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1937

后记

　　1990年9月，我来到九江市姚家窪一栋普通的楼房采访，敲开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的古稀老人。老人眼睛深凹，双颊瘦削，但精神矍铄，很有神采，他便是前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军法官叶在增先生。

　　我向叶先生说明来意，叶老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数年间，我前后采访、接触叶老先生十几次，老人向我详细讲述了当年审判南京大屠杀日本战犯，特别是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的许多情况（叶老是该案的承办法官），不少资料还是鲜为人知的。

　　从此，南京大屠杀惨案深深地印进了我的心底，引起我对那段历史的关注、追寻和思考。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痛恨是很深的。就我个人而言，先父姚纯（原三十六军中将军长）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殉职，随后母亲拖着一大堆幼小的子女，也因忧伤劳累而病逝。1944年，日军侵占我的老家萍乡，我们全家逃难躲进深山，辗转流离，历尽苦难，目睹日军下乡扫荡后留下满目疮痍的惨景，亲历日军杀死家人的伤痛，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太多的恐怖、憎恨和伤痛。也许，正是这种国恨家仇，使我对南京大屠杀题材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此后，我开始大量搜集、积累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前后两次前往南京实地考察和采访。经过多年准备和酝酿，1998年，一部全方位反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金陵血泪》，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进入21世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更加疯狂猖獗，肆无忌惮。簒改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史郎诉讼案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右翼学者和作家撰写出版的，为对外侵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翻案的著作，多达60余本，诬蔑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幻象”，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作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战争受害最深的中国人，对此我深感不安和愤慨；作为掌握有大量史料的中国作家，我更感到自己有责任为30万同胞冤魂呼唤呐喊，为国家民族伸张正义，将侵略者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又愤然提笔写了第二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世纪大审判》。

　　创作的甘苦自不必说，由于年代久远，搜集史料也有不少困难，又因种种原因，这类作品写好之后，往往经济效益不够理想，出版部门不敢贸然出版。但我还是愿意自甘清苦默默地耕耘下去，因为这类作品不仅应该写，而且必须要有人写，应当让年轻一代了解先人经历的苦难，祖国遭受的屈辱。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长篇纪实文学《南京大屠杀1937》再一次呈献在读者眼前了。

　　在进行这些长篇创作的时候，我始终坚持以史料为基础，以真实为前提，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这个真实即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乃至援引的统计数字，都是真实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对事件的过程、人物外貌、心理活动、语言对话、动作行为、过程细节等，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演绎，并尽可能使史料纪实与文学创作较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既有史料的真实性，又有文学作品的生动、可读性。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客观条件也有所制约，本书可能存在缺陷甚至谬误之处，请知情者、亲历者、幸存者以及专家、学者等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史料和图片主要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此外还来源于众多参考图书和报刊，如：《逮捕谷寿夫》和《挫败营救战犯的阴谋》史料来源于《人物春秋》1995年第1、2期合刊《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文（作者东方明），《少女之死》史料来源于《南京大屠杀日军兽行录》（建文编著）；少量图片还来源于《拉贝日记》、《魏特琳传》、《为正义敲响法槌》、《见证抗日》（影像档案）等书刊，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和作者们一一联系，请予鉴谅。现将我创作《金陵血泪》、《世纪大审判》和本书参考使用过的图书目录附录于后，并向各书作者、编者致以谢意。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期间，高举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旗帜救助中国难民的国际友人们，其中文译名各有不同，如雷伯又译为拉贝，梅奇又译为马吉，本书采用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的史料中所使用的译名。

　　在从事南京大屠杀题材作品创作的漫长时光里，得到过许多有识之士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是：南京市前市长张耀华、南京市前副秘书长张允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领导朱成山、段月萍、陈平稳，江苏人民出版社前社长蔡玉华，北方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宋玉成、编辑王金秋，江西省文联、作协前主席杨佩瑾、陈世旭，江西省作协前副主席、著名诗人李耕，著名医学翻译家和作家、原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九江市著名作家王一民、余国振、陈珑，《浔阳晚报》专版部主任谢亨等诸位先生，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