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我任指导员期间，正是我国“文革”期间。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回顾当时的情况，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以理解的情景。
1965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由副连长改任为副指导员。1966年3月至1969年11月，我任无线电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亦称“四清”运动。这一运动从1964年就开始了，到66年下半年已进行了两年多，每期都抽调部队干部参加，每期半年时间。当时我任连队指导员刚半年时间，心里也想去参加“社教运动”，到农村去锻炼锻炼。
愿望真的实现了。1966年9月下旬，我接到通知，和台长郭传刚、吴明广三人，一起到六合县参加社教运动，我们师的干部由副师长郑克良带队，并担任社教团的副团长。10月6日开始集中培训，主要是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二十三条”、“十六条”等文件，分团领导要求所有工作队员，要把“老三篇”和“二十三”及有关毛主席语录都要背下来，还规定到生产队后要抽查，并将抽查情况在分团内进行通报。这给我们精神上增加了一定的压力。由于我们没有参加过“四清”运动，所以就虚心地向老工作队员学习，请教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办法。集训刚结束，我就参加了“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一结束，我就直接到六合县八佰公社官塘大队参加社教工作，成了一名正式的社教工作队的队员。
到农村后，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队干部和广大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学习的过程中搞些调查研究，为搞“四清”做准备。工作队决定由我给全大队社员做一次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辅导报告，我运用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英模人物为人民服务的典型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并要求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社员们听得聚精会神，长时间的掌声算是对我讲课的报答。
我们到生产队工作半个月后，就组织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当时的日记中有一篇题为《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这样写道：
今天，生产队召开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我感到比前两天民兵讲用会开的好，当我领读完“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后，就有许多社员争先恐后的发言了。我感到他们亮思想亮得好，特别是学了就用，使我很感动。他们中许多人不识字，但背诵毛主席语录很用功，学了就用，用毛主席的话指导自己行动，为生产队做了许多好事，不留名，不要记工分，甘当无名英雄。这使我深深感到，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工农群众所掌握，就可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比如，生产队长说：“我以前用喇叭筒喊人，一次两次都不走，三次四次才见人在门口露露头，学了毛主席著作后，我喇叭一喊，社员就主动下田了。”社员说：“队长喇叭筒喊一次，我不动身，喊两次，我头一伸，喊三次，我慢慢腾腾才动身，到了田头等一等，干起活来不认真，晚上记工我争工分。学了毛主席著作后，队长不喊我们就下田了，都是早上工，晚收工，做了好事也不记工。是毛泽东思想统一了我们的行动，不是队长的喇叭筒。”我深深地感到“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标，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我来到社教队后，和地方一位社教队员老韩分在官塘大队工作，互相学习，配合很好。我在贫农郝相林家里代饭，他有父母、妻子和孩子，一家五口人对我都很好。特别是52岁的王大妈，对我特别关照。吃稀饭的时候，把锅底浓的装到我的碗里，吃干饭的时候，把老鹅肉放到我碗里埋着。天冷了，把她家的垫被铺到我床上。她一个字不识，能背好多条毛主席语录，她还主动地参加“讲用会”，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使我很受教育。
我们社教队在农村只有37天，就匆匆忙忙地撤离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来势非常猛，就在我们进队时红卫兵已在城市里造反了。并逐步地漫延到农村。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不要干涉红卫兵行动，红卫兵若问工作队的态度，就回答我们主要是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见到大队在外地学习的学生，回到大队后就组织“造反兵团”，三个人扛着一面“造反兵团”的大旗。他们今天斗这个地主，明天斗那个富农，并扬言“社教队执行了资产阶的反动路线”。对此我们很不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在社教分团团部工作的通信科长李荣欣给我的通知：“立即到八佰社教分团团部，接受重要任务。”从官塘村到八佰有七八公里路，我一口气就跑到了八佰镇，在分团部见到了李科长：“科长同志，有什么紧急任务啊？”他告诉我：“目前形势很紧张，部队领导要求我们立即撤出社教队，明天必须全部回到部队。你吃点饭就赶回去，通知你们连的另外两位干部。”说着就把我领到公社食堂，我只吃了一碗饭就往回赶，途中我通知了郭传刚和吴明广，并约定明天上午9点钟在官塘汽车停靠站集中上车。当我回到住地时已是深夜12点钟了，王大妈一家都没有睡觉在等我。当我告诉他们明天我要回部队的时候，全家人都哭了。郝相林流着眼泪对我说：“你们来到村里，群众多高兴，你们走了，我们有话对谁去讲？”我告诉他们：“地方社教队员现在还不走，我们以后可以常通信。”这一夜谁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天刚亮，王大妈就起床，为我送行，她给我煮了糯米饭，还炒了好几个菜。