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转向马克思主义
一、五四运动的主将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骨干。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出了代表参会。由外交总长陆征祥带领，成员包括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在这次和会上，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提出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权益。而中国政府居然相信了“大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不承认秘密外交的主张，借和会之机提出收回包括山东在内的所有列强掠夺的中国主权，并且趁着此次和会废除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但和会并不站在中国这一方，号称坚持“公理”的西方列强不过是谋求本国的利益，他们牺牲弱国利益，拒绝了中国在和会上提出的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却得到了它想要的好处，中国外交彻底失败。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国人顿时从一战胜利的幻想中被打醒了。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十多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不承认秘密外交，不承认“二十一条”，要求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要求出席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同时罢免了中国出席和会的3个主要代表。愤怒的学生火烧了曾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五四运动就这样以学生运动为先开始了，学生们组织讲演、罢课，教师、市民、商人、工人等各个阶层也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工人阶级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工人罢工后，代表团没敢在合约上签字。这场波及到二十多个省、一百多个城市的民族运动胜利了，“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一个总爆发。
五四运动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从青年开始，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完全支持。《每周评论》主要评论国内外的大事，对列强的侵略行径和军阀官僚政客的贪婪专制进行揭发和抨击。《每周评论》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宗旨，不允许强国用强权来侵害他国及百姓的平等自由。在巴黎和会失败后陈独秀说威尔逊是“威大炮”，质问西方公理何在？新文化同仁的这些主张和思想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意识。所以在巴黎和会失败后，以学生为先导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李大钊提醒中日两国的人民，不应该让两国军阀在那里捣鬼，要立刻废除之前所签订的秘密条约。
李大钊用自己的笔触揭露了西方外交的真相，写下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他用“强盗世界”来震醒中国人的美梦。他说：“中国人都要觉悟一个事实，欧战胜利是人类和平、人道的胜利不过是虚假的美梦。现在的世界是强盗的世界，中国人反对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并不是一种狭隘的爱国心，而是反对西方的侵略主义，反对强盗行为和强盗逻辑。中国近代以来受到列强控制，外交上丧失了独立性，总是按‘以夷制夷’的原则来行事，西方的公理是靠不住的。中国人要改造这个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要实行民族自决。”这些理论和呼声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指导。
李大钊始终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他用自由平等、世界解放的呼声来震动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他号召青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他警告那些旧势力，用一贯的强力来压制进步的新生力量，除了激发革命外，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他最后的思想落脚点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上，他号召有志之士为着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奋斗。
二、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就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李大钊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撰写了著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
李大钊在日本时接触到安部的社会主义思想，但那是把宗教和社会主义杂糅在一起的观点。李大钊曾经介绍的托尔斯泰的观点也和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李大钊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真正研究马克思也是在十月革命后，他当时看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于创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河上肇于是留德法学博士，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学专家，他曾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主要讲述经济学史。他1919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对他写的《有关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非常感兴趣，并在1919年4月、5月间重点研究了这方面的文章，并搜集了很多资料。
李大钊还在《晨报》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并为此下了很大一番功夫，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他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长达2万6千余字。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平时对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太多研究，听说马克思故乡的德国人说50岁以下的人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觉得自己是不自量力。但是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而德国、奥匈帝国的很多革命者也奉行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很引人注意，也有很多的误解，为了澄清这些误解，他写了这篇文章。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世界的经济思想分三大派系：一个是个人主义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以亚当斯密为鼻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合理性，承认个人利己主义的经营活动的正当性；人道主义经济学是第二大派系，这个派别认为无论经济组织改到怎么好的地步，如果人心不改造，仍然贪得无厌，自私自利，那么还是没有改善的希望，所以这个派系否认经济上的个人利己活动，要用爱他的动机代替利己的动机；第三种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这种思想认为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弊端都是因为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改造，其他一切精神现象都跟着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学主张从根本上改造现在的经济组织。人道主义经济学派别是人心改造论，途径在于道德革命，用精神力量拯救世界。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则主张组织改造，关键在于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他用科学的论证方式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成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经济学取代了资本为本位的经济学，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
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理论分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唯物史观、关于现在的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关于将来的理论即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介绍比较多的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关于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它不是马克思所独有，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已经提到了这个观点，承认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是其他社会现象的决定因素，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是依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认为最高动因就是社会生产力。李大钊完全确信唯物史观原理的正确性。他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和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变化了，生产关系中的因素也要跟着变化，包括社会组织、人类的社会意识，等等。如果社会组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反而会束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两者会有矛盾冲突。
