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饶县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

第十二章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第一节 上饶集中营的由来

　　闻名全国的上饶集中营，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产物。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机关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受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叶挺将军指挥下奋勇抵抗一个星期，终因寡众悬殊，且弹尽粮绝无援，遭到惨重损失，2000多人牺牲，4000多人被俘，仅突围2000多人，叶挺将军下山谈判被无理扣押，项英被叛徒所害，这就是震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基于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极端仇恨，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的险恶用心，公然不顾我党中央的严正抗议和全国舆论的谴责，于1941年3月，将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东南各省地方上搜捕来的共产党员与其他爱国进步人士700多人，陆续地押送到上饶，关进了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分布在上饶城南的一些村庄，其中主要的是周田村，此外，在茅家岭、石底、李村、七峰岩等地，也设有大小不同的囚室。同时，在上述村庄附近的船头、杨家湖、皂头、谢家、盘石渡等地，都驻有集中营的反动管理机构。

　　上饶集中营是以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一个军事训练机关的面目出现的。集中营里有一整套伪装，“囚犯”被称为“学员”，都穿一律的军服，挂着“更新”二字的臂章；“囚犯”不单纯坐牢，还被强迫参加训练，过着所谓有规律的军事生活。集中营初建时，分为两个部，一个称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集训总队”；一个称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集训总队”又分为“军官大队”和“军士大队”。“军官大队”负责“训练”新四军被俘干部，地点在周田村，“军士大队”负责“训练”新四军被俘战士，地点在铅山石塘镇。“特别训练班”则以“训练”从地方上捕来的政治犯为主，其中也有部分新四军被俘干部，地点也设在周田村。

　　集中营以“训练”为名，由于原编为“军官大队”和“特别训练班”中的“囚犯”政治文化水平较高，国民党顽固派把他们作为进攻的重点，所以这里的斗争尤为尖锐复杂。1941年9月，“军士大队”从“集训总队”中划出，改编为“军士补充大队”，由第三战区政治部情报专员室少将专员张超担任，国民党当局出于反革命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囚禁，集中营也遍设全国各地，为了实行统一管理，加强法西斯统治，在重庆成立了所谓“中央战时青年训练团”，由著名特务头子康泽负责，各地集中营则一律改名为分团，故上饶集中营于1942年4月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分团部由三战区中将高级参谋卢旭任主任，张超任副主任，卢旭仅挂名，实际最高负责人仍是东南各省特务机关最高负责人的张超，地点仍设在上饶周田村。

　　集中营里设置了庞杂的反动机构，派来了大批特务和武装，对被囚的革命志士的管理与控制极为严密。同时，在周围设内外两层封锁圈。

　　集中营里“训练”的内容、生活安排和规章制度都是为罪恶的法西斯统治服务的，为了达到瓦解革命力量的险恶目的，对狱中革命志士施用怀柔政策和高压政策，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及惨绝人寰的酷刑。

　　1942年6月，日寇侵占上饶前夕，不战而退的国民党三战区机关及部队撤至福建崇安、建阳一带大山区时，集中营也随之转移到建阳县徐市镇。次年7月、9月相继迁移过建阳县回窑镇和崇安县（现武夷山市）老鼠排村，直至1945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上饶集中营解散，结束它的罪恶活动。

　　第二节 狱中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凭着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终于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开展活动有困难并冒着极大危险，然而，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必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斗争，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铁的组织原则。在狱中建立党组织，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需要，而且，许多非党同志和一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步人士都迫切需要得到党的领导，建立党组织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所以入狱不久，就建立了秘密党组织。

　　秘密组织的筹建方式是由党员中的骨干分子通过个别接触，与过去曾一起工作过，彼此有所了解，在集中营里又表现坚决的党员同志取得联系，组成秘密支部。然后，经过考察，逐步扩大组织，每个中队建立一个秘密党支部，每个分队选出一名委员，支委中选出一名支部书记（或称负责人）。分队以下各个班的共产党员成立一个小组，选一名党小组长。根据党的地下工作原则，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之间，支部委员与党小组长之间，党小组长与党员之间均为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联系的办法是利用服劳役、上课、出操、洗衣、吃饭、上厕所、睡觉等一切可以接触的机会进行交谈，简短迅速交换情况和意见，传达党组织的指示。

　　各秘密党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

　　一中队秘密支部核心成员有丁公量（原教导总队特派员）、汪海粟（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赵天野（教导总队干事）、张世杰（皖南特委秘书长）、陈安羽（教导总队干事）等；

　　二中队秘密支部书记沈韬（三支队组织科长）、委员有叶逢章（老一团特派员）；

　　三中队秘密支部书记李胜（原五团特派员），委员有曲再之（原留守处宣传股长，后叛变）、张文良（原三团特派员）、阮世炯（原教导总队干事）等；

　　四中队秘密支部书记肖正纲（原后方留守处主任），委员有史进（原新一团副官主任）、陈德荣（原军部参谋）等；

　　五中队秘密支部成员有陈茂辉（原军政治部民运部科长）、刘绪星（原军部特务团营长）等；

　　女生分队秘密支部负责人李捷（原教导总队文化教员），成员有纪培陵（原政治部文化教员）、戴庆哲（原三团服务团干部）等；

　　特训班三区队秘密支部书记陈念棣（原教导部队指导员），委员有胡永康（原政治部民运部组长）、杨立平（原教导总队干事）等；

　　改编为东南分团后的六中队秘密支部书记沈韬，委员有陈念棣、周奎麟、阮世炯等；

　　七峰岩监狱秘书支部书记徐锦树（原三支队五团团长）、王传馥（原三支队五团代理宣教股长）、陈子谷（原二支队敌工科科长）等；石底监狱秘书支部书记李子芳（原军政部组织部长），委员黄诚（原军政部秘书长）、徐锦树等。

