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推动北方国民革命
一、发展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一大”后，党员代表回到各地，大力发展宣传和组织国民党的工作是核心内容。当时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1924年4月30日，该部正式成立，下辖有京、津、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察哈尔、内蒙、甘肃、宁夏、绥远以及东北等十几个省市党部，李大钊在该部任组织部长。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党员从1923年11月的一千多人增加到1925年7月的两千六百多人。北京地区的青年活动大多是由北京市党部出面组织领导的。当时在北方，还有相当一部分省市没有建立国民党组织。李大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派出许多中共党员到各地区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1925年6月，于方舟、江浩等人在支援五卅运动过程中于天津成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1925年7月、8月间，江浩创建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直隶省党部成立不到一年，就建立了市县党部53个，区分部有244个，共有党员五千三百多人，组织工会、农会、妇女会等各种群众团体三十余个，发行报刊7种。支持和同情革命的冯玉祥当时正驻扎在察哈尔区域，所以这个地区的工作比较顺利。1925年10月，察哈尔特别区党部成立，全区建立了6个市县党部，有党员三千二百多人。李大钊选派蒙古族党员到绥远地区开展工作，很快就建立了绥远的国民党特别区党部。这些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反帝反封建、反对王公贵族和喇嘛腐朽统治的斗争，为革命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李大钊曾多次到中原地区的河南省视察和指导工作，王若飞、李求实、萧楚女等都曾经被共产党北方区委派到河南开展工作。国民党“一大”以后，全省建立了国民党市县党部19个，到1925年年底时，党员增至三千六百多人。此外，在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也先后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东北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较严，但在北方区委的努力下，也在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秘密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发展跟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工作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北方区委曾对在京、津上学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下达任务，要求他们每逢暑假回家，都要肩负起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党部数量多，党员的素质高，大批的爱国青年、工人、学生和农民加入了党组织，使得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更为广泛，焕发了新的生机。
二、壮大中共党组织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并不是取消了，而是在与国民党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任务的同时，也大力发展自身，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当国民党内出现右派的分裂活动时，李大钊多次在中共北京区委创办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中撰文予以揭露批驳，他教育党员要看清反动军阀的实质，对右派行为保持警惕。1925年，北方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北京秘密创办了区委党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机构。李大钊安排罗亦农等人去担任教员，党校有近百名来自北方各省市的学员。党校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唯物史观和世界革命史、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理论、共产党的任务以及农民运动、党的建设、党内思想教育等内容。李大钊对北方区委同志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视，他亲自起草了对党员演讲共产主义内容的教材目录和讲稿。广大党员在北方区委的教育领导下，加强了共产主义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增长了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随着中共组织工作的加强，中共北方党组织有了明显的发展，中共党员从1924年的75人扩大至1926年的2069人。其中，北京市发展最快，党员人数从三百多人迅猛发展到一千多人，党组织在大革命中得到了发展壮大。
三、支持中苏建交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北方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逐步高涨。李大钊在参加国民党“一大”之前，就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地开展促进中苏建交的工作。1923年，俄国代表加拉罕抵达北京，当时北京二十多个团体的代表数千人到车站热烈欢迎他，北京各界也不断集会来欢迎他的到来。9月7日，李大钊在北大组织大会欢迎加拉罕。李大钊说：“苏俄是反帝的大本营，是我们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这次加拉罕来中国受到的欢迎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我们是友好邻邦，那就应该缔结和平条约，承认苏俄，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加拉罕对孙中山说：“中国同胞给我的支持和热情，使我充满了信心。”但北洋军阀代表却找各种借口拖延，谈判时断时续，一度陷入僵局。这个时候李大钊约集马叙伦、蔡元培等北大47名教授，联名致函外交总长顾维钧，敦促当局恢复中苏建交。各地群众也纷纷上街抗议，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北京政府最终与苏联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苏恢复建交，并且把以前沙皇俄国和中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合同等都一律废止，只要是对中国主权有损害的条款，一概无效。苏联放弃沙俄在中国获得的租界等特权，抛弃俄国的庚子赔款，也取消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苏联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中东铁路的事务是中国主权内部事务，应由中国政府来处理和管辖。这个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既体现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也和以前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形成了鲜明对比。《中苏协定》的签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成果，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积极参与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倒戈，突然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包围总统府，占领火车站、电报局等部门，将溥仪赶出皇宫，改组内阁，囚禁总统曹锟，这就是著名的“首都革命”。冯玉祥是安徽人，他从北洋军阀的一个管带起家，曾任滦州起义的总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他进入保定，成为陆军第11师师长，随后冯玉祥在吴佩孚麾下担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但他与吴佩孚关系不睦，结怨较深，同时其思想也开始倾向于革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冯玉祥在发动政变后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并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共同召开和平会议，解决国家未来问题。
