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一、提议创建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租界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诞生了。但是这场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发生的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重要主角却缺席了两位，一位是陈独秀，另一位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热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坚定了世界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他从原来的提倡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以阶级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革命实践转向了底层民众。在政治观点上，他放弃了原先的调和论。他说：“我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罢！调和的人天天忙，天天担忧，天天夹在新旧之间，受些闲气，结果还是两不讨好。调和要让位于时代。”也就是说，是改良还是革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的发展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取舍。他用经济观点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说道德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的，如过去物质资料匮乏的时代，老人的经验是社会的需要，所以敬老成为美德；而到了工业时代，敬老的目的则变为尊敬老人一生为人类的奋斗进步而做出的贡献。他还用经济原因解释了一战之后欧洲社会道德的堕落，他也从经济角度来解释近代的思想变化，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生产方式，所以孔学和家族制度是支撑旧社会的思想支柱，而随着近代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先进的工业、科技传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二元化，一方面中国农业无法承受工业的压迫，所以中国出现了大量破产的手工业和旧产业，使中国成为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来源地。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也在发展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全体国民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甚至流为兵匪、廉价劳动力，备受压迫虐待，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最痛苦，也因此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解放学说。李大钊的民族情感和世界主义信念结合到了一起。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就是那些没有财力完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这些人在中国受的苦最深，所以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也被李大钊当作解放无产劳动者、解放庶民和劳苦大众的理论。
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早就被北洋政府看做“过激派”首领，1919年6月11日晚，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出狱后，李大钊写了一首白话文诗送给他：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你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实践了他的“出研究室便入监狱”的话，而出了监狱的陈独秀也再次进入研究室。1920年1月，他赴朋友之约去了上海，2月初又从上海去了武昌，在武昌文化大学发表了几天演讲。当他从武昌返回北京后，警察很快对他实行了跟踪。陈独秀觉察后，只好逃到北大王星拱教授家中。李大钊和高一涵商量了一个掩护陈独秀逃出北京的办法，并亲自护送陈独秀。他雇了一辆骡车，两人都改变了装束，陈独秀换上了王星拱家一个厨师的衣服，戴着毡帽，穿一件油渍满身的衣服。李大钊则驾着骡车，带着账本。沿途李大钊负责食宿，生怕陈独秀暴露出南方口音，就这样将陈独秀送到了天津，并购买了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过程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二、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有了共产党组织建立的动议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和日本、法国的中国学生中间先后出现了。而李大钊就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筹划者。
从1920年3月开始，北大的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等。学会主要阅读、翻译马列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学会的许多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经过几次交涉，得到了蔡元培支持，学校还专门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会址。房子里设施一应俱全，还有家具、书架和火炉，学校派勤务员值勤。李大钊、高一涵等经常被聘去做讲演，他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专题讲演非常受欢迎。
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制定了发展党员的计划目标，李大钊每月拿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而且他还对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和党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进行理论指导，促使更多的人转向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罗章龙曾回忆到：“十月革命后一两年，我们开始较多地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中间李先生也亲自参加了……我们一面翻译，一面研究，慢慢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提高了，感到很不满足，认为只靠少数人从事这项工作是不行的，要求有更多的人来共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时，我们在李先生指导下，开始想到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李大钊扩大共产党小组的工作也曾遇到了一些挫折。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发表演讲，认为中国的出路应该是发展实业，令教育与实业并重。张东荪撰文表示赞同，并且说自己希望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形式，即发展行会组织，不必建立劳动阶级的政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北京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人也抱持这种观点。而李大钊并不赞同张东荪，他说一些人认为发展实业是稳妥的办法，但是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愈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民众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但社会主义研究会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李大钊的观点，所以李大钊争取他们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努力失败了。
另一个挫折来自于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争取，一开始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有一部分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陈德荣、华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所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甚至不设主席，不设记录，大家自由分担，这样便造成小组日常工作的困难。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也发生了激烈辩论，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退出了小组。这也使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1920年11月底，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支部书记，张国焘和罗章龙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支部成员有13人。
除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当时有一个北洋政府军统衙门的人打入了这个青年团作了特务，从特务留下的档案可以得知，李大钊经常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起着主要作用的人物。
李大钊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辐射至北方其他地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天津是李大钊的主要活动区域。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母校所在地。周恩来于1919年9月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李大钊曾趁着去天津讲演的机会和觉悟社的成员进行座谈。1920年8月，觉悟社的代表周恩来等11人到北京邀请北京的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组织联谊会，使得李大钊和天津青年的接触更多，也更熟悉了。数月后，李大钊、张国焘指示北京支部的张太雷和原觉悟社成员谌小岑组成了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联络了一些唐山工人，很快便有唐山工人加入了中共北京支部。与此同时，李大钊又指导方舟等人成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北京和上海小组共同帮助建立的。王尽美和邓恩铭是主要成员，王尽美在五四运动时和罗章龙有过联系，还曾加入过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通讯会员。因此他常到北京，李大钊和他接触后，指导他建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罗章龙说：“李大钊非常的谦虚谨慎，在领导方面尊重群众想法，干部使用上大胆且信任同事。李大钊能够团结同志，经济管理上很艰苦，勤俭为本，不争权夺利，总是埋头苦干。”这和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是一致的。