　　狱中党组织建立后，首先对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和当前形势作了正确分析，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和历史的必然，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造成的；其次，严肃批判了党内对国民党顽固派存在幻想的错误思想，教育大家必须认清敌人的反动本质，要把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坚持主动，争取胜利；第三是向全体被囚同志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向瞿秋白、方志敏等无数革命先烈学习，向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英雄学习，树立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发扬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狱中党组织提出的口号是：

　　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做党的好儿女！

　　至死不屈，临危不惧，为革命增光，为历史争气！

　　服从组织，执行决议，警惕叛徒，严守秘密！

　　为了团结非党干部和非党人士共同斗争，七峰岩党支部又提出这样的口号：

　　反对国民党对抗日青年和爱国志士的残酷迫害！

　　一切革命者和爱国者都应挺身和敌人作斗争！

　　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

　　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狱中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秘密或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的，狱中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犹如在暗无天日的法西斯集中营里高高挂起的一盏明灯，使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们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与镇压的斗争中，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有策略的新阶段。

　　第三节 叶挺将军和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冯雪峰

　　一、叶挺将军

　　北伐名将叶挺，1927年任“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11日又到广州与张太雷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抗战开始后，任新四军军长。

　　皖南事变时，叶挺将军亲临前线，面对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临危不惧，冒着枪林弹雨，沉着指挥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抵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因弹尽粮绝，处境危急，又奉中共东南局之命，于1月14日叶挺将军毅然决定亲自下山与敌人谈判。但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不但不谈判，反而蛮横无耻地把叶挺将军及其随行人员全部扣留，并被送进上饶集中营，囚禁在李村监狱。

　　起初，国民党顽固派对叶挺将军（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进行无耻的拉拢诱降。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为叶挺特意摆设的宴会上，先对叶挺将军大肆吹捧奉承了一番，而后特别强调皖南事变是军纪问题，新四军违犯军纪，其责任应由项英负责，由共产党负责，与叶挺将军无关，并声称只要叶挺在一份早已写好的反对共产党和污蔑新四军的“宣言”上签字，蒋介石决定以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位“相屈”。叶挺将军对敌人这种公开无耻的利诱、劝降，不禁义愤填膺，当即拍案而起，严词斥责：“新四军为了顾大局，遵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移，违犯了什么军纪？新四军一贯抗日有功，人尽皆知，国民党当局也曾多次通电嘉奖。这次北上，完全是为了民族团结，抗日救国，又怎能说是叛变？如今大敌当前，你们不但不去抵抗，反而一味投降妥协，在国内，制造摩擦，背信弃义，暗害我军，真是国家的败类，民族的罪人！”“这次事变”叶挺将军继续说：“如果真是什么军令和军纪的问题，那么，我是新四军的军长，一切由我负责。至于新四军被俘官兵，他们是由我指挥的，不能负任何军纪的责任，我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将军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驳斥，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驳得顾、上官二人哑口无言。但敌人仍不死心，接着又以“识时务者为俊杰”，“尚请考虑前途，三思而后行”之类话相威胁，叶挺将军严肃而坚定地说：“你们还想劝降，还想威胁吗？你们看错人了，叶某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绝不会和你们同流合污的。”

　　不久，叶挺在狱中向蒋介石写了一个代电，严厉谴责反动派陷害新四军的滔天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派强加在新四军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无耻诬蔑，提出强烈抗议，并再次申明：新四军的一切问题，由他个人负责，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囚干部和战士。为避免劝说者的纠缠，表示自己的革命胸襟和坚定立场，他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这样的词句：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

　　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厚颜无耻的敌人还是派叛徒赵凌波企图向叶挺将军劝降。赵凌波原是新四军参谋处长，皖南事变后投敌。这次“奉命”来到叶挺将军囚房，还未开口，就遭到叶挺将军大声呵斥，叫他马上滚蛋。

　　“我对军长要有不忠实的地方，天诛地灭”，赵还来了个立正，叶挺将军看见这副丑态，更加激怒，陡然起来，抢上几步，啪啪打了叛徒几个耳光，并厉声说：“你，满身污臭，还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滚，马上滚开！”

　　国民党顽固派施展的一切阴谋诡计，在大义凛然的叶挺将军面前遭到可耻的失败后，改变了手法，从生活上加以折磨，克扣叶挺将军的伙食供应，宪兵特务的看守更严了，但坚毅刚强的叶挺将军，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示弱，常常向他们提出抗议，或当面痛骂他们一场。

　　在被囚期间，叶挺将军不但关心同志们的生活，而且十分关心同志们的思想动态，特别注重对被囚的同志的思想教育。他谆谆教导大家不要辜负党的教育，身处逆境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定意志。他帮助大家正确分析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形势，批判集中营特务们散布的希特勒必胜、苏联必败的谬论，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国民党顽固派采取软硬兼施的卑鄙手段都遭到可耻失败之后，又慑于叶挺将军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不敢公开加害于他，便于1941年8月，将叶挺将军押离上饶，又几易囚地，最后关进另一个杀人魔窟--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去了。

　　二、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冯雪峰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大肆搜捕。一夜间，浙江金华的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浙江妇女》杂志、《浙江潮》杂志社等进步文化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十多位革命同志被抓。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冯雪峰同志，一位进步青年以写信的方式转告。当时，国民党气焰嚣张，行动诡秘、卑鄙，对一切来往信件进行严密检查，凭着敌人一种反革命嗅觉，立即发现这封信有问题，于是派出三个便衣特务向冯雪峰的故乡浙江义乌县神坛村扑去。1941年2月16日，冯雪峰同志在家乡神坛村被捕，被押解到金华宪兵连，不久，又转押到上饶的宪兵第四团团部。