关于阶级斗争，李大钊认为这个理论是和唯物史观有密切关联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而其发生的根源产生于一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它是被压迫者阶级自觉地一种表现。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后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经济的对立，不断的斗争使经济进化，直到发生新的平衡为止，这种新变化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将随着新社会结构的产生而归于消灭。有人认为唯物史观所认为的人类历史发展是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这是一种“命定”的理论，放弃人的活动的积极性。但李大钊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就是在提倡人的活动积极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依靠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伟大的信仰，和唯心宿命论完全不同。
李大钊否认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抹杀了伦理观念。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分作两个阶段，一个是前史，一个是后史。前史是经济结构建立在阶级敌对基础上的历史，伦理道德不会改变由经济地位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不过马克思断定，这一人类的前史将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阶级斗争一起灭亡，随后将是人与人之间互助、没有竞争的真正历史。尽管这样，李大钊也认为对伦理道德价值不够重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偏颇。他提出，在人类向真正的历史过渡的时期，应该加强人道主义运动，加强伦理的感化，使人类在前史中养成的种种恶习，不单单依靠物质的变更而是可以依靠伦理道德的影响予以去除。李大钊主张用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人道主义和人类精神，认为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改造才是真正的社会改造。李大钊举起两只手实践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一只手改造社会制度，一只手改造道德伦理。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无产阶级解放学说。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分为两个要点，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一个是“资本集中”说。李大钊比较通俗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有关概念，如商品价值、资本的增殖等，以此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而“资本集中”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贫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不断加剧，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这篇文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评论，但是辩护多于批评。李大钊是从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革命的指导意义这个角度去认识这一学说的。俄国革命已经为这个理论改造社会提供了实践榜样，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一个可以指导的有利武器。虽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得不够全面，有些解释也不够准确，但是他的理解奠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的态度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轨道，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七章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骨干。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出了代表参会。由外交总长陆征祥带领，成员包括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在这次和会上，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提出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权益。而中国政府居然相信了“大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不承认秘密外交的主张，借和会之机提出收回包括山东在内的所有列强掠夺的中国主权，并且趁着此次和会废除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但和会并不站在中国这一方，号称坚持“公理”的西方列强不过是谋求本国的利益，他们牺牲弱国利益，拒绝了中国在和会上提出的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却得到了它想要的好处，中国外交彻底失败。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国人顿时从一战胜利的幻想中被打醒了。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十多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不承认秘密外交，不承认“二十一条”，要求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要求出席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同时罢免了中国出席和会的3个主要代表。愤怒的学生火烧了曾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五四运动就这样以学生运动为先开始了，学生们组织讲演、罢课，教师、市民、商人、工人等各个阶层也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工人阶级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工人罢工后，代表团没敢在合约上签字。这场波及到二十多个省、一百多个城市的民族运动胜利了，“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一个总爆发。
五四运动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从青年开始，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完全支持。《每周评论》主要评论国内外的大事，对列强的侵略行径和军阀官僚政客的贪婪专制进行揭发和抨击。《每周评论》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宗旨，不允许强国用强权来侵害他国及百姓的平等自由。在巴黎和会失败后陈独秀说威尔逊是“威大炮”，质问西方公理何在？新文化同仁的这些主张和思想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意识。所以在巴黎和会失败后，以学生为先导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李大钊提醒中日两国的人民，不应该让两国军阀在那里捣鬼，要立刻废除之前所签订的秘密条约。
李大钊用自己的笔触揭露了西方外交的真相，写下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他用“强盗世界”来震醒中国人的美梦。他说：“中国人都要觉悟一个事实，欧战胜利是人类和平、人道的胜利不过是虚假的美梦。现在的世界是强盗的世界，中国人反对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并不是一种狭隘的爱国心，而是反对西方的侵略主义，反对强盗行为和强盗逻辑。中国近代以来受到列强控制，外交上丧失了独立性，总是按‘以夷制夷’的原则来行事，西方的公理是靠不住的。中国人要改造这个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要实行民族自决。”这些理论和呼声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指导。
李大钊始终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他用自由平等、世界解放的呼声来震动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他号召青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他警告那些旧势力，用一贯的强力来压制进步的新生力量，除了激发革命外，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他最后的思想落脚点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上，他号召有志之士为着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奋斗。
二、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就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李大钊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撰写了著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
