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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

  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博士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是负责后勤工作的,25万难民的大米、面粉和燃料供应,是安全区的头等大事。他不仅要保护好国际委员会的几处仓库和货栈,还要为运输食品、燃料而日夜操劳。李格斯手下虽然有几名中国工作人员,但是中国人单独驾车运输食品、燃料,尽管带着国际委员会的臂章和日军的通行证件,仍然受到层层关卡的刁难和阻挡。李格斯不得不亲自驾驶车辆,冒着无尽的麻烦和危险,在充满血腥和恐怖的南京街头,为25万难民的生存而日日奔忙。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国际委员会的三口大锅依然冒着热气,从这里煮出的米粥,曾经使许多最贫苦的难民,得以保住生命。为了难民区里无数家庭的锅盆不致熄火冷气,李格斯付出了多少艰辛和爱心。除此之外,李格斯还要和其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一样,值班守护难民收容所,为驱赶骚扰的日本士兵,保护无辜的难民而奔忙。

  12月25日,信奉基督教的西洋人最神圣的节日,圣主耶稣诞生之日。耶稣是崇高、神圣和善良的化身,为了拯救人类,他宁愿让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李格斯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信仰。

  神圣的节日里却发生了最不神圣的事情。这天上午10点钟,李格斯在汉口路29号发现了一些日本兵,同时听到了一名年轻妇女的哭叫声,这位妇女正被一个日本兵抓住往屋里拽。李格斯闻声立即赶了过去,日本兵吓得逃跑了,这位妇女请求李格斯护送她回陆军大学难民收容所。他们一起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迎面碰上了一名日军稽查官,带着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是一名典型的日本法西斯军人,粗壮的身体托着一副野蛮的脑袋,狰狞的眼睛闪射着凶恶的光芒,正带着征服者非凡的得意,在安全区的马路上高傲地巡视着。看见李格斯,他忽然想在西洋人面前显示一下皇军的威风,于是大声地吆喝着:“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把手放在口袋里面?”

  李格斯听不懂他嚷些什么,只好停下来。

  稽查官走上前来,粗鲁地抓住西洋人的手,把它从口袋中拽出来,然后,又扒下手上的臂章。

  李格斯不明白,手放在口袋中走路,这是因为天气太冷,况且又纯粹是个人的自由,你日本人管得着吗?于是,很不服气地将手放回口袋之中。稽查官恼怒了,朝着李格斯手重重地击了一拳,然后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胆敢对抗皇军?”

  李格斯蔑视地看着对方,多日来,日本军队的所作所为,使他对日军的印象早已降到冰点以下,比冬天的南京还要寒冷。他不以为然地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护送这位妇女回家有什么不对?”

  稽查官朝着西洋人胸口又是一拳,然后粗鲁地骂道:“八格牙鲁!把你的通行证拿出来!”

  匆忙中李格斯忘了带通行证,于是又挨了一记耳光。日本军官命令士兵用枪对着他,然后抢下他的帽子,要李格斯鞠躬致敬。

  李格斯断然拒绝了,他抗议说:“我是在国际委员会工作的美国人,你没有权利要求美国人向你脱帽鞠躬!”

  幸好,这名野蛮的日本军官还没有愚蠢到丧失理智的地步,在双方僵持好久以后,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叫李格斯自己回家去。

  中午,李格斯赶到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家里,愤怒地向他讲述了这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史密斯立即拟就了一份抗议书,并很快送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

  几天之后,正好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来到国际委员会,要求帮助寻找熟练工人,尽快恢复南京的电力供给,李格斯愤愤地回答说:

  “到哪儿去寻找发电工人?南京电厂的54名职工,被你们日本军队杀掉了43个,你们日本皇军大概是不需要发电厂吧?”

  说完以后,李格斯心中似乎觉得舒服了一点。

  最忙碌、辛苦的恐怕还是三位德国的朋友拉贝、史波林和潘亭。他们胸前的国社党徽章和手臂上的“卐”字形图案,对于遏止日军的暴行,有着某种特殊的威力。

  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一个偶然的来南京办事的机会,使他卷入了这场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工作。12月11日,日军的大炮轰进了安全区,福昌饭店门口躺下一大片尸体,住在那儿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4年日军俘虏的老人,重新燃起了对昔日夙敌的仇恨之火,他放弃了登轮返回上海的最后机会,毅然加入了国际友人们的黑圈红十字组织。

  这位60余岁的可敬老人,戴着国社党图案的特殊臂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忠实地巡逻着,为维护人类的公理、正义和良知,而昼夜不停地辛劳和奔波。一天中午,他和美国人费区在宁海路巡视的时候,15号的院子里传来了妇女凄惨的呼救声,两人急忙跑了进去,一幕亵渎人类文明的丑剧,立即展现在他们眼前:四个日本兽兵,两个在劫掠财物,两个正光着P股压在妇女的身上。史波林愤怒地冲了上去,挥动手臂大声地吼叫。日本兵猛然回头,看见可怕的黑“卐”字臂章,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有的丢下财物,有的提起裤子,急忙往外逃窜。

  过度的劳累与奔波,年迈的史波林病倒了,隐蔽在安全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蒋公谷赶往大方巷住所看望。看过病又送上药,史波林很快得到康复。当德国人得知为自己看病的是留下来的中国军人时,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职尽责的美德,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脱离险境。老人还指着地图,满怀深情地鼓励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金诵盘激动地点了点头,东方人的心和西方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东方人的手和西方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梅奇,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又一位慈祥、善良而充满爱心的老人。南京沦陷时,他闻知外交部里还有1000多名来不及撤走的伤兵,梅奇急了,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帜赶到那里,把伤员勇敢地接收下来,以国际人道主义的旗帜保护了一大批中国人的生命。

  日军凶残无比的大屠杀暴行,使梅奇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日夜奔波,尽力阻止这些暴行的同时,他决心冒着极大的危险,悄悄将这些暴行拍摄纪录下来。鼓楼难民医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杀伤的市民送往医院救治的镜头:被刺刀刺穿的颈部,被蹂躏、奸淫的女性痛苦茫然的面孔,头部被汽油烧得像炭一样黑的男人,女儿被残杀而痛不欲生的母亲,水面上漂浮的尸体……

  由于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许多日军大屠杀的残酷场面他是无法拍到的,他所能拍摄到的,只能是安全区内有限的暴行镜头,但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珍贵的现场第一手资料了。

  梅奇共拍了13本16毫米的电影胶片,拷贝共37分钟。这些极为宝贵的资料,在南京形势稍稍安定以后,被费区偷偷带往上海,交给英国人《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国际友人,怀着对法西斯暴行的强烈憎恶和痛恨,对捍卫人类公理、正义的崇高信念,田伯烈正在上海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以便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公之于世。得到这些胶片以后,田伯烈迅速交给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3部拷贝,分别被送往德国和美国。

  这些过程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日本军方还是得到了消息。他们进行搜捕,派出间谍千方百计想得到拷贝,甚至在拷贝送往美国的时候,日本军方还派飞机跟踪追击。但因美国当时还是中立国家,日本飞机始终未敢开炮轰击。

  许许多多国际人士,自愿挺身而出,甘冒艰难和风险,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无私奉献,忘我地工作。人类是不以国籍、种族、宗教信仰、肤色等等划分界线的,当正义的旗帜高高扬起,公理发出庄严的呼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将勇敢地站在一起,为遏制恶魔,拯救人类这一崇高的信念而英勇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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