　　敌人立即对冯雪峰这位“要犯”进行了审讯。

　　“你是共产党，还不快说？”

　　“不是”

　　“你是新四军，什么时间去新四军的？”

　　“没有去过，我不是”

　　“你和金华抓来的这些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他们。”

　　“你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共产党一边的人。”

　　“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搞历史的。”冯雪峰同志随口编了一个履历，并立即向敌人反击。“你们不应当无故抓人，我要求立即放我出去！”

　　“那好，你说你不是共产党，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我们就放你”狡猾的敌人以退为进。

　　“笑话，我同共产党、新四军本来就没有关系，登这样的启事干什么？岂不可笑！”

　　冯雪峰严正的回绝，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审讯不能继续，然而，敌人并没有放人，没几天，就将冯雪峰同志转押到茅家岭禁闭室。

　　茅家岭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牢狱，敌人用惨无人道的各种酷刑、非人的生活，折磨着狱中的“政治犯”。冯雪峰同志到茅家岭不久，便染上了当时牢狱时常发生的可怕的“回归热”流行性疾病，连续不退的高烧，严重地摧毁了他的健康，终日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茅家岭监狱的特务所长卫俊立，是个阴险狡诈的家伙，他怕冯雪峰病死在他的监狱里，对他不利。于是，他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冯雪峰用担架抬到几里外的周田村，从此，冯雪峰又被囚禁在所谓的上饶集中营“特训班”里去了。这是1941年4月间的事。当回归热治愈后不久，接着又患肋骨结核病，病魔缠身的冯雪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然而，敌人并没有因此放松和间断对他的审讯和折磨。整日的苦工，累得他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身体更加疲惫不堪，回到牢房，因扑在高低不平的硬板床上睡着了，结果压坏了左胸的肋骨，伤口逐渐红肿化脓，疼痛难当，后因动手术，条件差，消毒不严，又使他感染了结核病，故引发的肋骨结核的疼痛在以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苦苦地折磨着他。

　　尽管敌人的酷刑、审讯、苦役以及疾病的折磨摧毁着冯雪峰的身体，却始终不能摧毁他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和对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就在他到集中营“特训班”不久，很快与王闻识、钟袁平、项甡等中共党员（后都牺牲在狱中）建立了秘密联系，经常互相交换意见，研究对敌斗争策略。

　　党组织关系建立不久，就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尖锐斗争。当时，国内外以至狱中形势都很紧张，敌人又乘机造谣惑众，革命队伍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如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斗争不够坚定等等。针对这一现象，冯雪峰以赠诗为名，在给战友的扇面上书写一首鲁迅先生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磬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借此激励难友，也表达自己忠贞不渝的浩然正气。

　　冯雪峰同志在狱中，拖着多病虚弱的身体，以他顽强的革命斗志，挥动着他那支犀利的笔向敌人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1941年5月间，特训班特务队长王寿山为了表现自己管教政治犯有方，向特务头子张超邀功，在特训班里办起了壁报，要冯雪峰等五人负责编辑。为此事，雪峰同志与几个党员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和研究，最后一致认为可以利用壁报这块阵地开展对敌斗争。壁报出来了，上面有歌颂自由、抨击黑暗的诗，有含蓄讽刺敌人的散文，还有漫画、科学知识小品等等。其中主要作品如《普罗美修斯偷火到人间》一诗，是借希腊的神话，鼓舞同志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进行不屈的斗争；《逆水行舟》一文是告诫大家在黑沉沉的监狱里，不能销蚀斗志，要勇往直前；《以不变应万变》一文则是叮嘱大家在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敌人面前，要沉着应付各种各样的不测风云，还有的文章观点明确，旗帜鲜明，驳斥有力，针对敌人的造谣污蔑“莫斯科已经失守，斯大林和希特勒和解了，中共失去了依靠”，作者在《世界往哪里去》一文中，理直气壮地指出：“莫斯科不是巴黎，斯大林决不是贝当”，壁报在狱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给敌人以有力的反击，给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

　　在狱中，同志们都知道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冯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对他非常尊重，有情况总是向他反映，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总是找他商量，要他拿主意。

　　雪峰同志虽然经常处在被隔离的状况下，但他对特训班同志们的斗争始终十分关心。1942年初，当雪峰同志知道敌人正在策划一个阴谋，企图强迫特训班的同志集体自首的消息后，便立即偷偷写了条子，转告地下党组织，对敌人的阴谋，必须顶住，就是要杀头也得顶住。当特训班的同志在接到冯的条子后，更坚决了反自首斗争的决心，不但拒绝签名自首，而且还联名书面要求敌人按期结束训练，敌人妄图诱骗自首的无耻阴谋彻底被粉碎了。

　　在敌人的枪口下越狱逃跑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这不仅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更需要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与支持，雪峰同志就是这样热情给予越狱同志以帮助和支持的人，他为越狱的同志想办法、找机会、解决路费、提供出狱后的联络地点等等，而全然没有为自己的严重后果设想过。雪峰同志在狱中写过一首题为《火》的诗，其中一段：

　　火！哦，如果是火！

　　你投掷在黑夜！

　　你燃烧在黑夜！

　　我心中有团火，

　　我要投出到黑夜中去！

　　让它在那里燃烧，

　　而它越烧越炽烈！

　　雪峰同志就是燃烧在上饶集中营漫漫长夜里的一团火，他和集中营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斗争火炬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堆熊熊大火，照亮了黑夜。

