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娜拉的出走
1930年的初夏季节，萧红为时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涯就要结束了。
这三年的学生生涯，是继幼时后花园里与祖父嬉闹玩耍之后，萧红出生以来第二段快乐、幸福的岁月。
她长了知识，长了勇气，而且还多了友情，比亲姐妹还要亲密无间的友情。
然而，惆怅，巨大的惆怅，仿佛一块厚厚的乌云，却是如此不协调地向着她的头顶黑沉沉地压了下来……
在这之前，也就是1929年，萧红儿时给了她无限宠爱、幸福、快乐的祖父张维桢，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的最后旅程，永远永远地离她而去了。祖父的去世，是对萧红人生的第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说起来，祖父死得倒是风光无限得很。就在他逝世前三个月，祖父度过了他的整80岁的生日。是年，公历3月15日，农历二月初五那天，张家大设宴席，为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元1849年）的祖父庆祝整八十大寿。这一日，位于呼兰城里的张家大院，贵宾盈门，无上显赫：有后来“九一八”后首个受到举国上下热烈追捧的抗日英雄将领、时任黑龙江省剿匪总司令兼东北陆军十二旅中将旅长的马占山（在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节节退让，且一退再退后，马占山将军独树一帜，毅然率部英勇抗御日寇的进犯。特别是著名的齐齐哈尔嫩江江桥保卫战打响后，一时间威震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此，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专门制作了“马占山牌”香烟推向市场，以此鼓舞全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斗志。一时间，抽内含义捐的“马占山牌”香烟，被视之为爱国的象征-秋石注）偕上校骑兵团团长王廷兰，以及呼兰县县长廖飞鹏等，都来为萧红的祖父祝寿。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萧红祖父能够活到整80岁，自然更是稀上加稀了。为此，马占山将军还赠送给祖父一块镌刻有“康疆逢吉”的金色牌匾。如今，故居正门内上方挂着的“康疆逢吉”的牌匾，就是依照当年马占山将军的手迹仿制的。不仅如此，马占山将军还当场提议，将萧红家住的英顺胡同（即龙王庙胡同）改名为长寿胡同。在场的县长廖飞鹏自然二话不说，当即表示了赞成。
萧红的祖父八十大寿寿诞，能够办得如此显赫、隆重、轰轰烈烈，并不因为萧红生父为一介小县城的教育局长的缘故。他也不可能认识马占山将军！其主要原因，是因了萧红的未来终身大事的依托而故-下面，笔者将另行提及。
然而，仅仅过了不足百天，不过84天的光景，年迈的祖父终于走了-永久地走了，离开了他的永远放不下的心爱的小孙女！
萧红对祖父的感情是那么的深挚，那么的经久不息而又挥之不去，令人扼腕。因此，祖父的去世，对萧红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她未来必然要和这个没有了祖父的家庭决裂，且是永久出走的一个潜在因素。
1935年的夏天，在上海，无时无刻不沐浴着鲁迅先生给予的爱与阳光的萧红，想起了去世已经六年的慈祥祖父。一想起祖父，萧红就会由衷地潸然泪下。对比鲁迅给予自己的一切，萧红提笔写下了她那满含泪水和散发着心中阵阵哀痛的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然后，她用一年前逃离哈尔滨前常用的“悄吟”笔名，投向了东北一家过去经常发表她的稿件的报纸（为1935年7月28日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所刊-秋石注）。
这篇让人读了心酸无比的散文，形象地记录了女作家在祖父去世后孤独无依的悲伤心情。老祖父绝望于“偏僻的人生”的看法，特别是在一次病后叮嘱孙女“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姑”的那个令人哀痛欲绝的情节，为我们深层次探索这位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定的注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类似祖父的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会感觉到如同整个苍穹塌下来一样，再也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幸福，没有了人间真情，在遍地战乱、贫穷中，从一个异乡流离颠沛到另一个异乡，艰难地跋涉着。更甚的，是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寂孤无援的窒息境遇。在读了这篇《祖父死了的时候》，我们也就不难奇怪女作家为什么持有“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界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界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的褊狭心态了。
下面，让我们回过头来细细读一下距今75年前女作家用震颤着的心，用血和泪写就的《祖父死了的时候》中的一些片断：
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
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了五年的姑母。
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
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
……
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怎么跌的？”
“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爬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81岁呢。”
……
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有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
……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附带在这里说明一下，前面已经交代过了，萧红的这篇哀悼性质的散文，发表在1935年7月28日的长春《大同报》上，距她和萧军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已经一年有余；而距她进入上海，与心仪已久的导师鲁迅先生交往也有八九个月了。笔者以为，萧红之所以将《祖父死了的时候》寄往大老远大东北的《大同报》发表，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向近处的家乡人，和所有关心她安危的至爱亲朋报个平安，同时也含有消除一年前她们突然出走引发的各种传闻的意思。所以，她使用了家乡人广为熟知的“悄吟”这一笔名。这，也是她撰写、发表文艺作品，最后一次使用“悄吟”这个笔名。看得出来，她是有充分把握让伪满洲国中心的报纸发表这篇署名“悄吟”的作品的-类似此等家长里短、怀悼祖辈的文章，显然是不会违反日伪新闻检查条例的。其二，就其内心而言，她现在又找到了一个祖父，一个全新风貌的祖父，既有逝去八年的家祖父一以贯之的美德和对她的爱护，还有家祖父所不具备的更为博大、永恒的爱-几近手把手地引领她步入一条光辉灿烂的人生之路和文学殿堂，令她内在的潜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这个崭新的给她以更加博大、永恒之爱的“祖父”，就是敬爱的鲁迅先生！自1934年11月30日午后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底一所白俄开设的咖啡馆里，与鲁迅先生交往以来的八个月中，萧红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了不是祖父但又胜似祖父的鲁迅对她的无限关爱。
