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反对霸权主义，切实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是邓小平和平外交的主要表现也是其坚持的又一鲜明原则立场。霸权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元凶，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清楚地记录了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维护霸权而进行的国家间战争。而在其中通过缔结军事同盟为主的联盟关系造成地区和世界性争战的例子更不在少数。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军事纷争的重要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外交指导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不参加任何集团，不支持任何一国或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国或集团，不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我们同谁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全面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对战争的根源与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明确的分析和区分，他还指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不称霸、不当头、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既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又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主动性和灵活性。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绝不依附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根本，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所采取的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外交策略。中国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永远不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立场，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赞扬，也使得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稳步向前推进。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各国和各国家集团围绕某种目标，依据一定规则，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运行机制，通常包括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
二战后，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上的国际旧秩序。它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的贸易方式，不公平的权力分配，从各方面限制和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它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烙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全球东西矛盾日益严重，南北矛盾不断加剧，贫富悬殊愈拉愈大。它非常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必须要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67年10月，一些发展中国家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阿尔及尔宪章》，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要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邓小平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必须：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建立起国家之间的崭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反对任何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根据本国具体情况，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第二，国际经济事务应当不分国家大小、贫富，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理，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决定，发展中国家应当参与世界贸易、货币、航运等事务的决定；第三，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它们的销售市场，确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尊重受援助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等。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认为，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以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三、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为我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坚定支持者，在坚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通过总结我国多年来的外交经验，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人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还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邓小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上，集中表现为维护国家主权。八九政治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制裁中国，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在同英国谈判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就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大陆和台湾双方谈判解决，但万万不能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面对国际人权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国际上“人权”问题斗争的实质是国家主权的斗争。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因此，独立自主是立国之本。
邓小平认为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是我国开展和平外交的重要保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指为了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对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无论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还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外，根据新的形势，赋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新的内容，是邓小平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邓小平要求中国外交要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对策；阐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提出要在新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就要执行不结盟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争取国际支援，促进和发展国际合作；指出在国际事务中，要根据客观事实，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
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不统一或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如果长期解决不了，往往成为地区性或国际性的争端。这些争端如果没有妥当方式加以解决，也会使争端升级，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
中国要和平发展，面临的难题就是既要和平发展又要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不受侵犯。中国有大大小小的20多个邻国，而且几乎和每个邻国都存在边界争端，诸如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海争端主要有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韩大陆架分歧，中国与菲律宾的黄岩岛之争，还有中印边界等问题。这些争端一旦恶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国能否和平发展。
针对国际邻国边界争端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新思路：第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中国要力争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第二，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不怕麻烦，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边界纠纷问题，不选择战争的方式。例如：我国从1981年12月开始，先后与印度等周边国家就边界问题举行多轮会议，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协议，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奠定了基础，使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第三，要讲究策略。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他指出，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一个解决邻国国际争端的新办法。所谓“共同开发”，就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是维护国家主权。“共同开发”的实质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邓小平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一种用合作求和平，以合作求发展的和平共处的新形式、新办法，它顺应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针对港、澳、台地区性问题，邓小平提出按“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一国两制”不仅开辟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新途径，有助于保持港、澳、台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而且它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思路，在当今世界有着普遍意义。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国家间、民族间的争端，可以使许多“热点”降温，从而稳定世界局势。
综上所述，邓小平以崭新的理论思维，深邃的战略眼光，高超的外交智慧，务实的工作态度，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指出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走向，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爱好和平人士的认同和赞赏。他指出的实现持久和平的新途径，符合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持续的和平与稳定。
§§第八章 “一国两制”
反对霸权主义是邓小平和平外交的主要表现也是其坚持的又一鲜明原则立场。霸权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元凶，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清楚地记录了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维护霸权而进行的国家间战争。而在其中通过缔结军事同盟为主的联盟关系造成地区和世界性争战的例子更不在少数。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军事纷争的重要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外交指导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不参加任何集团，不支持任何一国或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国或集团，不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我们同谁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全面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对战争的根源与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明确的分析和区分，他还指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不称霸、不当头、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既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又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主动性和灵活性。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绝不依附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根本，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所采取的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外交策略。中国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永远不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立场，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赞扬，也使得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稳步向前推进。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各国和各国家集团围绕某种目标，依据一定规则，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运行机制，通常包括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
二战后，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上的国际旧秩序。它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的贸易方式，不公平的权力分配，从各方面限制和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它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烙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全球东西矛盾日益严重，南北矛盾不断加剧，贫富悬殊愈拉愈大。它非常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必须要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67年10月，一些发展中国家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阿尔及尔宪章》，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要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邓小平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必须：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建立起国家之间的崭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反对任何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根据本国具体情况，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第二，国际经济事务应当不分国家大小、贫富，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理，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决定，发展中国家应当参与世界贸易、货币、航运等事务的决定；第三，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它们的销售市场，确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尊重受援助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等。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认为，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以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三、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为我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坚定支持者，在坚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通过总结我国多年来的外交经验，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人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还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邓小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上，集中表现为维护国家主权。八九政治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制裁中国，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在同英国谈判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就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大陆和台湾双方谈判解决，但万万不能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面对国际人权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国际上“人权”问题斗争的实质是国家主权的斗争。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因此，独立自主是立国之本。
邓小平认为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是我国开展和平外交的重要保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指为了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对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无论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还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外，根据新的形势，赋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新的内容，是邓小平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邓小平要求中国外交要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对策；阐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提出要在新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就要执行不结盟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争取国际支援，促进和发展国际合作；指出在国际事务中，要根据客观事实，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
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不统一或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如果长期解决不了，往往成为地区性或国际性的争端。这些争端如果没有妥当方式加以解决，也会使争端升级，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
中国要和平发展，面临的难题就是既要和平发展又要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不受侵犯。中国有大大小小的20多个邻国，而且几乎和每个邻国都存在边界争端，诸如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海争端主要有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韩大陆架分歧，中国与菲律宾的黄岩岛之争，还有中印边界等问题。这些争端一旦恶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国能否和平发展。
针对国际邻国边界争端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新思路：第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中国要力争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第二，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不怕麻烦，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边界纠纷问题，不选择战争的方式。例如：我国从1981年12月开始，先后与印度等周边国家就边界问题举行多轮会议，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协议，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奠定了基础，使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第三，要讲究策略。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他指出，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一个解决邻国国际争端的新办法。所谓“共同开发”，就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是维护国家主权。“共同开发”的实质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邓小平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一种用合作求和平，以合作求发展的和平共处的新形式、新办法，它顺应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针对港、澳、台地区性问题，邓小平提出按“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一国两制”不仅开辟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新途径，有助于保持港、澳、台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而且它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思路，在当今世界有着普遍意义。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国家间、民族间的争端，可以使许多“热点”降温，从而稳定世界局势。
综上所述，邓小平以崭新的理论思维，深邃的战略眼光，高超的外交智慧，务实的工作态度，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指出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走向，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爱好和平人士的认同和赞赏。他指出的实现持久和平的新途径，符合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持续的和平与稳定。
§§第八章 “一国两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