1918年1月，李大钊见到了鲁迅，鲁迅回忆见到李大钊时说：“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仁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租界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诞生了。但是这场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发生的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重要主角却缺席了两位，一位是陈独秀，另一位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热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坚定了世界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他从原来的提倡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以阶级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革命实践转向了底层民众。在政治观点上，他放弃了原先的调和论。他说：“我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罢！调和的人天天忙，天天担忧，天天夹在新旧之间，受些闲气，结果还是两不讨好。调和要让位于时代。”也就是说，是改良还是革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的发展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取舍。他用经济观点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说道德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的，如过去物质资料匮乏的时代，老人的经验是社会的需要，所以敬老成为美德；而到了工业时代，敬老的目的则变为尊敬老人一生为人类的奋斗进步而做出的贡献。他还用经济原因解释了一战之后欧洲社会道德的堕落，他也从经济角度来解释近代的思想变化，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生产方式，所以孔学和家族制度是支撑旧社会的思想支柱，而随着近代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先进的工业、科技传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二元化，一方面中国农业无法承受工业的压迫，所以中国出现了大量破产的手工业和旧产业，使中国成为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来源地。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也在发展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全体国民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甚至流为兵匪、廉价劳动力，备受压迫虐待，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最痛苦，也因此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解放学说。李大钊的民族情感和世界主义信念结合到了一起。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就是那些没有财力完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这些人在中国受的苦最深，所以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也被李大钊当作解放无产劳动者、解放庶民和劳苦大众的理论。
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早就被北洋政府看做“过激派”首领，1919年6月11日晚，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出狱后，李大钊写了一首白话文诗送给他：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你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实践了他的“出研究室便入监狱”的话，而出了监狱的陈独秀也再次进入研究室。1920年1月，他赴朋友之约去了上海，2月初又从上海去了武昌，在武昌文化大学发表了几天演讲。当他从武昌返回北京后，警察很快对他实行了跟踪。陈独秀觉察后，只好逃到北大王星拱教授家中。李大钊和高一涵商量了一个掩护陈独秀逃出北京的办法，并亲自护送陈独秀。他雇了一辆骡车，两人都改变了装束，陈独秀换上了王星拱家一个厨师的衣服，戴着毡帽，穿一件油渍满身的衣服。李大钊则驾着骡车，带着账本。沿途李大钊负责食宿，生怕陈独秀暴露出南方口音，就这样将陈独秀送到了天津，并购买了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过程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二、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有了共产党组织建立的动议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和日本、法国的中国学生中间先后出现了。而李大钊就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筹划者。
从1920年3月开始，北大的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等。学会主要阅读、翻译马列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学会的许多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经过几次交涉，得到了蔡元培支持，学校还专门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会址。房子里设施一应俱全，还有家具、书架和火炉，学校派勤务员值勤。李大钊、高一涵等经常被聘去做讲演，他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专题讲演非常受欢迎。
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制定了发展党员的计划目标，李大钊每月拿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而且他还对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和党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进行理论指导，促使更多的人转向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罗章龙曾回忆到：“十月革命后一两年，我们开始较多地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中间李先生也亲自参加了……我们一面翻译，一面研究，慢慢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提高了，感到很不满足，认为只靠少数人从事这项工作是不行的，要求有更多的人来共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时，我们在李先生指导下，开始想到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李大钊扩大共产党小组的工作也曾遇到了一些挫折。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发表演讲，认为中国的出路应该是发展实业，令教育与实业并重。张东荪撰文表示赞同，并且说自己希望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形式，即发展行会组织，不必建立劳动阶级的政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北京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人也抱持这种观点。而李大钊并不赞同张东荪，他说一些人认为发展实业是稳妥的办法，但是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愈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民众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但社会主义研究会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李大钊的观点，所以李大钊争取他们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努力失败了。
另一个挫折来自于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争取，一开始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有一部分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陈德荣、华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所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甚至不设主席，不设记录，大家自由分担，这样便造成小组日常工作的困难。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也发生了激烈辩论，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退出了小组。这也使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1920年11月底，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支部书记，张国焘和罗章龙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支部成员有13人。
除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当时有一个北洋政府军统衙门的人打入了这个青年团作了特务，从特务留下的档案可以得知，李大钊经常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起着主要作用的人物。
李大钊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辐射至北方其他地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天津是李大钊的主要活动区域。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母校所在地。周恩来于1919年9月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李大钊曾趁着去天津讲演的机会和觉悟社的成员进行座谈。1920年8月，觉悟社的代表周恩来等11人到北京邀请北京的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组织联谊会，使得李大钊和天津青年的接触更多，也更熟悉了。数月后，李大钊、张国焘指示北京支部的张太雷和原觉悟社成员谌小岑组成了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联络了一些唐山工人，很快便有唐山工人加入了中共北京支部。与此同时，李大钊又指导方舟等人成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北京和上海小组共同帮助建立的。王尽美和邓恩铭是主要成员，王尽美在五四运动时和罗章龙有过联系，还曾加入过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通讯会员。因此他常到北京，李大钊和他接触后，指导他建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罗章龙说：“李大钊非常的谦虚谨慎，在领导方面尊重群众想法，干部使用上大胆且信任同事。李大钊能够团结同志，经济管理上很艰苦，勤俭为本，不争权夺利，总是埋头苦干。”这和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是一致的。1918年1月，李大钊见到了鲁迅，鲁迅回忆见到李大钊时说：“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仁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