　　第四节 狱中的斗争

　　集中营设在上饶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1941.3-1942.6），被囚广大革命志士团结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周围，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斗争。

　　一、反怀柔斗争

　　上饶集中营打着军政训练机关的幌子，在第一期的“训练”中，国民党特务实行软硬兼施、怀柔为主的政策。企图通过各种“感化教育”的手段诱骗志士们自新变节、背叛革命。中共秘密组织首先抓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做党的好儿女”，“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为革命争光，为历史争气”等口号，教育大家站稳革命立场，不要上特务诱骗变节的当。志士们坚持革命气节，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怀柔斗争。

　　课堂斗教官。周田村的诸葛宗祠被改作大礼堂，每天都有专职特务教官或从外面请来的社会名流在这里上“政治课”，散布种种吹捧蒋介石、美化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攻击新四军的反动言论，以及胡诌“唯心论把人变成鬼，唯物论把人变成猴子”之类的奇谈怪论，用以毒害志士们的思想。志士们把教官的谬论当作谈笑资料，有时还直接驳斥这些反动言论。有个上校教官大骂共产党不要国家，不爱祖国，下课时被共产党、原新四军二支队敌工科长陈子谷叫住，质问他正在进行的苏德战争中共产党苏联保卫的是什么，问得这位教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特务头子张超训斥不该在课堂上“侮辱”教官，陈子谷又理直气壮以自己参加对日作战、抓到许多日军俘虏并亲自解送到上饶三战区长官部的事实，进一步驳斥了特务教官污蔑共产党不爱国家、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谬论。测验交白卷是课堂斗争的又一种方式。特务教官为检查“教育效果”，每过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政治测验。大都是如“中国只有一个政党，就是”之类的填空题，还有如“新四军有哪些祸国殃民罪行”之类的问答题，要求按平日教官所讲作答，等于诱骗大家填写悔过自新书，女生队秘密党支部组织被俘新四军女干部们交了白卷，其他队的志士也大都交了白卷，有的打个大叉，有的批驳教官的反动谬论。

　　反击特务“个别谈话”诱骗自新的“攻心”策略。“个别谈话”是集中营特务队长、指导员常用的一种“攻心”手段，每个被囚人员都被找去“个别谈话”。谈话时，特务队长或指导员先是夸你年轻有为，接着吹捧一通国民党、蒋介石，污蔑一通共产党、新四军，再接着就是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固执己见”，办理悔过自新手续，脱离共产党，“欢迎”到国民党里做事，“一定前程远大”等等。特务队长找共产党员、原新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丁甘夫谈话时，要他认清形势，“消除对国民党的误会”，抛弃共产主义，站到三民主义方面。丁甘夫用亲身经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深得老百姓拥护，自己参加新四军没有错。特务诱骗自新的阴谋破了产。

　　夺取宣传阵地。特务见志士们经常高唱《新四军军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制止不住，便组织大家唱国民党党歌，三青团团歌等反动歌曲，用以抵消革命歌曲的影响，逐步转变志士们的思想。志士们在特务领唱时要么张嘴应付，更多的是改动歌词反其意而唱之。年仅18岁的原新四军教导总队干事杨华年，唱歌时将原歌词“我们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员”改唱成“我们是共产主义的青年，民族的中坚”，被特务们听出，遭到毒打仍不屈服。特务原想让被囚人员自己编写稿件出墙报宣传反共观点，但志士们根本不理睬特务出的“新四军游而不击”，“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动题目，而采用隐晦含蓄、寓意深刻的写法，歌颂光明，正义即共产党和新四军；鞭挞黑暗，邪恶即国民党顽固派。共产党员、原新四军教导总队干事陈安羽写的受伤的山鹰与凶残的大灰狼搏斗的故事，寓意被俘新四军志士不屈不挠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共产党员、原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宣教股长赖少其画的《高飞》，铁丝网上空雄鹰飞翔，意即被囚志士向往自由。特务觉察到了问题，不久壁报便停办了。特务组织剧团，参加剧团的志士们拒演反共剧目，坚持上演抗日救亡的进步剧本如邵荃麟创作的《麒麟寨》，阳翰笙创作的《前夜》，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农村曲》等，两批志士先后趁外出演出之机集体逃跑成功，剧团解散。特务抽调被俘新四军志士组成的球队在上饶打败了许多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上的球队，群众称赞说“连打球都是新四军厉害”。几个主力队员趁外出赛球之机逃跑后，球队也只得解散。

　　二、反高压斗争

　　特务的怀柔政策失败后，便以高压政策为主，企图以残酷的迫害使志士们屈服。

　　上饶集中营集古今中外酷刑之大成，是当时中国最黑暗的地方之一。常用刑有十种，即：“金”（用钢针刺进肉体），“木”（棍棒拷打）、“水”（灌辣椒水）、“火”（用烧红的铁板烫身）、“土”（挖坑活埋）、“风”（冬天剥光衣服让寒风吹）、“站”（站在上下四周钉满铁丝刺的木笼里），“吞”（吞食跳蚤虱子）、“绞”（用绳索绑勒项颈）、“毒”（饭菜里放毒药）。此外还有别出心裁的“特别操”（顶着烈日或冒着严寒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跑，中间三步一下跪，五步一卧倒），“三点成一线”（靠墙立着，后脑勺，P股和脚后跟三点成一线紧贴墙壁，膝弯处放块砖头），“两腿半分弯”（两腿叉开、弯曲、脚跟离地，上体挺直，两臂向上屈伸，一连数十分钟至数小时不能动弹），“猴子攀桩”（将十指用细麻绳绑在上端开口的木桩上，在裂口处打进下尖上宽的木楔使木桩胀开，麻绳嵌入人的手指皮肉）等酷刑。