这场政变将吴佩孚的军队打垮了，国民军控制了直隶、察哈尔、绥远、河南、陕西等省，张作霖也趁机开始攻占天津、山东，两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接受了冯玉祥的邀请，北上与其商讨大计。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回到了北京。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对于时局之宣言》，声明其反帝反封建、开展国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他提议召集国民会议，提倡通过推动国民运动来实现其政治的主张。各地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3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1月4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北京中华救国学生总会等三百多个单位。紧接着广东、浙江等省和济南、太原等大城市也起而相应，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或者是国民会议筹备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开展。李大钊自然也积极参加到这个运动中，他不仅参加了北京促成会的成立，还应邀成为促成会的宣讲人。他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的讲演，叙述了近代以来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他指出，孙中山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号召取消不平等条约，全体国民都应该响应这个号召，积极推动国民会议召开，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3月1日，在国共两党和人民团体的积极推动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历时一个多月，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孙中山和李大钊在共同革命的过程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孙中山因病逝世后，李大钊十分悲痛，作为孙中山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他为孙中山写了长长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挽联的上半段对孙中山一生为民族独立鞠躬尽瘁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下半部分则表达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继续努力”的期望。
国民党“一大”后，党员代表回到各地，大力发展宣传和组织国民党的工作是核心内容。当时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1924年4月30日，该部正式成立，下辖有京、津、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察哈尔、内蒙、甘肃、宁夏、绥远以及东北等十几个省市党部，李大钊在该部任组织部长。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党员从1923年11月的一千多人增加到1925年7月的两千六百多人。北京地区的青年活动大多是由北京市党部出面组织领导的。当时在北方，还有相当一部分省市没有建立国民党组织。李大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派出许多中共党员到各地区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1925年6月，于方舟、江浩等人在支援五卅运动过程中于天津成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1925年7月、8月间，江浩创建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直隶省党部成立不到一年，就建立了市县党部53个，区分部有244个，共有党员五千三百多人，组织工会、农会、妇女会等各种群众团体三十余个，发行报刊7种。支持和同情革命的冯玉祥当时正驻扎在察哈尔区域，所以这个地区的工作比较顺利。1925年10月，察哈尔特别区党部成立，全区建立了6个市县党部，有党员三千二百多人。李大钊选派蒙古族党员到绥远地区开展工作，很快就建立了绥远的国民党特别区党部。这些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反帝反封建、反对王公贵族和喇嘛腐朽统治的斗争，为革命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李大钊曾多次到中原地区的河南省视察和指导工作，王若飞、李求实、萧楚女等都曾经被共产党北方区委派到河南开展工作。国民党“一大”以后，全省建立了国民党市县党部19个，到1925年年底时，党员增至三千六百多人。此外，在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也先后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东北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较严，但在北方区委的努力下，也在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秘密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发展跟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工作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北方区委曾对在京、津上学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下达任务，要求他们每逢暑假回家，都要肩负起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党部数量多，党员的素质高，大批的爱国青年、工人、学生和农民加入了党组织，使得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更为广泛，焕发了新的生机。
