京教育部连续拖欠北京各所学校三个半月的经费，学校难以为继，教职员领不到薪水，生活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21年3月，北京8所学校在北大召开了教职员大会，决定全体罢教，选举出李大钊在内的11个人作为大会决议的执行人。
1921年3月16日上午，8所学校的教职员代表共20人在美术学校开会。会议作出决定，每个学校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一个代表联席会议。北大的哲学教授马叙伦被推举为主席，李大钊被任命为新闻股干事。会议作出决定，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政府能够指定专门款项作为教育基金；二是清偿积欠的教师工资。随后，马叙伦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教育部交涉有关事项。对于设立专门的教育基金，代表联席会议的办法是从铁路收入、关余、盐余、印花税等国家收入中拨出专款用作教育基金，让社会组织来监督政府的行为。
不久，政府就给了回应。同年3月29日，教育总长范源濂就请愿并提出了解决办法，由交通部盐务署自3月份开始每月筹25万元经费交教育部，并将以前积欠的60万元工资分期陆续付清。因没有提及设立教育基金，教职员们拒绝接受这个办法。见交涉无望，8校教职员决定实行总辞职，教育总长和次长也没有办法，亦提出辞职。各个学校的学生对这个维权行动表示了支持，8校的校长也向教育部递交了辞呈，甚至北京的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也对总辞职给予声援。但政府方面的表现一直很消极，不能令人满意，这个斗争旷日持久地进行着。
当时，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职教课，所以这个学校补推了李大钊作为该校的代理发言人。由于马叙伦因病缺席，李大钊担任了八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主席，此时索薪斗争正不断升级。
1921年4月21日，国务会议的三项处理办法出台。第一项是一周内先发三月份的经费，四月份起由财政部从交通部协济政费项目下每月拨付22万元作为经费。第二项是教育部从财政部领来的款项向来是以实际领来的数额为准，统一由财政部筹定拨付。第三项是将从上一年12月起到本年2月所欠的各个学校的经费总共40万元，先发一个月，其余分三次在4月、5月、6月这3个月陆续发放。
李大钊一主持联系会议，就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这三项处理办法。其实国务院的这个办法并仍有将教育基金问题解决，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经费的保障问题。北大学生提醒联合会不要被政府所欺骗，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也对这三项办法不满意。恰逢此时，8校校长做了疏通工作，提出一个修正意见：原办法是要求财政没有筹足确实款项以前，现改为教育基金没有筹足以前；原办法是教育基金由财政部在交通部特别协款中每月按期拨付，现改为由交通部每月按期拨付；而且这两个特殊条款，在教育部教育基金没有筹足以前不能停止。李大钊在教职员联席会上提出，校长们提出的修正意见还是比较可行的，在教育基金未筹定以前，不能中断交通部的特别协款，如果政府能够答应校长们的修改意见，并正式经国务会议通过和公布，那么联席会议则可以考虑不再坚持索薪。
1921年4月30日，北京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意见，李大钊主持联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三项办法，索薪斗争似乎是胜利了。就在各个学校欢呼雀跃的时候，事情却急转直下，政校长们去领款--这个款项是校长们向教职员担保的，必须立即支付。可是政府却通知校长们这笔款项必须得等到5月20日才能支付，教育部的理由是支票近期无法签字。联席会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再次向政府提出，第一批应补发的经费和薪水应该在10号以前全部付清，并妥善地提出保障办法，否则不能复课，而且要再次辞职。
接下来校长们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涉非常不顺利，各个部门互相搪塞不接待的现象出现了。各个学校后来得知，付款之所以不能马上兑现，是因为交通部的款项还没有交到财政部，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做到给付支票这件事，根本不是支票签没签字的问题。八个学校的校长只好再次提出了总辞职，联席会议向政府提出了本月20日上午12点前的限期，但政府显然根本没有诚意。相反，政府还责怪学校教职员不履行先前答应的条件，没有复课，所以学校教职员的薪水要暂行停发。
联席会议只好第二次提出了总辞职。李大钊在见到日文报刊《新支那》的记者时愤慨地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政府丝毫没有诚意，纯属万般无奈，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在世界上除了我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了。政府严重不负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没有真正发展的希望。我国不能对这种政府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各个学校的代表到教育部门前静坐，各界联合会也到国务院请愿。在6月3日这一天，四五百名学生冒雨到教育部门前请愿，李大钊等人到新华门前请愿。不料总理靳云鹏拒绝接见，请愿人群和卫兵发生了争执，卫兵施暴，马叙伦等十多人被打伤，李大钊也被打昏。这便是六三流血事件。自此，教育风潮开始在全国有了影响，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区，公布所谓的“事件始末”，污蔑教职员破坏教育秩序，靳云鹏居然还指使地方监察厅起诉了马叙伦等人，并要严惩学生。学校和政府针锋相对，李大钊向报界解释了这次斗争的整个过程，争取社会人士对教育人士行动的支持。当时广东军阀和桂系军阀各军之间正在打仗，湖北、浙江的问题也很棘手，各界联合会以及各地的教职员学生对此行动的支持让北京政府害怕了，他们感觉到有必要赶快结束这次风潮。1921年7月13日，范源濂受政府委派出面调解，对教育界人士实行安抚，提出了给予医药费、拨专款作为教育准备金、拨付工资等条件为解决办法。各项办法落实后，各校校长们复职了，教职员们也才重新开始上课。虽然李大钊为领导这次斗争错过了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但是在这次斗争中，李大钊积累了很高的声望。1924年3月北大搞民意测验，问学生“在国内或世界大人物中，你心目中有谁”，其中李大钊排在第8位。
§§第六章 选择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