　　“肉刑折磨何所惧。数日还原又斗争！”志士们的诗句表达了顽强斗争的决心。在反高压的悲壮斗争中，共产党员们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原新四军三支队敌工科长吴惠生拒呼反共口号，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就是不呼。原三支队五团连指导员孙锡录半夜痛揍叛徒，遭到特务毒打，逼问狱中秘密党组织情况，他始终不吭一声。在共产党的带动下，许多非共产党员的革命志士也表现得英勇顽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事变被俘的越南华侨黄迪菲，因拒绝特务命令他写所谓“新四军叛国真情”的文章，寒冬之夜被罚剥光衣服跪在操场上，读《三民主义》。特务打断他的一根肋骨，他仍然不读。

　　被折磨至疾的志士，宁死也不屈服。原新四军机要员施奇，被俘时遭国民党兵轮奸致使下体糜烂，是用破门板抬进集中营的。特务要挟她先在悔过自新书上签字才治病，她断然拒绝，后被特务抬去活埋。十八岁的原新四军教导队文化干事张一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的独子，染上回归热几度昏迷不醒。特务要他在悔过自新书上签字才给打特效药“六0六”针剂，他将递过来的悔过自新书撕得粉碎，不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广大革命志士经受了残酷迫害的严峻考验，无愧于共产党员和新四军战士的光荣称号，有近200名革命志士在集中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女生队的斗争

　　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女同志，被敌人编成一个分队。她们在狱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坚贞不屈、英勇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

　　斗 张 超

　　在到达上饶集中营的前一天，女生队被押在八都镇。由于将近一个月来每天近百里的行走，加上每天吃不上两顿稀饭，饥饿、疾病、疲劳已把年轻力壮的革命战士拖得精疲力尽了。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可是她们仍粒米未进，滴水未饮，一停下，人就倒在地上，头昏眼花，两腿哆嗦，胃里直冒酸水。好容易等到天黑，伙房才送来几桶糙米饭。

　　在院子外面吃饭的男同志，由于人多饭少，有好些同志未盛到饭，在院子里吃饭的女同志把自己的一小桶饭省下一些，偷偷地送去给男同志吃。不料这事被特工们看到了，他们气势汹汹地跑过来，一边打一边骂：“饿鬼，瘪三，偏不给你们吃！”说着随手就把这桶饭统统泼在地上。男同志被激怒了，回骂道：“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你们自己吃饱了肚子却把我们饿着，女生队自己束紧裤带子，省些饭给我们，你们却把它泼在地上，是什么道理？”

　　女同志们真是气愤极了，有的说冲过去与敌人拼了。政治上较成熟的李捷等几位大姐说不能硬拼，要设法迅速与男生队取得联系，以便互通消息，联合起来，及时决定对策与敌人斗争。毛维青说男生队有认识的人，便立即与他们去联系。她很快写好了一张小条子，卷在钞票中间，乘队伍混乱之机一个个传递过去。毛维青的心紧张地跳动着，屏住呼吸，两眼紧盯着纸条，直到顺利地传到那位同志的手中。刚松了一口气，忽见值星队长曾龚生上前一把将钞票抢了过去，事情暴露了。缺乏斗争经验的毛维青，当时手发抖，脚发软，既愤恨，又懊悔，几位大姐安慰她，并严肃地对他说：“敌人肯定要来追查的。你不要害怕，如果他问你条子是哪个写的，你就说是大家叫你写的，如果敌人问你为什么要与他取得联系组织暴动，你就理直气壮地说吃不饱饭，还要挨打。要记住：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对敌斗争要坚定、顽强。敌人花样还很多，切不可上他们的当。”

　　果然不出所料，特务中队副当晚就带了宪兵把毛维青押到大队部。队部门口两边卫兵都上了刺刀，杀气腾腾。特工头子张超全副武装，三角皮带，高统皮靴，鹰钩鼻子下一撮小胡子，有一小绺头发下垂紧贴在前额的左边。他不但灵魂深处装满了法西斯的信念，外表也活像个希特勒。

　　队副一见他，“嚓”的一个立正。他见毛维青不行礼，打了她两个耳光，还踢了一脚。出人意外，张超却不动声色，向毛维青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原来还是个小孩子。”随即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把我抓来干嘛？”

　　张超故作一怔：“哦，你就是石岩，纸条是你写的吗？”

　　石岩是毛维青在集中营的化名。“是的”。她回答。

　　他见毛维青承认了，便乘势逼问：“条子是谁叫你写的？”

　　“条子是大家叫我写的。”

　　张超发出一连串的追问：你联系的是什么人？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写条子给他？你们企图怎样……毛维青就按大姐们的教导，像背书似地回答着。问不出一点新东西，张超突然恶狠狠地指着她的脸说：“你说大家叫你写的，我亲自去审问，如果大家不承认，当心你的狗命！”

　　夜深了，张超“不辞辛苦”亲临女生队。特务队长一声哨响，大家从草铺上爬起来，在门外迅速地站好队伍。原来他们根本没有睡，都在关心对毛维青审讯的结果。场上空气十分紧张，鸦雀无声。

　　“条子是不是石岩写的？”张超开门见山问道。

　　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过去了，没有人作声。毛维青心中有些急，但一想，可能大家是因为不了解她被审讯的情况，不好回答。这时张超发火了，一把把毛维青拖到 队伍的前面，说：“石岩，你看，怎么样？”

　　毛维青大声说：“是大家叫我写的。”月光下，她看到同志们点头会意了。

　　“是的，是我们大家叫她写的。”杨瑞年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接着黄兰等同志都一个个站出来说。