《祖父死了的时候》发表两年后，自日本回归上海刚三个月，为进一步疗治因夫君萧军“不忠”带来的心头伤痛，和因半年前鲁迅逝世造成的巨大失落感，萧红又踏上了去北京的旅次。在北京，她还住进了六年前在女师大附中就读时结识的黑龙江同乡兼好友李洁吾的家中。在李洁吾家中，显然，萧红谈得最多的是鲁迅。一次，两人谈着，谈着，不知怎的触及了有关父亲的话题。李洁吾深有感触地说道：“鲁迅先生对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啊！”而萧红听了，当即反驳上了：“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尽管她对父亲的成见依然是那么的褊狭而难于调和，但她对鲁迅、祖父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祖父远去了，去了另一个世界。
不知道祖父去的地方还有没有散发着大自然芳香和充溢着浓浓亲情的后花园……
祖父走后一年，萧红在东特女一中的三年初中生涯也将结束。
临近毕业前夕，萧红突然变得心事沉重起来，白天喜怒无常，而到了夜里又会暗暗地哭泣，有时甚至会去喝酒，以酒浇愁……
原来，早在祖父去世以前，她到哈尔滨上女中后，家中给她许了一门门第显赫的亲事。
这门显赫的亲事之主角，就是一年前祖父庆祝八十寿辰时前去恭贺的贵宾之一的马占山将军麾下的上校骑兵团长王廷兰的少公子王恩甲。也正是结了这门亲事，所以才会有马占山等一干显赫贵宾出现在祖父八十大寿的寿宴上。
这桩亲事的撮合人，据说是萧红的六叔张廷献介绍的，证婚人则是同在马占山帐下供职的王廷兰好友于兴阁。后来，他同萧红父亲张廷举做了几十年的朋友。1960年，于兴阁还曾带领张廷举去哈尔滨图书馆古旧书库查找萧红的作品呢。也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已届七旬有二的张廷举老人离开了人世。从他死前数月要求寻找并阅读女儿的作品来看，他内心里是有女儿一席之地的。
订婚时，王恩甲已从阿城的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并在哈尔滨道外的滨江小学任教，家住哈尔滨的顾乡屯。在担任小学教员的同时，王恩甲还就读于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夜校。萧红在东特女一中上学时，王恩甲曾来校探望过萧红，萧红也为他织过毛衣。星期天，萧红也曾到王家去做客。应当说，在订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两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但是不久，裂痕产生了：萧红发现王恩甲在偷偷地吸食鸦片，她心中痛苦极了。渐渐地，她萌生了不再与其交往下去的心思，自然，结婚更是谈不上了。
与此同时，在闺中密友徐淑娟的介绍下，萧红与一些外校的男同学有了来往。这其中，有徐淑娟的兄长徐长鸿，以及日后交往密切的李洁吾、高原等人。她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纯洁的，绵长的。即使是在1936年以后，因《生死场》一举成名的萧红，与李洁吾、高原等人仍然有过多次交往。1937年5月，因了萧军“不忠”造成的心头伤痛，萧红去北京小憩，还在李洁吾家中住过一段时间。与高原的重逢，则是出人意料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在1937年初自日本归国的船上不期而遇。回到上海后又多次交往。1938年八九月间，已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高原来到武汉，通过胡风的帮助找到了二度被抛弃的萧红，两人之间再一次进行了促膝长谈。这也是萧红同在哈尔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所认识的朋友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与谈话。
1930的夏季，萧红初中毕业了。何去何从，同学们分别在即。同宿舍的刘俊民选择了继续在女中读高中，沈玉贤则考入了女中附设的师范班。年龄最小的徐淑娟，先是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的常熟县，尔后考入了毗邻的江苏省省立松江女子中学高中部。当然，同学中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喜滋滋地做起了新嫁娘的各项准备工作。
还是在临毕业时，萧红曾向好友们发问，如果王恩甲家提出立马结婚的要求，她该怎么办？
当时，三姐妹都已读完了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娜拉》，三人心中清楚得很，只有“逃婚”及出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此形成了：她要仿效娜拉的出走！
萧红带着鲁迅先生的小说《呐喊》，还有《追求》，以及两本刚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回到了呼兰的家中。随后，她谎骗家人说准备与王恩甲结婚，但需要钱去哈尔滨置办一些衣服。于是，家人也就相信了她的这个托词，给了她一笔不菲的钱。萧红就拿着这笔钱来了个不辞而别，登上火车便跑到北京去了。
萧红为抗婚远走高飞去了北京，在呼兰当地引发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仕途屡屡得意的父亲，认为她的这一做法严重地辱没了家门，甚至破口大骂她“不肖，叛逆”，还当众宣布：从即日起从张氏祖宗族谱中开除她的族籍。这样一来，大大激化了萧红与生父张廷举之间的矛盾。以后，在一个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日子，身着单衣冻得丝丝哈哈的萧红与父亲在哈尔滨街头相遇时，后者竟是冷眼以对，形同陌生路人。
有关萧红父亲宣布开除她的族籍一事，是有据可查的。
对萧红身世、生平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铁峰先生这样告诉我们：
1958年我开始调查收集萧红的资料和作品，走访了萧红的一些家人和族人，也写信向萧红生前的好友许广平、骆宾基、萧军、端木蕻良、白朗、罗烽、舒群等人询问过，都说不知道（此处指的是萧红的具体出生日期-秋石注）。1960年我从萧红小婶的家中借阅到她秘藏多年的《东昌张氏宗谱书》。遗憾的是，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1935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唯独没有萧红。据萧红的小婶说，因为萧红背叛家庭出走，又在文章中攻击毁谤长辈被开除族籍，父亲与她脱离父女关系，所以不写她，就连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中，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一女三子。
上述有关萧红的小婶“又在文章中攻击毁（诽）谤长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也是萧红出于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愤恨一手杜撰的。在由萧红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纪实体小说《涓涓》中（文中的二位主角涓涓和莹妮，是萧红本人及其同窗好友徐淑娟的化名，其描述的人和事，以及场景，也均系两人身上发生过-秋石注），在花费相当的文字篇幅把父亲描绘成一个贪婪、凶残、毫无人性的基础上，竟然几次三番耗费笔墨，控诉了父亲欲对亲生女儿施暴的十恶不赦的所谓的乱伦禽兽行为。其初时的文字（1933-1934年初），曾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连载。二萧逃到青岛后，又在萧军供职的《青岛晨报》上选载过。二萧成名后，萧军又作了修订。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火全面爆发次月，亦即二萧去大后方武汉的当月，由上海燎原书店出版了单行本。书中对所有人虽然用的是化名，但是指向及描绘的一些事十分明确。萧红的生父张廷举自然也就拜读了女儿出于复仇心理演绎成的这一虚妄的“大手笔”……