二、壮大中共党组织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并不是取消了，而是在与国民党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任务的同时，也大力发展自身，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当国民党内出现右派的分裂活动时，李大钊多次在中共北京区委创办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中撰文予以揭露批驳，他教育党员要看清反动军阀的实质，对右派行为保持警惕。1925年，北方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北京秘密创办了区委党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机构。李大钊安排罗亦农等人去担任教员，党校有近百名来自北方各省市的学员。党校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唯物史观和世界革命史、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理论、共产党的任务以及农民运动、党的建设、党内思想教育等内容。李大钊对北方区委同志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视，他亲自起草了对党员演讲共产主义内容的教材目录和讲稿。广大党员在北方区委的教育领导下，加强了共产主义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增长了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随着中共组织工作的加强，中共北方党组织有了明显的发展，中共党员从1924年的75人扩大至1926年的2069人。其中，北京市发展最快，党员人数从三百多人迅猛发展到一千多人，党组织在大革命中得到了发展壮大。
三、支持中苏建交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北方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逐步高涨。李大钊在参加国民党“一大”之前，就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地开展促进中苏建交的工作。1923年，俄国代表加拉罕抵达北京，当时北京二十多个团体的代表数千人到车站热烈欢迎他，北京各界也不断集会来欢迎他的到来。9月7日，李大钊在北大组织大会欢迎加拉罕。李大钊说：“苏俄是反帝的大本营，是我们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这次加拉罕来中国受到的欢迎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我们是友好邻邦，那就应该缔结和平条约，承认苏俄，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加拉罕对孙中山说：“中国同胞给我的支持和热情，使我充满了信心。”但北洋军阀代表却找各种借口拖延，谈判时断时续，一度陷入僵局。这个时候李大钊约集马叙伦、蔡元培等北大47名教授，联名致函外交总长顾维钧，敦促当局恢复中苏建交。各地群众也纷纷上街抗议，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北京政府最终与苏联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苏恢复建交，并且把以前沙皇俄国和中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合同等都一律废止，只要是对中国主权有损害的条款，一概无效。苏联放弃沙俄在中国获得的租界等特权，抛弃俄国的庚子赔款，也取消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苏联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中东铁路的事务是中国主权内部事务，应由中国政府来处理和管辖。这个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既体现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也和以前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形成了鲜明对比。《中苏协定》的签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成果，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积极参与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倒戈，突然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包围总统府，占领火车站、电报局等部门，将溥仪赶出皇宫，改组内阁，囚禁总统曹锟，这就是著名的“首都革命”。冯玉祥是安徽人，他从北洋军阀的一个管带起家，曾任滦州起义的总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他进入保定，成为陆军第11师师长，随后冯玉祥在吴佩孚麾下担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但他与吴佩孚关系不睦，结怨较深，同时其思想也开始倾向于革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冯玉祥在发动政变后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并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共同召开和平会议，解决国家未来问题。
这场政变将吴佩孚的军队打垮了，国民军控制了直隶、察哈尔、绥远、河南、陕西等省，张作霖也趁机开始攻占天津、山东，两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接受了冯玉祥的邀请，北上与其商讨大计。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回到了北京。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对于时局之宣言》，声明其反帝反封建、开展国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他提议召集国民会议，提倡通过推动国民运动来实现其政治的主张。各地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3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1月4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北京中华救国学生总会等三百多个单位。紧接着广东、浙江等省和济南、太原等大城市也起而相应，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或者是国民会议筹备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开展。李大钊自然也积极参加到这个运动中，他不仅参加了北京促成会的成立，还应邀成为促成会的宣讲人。他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的讲演，叙述了近代以来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他指出，孙中山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号召取消不平等条约，全体国民都应该响应这个号召，积极推动国民会议召开，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3月1日，在国共两党和人民团体的积极推动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历时一个多月，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孙中山和李大钊在共同革命的过程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孙中山因病逝世后，李大钊十分悲痛，作为孙中山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他为孙中山写了长长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挽联的上半段对孙中山一生为民族独立鞠躬尽瘁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下半部分则表达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继续努力”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