　　“你们为什么要写条子？想暴动吗？”张超还想耍耍威风，可是我们女同志绝不示弱，大家挺身而出，质问他：

　　“你们为什么不给饭吃？”

　　“为什么把饭泼在地上？”

　　“为什么动手打人？”

　　“我们有什么罪？抗日有什么罪？”

　　张超看苗头不对，装腔作势地训了顿就走了。

　　反 侮 辱

　　集中营那些特务中，有个叫唐湛然的，是四中队一个分队长，女生队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臭骨头”。此人自以为年轻英俊，平时军装笔挺，臀部向后翘起，宽厚的皮带把腰身束的细细的，走起路来扭来扭去。轮到他值星那天，挂着值星带，更是得意洋洋，全身洒遍了香水，象苍蝇似的在女生队里打转转，活像话剧《日出》里的胡四。

　　女生队里有一位漂亮姑娘，“臭骨头”想吃天鹅肉，一有机会就偷偷地挨近她身边，碰碰肩膀，嬉皮笑脸，假献殷勤。有一天，女生队在课堂听“报告”，“臭骨头”照例又溜到女生队跟前。他东张西望了一阵，发现四周没有同僚，便把手中捏着一个纸团迅速丢到那位女同志座位边。那女同志装作没看见，等着看“戏”。“臭骨头”一看那纸条还在地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嘘嘘地吹着口哨向那位女同志示意，可是她仍然不理。“臭骨头”真有点尴尬，拾起来吧，大庭广众之下怕人笑话；不拾吧，下课铃一响，被同僚们拣去也是难堪。“臭骨头”心存一线希望，又慢慢地挨过来轻轻地把纸团踢倒那位女同志脚边。这时，下课铃响了，大家站起来伸了伸腰，便纷纷涌出“课堂”把那封肮脏的“情书”踩得稀烂，连看都没人看一眼。

　　估计他痴心未死，女生队及时作了研究：如果他还敢进犯，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公开揭露他的无耻勾当。

　　过几天“上课”时，他又把条子丢在那女同志脚边，并用肩膀碰了她一下，那位女同志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用嘴示意要她拾起来，她故意装作不懂把纸条踢到走道上。他赶紧又把条子踢回来，并轻轻对她说：“给你的！”她思忖了一下，探身拾起条子随便瞧了一眼，不动声色地递给身边的同志。字条飞速地在同志们手中传来传去，大家看完“情书”，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课堂秩序顿时被搅乱了。

　　“你们女生队搞什么名堂？”讲台上的教官大声喊道：“值星官！你在干什么？赶快维持秩序，保持课堂纪律！”

　　“呵！”姓唐的慌忙应了一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女生队见时机已到，立即大喊起来：“报告！我们在课堂上拾到唐分队长给我们一个女同学的信。”

　　“念给大家听听。”男同志也轰动起来了。

　　于是，女生高声读起信来。姓唐的缩在墙角里，低垂着头直冒冷汗，狼狈不堪。大小特工也忙着一团，有的帮忙维持秩序，有的幸灾乐祸看同僚出洋相，有的做贼心虚站在一边不吭声。教官拍着桌大喊：“上课！继续上课！这件事调查后再说。”他企图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女生队却紧抓住这个机会，把特工们的卑鄙无耻行为全部揭发出来，要求追查责任，制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她们还警告特工：谁敢在女同志身上打主意，都是白日做梦，枉费心机！

　　这一堂课同志们成了教员，把敌特教训了一顿。

　　交 白 卷

　　经过几个月的“军政训练”后，特工们为探测一下“感化”程度，特地举行了一次课堂测验。

　　这一天，全体男女“学员”都被集中在大课堂，宪兵们个个手提盒子枪，走来走去。张超亲自督考，各队大小特工也全都来了。

　　大家也有些紧张，虽然预料考卷中一定会玩把戏，但究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却也心中无底。

　　考卷由教官发给各队队长，再由队长分发到同志们手中。翻开卷子一看，全是些十分简单的是非、填空、问答题，但题题都有鬼名堂。如果照答，就等于填写一张自首书：承认中国只有国民党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承认新四军违反军纪，承认自己都走错了路，犯下了滔天大罪，并表示悔过自新。

　　同志们正在低声议论时，秘密地传递着一张纸条：“挨时间，交白卷。”多么巧妙的斗争方式啊！大家故意装作托腮思考，或把铅笔掉过头来划得沙沙作响，督考官还以为在动脑筋写答案哩。过了许久，队长们走到大家身边一看，一字未写，便焦急起来。中队长曾恭生威胁说：“快写呀，这么简单的题目，还用得着那样费劲，中国还不就只有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吗？你画上‘+’字不就行了！你们如果搞什么名堂，回去当心狗命！”看他的神情，真想代笔答卷了。

　　下课铃响了，同志们交了卷。曾恭生一张又一张地翻阅，却找不到一份写了字的卷子，气得两手发抖，一声不吭，哨子一吹，把大家带出“大课堂”。路上，秘密党支部又传来了指示：“回去定有一场风波，要沉住气，坚持斗争！”

　　到操场后，队伍整理好。曾恭生首先把他认为是顽固分子的几个同志叫出去，一个题一个题的逼问，可是回答的都是“不知道”，把他气得足足骂了半个多钟头，接着又罚大家跑步。同志们想，跑就跑吧，反正你也得跟着跑，看看谁胜谁败。嚓！嚓！嚓！同志们的脚步比任何时候都整齐有劲，谁也没有掉队，一直跑了半个钟头。跟着跑的曾恭生累得直喘气，忙叫立定。他又一个个点名答题，同志们还是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又把他气得叫跑步。跑呀，跑呀，跑呀，累得他实在吃不消了，接二连三地发出“齐步走”、“立定”的口令，大家都置之不理。还是嚓、嚓、嚓地跑下去。就这样跑了两个多钟头，天黑了，月亮爬上了树梢，星星也出来作伴，曾恭生累得精疲力尽，只好用训话结束了这场风波。可是同志们却精神饱满，个个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罢 工