《涓涓》中有关描写“莹妮”、“四岁的弟弟小珂”、“七十岁的爷爷”，还有“莹妮九岁的一年，她母亲便死却了”，“莹妮他们并不是他们嫡亲的孙儿-莹妮的父亲是过继给这个老人的-但他爱他们是真挚的”，以及欲对亲生女儿莹妮乱伦作奸、“在哈尔滨江北一个县城做教育局长”的“父亲达山”的情节-除父亲“禽兽行为”这一历史上并不曾发生过的“事实”外，其他所列，无不与萧红的家境、身世惊人地一致。显然，没有萧红的亲口讲述，作为执笔人的萧军是根本不可能作此惊人描述的。
读了《涓涓》中的记叙，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萧红是把父亲当做十恶不赦的禽兽加以对待的。萧军笔端触处，几乎是原汁原味地还原了萧红儿时的生活背景。因此，无论怎么说，最终还是起到了误导读者的作用-谁读了这文字，都会由衷地同情萧红而憎恨其父张廷举。况且，又是在近在咫尺间的哈尔滨有影响的报纸上连续刊登，其所造成的效应和对张廷举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文中“可是接着莹妮第二个不幸的命运又要开展了”，这里指的是当时继母唆使父亲施加给她的与王恩甲之间的这段不堪回首的婚事。倘若没有这门包办的婚事（确切一点地说，是一门亲事，定了亲的亲事。前期是逃婚，后期是出于饥寒交迫中的她屈服了的同居，既没有明媒正娶，也没有举行任何结婚的仪式-秋石注），倘若不是父亲再三阻拦她继续上学，倘若父亲能够像祖父一样视她为掌上明珠，对她施之以无微不至的关爱，她该有多么的幸福、快活呀！
正是在这么一种任性反拨近乎病态心理的作用下，萧红最终走上了与家庭决裂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萧红踏上的是一条极为凄美的不归之路，正是这条日后满布坎坷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颠沛流离之路，使她得以在国破家亡的烽火岁月中，有幸同那么多的高扬民族御侮大旗的共产党人、左翼作家相识，并与之并肩作战。
更为有幸的，也是她短暂人生的最大亮点：她结识了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依偎在这位伟人的身边，亲聆他的教诲，深得他的真传，获得了远比自己儿时从祖父那里获得的更为深沉也更为博大的爱！她是鲁迅生前最为钟爱的女弟子，在与鲁迅交往过的众多女性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与其相提并论。
不足31载的短暂人生，留存于世并不算多的120万字作品，却成就了中国20世纪的一代才女。
早在东特女一中毕业前夕，萧红就向关心她的一位老师表露了自己想去北京读高中的心迹。何况，她现在已经明了：即将与她成婚的这位有着诸多恶习纨绔子弟式的男青年，并非是她可以互信互敬互重相伴终身的。但是她的老师却为她担忧，因为她的个性太强了。而个性太强的姑娘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因此，老师未免左叮嘱右叮嘱了一番。
其实，虽说这位老师的担忧不无道理，可是这次萧红要去北京上高中的决定，还倒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与调查研究的，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她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她毕业前一两年在徐淑娟家中认识的那些朋友们。其中之一，也是和萧红交往时间比较长的，是当时正在北京燕京大学上学的李洁吾先生。李洁吾先生也是黑龙江人，中学是在哈尔滨一所教会学校三育中学度过的。他与徐淑娟的哥哥徐长鸿、萧红的表哥陆振舜是同学。李洁吾于前一年进的北京，每年寒暑两个假期都要回到黑龙江。抵达哈尔滨后，先是在住房比较宽裕的道里买卖街徐家待上几天，然后再回到距哈尔滨二百来公里的松花江下游的通河县老家探望母亲。大约是在1930年放暑假的前两天，陆振舜考上了北京的中国大学。李洁吾临回黑龙江前，陆振舜找到了他，向他托付道：“我有个表妹在哈尔滨读书，她很想到北京来上学，你如果到长鸿家去，可能会碰到她，就把北京的情况和她说说吧……”
果不其然，就在李洁吾到达哈尔滨后不日，正在徐家一起用中午饭的时候，他遇见了也来到徐家的萧红。饭后，李洁吾、徐长鸿、萧红三人一起来到附近的马迭尔电影院看电影。坐在后排看电影时，萧红又延续了刚才吃饭时讨论的问题，向他打听有关北京一些学校的情况。虽说李洁吾在北京还不足一年的时间，但已经算是个“北京通”了。由于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爱国进步组织，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接触面较广，对北京学生界的状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一些。因此，他的回答，也令萧红知道了不少情况。整场电影，两人几乎一点印象也没有，都在介绍北京情况的一问一答中耗过去了。到分手的时候，李洁吾已经知晓了萧红不久将去北京上高中的决定。
这时，家中也得知了萧红要去北京继续上学的消息，父亲再一次予以了阻拦，并且不断催促她尽快回来与王恩甲完婚。这次，萧红又耍了一个心眼儿，欺骗父亲说同意结婚，并从父亲手中要了一笔钱款“置办嫁衣”。为取得家人的信任，她让一位同学陪着定做了一件绿色呢子大衣。而剩余的款项，则成了她去北京的费用。
就这样，于1930年7月中下旬的一天，萧红离开了凉风习习的哈尔滨，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赴京抗婚求学的坎坷之路。临离开哈尔滨前夕，萧红为示新潮，特地剪了一头短发，着一身西装，还去照相馆拍了照，随后把照片送给了三年同窗密友徐淑娟（相隔76年后，2006年2月的一天，已是九旬又二的徐淑娟老人在其杭州城西庆丰新村的家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据说，这幅呈男性装扮的萧红照片，她一直珍藏着-秋石注）。
萧红这一明显带有欺骗性的远走高飞的抗婚之举，在呼兰县里引发了不小的震荡，有伤风化的传言弥漫了小县城的角角落落。不仅如此，还很快株连到了萧红生父张廷举的仕途。尽管张廷举一再愤怒地表示将从张氏族谱中开除这个不肖、叛逆的女儿，但还是无济于事。他的顶头上司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为由，宣布解除他的省教育厅秘书一职，并下调巴彦县教育局任没有任何实权的督学。正在呼兰县读中学的弟弟张秀珂也不得不随父亲一道，转学到了巴彦县中学……
对于张廷举来说，女儿的抗婚与逃逸，是一个耻辱，一个萦绕在心头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
1930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萧红进入了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但又充满着憧憬与追求的六朝古都北京。到北京后，她先是与早已在北京的表哥陆振舜一起住在现在的西单民族宫后面的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不久，考入了北京女师大附中的萧红，又和表哥陆振舜搬到了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四合院里。这个住处距离陆振舜就读的中国大学（二龙路内）和萧红的学校-女师大附中（在辟才胡同里）都很近，两人图的是方便。此外，他们还请了一位当地人耿妈照料他们的生活。生活一俟安定，萧红即迫不及待地给在哈尔滨上女子师范的好友沈玉贤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应当说，在1930年九十月间的北京，萧红过的是十分愉快的平静生活。她不但给沈玉贤等好友写信抒发自由自在的情感，而且还给哈尔滨的女友寄过一些诸如《拓荒者》之类的杂志。
二龙坑西巷这所小四合院，是一座有八九间房的小独院，分前后两进。南侧临街的两间，一间为客房，与客房相对的是一间平台。另一间一分为二，半间是过道，半间为仆人住房。而往里去，绕过北京四合院内通常矗立的一米来高的影壁，便进了后院，也叫做里进。后院西边有两间平台西厢房，房前有两棵枣树，也就是萧红在写给哈尔滨女友信中喜滋滋夸耀的“又甜又脆”的那棵“大枣树”。北面是带有廊棚的房间，萧红与表哥陆振舜分住在北房的两头，一人一间。后来，为了节省费用，他们从里院搬到了外院，仍然是一人一间：萧红住那个单间的房子，陆振舜则住在平台间。