临走的时候，贫下中农冒雨送我到村头。王大妈一定要把我送到小山坡前，我劝她回去，她说：“真舍不得让你们走，送送你表达我们贫下中农一片心意”。经我再三劝说她才止步。有的社员一直把我送到公共汽车停靠站，等我们坐的汽车开走后他们才回家。一路上我在想，我们在农村只有37天时间，只是做了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和贫下中农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们在六合转乘去南京的公交车，在六合汽车站见到遍地都是大字报，车上旅客更是议论纷纷，什么“现在工厂不冒烟，农民不下田，学生不上课，还说形势大好，真让人难以理解”。有的说：“现在要斗走资派，凡是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还有人说：“毛主席讲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派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没有干部管单位就瘫痪了……”我们车到南京，更是让人吃惊，全城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到处都是大字报，在显要位置都贴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学生们扛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大街上行走，汽车常停下来为红卫兵让路……见此情景，心中真有点说不出的感觉。到营房后，领导立即组织我们学习，印象最深的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人是讲纪律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搞社教是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搞的，如果我们不立即撤出社教队，就会被造反派抓住当“走资派”批了。所以撤出时才会那么紧张和神秘。
回到部队不久，我又接受了重返八佰公社的任务。主要是部队同志在撤离社教队时，时间紧张，走的急促，有的同志给房东的粮票没交齐，有的伙食费没有交，还有的借房东钢笔没有还……这样，领导上就派我返回八佰公社，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落实好，同时进一步检查群众纪律，做好群众工作。
当我到达八佰后，老天爷不帮忙，突然下起了大雪。路被大雪覆盖了。我只能按照老乡指引的方向，走了一村又一村，一家一户去落实。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总算是在傍晚时间，跑到了我当时代伙的官塘村郝相林家。王大妈见我来了，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用手摸摸我那己经结成冰的裤腿，两眼流下了泪。我说：“请帮我脱下鞋子，用火烤烤就行了”。她急忙说：“千万不能用火烤，要是烤了就把脚烤坏了”。说着，她亲手帮我将裤管的冰敲开，又帮我轻轻地脱下鞋袜，用干毛巾将脚裹好，叫来儿子郝相林，让我把脚伸到他儿子的怀里焐暖。她告诉我“只有这样慢慢焐暖，脚才会慢慢恢复原样，如果用火一烤，脚就可能烤坏，那样你就走不回部队了。”我想，贫下中农对解放军的这种感情，只有在战争年代才能体会到，而和平时期是很难体会到的，我这次走出军营，在和贫下中农相处的实践中我体会到了，实属难能可贵。
1965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由副连长改任为副指导员。1966年3月至1969年11月，我任无线电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亦称“四清”运动。这一运动从1964年就开始了，到66年下半年已进行了两年多，每期都抽调部队干部参加，每期半年时间。当时我任连队指导员刚半年时间，心里也想去参加“社教运动”，到农村去锻炼锻炼。
愿望真的实现了。1966年9月下旬，我接到通知，和台长郭传刚、吴明广三人，一起到六合县参加社教运动，我们师的干部由副师长郑克良带队，并担任社教团的副团长。10月6日开始集中培训，主要是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二十三条”、“十六条”等文件，分团领导要求所有工作队员，要把“老三篇”和“二十三”及有关毛主席语录都要背下来，还规定到生产队后要抽查，并将抽查情况在分团内进行通报。这给我们精神上增加了一定的压力。由于我们没有参加过“四清”运动，所以就虚心地向老工作队员学习，请教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办法。集训刚结束，我就参加了“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一结束，我就直接到六合县八佰公社官塘大队参加社教工作，成了一名正式的社教工作队的队员。
到农村后，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队干部和广大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学习的过程中搞些调查研究，为搞“四清”做准备。工作队决定由我给全大队社员做一次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辅导报告，我运用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英模人物为人民服务的典型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并要求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社员们听得聚精会神，长时间的掌声算是对我讲课的报答。
我们到生产队工作半个月后，就组织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当时的日记中有一篇题为《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这样写道：
