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
一、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进入北大的前一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是带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来到北京的。此后，一些文化巨匠以《新青年》和北大为核心，掀起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启蒙思潮，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等人，他们都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思想运动，“旧”便是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思想，“新”便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在这场运动中，一切旧的价值被重新评判，过去认为对的，现在要讨论是否还正确？过去的旧思想，现在要讨论在当下是否还适合？这股思想启蒙大潮在全国兴起。
二、探讨东西方文化
西方民主价值的张扬让东西方的价值如何定位成为问题。为此，在《新青年》的同仁中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时对东西方文明的定位就显示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而且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先进。西方文明是以战争、个人主义、法治为本，东方文明则以安静、和平、家族主义为本位。东方人宽厚忍让，西方人善于斗争。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而中国人则尊重家长，看重阶级地位，对元首尊崇，讲究忠孝观念。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损坏个人人格和独立，使个人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存在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中国人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内心彼此愤恨嫉妒；西方人表面上是小人，实际上各守自己的权利，是真正的君子。以上的对比让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性质决然不同，西方文明远在中国文明之上，中国要想进步，必须采用西洋的法子。
陈独秀将东西方文化对立，认为应该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在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另一些人则相对保守，例如《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就认为东西方文明的性质不同，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东西方文明没有程度差别，只有性质差别。而西方文明的恶劣在一战中已经暴露了出来，在这一点上东方文明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不足和贫乏。他认为东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对待两种文明，不应该以西方代替东方，而是应该采取调和的办法，中国文明有错误可以修正，可以引进西方文明，两者融合，这才是救济中国之道和救济世界之道。
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比较认同杜亚泉的看法，但和杜亚泉的观点又有所差别。杜亚泉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源自于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和社会的演化不同。李大钊则将文明不同的原因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他引用了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观点，按地理来划分东西方，以伊朗高原为界，分为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南道文明是东方文明，这里日照充足，自然环境较好，所以这种文明呈现出自然和谐的状态，少纷争。而北道文明即西方文明，其自然条件比较差，所以其文明中的同类斗争表现就非常明显。由此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表现出了不同性质。东方是自然状态，保守的、自然的、安静的、消极的、因循苟安的，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则具有积极的、独立的、理智的、物质的、好动的特征。东方的自然条件好，以定居的农业生活为主；西方文明条件差，所以大都喜迁徙，人们从事工商业来彼此交换产品。定居生活决定了东方文明家族繁衍生息快，家族主义流行，女人多于男人，所以一夫多妻、男尊女卑；西方文明则因为长期迁徙，家族组织简单，个人主义盛行，男人多于女人，所以实行一夫一妻。由此决定的东西方各种生活方式，如饮食、文化、日常习惯、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都不同。
李大钊的分析比杜亚泉更加细致，也不像陈独秀那样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要高级。李大钊认为两种文明互有短长，他们是宇宙进化的两大动力，如同鸟的两个翅膀或车的两个轮子一样，缺一不可。陈独秀认为，东西方文明如果认同一个就必须废弃一个。而李大钊则认为，东方文明衰退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济世界危机，必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这第三种文明应该是理想的文明、向上的文明。
李大钊在文明论上的三分法，使他在对西方文明失望后，较别人更早地把目光投向了俄国，因为东西方文明都需要改造，所以第三种文明才是真正的追求。李大钊的观点与美国政治学者、外交官芮恩施的观点接近，这种观点部分地从地理研究中获得。俄罗斯文明正好处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从地理位置上看，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其文明兼具东西方文明的特征，俄国人既接受了亚洲人尊奉神权和君主专制的思想，也接受了欧洲人民主权利的思想。十月革命前俄国人的生活是一半东洋，一半西洋，还没有调和中西。十月革命后，俄国冲破了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冲破了迷信的束缚，开始融汇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这是一种东西方都应该效仿的文明。