自从萧红来到北京就读于女师大附中后，差不多每到周末，她和表哥陆振舜居住的二龙坑西巷的这座小院里就变得热闹非凡起来。除李洁吾外，还有在中国大学就读的苗堃，北京大学的石宝瑚和他的女友黄静宜，以及在汇文中学做职员的李荆山（忆之）等。他们这些人，都是在哈尔滨三育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也都在哈尔滨道里买卖街56号徐淑娟家中欢聚过的相知。青年人，尤其是从同一个家乡走出来，汇聚在遥远的另一处地方，大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他们聚集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畅谈各人的理想与志愿，谈生活，谈未来，有时谈着谈着，未免热血沸腾起来。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过去，常常是从星期天的下午，一直聊叙到次日凌晨，二龙坑西巷巡夜的更夫敲响梆子的时候，这才踏着月色清辉回到各自的学校。再往后，由于种种的原因，星期天到二龙坑西巷聚会的人渐渐地少了，可热心肠的李洁吾却从来没有缺席过。
随着彼此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去西巷，无论陆振舜在与不在，李洁吾都要同萧红聊上一会儿。一次，李洁吾告诉萧红说，他有一个十分严厉的祖父，严厉得不讲道理，简直就是个暴君！所以，李洁吾得出的结论是：“祖父不好！”岂料，萧红听了之后，当即激烈地申辩道：“不对！祖父好，我的祖父就最好。”
还有一次，谈到母亲，李洁吾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我母亲辛辛苦苦地把我抚养成人。我无论到哪，长到多大，都不能忘怀母亲的爱！”这回，萧红听了，却没有接腔，也不作什么申辩。但看得出来，她的脸色很阴沉，表情也很抑郁，从而给李洁吾留下了极深刻极深刻的印象。进入晚年后，他也每每与人提及当年萧红与他之间进行的这些话题。
又是一个星期天，萧红、陆振舜、李洁吾三人结伴去附近位于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天电影院看了一场名为《泣佳期》的外国电影。该片内容描写的是一个未成名但是很有才能的画家，和一个流浪街头的姑娘相爱的动人故事。回来之后，三人就由这场电影，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实际生活中的友情、爱情问题。李洁吾认为：爱情不如友情，爱情的局限性太大，必须在两性之间和青春时期才能够发生。而友情呢，则是没有性别与年龄的限制，因而是最为牢靠的。这边，李洁吾的话音刚落，那边，萧红立马反驳上了：你说得不对，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的又是同一条路，成伴结伙，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
“那路要走到尽头了呢？”李洁吾不服气地反问道。
“世上的路是无尽头的，”萧红又立刻反驳上了，“谁能把世界的路走尽？”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萧红不但红颜薄命，而且命途多舛。她所希冀的“成伴结伙，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的这条路，在她的31年短暂人生中，并不曾出现过。她的前后三任丈夫同样如此。虽说最后的那位丈夫半途悔悟，放弃了置她于一边单独突围去内地的早期打算，但也不是可以相伴到老“永不分离”的-这可以从萧红临终前同一直守护在身边的另一位东北青年骆宾基的多次长谈中得出结论。也可以这么认为，她走的这条人生道路，是一条没有永久伙伴，永远处于寂孤境遇的路。
前后三任丈夫，她都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可以相伴终身的爱侣或知己，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在这个时期，萧红与哈尔滨东特女一中的两位同窗好友：在哈尔滨念师范的沈玉贤和在江苏省省立松江（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11月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辖，1998年2月撤县设区-秋石注）女子中学读高中的徐淑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心是相通的。她们把信写在一个厚厚的练习簿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接力邮寄，还时有志同道合者滚雪球般地加入：有哈尔滨的沈玉贤，北京的萧红和高永益（高原），杭州的徐骣宝，松江的徐淑娟、赵芳英和王漱兰（即后来与萧红一道在战时中心武汉出席胡风主持的《七月》抗战文艺座谈会并发言的那个王淑明-2009年10月，95岁的老人徐淑娟答秋石问），江苏南通的徐陬（后来与徐淑娟结成伉俪，著名医学科学家、爱国民主人士）、卑育森和舒赐兴等。通信中，他们相互诉说各自的景况，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也流露出对国事的担忧。他们之间的这种奇特的通信方式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哈尔滨的沈玉贤写了最后一封信。她在信中悲愤地写道：“我们要做亡国奴了，我们高唱《满江红》放声大哭。”
转眼间，到了这一年的11月间，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一些的同学早已换上了适应节气的秋冬装。可是萧红的家里，因为她欺骗了长辈南下逃婚的缘故，除了寄信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外，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寄来，而对萧红的经济上的供给，从一开始就是封锁的。平日里两个人的生活开支，仅仅是靠着表哥陆振舜家中寄来的那么一点点钱勉勉强强地维持着。12月来临了，眼瞅着快要下雪了，萧红还穿着单衣。好心的耿妈从别处弄来一些旧棉絮，帮助萧红把单衣改缝成一件小棉袄。但，仅有这么一件小棉袄是根本过不了寒冷的北京的冬天的-虽说北京远不及哈尔滨寒冷，可真正的冬天到了，也有零下十几度呢！为此，热心肠的李洁吾看不下去了，他跑去向同学借了20元钱送给萧红以渡难关。这样，萧红才得以在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里买了一套棉毛衫裤挡挡风寒。
可是，连这等捉襟见肘的日子也都快过不下去了。就在临近放寒假的时候，陆振舜家里来信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放寒假准时回东北，就给他们寄来路费。不然的话，从此以后就什么都不寄！想必这也是萧红家里向陆家施加压力的结果。刚开始的时候，陆振舜还想等一等瞧瞧看。可是到了最后，陆振舜实在无计可施了，两人又没有谋生的本领，只好回去算了。整理行装的时候，陆振舜轻轻叹了一口气告诉李洁吾说，萧红责备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可他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两人在北京的生计呀！
萧红从心底里是不愿意回到呼兰去的，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但她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要知道，在北京没有可以帮助她渡过难关的朋友，只有一群境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的穷同学。前些日子李洁吾向同乡同学借的20元钱，现在还没有全还上呢！而且是李洁吾在替她还钱。想到这里，万般无奈中，她只好与表哥陆振舜一道在寒假来临时乘火车返回冰天雪地的东北。
第一次到北京，萧红住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半年的北京生活，使她长了知识，也长了阅历，认识了一群心交心的朋友。但是，她仿效娜拉的出走，来实现逃婚的目标，最终还不是在饥寒交迫的窘境下灰溜溜地返回了家乡，等待她的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境遇呢？