　　女生队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二十平方米，砌了两条长土炕，算是睡铺。二十个人，挤在炕上，连翻个身也十分困难。垫的是几张破草席，盖的是破烂不堪、虱子密密麻麻的臭棉絮。

　　一天早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哨音，值星官传达“命令”：今天停止出操，不上课，大家立即动手整理内务，打扫环境。具体任务是粉刷墙壁、重砌泥炕、平整操场、布置课堂，以及出墙报、贴标语等等。原来，中队刚接到大队的通知，明天三战区长官部有要人来军官队视察。这批大小特工，为了向他们上级献殷勤，显示训练成绩，都纷纷忙碌起来。

　　下午，徐韧同志和大家一起被迫到火一般灼人的太阳底下去挖土抬泥。这位年轻、活泼、参军不久的大学生，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皖南事变中，敌人夺去了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音乐家任光同志的生命，她自己头部也受了伤。阶级仇恨的怒火，在徐韧同志心中燃烧。正当她抬完泥回牢房怒冲冲刷墙的时候，曾恭生存心不良地挨近她身边，拉拉扯扯的。徐韧一把推开他，厉声斥责道：“放规矩些，我们不是好惹的！”同志们闻声回过头来。曾恭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臭婊子，土匪婆，有什么了不起！”徐韧同志发火了，随手拿起小板凳，朝他脑袋直扔过去。曾恭生吓得把头一低，踉踉跄跄几乎栽倒，小板凳从头上飞了过去。

　　“臭婊子，我非给你点厉害看不可！”曾恭生大发雷霆，立即叫来宪兵，把徐韧关进了中队部的小禁闭室。这禁闭室原是老百姓的谷仓，面积只有一平方米，高不过一丈，只开了一个碗口大的小洞，里面堆着烂物品，空气污浊，霉气冲鼻。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伤后身体虚弱的徐韧怎能经受得住呢？

　　“必须立即营救徐韧同志！”同志们群情激愤，商量发起一场营救斗争。先由班长去交涉，限队部十分钟内释放徐韧，否则同志们就立即罢工，并捣毁牢房的一切设施。

　　班长李捷同志，政治上成熟、老练，善于对付敌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她在敌人面前装得老老实实政治上假装糊涂，因而被敌人看中了当班长，这对斗争是非常有利的。当她找曾恭生谈判的时候，大家故意示威高喊：

　　“要求释放徐韧同志！”

　　“不释放徐韧，我们决不做工！”

　　愤怒的吼声，把特工们吓坏了。“集合！”特务女分队长吴德光哨子在房外吹，女生队员就跑到屋里；哨子吹到屋里，大家就索性往炕上一躺不起来。

　　十分钟过去了，李捷暗示大家破坏牢房。大家立即行动，转瞬间，土炕倒塌了。墙上挖出了无数窟窿，打上了黑黑的脚印，蒋介石的像和标语也被撕得粉碎。

　　按照计划，班长装白脸，于是李捷同志故意调解说：“明天长官部要来人参观，房子破坏了，人家看了不像样子，大家还是赶快收拾收拾，让我再去中队部要求一下。”

　　“不行！一定要释放徐韧，我们才复工！”同志们故意提高嗓子叫喊。特工们怕事情真的闹大了不好办，吴德光来到女生队面前说：“你们立即复工，我请求中队长马上把徐韧放出来。但徐韧打长官，一定要向中队长赔罪。”

　　她的话音未落，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叫起来：“徐韧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赔罪？”“你们自己不要脸侮辱我们女同志，他应该向徐韧赔罪！”“只许你们打人不允许我们还手吗？没有打到还算他运气呢！”

　　吴德光露出了一副凶相，喝道：“别吵吵嚷嚷的！你们想怎么样？”她逼上前一步，还想发发雌威。

　　可是同志们声音更高：“怎么样！废话少说，不要挨时间，立即释放徐韧！今后叫曾恭生放规矩些，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特务被迫放出了徐韧。她刚走出禁闭室，同志们就一涌而上，热烈地拥抱着她，把她高高抬了起来，不断地欢呼：

　　“乌拉！”

　　“我们胜利了”！

　　四、暴动斗争

　　囚于集中营的新四军志士，多次酝酿通过集体越狱暴动重返新四军，继续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战斗。1941年5月，原囚皖南特训处的30几名新四军干部，在押送上饶集中营途中就准备暴动，但因国民党卫兵有所察觉加强戒备而未能举事。10月，三中队秘密党支部酝酿中秋节全队暴动，由于叛徒出卖而流产，尽管多次受挫，但志士们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周密计划，等待时机，终于成功地举行了闻名全国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

　　茅家岭暴动194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浙赣铁路线上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日寇长驱直入，形势险峻。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顽固派对“囚犯”的折磨和摧残更加疯狂，屠杀和死亡更加严重地威胁着狱中的革命志士们。