今天，生产队召开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我感到比前两天民兵讲用会开的好，当我领读完“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后，就有许多社员争先恐后的发言了。我感到他们亮思想亮得好，特别是学了就用，使我很感动。他们中许多人不识字，但背诵毛主席语录很用功，学了就用，用毛主席的话指导自己行动，为生产队做了许多好事，不留名，不要记工分，甘当无名英雄。这使我深深感到，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工农群众所掌握，就可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比如，生产队长说：“我以前用喇叭筒喊人，一次两次都不走，三次四次才见人在门口露露头，学了毛主席著作后，我喇叭一喊，社员就主动下田了。”社员说：“队长喇叭筒喊一次，我不动身，喊两次，我头一伸，喊三次，我慢慢腾腾才动身，到了田头等一等，干起活来不认真，晚上记工我争工分。学了毛主席著作后，队长不喊我们就下田了，都是早上工，晚收工，做了好事也不记工。是毛泽东思想统一了我们的行动，不是队长的喇叭筒。”我深深地感到“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标，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我来到社教队后，和地方一位社教队员老韩分在官塘大队工作，互相学习，配合很好。我在贫农郝相林家里代饭，他有父母、妻子和孩子，一家五口人对我都很好。特别是52岁的王大妈，对我特别关照。吃稀饭的时候，把锅底浓的装到我的碗里，吃干饭的时候，把老鹅肉放到我碗里埋着。天冷了，把她家的垫被铺到我床上。她一个字不识，能背好多条毛主席语录，她还主动地参加“讲用会”，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使我很受教育。
我们社教队在农村只有37天，就匆匆忙忙地撤离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来势非常猛，就在我们进队时红卫兵已在城市里造反了。并逐步地漫延到农村。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不要干涉红卫兵行动，红卫兵若问工作队的态度，就回答我们主要是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见到大队在外地学习的学生，回到大队后就组织“造反兵团”，三个人扛着一面“造反兵团”的大旗。他们今天斗这个地主，明天斗那个富农，并扬言“社教队执行了资产阶的反动路线”。对此我们很不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在社教分团团部工作的通信科长李荣欣给我的通知：“立即到八佰社教分团团部，接受重要任务。”从官塘村到八佰有七八公里路，我一口气就跑到了八佰镇，在分团部见到了李科长：“科长同志，有什么紧急任务啊？”他告诉我：“目前形势很紧张，部队领导要求我们立即撤出社教队，明天必须全部回到部队。你吃点饭就赶回去，通知你们连的另外两位干部。”说着就把我领到公社食堂，我只吃了一碗饭就往回赶，途中我通知了郭传刚和吴明广，并约定明天上午9点钟在官塘汽车停靠站集中上车。当我回到住地时已是深夜12点钟了，王大妈一家都没有睡觉在等我。当我告诉他们明天我要回部队的时候，全家人都哭了。郝相林流着眼泪对我说：“你们来到村里，群众多高兴，你们走了，我们有话对谁去讲？”我告诉他们：“地方社教队员现在还不走，我们以后可以常通信。”这一夜谁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天刚亮，王大妈就起床，为我送行，她给我煮了糯米饭，还炒了好几个菜。临走的时候，贫下中农冒雨送我到村头。王大妈一定要把我送到小山坡前，我劝她回去，她说：“真舍不得让你们走，送送你表达我们贫下中农一片心意”。经我再三劝说她才止步。有的社员一直把我送到公共汽车停靠站，等我们坐的汽车开走后他们才回家。一路上我在想，我们在农村只有37天时间，只是做了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和贫下中农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们在六合转乘去南京的公交车，在六合汽车站见到遍地都是大字报，车上旅客更是议论纷纷，什么“现在工厂不冒烟，农民不下田，学生不上课，还说形势大好，真让人难以理解”。有的说：“现在要斗走资派，凡是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还有人说：“毛主席讲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派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没有干部管单位就瘫痪了……”我们车到南京，更是让人吃惊，全城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到处都是大字报，在显要位置都贴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学生们扛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大街上行走，汽车常停下来为红卫兵让路……见此情景，心中真有点说不出的感觉。到营房后，领导立即组织我们学习，印象最深的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人是讲纪律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搞社教是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搞的，如果我们不立即撤出社教队，就会被造反派抓住当“走资派”批了。所以撤出时才会那么紧张和神秘。
回到部队不久，我又接受了重返八佰公社的任务。主要是部队同志在撤离社教队时，时间紧张，走的急促，有的同志给房东的粮票没交齐，有的伙食费没有交，还有的借房东钢笔没有还……这样，领导上就派我返回八佰公社，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落实好，同时进一步检查群众纪律，做好群众工作。
当我到达八佰后，老天爷不帮忙，突然下起了大雪。路被大雪覆盖了。我只能按照老乡指引的方向，走了一村又一村，一家一户去落实。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总算是在傍晚时间，跑到了我当时代伙的官塘村郝相林家。王大妈见我来了，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用手摸摸我那己经结成冰的裤腿，两眼流下了泪。我说：“请帮我脱下鞋子，用火烤烤就行了”。她急忙说：“千万不能用火烤，要是烤了就把脚烤坏了”。说着，她亲手帮我将裤管的冰敲开，又帮我轻轻地脱下鞋袜，用干毛巾将脚裹好，叫来儿子郝相林，让我把脚伸到他儿子的怀里焐暖。她告诉我“只有这样慢慢焐暖，脚才会慢慢恢复原样，如果用火一烤，脚就可能烤坏，那样你就走不回部队了。”我想，贫下中农对解放军的这种感情，只有在战争年代才能体会到，而和平时期是很难体会到的，我这次走出军营，在和贫下中农相处的实践中我体会到了，实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