她还能抗争到底吗？
这三年的学生生涯，是继幼时后花园里与祖父嬉闹玩耍之后，萧红出生以来第二段快乐、幸福的岁月。
她长了知识，长了勇气，而且还多了友情，比亲姐妹还要亲密无间的友情。
然而，惆怅，巨大的惆怅，仿佛一块厚厚的乌云，却是如此不协调地向着她的头顶黑沉沉地压了下来……
在这之前，也就是1929年，萧红儿时给了她无限宠爱、幸福、快乐的祖父张维桢，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的最后旅程，永远永远地离她而去了。祖父的去世，是对萧红人生的第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说起来，祖父死得倒是风光无限得很。就在他逝世前三个月，祖父度过了他的整80岁的生日。是年，公历3月15日，农历二月初五那天，张家大设宴席，为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元1849年）的祖父庆祝整八十大寿。这一日，位于呼兰城里的张家大院，贵宾盈门，无上显赫：有后来“九一八”后首个受到举国上下热烈追捧的抗日英雄将领、时任黑龙江省剿匪总司令兼东北陆军十二旅中将旅长的马占山（在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节节退让，且一退再退后，马占山将军独树一帜，毅然率部英勇抗御日寇的进犯。特别是著名的齐齐哈尔嫩江江桥保卫战打响后，一时间威震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此，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专门制作了“马占山牌”香烟推向市场，以此鼓舞全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斗志。一时间，抽内含义捐的“马占山牌”香烟，被视之为爱国的象征-秋石注）偕上校骑兵团团长王廷兰，以及呼兰县县长廖飞鹏等，都来为萧红的祖父祝寿。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萧红祖父能够活到整80岁，自然更是稀上加稀了。为此，马占山将军还赠送给祖父一块镌刻有“康疆逢吉”的金色牌匾。如今，故居正门内上方挂着的“康疆逢吉”的牌匾，就是依照当年马占山将军的手迹仿制的。不仅如此，马占山将军还当场提议，将萧红家住的英顺胡同（即龙王庙胡同）改名为长寿胡同。在场的县长廖飞鹏自然二话不说，当即表示了赞成。
萧红的祖父八十大寿寿诞，能够办得如此显赫、隆重、轰轰烈烈，并不因为萧红生父为一介小县城的教育局长的缘故。他也不可能认识马占山将军！其主要原因，是因了萧红的未来终身大事的依托而故-下面，笔者将另行提及。
然而，仅仅过了不足百天，不过84天的光景，年迈的祖父终于走了-永久地走了，离开了他的永远放不下的心爱的小孙女！
萧红对祖父的感情是那么的深挚，那么的经久不息而又挥之不去，令人扼腕。因此，祖父的去世，对萧红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她未来必然要和这个没有了祖父的家庭决裂，且是永久出走的一个潜在因素。
1935年的夏天，在上海，无时无刻不沐浴着鲁迅先生给予的爱与阳光的萧红，想起了去世已经六年的慈祥祖父。一想起祖父，萧红就会由衷地潸然泪下。对比鲁迅给予自己的一切，萧红提笔写下了她那满含泪水和散发着心中阵阵哀痛的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然后，她用一年前逃离哈尔滨前常用的“悄吟”笔名，投向了东北一家过去经常发表她的稿件的报纸（为1935年7月28日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所刊-秋石注）。
这篇让人读了心酸无比的散文，形象地记录了女作家在祖父去世后孤独无依的悲伤心情。老祖父绝望于“偏僻的人生”的看法，特别是在一次病后叮嘱孙女“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姑”的那个令人哀痛欲绝的情节，为我们深层次探索这位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定的注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类似祖父的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会感觉到如同整个苍穹塌下来一样，再也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幸福，没有了人间真情，在遍地战乱、贫穷中，从一个异乡流离颠沛到另一个异乡，艰难地跋涉着。更甚的，是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寂孤无援的窒息境遇。在读了这篇《祖父死了的时候》，我们也就不难奇怪女作家为什么持有“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界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界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的褊狭心态了。
下面，让我们回过头来细细读一下距今75年前女作家用震颤着的心，用血和泪写就的《祖父死了的时候》中的一些片断：
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
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了五年的姑母。
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
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
……
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怎么跌的？”
“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爬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81岁呢。”
……
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有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
……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附带在这里说明一下，前面已经交代过了，萧红的这篇哀悼性质的散文，发表在1935年7月28日的长春《大同报》上，距她和萧军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已经一年有余；而距她进入上海，与心仪已久的导师鲁迅先生交往也有八九个月了。笔者以为，萧红之所以将《祖父死了的时候》寄往大老远大东北的《大同报》发表，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向近处的家乡人，和所有关心她安危的至爱亲朋报个平安，同时也含有消除一年前她们突然出走引发的各种传闻的意思。所以，她使用了家乡人广为熟知的“悄吟”这一笔名。这，也是她撰写、发表文艺作品，最后一次使用“悄吟”这个笔名。看得出来，她是有充分把握让伪满洲国中心的报纸发表这篇署名“悄吟”的作品的-类似此等家长里短、怀悼祖辈的文章，显然是不会违反日伪新闻检查条例的。其二，就其内心而言，她现在又找到了一个祖父，一个全新风貌的祖父，既有逝去八年的家祖父一以贯之的美德和对她的爱护，还有家祖父所不具备的更为博大、永恒的爱-几近手把手地引领她步入一条光辉灿烂的人生之路和文学殿堂，令她内在的潜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这个崭新的给她以更加博大、永恒之爱的“祖父”，就是敬爱的鲁迅先生！自1934年11月30日午后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底一所白俄开设的咖啡馆里，与鲁迅先生交往以来的八个月中，萧红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了不是祖父但又胜似祖父的鲁迅对她的无限关爱。