李大钊在日本时接触到安部的社会主义思想，但那是把宗教和社会主义杂糅在一起的观点。李大钊曾经介绍的托尔斯泰的观点也和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李大钊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真正研究马克思也是在十月革命后，他当时看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于创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河上肇于是留德法学博士，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学专家，他曾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主要讲述经济学史。他1919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对他写的《有关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非常感兴趣，并在1919年4月、5月间重点研究了这方面的文章，并搜集了很多资料。
李大钊还在《晨报》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并为此下了很大一番功夫，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他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长达2万6千余字。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平时对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太多研究，听说马克思故乡的德国人说50岁以下的人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觉得自己是不自量力。但是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而德国、奥匈帝国的很多革命者也奉行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很引人注意，也有很多的误解，为了澄清这些误解，他写了这篇文章。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世界的经济思想分三大派系：一个是个人主义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以亚当斯密为鼻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合理性，承认个人利己主义的经营活动的正当性；人道主义经济学是第二大派系，这个派别认为无论经济组织改到怎么好的地步，如果人心不改造，仍然贪得无厌，自私自利，那么还是没有改善的希望，所以这个派系否认经济上的个人利己活动，要用爱他的动机代替利己的动机；第三种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这种思想认为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弊端都是因为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改造，其他一切精神现象都跟着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学主张从根本上改造现在的经济组织。人道主义经济学派别是人心改造论，途径在于道德革命，用精神力量拯救世界。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则主张组织改造，关键在于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他用科学的论证方式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成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经济学取代了资本为本位的经济学，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
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理论分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唯物史观、关于现在的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关于将来的理论即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介绍比较多的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关于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它不是马克思所独有，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已经提到了这个观点，承认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是其他社会现象的决定因素，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是依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认为最高动因就是社会生产力。李大钊完全确信唯物史观原理的正确性。他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和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变化了，生产关系中的因素也要跟着变化，包括社会组织、人类的社会意识，等等。如果社会组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反而会束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两者会有矛盾冲突。
关于阶级斗争，李大钊认为这个理论是和唯物史观有密切关联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而其发生的根源产生于一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它是被压迫者阶级自觉地一种表现。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后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经济的对立，不断的斗争使经济进化，直到发生新的平衡为止，这种新变化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将随着新社会结构的产生而归于消灭。有人认为唯物史观所认为的人类历史发展是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这是一种“命定”的理论，放弃人的活动的积极性。但李大钊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就是在提倡人的活动积极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依靠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伟大的信仰，和唯心宿命论完全不同。
李大钊否认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抹杀了伦理观念。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分作两个阶段，一个是前史，一个是后史。前史是经济结构建立在阶级敌对基础上的历史，伦理道德不会改变由经济地位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不过马克思断定，这一人类的前史将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阶级斗争一起灭亡，随后将是人与人之间互助、没有竞争的真正历史。尽管这样，李大钊也认为对伦理道德价值不够重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偏颇。他提出，在人类向真正的历史过渡的时期，应该加强人道主义运动，加强伦理的感化，使人类在前史中养成的种种恶习，不单单依靠物质的变更而是可以依靠伦理道德的影响予以去除。李大钊主张用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人道主义和人类精神，认为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改造才是真正的社会改造。李大钊举起两只手实践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一只手改造社会制度，一只手改造道德伦理。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无产阶级解放学说。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分为两个要点，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一个是“资本集中”说。李大钊比较通俗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有关概念，如商品价值、资本的增殖等，以此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而“资本集中”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贫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不断加剧，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这篇文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评论，但是辩护多于批评。李大钊是从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革命的指导意义这个角度去认识这一学说的。俄国革命已经为这个理论改造社会提供了实践榜样，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一个可以指导的有利武器。虽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得不够全面，有些解释也不够准确，但是他的理解奠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的态度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轨道，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七章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