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赴俄探求真知
一、中山大学的校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在国内站稳脚跟，便开始在国际社会上以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份帮助东方民主、民族革命高涨的国家培训领导干部。为此，斯大林主持创办了一批高等学府，向来自各国的共产党员传播共产主义理论。苏联尽足了东道主的义务，为各国的留学生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热情地招待他们，希望他们回国之后能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苏联在国际社会上的盟友。1926年，勤工俭学生邓小平辗转来到了苏联，成了堂堂正正的共产主义大学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苏联虽然仅仅生活了一年的时间，但却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基础》以及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运动史都是他的必修课。较之法国的实践学习，在莫斯科的学习更具有理论性。
二、两位故人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结识了后来成为台湾领导人的蒋经国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邓小平与蒋经国正巧在一个班内，同为中山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又异国相逢，来往很密切。邓小平比蒋经国年长几岁，俩人都是小个儿，站队时两人总是肩并肩地挨着，上公共课时两人也时常坐在一起。蒋经国在中山大学担任学生会刊物《红墙》的编辑，负责稿件的组织、编辑和出版，邓小平经常去投稿，他的文章短小精悍，观点鲜明，一语中的，蒋经国经常把邓小平的文章放在头版刊发。政见上的相投、生活上的互助使他们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
邓小平和蒋经国经常在学校对面的莫斯科河畔散步，谈论中国的革命形势。蒋经国对邓小平在法国的传奇经历很感兴趣，邓小平便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讲给他听，蒋经国对这个历经磨难、无所畏惧的“大哥”甚是敬佩。课后讨论时，同学之间经常对中国的革命动向发表自己的意见，展开激烈的讨论，如同国内的政局一样，分成几个派别，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共产党以及各地的军阀。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刚、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经常站在邓小平一边。为此，国民党右派的同学十分恼火，愤怒地质问蒋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这时，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蒋经国在那时的确是吃苏联的饭，他和邓小平一样，是苏共的贵宾，又都是中国激进的革命者，他们当时的思想观点是相同的，主张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张锡瑗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1925年11月与蒋经国一行同船抵达莫斯科，他们要比邓小平早到一个多月，邓小平在同学之间非常活跃，能言善辩，很快就被同学们称为“小钢炮”。张锡瑗则是一头短发，精神干练又端庄秀丽，那时他们还只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互帮互助的同学。邓小平回国后，仅相隔几个月，在武汉又意外地遇到了张锡瑗，老同学相遇，既惊又喜，命运的巧合和情感的交织很快使他们成为恋人。之后，邓小平调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张锡瑗也到了上海，碰巧在邓小平分管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初，这两个相识于中山大学的同学举行了结婚仪式。在当时艰难的革命形势下，为表示对他们的祝福，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的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为他们办了酒席，出席婚礼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三十多人。张锡瑗与邓小平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同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夫妇一起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夫妇住在楼下，邓颖超曾经说过：“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但是这段美好的婚姻却以悲剧结束，婚后第二年，张锡瑗不幸难产去世，刚生下不久的女儿也夭折了。
§§第二章 精力充沛的职业革命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在国内站稳脚跟，便开始在国际社会上以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份帮助东方民主、民族革命高涨的国家培训领导干部。为此，斯大林主持创办了一批高等学府，向来自各国的共产党员传播共产主义理论。苏联尽足了东道主的义务，为各国的留学生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热情地招待他们，希望他们回国之后能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苏联在国际社会上的盟友。1926年，勤工俭学生邓小平辗转来到了苏联，成了堂堂正正的共产主义大学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苏联虽然仅仅生活了一年的时间，但却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基础》以及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运动史都是他的必修课。较之法国的实践学习，在莫斯科的学习更具有理论性。
二、两位故人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结识了后来成为台湾领导人的蒋经国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邓小平与蒋经国正巧在一个班内，同为中山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又异国相逢，来往很密切。邓小平比蒋经国年长几岁，俩人都是小个儿，站队时两人总是肩并肩地挨着，上公共课时两人也时常坐在一起。蒋经国在中山大学担任学生会刊物《红墙》的编辑，负责稿件的组织、编辑和出版，邓小平经常去投稿，他的文章短小精悍，观点鲜明，一语中的，蒋经国经常把邓小平的文章放在头版刊发。政见上的相投、生活上的互助使他们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
邓小平和蒋经国经常在学校对面的莫斯科河畔散步，谈论中国的革命形势。蒋经国对邓小平在法国的传奇经历很感兴趣，邓小平便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讲给他听，蒋经国对这个历经磨难、无所畏惧的“大哥”甚是敬佩。课后讨论时，同学之间经常对中国的革命动向发表自己的意见，展开激烈的讨论，如同国内的政局一样，分成几个派别，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共产党以及各地的军阀。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刚、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经常站在邓小平一边。为此，国民党右派的同学十分恼火，愤怒地质问蒋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这时，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蒋经国在那时的确是吃苏联的饭，他和邓小平一样，是苏共的贵宾，又都是中国激进的革命者，他们当时的思想观点是相同的，主张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张锡瑗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1925年11月与蒋经国一行同船抵达莫斯科，他们要比邓小平早到一个多月，邓小平在同学之间非常活跃，能言善辩，很快就被同学们称为“小钢炮”。张锡瑗则是一头短发，精神干练又端庄秀丽，那时他们还只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互帮互助的同学。邓小平回国后，仅相隔几个月，在武汉又意外地遇到了张锡瑗，老同学相遇，既惊又喜，命运的巧合和情感的交织很快使他们成为恋人。之后，邓小平调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张锡瑗也到了上海，碰巧在邓小平分管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初，这两个相识于中山大学的同学举行了结婚仪式。在当时艰难的革命形势下，为表示对他们的祝福，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的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为他们办了酒席，出席婚礼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三十多人。张锡瑗与邓小平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同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夫妇一起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夫妇住在楼下，邓颖超曾经说过：“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但是这段美好的婚姻却以悲剧结束，婚后第二年，张锡瑗不幸难产去世，刚生下不久的女儿也夭折了。
§§第二章 精力充沛的职业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