《祖父死了的时候》发表两年后，自日本回归上海刚三个月，为进一步疗治因夫君萧军“不忠”带来的心头伤痛，和因半年前鲁迅逝世造成的巨大失落感，萧红又踏上了去北京的旅次。在北京，她还住进了六年前在女师大附中就读时结识的黑龙江同乡兼好友李洁吾的家中。在李洁吾家中，显然，萧红谈得最多的是鲁迅。一次，两人谈着，谈着，不知怎的触及了有关父亲的话题。李洁吾深有感触地说道：“鲁迅先生对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啊！”而萧红听了，当即反驳上了：“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尽管她对父亲的成见依然是那么的褊狭而难于调和，但她对鲁迅、祖父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祖父远去了，去了另一个世界。
不知道祖父去的地方还有没有散发着大自然芳香和充溢着浓浓亲情的后花园……
祖父走后一年，萧红在东特女一中的三年初中生涯也将结束。
临近毕业前夕，萧红突然变得心事沉重起来，白天喜怒无常，而到了夜里又会暗暗地哭泣，有时甚至会去喝酒，以酒浇愁……
原来，早在祖父去世以前，她到哈尔滨上女中后，家中给她许了一门门第显赫的亲事。
这门显赫的亲事之主角，就是一年前祖父庆祝八十寿辰时前去恭贺的贵宾之一的马占山将军麾下的上校骑兵团长王廷兰的少公子王恩甲。也正是结了这门亲事，所以才会有马占山等一干显赫贵宾出现在祖父八十大寿的寿宴上。
这桩亲事的撮合人，据说是萧红的六叔张廷献介绍的，证婚人则是同在马占山帐下供职的王廷兰好友于兴阁。后来，他同萧红父亲张廷举做了几十年的朋友。1960年，于兴阁还曾带领张廷举去哈尔滨图书馆古旧书库查找萧红的作品呢。也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已届七旬有二的张廷举老人离开了人世。从他死前数月要求寻找并阅读女儿的作品来看，他内心里是有女儿一席之地的。
订婚时，王恩甲已从阿城的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并在哈尔滨道外的滨江小学任教，家住哈尔滨的顾乡屯。在担任小学教员的同时，王恩甲还就读于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夜校。萧红在东特女一中上学时，王恩甲曾来校探望过萧红，萧红也为他织过毛衣。星期天，萧红也曾到王家去做客。应当说，在订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两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但是不久，裂痕产生了：萧红发现王恩甲在偷偷地吸食鸦片，她心中痛苦极了。渐渐地，她萌生了不再与其交往下去的心思，自然，结婚更是谈不上了。
与此同时，在闺中密友徐淑娟的介绍下，萧红与一些外校的男同学有了来往。这其中，有徐淑娟的兄长徐长鸿，以及日后交往密切的李洁吾、高原等人。她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纯洁的，绵长的。即使是在1936年以后，因《生死场》一举成名的萧红，与李洁吾、高原等人仍然有过多次交往。1937年5月，因了萧军“不忠”造成的心头伤痛，萧红去北京小憩，还在李洁吾家中住过一段时间。与高原的重逢，则是出人意料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在1937年初自日本归国的船上不期而遇。回到上海后又多次交往。1938年八九月间，已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高原来到武汉，通过胡风的帮助找到了二度被抛弃的萧红，两人之间再一次进行了促膝长谈。这也是萧红同在哈尔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所认识的朋友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与谈话。
1930的夏季，萧红初中毕业了。何去何从，同学们分别在即。同宿舍的刘俊民选择了继续在女中读高中，沈玉贤则考入了女中附设的师范班。年龄最小的徐淑娟，先是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的常熟县，尔后考入了毗邻的江苏省省立松江女子中学高中部。当然，同学中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喜滋滋地做起了新嫁娘的各项准备工作。
还是在临毕业时，萧红曾向好友们发问，如果王恩甲家提出立马结婚的要求，她该怎么办？
当时，三姐妹都已读完了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娜拉》，三人心中清楚得很，只有“逃婚”及出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此形成了：她要仿效娜拉的出走！
萧红带着鲁迅先生的小说《呐喊》，还有《追求》，以及两本刚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回到了呼兰的家中。随后，她谎骗家人说准备与王恩甲结婚，但需要钱去哈尔滨置办一些衣服。于是，家人也就相信了她的这个托词，给了她一笔不菲的钱。萧红就拿着这笔钱来了个不辞而别，登上火车便跑到北京去了。
萧红为抗婚远走高飞去了北京，在呼兰当地引发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仕途屡屡得意的父亲，认为她的这一做法严重地辱没了家门，甚至破口大骂她“不肖，叛逆”，还当众宣布：从即日起从张氏祖宗族谱中开除她的族籍。这样一来，大大激化了萧红与生父张廷举之间的矛盾。以后，在一个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日子，身着单衣冻得丝丝哈哈的萧红与父亲在哈尔滨街头相遇时，后者竟是冷眼以对，形同陌生路人。
有关萧红父亲宣布开除她的族籍一事，是有据可查的。
对萧红身世、生平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铁峰先生这样告诉我们：
1958年我开始调查收集萧红的资料和作品，走访了萧红的一些家人和族人，也写信向萧红生前的好友许广平、骆宾基、萧军、端木蕻良、白朗、罗烽、舒群等人询问过，都说不知道（此处指的是萧红的具体出生日期-秋石注）。1960年我从萧红小婶的家中借阅到她秘藏多年的《东昌张氏宗谱书》。遗憾的是，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1935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唯独没有萧红。据萧红的小婶说，因为萧红背叛家庭出走，又在文章中攻击毁谤长辈被开除族籍，父亲与她脱离父女关系，所以不写她，就连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中，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一女三子。
上述有关萧红的小婶“又在文章中攻击毁（诽）谤长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也是萧红出于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愤恨一手杜撰的。在由萧红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纪实体小说《涓涓》中（文中的二位主角涓涓和莹妮，是萧红本人及其同窗好友徐淑娟的化名，其描述的人和事，以及场景，也均系两人身上发生过-秋石注），在花费相当的文字篇幅把父亲描绘成一个贪婪、凶残、毫无人性的基础上，竟然几次三番耗费笔墨，控诉了父亲欲对亲生女儿施暴的十恶不赦的所谓的乱伦禽兽行为。其初时的文字（1933-1934年初），曾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连载。二萧逃到青岛后，又在萧军供职的《青岛晨报》上选载过。二萧成名后，萧军又作了修订。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火全面爆发次月，亦即二萧去大后方武汉的当月，由上海燎原书店出版了单行本。书中对所有人虽然用的是化名，但是指向及描绘的一些事十分明确。萧红的生父张廷举自然也就拜读了女儿出于复仇心理演绎成的这一虚妄的“大手笔”……