　　狱中党组织针对当时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争取主动，冲破樊笼，重返抗日前线，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组织暴动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进行讨论与研究。当时，大多数同志都赞成，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种意见是等，认为我党参政员正在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参政会，寄希望于国共关系缓解，时局好转，等待获释；另一种意见是难，认为我方力量薄弱，监狱戒备森严，敌人武器精良，暴动后很难逃出敌人魔爪。还有一种意见是忧，认为暴动是必要的，胜利也许是可能的，然而暴动胜利后带来的是敌人对尚在集中营的其他同志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迫害与屠杀，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纠正了那些错误看法和不恰当的意见，在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坚定信心的基础上，最后作出了武装暴动的决定。

　　为了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和指挥越狱时的行动，经酝酿，一致同意并推举由王传馥、宿文浩、陈子谷、吴惠生、李胜等五人组成的暴动委员会。

　　暴动委员会在研究暴动的具体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下手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暴动胜利的关键在于把握主动，所以，暴动委员会提出了“第一秒钟武器落在谁手里，谁就胜利”的战斗口号。号召同志们在暴动时必须英勇顽强，迅速勇猛，尽快地将敌人的武器夺到手。其次是暴动时机的选择问题，暴动委员会认为只有利用敌人的空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以弱制强。

　　接着，暴动委员会还对暴动时力量的部署、行动步骤及冲出监狱后，投奔方向和路线等问题都作了周密的研究与决定。

　　1942年5月25日，暴动时机到了。

　　这一天上午，卫兵排长带着两个班长到连部开会了，特务管理员“王八”又带着几个卫兵押送囚犯去了，监狱里的两个头儿都不在，暴动委员会的同志紧抓这个大好时机，带领狱中早已作好充分暴动准备的同志，只听一声“冲啊”的命令，如猛虎下山，似疾风暴雨，砸碎铁锁。全部冲出牢门，击倒卫兵，抢夺了武器，直向南山方向狂奔而去。

　　参加暴动的26名同志，除冲出后失散五人，王传馥、钟运平为掩护同志受伤外，其他同志都胜利冲出了黑狱，并按暴动委员会的原定计划，越过敌人的三十里封锁圈，星夜兼程，向武夷山区仙霞岭--闽北老革命根据地前进。

　　赤石暴动 赤石暴动是茅家岭暴动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成功的集体越狱暴动。

　　1942年4月，在第二次编队后，国民党顽固派称之为“政治顽固队”的第六队被监狱管得更加严密。不久，传出集中营将转移福建的消息，5月又传来茅家岭越狱暴动的喜讯，使狱中同志精神为之振奋和鼓舞。当时的客观形势是，日寇开始向浙赣线进攻。战局非常紧张，国民党顽固派忙于逃命，兵力分散，这对集中营举行暴动是个有利条件。

　　经六队秘密党支部研究决定举行暴动。同时，决定支部负责人沈韬、陈念棣、周奎麟、阮世炯等同志为暴动的领导核心；并确定由王羲亭同志担任军事总指挥；各区队也指定了负责人。支部强调指出：在暴动时，必须做到统一指挥，集体行动，反对个别分散脱逃。并提出了“我们要自由，只有冲出去！”的斗争口号。

　　支部对暴动地形和时机的选择作了周密的研究，针对这次全体集体暴动，人数多队伍长的特点，暴动时必须选择一个比较开阔并且附近有隐蔽的地方，以利队伍暴动时能迅速展开，并可很快跑进隐蔽地，避开敌人的火力射杀，减少伤亡。

　　暴动时机，原则上确定在刚出发、途中休息、通过障碍物及中途宿营等四种情况下动手。为了统一指挥，行动迅速，明确规定了四种信号：即预备信号、决心信号、动作信号、撤销信号，各种信号都有具体内容和要求。暴动具体计划决定后，党支部利用各种机会，分区队进行秘密传达，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号召全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战斗。

　　同年6月7日，日寇逼近上饶，早被吓得心惊胆颤的国民党顽固派文武百官都仓皇逃命去了，上饶集中营也奉命立即南迁。

　　国民党顽固派在押送这批手无寸铁的革命志士途中，不仅荷枪实弹、重兵监守，而且还宣布了“行军枪毙”的纪律，即：擅自离队者，枪毙；交头接耳者，枪毙；掉队者，枪毙；随便乱动者，枪毙；随便喧哗者，枪毙。

　　两天后，到达铅山石塘，顽固派以“整顿军纪”为名，将六队的周奎麟、郭声、伍国才、唐金虎、王铁夫等五人突然扣押，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行动计划，然而，这五位同志临刑不屈，拒不招认，严守秘密，确保了暴动的顺利进行，而五位同志都被单独看押，捆绑着继续赶路，也未能参加暴动，最后在顽固派的赤石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在顽固派“整顿军纪”的六天里，支部进行了秘密研究，指出全队暴动的方针不变，再次强调集体暴动，反对个人逃跑，并作出实行夺枪暴动的决定。

　　六月十七日下午四点钟，行军到达福建崇安县赤石镇，其地形环境是这样的：这里有一条一百多米宽的大河，河的对面有一块宽敞的丘陵地，在群山中间，巍然屹立着一柱长着参天古木的山峰，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形，行军队伍需渡河后继续行军10里，才到当天的宿营地--下梅。

　　支部借休息的机会，又秘密进行了一次集体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地形、时机都十分理想的暴动机会，必须马上行动。

　　傍晚时分，排在最后的六队开始渡河，当六队中最后一船队员登岸时，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羲亭同志发出洪亮、有力的喊声：“同志们，冲啊！”于是全队战士迅速成扇形散开，拼力跨过水田，跑上山坡，向武夷山脉奔去。

　　当宪兵、特务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慌乱放枪的时候，战士们早已远离敌人的火力圈，钻进了大山密林中。获得自由的革命志士们，在河对面的一个最高山峰汇合，相见后彼此激动得相互拥抱，热烈欢呼暴动取得成功。