李大钊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使得他比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巨匠更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进入北大的前一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是带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来到北京的。此后，一些文化巨匠以《新青年》和北大为核心，掀起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启蒙思潮，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等人，他们都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思想运动，“旧”便是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思想，“新”便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在这场运动中，一切旧的价值被重新评判，过去认为对的，现在要讨论是否还正确？过去的旧思想，现在要讨论在当下是否还适合？这股思想启蒙大潮在全国兴起。
二、探讨东西方文化
西方民主价值的张扬让东西方的价值如何定位成为问题。为此，在《新青年》的同仁中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时对东西方文明的定位就显示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而且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先进。西方文明是以战争、个人主义、法治为本，东方文明则以安静、和平、家族主义为本位。东方人宽厚忍让，西方人善于斗争。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而中国人则尊重家长，看重阶级地位，对元首尊崇，讲究忠孝观念。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损坏个人人格和独立，使个人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存在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中国人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内心彼此愤恨嫉妒；西方人表面上是小人，实际上各守自己的权利，是真正的君子。以上的对比让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性质决然不同，西方文明远在中国文明之上，中国要想进步，必须采用西洋的法子。
陈独秀将东西方文化对立，认为应该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在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另一些人则相对保守，例如《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就认为东西方文明的性质不同，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东西方文明没有程度差别，只有性质差别。而西方文明的恶劣在一战中已经暴露了出来，在这一点上东方文明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不足和贫乏。他认为东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对待两种文明，不应该以西方代替东方，而是应该采取调和的办法，中国文明有错误可以修正，可以引进西方文明，两者融合，这才是救济中国之道和救济世界之道。
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比较认同杜亚泉的看法，但和杜亚泉的观点又有所差别。杜亚泉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源自于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和社会的演化不同。李大钊则将文明不同的原因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他引用了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观点，按地理来划分东西方，以伊朗高原为界，分为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南道文明是东方文明，这里日照充足，自然环境较好，所以这种文明呈现出自然和谐的状态，少纷争。而北道文明即西方文明，其自然条件比较差，所以其文明中的同类斗争表现就非常明显。由此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表现出了不同性质。东方是自然状态，保守的、自然的、安静的、消极的、因循苟安的，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则具有积极的、独立的、理智的、物质的、好动的特征。东方的自然条件好，以定居的农业生活为主；西方文明条件差，所以大都喜迁徙，人们从事工商业来彼此交换产品。定居生活决定了东方文明家族繁衍生息快，家族主义流行，女人多于男人，所以一夫多妻、男尊女卑；西方文明则因为长期迁徙，家族组织简单，个人主义盛行，男人多于女人，所以实行一夫一妻。由此决定的东西方各种生活方式，如饮食、文化、日常习惯、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都不同。
李大钊的分析比杜亚泉更加细致，也不像陈独秀那样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要高级。李大钊认为两种文明互有短长，他们是宇宙进化的两大动力，如同鸟的两个翅膀或车的两个轮子一样，缺一不可。陈独秀认为，东西方文明如果认同一个就必须废弃一个。而李大钊则认为，东方文明衰退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济世界危机，必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这第三种文明应该是理想的文明、向上的文明。
李大钊在文明论上的三分法，使他在对西方文明失望后，较别人更早地把目光投向了俄国，因为东西方文明都需要改造，所以第三种文明才是真正的追求。李大钊的观点与美国政治学者、外交官芮恩施的观点接近，这种观点部分地从地理研究中获得。俄罗斯文明正好处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从地理位置上看，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其文明兼具东西方文明的特征，俄国人既接受了亚洲人尊奉神权和君主专制的思想，也接受了欧洲人民主权利的思想。十月革命前俄国人的生活是一半东洋，一半西洋，还没有调和中西。十月革命后，俄国冲破了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冲破了迷信的束缚，开始融汇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这是一种东西方都应该效仿的文明。李大钊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使得他比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巨匠更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