《涓涓》中有关描写“莹妮”、“四岁的弟弟小珂”、“七十岁的爷爷”，还有“莹妮九岁的一年，她母亲便死却了”，“莹妮他们并不是他们嫡亲的孙儿-莹妮的父亲是过继给这个老人的-但他爱他们是真挚的”，以及欲对亲生女儿莹妮乱伦作奸、“在哈尔滨江北一个县城做教育局长”的“父亲达山”的情节-除父亲“禽兽行为”这一历史上并不曾发生过的“事实”外，其他所列，无不与萧红的家境、身世惊人地一致。显然，没有萧红的亲口讲述，作为执笔人的萧军是根本不可能作此惊人描述的。
读了《涓涓》中的记叙，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萧红是把父亲当做十恶不赦的禽兽加以对待的。萧军笔端触处，几乎是原汁原味地还原了萧红儿时的生活背景。因此，无论怎么说，最终还是起到了误导读者的作用-谁读了这文字，都会由衷地同情萧红而憎恨其父张廷举。况且，又是在近在咫尺间的哈尔滨有影响的报纸上连续刊登，其所造成的效应和对张廷举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文中“可是接着莹妮第二个不幸的命运又要开展了”，这里指的是当时继母唆使父亲施加给她的与王恩甲之间的这段不堪回首的婚事。倘若没有这门包办的婚事（确切一点地说，是一门亲事，定了亲的亲事。前期是逃婚，后期是出于饥寒交迫中的她屈服了的同居，既没有明媒正娶，也没有举行任何结婚的仪式-秋石注），倘若不是父亲再三阻拦她继续上学，倘若父亲能够像祖父一样视她为掌上明珠，对她施之以无微不至的关爱，她该有多么的幸福、快活呀！
正是在这么一种任性反拨近乎病态心理的作用下，萧红最终走上了与家庭决裂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萧红踏上的是一条极为凄美的不归之路，正是这条日后满布坎坷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颠沛流离之路，使她得以在国破家亡的烽火岁月中，有幸同那么多的高扬民族御侮大旗的共产党人、左翼作家相识，并与之并肩作战。
更为有幸的，也是她短暂人生的最大亮点：她结识了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依偎在这位伟人的身边，亲聆他的教诲，深得他的真传，获得了远比自己儿时从祖父那里获得的更为深沉也更为博大的爱！她是鲁迅生前最为钟爱的女弟子，在与鲁迅交往过的众多女性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与其相提并论。
不足31载的短暂人生，留存于世并不算多的120万字作品，却成就了中国20世纪的一代才女。
早在东特女一中毕业前夕，萧红就向关心她的一位老师表露了自己想去北京读高中的心迹。何况，她现在已经明了：即将与她成婚的这位有着诸多恶习纨绔子弟式的男青年，并非是她可以互信互敬互重相伴终身的。但是她的老师却为她担忧，因为她的个性太强了。而个性太强的姑娘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因此，老师未免左叮嘱右叮嘱了一番。
其实，虽说这位老师的担忧不无道理，可是这次萧红要去北京上高中的决定，还倒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与调查研究的，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她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她毕业前一两年在徐淑娟家中认识的那些朋友们。其中之一，也是和萧红交往时间比较长的，是当时正在北京燕京大学上学的李洁吾先生。李洁吾先生也是黑龙江人，中学是在哈尔滨一所教会学校三育中学度过的。他与徐淑娟的哥哥徐长鸿、萧红的表哥陆振舜是同学。李洁吾于前一年进的北京，每年寒暑两个假期都要回到黑龙江。抵达哈尔滨后，先是在住房比较宽裕的道里买卖街徐家待上几天，然后再回到距哈尔滨二百来公里的松花江下游的通河县老家探望母亲。大约是在1930年放暑假的前两天，陆振舜考上了北京的中国大学。李洁吾临回黑龙江前，陆振舜找到了他，向他托付道：“我有个表妹在哈尔滨读书，她很想到北京来上学，你如果到长鸿家去，可能会碰到她，就把北京的情况和她说说吧……”
果不其然，就在李洁吾到达哈尔滨后不日，正在徐家一起用中午饭的时候，他遇见了也来到徐家的萧红。饭后，李洁吾、徐长鸿、萧红三人一起来到附近的马迭尔电影院看电影。坐在后排看电影时，萧红又延续了刚才吃饭时讨论的问题，向他打听有关北京一些学校的情况。虽说李洁吾在北京还不足一年的时间，但已经算是个“北京通”了。由于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爱国进步组织，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接触面较广，对北京学生界的状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一些。因此，他的回答，也令萧红知道了不少情况。整场电影，两人几乎一点印象也没有，都在介绍北京情况的一问一答中耗过去了。到分手的时候，李洁吾已经知晓了萧红不久将去北京上高中的决定。
这时，家中也得知了萧红要去北京继续上学的消息，父亲再一次予以了阻拦，并且不断催促她尽快回来与王恩甲完婚。这次，萧红又耍了一个心眼儿，欺骗父亲说同意结婚，并从父亲手中要了一笔钱款“置办嫁衣”。为取得家人的信任，她让一位同学陪着定做了一件绿色呢子大衣。而剩余的款项，则成了她去北京的费用。
就这样，于1930年7月中下旬的一天，萧红离开了凉风习习的哈尔滨，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赴京抗婚求学的坎坷之路。临离开哈尔滨前夕，萧红为示新潮，特地剪了一头短发，着一身西装，还去照相馆拍了照，随后把照片送给了三年同窗密友徐淑娟（相隔76年后，2006年2月的一天，已是九旬又二的徐淑娟老人在其杭州城西庆丰新村的家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据说，这幅呈男性装扮的萧红照片，她一直珍藏着-秋石注）。
萧红这一明显带有欺骗性的远走高飞的抗婚之举，在呼兰县里引发了不小的震荡，有伤风化的传言弥漫了小县城的角角落落。不仅如此，还很快株连到了萧红生父张廷举的仕途。尽管张廷举一再愤怒地表示将从张氏族谱中开除这个不肖、叛逆的女儿，但还是无济于事。他的顶头上司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为由，宣布解除他的省教育厅秘书一职，并下调巴彦县教育局任没有任何实权的督学。正在呼兰县读中学的弟弟张秀珂也不得不随父亲一道，转学到了巴彦县中学……
对于张廷举来说，女儿的抗婚与逃逸，是一个耻辱，一个萦绕在心头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
1930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萧红进入了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但又充满着憧憬与追求的六朝古都北京。到北京后，她先是与早已在北京的表哥陆振舜一起住在现在的西单民族宫后面的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不久，考入了北京女师大附中的萧红，又和表哥陆振舜搬到了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四合院里。这个住处距离陆振舜就读的中国大学（二龙路内）和萧红的学校-女师大附中（在辟才胡同里）都很近，两人图的是方便。此外，他们还请了一位当地人耿妈照料他们的生活。生活一俟安定，萧红即迫不及待地给在哈尔滨上女子师范的好友沈玉贤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应当说，在1930年九十月间的北京，萧红过的是十分愉快的平静生活。她不但给沈玉贤等好友写信抒发自由自在的情感，而且还给哈尔滨的女友寄过一些诸如《拓荒者》之类的杂志。
二龙坑西巷这所小四合院，是一座有八九间房的小独院，分前后两进。南侧临街的两间，一间为客房，与客房相对的是一间平台。另一间一分为二，半间是过道，半间为仆人住房。而往里去，绕过北京四合院内通常矗立的一米来高的影壁，便进了后院，也叫做里进。后院西边有两间平台西厢房，房前有两棵枣树，也就是萧红在写给哈尔滨女友信中喜滋滋夸耀的“又甜又脆”的那棵“大枣树”。北面是带有廊棚的房间，萧红与表哥陆振舜分住在北房的两头，一人一间。后来，为了节省费用，他们从里院搬到了外院，仍然是一人一间：萧红住那个单间的房子，陆振舜则住在平台间。
自从萧红来到北京就读于女师大附中后，差不多每到周末，她和表哥陆振舜居住的二龙坑西巷的这座小院里就变得热闹非凡起来。除李洁吾外，还有在中国大学就读的苗堃，北京大学的石宝瑚和他的女友黄静宜，以及在汇文中学做职员的李荆山（忆之）等。他们这些人，都是在哈尔滨三育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也都在哈尔滨道里买卖街56号徐淑娟家中欢聚过的相知。青年人，尤其是从同一个家乡走出来，汇聚在遥远的另一处地方，大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他们聚集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畅谈各人的理想与志愿，谈生活，谈未来，有时谈着谈着，未免热血沸腾起来。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过去，常常是从星期天的下午，一直聊叙到次日凌晨，二龙坑西巷巡夜的更夫敲响梆子的时候，这才踏着月色清辉回到各自的学校。再往后，由于种种的原因，星期天到二龙坑西巷聚会的人渐渐地少了，可热心肠的李洁吾却从来没有缺席过。
随着彼此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去西巷，无论陆振舜在与不在，李洁吾都要同萧红聊上一会儿。一次，李洁吾告诉萧红说，他有一个十分严厉的祖父，严厉得不讲道理，简直就是个暴君！所以，李洁吾得出的结论是：“祖父不好！”岂料，萧红听了之后，当即激烈地申辩道：“不对！祖父好，我的祖父就最好。”
还有一次，谈到母亲，李洁吾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我母亲辛辛苦苦地把我抚养成人。我无论到哪，长到多大，都不能忘怀母亲的爱！”这回，萧红听了，却没有接腔，也不作什么申辩。但看得出来，她的脸色很阴沉，表情也很抑郁，从而给李洁吾留下了极深刻极深刻的印象。进入晚年后，他也每每与人提及当年萧红与他之间进行的这些话题。
又是一个星期天，萧红、陆振舜、李洁吾三人结伴去附近位于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天电影院看了一场名为《泣佳期》的外国电影。该片内容描写的是一个未成名但是很有才能的画家，和一个流浪街头的姑娘相爱的动人故事。回来之后，三人就由这场电影，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实际生活中的友情、爱情问题。李洁吾认为：爱情不如友情，爱情的局限性太大，必须在两性之间和青春时期才能够发生。而友情呢，则是没有性别与年龄的限制，因而是最为牢靠的。这边，李洁吾的话音刚落，那边，萧红立马反驳上了：你说得不对，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的又是同一条路，成伴结伙，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
“那路要走到尽头了呢？”李洁吾不服气地反问道。
“世上的路是无尽头的，”萧红又立刻反驳上了，“谁能把世界的路走尽？”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萧红不但红颜薄命，而且命途多舛。她所希冀的“成伴结伙，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的这条路，在她的31年短暂人生中，并不曾出现过。她的前后三任丈夫同样如此。虽说最后的那位丈夫半途悔悟，放弃了置她于一边单独突围去内地的早期打算，但也不是可以相伴到老“永不分离”的-这可以从萧红临终前同一直守护在身边的另一位东北青年骆宾基的多次长谈中得出结论。也可以这么认为，她走的这条人生道路，是一条没有永久伙伴，永远处于寂孤境遇的路。
前后三任丈夫，她都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可以相伴终身的爱侣或知己，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在这个时期，萧红与哈尔滨东特女一中的两位同窗好友：在哈尔滨念师范的沈玉贤和在江苏省省立松江（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11月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辖，1998年2月撤县设区-秋石注）女子中学读高中的徐淑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心是相通的。她们把信写在一个厚厚的练习簿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接力邮寄，还时有志同道合者滚雪球般地加入：有哈尔滨的沈玉贤，北京的萧红和高永益（高原），杭州的徐骣宝，松江的徐淑娟、赵芳英和王漱兰（即后来与萧红一道在战时中心武汉出席胡风主持的《七月》抗战文艺座谈会并发言的那个王淑明-2009年10月，95岁的老人徐淑娟答秋石问），江苏南通的徐陬（后来与徐淑娟结成伉俪，著名医学科学家、爱国民主人士）、卑育森和舒赐兴等。通信中，他们相互诉说各自的景况，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也流露出对国事的担忧。他们之间的这种奇特的通信方式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哈尔滨的沈玉贤写了最后一封信。她在信中悲愤地写道：“我们要做亡国奴了，我们高唱《满江红》放声大哭。”
转眼间，到了这一年的11月间，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一些的同学早已换上了适应节气的秋冬装。可是萧红的家里，因为她欺骗了长辈南下逃婚的缘故，除了寄信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外，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寄来，而对萧红的经济上的供给，从一开始就是封锁的。平日里两个人的生活开支，仅仅是靠着表哥陆振舜家中寄来的那么一点点钱勉勉强强地维持着。12月来临了，眼瞅着快要下雪了，萧红还穿着单衣。好心的耿妈从别处弄来一些旧棉絮，帮助萧红把单衣改缝成一件小棉袄。但，仅有这么一件小棉袄是根本过不了寒冷的北京的冬天的-虽说北京远不及哈尔滨寒冷，可真正的冬天到了，也有零下十几度呢！为此，热心肠的李洁吾看不下去了，他跑去向同学借了20元钱送给萧红以渡难关。这样，萧红才得以在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里买了一套棉毛衫裤挡挡风寒。
可是，连这等捉襟见肘的日子也都快过不下去了。就在临近放寒假的时候，陆振舜家里来信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放寒假准时回东北，就给他们寄来路费。不然的话，从此以后就什么都不寄！想必这也是萧红家里向陆家施加压力的结果。刚开始的时候，陆振舜还想等一等瞧瞧看。可是到了最后，陆振舜实在无计可施了，两人又没有谋生的本领，只好回去算了。整理行装的时候，陆振舜轻轻叹了一口气告诉李洁吾说，萧红责备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可他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两人在北京的生计呀！
萧红从心底里是不愿意回到呼兰去的，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但她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要知道，在北京没有可以帮助她渡过难关的朋友，只有一群境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的穷同学。前些日子李洁吾向同乡同学借的20元钱，现在还没有全还上呢！而且是李洁吾在替她还钱。想到这里，万般无奈中，她只好与表哥陆振舜一道在寒假来临时乘火车返回冰天雪地的东北。
第一次到北京，萧红住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半年的北京生活，使她长了知识，也长了阅历，认识了一群心交心的朋友。但是，她仿效娜拉的出走，来实现逃婚的目标，最终还不是在饥寒交迫的窘境下灰溜溜地返回了家乡，等待她的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境遇呢？
她还能抗争到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